歷史上的道德立法

『壹』 利用中國法制史所學的知識分析3、論述中國古代社會中法律與道德之關系。

要分析法律與道德的關系，必須先理解道德的含義。籠統的說，一提起道德，人們毫無疑問的會將它與善良，美麗，正義，光榮等聯系起來，和法律一樣，也作為調整社會關系的一種方式，通過社會風俗，人們的內心信念來實行。所以將道德理解為調整人與人之間和人與社會之間關系的行為規范的總和。

道德作為一個完整的概念，根源於風俗和習慣，在原始社會，人們生活在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氏族社會中，氏族成員之間主要靠風俗習慣調整的，從食物分配到婚姻締結，都體現了風俗習慣的積極作用。然而隨著社會生活的復雜化，社會關系愈變得復雜，單純的靠風俗和習慣已不可能完全調整，因此道德便產生了，所以道德的產生並不是抽象的來源於人們的內心，更不是來源於宗教神學，而是在一定的物質基礎上產生的。哲學上將道德劃入上層建築，是維護本階級經濟基礎的，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以習慣風俗和道德去調整全部的社會關系已不可能，社會需要更有力，更廣泛的標准和規范去調整，法律便應運產生。法律的出現，並不是意味著社會關系的調整不再依靠道德，法律在調整方式，調整范圍上也有著局限性，道德仍是調整社會關系的重要手段。法律與道德彼此都對社會關系的調整具有重要作用。

道德作為調整社會關系的一種方式，與其內容和特徵是分不開的。單從其內容上講，道德具有價值性。價值，即善，美，正義，光榮，公正等，這是道德最高層次的內容，也是評價人們意願和行為分得最高標准[1].西方法學中，自然法學派以價值分析的方法研究法律，探尋法律時，便更多的將其與道德聯系起來，可見道德對法律的評價也具有重要的作用，這也是道德與習慣的重要區別，看二者是否有價值評價的作用。

道德除有價值性以外，還具有以下特徵，第一，道德具有階級性。不同的階級具有不同的道德，比如，美國的獨立宣言所表達的北美資產階級對英國統治的道德批判，共產黨宣言所表達的工人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道德批評等，都深刻地體現了不同階級道德對立。第二，道德具有物質制約性，前面提到道德的產生和物質基礎是分不開的，它是由社會物質基礎決定的，物質基礎的變更與發展，道德的性質與內容也相應發展和變更。第三，道德具有共同性，主要體現其內容上，因為道德所具有的正義，善良，美麗等內容符合人們的價值觀，能夠為人們所普遍接受，比如，尊重人的尊嚴與平等，保護環境，互相尊重，拾金不昧，互相幫助等，隨著人們在經濟，政治，文化等各領域交往日益密切，道德的共同性也會更加的集中。

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主流意識，中國法律史的過程實際上就是儒家化的過程，因此，法律和道德的關系也就體現在儒家思想中，因此儒家思想中「德主刑輔」的觀念也就體現在中國後世的法律中。例如，孔子認為，好的法律體現一種仁愛精神，另外，它必須起到維護孝道的作用，他所說的「父為子隱，子為父隱」即是對抗當時株連親屬的非人道法律原則的，強調了血緣親情及孝道的價值。?漢律?中的「親親得相首匿」的規定，即把「父為子隱」的道德法律化。荀子說：故非禮，是無法也。（?荀子·修身?）。禮，就是道德，意思是說，不合乎禮的法律就不是真正的法律，也就是說真正的法律必須體現一種道德精神，這種道德精神就是「禮」，因此中國封建法制便是一種禮法。

在西方，不同於中國。中國是農業大國，能夠自給自足，然而西方民族眾多，彼此相鄰，各國聯系主要靠商業，西方的商品經濟十分發達，因此調整商品經濟領域的私法便十分發達。人們更希望能夠在一個自由，平等，公平的環境下自由生活，因此，具有自由，平等，公平精神的道德便推動了法律向這一方向進化。例如，美國法學家博登海默說：在不公平競爭中，近年來由法院和立法機構所進行的一些改革，必須歸因於道德感的增強和提升，以及由此而盛行的這樣一種觀念，即商業社會必須依靠比道德譴責更為有效的保護手段才能抵制某些應受指責的毫無道德的商業行為。此外，在欺詐性廣告領域方面也有了一些新的發展[2].他認為，一些商業道德是應該賦予法律強制力的。一個最基本的民法原則或商法原則，將一種道德義務轉化為法律義務，因此，從西方法律與道德的關系看，西方的法律進化是成功的，至今為許多東方國家所借鑒。

前面，我們談論到中西方法律與道德關系不同的發展模式，那麼法律與道德具有什麼樣的關系呢？首先表現在法律與道德的一致性，即目的相同，法律與道德同時作為上層建築，受經濟基礎的制約，同時又都具有一定的獨立性，歷史性，它們都是為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調整社會關系的重要手段。其次，法律與道德在功能上相輔相成，法律與道德同屬於社會精神文明範疇，都是調整社會關系的途徑，它們在不同的環境下作用也不相同。以我國為例，在歌舞昇平的和平年代，統治者一般比較重視道德的作用，以感化被統治者，然而在暴亂的年代，統治者會更多的採用法律手段來鎮壓反抗，可以看出道德是法律的基礎，法律是道德的屏障，法制不健全，社會秩序紊亂，導致道德淪喪，反之，如果法律公正嚴明，平等，同樣也可以促進道德教化作用，同時，法律對道德的實施也起到輔助作用，道德通過社會輿論和個人信念保證法律的遵守，同時也可促進司法和執法的公正。道德是預防犯罪的手段，刑罰則是事後的懲罰，道德教育的宣傳也可減少犯罪率。一般來講，違法犯罪的人，有的雖然法律觀念不強，但更多的是道德淪喪如殺人，搶劫，縱火等犯罪，大多沒有人權觀念。盜竊的犯罪大多是想不勞而獲，而貪污，瀆職等是沒有社會責任心或職業道德。

法律與道德的關系還表現在內容上的趨同。前面，已經提到最早的法律是由道德演化而來，現在，法律與道德相互獨立，但法律仍然以道德為基礎，法律將道德規范轉變為法律規范，把積極的道德標准規定為法律應遵循的准則。如，民法中的誠實信用原則，以及前面論述到的商業中發不正當競爭原則，公平原則，尊老愛幼原則，這樣原本體現在道德中的義務通過立法予以實現。同時，法律也將某些消極的道德義務通過立法的形式禁止，如禁止詐騙，作偽證，貪污受賄等，違反這些道德，也就違反了法律。因此，一般人僅憑道德常識就可以知道哪些是犯罪行為，哪些不是犯罪行為，不能總是以法盲來解釋犯罪的原因，大多數犯罪更是道德淪喪。另一方面，某些法律規范反過來也是一種新的道德規范。如「不許闖紅燈，禁止違章建築，相鄰關系等也是一種社會公德。法律禁止黑市交易，禁止不正當競爭，禁止出售假冒偽劣商品，遵守這些規定也是一種商業道德。

法律與道德雖然有密切的聯系，甚至某些方面具有共同之處，但二者畢竟屬於不同的上層建築，不能將法律完全等同於道德，當然道德也不能取代法律，如果把所有的道德原則轉化為法律原則，那麼法典便成了道德法典，這恰恰不利於人類的進步，因此法律與道德有著本質的區別。

第一，法律與道德產生的歷史與方式不同，從產生的歷史過程看，法律是人類社會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原始社會沒有法律，而道德風俗則存在於人類社會的各個歷史時期，任何社會都有的行為准則，另外，道德隨民族，種族，宗教，習俗的不同而不同，而法律在一國或一定區域內，則是統一的，從他們產生的方式看，法律是通過國家立法機關制定修改和廢止的，只有掌握國家政權的階級，才能將本階級的意志轉化為具有國家強制性，普遍約束力的法律。而道德則是由人民長期的生活習慣轉化而來，法律通過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而道德更多的依靠社會輿論和人民內心的信念良知來遵守[3].

第二，法律與道德適用的范圍不同，法律是劃分罪與非罪，合法與違法的標准，道德則主要是劃分善與惡的界限，這兩種界限在一定的范圍內可以互相重疊，也可以互相獨立，有多種情況：（1）道德所否定的法律也是禁止的。如殺人，放火，投毒等一系列犯罪行為。（2）某些道德規范不否定，而法律則是禁止的。如過失犯罪。（3）道德規范所肯定，而法律則是禁止的，如在封建社會哈姆雷特式的人物，或是反抗統治階級的惡法。（4）道德上不提倡，法律卻許可，如：離婚，但是如果一個人長期受家庭暴力迫害而提出離婚，現代法律和道德都是支持的。

綜上所述，法律與道德所調整和適用的范圍，有相互重合的部分，也有相互矛盾的部分，單就與道德相關的法律而言，這一部分一般只是「最低限度的道德」，遵守這些法律規定，是道德的起碼義務，但是法律不幹預或是無法干預道德可以干預。如個人操守品質或是人際關系，從這個意義上說，道德適用的范圍比法律廣。那些與道德無關的法律，非道德所能調整，只能由法律調整。如新崛起的經濟法律，行政法律，環保法，有的只是程序性的規定，與道德關系較少，或是沒有關系，這些法律不像刑法那樣僅憑道德就可以判斷，因此，從這方面看，法律所調整的范圍比道德廣。當然，在調整人與自然的法律中，如環保法，並非完全與道德無關，由於環境的污染，生態平衡的破壞，人對自然的態度被認為是一個新的道德問題。如亂砍濫伐，大氣污染等行為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也為道德輿論所譴責。總之法律和道德都隨人類生產生活所需要的發展，調整的范圍日益擴大。最後，後果不同，違法道德無非引起兩種後果，一是懲罰，在原始社會沒有法律，只有道德風俗習慣，原始社會人們自然部落都會形成一些禁忌，他們視違反禁忌為罪，對違反者往往施以各種各樣的懲罰，如懺悔，驅逐。二是良心的譴責和社會輿論壓力，每個人的良心承受能力是不一樣的，如果個人不存在這種良心，甚至無視社會輿論，那麼道德規范自然無效。例如，面對一個落水者，一個人有能力搶救而不去實施搶救，如果他認為自己的行為並無不妥，那麼道德對他而言就失去了作用。有時候個人的良心不能認識到自己的行為是不道德的，而在另一時期，而在另一時期又意識到自己的行為是不道德的。而法律則不同，它以國家強制力做後盾，當個人實施了違法行為，並不必考慮違法主體的承受能力，只需根據准則適用法律，做出評價而已，違反法律就要承擔法律後果，受法律制裁。道德與法律的區別並非完全在強制力的有無，道德的強制力，可以藉助社會無形的壓力，迫使人民履行道德義務。

法律與道德的區別說明，法律不是萬能的，保障法律實施的強制手段也不是萬能的。法律其固有的局限和短處，需要由道德輔助和補充，我們要充分利用法律與道德兩種機制加以調整，以形成和維護有序高效公正自由博愛的社會生活方式[4].

人們通常會認為，法律與道德的一致性，個人違反了法律也就違反了道德，但法律與道德的關系並非如此簡單，他們固然有許多相同點，但畢竟二者性質不同，受民族歷史等因素的影響，表現最強烈之處就是二者的價值沖突。

從中國歷史上看，法律與道德的沖突表現尤為劇烈，而對這一沖突的解決往往是法律屈從與道德，在《後漢書》中記載這樣一個案例，橋元任齊國丞相時，一孝子為父親報仇而殺了人，被囚與獄中，橋元得知此事，為其孝行所感動，欲將其釋放，但尚未辦理此事，主管此案的縣令，路芝依法論罪把殺人犯處死了。橋元一氣之下便把縣令殺了，理由是縣令為官酷暴，此案實在耐人尋味，依法辦案的縣官成了罪犯，被處以死刑，而殺人犯卻成了應受寬恕的孝子，受到同情。在道德與法律的天平上，人民明顯的把情感的砝碼加到了道德的一邊。還有一案，在民國時期，烈女施劍翹的父親參加直奉戰爭，不幸被孫傳芳所俘，孫傳芳殘忍的殺害了他。時年，二十歲的文弱女子施劍翹立志報仇，精心策劃，終於於1935年在天津將孫傳芳擊斃，然後從容自首。當時的社會輿論無不同情她的行動，一些社會名流如馮玉祥，李烈鈞，於右任等紛紛聯名上書，要求法院赦免她的罪行。看來道德高於法律的傳統一直在中國根深蒂固。今天有關「大義滅親」的案例也反應了道德的沖突。而在古代，這種沖突是不存在的，今天的法律是不允許大義滅親的，即使這樣，大義滅親往往是法官量刑時酌定從輕的情節。

而在西方有時候卻恰恰相反，人民追求法律的正當性高於道德，而走向極端。如著名的辛普森殺妻案中，所有的證據和殺人動機都能證明是辛普森乾的，就是因為警方取證不合法，違法程序法，而且現場所發現的兇手的作案手套與辛普森的手的型號不一樣，法庭判辛無罪，雖然「合法」但卻為社會道德所不容。

法律與道德的沖突是必然的，它受多方面影響，有時社會也發展的同時，道德亦隨之發展，但法律卻相對滯後，容易產生沖突。再者，一國移植他國法律，造成現在法與原來的社會道德相沖突，但歸根到底，我認為法律與道德之所以會沖突，就是因為二者是完全不同的社會形態，他們固然有一致的一面，但他們的價值並不是一一對應的，如果是一一對應的，那麼法律與道德就會沒有區別，就像前面所講，法典會變成道德法典，社會沒有強制力的約束，陷入混亂。

法律與道德的價值沖突是必然的，雖然不能完全消滅這種沖突，但盡量應將這種沖突降至最低。首先，道德的建設應與法律的建設同步進行，在立法改革中考慮道德因素，使法律不偏離道德主流。其次，在移植法律過程中，注意與本民族國情相結合。再次加強法制宣傳使民眾的思維從道德層面升至法律層面。

因此，怎樣是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才是最關鍵的。法律所體現的道德為廣大人民群眾所接受，道德又具有法律的性質為人民所遵守，才是對法律與道德關系最完美的詮釋。

『貳』 道德與法律相沖突的歷史典故

縱觀中國古代的「禮」與「法」的關系，道德法律化與法律道德化的嬗變過程表現出如下特點：1、儒家的「仁、義」思想是「禮」與「法」嬗變的基礎。儒家的思想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中一直居於統治地位，其對當時中國的法律發揮著重要影響。「三綱五常」等儒家禮教是中國古代正統道德的一般原則。法律與道德發生沖突時，自漢唐始便以法律的讓步來解決：法律公然規定了「親親得相首匿」的制度，公然破壞了自己的尊嚴而開方便之門。這就是中國古代人的選擇。2、社會經濟狀況的發展是「禮」與「法」嬗變的條件。經濟的發達是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同時也是人類向更高文明邁進的前提。中國古代的法律史表明，經濟的興衰與法律的道德性直接相關。經濟發達時期，人們對社會的道德要求較高，同時自身也表現出較高的道德水準，因此這時的法律體現著更廣泛的道德。與此相反，經濟蕭條時期，人們的道德表現較之以前欠缺，社會總體道德水平也下降，這時的法律就缺少道德的教化。3、維護封建皇權是「禮」與「法」嬗變的核心。不管法律與道德誰主沉浮，二者都要以維護封建皇權為其首要考慮，這也是階級社會道德與法律所不可逃脫的命運。4、權力階層的態度是「禮」與「法」嬗變的關鍵。申言之，「出禮入刑」即道德的法律化，要求道德須是符合權力階層意志的道德；重「禮」守「法」即法律的道德化，要求法律須是權力階層內化為其自身道德的法律。
法律是以權利義務為內容的，一般要求權利義務對等，沒有無權利的義務，也沒有無義務的權利。而道德一般只規定了義務，並不要求對等的權利。比如說，面對一個落水者，道德要求你有救人的義務，卻未賦予你向其索要報酬的權利。向被救起的落水者索要報酬往往被視為不道德。
道德與法律又是相互聯系的。它們都屬於上層建築，都是為一定的經濟基礎服務的。它們是兩種重要的社會調控手段，自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來，任何社會在建立與維持秩序時，都不能不同時藉助於這兩種手段，只不過有所偏重罷了。兩者是相輔相成、相互促益、相互推動的。其關系具體表現在：
1、法律是傳播道德的有效手段。道德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社會有序化要求的道德，即一社會要維系下去所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如不得暴力傷害他人、不得用欺詐手段謀取權益、不得危害公共安全等；第二類包括那些有助於提高生活質量、增進人與人之間緊密關系的原則，如博愛、無私等。其中，第一類道德通常上升為法律，通過制裁或獎勵的方法得以推行。而第二類道德是較高要求的道德，一般不宜轉化為法律，否則就會混淆法律與道德，結果是「法將不法，德將不德」。〔15〕法律的實施，本身就是一個懲惡揚善的過程，不但有助於人們法律意識的形成，還有助於人們道德的培養。因為法律作為一種國家評價，對於提倡什麼、反對什麼，有一個統一的標准；而法律所包含的評價標准與大多數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一致或接近的，故法的實施對社會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2、道德是法律的評價標准和推動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補充。第一，法律應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沒有道德基礎的法律，是一種「惡法」，是無法獲得人們的尊重和自覺遵守的。第二，道德對法的實施有保障作用。「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執法者的職業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識、道德觀念的加強，都對法的實施起著積極的作用。第三，道德對法有補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調整的，或本應由法律調整但因立法的滯後而尚「無法可依」的，道德調整就起了補充作用。所以單一的法治模式或單一的德治模式不免有缺陷；同時，法律與道德又是相互聯系的，在功能上是互補的，都是社會調控的重要手段，這就使得德法並治模式有了可能。
法律與道德因存在差別而有不可調合之矛盾，同時又因二者之間的聯系使矛盾之協調成為可能。
道德法律化使社會規范系統中道德與法律的結構趨於合理，以實現系統本身的功能優化。通過立法確認某些道德標准為法律標准。

法治的理念來自西方，德治則來自中國傳統法文化，兩者的結合順應了尋根意識與全球意識相結合、民族性與時代性相結合的潮流。當我們執著於法律的繼承於移植、法律的本土化與國際化的探求、迷惘、思索的時候，請讓我們把視角拉到社會調控這個高度上來。我們會頓時眼前一亮，耳目一新，發現西方的法治精神對我們進行征服的時候，傳統的德治精神正在歷史深處遙遙呼喚。應該指出的是，西方的法治，盡管並不排斥道德，但無疑在宣揚法律至上的同時有意無意地忽略了道德，西方社會普遍存在的情感危機與道德淪喪就是明證；傳統的德治卻是主張德主刑輔，法是德的附庸，貶抑了法的作用，也與時代的發展不相適應。所以，對二者都要加以揚棄和改造，抽取各自的合理內核，進行結構重組，建立全新的德法並治的二元製法體制。

『叄』 歷史上因為違反法律而由於道德因素被無罪釋放的例子

淮南王劉長，為母復仇殺審食其。免罪

『肆』 道德的主要作用是什麼 道德與法制的主要區別是什麼 舉個例子...

大學生考思修嗎
社會主義法律和道德的關系
一、社會主義法律和道德具有共同的性質、任務和目標。
1．有著共同的指導思想和階級本質。
思想：都是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為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的，都是我國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共同意志和利益的體現。都是為人民服務的，為社會主義服務的。
2．社會主義法律和道德有著共同的任務和目標。
二、社會主義法律和道德的互相配合、互相促進和互相補充關系。
1．社會主義法律與社會主義道德的互相配合、互相促進關系主要表現在：
①法律和道德都把公民素質的重要內容作為自己的行為規則來要求，使之得到強化。
②社會主義法律把社會主義道德的某些要求法律化，使之規范化、制度化，並運用國家強制力來保障其實施。我國法律把嚴重違反社會主義道德規則的行為用法律來加以制裁和打擊。
社會主義社會主義道德把「遵紀守法」作為社會美德來倡導，對破壞法紀的行為加以譴責。
2．社會主義法律和社會主義道德的互相補充，主要表現在：
社會主義法律所沒有或難以涉及的地方，社會主義道德卻能發揮作用。
三、提高道德水平有助自覺守法、護法。
人們的社會主義道德情操提高了，就會轉變守法觀念，變「要我遵守」為「我要遵守」。
提高社會成員的道德水平，有助於人們更自覺地與違法犯罪現象作斗爭。
道德與法律的區別：
1 兩者產生的時間和歷史條件不同。法律是階級社會所特有的現象，是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道德貫穿整個人類社會，是任何社會都不可缺少的意識形態和行為准則。
2 兩者表現的具體形式不同。法律是具體的、規范的表現形式，由國家權力機關制定或認可，是成文的。道德體現在人們的意識和信念中，道德規范出於人們社會生活的日積月累，一般沒有特定的表現形式。
3 兩者的實現方式和約束力不同。 法律具有國家的強制性。這種強制性在立法、執法和守法的各環節中體現，道德不依靠強制力，依靠內心信念，習俗、教育力量來維持。
4 兩者作用的范圍不同。道德的作用范圍比法律廣泛的多。幾乎涉及人們生活的一切領域。
法律與道德的聯系 :
法律與道德同屬於上層建築，分屬制度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的范疇，都是調整社會關系與人們行為的重要手段。彼此滲透，相互補充。
（1）法律需要道德的奠基和撐持。
道德的產生先於法律，古今中外的法律體系和法律制度無不是以特定民族和國家的倫理道德為基石，並力求與道德相適應，相協調的。一個真正的法律制度必然蘊涵著道德精神。法律的實施不僅靠國家強制力的保證而且要靠群眾在輿論上的支持。
（2）道德的實施需要法律的強制保障。人們道德自律的增強不僅要靠教育，而且要靠法治。為道德立法有利於促使人們逐漸形成道德自律。
（3）道德要法律化。道德的本質決定它和法律同屬人們應當遵守的行為規范，共同起著調節人與人之間，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塑造美好心靈，優化社會風尚，維護社會正常秩序的作用。道德法律化就是要使社會的道德規范逐步納入法律條文。
（4）堅持法律與道德兩手抓。 法律規范大多起源於道德規范，它們原是道德規范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內容，國家才將其上升為法律規范，藉助法律的強制力予以保證。
道德是建立在一定社會經濟基礎上的思想關系，是1種特殊的社意識形態或上層建築。道德是以善惡為標准，調節人們之間和個人與社會之間關系的行為規范。法律屬於上層建築范疇，決定於經濟基礎，並為經濟基礎服務。法律就是國家按照統治階級的利益和意志制定或認可、並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其實施的行為規范的總和。道德與法律的關系是大家熱議的話題，對二者的關系說法很多，其實，它們之間是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

『伍』 求歷史上曾主張用道德代替法律的名人，求事件。謝謝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譯文】
孔子說：「（周君）以道德教化來治理政事，就會像北極星那樣，自己居於一定的方位，而群星都會環繞在它的周圍。」
【評析】
這段話代表了孔子的「為政以德」的思想，意思是說，統治者如果實行德治，群臣百姓就會自動圍繞著你轉。這是強調道德對政治生活的決定作用，主張以道德教化為治國的原則。這是孔子學說中較有價值的部分，表明儒家治國的基本原則是德治，而非嚴刑峻法。

『陸』 從歷史上或者因果關繫上來看，一個社會的道德觀念對該社會的法律有沒有影響

從法的產生來說,其經歷了法與宗教規范、道德規范的渾然一體到法與宗教規范、道德規范的分化、法的相對獨立的發展過程。但請注意那隻是說歷史上的道德規范對法的發展過程有過一定的影響.
說沒有影響,社會道德的習慣認定不能影響已成法律對事物的認定;說有影響,其影響只存在於歷史中對法律發展變化的過程中.

『柒』 通過杜德利與斯蒂芬案（即女王訴杜德利與斯蒂芬案），談談對道德與法律的認識

答：你好，道德與法律的區別：
1.兩者產生的時間和歷史條件不同。法律是階級社會所特有的現象，是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道德貫穿整個人類社會，是任何社會都不可缺少的意識形態和行為准則。
2.兩者表現的具體形式不同。法律是具體的、規范的表現形式，由國家權力機關制定或認可，是成文的。道德體現在人們的意識和信念中，道德規范出於人們社會生活的日積月累，一般沒有特定的表現形式。
3.兩者的實現方式和約束力不同。 法律具有國家的強制性。這種強制性在立法、執法和守法的各環節中體現，道德不依靠強制力，依靠內心信念，習俗、教育力量來維持。
4.兩者作用的范圍不同。道德的作用范圍比法律廣泛的多。幾乎涉及人們生活的一切領域。
法律與道德的聯系 :
法律與道德同屬於上層建築，分屬制度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的范疇，都是調整社會關系與人們行為的重要手段。彼此滲透，相互補充。
（1）法律需要道德的奠基和撐持。
道德的產生先於法律，古今中外的法律體系和法律制度無不是以特定民族和國家的倫理道德為基石，並力求與道德相適應，相協調的。一個真正的法律制度必然蘊涵著道德精神。法律的實施不僅靠國家強制力的保證而且要靠群眾在輿論上的支持。
（2）道德的實施需要法律的強制保障。人們道德自律的增強不僅要靠教育，而且要靠法治。為道德立法有利於促使人們逐漸形成道德自律。
（3）道德要法律化。道德的本質決定它和法律同屬人們應當遵守的行為規范，共同起著調節人與人之間，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塑造美好心靈，優化社會風尚，維護社會正常秩序的作用。道德法律化就是要使社會的道德規范逐步納入法律條文。
（4）堅持法律與道德兩手抓。 法律規范大多起源於道德規范，它們原是道德規范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內容，國家才將其上升為法律規范，藉助法律的強制力予以保證。
道德是建立在一定社會經濟基礎上的思想關系，是1種特殊的社意識形態或上層建築。道德是以善惡為標准，調節人們之間和個人與社會之間關系的行為規范。法律屬於上層建築范疇，決定於經濟基礎，並為經濟基礎服務。法律就是國家按照統治階級的利益和意志制定或認可、並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其實施的行為規范的總和。道德與法律的關系是大家熱議的話題，對二者的關系說法很多，其實，它們之間是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

『捌』 古代關於法制與道德的論述

法制與德制，是歷代統治者穩固其統治的兩大核心手段。一般而言，德制講究以倫理勸導實施統治。法制重在政治事功。但這兩種思想在漢代時即彼此糅雜，形成了互補的統治術。宣帝曾多用刑吏，當太子（元帝）向他建議多用儒士時，他的回答是：「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說明漢代統治者就已經自覺地把儒法結合起來實施統治了。給封建統治者披上一層仁德的外衣，內法，則為統治者的專制統治提供了堅強的的後盾。依儒家學說，天地君親，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倫理制約，但這種倫理約束，尚不具備法律的強制性，於是又生出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三綱」，在禮教之上，雖以明顯的等級約束，進而出現「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封建律條。倫理的法制化，將一切封建禮教以法律的形式規定下來。觸犯禮教，得到的不再是道德的評判，而是法制的制裁。 從某種意義上講，封建宗法社會的結構形態，正是外儒內法統治術的必然產物。封建法律都披上了一層「外儒」的仁德外衣，使一切法律都找到了倫理依託。翻開歷朝歷代的律書，可以發現，開頭都冠冕堂皇地戴著一頂仁德的倫理樣式的帽子。這樣做的結果，一方面，可以為統治者的包庇縱容犯罪留下後路，又為法律向每個社會細胞延伸提供了方便之門。只要是統治者不願懲罰的人，皇帝或者地方官吏都可以輕松地「宥」之，給予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這么做，不僅不會有「枉法」的責任，反而顯示出統治者的寬厚仁慈，體恤下情。而當作為社會細胞的家族出現罪犯時，統治者又可以將某個家族成員的罪刑放大為整個家族的罪刑：族內未能很好地執行禮教，以致出此敗類！於是滅九族、連座等酷刑都可堂而皇之地用上。「滿門抄斬」就是以此為依據得以執行起來的。與此同時，這種儒法結合的統治方式，還可以延伸到封建宗法社會的每個細胞組織之中，特別是封建集權統治的後期，國家將法制「下放」到宗族，族長有權採取法律的手段懲罰族人，而法律這時保護的不是族人的利益，而是宗族制度的穩定：只要族長認為有錯，就可以到宗祠里對族人實施懲處。私設公堂在封建社會里之所以不被看出犯罪，原因正在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