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主要立法活動

㈠ 宋朝法律制度有哪些重大發展

創立新刑罰
——基本沿用隋唐以來的五刑制度,但也有所變動

㈡ 宋朝立法的主要特點是什麼

宋代是中國古代發展歷史上值得永遠銘記的時代。宋代在經濟、政治、文化、科技等方面都比前朝有長足的發展和顯著的變化。河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博士楊高凡認為，宋代不僅在政治、經濟方面得到發展，法制建設也表現出與其經濟、政治、文化相適應的時代特色。調整商品經濟關系，維護私有權益的經濟立法和民事立法更加詳密完備，具有無與倫比的時代特徵。

宋代是一個商品經濟高速發展、私有制佔主導地位的封建王朝。這一時期，不僅讓人們的義利觀念和私有權觀念發生變化，也促進了民事法律關系的發展，使以維護私有權為主要內容的民事法律規范更加完備。因而，民法成為宋代法律內容中最豐富，最能反映宋代法律特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首先是民事權利主體的變化。在租佃制、僱傭制盛行的宋代，不僅官戶、地主、平民依法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務的資格，就是唐代的「賤民」，即宋代的客戶、工匠、機戶乃至私家僱傭的人力和女使等，在宋代亦成為國家的編戶齊民，依法享有權利主體的資格，這些「賤民」法律地位的提高，是宋代民事法律體系、關系變化的重要表現。另外，宋代出現的義庄、祭田、學田及寺院等都有獨立的財產、完備的管理制度，是受到法律保護的社會團體。在法律上，它們具有財團法人和綜合法人的性質。

第二是物權法的詳備。宋代是一個私有制高度發展，所有權觀念深化的朝代，所以調整物權關系、維護私有權利益的法律也相當詳備。盡管宋代沒有現代概念上的動產與不動產的明顯區別，但在內容上已有財物與產業之分，無論是私財還是官物，私產還是公業，都是法律積極維護的對象。宋代法律對動產物權的原始取得（先佔、遺失物、漂流物的揀獲、埋藏物的發現等）和繼承取得（買賣、贈與、繼承等）及添附物的處理等都作了詳細的規定。對以動產物權作為借貸擔保的質、當、典押等亦有明確的立法。凡私自移走支配他人所有財物，在刑法上則構成了盜竊罪，並規定了嚴厲的處罰。此外，宋代法律對以田宅為主要內容的不動產所有權的取得、使用、收益和處分的規定更加詳密。

由於宋代統治者對土地的佔用、開墾、典賣採取了自由放任的政策，為土地所有權的取得帶來了新的特點。在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的沖擊下，土地以商品形式進入流通領域，使土地所有權的轉移相當頻繁，買賣成為取得土地所有權的主要途徑。宋代租佃制、典賣制的盛行，又使土地的佔有權、使用權、收益權開始分離，宋代法律不僅承認這種分離的合法性，亦允許佔有權、使用權獨立有償轉移，並受到法律的保護。永佃權在宋代土地所有權中是一種強有力的物產權，既可以世代相承，亦可以典押轉讓使用權和收益權。宋代物權法的內容十分豐富，對維護國家、集體和個人權益起了積極作用。

第三是債權法的發展和契約關系的發達。債是指特定當事人之間請求特定行為的民事法律關系。宋代商品經濟發展，商品交換關系復雜化，在買賣、借貸、典當、租佃等契約關系中，因侵權行為、不當得利 、無因管理等法律事實，產生了人與人之間的債權、債務關系。為維護債權人的利益，宋代在法律中對債的發生、債的履行、債的擔保、債的免責、債的強制效力及債權人的權利、債務人的義務都作了詳細規定，以至於出現了「違契不償，官為理索」的說法，以維護債權人的利益。在契約關系方面，宋代的契約作為商品交換關系的法律形式，是為適應私有制和商品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而發展起來的，是維護所有權利益的重要法定依據。宋代的契約種類繁多，主要有買賣契約、借貸契約、典押契約、租佃契約，但無論哪類契約，凡經官府印押，交納契稅的，官府都承認其法律效力。為了維護所有權人的利益，宋代法律對契約的訂立、履行、變更、解除、擔保責任、時效、損害賠償等都作了嚴格規定，明確了立約雙方的權利和義務。

第四是婦女在婚姻家庭關系中權利的擴大。宋代商品經濟發展，婦女的社會性勞動進一步增強。婦女經濟地位的變化帶動了婦女在婚姻家庭中地位的變化。在婚姻關系中，宋代婦女的法定離婚權沖破了「七出」「義絕」的范圍，離婚的主動權有了明顯增大。隨著人們對婦女貞節觀認識的變化，社會各階層對婦女的再嫁表現出積極的支持態度。在法律上表現為維護婦女再婚自由權的立法相應增多。宋代規定，寡妻既可以另適，也可以招來接腳夫，婦女再嫁在宋代已成為一個普遍的社會現象。在家庭關系中，特別是夫亡妻在的家庭中，法律確定了寡妻的戶主權，在戶絕家庭中，寡婦依法享有立繼權和代位繼承的權利。因此，宋代婦女在婚姻家庭中地位的變化，也是宋代法律變化的重要表現。同時，宋代在財產繼承法等方面的制度也非常完備，這反映了宋代對私有權維護的深化程度和法制特色。

宋代在完善法律制度的同時，重視程序建設也成為其訴訟法的時代特色。訴訟法是保證實體法正確實現的程序法，依據案件的性質，訴訟法又分為刑事訴訟和民事訴訟。宋代的法典和前代一樣不僅實體法和程序法不分，刑訴法和民訴法也不分。其司法機構設置、訴訟活動原則、訴訟程序、審理方式、判決方法等雖多借鑒唐代的制度，但以程序制約司法權的濫用是其突出的特徵。在宋代，隨著中央集權的加強，君權的強化，表現在司法上是皇帝越來越廣泛行使審判權，當時的審刑院就成為皇帝審斷案件的顧問機關。宋代中央的中書、樞密、三司等行政機關直接干預司法審判活動。在地方，強調州縣行政長官必須親自審問案件，既加重了他們的司法責任，也擴大了他們的司法權力。這都是皇帝加強對司法權控制的表現，也是宋代司法中的一個重要特點。

制度正義是宋代刑事審判最突出的亮點。為了保證實體法的有效實施，宋代構建了完備的審判、復核、監督檢查機構體系，規定了詳細的起訴形式，建立了收集、辨別、運用證據的制度。為防止司法官吏在審判活動中濫用職權、徇私舞弊等造成刑獄冤濫，從制度層面對審判權進行了限制。首先是確定了「鞫讞分司」體制，使審理權與判決權分離；其次是規定了「長官躬親」制，以防司法審判中的吏奸之弊；其三是推行「親嫌迴避」制，以保證審判的公正；其四是確立了「據狀勘鞫」制，以防狀外別生奸獄；其五是限制濫施刑訊，防止冤案滋生。在司法制度中，審判程序規定的尤為嚴密。從刑案現場勘驗、取證、審訊到結案，都規定了嚴格的程序和標准，防止官吏在各個環節中借機生奸。在審理結案之後，檢法議刑之前，創立了必須的錄問程序，即對徒刑以上大案，另外安排官員提審錄問案犯，進一步核查犯罪事實，以防審理中的差誤，這是其他朝代審判中沒有的程序。錄問無枉錯之後，由檢法官根據案情檢出適用法條，這就將定罪量刑限制在法律范圍之內。其後則由幕職官根據案情和法條草擬初判意見，交由通判及幕職官集體審核簽押後，呈知州定判。如此嚴密的審理和判決程序，在中國法律史上獨樹一幟。試圖通過制度正義實現法律正義，也是宋代法律建設趨向文明的突出表現。

在宋代，隨著民事權利主體的擴大，有關民事訴訟的法律也更加完備和具體。宋代不僅明確規定了受理民訴的「務限」，案件「結絕」的時限，審結後官府給予當事人「斷由」，而且對民事訴訟審理不當的案件准許當事人上訴。更值得一提的是，南宋初為了寬恤民力、恢復生產、鉗制官吏違法害民，廣開越訴法，這不僅豐富了宋代民事訴訟法的內容，擴大了民事訴訟權，也彰顯了宋代民事訴訟法的發達。

中國古代的司法中，既沒有律師也沒有辯護制度，百姓的訴訟全憑官吏決斷，被冤之民無法得到法律幫助。至宋代，由於人們私有權觀念的深化，人身權利相對擴大，要求運用法律維護自身權益的願望日漸強烈。基於社會的需要，在江南民間產生了「教引訟理」「教授辭訟文書」的訟學。同時也出現了專門指教詞訟、替人辯理為業的訟師和以佣筆為業的寫狀代書人。訟學的產生，訟師和佣筆代書人的出現，是中國封建訴訟史上的一個重大變化，也反映出宋代訴訟活動十分活躍。

同時，為維護國家經濟利益，宋代雖然沒有現代意義上的經濟法，但隨著商品經濟發展、中央集權制度加強，調整經濟關系，維護國家利益方面的法律內容相當豐富：如商事法、專利法、礦冶法、財政法、稅收法、錢法、鈔法等，宋代經濟立法盡管是為了維護國家利益，但也是宋代商品經濟發展的需要，對促進商品經濟發展產生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總觀宋代的法制建設，不僅規范詳備，內容豐富，亦表現了突出的時代特點。民事法規和經濟法規完善表現出宋代私有權的發展和商品經濟的發達；從訴訟法的完備和民間訟學的產生表現出宋人對程序法的重視。可以說，宋代法制在法的階級性和社會性兩方面表現十分突出。宋代法制雖有因襲舊制的方面，但也有自己鮮明的時代特點，在中國封建法律史上仍然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地位。

㈢ 簡述宋代刑事法律的主要內容

趙宋王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朝代，其主要法典《宋刑法》是我國第一部刻板印刷的刑事法典。差誤較小。本書主要研究《宋刑法》的刑法制度和刑法思想，兼論宋代的其他刑事法規，同時還介紹了與宋同時期的遼、金和西夏的刑法制度，以便讀者對宋代空上特定歷史階段的刑法制度有一個全面而系統的了解。
一、宋代強化中央集權的立法思想 德主刑輔，是中國傳統社會正統法學世界觀的核心內容，宋初統治集團對此也十分重視，並在實際操作時更加註重「刑輔」這一手，而且，比較強調對一般犯罪的寬恕與輕刑，對謀叛、謀反及賊盜等危害到統治階級之根本利益的犯罪的嚴懲不貸。宋朝經過宋太祖、宋太宗兩代的治理，在經濟和政治上都取得了諸多成就。然而，如上所述，由於宋朝從太宗時就開始採取「守內虛外」的國策，[1]以及對地主豪強兼並農民土地採取放任的政策，所以，到宋真宗去世、劉太後主政以及宋仁宗親政時期，北宋的經濟和政治危機也開始逐漸暴露，表現為外有遼、西夏等強敵壓迫，內有京東王倫、京西張海等的暴亂。同時，國家機構的「三冗」（即冗官、冗吏和冗兵），以及因富者無限占田而出現的百姓傾家盪產、流離失所的現象也日趨嚴重。在這種情況下，北宋統治階級更為重視立法改革，試圖進一步加強法律治理國家的力度。與此同時，自宋代開始，「理學」成為統治階級思想的主流，它將法律視為維護封建社會正常統治秩序的重要工具，是輔助儒學教化的手段，但有時，為了鎮壓「犯上作亂」的民眾，還必須施以重刑。為了使法律的功能得到充分的發揮，理學主張振綱紀、厲風俗，使天下人都能各循其「理」。由於理學將維護三綱五常說成是「天理」，而法又是由「理」產生，為「理」服務的工具，因此，理學同時主張在據罪論刑時，必須以三綱五常為斷獄聽訟的原則。此外，由於理學嚴格要求「存天理、滅人慾」（朱熹語）、「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程頤語），作為「理」的派生物的「法」，就是一種「滅人慾」的工具，法中的權利因素被徹底抽空，只剩下了義務性、強制性和鎮壓性的功能，法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也進一步受到破壞，其社會地位也進一步降低。 二、宋代重懲賊盜的國策 兩宋的刑事法律規范主要是《宋刑統》，其後所附的敕文則加重了對「盜賊」的處罰。同時，制定特別法，繼續加重對「盜賊」的處罰，其中包括《窩藏重法》《盜賊重法》和《妻孥編管法》。 「凡重法地，嘉祐中始於開封府諸縣，後稍及諸州。」{1}可見仁宗時即制定了關於劃分「重法地」，懲治「盜賊」及其窩藏之家的特別法《窩藏重地》。神宗時制定《盜賊重法》： 立《盜賊重法》。凡劫盜罪當死者，籍其家貲以賞告人，妻子編置千里；遇赦若災傷減等者，配遠惡地。罪當徒、流者，配嶺表；流罪會降者，配三千里，籍其家貲之半為賞，妻子遞降等有差。應編配者，雖會赦，不移不釋。凡囊橐之家，劫盜死罪，情重者斬，余皆配遠惡地，籍其家貲之半為賞。盜罪當徒、流者，配五百里，籍其家貲三之一為賞。竊盜三犯，杖配五百里或鄰州。雖非重法之地，而囊橐重法之人，以重法論。其知縣、捕盜官皆用舉者，或武臣為尉。盜發十人以上，限內捕半不獲，劾罪取旨。若復殺官吏，及累殺三人，焚舍屋百間，或群行州縣之內，劫掠江海船栰之中，非重地，亦以重論。{1} 《盜賊重法》的特點是：對罪犯家屬的刑事處罰及賞告人的規定，與英宗時的《重法》相比，變化不大；但對窩藏之人的處罰則加重，可判至死刑，且非重法地，亦依重法地論；對「若復殺官吏，及累殺三人，焚舍屋百間，或群行州縣之內，劫掠江海船栰之中」的「重法之人」，雖非重法地，亦從重處罰，這便使重法的適用范圍更加擴大。 哲宗時制定，對盜賊家屬的處罰作了進一步規定。 「凡重法地，嘉祐中始於開封府諸縣，後稍及諸州。以開封府東明、考城、長垣縣，京西滑州，淮南宿州，河北澶州，京東應天府、濮、齊、徐、濟、單、兗、鄆、沂州、淮陽軍，亦立重法，著為令。至元豐時，河北、京東、淮南、福建等路皆用重法，郡縣浸益廣矣。元豐敕，重法地分，劫盜五人以上，凶惡者，方論以重法。紹聖後，有犯即坐，不計人數。」{1} 仁宗時，「重法地」僅限於開封府及附近州縣，神宗時擴大到京東、京西、淮南、河北、福建等路和一些州軍，但神宗時須「劫盜五人以上，凶惡者，方論以重法」，而哲宗「紹聖後，有犯即坐，不計人數」，又繼續加重。 實行「保甲法」，嚴防「盜賊」。「建炎三年四月，苗傅等疾閹宦恣橫，及聞王淵為樞密，愈不平，乃與王世修謀逆。詔御史捕世脩鞫之，斬於市。七月，韓世忠執苗傅等，磔之建康。」{2}不僅一概處死，而且均使用酷刑。 宋代除了重典懲罰賊盜外，還加重了對其他嚴重危害統治秩序犯罪的處罰。比如造祅書祅言罪。「左道亂法，妖言惑眾，先王之所不赦，至宋尤重其禁。凡傳習妖教，夜聚曉散，與夫殺人祭祀之類，皆著於法，訶察甚嚴。故奸軌不逞之民，無以動搖愚俗。間有為之，隨輒報敗，其事不足紀也。」{1}也就是說對妖言罪「至宋尤重其禁」，即加重「造祅書祅言罪」的處罰。 三、宋代的刑罰體系 （一）折杖法 宋朝的刑罰制度，基本上是沿襲唐代的五刑，以笞、杖、徒、流、死為基本刑制，但《宋刑統》又有所改動，創制了折杖法，用決杖來代替笞、杖、徒、流四刑。宋初，為改五代之苛，太祖時即定折杖之制。 凡流刑四：加役流，脊杖二十，配役三年；流三千里，脊杖二十，二千五百里，脊杖十八，二千里，脊杖十七，並配役一年。凡徒刑五：徒三年，脊杖二十；徒二年半，脊杖十八；二年，脊杖十七；一年半，脊杖十五；一年，脊杖十三。凡杖刑五：杖一百，臀杖二十；九十，臀杖十八；八十，臀杖十七；七十，臀杖十五；六十，臀杖十三。凡笞刑五：笞五十，臀杖十下；四十、三十，臀杖八下；二十、十，臀杖七下。常行官杖如周顯德五年制，長三尺五寸，大頭闊不過二寸，厚及小頭徑不得過九分。徒、流、笞通用常行杖，徒罪決而不役。{1} 對於「折杖之制」，後人大多以為是將刑罰折輕了，是宋初減緩刑法的措施之一。如清人沈家本就認為，折杖之制使「流罪得免遠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減決數」。但筆者認為，折杖之制比起五代的酷刑濫殺，或許是一種減輕，若同唐代刑罰相比，則仍是加重。因為折杖是折成重杖，特別是折成脊杖，對人體的損害很大。唐代就曾禁止行笞杖刑時擊打罪犯的背部。如「（唐）太宗嘗覽《明堂針灸圖》，見人之五藏皆近背，針灸失所，則其害致死，嘆曰：『夫捶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輕之刑而或致死？』遂詔罪人無得鞭背」。{3}之所以要改行折杖法，是宋太祖認為五代時期刑罰過於苛重，而折杖法具有「流罪得免遠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減決數」的好處，體現了省刑從輕的精神。但是折杖法不適用於死刑及反逆、強盜等犯罪。宋初採行折杖法，對於糾正刑罰越來越嚴酷的趨勢、緩和社會階級矛盾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其中的刑種和刑等設置並不科學合理，輕重懸殊，難免有畫蛇添足之嫌。{4}194（二）刺配刑 為了彌補折杖法輕重懸殊的缺陷，宋開始使用刺配刑。刺配，是將杖刑、刺面、配役三刑同時施加於一人，即處脊杖、刺面後發配到遠惡州、軍終身傅軍籍，服苦役的刑罰。「凡應配役者傅軍籍，用重曲者黥其面。會赦，則有司上其罪狀，情輕者縱之，重者終身不釋。」{5}比唐代的加役流更為嚴酷。始創於五代後晉天福年間，原為寬恕死罪之刑。至宋初逐漸突破寬貸死罪的使用的范圍，後逐步用於重罪犯人和累犯之人，有關法律條文也日益增多。「諸配隸，《祥符編敕》止四十六條，慶歷中，增至百七十餘條。至於淳熙，又增至五百七十條，則四倍於慶歷矣。配法既多，犯者日眾，黥配之人，所至充斥。」{5}刺配遂成為宋代用之最多的刑種。配隸之刑特別是刺配刑的廣泛適用，使宋代刑罰趨於殘酷。 刺面因情節輕重而有大小、部位之不同。神宗時規定：「凡犯盜，刺環於耳後：徒、流，方；杖，圓；三犯杖，移於面。徑不過五分。」{5}刺字的部位、形狀，因犯罪之性質和情節之輕重而不同。南宋時臣僚載論及刺配刑時，也提到：「如入情重，則仿舊刺面，用不移不放之格；其次稍重，則止刺額角，用配及十年之格。」{5} 配隸者根據犯罪情節之輕重決定遠近和地點，情節嚴重者刺配遠惡州軍，無復地里之限。對性質、情節嚴重的犯罪及累犯，則刺配遠惡州軍或登州沙門島。宋初，只將死罪減輕處罰者刺配遠惡州軍或沙門島，即「犯死罪獲貸者，多配隸登州沙門島及通州海島，皆有屯兵使者領護。而通州島中凡兩處官煮鹽，豪強難制者隸崇明鎮，懦弱者隸東州市。太平興國五年，始令分隸鹽亭役之，而沙門如故」。{5}仁宗時規定：「配隸重者沙門島砦，其次嶺表，其次三千里至鄰州，其次羈管，其次遷鄉。斷訖，不以寒暑，即時上道。」{5}配隸的地里增至3000里以上。女犯則配役於妻窯務或軍營致遠務。宋初，婦人有罪至流，亦執針配役。太平興國五年，詔罷免之。「婦人應配，則以妻窯務或軍營致遠務卒之無家者，著為法。」{5} 對配隸者，罪輕者會赦可釋放；次輕者會赦可遷移近（家）州軍；罪重者不放不移。南宋時期，有不少大臣認為刺配之刑過重過濫，建議進行改革。如，孝宗淳熙十一年: 校書郎羅點言其太重，乃詔刑、寺集議奏聞。至十四年，未有定論。其後臣僚議，以為「若止居役，不離鄉井，則幾惠奸，不足以懲惡；若盡用配法，不恤黥刺，則面目一壞，誰復顧藉？強民適長威力，有過無由自新。檢照《元豐刑部格》，諸編配人自有不移、不放及移放條限；《政和編配格》又有情重、稍重、情輕、稍輕四等。若依仿舊格，稍加參訂，如入情重，則仿舊刺面，用不移不放之格；其次稍重，則止刺額角，用配及十年之格；其次稍輕，則與免黥刺，用不刺面、役滿放還之格；其次最輕，則降為居役，別立年限縱免之格。儻有從坐編管，則置之本城，減其放限。如此，則於見行條法並無牴牾，且使刺面之法，專處情犯凶蠹，而其他偶麗於罪，皆得全其面目，知所顧藉，可以自新。省黥徒，銷奸黨，誠天下之切務。」即詔有司裁定，其後迄如舊制。{5} 可惜最終還是未改成，仍沿用舊制。 寧宗嘉泰四年，「臣僚言：『配隸之人，蓋有兩等。其鄉民一時斗毆殺傷，及胥吏犯贓貸命流配等，設使逃逸，未必能為大過，止欲從徒，配本州牢城重役，限滿給據，復為良民。至於累犯強盜，及聚眾販賣私商，曾經殺傷捕獲之人，非村民、胥吏之比，欲並配屯駐軍，立為年限，限滿改刺從正軍。』從之。」{5}對一般犯罪，限滿後可予釋放；對累犯強盜，及聚眾販賣私商，曾經殺傷捕獲之人，雖改刺從正軍，但仍須服苦役。 對刺配之刑，後人多有評價。這些評價，均指出了刺配刑的殘酷性，但對刺配的殘酷性又都言之未盡。「刺配集肉刑、勞役多種刑罰於一身，刑罰苛重，而且使用過濫，引起了一系列的惡果。」{4}194-195筆者認為：刺配沙門島，實等於死刑。沙門島上所配隸之人數，神宗以前定為200人，以後增為300人。如熙寧六年，「審刑院言：『登州沙門砦配隸，以二百人為額，余則移置海外，非禁奸之意。』詔以三百人為額。」{5}「罪人貸死者，舊多配沙門島，至者多死。」{5}刺配遠惡州軍，也與死刑無異。如熙寧六年，「廣南轉運司言：『春州瘴癘之地，配隸至者十死八九，願停配罪人。』詔：『應配沙門島者，許配春州，余勿配。』」只要刺配春州，倖存者不多。此外，刺配刑是「斷訖，不以寒暑，即時上道」。雖然臣僚吳充建請：「『流人冬寒被創，上道多凍死。請自今非情理巨蠹，遇冬月聽留役本處，至春月遣之。』詔可」。但被處刺配刑者絕大多數都是「情理巨蠹」，仍須「不以寒暑，即時上道」，故路上凍死者仍很多。{5} （三）死刑 宋代死刑有多種法定執行方法，分斬首、絞殺、凌遲、杖殺、腰斬。《宋史·刑法志》提到了凌遲這種刑罰。「凌遲者，先斷其支體，乃抉其吭，當時之極法也。」即以利刃碎割受刑人的肢體和肌膚，使之在痛苦重緩慢死去。凌遲是封建社會後期最殘酷的死刑執行方法。凌遲刑產生於五代，大遼國率先襲用之。如《遼史·刑法志》稱：「死刑有絞、斬、凌遲之屬。」宋初未用，真宗景德四年，「御史台嘗鞫殺人賊，獄具，知雜王隨請臠剮之，帝曰：『五刑自有常制，何為慘毒也。』入內供奉官楊守珍使陝西，督捕盜賊，因請『擒獲強盜至死者，望以付臣凌遲，用戒凶惡』。詔：『捕賊送所屬，依法論決，毋用凌遲。』」{1}提出使用凌遲刑者，均受到皇帝的斥責，故至遲在真宗時，宋代尚不允許使用凌遲刑。但在仁宗明道以後，凌遲刑已經開始使用。北宋仁宗時荊湖地區出現殺人祭鬼的惡性，仁宗敕令：「有首謀若加功者，處以凌遲刑」，首開凌遲先例。凌遲的廣泛適用，是宋代刑罰走向殘酷的重要標志。以後，元、明、清三代凌遲之刑沿襲不變。

㈣ 簡述宋朝主要立法活動

我國古代刑書，自秦商勒「改法為律」後均稱為律，至唐末出現刑律附載有關格敕回的（大中刑律統類），答刑書的名稱和體例發生了一定變化。《宋刑統》的體例，即仿自唐末的《大中刑律統類》、後唐的《同光刑律統類》和後周的《顯德刑律統類》。這種始於唐末完備於後周的綜合性刑事法律，就是宋朝主要法典——《宋刑統》的歷史淵源。由傳統的律到刑統，是法典編制體例上的一個變化。所謂「刑律統類」或「刑統」，一般以刑律為主，而將其他刑事性質的敕、令、格、式分載在律文各類之後。依律目分門別類地加以匯編。《宋刑統》的編纂，正是這種法律形式和立法傳統的繼承和發展。

㈤ 宋太祖趙匡胤做哪些立法活動

公元960年,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奪取後周政權,建立了宋朝?

宋太祖趙匡胤為了鞏固統一,維護封建秩序,開始了一系列立法活動?以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防止割據分裂為立法指導思想,崇文抑武,儒道兼用,大度兼容,強調慎法,實施輕刑?同時,宋朝調整經濟的法律法規,在我國經濟立法史上形成了較完備的經濟法律體系,使宋朝成為我國古代民商事及經濟立法最為活躍的朝代,對商人給予了較往常更多的尊重,對後來的經濟法制建設具有重要意義,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宋太祖趙匡胤結束了五代十國的分裂局面,建立北宋政權?為了鞏固統一,加強中央集權,維護封建秩序,宋太祖在即位後不久,就命工部尚書兼判大理寺竇儀等人修訂法律?

竇儀是前朝元老,懂得如何修訂法律?

他和蘇曉?奚嶼?張希遜?陳光父?馮叔向等人,在總結唐朝和後周立法經驗的基礎上,編纂了宋朝第一部刑法典《宋建隆重詳定刑統》,簡稱《宋刑統》,共30卷?

《宋刑統》修成後,宋太祖於963年下詔刻版印刷頒行全國,成為我國法制史上第一部刻版發行的封建法典?

《宋刑統》頒布後,中經宋神宗?宋哲宗?宋高宗幾朝數次修改?但由於它是宋朝開國以來第一部法典,繼承皇位的幾代君主都不敢輕易修改,所以,每次改動都很小?

從法律形式上看,宋朝的敕書應用極為廣泛,經常使用敕書來處斷案件,從而使敕逐漸成為一種重要的法律規范?

敕發布多了,時間一長,前後敕有抵觸,必須進行匯編整理,刪去過時的,保留現有用的,這就是「編敕」?把散敕中一事一例的判例,經過匯編整理上升為具有普遍意義的原則,通行於全國的法律條文?可見,編敕是宋朝立法活動中一項非常重要的法律形式?

宋朝編敕極其頻繁,每逢新皇帝即位,同一皇帝改變年號,都要重新編敕?宋朝皇帝改元多,編敕也就多,以至於到底有多少部編敕,實難統計?

編敕實質上是對《宋刑統》的重大修改?而且,與刑統相比,編敕可以隨時發布,運用起來靈活得多,統治者隨心所欲地經常編敕來滿足自己的需要?這就形成了律敕並行,即在保持《宋刑統》的應有法律效力的情況下,提高敕的地位,在審斷案件時加以引用?這是宋朝立法的特點?

宋朝在刑事法方面有盜賊重法?折杖法,以及刺配和凌遲?

為加強中央集權,穩定社會秩序,宋統治者開始對一些重要地區盜賊犯罪論以重法,以嚴懲窩藏盜賊的行為?

隨後,出於京畿地區安全的考慮,將京城開封及諸縣劃為「重法地」,規定凡在「重法地」內犯賊盜罪者,適用比《宋刑統》重的處罰?後來重法地的范圍擴大到一些非重法地?

宋朝首創折杖法?折杖法就是將笞?杖?徒?流等四種刑罰折抵為一定數量的杖刑的刑罰制度,其總體趨向是使刑罰減輕?

趙匡胤

㈥ 西周時期的主要立法活動有哪些

西周時期，最經常的立法活動和最主要的法律形式，是傳統的「誥」、「命」、「誓」等王命，當時周王頒布的王命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誓：即誓詞，是周王戰前向臣下發布的軍令性質的命令。

誥：是指誥誡，是周王對諸候和下級官吏的訓示。例如《康誥》，是周公個定叛亂後，封康叔於殷地來統治當地的商朝遺民。在康叔就任時，周公發布大法，提出了十分重要的刑法原則和政策，對西周的立法和司法起著指導作用，影響極為深遠。

命：即周王告誡群臣，或針對某項具體事務而發布的命令。它是指導國家活動的重要根據，因此周王多次強調，「勿廢聯命」。諸侯的卿大夫在封邑內發布的命令，也是重要的法律淵源。

除此之外，西周主要的法律形式就是禮與刑。西周王朝幅員遼闊，一度出現過奴隸制社會的高度經濟繁榮。體現在法律上，就是「周公制禮」和呂侯制刑兩大立法事件的出現。

（一）周公制禮

「禮」，這個專有名詞可能是由於周公制禮才確立的。所謂周公制禮，並非是周公個人意願的立法活動，而是以奴隸制宗法等級作為依託，確立調整奴隸主貴族內部的相互關系，維護其特權的行為規范。

西周開國初期，針對統治形勢的需要進行了制禮的工作。在周公的主持下，以周族以前的習慣法為基礎，特別是關於精神和原則方面，同時吸收夏商兩代禮儀制度中的有用部分，經過整理制定了有關國家制度，調整社會關系以及生活規范的禮典。包括政治、經濟、倫理、婚姻、習俗等各個方面，涉及刑法、民法、行政法和訴訟法等多種法律內容。它的實質，既是確認周代國家政權與政治生活的基本制度，又是進一步運用法律手段鞏固宗法制度和國家政權合二為一的具體保障，因此影響十分深遠。

經過制禮，西周奴隸制國家的法律才逐漸趨向完備，周禮實際上已作為一種積極規范調整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因此，周禮是西周時期法律規范的重要形式之一。

（二）呂刑

西周到了穆王時，國家財政出現危機，周穆王命司寇呂候進行法律改革，制定呂刑，「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可見呂候受命制定的是贖刑，而不是一般的刑罰。呂侯制刑，是西周政權的一次法律改革，它通過制五刑進一步闡明了古代法學理論的淵源，使國法與宗法的統一達到理想的境界，為後來封建法典的制定作了先導。

呂候制刑的歷史背景，除了為搜刮民財之外，當時獄政的腐敗、也是促使制刑的中要原因。因為典獄官吏貪贓枉法現象嚴重，不如乾脆制定贖刑，還可以把收入歸公。從《尚書·呂刑》的記載來看，呂刑所確定的照刑原則以及其他刑事政策，反映了當時的時代特點，也說明當時奴隸制立法趨於成熟。改革的基本精神，在於貫徹周初「明德慎罰」的指導思想，強調國家司法從選擇司派官到具體執法各個環節都必須慎重、崇德。但是呂候制定的《呂刑》並不是成文法典，它只是一次法制改革。封建時代之所以對周公制禮和呂候制刑津津樂道，其價值就在於它為封建國家制定刑法、行政法和訴訟法確立了一個「千古遵循」的法則。

另外，與周朝法律不沖突的南朝習慣法，還在殷商人集中的地區准許適用，稱之為「殷彝」。此外遺訓作為先王遺留下來的遺制，必須遵循。

㈦ 宋朝法律制度有哪些重大發展

一、宋朝法律制度的重大發展：

1、在立法上的體現：

①在《宋刑統》這部國家 大法中，增加了皇帝個人敕令，反映出皇權對立法的控制。

②制定編敕。

③制定《盜賊重法》

2、在法律內容上的體現：

①規定了刺配刑。

②規定了最為殘酷的生命刑——凌遲刑。

3、在司法制度上的體現：

①在中央司法機制之上，設置審刑院。

② 在地方州縣之上設立提刑司。

二、法律制度：

法律制度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所有法律原則和規則的總稱。法律制度從宏觀角度來說，與法系的概念比較接近。

1、一國的立法制度與司法制度的總稱，即通常所稱的「法制」。

2、法律制度是指運用法律規范來調整各種社會關系時所形成的的各種制度。

3、法律制度是指運用法律規范來調整各種社會關系時所形成的各種制度。

它調整了多少社會關系就包含有多少種具體的法律制度如行政法律制度、經濟法律制度、婚姻家庭法律制度、訴訟法律制度、教育文化法律制度及狹義的法律制度等。法律制度及其相應的法律規范的總和構成法律部門。一國的立法制度與司法制度的總稱，即通常所稱的「法制」。法律制度從宏觀角度來說，與法系的概念比較接近，我們不能把制度等同於法律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