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格拉底之死從法治角度

❶ 思修問題 蘇格拉底之死

蘇格拉底用自己的死還給法律以尊嚴，其對法律的精神是值得贊揚的。版但是我們必須要意權識到他對於法律的忠誠帶有一點愚昧性，有關惡法到底是不是法的問題千百年來困擾著無數的人，但我以現代法治眼光來看，惡法並非法也。首先，從法律的終極意義來看，法律的創立是為了保護世間公正而非使人遭受不公，惡法往往是造成不公的因素，它本身就不符合法律的初衷，那我們自然沒有必要去遵守它了。再者，對於惡法的遵守是否有利於維護法律的權威呢？我的回答仍然是否定的，惡法的實施會給人一種印象，我們的法律是不公正的，我們的法律是錯誤的，人們對於法律的這些懷疑只會去動搖法律的根基，而絕不會鞏固法律的基礎。最後，我再從法律的創立來看，如果人人都去遵守惡法，那麼立法者和執法者就會認為他們的法律是正義的，那麼這種惡法就不會被修改，長期以來它只會造成更大的不公正，最後的結果見識毀滅性的。所以，吾敬蘇格拉底之才，吾惜蘇格拉底之識，吾悲蘇格拉底之遇。

❷ 蘇格拉底之死對柏拉圖的直接影響a放棄學術研究b對民主政治充滿希望c游歷各地形成新思想d提出建立法治國

樓主，這道題選擇C選項。

樓主可能知道，蘇格拉底生活的時期，雅典實行民主政治，當然是比較粗糙的直接民主，也就是主要利用投票的方式決定國家事務。當時，蘇格拉底是一位「牛虻」式的人物，他並不著力維護現有的城邦的生活秩序，反而對其提出質詢，希望建立起經得起哲學、邏輯考問的新的生活秩序，也就是他所追求的美好生活。因此，蘇格拉底大多數時間都在雅典的公共場合與各種各樣的人進行哲學問答，探討善、美、愛、正義等的真正意涵。但是，他的這種行為被雅典民主政治判定為「不敬神靈」、「毒害青年」，在公元前399年被處死。而蘇格拉底的學生柏拉圖，也因此對民主政治這種被認為是「最好」的政治制度產生懷疑【這里證明B錯誤】，游歷各國進行學習，最終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治哲學學說【這里證明A錯誤】，提出了自己認為最好的政治制度——也就是理想國。
柏拉圖的理想國主張哲學家作統治者，社會中的人們因為對「理念」的感知程度而被劃分為統治者，軍人和平民（大概就是做生產勞動工作）三個階層，大家各司其職，國家也就實現了最終的「正義」。這是柏拉圖認為最好的政治制度。但是，柏拉圖的政治實踐屢遭失敗，因此他又提出了次於理想國的第二好的政治制度——法治國【這里證明D錯誤，柏拉圖最開始是希望建立理想國】。A、B、D都排除了，就選C了~

大概就是這樣，希望能幫到樓主~

❸ 蘇格拉底之死反映了但當時雅典民主政治制度主要的問題是什麼

蘇格拉底之死是走向激進民主的雅典公民對於自身的極度自信與蘇格拉底自負式地對於公民的不信任的矛盾沖突的結果,既是蘇格拉底個人的悲劇,也是雅典民主政治的悲劇。

在蘇格拉底與雅典沖突的表象下蘊涵著沖突雙方社會價值理念的碰撞， 它實際上可分解為三對矛盾沖突：即崇尚精神與追求物質的沖突；精英政治與直接民主的沖突；個人自由與集體自由的沖突。而對這三對矛盾關系如何實現平衡的認 知是思想家們設計合理化社會所無法繞過的。

蘇格拉底是古希臘偉大的哲學家，主張無神論和言論自由，但卻與當局統治相向。

蘇格拉底被判處有罪以後，他的學生已經為他打通所有關節，可以讓他從獄中逃走。並且勸說他，判他有罪是不正義的。然而蘇格拉底選擇了慷慨走向刑場，視死如歸。他的理由：我是被國家判決有罪的，如果我逃走了，法律得不到遵守，就會失去它應有的效力和權威。

當法律失去權威，正義也就不復存在。這不是悲劇的聲音，這是一個智者在用生命詮釋法律的真正含義——法律只有被遵守才有權威性。只有法律樹立了權威，才能有國家秩序與社會正義的存在。

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因主張無神論和言論自由，雅典人抓住蘇格拉底的學生克里底亞成為傀儡政權首領這個把柄，以不敬神和敗壞青年兩項罪名把他送上法庭。最後被判處服毒自殺。當時蘇格拉底的親友和弟子們都勸他逃往國外避難，均遭他嚴正拒絕，當著弟子們的面從容服下毒葯。

畫中所描繪的就是蘇格拉底服毒自殺的情節，在一個陰暗堅固的牢獄中展開，蘇格拉底莊重地坐在床上，親人和弟子們分列兩旁；牢門半開，從門縫中射進一束陽光，使畫中人物在黑暗的背景襯托下格外突出。

蘇格拉底位於視覺中心位置，他裸露著久經磨難的瘦弱身子和堅強的意志，高舉有力的左手繼續向弟子們闡述自己的見解和觀點，同時鎮靜地伸出右手欲從弟子手中接過毒葯杯，面臨死亡毫無畏懼。弟子們個個聚精會神地傾聽老師的演講，竟忘了老師死亡將至。

不難理解蘇格拉底之死對於西方法治文明的重大意義：也許法律會一時枉正錯直，但在世俗之城裡只有一個人人必須遵守的法律，只有在每個蘇格拉底都服從法律的基礎上，雅典人民才有法治的保障。

在這個意義上說，蘇格拉底必須死，因為雅典的法律需要生存。所以蘇格拉底毅然選擇了赴死。

(3)蘇格拉底之死從法治角度擴展閱讀

蘇格拉底（希臘語：Σωκράτης英語：Socrates）（公元前469年～公元前399年），古希臘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公民陪審員。

蘇格拉底和他的學生柏拉圖，以及柏拉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並稱為「古希臘三賢」，被後人廣泛地認為是西方哲學的奠基者。

身為雅典的公民，據記載蘇格拉底最後被雅典法庭以侮辱雅典神、引進新神論和腐蝕雅典青年思想之罪名判處死刑。盡管蘇格拉底曾獲得逃亡的機會，但他仍選擇飲下毒槿汁而死，因為他認為逃亡只會進一步破壞雅典法律的權威。

蘇格拉底被稱為西方的孔子，這是因為他們都開創了一個新的時代，這個時代並不是靠軍事或政治的力量所成就的，而是透過理性，對人的生命作透徹的了解，從而引導出一種新的生活態度。雅典城並沒有因為處死蘇格拉底而重煥輝煌，也沒有任何文字記載那些法官們在審判後的心路歷程。

我想，他們中的許多人，已經沒辦法面對和說服自己的良知了，他們的靈魂，將籠罩在那位老人孤獨而頑強的身影下。蘇格拉底去了，到他的神那裡去了。「哪一條路更好，惟有神知道」。千年的步行者們越走越遠，但是誰都無法從他們心中抹去這個雖然虛幻的名字――蘇格拉底。

蘇格拉底是哲學的聖徒和殉道者，至今，沒有哪位哲學家像他那樣痴迷於過一種正義的生活。

他把一個人的生命充分活了出來，從他一生的經歷中，我們可以獲得啟發，體認人生總是會面臨各種遭遇，會有得意失意，即使面對不義時，都要坦然接受。更重要的是，人活在世界上，要把關注的重點由外在轉向內在。

蘇格拉底為希臘哲學注入了強心劑，激起了無比洶涌澎湃的浪濤，餘波甚至綿延至今。蘇格拉底以他的實踐和人格為後世哲學家樹立了不朽的榜樣。

但是，由於蘇格拉底生前特立獨行的為人風格和顛覆性的哲學理念，使他在身後也受了不少爭議。自19世紀興起的非理性主義在歐洲的迅速傳播，關於以蘇格拉底等人為首的理性主義者的爭議也此起彼伏。

19世紀非理性主義哲學家尼採在他的著作《快樂的科學》《朝霞》等著作中曾強烈抨擊蘇格拉底，把蘇格拉底稱作「樂觀主義的科學精神」的「始祖」。

所謂「科學精神」，是指「最早顯現於蘇格拉底人格之中的那種對於自然界之可以追根究底和知識之普遍造福能力的體現」。尼采認為，蘇格拉底的影響籠罩著世世代代，直至於今日。

自蘇格拉底世代以來，人們相信科學至上，知識萬能，思維能洞悉事物的本質。這種理念是「一種專橫的，絕對的信念」，因而也就是信仰。所以，「即使科學也是建立在一種信仰之上的，根本不存在'無前提的'科學」。

❹ 你對蘇格拉底之死的看法是什麼

蘇格拉底是因為思想被判刑定罪。是他們的悲哀。也是全人類的不幸。但從另一個角度說，這也是他們的驕傲，因為這恰恰證明了他們思想的先進和影響之大。

他們中的許多人，已經沒辦法面對和說服自己的良知了，他們的靈魂，將籠罩在那位老人孤獨而頑強的身影下。蘇格拉底去了，到他的神那裡去了。「哪一條路更好，惟有神知道」。千年的步行者們越走越遠，但是誰都無法從他們心中抹去這個雖然虛幻的名字-蘇格拉底。

❺ 蘇格拉底以身殉法的啟示

蘇格拉底之死的故事兩千年來一直被法律人所傳誦，並成為歷史學家、哲學家和法學家所共同探討的話題。蘇格拉底以其自身之死宣揚了尊重程序正義的理念，同時也以自己的殉難昭示了一種對法律的信仰和尊重。
蘇格拉底之死被後世法學家所傳誦，認為他彰顯了一個公民在法治社會中的美德，這就是對法律制度的信仰和尊重，這不僅僅是一個公民的基本義務，而且也是一個公民的良好美德。所以在西方社會，一個良好的公民必須是一個守法的公民。這是一個社會的法律能夠得到遵守的最基本的文化心理基礎。
今天我們從蘇格拉底之死中得到的啟示就是，仍然需要信仰法治，相信法律是維護我們自由和權利的聖經。建設一個人民主權、法治昌明、民富國強的社會，是我們孜孜追求的目標。只有踐行法治，才能真正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❻ 那位高手幫忙寫一篇論蘇格拉底之死

自由、民主與蘇格拉底之死
死亡本來是個自然事情，每個人都會面臨著死亡，即使是天災人禍、戰爭、法律的懲罰等等所導致的非正常死亡，由於其頻繁性，人們也已經習慣上看作是正常的死亡，如果是天災人禍，人們會歸咎於命運的不濟，如果是法律的處死，人們會看作是咎由自取。然而蘇格拉底之死之所以溢出這些日常死亡事件，成為人們反復思考的主題，就是因為這樣的死亡集中體現了人類所面臨的尖銳矛盾和困境，從而具有了更為普遍和一般的意義：為什麼在一個民主和自由的國度里，竟然不能容忍一個智者的自由思想和自由言論？正是出於對思想自由這一根本性問題的關心，畢生致力於推進思想言論自由的美國著名老報人斯通在晚年耗盡心思來研究蘇格拉底之死。為此，他梳理了卷佚浩繁的文獻，甚至開始學習希臘文，在他死後出版的《蘇格拉底的審判》（中譯本，三聯書店，1998）雖然有報刊散文、時評的痕跡，但堪稱一部嚴謹的學術著作。

當然，斯通對蘇格拉底之死的關心絕不是一個歷史學家的關心，他關心的不僅僅是那個作為柏拉圖筆下的聖人或者色諾芬筆下的市儈的蘇格拉底，而是從古希臘以來一直到麥卡錫主義猖獗的時代，所有和蘇格拉底一樣為捍衛言論信仰自由的殉道者（由此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在該書的結尾，特意加上一章，討論古希臘是不是發生過類似美國立國初年所出現的由於宗教、思想和政治原因而進行的「迫害運動」），因為他堅信：「任何一個社會，不論它的目的是什麼，不論它標榜的是什麼烏托邦式的解放性的宗旨，如果生活在這個社會里的男男女女沒有說出心裡話的自由，就不是一個好社會。」（《蘇格拉底的審判》，頁1，下引該書只表明頁碼）因此，盡管斯通對蘇格拉底之死做了細致深入的研究，但是在他的分析里，蘇格拉底最後是一個為捍衛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的殉道者，是一個捨身取義的「革命烈士」。但是，這樣的分析或者結論並沒有解決這樣的問題：為什麼一個民主自由的制度竟然不能容忍思想或信仰自由？在一個民主的社會里，我們現代人如何實現自己的自由？正是這些我們今天面臨的重大問題，使得我們有必要重新思考蘇格拉底之死，以及所有和他一樣面臨死亡或者類似抉擇的人們的處境。

一

眾所周知，蘇格拉底是基於兩個理由被處死刑的，一個是他不信仰城邦的神，只信仰自己的神，另一個是他腐蝕或者敗壞青年。起訴他的人三個希臘城邦的公民，而審判他的是由501人雅典普通公民組成的陪審法院，這是一種按照民主方式組成的法院，有點類似於我們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革命法庭或者大眾司法（popular justice）。而這樣的審判既是關於信仰哪一種神的宗教審判，又是一個要不要民主政治的政治審判。因為蘇格拉底的主張與陪審法院所代表的雅典民主派的正統主張的沖突體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一個分歧是要不要實行民主制度的問題。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言：「人是政治的動物」。這里所說的 「人」就是指能參與城邦公共生活的公民。因此，人的天性就是參與城邦的政治生活，「這意味著公民有權在有關他的生活和他的城市的決定上參與辯論，有權投票。」（頁10）「所有公民都有參與治理自己的平等權利。所有公民都有權在制定法律的議會中投票和發言，列席把這些法律加以實施和解釋的陪審法庭。」所謂的城邦（polis）就是「自己治理自己。被統治者就是統治者。」（頁11）這就是雅典的引以為自豪的民主政治。伯利克里在「陣亡將士國葬典禮」上的演講中，自豪地宣稱：「我們的制度之所以被稱為民主政治，因為政權是在全體公民的手中，而不是在少數人手中。」

但是，蘇格拉底的看法與此完全對立。他認為城邦不能夠由公民自己來治理，而是要由「知道如何統治的人來治理」。這個人大概就是後來柏拉圖所說的「哲學王」，或者中世界基督教發展起來後所形成的「牧領權」的治理方式，人民就象群羊一樣，需要由一個放牧的人來照看。這種思想顯然與希臘的民主思想是相矛盾的，「對所有的希臘城邦來說，最根本的是公民的平等，不論公民身份限於少數人或多數人。蘇格拉底的前提是一種根本的不平等：沒有人是公民，大家都是臣民。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有著一道鴻溝。」（頁18）因此，是不是支持希臘的民主制度，或者說人究竟是具有分辨善惡之logos（理性）的、自己治理自己的政治動物，還是沒有理性能力的需要國王來照看的群羊，正是希臘民主派與蘇格拉底之間的分歧所在。

與上述分歧聯系在一起的第二個分歧：如果說參與公共生活所要具備的美德是知識的話，那麼這些美德是不是可以傳授的？對於希臘人而言，由於他具有作為政治動物的性質而具有「這種過群體生活所必須具備的基本美德。他不需要成為一個形而上學的大師。但是他需要具備必要的一點logos，即理性，同時還要具備區別正確與錯誤的能力。這種『政治的美德』使人們具有正義感，對別人的權利有足夠的考慮，使得polis——文明的社會群體——可以維持存在。」（頁46）這樣的思想被一些智者派的思想家進一步加以發揮，比如安提豐正是在人人都具有理性的基礎上，提出了區分「自然的法則」和城邦「人為的法律」的自然法思想，阿爾西達馬斯甚至對奴隸制提出了挑戰：「上帝賦予所有的人自由，大自然一個也沒有把它們變成奴隸。」（頁51-2）。普羅泰格拉認為宙斯給人界帶去了兩種技術：一種是看重別人評價的aidos（羞恥心），一種是公正地解決糾紛的dike（尊重權利）。如果少數人掌握著兩種技術的話，城邦就無法形成，因此，宙斯要求所有的人都掌握這些「政治藝術」，以便形成社會群體生活。（頁55-6）我們不能說導致現代民主法治在理論上的以確立的自然法理論或者「政治理性」的理論是從古希臘的這些思想中汲取靈感和理論資源的，但是，我們必須承認這些思想盡管只言片語卻代表了人類思想中最為閃光的智慧和最為深刻的洞見。直至今天，我們依然能夠感受這些思想的震撼力和穿透力。

與此相反，蘇格拉底認為，真正的知識只有通過絕對的定義（episteme）才能得到，除此之外僅僅是一些意見（doxa）。因此，一個人不知道關於鞋的絕對的知識，他怎麼能夠作鞋匠呢？不知道病的絕對知識怎麼去治病呢？不知道關於善的絕對知識，怎麼能夠實施自己治理自己的民主政治呢？蘇格拉底正是利用自己的詭辯和諷刺，與政治家、各種藝人以及青年人進行談話，揭露他們的愚蠢和無知，最終激怒了城邦所有的人。我們暫且不討論這種將普遍的定義與日常的實踐相混淆導致的霍布斯所嘲笑的作為哲學之特權的荒謬。問題在於當蘇格拉底在揭露所有人的無知的時候，自稱自己的到了特爾菲神廟的神諭，這個神諭告訴他，他是雅典最智慧的人，盡管他自己完全不知道這種智慧是什麼，他所知道的就是他什麼也不知道。這種想法不僅僅是「不知為不知，是知也」這樣的智慧，更主要是想說明公民只能是等待照看的「群羊」，他們不具備治理城邦的政治技術，沒有自己治理自己的能力，因此希臘的民主制度是荒謬的。

由此形成的第三個分歧就在於什麼是幸福的生活。雅典人認為個人只有在與他人的社會生活中才能找到幸福的生活，公民只有積極充分地參與城市生活和事務才能得到教育和完善。而蘇格拉底認為人的幸福並不是參與集體生活，而是退出城市生活，專心關注自己的靈魂：「我到處走動，沒有做別的，只是要求你們，不分老少，不要只顧你們的肉體，而要保護你們的靈魂。」正因為如此，蘇格拉底在雅典的政治生活往往退出不同政治派別之間的斗爭，甚至在我們認為需要他站出來承擔道義的時候，他也往往是退卻了。「他願意把自己說成是一個超脫於斗爭之上的人，完全不問政治。」（頁168）

正是這三個分歧，導致了蘇格拉底被判處死刑。正如斯通所言，「蘇格拉底的真正過錯在於他用過分簡單化的方法和哲學上的簡單化的前提來攻擊雅典的城市，它的領袖和民主政體。」（頁101）這樣的攻擊也確實在腐蝕了青年，事實證明，蘇格拉底的弟子（比如克里底亞斯）往往是慘無人道的暴君或獨裁者，一度曾經支持三十僭主推翻雅典民主政治的社會力量就是「蘇格拉底化的」反對民主政體的青年。不僅如此，更為重要的是，從他的美德是知識的命題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沒有人是故意犯錯誤的，犯錯誤僅僅是由於他的無知。這樣論斷對群體生活是摧毀性的，因為沒有理由叫一個人為自己破壞法律的行為承擔責任。如果沒有人來遵守法律的話，社會生活又是如何可能呢。

因此，蘇格拉底的言論不僅僅是反民主的，實際上還是反社會的。處死蘇格拉底不僅在希臘當時似乎是合情合理的，即使在我們今天的民主社會里，如果一個人象**那樣宣揚唯有自己掌握了宇宙的絕對真理，並號召大家脫離現在公認的生活方式，按照他的想法來實踐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的時候，這種主張顯然是「人民的公敵」，全國人民共誅之，不僅在肉體上加以消滅，而且要在思想上肅清流毒。因為人民就是一個群體中的大多數，他們支配著這個群體的生活方式，他們與其說掌握著真理，不如說掌握著權力，用法律來捍衛他們所崇尚的生活方式。蘇格拉底的錯誤在於他沒有區分人的純粹理性和實踐理性，社會生活面對的不是一個正確與錯誤的真理問題，而是一個可行與不可行的規則問題。不知道鞋的絕對知識的人照樣可以賣鞋，不知道美德的人照樣可以從事民主政治。愚蠢弱智的人統治著國家，目不識丁的武夫掌管著司法。因此，任何社會生活或者法律規則都不敢宣布它建立在絕對真理的基礎上，否則它就是絕對的專制，因為它以真理的名義壟斷了人們探索真理的可能性，無論這種生活方式是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還是獨裁專政的生活方式。

二

從表面上看，蘇格拉底之死是由於他的個人自由背離了大多數人的民主選擇，正如斯通所言，他的死「在民主身上永遠留下了一個污點。這乃是雅典的悲劇性罪行。」（頁267）「審判蘇格拉底的自相矛盾和可恥的地方是，以言論自由著稱的一個城市竟然對一個除了運用言論自由以外沒有犯任何其他罪行的哲學家提出起訴。」（頁228）從這些判斷中，我們似乎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民主與自由處於矛盾之中，言論自由也是自相矛盾的。如果這樣的話，我們如何在我們同樣推崇的兩個價值之間做出恰當的選擇呢？斯通並沒有給出很好的解釋，對於一生捍衛言論自由的老報人而言，將蘇格拉底看作是「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的第一個殉道者」（頁229）已經足夠了。但是，這種道義的承諾或者譴責依然沒有辦法解決我們今天依然面臨的類似困境：民主與自由的關系究竟是什麼。這顯然是一個復雜的問題，要簡單地廓清這種關系，我們首先要明白的是在使用「民主」、「自由」這些概念的時候究竟具體指的是什麼。

我們說雅典是民主和自由的象徵，每個人都可以自由地參與城邦的政治和司法的辯論，那些戲劇作家可以自由地諷刺和嘲笑當時的政治生活。但是這種自由僅僅是參與的自由，一個人只有參與到政治生活中，才有可能具備美德，才是一個完善的人，一個公民，即城邦的公民。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言，「人得到完善後是最好的動物，但是如果他孤立於法律和正義，他就是最壞的動物……如果他沒有美德，他就是一頭最邪惡和野蠻的生物。」（頁115-6），因此，參與「政治」——即管理城市——「是一種權利，一種責任，一種教育。」（頁116）盡管參與城市的政治生活是一項公民的自由權，但是這與其說是一種權利，還不如說是一種強制義務。正如梭倫立法中所規定的那樣，任何公民如果在發生嚴重的政治爭論或者階級斗爭的時候，如果保持中立或者不參與一方，就應當剝奪其公民身份。這意味著公民沒有不參與政治生活的自由，參與政治生活成了公民應盡的義務，否則就要剝奪公民的身份，這意味著要麼被放逐（當時由一個著名的法律就是陶片放逐法），要麼淪為奴隸。

由此可見，雅典城邦所推崇的自由不同於斯通所堅持的自由。在蘇格拉底的審判中，讓斯通難以理解的是：「起訴方面最軟弱的一點是，它在任何地方都沒有控告蘇格拉底違反任何保護公民的宗教或其政治制度的具體法律。這是十分令人迷惑不解的。」（頁230）之所以出現這種困惑，就是由於斯通所持的自由觀不同於雅典人的自由觀，他所說的自由實際上就是貢斯當所謂的「現代人的自由」：「自由是只受法律制約、而不因某一個人或若幹人的專斷意志而受到某種方式的逮捕、拘禁、處死或虐待的權利，它是每個人表達意見、選擇並從事某一職業、支配甚至濫用財產的權利，是不必經過許可、不必說明動機或事由而遷徙的權利。它是每個人於其他人結社的權利，結社的目的或許是討論他們的利益，或許是信奉他們以及結社者偏愛的宗教，甚至或許僅僅是以一種最適合他們本性或幻想的方式消磨幾天或幾小時。……」（貢斯當：「古代人的自由與現代人的自由之比較」，《公共論叢：自由與社群》，三聯，1998，頁308）

如果我們拿這個觀點來衡量雅典的自由觀的話，也許我們會同意孔多塞的看法，「古代人沒有個人自由的概念」。但是這並不意味著雅典人沒有自由，或者說他們的自由是沒有意義，盡管在雅典人那裡，自由成了一項義務，但是這種自由對於反對專制統治的民主而言依然是彌足珍貴的，這種自由觀被貢斯當稱為「古代人的自由」。貢斯當對古代人的自由與現代人的自由進行了詳細的比較，一般說來，「古代人的目標是在有相同祖國的公民中間分享社會權力：這就是他們所稱謂的自由。而現代人的目標則是享受有保障的私人快樂；他們把對這些私人快樂的制度保障稱作自由。」（同上，頁314-5）他將前者稱為「政治自由」，而將後者稱為「個人自由」。

❼ 蘇格拉底之死於西方法治的意義

法律只有被遵守才有權威性。只有法律樹立了權威，才能有國家秩序與社會正義的存在。蘇格拉底為了正義死了，但他的死是值得的。
蘇格拉底之死對於西方法治文明的重大意義：也許法律會一時枉正錯直，但在世俗之城裡只有一個人人必須遵守的法律，只有在每個蘇格拉底都服從法律的基礎上，雅典人民才有法治的保障。在這個意義上說，蘇格拉底必須死，因為雅典的法律需要生存。所以蘇格拉底毅然選擇了赴死。

❽ 蘇格拉底之死的歷史背景

在雅典恢復奴隸主民主制後，蘇格拉底被控以藐視傳統宗教、引進新神、敗壞青年和反對民主等罪名，並被判處死刑。他拒絕了朋友和學生要他乞求赦免和外出逃亡的建議，飲下毒酒而死，終年70歲。

蘇格拉底熱愛雅典城邦，他更不容許最神聖的信仰有絲毫的被褻瀆，因此，他毅然選擇死亡。他並非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但他更注重自己的靈魂，他相信神無處不在，無所不能，萬事萬物都是神有意識有目的的巧妙的安排。他沒有背叛神，既然如此，死亡也就是神對他的召喚。

拓展資料

蘇格拉底（希臘文：Σωκράτης，拉丁文：Socrates，前470年－前399年），古希臘哲學家，和其學生柏拉圖及柏拉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被並稱為希臘三賢。他被認為是西方哲學的奠基者。他身為雅典的公民，據記載，蘇格拉底最後被雅典法庭以侮辱雅典神和腐蝕雅典青年思想罪名判處死刑。

盡管蘇格拉底曾獲得逃亡的機會，但他仍選擇飲下毒堇汁而死，因為他認為逃亡只會進一步破壞雅典法律的權威，同時也是因為擔心他逃亡後雅典將再沒有好的導師可以教育人們了。

❾ 蘇格拉底之死對經典法學的影響

蘇格拉底之死之雅典民主制
一、蘇格拉底之死的歷史背景
(一)蘇格拉底的審判背景
耶穌基督誕生前400多年，蘇格拉底（公元前469—公元前399）在雅典的普通法院，七十高齡的被譽為西方孔子的哲學家，被指控「不敬國神」、「另立新神」和「敗壞青年」的罪行。起訴蘇格拉底的三人分別是：代表雅典政治家和手工藝的阿尼圖斯、代表詩人的美勒托和代表公眾的演說家素康。
在受審期間，蘇格拉底從始至終都在為自己的行為和思想申辯，以平素一貫的淡定自如的高貴態度為自己辯護，並在一次闡述自己的觀點。他認為對他的指控出於「多年的錯誤印象」(《申辯》19a)，他不僅陳述了這種錯誤印象的感知，而且要申辯對其指控。其後雅典法庭以281票對220票判處他死刑。在當時，雅典人民正准備祭祀阿波羅神，這是神聖而庄嚴的宗教祭祀活動。城邦依照其慣例認真對待准備這次祭祀活動，為保證城市的整潔將死刑一律暫緩，蘇格拉底則被囚於監獄，等待祭祀結束後處於判決。期間本可以贖走或逃獄，但他認為逃亡只會進一步破壞雅典法律的權威，他以激情澎湃、慷慨的陳詞反駁法院對自己的指控後做出了飲鳩而死的選擇。
（二）後世的影響
2000多年來蘇格拉底對西方哲學的發展起著深遠的影響，蘇格拉底一生不探索真理、尋求真理，死後他以這不死的靈魂在永不疲憊的捎帶他神聖的真理不住的向來去匆匆的人們傳達著理性的光環。他的死被人們傳為佳話，被人們深深銘記。蘇格拉底垂暮之年被稱為民主派的是死而非的罪名處以死刑，不得不說這是一場悲劇，然而這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悲劇，是處於時代人們的悲劇。正如黑格爾所說的「雅典的悲劇希臘的悲劇」。蘇格拉底的死是僅次於耶穌的第二個最著名的死，蘇格拉底之死已成為學者研究、爭論、考證的熱點問題。
二、蘇格拉底之死與雅典民主制
(一)民主制簡介
雅典民主制始於公元前594年的梭倫改革。梭倫改革的成功提高了平民的地位為雅典的民主奠定了基礎，公元前509年，克里斯提實行了進一步改革鏟除了日氏貴族的政治特權，擴大了城邦的民主力量，遂始雅典民主得以確立。公元前5世紀，雅典的民主政治發展到頂峰，成為雅典民主的「黃金時代」。
在當時古代國家一般都採用中央集權的專制制度時，希臘形成了獨特的民主制度。雅典的民主是當時政治、文化、經濟因素綜合影響的結果
1.政治因素
一個國家的政體取決於國家統治階級中各個權力力量的劃分，以及權力力量的對比。由於雅典發達的海外貿易和手工業生產工商奴隸主階層逐漸擴大，他們要求取得一定的統治地位，以工商奴隸主為領導的雅典平民通過逐步改革的方式建立了民主政治。不斷強大的工商奴隸主階層使得政治具備了可妥協的特性。長時間的各階級相互的摩擦，達到了政治中各派的共融，民主政體是在這種情形下應運而生的
2.文化因素
宗教在古希臘占著極其重要的地位，平等、朴實的城邦生活造就了希臘神話獨特的世俗化、自然化。神與人平等，神與人都是充滿感情的，這與中國的神話等級觀完全相反。希臘的宗教沒有東方宗教的森嚴與神秘，它是自由的。雅典的民主制中權貴與平民之間的關系也如此，民主制則是最好體現了希臘宗教神韻的一種制度。
3.經濟因素
雅典具有活躍的經濟市場活動環境，農業、手工業的發展和其運作方式，便排除了中央集權的專制政府幹預的必要性。以新興的工商業階級為首的平民階層與舊的氏族貴族進行斗爭取得品等的過程促使了民主過程的發生。在希波戰爭後，大批的公民受領了封地，極大的改善了低生活水平公民的生活環境，富裕的物質生活無疑有助於公民潛心下來，積極的投身於城邦的建設與管理。
（三）兩者的沖突
從公元前468年出生到公元前399年被處死，可以說，蘇格拉底經歷了雅典民主制有興盛到腐敗衰落的全部過程。在這整個過程中，蘇格拉底堅持信仰，堅持真理。蘇格拉底的堅持與雅典的民主間產生了矛盾，在被處以死刑之時，他依然忠於雅典的法律，即忠實於，並維護雅典的制度。
1.自由定義的爭議
古希臘人被認為是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創造者。希臘人熱愛自由，對於雅典的公民來說自由是能夠分享的政治實體，而不是其賦予個人的權利。雅典的自由是一種城邦式的自由，是經過自由選舉出的公民聯合在一起，公民自己自理。在伯里克利的葬禮演說中體現了這種強烈的自由觀。
蘇格拉底也是忠於自由的，他更信奉一種精神上的自由先從控訴他的罪名說起：一是「不敬國神」，色諾芬認為蘇格拉底是十分守法和虔敬的，他聲稱蘇格拉底參加雅典舉行的各種宗教儀式和獻祭，並對宗教的傳統十分了解。蘇格拉底曾說「有個預言性的聲音告訴他應該做什麼和不應做什麼」（《申辯》4•8•1）這種事情和當時占卜及其他宗教的指引並沒有什麼區別。然而在自由的國度里卻不允許蘇格拉底這思想上的自由，指控他有「不敬國神」之罪。二是「敗壞青年」蘇格拉底認為：人有真理，這真理在你心中；要想知道這真理，人就需要省察自己和他人，只有通過不斷的自省才會進步，他說過：「未經省察的人生沒有價值」。蘇格拉底教會當時的部分雅典青年，如何正確的看待自己，如何過一種自省自察的生活，如何取得進步。當這些雅典青年理解這道理，並試圖教會自己的長輩時，蘇格拉底則被冠以「敗壞青年」的罪行。
這些做法僅僅是他自己的個人自由，他以自身的人格魅力與魄力改變無知的眾人，卻不知不覺觸動了雅典本身固有的自由——個體從屬於群體，個人自由服從於城邦，個人沒有脫離城邦以外的其他自由。以賽亞•柏林曾在一篇就職演說中定義了現代的西方自由，分為「積極自由」和「消極自由」。積極自由是指政治方面的自由，個體在貫徹落實實國家政治方面的自由；消極自由是指人們依據自己的意願和想法，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思想不會受到國家的任何非法干涉。以賽亞•柏林認為雅典的公民有參與政治的權利積極自由，卻沒有個人應有的自由，即消極自由。美國左派老報人斯東認為正是由於蘇格拉底與雅典人之間的分歧才導致了審判，而不是「不敬國神」和「敗壞青年」的指控。
2.公意和眾意
在審判中對於蘇格拉底的指控在證據方面並不確鑿，並且因思想犯罪在雅典的法律中也判處不了死刑，但是雅典人民以360票對140判處蘇格拉底死刑。雅典的人們自古就追求公正，而「多數人說了算」使公正得到了很好的實施嗎？「多數人說了算」在雅典發揮的淋漓盡致，無論是日常的生活中，政治上的各種問題都是通過投票以少數服從多數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在蘇格拉底的審判中「多數人說了算」的大眾意見又在一次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因此公意在眾意麵前顯得微不足道了。羅爾斯理論的正義原則也做出過這樣的解釋:一、社會的和經濟的不平等如何安排使之被合理地適合於每一個人的個人利益，並依於地位、職務向所有人開放。二、每個人對其他人所擁有的最廣泛的基本自由體系相容的類似自由體系都應有的一種平等權利。他強調了社會是否是正義的是在於同時容納接受並保護少數人的利益。正義乃是公意的一種所有人利益的一種平衡，而眾意是著眼於部分人，只考慮和照顧了部分人的利益產生的。雅典人當時儼然是缺少這方面的意識的，也就造就了雅典制度的失重性。雅典十分強調多數人意識的重要與權威，在無形中釀成了眾意在實質中高於法律，把雅典民主制推向了極端。
蘇格拉底認為，多數人的錯誤是不可能避免的，每個人生來並非智者，而是無知的，需要經過自省，思考等方式才能進步成長。由於不公正的正義是蘇格拉底被冠上莫有的罪名，他以生命為代價，讓後人了解了雅典當時「公正」的眾意是如何結束一位偉大的智者，一位卓越的思想家的生命的，又是如何持續這種眾意最終走向衰落的。
3.守法即正義
在祭祀的期間，背判死刑的蘇格拉底本可以逃走或贖走，那麼他為什麼沒有選擇這兩種方式之一，而是毅然決然的選擇了死亡這條道路。蘇格拉底對法律有這高度的信仰和無限的執著，他認為守法即正義，遵守雅典城邦的法律就是保衛了正義。他臨死前曾說：「他的一生都享有了法律的利益，不能晚年不忠於法律」。在伯里克利時期之後雅典的法律已經有相當的成就，擁有了獨立的相關法，法制觀念也深入人心。每個公民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不論是私人的生活還是國家的事務中都應該嚴格遵守國家的法律，雅典人民對法律有深深的敬畏和信任。公民的地位無論其高低，都不會免於被起訴，無論貴賤，都可起訴侵犯其利益的任何公民。
在民主與法制相遇的時候該怎樣衡量他們孰重孰輕呢？在積極自由佔主導地位時法律權威與公平正義該如何實行呢？在蘇格拉底因蘇格拉底因思想犯罪，極其民主下的法律和蘇格拉底正義之心堅持的法律碰撞時，又該如何選擇呢？與其說蘇格拉底是被雅典法律判處死刑不如說是蘇格拉底自己選擇的死亡，他認為法律必須被遵守即使法律不正義。他始終堅持對法律的信仰在於克里同的對話中，他說，「假定我們准備從這里逃走，雅典的法律就會來這樣質問我『蘇格拉底，你打算干什麼呢？你想採取什麼行動來來破壞我們的法律，損害我們的國家難道能否認嗎』如果一個城邦已公布的法律判決沒有他的威懾力，可以為私人取消破壞，你認為這個城邦還能繼續生存下去嗎？」。蘇格拉底借著法律，強調了遵守城邦法律的重要性。他認為服從法律的判決是他應該的責任和必須遵守的事。雅典城邦法律和蘇格拉底法律信仰的沖突促使了蘇格拉底的死亡。
蘇格拉底的死是一種無可奈何，雅不可調和，典民主制和蘇格拉底之間的沖突雙方都有存在的理由，蘇格拉底是一位英雄，他意識到了這沖突，並希望用道德、智慧和自信的力量化解這些，於是他用自己的生命托起這項艱巨的沖突，托起正義的使命，托起歷史這段曲折的進程。
三、蘇格拉底之死——雅典民主制的弊端
雅典民主制的理論與實踐為文藝復興的民主制提供了思想和靈感，為近現代的西方法治奠定了最初的基礎，民主制下創造的一定空間，是雅典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但是歷史的長河中沒有任何一種社會制度是完美的，都有瑕疵的存在，雅典的民族制也是如此。我們應該辯證的看待問題，過於泛濫的直接民主，成為政治腐敗，社會動亂的隱患。狹隘的城邦體制，最終無法承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進度，輝煌盛大的雅典民主制最終被淹埋這歷史的長河中。
（一）全民思想弊端
雅典民主制的的價值基礎是自由與平等的追求。在希臘貴族與平民、強勢與弱勢之間都存在著等級關系。這樣的本身具有的等級關系與雅典的平等自由又相互存在著矛盾。公民個人權利的似實實虛的境況也是公民常常陷入對平等自由的過度追求。柏拉圖關於雅典的民主製做過這樣的定義：「一種使人快樂的無政府狀態的，花俏的管理形式，在這種制度下不分區別的把一切平等給於一切人，不管他們是不是平等主義。」
希臘的哲學家安提尼西斯把民主派的平等比作了了兔子與獅子之間的平等，來描述搭檔是雅典自由平等觀的窘迫的境遇。過度的追求平等與自由在自然規律中打破了原有兔子與獅子的平衡體系，雅典公民瘋狂的追求極度的自由與平等，漸漸失去了希臘雅典人本身的優良品質。自由的尺度是什麼呢？我們該如何界定？「自由應當是法律下的自由。因為我們服從法律我們才自由」而民主制形式下的雅典公民則由「極端奴役」到「極端自由」轉化，脫離的原有軌道。雅典公民十分珍視來之不易的自由平等，他們竭力防止爭取來的自由遭到破壞，反而由於他們各種無限的保護措施，讓他們葬送自由的主導者。雅典公民的自由觀不斷走向極端，發展成絕對的，無限制的自由，他們的自由不受到任何約束。自由變了質，在他們還沒感覺到時，這迷失的自由漸漸腐蝕了他們的心。
平等自由的失控給雅典指引了一條通向滅亡的道路，是形成多數人暴政的原因。雅典公民變得十分放縱，不服對他們的各種管理。柏拉圖有這么一個結論：「所有這一切總的起來使這里的公民靈魂變得非常敏感，只要誰建議稍加約束，他們就會變得受不了，就要大發雷霆。最後就像你知道的，他們不要任何人管了，連法律也不放在心上，不管成文的還是不成文的。」
蘇格拉底用智慧引導人們自省自察，學會用理智分析應該做什麼和不應該做什麼。這無疑是觸動了那些極端自由分子的危險而又敏感的觸角，他們心存害怕他，又深深敬畏他，因為蘇格拉底的智慧拉回他們已走向極端的心。他們戰勝不了真理，只好讓蘇格拉底死亡，讓他們紊亂的心恢復到原有看似的平和與寧靜。蘇格拉底意識到這點其實雅典的公民也意識到了，但他們被自己的私利蒙蔽，在深夜他們無法安睡，他們內心充滿了恐懼和緊張，只有蘇格拉底死了，他們認為內心的恐懼也會消失，這樣這些自由的雅典公民就可以大張旗鼓的追尋著那莫須有的自由平等。蘇格拉底的可以認為是場謀劃已久的謀殺：雅典人試圖通過判處雅典人中最有智慧和最高貴的人死刑來扼殺良知的聲音。他們始終都要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公元前404年，雅典喪失了霸權。
(二） 民主基礎弊端
雅典民主制中最顯著的特點是「人民直接參政，遵守多數人原則，自主決定城邦的命運」，也被稱為直接民主，雅典的民主是由雅典的全部公民組成起來的。由此看來，雅典十分強調個人的權利。他們認為一個國家，一種社會能夠成立並結合起來是由於眾多為了能夠保護自己，並且為了生活的更好，自願的結合，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立的人格、尊嚴，每個人都有相對獨立的權利並承擔相應的義務，不應受到政治經濟和社會各個方面的壓迫。這體現了人與社會的關系，和他們是出於什麼目的產生的。哲學中人與社會的關系類似於個體與共體的關系。先有個別的事物，所有事物的統一並高於個體就形成了共體，在眾多個體追求自由，平等中，整個社會也就趨於並逐漸形成了這種社會觀念。
但在古希臘這段時期中，享有民主的真是所有公民嗎？在當時的民主制度中也只有奴隸主和自由民才能享有民主權利。這說明當時的民主制中自由、平等的觀念僅僅只是形式上的。
在眾多參與民主的雅典公民中，又會有這樣的懷疑，如此自由在面臨重大的選舉中是否會不公。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提到，當時這種方式促使了公民的隨心所欲，自行其事。雅典公民有三萬人，因為經常開會有工作的公民則很少參加公民大會，平時通常只有六千人參與，並且還要對貧困的公民發放津貼。雅典公民大多數是不具備知識的，對於國家和社會崇拜依賴於國家的領導人物。可雅典的領導人則是通過抽簽，輪番執政產生的。蘇格拉底曾說：「用豆子抓鬮的辦法來來選舉國家的領導人是非常愚蠢的，沒有人願意用豆子抓鬮的辦法僱傭一位舵手，或建築師，或奏笛子的人，或者任何其他行業的人，而在這些事上如果做錯了的話，其危害程度要比在管理國務方面發生錯誤輕得多。」在這樣輕率的領導中，多數公民的公平是值得考究的，他們的公平正確觀不值得肯定。他們大多目光短淺，真正的智者卻不佔多數，相反一些「能言善辯」的人只考慮自己的私人利益，忽視公眾真正的切實利益，或被一些野心家利用，做出不正確的決定。如公元前406年六位雅典將軍被公民大會宣判死刑一案中，雅典戰勝伯羅奔尼撒，由於統帥征軍的八位將軍(其中兩位戰後沒有回希臘)被指控不必要的讓士兵死亡，最高法庭判處他們死刑。柏拉圖認為這是一種極端的民主，無視個人和貢獻的差別。對於這樣的投票方式中以少數服從多數，致使雅典的管轄權是操作在多數人手中。多數人在自己的或被鼓動的狀態下，是會抹殺少數人的想法，從而導致了少數人總處於被壓迫的狀態，暴政的現象由此產生。蘇格拉底也認為建立這樣的統治必然是種暴政，是非理性的政治，民主走向了極端，多數人至上，毀滅的被保障的自由明顯的把民主推向了多數人的暴政。蘇格拉底也是死於多數人的意志的法庭下。托克維爾說：「當我看見任何一個權威被授意決定一切的權利和能力時，不管人們把這個權威稱為人民還是國王，或者稱作民主政府，貴族政府時，或者這個權威是在君主國行使還是共和國行使，我都要說：這是給暴政播下了種子。
雅典雖然實現了民主，但由於過於廣泛沒有限制的參與。沒有過濾掉其中的危害雜質，這種多數人擁有的發言權是雅典的民主制沒有提高，反而成為了推動多數人暴政的原因。多數人所創造的輝煌與成就是可以肯定的，但其中的風險不能忽視，雅典民主制中把多數人的意見認為是公平真理，卻缺乏了對其權利的限制與制約。是多數人只憑自己的認識，決定城邦的未來。所以雅典民主制很難持久。在歲月的洗滌中漸漸失去了其獨特的優越性，沒有限制的參與成為多數人保證之浪的風，為此蘇格拉底被審判庭判處死刑也就理所應當了。民主與雅典社會活動在相互融合中出現了不平衡，致使了沖突的加劇，也就釀造了雅典民主制的失敗。
（三）司法弊端
古希臘早已提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希臘的「歷史之父」希羅多德在《歷史》中提到過它，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提到過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當時雅典也十分推崇它，並且不只是說說而已，而是賦予行動的。伯利克是當時公認的政治領袖，他的老師著名的哲學家阿那可薩格拉斯因主張「大陽是炙熱的石頭」被指控為瀆神罪，伯利克他也無力援助。在這樣一個推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國家隨著民主不正確的發展，只是施行了「人代法」治的歷程。雅典也制定了有助於「人代法治」的規定。如公民大會、司法審判制度等。
雅典的陪審員是由抽簽產生，其中大部分是中、下階層的公民，甚至很多人不識字。他們沒有受到正規的法學教育，不具有相應的法律素養。通常是能言善辯的雄辯家，需要的並不是法規。只是按照自我的看法進行判斷，投票決定被告者的命運。不具備相應知識的人在處理相關問題時是非理性的，在判斷時常常帶有個人的感情，也就是說依照個人的主觀情緒去做決定，無法客觀的看待問題。同時這些公民是極具有煽動性的，懷有私慾的貴族他們富有，受過教育，知識豐富。他們可以通過各種形式鼓動公民進而達到自己的目的。指控蘇格拉底的人中有代表政治和手工藝人的阿奈特斯，詩人美勒托在這些控告人當中，唯一舉足輕重的人物是阿奈特斯。阿奈特斯是個有錢的皮鞋匠，在推翻克里底亞斯和恢復民主的武裝抵抗中起了領導作用。阿奈特斯和蘇格拉底關系惡劣，有兩方面的原因：政治和對其兒子的教育問題上的分歧。以至論私心阿奈特斯是希望蘇格拉底被判刑的。蘇格拉底的罪行並不致死，在第一輪投票中有280票對220票表示他有罪，但在第二輪審判團以360票對140票判其死刑。蘇格拉底當時已是70高齡的老人，在充滿人人平等的雅典卻堅決的投以死亡之票。
審判中，陪審員採取一人一票之，服從多數人的判定。這種多數人的方式，即使擁有了較為完備的法律制度也難以正確的實施。在審判中審判員僅以投票的方式決定了蘇格拉底的生死，而在法律的具體依據上並沒有說明，這無疑是降低了法律本身的重要性。柏拉圖指出：「在法律服從於其他某種權威時，而它自己一無所有的地方，依我看，這個國家離崩潰不遠了。但如果法律是權威的主人，並且政府是他的奴僕，那麼形式就充滿了希望。」他強調了法律的重要性，和權威性不能因某種勢力而改變。雅典多數人勝利了但雅典法律卻是失敗的。以奴隸制經濟為基礎的雅典民主與法治上存在著不可避免的局限性。雅典法規定的公民權利是以城邦為基礎，且依附於城邦。並沒有對個體的相關法律約束，在雅典民主逐漸強大的過程中，法律卻喪失了應有的地位。
正如梅因所說：「一個社會對於某些特殊的案件，為了要得到一個理想的完美的判決，就毫不遲疑地把阻礙完美判決的法律規定變通下，如果這個社會確有任何司法原則和遺傳諸後世，那它所能流傳下來的司法原則只可能僅僅是包括著當時正在流行的是非觀念。」蘇格拉底是死於一種非正義的結果。蘇格拉底顯示了自己的精神力量，他通過對自己案件所作的最坦誠，最坦率和最正義的申訴，贏得了光榮並且以最鎮定，最勇敢的忍受了死刑。「蘇格拉底的信息永遠被人們用來盡可能地派各種各樣的用場。盡管那些審判者強迫他無言，這個在雅典響起了已有2300念得聲音，卻從未沉寂過。」蘇格拉底並不是死於民主，而是缺乏法治的民主。
四、雅典民主制對後世的影響
雅典民主制雖然有其弊端但也掩蓋不了其中一些璀璨的光輝，他是民主的發源地，孕育了民主的誕生，民主制促進了文明的發展。「任何任何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都取決於主觀能動性的發揮，能動性發揮的越大，社會發展的越快民主的優越性就在於多數人比一個人擁有更多的信息，公民可以發揮最大限度的積極性。」雅典民主制大大促進了雅典的發展，為世界民主留下了豐厚的遺產。
（一）文化影響
黑格爾曾說：「今生、現世、科學與藝術，凡是滿足我們精神生活，使生活有價值、有光輝的東西，我們知道都是從希臘直接或間接傳來的。」希臘的思想一直都深遠的影響著西方的文化，雅典是希臘的一個城邦，雅典的民主制則以其獨特的文化底蘊，展現於人類的文明史中。
民主的宗旨本源乃是自由，雅典的文化就是建立在這樣一種自由的觀念之上的。公民的自由不被限制，當時產生了許多的文化傑出人物：戲劇中有悲劇作家索福里斯，他寫的《波斯人》《普羅米修斯》《俄狄浦斯王》《美狄亞》直接的展現出當時人們命運中的悲劇性，喜劇作家阿里斯托芬著有《雲》《群蛙》粉刺了當時的著名人物，但由於雅典特有的自由，所以不用擔心遭到迫害；史學中希羅多德的《歷史》創立了歷史著作的先例。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本著「藉以遇見未來」的理念，向人們展示了戰爭的真實性；哲學中有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開創了西方的哲學傳統。當時的哲學比較信奉物質世界，蘇格拉底由對物質世界的探討轉向到人的心靈世界。蘇格拉底相信「善」的力量，「善」將主導整個世界，「善」也就是知識。他引導人們運用理性思維，獲得知識。
雅典文化中不僅表現在許多卓越的學者上，還體現在整個雅典的城邦中。雅典十分重視教育，創辦了學校，其目的是「為了訓練人們按照理性思維獨立進行思考」培養了很多著名的人物。藝術成為雅典公民展現思想的媒介，許多藝術家運用完整、真實、生動的藝術作品給人類留下了瑰麗的文化遺產。
（二）法律影響
雅典演說家艾索克拉底說過：「我們的法律是大眾的利益，並且對人類的生活具有重要的貢獻。」雅典的法制是由其歷史、宗教、經濟的諸多方面因素決定的，與雅典的民主聯系在一起，它秉承了雅典民主的精神，作為一種獨立的制度存在，並被廣泛利用。
雅典的民主為古希臘的思想家們提供了廣闊的政治平台探尋法的理性，成就了最為早期的自然法理念，並且為西方法律植入了以人為本的精神。每一位雅典公民都能行使維護公共利益的權利，雅典公民參政是達到法定條件下的自願行為，自願不僅表現在參與過程中，在做表決時也是自願的行為。他們注重的公民權利的觀念，西方傳統法律也融入了這部分觀念，西方法律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現各國法律也都提倡權利保護的而概念
雅典的法制不僅造就了當時絢爛的雅典法律，也對西方法律產生了影響。雅典法律的精神融入了當時城邦的每個公民中，我們不能說雅典當時的法律制度有多麼的完備於豐富，但它始終傳遞著法制的精神本質，為後世的法律精神奠定了基礎。雅典的法治是人類早期條件下特有的產物，有益於了解一些法律思想的淵源，使我們對法制有了深層次的了解。
(三)政治影響
雅典政治是一個由產生、發展到滅亡的過程，歷經了光輝與暗淡。在這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我們不難發現雅典當時設立的政治機構獨特的方式，以及機構設立的宗旨是值得我們探討的。
「人人平等」在各個國家機構中都有體現，它常常作為衡量民主的尺度和人們一般行為認可的尺度。國家機構的「三權分立」的組織形式，也是公民大會、議事會、陪審法庭的組織形式。他們都分別擁有司法權、立法權、行政權，著反映了當時雅典分權制約的思想。相互有牽制，避免了獨裁的產生，防止執法機構濫權。「少數服從多數」雖然在雅典的實行中存在的弊端，但弊端並不是方式引起的，而是由著這種方式的組成基礎所致。不可否認這種方式尤其特殊的的優良性。國家公職人員的任免，雖然對其選舉公職人員的選舉方式不認同，但是公職人員不是靠世襲、君主任命，或靠著暴力手段奪取的。並且任免後對其規定了期限，現在大部分國家的領導人也是有任命期限的，讓位給有能力的人。
雅典的政治體制我們應辯證的分析，既看到弊端又看到其中有價值的部分，雅典的政治體制之一塊未開發的美玉，在歲月中摒棄壞的部分，漸漸展現其特質。

❿ 蘇格拉底之死對近代法的影響

蘇格拉底之死之雅典民主制
一、蘇格拉底之死的歷史背景
(一)蘇格拉底的審判背景
耶穌基督誕生前400多年，蘇格拉底（公元前469—公元前399）在雅典的普通法院，七十高齡的被譽為西方孔子的哲學家，被指控「不敬國神」、「另立新神」和「敗壞青年」的罪行。起訴蘇格拉底的三人分別是：代表雅典政治家和手工藝的阿尼圖斯、代表詩人的美勒托和代表公眾的演說家素康。
在受審期間，蘇格拉底從始至終都在為自己的行為和思想申辯，以平素一貫的淡定自如的高貴態度為自己辯護，並在一次闡述自己的觀點。他認為對他的指控出於「多年的錯誤印象」(《申辯》19a)，他不僅陳述了這種錯誤印象的感知，而且要申辯對其指控。其後雅典法庭以281票對220票判處他死刑。在當時，雅典人民正准備祭祀阿波羅神，這是神聖而庄嚴的宗教祭祀活動。城邦依照其慣例認真對待准備這次祭祀活動，為保證城市的整潔將死刑一律暫緩，蘇格拉底則被囚於監獄，等待祭祀結束後處於判決。期間本可以贖走或逃獄，但他認為逃亡只會進一步破壞雅典法律的權威，他以激情澎湃、慷慨的陳詞反駁法院對自己的指控後做出了飲鳩而死的選擇。
（二）後世的影響
2000多年來蘇格拉底對西方哲學的發展起著深遠的影響，蘇格拉底一生不探索真理、尋求真理，死後他以這不死的靈魂在永不疲憊的捎帶他神聖的真理不住的向來去匆匆的人們傳達著理性的光環。他的死被人們傳為佳話，被人們深深銘記。蘇格拉底垂暮之年被稱為民主派的是死而非的罪名處以死刑，不得不說這是一場悲劇，然而這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悲劇，是處於時代人們的悲劇。正如黑格爾所說的「雅典的悲劇希臘的悲劇」。蘇格拉底的死是僅次於耶穌的第二個最著名的死，蘇格拉底之死已成為學者研究、爭論、考證的熱點問題。
二、蘇格拉底之死與雅典民主制
(一)民主制簡介
雅典民主制始於公元前594年的梭倫改革。梭倫改革的成功提高了平民的地位為雅典的民主奠定了基礎，公元前509年，克里斯提實行了進一步改革鏟除了日氏貴族的政治特權，擴大了城邦的民主力量，遂始雅典民主得以確立。公元前5世紀，雅典的民主政治發展到頂峰，成為雅典民主的「黃金時代」。
在當時古代國家一般都採用中央集權的專制制度時，希臘形成了獨特的民主制度。雅典的民主是當時政治、文化、經濟因素綜合影響的結果
1.政治因素
一個國家的政體取決於國家統治階級中各個權力力量的劃分，以及權力力量的對比。由於雅典發達的海外貿易和手工業生產工商奴隸主階層逐漸擴大，他們要求取得一定的統治地位，以工商奴隸主為領導的雅典平民通過逐步改革的方式建立了民主政治。不斷強大的工商奴隸主階層使得政治具備了可妥協的特性。長時間的各階級相互的摩擦，達到了政治中各派的共融，民主政體是在這種情形下應運而生的
2.文化因素
宗教在古希臘占著極其重要的地位，平等、朴實的城邦生活造就了希臘神話獨特的世俗化、自然化。神與人平等，神與人都是充滿感情的，這與中國的神話等級觀完全相反。希臘的宗教沒有東方宗教的森嚴與神秘，它是自由的。雅典的民主制中權貴與平民之間的關系也如此，民主制則是最好體現了希臘宗教神韻的一種制度。
3.經濟因素
雅典具有活躍的經濟市場活動環境，農業、手工業的發展和其運作方式，便排除了中央集權的專制政府幹預的必要性。以新興的工商業階級為首的平民階層與舊的氏族貴族進行斗爭取得品等的過程促使了民主過程的發生。在希波戰爭後，大批的公民受領了封地，極大的改善了低生活水平公民的生活環境，富裕的物質生活無疑有助於公民潛心下來，積極的投身於城邦的建設與管理。
（三）兩者的沖突
從公元前468年出生到公元前399年被處死，可以說，蘇格拉底經歷了雅典民主制有興盛到腐敗衰落的全部過程。在這整個過程中，蘇格拉底堅持信仰，堅持真理。蘇格拉底的堅持與雅典的民主間產生了矛盾，在被處以死刑之時，他依然忠於雅典的法律，即忠實於，並維護雅典的制度。
1.自由定義的爭議
古希臘人被認為是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創造者。希臘人熱愛自由，對於雅典的公民來說自由是能夠分享的政治實體，而不是其賦予個人的權利。雅典的自由是一種城邦式的自由，是經過自由選舉出的公民聯合在一起，公民自己自理。在伯里克利的葬禮演說中體現了這種強烈的自由觀。
蘇格拉底也是忠於自由的，他更信奉一種精神上的自由先從控訴他的罪名說起：一是「不敬國神」，色諾芬認為蘇格拉底是十分守法和虔敬的，他聲稱蘇格拉底參加雅典舉行的各種宗教儀式和獻祭，並對宗教的傳統十分了解。蘇格拉底曾說「有個預言性的聲音告訴他應該做什麼和不應做什麼」（《申辯》4•8•1）這種事情和當時占卜及其他宗教的指引並沒有什麼區別。然而在自由的國度里卻不允許蘇格拉底這思想上的自由，指控他有「不敬國神」之罪。二是「敗壞青年」蘇格拉底認為：人有真理，這真理在你心中；要想知道這真理，人就需要省察自己和他人，只有通過不斷的自省才會進步，他說過：「未經省察的人生沒有價值」。蘇格拉底教會當時的部分雅典青年，如何正確的看待自己，如何過一種自省自察的生活，如何取得進步。當這些雅典青年理解這道理，並試圖教會自己的長輩時，蘇格拉底則被冠以「敗壞青年」的罪行。
這些做法僅僅是他自己的個人自由，他以自身的人格魅力與魄力改變無知的眾人，卻不知不覺觸動了雅典本身固有的自由——個體從屬於群體，個人自由服從於城邦，個人沒有脫離城邦以外的其他自由。以賽亞•柏林曾在一篇就職演說中定義了現代的西方自由，分為「積極自由」和「消極自由」。積極自由是指政治方面的自由，個體在貫徹落實實國家政治方面的自由；消極自由是指人們依據自己的意願和想法，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思想不會受到國家的任何非法干涉。以賽亞•柏林認為雅典的公民有參與政治的權利積極自由，卻沒有個人應有的自由，即消極自由。美國左派老報人斯東認為正是由於蘇格拉底與雅典人之間的分歧才導致了審判，而不是「不敬國神」和「敗壞青年」的指控。
2.公意和眾意
在審判中對於蘇格拉底的指控在證據方面並不確鑿，並且因思想犯罪在雅典的法律中也判處不了死刑，但是雅典人民以360票對140判處蘇格拉底死刑。雅典的人們自古就追求公正，而「多數人說了算」使公正得到了很好的實施嗎？「多數人說了算」在雅典發揮的淋漓盡致，無論是日常的生活中，政治上的各種問題都是通過投票以少數服從多數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在蘇格拉底的審判中「多數人說了算」的大眾意見又在一次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因此公意在眾意麵前顯得微不足道了。羅爾斯理論的正義原則也做出過這樣的解釋:一、社會的和經濟的不平等如何安排使之被合理地適合於每一個人的個人利益，並依於地位、職務向所有人開放。二、每個人對其他人所擁有的最廣泛的基本自由體系相容的類似自由體系都應有的一種平等權利。他強調了社會是否是正義的是在於同時容納接受並保護少數人的利益。正義乃是公意的一種所有人利益的一種平衡，而眾意是著眼於部分人，只考慮和照顧了部分人的利益產生的。雅典人當時儼然是缺少這方面的意識的，也就造就了雅典制度的失重性。雅典十分強調多數人意識的重要與權威，在無形中釀成了眾意在實質中高於法律，把雅典民主制推向了極端。
蘇格拉底認為，多數人的錯誤是不可能避免的，每個人生來並非智者，而是無知的，需要經過自省，思考等方式才能進步成長。由於不公正的正義是蘇格拉底被冠上莫有的罪名，他以生命為代價，讓後人了解了雅典當時「公正」的眾意是如何結束一位偉大的智者，一位卓越的思想家的生命的，又是如何持續這種眾意最終走向衰落的。
3.守法即正義
在祭祀的期間，背判死刑的蘇格拉底本可以逃走或贖走，那麼他為什麼沒有選擇這兩種方式之一，而是毅然決然的選擇了死亡這條道路。蘇格拉底對法律有這高度的信仰和無限的執著，他認為守法即正義，遵守雅典城邦的法律就是保衛了正義。他臨死前曾說：「他的一生都享有了法律的利益，不能晚年不忠於法律」。在伯里克利時期之後雅典的法律已經有相當的成就，擁有了獨立的相關法，法制觀念也深入人心。每個公民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不論是私人的生活還是國家的事務中都應該嚴格遵守國家的法律，雅典人民對法律有深深的敬畏和信任。公民的地位無論其高低，都不會免於被起訴，無論貴賤，都可起訴侵犯其利益的任何公民。
在民主與法制相遇的時候該怎樣衡量他們孰重孰輕呢？在積極自由佔主導地位時法律權威與公平正義該如何實行呢？在蘇格拉底因蘇格拉底因思想犯罪，極其民主下的法律和蘇格拉底正義之心堅持的法律碰撞時，又該如何選擇呢？與其說蘇格拉底是被雅典法律判處死刑不如說是蘇格拉底自己選擇的死亡，他認為法律必須被遵守即使法律不正義。他始終堅持對法律的信仰在於克里同的對話中，他說，「假定我們准備從這里逃走，雅典的法律就會來這樣質問我『蘇格拉底，你打算干什麼呢？你想採取什麼行動來來破壞我們的法律，損害我們的國家難道能否認嗎』如果一個城邦已公布的法律判決沒有他的威懾力，可以為私人取消破壞，你認為這個城邦還能繼續生存下去嗎？」。蘇格拉底借著法律，強調了遵守城邦法律的重要性。他認為服從法律的判決是他應該的責任和必須遵守的事。雅典城邦法律和蘇格拉底法律信仰的沖突促使了蘇格拉底的死亡。
蘇格拉底的死是一種無可奈何，雅不可調和，典民主制和蘇格拉底之間的沖突雙方都有存在的理由，蘇格拉底是一位英雄，他意識到了這沖突，並希望用道德、智慧和自信的力量化解這些，於是他用自己的生命托起這項艱巨的沖突，托起正義的使命，托起歷史這段曲折的進程。
三、蘇格拉底之死——雅典民主制的弊端
雅典民主制的理論與實踐為文藝復興的民主制提供了思想和靈感，為近現代的西方法治奠定了最初的基礎，民主制下創造的一定空間，是雅典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但是歷史的長河中沒有任何一種社會制度是完美的，都有瑕疵的存在，雅典的民族制也是如此。我們應該辯證的看待問題，過於泛濫的直接民主，成為政治腐敗，社會動亂的隱患。狹隘的城邦體制，最終無法承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進度，輝煌盛大的雅典民主制最終被淹埋這歷史的長河中。
（一）全民思想弊端
雅典民主制的的價值基礎是自由與平等的追求。在希臘貴族與平民、強勢與弱勢之間都存在著等級關系。這樣的本身具有的等級關系與雅典的平等自由又相互存在著矛盾。公民個人權利的似實實虛的境況也是公民常常陷入對平等自由的過度追求。柏拉圖關於雅典的民主製做過這樣的定義：「一種使人快樂的無政府狀態的，花俏的管理形式，在這種制度下不分區別的把一切平等給於一切人，不管他們是不是平等主義。」
希臘的哲學家安提尼西斯把民主派的平等比作了了兔子與獅子之間的平等，來描述搭檔是雅典自由平等觀的窘迫的境遇。過度的追求平等與自由在自然規律中打破了原有兔子與獅子的平衡體系，雅典公民瘋狂的追求極度的自由與平等，漸漸失去了希臘雅典人本身的優良品質。自由的尺度是什麼呢？我們該如何界定？「自由應當是法律下的自由。因為我們服從法律我們才自由」而民主制形式下的雅典公民則由「極端奴役」到「極端自由」轉化，脫離的原有軌道。雅典公民十分珍視來之不易的自由平等，他們竭力防止爭取來的自由遭到破壞，反而由於他們各種無限的保護措施，讓他們葬送自由的主導者。雅典公民的自由觀不斷走向極端，發展成絕對的，無限制的自由，他們的自由不受到任何約束。自由變了質，在他們還沒感覺到時，這迷失的自由漸漸腐蝕了他們的心。
平等自由的失控給雅典指引了一條通向滅亡的道路，是形成多數人暴政的原因。雅典公民變得十分放縱，不服對他們的各種管理。柏拉圖有這么一個結論：「所有這一切總的起來使這里的公民靈魂變得非常敏感，只要誰建議稍加約束，他們就會變得受不了，就要大發雷霆。最後就像你知道的，他們不要任何人管了，連法律也不放在心上，不管成文的還是不成文的。」
蘇格拉底用智慧引導人們自省自察，學會用理智分析應該做什麼和不應該做什麼。這無疑是觸動了那些極端自由分子的危險而又敏感的觸角，他們心存害怕他，又深深敬畏他，因為蘇格拉底的智慧拉回他們已走向極端的心。他們戰勝不了真理，只好讓蘇格拉底死亡，讓他們紊亂的心恢復到原有看似的平和與寧靜。蘇格拉底意識到這點其實雅典的公民也意識到了，但他們被自己的私利蒙蔽，在深夜他們無法安睡，他們內心充滿了恐懼和緊張，只有蘇格拉底死了，他們認為內心的恐懼也會消失，這樣這些自由的雅典公民就可以大張旗鼓的追尋著那莫須有的自由平等。蘇格拉底的可以認為是場謀劃已久的謀殺：雅典人試圖通過判處雅典人中最有智慧和最高貴的人死刑來扼殺良知的聲音。他們始終都要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公元前404年，雅典喪失了霸權。
(二） 民主基礎弊端
雅典民主制中最顯著的特點是「人民直接參政，遵守多數人原則，自主決定城邦的命運」，也被稱為直接民主，雅典的民主是由雅典的全部公民組成起來的。由此看來，雅典十分強調個人的權利。他們認為一個國家，一種社會能夠成立並結合起來是由於眾多為了能夠保護自己，並且為了生活的更好，自願的結合，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立的人格、尊嚴，每個人都有相對獨立的權利並承擔相應的義務，不應受到政治經濟和社會各個方面的壓迫。這體現了人與社會的關系，和他們是出於什麼目的產生的。哲學中人與社會的關系類似於個體與共體的關系。先有個別的事物，所有事物的統一並高於個體就形成了共體，在眾多個體追求自由，平等中，整個社會也就趨於並逐漸形成了這種社會觀念。
但在古希臘這段時期中，享有民主的真是所有公民嗎？在當時的民主制度中也只有奴隸主和自由民才能享有民主權利。這說明當時的民主制中自由、平等的觀念僅僅只是形式上的。
在眾多參與民主的雅典公民中，又會有這樣的懷疑，如此自由在面臨重大的選舉中是否會不公。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提到，當時這種方式促使了公民的隨心所欲，自行其事。雅典公民有三萬人，因為經常開會有工作的公民則很少參加公民大會，平時通常只有六千人參與，並且還要對貧困的公民發放津貼。雅典公民大多數是不具備知識的，對於國家和社會崇拜依賴於國家的領導人物。可雅典的領導人則是通過抽簽，輪番執政產生的。蘇格拉底曾說：「用豆子抓鬮的辦法來來選舉國家的領導人是非常愚蠢的，沒有人願意用豆子抓鬮的辦法僱傭一位舵手，或建築師，或奏笛子的人，或者任何其他行業的人，而在這些事上如果做錯了的話，其危害程度要比在管理國務方面發生錯誤輕得多。」在這樣輕率的領導中，多數公民的公平是值得考究的，他們的公平正確觀不值得肯定。他們大多目光短淺，真正的智者卻不佔多數，相反一些「能言善辯」的人只考慮自己的私人利益，忽視公眾真正的切實利益，或被一些野心家利用，做出不正確的決定。如公元前406年六位雅典將軍被公民大會宣判死刑一案中，雅典戰勝伯羅奔尼撒，由於統帥征軍的八位將軍(其中兩位戰後沒有回希臘)被指控不必要的讓士兵死亡，最高法庭判處他們死刑。柏拉圖認為這是一種極端的民主，無視個人和貢獻的差別。對於這樣的投票方式中以少數服從多數，致使雅典的管轄權是操作在多數人手中。多數人在自己的或被鼓動的狀態下，是會抹殺少數人的想法，從而導致了少數人總處於被壓迫的狀態，暴政的現象由此產生。蘇格拉底也認為建立這樣的統治必然是種暴政，是非理性的政治，民主走向了極端，多數人至上，毀滅的被保障的自由明顯的把民主推向了多數人的暴政。蘇格拉底也是死於多數人的意志的法庭下。托克維爾說：「當我看見任何一個權威被授意決定一切的權利和能力時，不管人們把這個權威稱為人民還是國王，或者稱作民主政府，貴族政府時，或者這個權威是在君主國行使還是共和國行使，我都要說：這是給暴政播下了種子。
雅典雖然實現了民主，但由於過於廣泛沒有限制的參與。沒有過濾掉其中的危害雜質，這種多數人擁有的發言權是雅典的民主制沒有提高，反而成為了推動多數人暴政的原因。多數人所創造的輝煌與成就是可以肯定的，但其中的風險不能忽視，雅典民主制中把多數人的意見認為是公平真理，卻缺乏了對其權利的限制與制約。是多數人只憑自己的認識，決定城邦的未來。所以雅典民主制很難持久。在歲月的洗滌中漸漸失去了其獨特的優越性，沒有限制的參與成為多數人保證之浪的風，為此蘇格拉底被審判庭判處死刑也就理所應當了。民主與雅典社會活動在相互融合中出現了不平衡，致使了沖突的加劇，也就釀造了雅典民主制的失敗。
（三）司法弊端
古希臘早已提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希臘的「歷史之父」希羅多德在《歷史》中提到過它，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提到過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當時雅典也十分推崇它，並且不只是說說而已，而是賦予行動的。伯利克是當時公認的政治領袖，他的老師著名的哲學家阿那可薩格拉斯因主張「大陽是炙熱的石頭」被指控為瀆神罪，伯利克他也無力援助。在這樣一個推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國家隨著民主不正確的發展，只是施行了「人代法」治的歷程。雅典也制定了有助於「人代法治」的規定。如公民大會、司法審判制度等。
雅典的陪審員是由抽簽產生，其中大部分是中、下階層的公民，甚至很多人不識字。他們沒有受到正規的法學教育，不具有相應的法律素養。通常是能言善辯的雄辯家，需要的並不是法規。只是按照自我的看法進行判斷，投票決定被告者的命運。不具備相應知識的人在處理相關問題時是非理性的，在判斷時常常帶有個人的感情，也就是說依照個人的主觀情緒去做決定，無法客觀的看待問題。同時這些公民是極具有煽動性的，懷有私慾的貴族他們富有，受過教育，知識豐富。他們可以通過各種形式鼓動公民進而達到自己的目的。指控蘇格拉底的人中有代表政治和手工藝人的阿奈特斯，詩人美勒托在這些控告人當中，唯一舉足輕重的人物是阿奈特斯。阿奈特斯是個有錢的皮鞋匠，在推翻克里底亞斯和恢復民主的武裝抵抗中起了領導作用。阿奈特斯和蘇格拉底關系惡劣，有兩方面的原因：政治和對其兒子的教育問題上的分歧。以至論私心阿奈特斯是希望蘇格拉底被判刑的。蘇格拉底的罪行並不致死，在第一輪投票中有280票對220票表示他有罪，但在第二輪審判團以360票對140票判其死刑。蘇格拉底當時已是70高齡的老人，在充滿人人平等的雅典卻堅決的投以死亡之票。
審判中，陪審員採取一人一票之，服從多數人的判定。這種多數人的方式，即使擁有了較為完備的法律制度也難以正確的實施。在審判中審判員僅以投票的方式決定了蘇格拉底的生死，而在法律的具體依據上並沒有說明，這無疑是降低了法律本身的重要性。柏拉圖指出：「在法律服從於其他某種權威時，而它自己一無所有的地方，依我看，這個國家離崩潰不遠了。但如果法律是權威的主人，並且政府是他的奴僕，那麼形式就充滿了希望。」他強調了法律的重要性，和權威性不能因某種勢力而改變。雅典多數人勝利了但雅典法律卻是失敗的。以奴隸制經濟為基礎的雅典民主與法治上存在著不可避免的局限性。雅典法規定的公民權利是以城邦為基礎，且依附於城邦。並沒有對個體的相關法律約束，在雅典民主逐漸強大的過程中，法律卻喪失了應有的地位。
正如梅因所說：「一個社會對於某些特殊的案件，為了要得到一個理想的完美的判決，就毫不遲疑地把阻礙完美判決的法律規定變通下，如果這個社會確有任何司法原則和遺傳諸後世，那它所能流傳下來的司法原則只可能僅僅是包括著當時正在流行的是非觀念。」蘇格拉底是死於一種非正義的結果。蘇格拉底顯示了自己的精神力量，他通過對自己案件所作的最坦誠，最坦率和最正義的申訴，贏得了光榮並且以最鎮定，最勇敢的忍受了死刑。「蘇格拉底的信息永遠被人們用來盡可能地派各種各樣的用場。盡管那些審判者強迫他無言，這個在雅典響起了已有2300念得聲音，卻從未沉寂過。」蘇格拉底並不是死於民主，而是缺乏法治的民主。
四、雅典民主制對後世的影響
雅典民主制雖然有其弊端但也掩蓋不了其中一些璀璨的光輝，他是民主的發源地，孕育了民主的誕生，民主制促進了文明的發展。「任何任何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都取決於主觀能動性的發揮，能動性發揮的越大，社會發展的越快民主的優越性就在於多數人比一個人擁有更多的信息，公民可以發揮最大限度的積極性。」雅典民主制大大促進了雅典的發展，為世界民主留下了豐厚的遺產。
（一）文化影響
黑格爾曾說：「今生、現世、科學與藝術，凡是滿足我們精神生活，使生活有價值、有光輝的東西，我們知道都是從希臘直接或間接傳來的。」希臘的思想一直都深遠的影響著西方的文化，雅典是希臘的一個城邦，雅典的民主制則以其獨特的文化底蘊，展現於人類的文明史中。
民主的宗旨本源乃是自由，雅典的文化就是建立在這樣一種自由的觀念之上的。公民的自由不被限制，當時產生了許多的文化傑出人物：戲劇中有悲劇作家索福里斯，他寫的《波斯人》《普羅米修斯》《俄狄浦斯王》《美狄亞》直接的展現出當時人們命運中的悲劇性，喜劇作家阿里斯托芬著有《雲》《群蛙》粉刺了當時的著名人物，但由於雅典特有的自由，所以不用擔心遭到迫害；史學中希羅多德的《歷史》創立了歷史著作的先例。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本著「藉以遇見未來」的理念，向人們展示了戰爭的真實性；哲學中有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開創了西方的哲學傳統。當時的哲學比較信奉物質世界，蘇格拉底由對物質世界的探討轉向到人的心靈世界。蘇格拉底相信「善」的力量，「善」將主導整個世界，「善」也就是知識。他引導人們運用理性思維，獲得知識。
雅典文化中不僅表現在許多卓越的學者上，還體現在整個雅典的城邦中。雅典十分重視教育，創辦了學校，其目的是「為了訓練人們按照理性思維獨立進行思考」培養了很多著名的人物。藝術成為雅典公民展現思想的媒介，許多藝術家運用完整、真實、生動的藝術作品給人類留下了瑰麗的文化遺產。
（二）法律影響
雅典演說家艾索克拉底說過：「我們的法律是大眾的利益，並且對人類的生活具有重要的貢獻。」雅典的法制是由其歷史、宗教、經濟的諸多方面因素決定的，與雅典的民主聯系在一起，它秉承了雅典民主的精神，作為一種獨立的制度存在，並被廣泛利用。
雅典的民主為古希臘的思想家們提供了廣闊的政治平台探尋法的理性，成就了最為早期的自然法理念，並且為西方法律植入了以人為本的精神。每一位雅典公民都能行使維護公共利益的權利，雅典公民參政是達到法定條件下的自願行為，自願不僅表現在參與過程中，在做表決時也是自願的行為。他們注重的公民權利的觀念，西方傳統法律也融入了這部分觀念，西方法律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現各國法律也都提倡權利保護的而概念
雅典的法制不僅造就了當時絢爛的雅典法律，也對西方法律產生了影響。雅典法律的精神融入了當時城邦的每個公民中，我們不能說雅典當時的法律制度有多麼的完備於豐富，但它始終傳遞著法制的精神本質，為後世的法律精神奠定了基礎。雅典的法治是人類早期條件下特有的產物，有益於了解一些法律思想的淵源，使我們對法制有了深層次的了解。
(三)政治影響
雅典政治是一個由產生、發展到滅亡的過程，歷經了光輝與暗淡。在這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我們不難發現雅典當時設立的政治機構獨特的方式，以及機構設立的宗旨是值得我們探討的。
「人人平等」在各個國家機構中都有體現，它常常作為衡量民主的尺度和人們一般行為認可的尺度。國家機構的「三權分立」的組織形式，也是公民大會、議事會、陪審法庭的組織形式。他們都分別擁有司法權、立法權、行政權，著反映了當時雅典分權制約的思想。相互有牽制，避免了獨裁的產生，防止執法機構濫權。「少數服從多數」雖然在雅典的實行中存在的弊端，但弊端並不是方式引起的，而是由著這種方式的組成基礎所致。不可否認這種方式尤其特殊的的優良性。國家公職人員的任免，雖然對其選舉公職人員的選舉方式不認同，但是公職人員不是靠世襲、君主任命，或靠著暴力手段奪取的。並且任免後對其規定了期限，現在大部分國家的領導人也是有任命期限的，讓位給有能力的人。
雅典的政治體制我們應辯證的分析，既看到弊端又看到其中有價值的部分，雅典的政治體制之一塊未開發的美玉，在歲月中摒棄壞的部分，漸漸展現其特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