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態法治

A. 當前中國所面臨的非傳統安全挑戰，大學生應當承擔什麼養的責任

其實這里不應該分什麼大學生還是工人農民的，應該全民一心。非傳統安全問題日益凸現是當前國際形勢的一個突出特點。20世紀90年代以來,非傳統安全問題越來越多地引起各國政府的關注。我國目前所面臨的非傳統安全威脅主要集中在經濟、生態環境、公共衛生、信息、極端勢力等方面,給我國的安全觀念提出了新要求。在深入分析的基礎上提出可行的應對各種挑戰的策略。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我們必須要認識到這種新的安全問題帶來的新變化、新挑戰。當前，中國的非傳統安全問題己經從偶發性轉向密集性，不僅具有強敏感性、高連帶性和明顯的聚集效應，又往往以危機突發的形式爆發，公共危機事件呈現出高頻次、大規模特徵和常態化趨勢，產生的影響同時「內傳」和「外溢」，造成大范圍的連鎖反應直至危害普遍安全。國際因素可能影響國內的安全形態，國內安全問題的處理失當也可能帶來國際共振。因此，面對來自人口流動、公共衛生、生態環境、能源資源、經濟金融等非傳統安全領域的挑戰和風險以及與之相應的公共政策設計上的一系列問題，需要我們科學地預測經濟和社會轉型過程中的危機和威脅程度，制定和選擇相關的公共政策與治理方案來規避不確定的風險應對常態或非常態危機。這需要形成一個以政府內部力量整合為核心，以政府與媒體、民眾及其他社會組織的個員整合為基礎．以本國政府與國際合作的全球整合為補充的治理體系。換言之，要重視三個結合：非傳統安全應對與公共危機治理相結合；國際關系的理論研究與國內公共治理、社會管理相結合；全局性的普遍性的現實問題研究與有前瞻性的、戰略性的未來趨勢研究相結合，從而形成跨學科的、綜合交叉的新的橫斷性安全學科，為國家的非傳統安全應對能力建設提供理論支持。
安全既是一種應對威脅的能力，也是一種治理與超越危機的能力。非傳統安全應對能力則可以被理解為是在非軍事領域關注人的安危、維護社會穩定、防治國家危機、確保國際和諧的能力。因此，理性地梳理己經顯現或者潛在的非傳統安全威脅，提高和加強非傳統安全應對能力建設，是中國政府和民眾需要面對的共同的、緊迫的現實生存問題，直接考驗著政府的執政能力。非傳統安全應對能力建設的研究有利於對未來可預見的非傳統安全威脅進行有效的預警、防範和應對；有利於國家發展的增長方式與社會和諧的保障方式在長遠戰略思考與階段性實施中得以相互協調；也有利於中國在世界范圍內更好地爭取和平、發展與合作的國際戰略環境，促進和諧世界戰略目標的實現。
中國應對非傳統安全挑戰的總體思路是：更新安全觀念；加強國際安全合作；提倡標本兼治；兼顧兩種威脅。① 中國作為負責任的發展中大國，應以「顧全本土、優態共存」為安全方略的價值設定。「顧全本土」是中國非傳統安全維護的基礎，「優態共存」是中國非傳統安全維護的前提。這一安全戰略的價值設定既保留了國家中心主義倫理向度在現實中的必要性，又凸顯了全球中心主義倫理向度在發展中的重要性，這不僅有利於維護中國的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樹立中國負責任大國的良好形象和提升國家「軟實力」，也有利於最終實現人類的共同安全與繁榮。②
改革開放30 年來，中國在非傳統安全威脅的應對中完成了從不自覺到自覺、從非戰略高度到戰略高度、從零散到系統、從被動到主動的發展過程。伴隨這一過程的是，非傳統安全問題從非戰略高度進入到國家安全戰略的高度；非傳統安全引申的新安全觀，從不被關注到進入到國家安全戰略理論體系；非傳統安全能力建設顯得越來越迫切並受到重視。30 年來，中國初步建立了危機預警體系，基本形成了危機處置的法治保障與應急程序，大大加強了危機應對的國際合作，與此相應，中國政府應對非傳統安全挑戰的能力也大大提高。面對非傳統安全威脅，中國需要從不斷增強的經濟實力中加快非傳統安全應對能力建設，必須以新的思路和方式提高和改進黨的執政能力，進一步加強非傳統安全危機頻發形勢下的執政能力建設，有效地應對未來的各類非傳統安全威脅的挑戰。

B. 什麼是我國憲法的基本原則

我國憲法的基本原則包括（ ）。
1、人民主權原則；2、基本人權原則；3、 法治原則；4、 權力制約原則。
憲法的基本原則
我國憲法的基本原則為黨的領導原則、人民主權原則、尊重和保障人權原則、民主集中制原則、權力監督和制約原則、法治原則。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憲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是制定其它法律的依據。
（1）黨的領導原則。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黨的領導是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保證。

（2）人民主權原則。人民主權是指國家中絕大多數人擁有國家的最高權力。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和核心。我國憲法體現了人民主權原則，強調國家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
（3）人權保障原則。人權是指人作為人享有和應當享有的基本權利。2004年，我國憲法還將「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規定為一項基本原則，體現了對人權保障更加重視。
（4）法治原則。法治就是按照法律治理國家、管理社會、規范行為，是對人治的否定。我國憲法明確規定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依法治國的基本格局是「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依法治國首先是依憲治國，同時國家的法律法規也應獲得普遍的服從。
（5）民主集中制原則。我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機構實行民主集中制原則。國家權力統一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行使，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由民主選舉產生，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廣大人民的共同意志通過民主形式集中起來，並通過法定程序上升為國家意志。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

C. 法制進行時觀後感400字

不少同學經常以為這種事情論不到「我」，以為自己的騎車技術十分「棒」，以為自己有多了不起，但當你騎著車在馬路上追逐，當你與夥伴在馬路上玩耍時，你是否想過危險就在身邊;當你的親朋好友不顧一切亂穿馬路、闖紅燈的時候，你可想到這時的死神正在向他們招手……你知不知道這些會帶來什麼?是傷?是殘?是死?是痛苦?是悲劇?是一個破碎的家庭?還是……

我們應該從一點一滴做起，一點一滴積累，遵守交通。

在這生命與血換來的教訓中，我們應「文明騎車、文明走路、文明乘車」讓悲劇不在發生，讓安全的警鍾在我們耳畔長鳴。

如此大量的刑事犯罪加上更加難以記數的民事法律沖突和糾紛，當然不僅出現在美國，而且也出現在世界上的許多國家中。因而，法制類電視節目便自然受到廣泛的社會關注。特別是在中國，正處在一種社會政治、經濟的轉型時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導致社會沖突的頻繁化，刑事犯罪與民事沖突也對大眾的日常生活產生著直接和間接的影響，因而在如今眾多的電視節目中，法制類節目以其對社會矛盾的直接關注，對現實生活沖突性的強度反映，對涉及到人與人、人與集團、特別是弱勢個體或群體與強勢力量之間的權益差異和爭奪的案例敘述，對與廣大公民的權利、義務以及社會安全、公正的廣泛探求，受到了電視觀眾超乎尋常的期待和歡迎。

中央電視台的《今日說法》、北京電視台的《法制進行時》都是眾多電視法制節目的突出例子。在這種情況下，與中央電視台新聞頻道同時誕生的新法制類節目《法治在線》，雖然面臨同類節目的激烈競爭，但卻不僅為新聞頻道提供了一類法制類型的「專業性」節目，而且也以其對法制節目的新聞化實驗，既吻合了新聞頻道的頻道定位，也為法制類節目帶來了新的節目形態和效果，從而以對新聞事件的快速反應、非常態的表達和獨特的編排吸引了觀眾注意，在非黃金時段創造了超過新聞頻道黃金時段節目的收視率。可以說在法制節目日益增多，同類攔目收視門檻提高的今天，新生的《法治在線》能夠短時間內脫穎而出是該節目把法制題材與電視新聞手段相結合的結果。

D. 新常態下提出依法治國的依據是什麼

新常態意味著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了一個與過去30多年高速增長期不同的新階段，其主要特徵的重要內容之一是中國政治和中國社會建設呈現出新常態。其實施的步驟是依法治國。

在治理國家過程中，人類有意識地通過憲法和法律來約束限制自己的權力，這是人類政治文明的重要表現。通過規范約束政府行為從而建立廉潔、高效、自律、法治和民主政府。

如何給權力劃界？最好的方法還是「立字為據」，即用憲法的形式把國家應該享有的權力明確列舉出來，形成「權力清單」。讓官員上任時向全民宣誓，遵守憲法確定的權力界限，不得越雷池一步。依法治國主要是依憲治國，憲法是依法治國的根本依據。

要實現經濟社會「新常態」，必須用制度理性遏制「權力任性」，這是法治國家、法治社會的真正內核與意蘊。當我們對「任性」有了進一步解讀的時候，法治社會對各種非法治行為「任性」的限制與遏制就是中國當今乃至今後的時段里必須採取的理性思維與行為。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印發《關於推行地方各級政府工作部門權力清單制度的指導意見》，就是我國全力推進法治社會建設的一個重要舉措，其目標明確、任務明晰、實施要求確定。這種與「新常態」社會要求相一致的法治理念，反映出我國要建設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的宏願大圖，其意義之深遠、理念之先進、願景之宏大，彰顯了我國當今政府全面建設法治經濟、法治社會的氣魄。在要求上，通過建立權力清單和相應責任清單制度，進一步明確地方各級政府工作部門職責許可權，推動簡政放權，形成邊界清晰、分工合理、權責一致、運轉高效的政府職能體系和權力監督、制約和協調機制，達到依法行政的目標。所以，在「新常態」遠大目標下的政府要成為陽光政府，公眾會知道政府的權力邊界到底在哪裡。通過編制「權力運行流程圖」來亮相權力的運行程序、環節、期限等，通過各級政府「清權、減權、制權、曬權」等環節接受社會監督，讓權力有用、使用和管用。這樣，事皆出於法、依於法、治於法，使「是法平等，無有高下」的理念深入人心。

「新常態」的經濟社會，就是要依法限制權力，依法保障權利，依法保護自由，充分發揮市場的主動性和創造性，進一步減少政府幹預，給市場和企業松綁、減負，使中國的經濟提質增效，釋放出更多的改革紅利。於是，我們的政府也將從全能全管政府向著有限政府轉變，簡政確權和放權的實質就是在明確權力清單的同時，也在明確責任清單，政府把該管的該做的事管好、做好，從源頭上限制或消除權力尋租的空間，切斷腐敗鏈條，用制度規范權力，用法律確定政府必須依法行政。

新常態下權力清單的實施，在《指導意見》中很明確，主要通過五個方面加以實施：加強組織領導、堅持問題導向、堅持實事求是、堅持因地制宜和統籌協調推進。換言之，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會，充分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就必須達到權力來源於法律規定，行使權力必須依法依規，監督權力依法依規，讓「權力清單」真正地落實在管理國家、管理社會的具體實踐中，增強簡政放權的含金量。當「權力清單」公諸於眾時，它所跟進的「責任清單」使權責一致時才能真正用權。「責任清單」也就需要明確的「權力清單」所包括的主要責任、實施細則、承辦部門和追究機制等內容必須公之於眾，曬在陽光下。

E. 黨建引領群眾組織，社會組織社會治理創新方面還存在哪些問題

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是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發展規律的客觀要求，是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針對社會治理領域存在的突出問題，就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作了全面部署，對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當前，我國發展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也面臨諸多矛盾疊加、風險隱患增多的嚴峻挑戰。我們要適應新形勢，增強風險意識，深化對社會治理規律的認識，以理念思路、體制機制、方法手段創新為動力，以現代科學技術為引領，以基層基礎建設為支撐，提高社會治理現代化水平。
一、構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
如果說工業時代的奧秘是分工，那麼互聯網時代的奧秘則是融合，是信息互通、資源共享、社會合作。這就要求我們確立合作、互通、共享理念，打造社會治理人人有責、人人盡責的命運共同體，構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
1、完善黨委領導、政府主導、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
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的過程是實現社會善治的過程，政府和社會要各歸其位、各擔其責。
①推進社會治理社會化。在充滿不確定性的現代社會，只有政府和社會攜起手來，才能建設好安全家園。要在發揮好黨委領導、政府主導作用的同時，引導社會成員增強主人翁精神，激發社會自治、自主、能動力量，讓大眾的問題由大眾來解決。
②推進社會治理法治化。法治作為社會治理創新的最優模式，應該回應社會發展過程中面臨的種種問題。要善於運用法治思維構建社會行為有預期、管理過程公開、責任界定明晰的社會治理制度體系，善於運用法治方式把社會治理難題轉化為執法司法問題加以解決。
③推進社會治理精細化。我國傳統文化中推崇直覺、感性思維，習慣於對事物進行模糊的歸納，嚴謹、理性、體系化的實證研究不夠。這種思維方式容易導致粗枝大葉、大而化之。提升社會治理現代化水平，就要培育以尊重事實、推崇理性、強調精確、注重細節為主要特徵的「數據文化」，把精細化、標准化、常態化理念貫穿於社會治理全過程。
2、健全利益表達、利益協調、利益保護機制。
目前，社會矛盾大多屬於利益訴求。預防化解社會矛盾，關鍵是要堅持維權和維穩相統一，健全維護群眾利益的機制。只有這樣，才能贏得廣大群眾發自內心的認同和擁護，為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奠定堅實基礎。
①健全利益表達機制。暢通群眾利益表達渠道，是密切黨委和政府同群眾聯系、舒緩社會緊張關系的重要舉措。要完善行政復議、仲裁、訴訟等法定訴求表達渠道，發揮人大、政協、人民團體、行業協會等利益表達功能。全面推行陽光信訪，盡快實現國家信訪信息系統全面聯通，把網上信訪打造成群眾信訪主渠道。積極推進網路參政議政，搭建黨委和政府同群眾溝通交流新平台。
②健全利益協調機制。謀發展、搞建設，都要統籌好群眾的現實利益和長遠利益，兼顧好群眾的個體利益和集體利益。要圍繞涉及群眾利益的事項，按照協商於民、協商為民原則，積極推動有關部門、單位多同群眾商量，確保各項工作更好地順乎民意。把社會穩定風險評估作為重大決策前置程序，努力使評估過程成為傾聽民意、化解民憂、贏得群眾理解支持的過程，預防和減少因決策不當引發的社會矛盾。
③健全利益保護機制。當前，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突出問題，大多是由損害群眾利益問題引發的。要樹立把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惠及百姓的理念，圍繞教育、就業、醫療、養老、住房等民生問題，辦大事、辦實事，讓群眾得到實惠、看到希望。發揮好司法救濟功能，依法嚴厲打擊農村土地徵用、城鎮房屋拆遷、企業改制等過程中損害群眾利益的違法犯罪行為，確保群眾權益受到公平對待、利益得到有效維護。
3、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
現代社會，善不善於發揮社會主體積極性，推動形成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局面，是衡量黨委和政府社會治理能力高低的重要標志。我們要創新多方參與機制，更好地組織動員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人民群眾參與社會治理，努力實現社會事務社會治理。
①發揮好企事業單位作用。企事業單位不僅承擔著防控安全生產風險的重要責任，而且是維護社會公共安全的重要力量。要充分發揮企事業單位在資源、技術、人才等方面的優勢，調動他們參與社會治理的積極性，為維護公共安全發揮更大作用。
②發揮好社會組織作用。社會組織是現代社會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載體。要推動社會組織明確權責、依法自治，確保其成為黨委和政府的有力助手。完善政府購買服務機制，發揮好社會組織在引導社會成員參與風險評估、矛盾調解、社區矯正、青少年教育管理等方面的積極作用。
③發揮好基層自治作用。基層自治是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形式，是基層群眾實現自己的事情自己管、自己辦的重要方式。要完善基層民主決策、民主治理機制，構築起全社會共同治理公共安全的網路聯系和信任關系，做到知風化險、規避風險。
二、加強社會治理基礎制度建設。
社會治理現代化中，制度建設具有全局性、根本性作用。科學的社會治理理念和實踐經驗只有轉化為普遍適用的制度，才能成為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的巨大力量。
1、建立國家人口基礎信息庫。
社會治理的核心是對人的服務管理。目前，我國公民身份號碼的准確性、唯一性目標基本實現。要加快國家人口信息管理系統升級改造，深入推進居民身份證換發、異地辦理和指紋信息登記工作，建立戶口和身份證信息聯網查詢比對制度，逐步實現跨部門、跨地區信息整合和共享，確保基礎信息全面、准確。
2、完善社會信用體系。
人無信不立，業無信不興，國無信不強。推進守法誠信，既要加強教育，更要強化制度約束，形成守法誠信長效機制。要加快建立基於公民身份號碼的信任根制度，以保障實名制的落實。建立統一社會信用代碼制度和相關實名登記制度，抓緊推行手機號碼、銀行卡、網路實名制，消除網上網下各領域虛假身份。建立違法犯罪記錄與信用、職業准入等掛鉤制度，強化對守信者的鼓勵和對失信者的懲戒。堅持推行實名制和保護公民個人信息安全並重，健全用戶信息保護制度，加強對用戶個人隱私、商業秘密的保護。
3、健全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和疏導機制、危機干預機制。
社會心態體現社會文明程度，影響社會和諧程度。現代社會，隨著工作、生活節奏加快、競爭激烈，一些人的不良情緒潛滋暗長，容易引發社會問題。要開展社會關愛行動，發展社會專業服務機構，加強社會工作專業人才隊伍和社會志願者隊伍建設，關心幫助困難家庭和個人。建立健全心理衛生服務體系，積極開展心理調節疏導工作，建立心理危機干預預警機制，防範和降低社會風險。對生活失意、心態失衡、行為失常的，按照「一把鑰匙開一把鎖」的要求，加強人文關懷和心理輔導、援助，引導其依法理性處理問題，防止發生極端事件。
三、完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體制機制。
對社會治安進行綜合治理，是我國的特色，也是我國的優勢。面對社會治安新形勢，我們要以提升人民群眾安全感和滿意度為目標，以突出治安問題為導向，完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體制機制，提高動態化、信息化條件下駕馭社會治安局勢的能力水平。
1、以信息化為支撐加快建設社會治安立體防控體系。
創新社會治安立體防控體系，是維護公共安全的骨幹工程、建設平安中國的基礎工程。要結合制定「十三五」規劃，在更高起點上統籌設計好社會治安立體防控體系。社會信息化快速發展，不僅更新了我們認識世界的思維方法，也為加快建設社會治安立體防控體系提供了新手段。特別是利用物理世界之外的「腦力+信息」發展起來的智能產業，極大地擴展了人類智力水平，也為打造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升級版提供了新平台。要堅持信息化牽引，積極推進打防管控一體化、網上網下一體化，確保社會治安防控形成體系、充滿活力。圍繞整合資源力量，完善信息化標准體系、統一介面和共享模式，推動各類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推進各類數據集成應用，發揮最大效益。把政府引導和市場力量更好地結合起來，統籌建設大數據、雲計算中心和物聯網等基礎設施，為提升社會治安防控體系的整體效能提供信息化支撐。
2、完善社會矛盾糾紛排查預警和調處化解綜合機制。
如何預防化解易發多發的社會矛盾，是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考驗。要善於把運用法治的功能與發揮黨的領導的政治優勢和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更好地結合起來，完善社會矛盾排查預警和調處化解綜合機制，提升預防化解社會矛盾的實效。堅持和發展「楓橋經驗」，依託基層組織，發展信息員，完善社會矛盾滾動排查、及時預警機制，努力做到發現在早、防範在先、處置在小。構建調解、仲裁、行政裁決、行政復議、訴訟等有機銜接、相互協調的多元化糾紛解決體系，引導群眾更多地選擇非訴訟渠道和方式解決糾紛。拓寬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律師、法律工作者等第三方參與糾紛化解的制度化渠道，吸收專家參與技術性、專業性領域糾紛解決工作，提高糾紛化解權威性、公信力。借鑒一些互聯網企業開展在線調解、在線仲裁、在線協商談判等做法，善於運用新技術提高糾紛化解水平。
3、建設基礎綜合服務管理平台。
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建設中，基層基礎建設既是根本性任務，也是緊迫性工作。要以基層綜治中心為依託，建設基礎綜合服務管理平台，並通過現代信息技術，將服務管理資源向網格延伸，提高服務群眾、化解矛盾、維護穩定的水平。隨著信息化建設水平的提高，領導機關擁有的信息資源更加集中，服務基層一線更有優勢。領導機關要健全服務基層的情報綜合研判和信息推送機制，及時把高質量的預警情報和急需信息實時推送到基層一線。要牢固樹立寓管理於服務的理念，通過全面、周到的公共服務，有效覆蓋專業工作難以觸及的領域，有效採集日常管理難以採集的信息，更好地服務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建設。
四、健全公共安全體系。
當前，我國公共安全形勢總體是好的。在我們這樣一個有著13億多人口、地域遼闊、發展不均衡的國家，能保持社會和諧穩定大局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同時，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推進和社會信息化的快速發展，由於國際各種復雜因素的影響，當今世界已進入風險社會，我國國內風險因素也日益突出。我們要牢記公共安全是最基本的民生的道理，加快編織全方位、立體化的公共安全網。
1、增強風險意識。
面對嚴峻的公共安全形勢，全社會只有牢記隱患險於明火、防範勝於救災、責任重於泰山，才能有效防範化解管控好公共安全風險。一是加強全民安全意識教育。全社會成員要樹立生命至上、安全第一觀念，提高共同防控風險的自覺性。要把安全文化教育納入國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設體系，採取以案說法等方式，讓安全文化入腦入心。二是建立健全風險預警機制。在各類風險高度集聚的今天，預警是維護公共安全的首要環節。要根據風險形成規律，建立研判、預警、防範風險苗頭、隱患先兆的機制，防止其累積擴散、突破臨界狀態。探索「人力+科技」「傳統+現代」的風險預警模式，提高對風險動態監測、實時預警能力，及時切斷風險鏈。三是創新協調聯動機制。維護公共安全，涉及各方面各環節，只有緊密配合、有效互動，才能形成合力。要在健全區域聯動、部門協作機制的同時，建立與社會力量合作聯動機制，善於運用現代信息技術，把各種資源、力量、手段統籌起來，建設好維護公共安全的天羅地網。
2、落實安全生產責任和管理制度。
安全生產一頭連著千家萬戶，一頭連著經濟社會發展，是人民安居樂業的重要保障。我們要深刻認識安全生產工作的艱巨性、復雜性、緊迫性，全面抓好安全生產責任制和管理、防範、監督、檢查、獎懲措施的落實。按照黨政同責、一崗雙責、失職追責的要求，細化落實各級黨委和政府的領導責任、相關部門的監管責任、企業的主體責任。針對高速鐵路、城市軌道、油氣管網、城市燃氣、高層建築防火、城中村等重點領域和煤礦、礦山、化工、煙花爆竹等重點企業，在深入開展安全隱患排查整治的同時，善於查找前端治理中帶有普遍性、趨勢性的問題，有針對性地健全法律制度、強化監督管理。堅持以信息流引導技術流、物質流，運用物聯網等新技術，構建生產、運輸、存儲、銷售、使用等全過程、無縫隙監管體系，把先進的理念、制度轉化為程序上的硬約束，實現對各類安全生產風險自動識別、預警，預防和減少安全生產事故的發生。
3、加強防災減災能力建設。
提高防災減災和應急能力，是對我們黨執政能力的重要考驗。要堅持以防為主、防抗救相結合的方針，堅持常態減災和非常態救災相統一，全面提高全社會抵禦自然災害的綜合防範能力。完善自然災害救助制度，健全救災應急社會動員機制，落實統一指揮、綜合協調、分類管理、分級負責、屬地管理為主的自然災害應急管理體制，加強全民減災防災宣傳，形成有效應對自然災害的強大合力。
五、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
高度重視維護國家安全，是我們黨治國理政一條重要經驗，是關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全局的大事。我們要樹立總體國家安全觀，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以經濟安全為基礎，以軍事、文化、社會安全為保障，以促進國際安全為依託，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
1、實施國家安全戰略。
制定、實施國家安全戰略，是有效維護國家安全的迫切需要。要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指導，進一步明確國家安全戰略指導方針、中長期目標和重點領域國家安全政策。堅持集中統一、高效權威的國家安全工作領導體制，發揮好國家安全委員會作為黨中央領導下國家安全事務決策、協調「神經中樞」功能，研究制定、指導實施國家安全戰略和有關重大方針政策，統籌協調國家安全重大事項和重要工作，增強國家安全事務決策和實施主動性、及時性、協調性。
2、構建國家安全法律制度體系。
《國家安全法》確立了總體國家安全觀指導地位和國家安全工作領導體制，確立了維護國家安全各項制度。要根據維護國家安全的實際需要，推動出台反恐怖主義法、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網路安全法等法律法規，加快國家安全法治建設，將法治貫穿於維護國家安全全過程，為維護國家安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3、完善國家安全審查制度。
按照《國家安全法》規定，對影響或者可能影響國家安全的投資、特定物項和關鍵技術、網路信息技術產品和服務、涉及國家安全事項的建設項目，以及其他重大事項和活動，要完善國家安全審查，有效預防和化解國家安全風險。今後，要把國家安全審查制度延伸到經濟以外其他領域，完善國家安全審查內容和程序，明確違反國家安全審查規定應承擔的法律責任，努力構築維護國家安全的「防火牆」。
4、依法嚴密防範和嚴厲打擊敵對勢力滲透顛覆破壞活動、暴力恐怖活動、民族分裂活動、極端宗教活動。
政治安全是國家安全的根本，事關國家治亂興衰。要把確保政治安全放在首位，依法嚴密防範、嚴厲打擊敵對勢力滲透顛覆破壞活動，堅決捍衛中國共產黨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深入開展反分裂斗爭，堅決維護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始終保持對暴力恐怖活動的高壓態勢，組織動員人民群眾進行群防群治，深入推進「去極端化」工作，深化反恐怖國際合作，全方位構築反恐怖安全屏障。

F. 法治思維的四個特點

基本含義：
「法治」已被普遍地接受為社會的理想治理方式。對於法治理想的實現，有兩種途徑，一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動，構建法治所需要具備的形式要件和實質要件；二是靠在社會生活中逐漸地培養法治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後者往往是法治的目標和歸宿，只有在官員和民眾法的生活方式成為一種常態時，我們才能說法治真正地實現了。
2：具體特徵：
法治思維方式或稱法律思維方式有下幾個特點：以權利與義務為分析線索、普遍性優於特殊性、合法性優於客觀性、形式合理性優於實質合理性、理由優於結論。

法律思維方式是指法律職業者的思維方式。其特徵有：

第一，通過程序進行思考，運用法律術語進行觀察，思考和判斷； 第

二，遵循向過去看的習慣，表現得較為穩妥，甚至保守； 第

三，注重縝密的邏輯，謹慎地對待情感因素（即客觀公正，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

第四，法律思維追求的程序中的真，不同於科學中的求真；

第五，判斷結論總是非此即彼，不同於政治思維的權衡特點

G. 下列不是我國憲法的基本原則是

我國憲法的基本原則包括（人民主權、基本人權、權力制約、法治）原則。
一、人民主權原則：
人民主權原則也稱主權在民原則，意思是指國家權力來源於人民，屬於人民。也是社會主義國家憲法的一個基本原則。但在社會主義憲法中，人民主權原則已被賦予了新的含義。
人民主權原則是近代以來全球范圍內民主化浪潮及其所建立的現代民主制度的理論基石，它已為一切民主或自詡為民主的國家所認同，但是，由於人民主權原則的思想發展極為復雜，各國對其基本內涵理解不一，故而相應的制度表現形式也相差甚遠。人民主權原則即便在其支持者那裡也並不具有完全一致的內涵，而是存在著作為"抽象原則"的人民主權原則和作為"具體原則"的人民主權原則的思想分野。對原則採取的不同的理論取向自然是特定歷史"情境"下的必然，但是，進入"革命後社會"的國家卻有必要對以往非常態下的制度選擇重新加以思考。

二、基本人權原則：
人權，即作為一個人應具有的權利。我國是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黨和國家一貫致力於維護和保障人權。從《共同綱領》，《1954年憲法》到《1982年憲法》，雖然沒有直接使用"人權"一詞，但基本人權原則和人權的具體內容，則直接反映在憲法所確認和規定的公民的基本權利與義務之中，而且在實踐中始終把生存權和發展權放在首位。生存權是第一人權，是其它人權的基礎。在佔有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國解決了公民的生存權問題，這在人權發展史是個傑出的貢獻，其根本原因無疑是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制度確認與保障了人權。同時，民族的發展權在我國也得以充分實現，這對我國民族的興旺和繁榮有著深遠的意義。

三、權力制約原則：
在社會主義國家，權力制約原則表現為議行合一，即權力統一原則和民主集中制原則。這一社會主義的憲法原則是由巴黎公社所創建而為後來的社會主義憲法具體化，它在理論上確認國家權力的不可分割性，在實踐中以人民代表機關作為統一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它並不排斥行使國家權力的各部門之間的分工，但以代表人民意志的立法權作為主導，一切國家機關向人民的代表機關負責並接受它的監督。另一方面，這一原則並不排斥平衡與制約，而是在國家權力的統一和人民代表機關屬於主導地位前提下的平衡與制約。

四、法治原則：
法治原則又稱依法治國，其基本含義是依法辦事，按照法律來治理國家，建立秩序，任何組織或個人均不得有法外特權。

H. 求法治在行動觀後感400字

不少同學經常以為這種事情論不到「我」，以為自己的騎車技術十分「棒」，以為自己有多了不起，但當你騎著車在馬路上追逐，當你與夥伴在馬路上玩耍時，你是否想過危險就在身邊;當你的親朋好友不顧一切亂穿馬路、闖紅燈的時候，你可想到這時的死神正在向他們招手……你知不知道這些會帶來什麼?是傷?是殘?是死?是痛苦?是悲劇?是一個破碎的家庭?還是……
我們應該從一點一滴做起，一點一滴積累，遵守交通。
在這生命與血換來的教訓中，我們應「文明騎車、文明走路、文明乘車」讓悲劇不在發生，讓安全的警鍾在我們耳畔長鳴。
如此大量的刑事犯罪加上更加難以記數的民事法律沖突和糾紛，當然不僅出現在美國，而且也出現在世界上的許多國家中。因而，法制類電視節目便自然受到廣泛的社會關注。特別是在中國，正處在一種社會政治、經濟的轉型時期，社會發展的不平衡導致社會沖突的頻繁化，刑事犯罪與民事沖突也對大眾的日常生活產生著直接和間接的影響，因而在如今眾多的電視節目中，法制類節目以其對社會矛盾的直接關注，對現實生活沖突性的強度反映，對涉及到人與人、人與集團、特別是弱勢個體或群體與強勢力量之間的權益差異和爭奪的案例敘述，對與廣大公民的權利、義務以及社會安全、公正的廣泛探求，受到了電視觀眾超乎尋常的期待和歡迎。中央電視台的《今日說法》、北京電視台的《法制進行時》都是眾多電視法制節目的突出例子。在這種情況下，與中央電視台新聞頻道同時誕生的新法制類節目《法治在線》，雖然面臨同類節目的激烈競爭，但卻不僅為新聞頻道提供了一類法制類型的「專業性」節目，而且也以其對法制節目的新聞化實驗，既吻合了新聞頻道的頻道定位，也為法制類節目帶來了新的節目形態和效果，從而以對新聞事件的快速反應、非常態的表達和獨特的編排吸引了觀眾注意，在非黃金時段創造了超過新聞頻道黃金時段節目的收視率。可以說在法制節目日益增多，同類攔目收視門檻提高的今天，新生的《法治在線》能夠短時間內脫穎而出是該節目把法制題材與電視新聞手段相結合的結果。

I. 法律思維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是什麼

民事審判實踐中的法律思維問題——從一起民事案件的審理思維分析
法律思維是法律方法中的核心內容。鄭成良教授在給佛山兩級法院所作的《法律思維的基本規則》講座中，對法律思維的定義為：所謂法律思維，指的是在公共決策和私人決策的過程中按照法律的邏輯來觀察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思維方式或稱思考的方式。[2]法律人的法律思維以法官為標准。法官是經過專業訓練、具有法律職業技能和職業道德的法律家。一名優秀的法官除了應當具有優良的品質、扎實的專業理論基礎、豐富的司法實踐經驗外，還應當具備有高度技術理性的法律人的思維觀念。法官號稱理性職業者，他（她）首先依據法律規則這一典型的理性公共規則來思維，其思維的特徵主要集中在對規范的分析及當事人權利義務分配的合法性思考上，是一種符合邏輯規則的法律規范分析、司法經驗分析、微觀視角分析的思維模式，[3]一種兼有知識性思維和常識性思維特徵的一定經驗條件下的實踐理性，[4]這是法官思維區別於其他職業思維模式的內在的質的規定性。法官獨特的思維方式體現了一名合格法官的職業技能水平，是獲得法官資格的必備素質，也是法官職業倫理傳承的保證。
關於法律思維應遵循的基本規則，鄭成良教授在《法律思維的基本規則》中將其總結為六點：一是合法性優於客觀性的規則；二是程序公正優於實體公正的規則；三是形式合理性優於實體合理性的規則；四是普遍正義優於個案正義的規則；五是理由優先於結論的規則；六是以權利義務分析作為法律思維邏輯線索的規則；[5]呂忠梅教授認為，法官職業思維具有轉化性、平衡性、規則性、程序性、確定性五個方面的特性=；[6]還有學者將法律思維概括成為「獨立型思維」、「保守型思維」和「崇法型思維」三個方面。[7] 上述學者的觀點從不同方面揭示了法律思維的特徵，總體來說，合法、中立、被動、保守是法律思維應遵循的基本原則和內在要求。法律思維就是遵循法律規范，運用法律術語進行觀察、思考和判斷，通過程序圍繞證據進行縝密的邏輯分析和推理，是法律人在一定經驗條件下的職業活動，其目的是在個案中找到一種正當合理、同時又符合現行法的裁判理由，在法律話語的系統內說理，並通過法官的判斷影響社會的交互行為，最終實現在現代社會建立法律語言的話語霸權。
作為一名長期從事基層民事審判工作的「法律人」，雖然每天都要對無數的爭議以法律的名義作出裁決，但通過學者的眼睛反思自己十餘年來的判案思維，還存在著諸多背離法律思維的差錯和漏洞。種類重復的簡單案件和大量的事務性工作帶來的思維惰性，當事人不容樂觀的法律素質和異質鄉村的法制環境決定的高昂的法律交易成本，限制了基層民事審判法官現代性法律思維習慣的培育和實施基礎，裁判行為中缺乏理性訓練與升華的經驗直覺帶來的思維的盲目和混亂，使我們在浩如煙海的法律規則、社會生活的復雜多變性和證據事實的局限模糊的夾縫中，捉襟見肘地敷衍我們的裁判理由。法律規則體現的是一種普遍正義，個案裁決要求的是實質正義，正是因為我們法律理性思維能力的欠缺，在普遍正義和個案的實質正義之間，偏差經常出現，難以兩全非正常地成為部分裁判的常態。正如強世功、趙曉力在《雙重結構化下的法律解釋——對八名中國法官的調查》中的結論一樣，目前我國的司法實踐中，相當部分的法官判案的主體性意識尚未覺醒，[9]法律人的職業思維模式並未形成。

一、法官思維的現實公式問題
一個案件起訴到法院，一般當事人均是按照淳樸的是非觀念主張自己的權利，不僅事實混沌一片，其真實性需要審查，適用的法律規則也需要法官去解釋和發現。美國法學家、法官傑羅姆·弗蘭克先生在對法官的判決理由進行研究時提出了判決中的神話公式與現實公式。神話公式是指R（rule法律規則）×F（fact事實）＝D（decision判決）。現實公式是S（stimulus圍繞法官和案件的刺激）×P（personality個性）＝D（判決）。[10]神話公式是裁判要追求的目標，是裁判結果應當盡力達到的標准，現實公式則是裁判的現實結果。法官裁判的現實公式離神話公式越近，司法正義的實現程度就越高，反之，則越低。而這個現實公式與神話公式的距離，就取決於法官的思維合於理性的程度。
下面這起案件的處理過程中，出現了復雜的分歧意見，反映出不同的思維軌跡，筆者認為通過反思和對比，可以發現不足，使自己的司法實踐水平得到改進和進步。
這是一起較為典型的虛假婚姻登記案。被申請人乙與案外人丁是親姐妹，而且長相相近。被申請人乙的父親持乙的身份證於2002年4月23日在乙住所地仁壽縣里仁鄉某村村委會開具了乙與丙結婚的未婚婚姻狀況證明，該證明2003年5月3日用於了乙與丙的結婚登記；乙之妹丁因未達法定婚齡，為了達到與本案申請人甲登記結婚的目的，2003年8月22日，被申請人乙的父親再次持乙的身份證至村委會開具了乙與甲結婚的未婚證明， 2003年8月29日，乙與本案申請人甲用第二次出具的未婚證明在成都高新區民政部門登記結婚。為了使第二個婚姻合法，除乙丙的婚姻登記檔案材料被大量修改外，整個訴訟過程中丁持乙的身份證以乙的身份應訴（乙與丙的婚姻檔案中乙的身份證號碼虛假，幾份表格中的乙的出生日期互相矛盾，且有明顯的偽造改動痕跡；乙與丙的婚姻檔案中的「乙」的簽名和照片同乙與甲的婚姻檔案中「乙」的簽名和照片相比有差異，前者照片的特徵與丙與丁的結婚證中的丁的照片一致、後者與到庭的被申請人本人一致；到庭的被申請人「乙」否認自己曾經同丙登記結婚）。案件審理過程中，被申請人乙提交了在本案訴訟過程中乙丙的結婚登記被仁壽縣某鄉人民政府宣告作廢的證明一份，丙與丁在本案訴訟過程中登記結婚的結婚證一份。乙與丁的身份實質上最後已經完全互相調換。另查明，乙，1981年4月28日出生，乙妹丁，1984年3月14日出生，乙所在的四川省仁壽縣某鄉僅有一名1981年4月28日出生、姓名為乙的自然人。申請人甲以被申請人乙重婚為由，請求宣告甲乙的婚姻無效。
法院判決主旨認為，因不能認定與丙登記結婚的「乙」和與本案申請人甲登記結婚的「乙」是否是同一自然人，故不能認定本案被申請人、作為自然人的乙已經構成重婚，本案也不具有《婚姻法》關於無效婚姻的其他情形，故，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第一款、《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十條之規定，判決駁回了申請人甲的申請請求。
這個案件在事實的認定上出現了嚴重的分歧，傑羅姆·弗蘭克法官的現實公式中的「S」因素對法官的干擾和刺激起了消極的作用，引導出一條非常態的思維軌跡。
法院查明乙之父持乙的身份證開具了兩份婚姻狀況證明，2002年4月23日開具的一份載明用於乙與丙結婚、2003年8月22日開具的一份載明用於乙與甲結婚，該兩份證明實際確實用於了乙與丙登記結婚、乙與甲登記結婚。在認定該兩份未婚證明是否是乙使用與不同的人登記結婚的問題上，有一種觀點認為，因乙與丙的婚姻登記檔案確實存在被篡改的、內容虛假的問題、被申請人又否認其與丙曾經登記結婚、乙與丙的婚姻檔案中的「乙」的簽名和照片同乙與甲的婚姻檔案中「乙」的簽名和照片相比又有差異，故，申請人沒有充足的證據證明與丙登記的人確實是乙，不能排除第一份未婚證明被冒用的可能性；認定第二份未婚證明是違法開具的，是基於第一份未婚證明未被冒用的前提，是推論。推論不能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基於上述理由，第一個婚姻不能認定是否確實是乙與丙締結的，乙的重婚就不構成，故，申請人的請求應予駁回。
即使拋開推論能否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這一純粹的理論問題，上述觀點表現出來的思維混亂狀態也是很明顯的。首先，第一份未婚證明被用於了乙與丙登記結婚是基本事實而不是推論，第一份未婚證明被冒用才是假設或建立在推論上的又一個推論（即推定持乙的身份證前來應訴的被申請人就是乙，因「乙」與丙的婚姻檔案中「乙」的身份材料內容與被申請人乙的身份材料內容有不一致的地方——推論第一份未婚證明被人冒用來與丙進行了登記）；其次，這種假設和推論是缺乏事實基礎的（因未婚證明中載明了是用於乙與丙登記結婚，實際上排除了被冒用的可能性，除非丙根本不認識未婚妻乙，否則何人可以持丙的未婚妻的未婚證明與丙結婚？而且這種冒用的理由是什麼？）。認定乙的第二份未婚證明是違法開具的是根據乙與丙已經有一次登記結婚的事實得出的符合認識規律的合理結論，而強行否認乙已經持其父親代開的未婚證明與未婚夫丙登記結婚這一基本事實後再把符合正常思維規律的認識結論視為推論，是陷入了虛無主義、循環推論的思維怪圈。
二、以法律理性思維分析「S」因素，進行符合認識規律、普通人的社會經驗、社會常識的事實推定和法律推定
進行推論符合認識規律、普通人的社會經驗、社會常識的事實推論是認定案件事實必不可少的手段。 司法實踐尤其在民事案件的審理過程中，僅靠當事人舉出的某一份或幾份證據就可以直接認定案件事實並據以裁決的情況是不常見的，一般攻防雙方均會舉出大量的各類證據，這些證據互相之間有交叉、矛盾、契合、重疊、連續、對應等各種關系，法官必須運用經驗法則，進行符合邏輯的演繹分析，逐一由表及裡、去偽存真，再作出決策。這一過程即事實推定。事實推定又稱裁判上的推定或訴訟上的推定，是與法律上的推定相對而言的，就其本質而言，乃是一個由立法賦予司法者在一定情形下行使自由裁量權即自由心證，調節舉證責任的具體運作狀態，從而決定是否認定事實的司法原則。[11]它體現的是一種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客觀性與合法性靈活結合、證據事實與客觀事實有機互動的思路，是法官往返於一般規則和個案規則之間的思維活動。 法制較發達的西方國家的法官在審理案件中經常使用事實推定的方法，它集法官的法學理論基礎，社會經驗、邏輯分析能力、洞見事物本質的智慧、司法智識積累於一體，是一種綜合素質。 在進行事實推定的時候，法官必須堅持良知和公正的理念要求，作出符合邏輯規則、符合情理、事理、法理的推論。事實推定不要求必須真實並被求證。按照數學家喬治·波利亞在《數學與猜想》一書中關於論證推理和合情推理的學說，法學家的案情論證屬於合情推理 。合情推理是一種歸納性邏輯推理方法，它首先是一種為假說提供依據的推理，同時還是一種結論不穩定的或然性推理。也就是說「合理推理的結論是冒風險的、有爭議的和暫時的（當然不排除它有時確實能推導出真理）」[12]。合情推理的清晰程度永遠無法博得與演繹論證相同的公認。現實生活中大量事實的探明和疑問的解決離不開合情推理。我們對很多事情的認知往往只有合情根據，而沒有確證的必要，更談不上確證的可能。[13]
就本案來說，存在多處需要審判人員根據社會生活常識進行合理的事實推定的地方。如在沒有相反證據的情況下，應推定乙的父親持乙的身份證開具乙與丙的未婚婚姻狀況證明乙是知情的，該證明確實交給了乙使用；載明用於乙與丙結婚的乙的未婚婚姻狀況證明實現了其開具的目的，即確實用於了乙與丙的婚姻登記，就應推論確實是乙使用了該證明與未婚夫丙登記結婚而不是被憑空假想被冒用了；在乙不能舉證證明與丙的婚姻登記被宣告無效、依法撤銷或乙已經與丙離婚、丙已經宣告失蹤、宣告死亡或死亡等情況下，應當推定乙與丙仍然存在合法有效的婚姻關系；在乙與丙的婚姻關系仍然合法存在的情況下，乙父再次持乙的身份證開具乙未婚的婚姻狀況證明，應當推定該證明是違法的、不真實的；根據是乙父再次持乙的身份證開具證明、證明內容是用於乙與本案申請人甲結婚等事實，應當推定乙是知情的、是開具虛假證明的同謀者；在沒有證據證明甲知道乙已經與丙登記結婚仍願意與乙結婚的情況下，乙的虛假未婚證明用於乙與甲的婚姻登記，應推定甲被乙蒙蔽了、甲不了解乙已婚的實情；根據仁壽縣里仁鄉某村對未婚證明開具的審查不嚴肅和出具證明材料的隨意性（2004年3月出具證明證實乙與丙婚姻合法有效，6月又無理由地宣告乙與丙的婚姻登記作廢），有理由懷疑仁壽縣里仁鄉的管理不規范，存在乙、丙的婚姻登記檔案被篡改的可能性；根據乙、乙父、丁、丙之間的親屬關系、乙之妹丁（1984年3月14日出生）要盡快與甲登記結婚，需要一個已經達到法定婚齡的身份、這種身份用自己親姐姐的當然更為方便和安全、成都高新區經濟較仁壽縣里仁鄉發達、丁冒用其姐的身份獲取一個有效的婚姻有其內在動力等事實，可以推定存在丁冒用乙的身份結婚的可能性和對丁的現實意義；根據乙與丙的婚姻檔案中的「乙」的簽名和照片同乙與甲的婚姻檔案中「乙」的簽名和照片相比又有差異及各自照片的特徵，乙與丙的婚姻登記在訴訟期間被無理由宣告作廢、丙與丁在訴訟期間重新登記結婚等事實，可以推定是丁冒用了其姐乙的身份與甲登記結婚，該場冒用姓名的虛假婚姻是乙、乙父、丁、丙之間基於親屬關系和現實需要合謀進行的。
與此對應，在討論本案事實認定時出現了多處偏差。如：根據乙與丙的婚姻檔案材料被篡改，乙的身份證號碼虛假等事實推定乙父持乙的身份證開具乙與丙結婚的未婚證明存在被人冒用的可能——違背常識的假想推論。正常的推論應當是乙基於某種目的篡改了自己的婚姻檔案，外人篡改乙的婚姻檔案和外人冒用乙的身份與丙登記結婚的理由和可能性都不充分；第一份未婚證明存在被冒用的可能，故不能認定乙的第二份未婚證明是違法、虛假的——建立在虛假事實上的循環推論。正確的推論是乙的第一次婚姻未被證明離婚、無效、撤銷等情況下，乙再次開具未婚證明是違法、虛假的；乙與丙的婚姻登記檔案中存在多處被篡改的地方、乙的未婚證明有被冒用的可能，故不能認定第一個婚姻是否確實是乙與丙締結的、乙與丙的婚姻不能認定是否確實存在——否認客觀事實的虛假推論。正確的推論是乙與丙進行了婚姻登記，乙與丙的婚姻就有效成立了。乙與丙的婚姻不能認定是否確實存在，乙與甲的婚姻就不是重婚，——建立在虛假事實上的錯誤推論結果。
法律問題其實不僅僅是法律判斷，也可能同時還是道德或正義的判斷、價值的判斷，某種推理是否符合理性，有時也需要接受一般人的認識規律的審斷。本案將甲乙的婚姻認定為冒用姓名的虛假婚姻，是符合普通人的認識和判斷的。
本案在審理過程中還涉及一個法律推定問題，即審理程序的合法性審查問題。認定丁冒用乙的名義與甲登記結婚，到庭應訴的就是丁不是乙，就必然涉及到對到庭當事人身份的甄別及審理程序的合法性審查上。筆者認為，目前我國國家對公民身份的管理手段主要是身份證，在一定程度上，法官可以憑當事人持有的合法有效的身份證推定其為身份證上證明的個體，要求法官對身份證及其持有人進行深層次的識別缺乏可操作性，也沒有必要。本案被申請人持乙的身份證並主張其有乙的合法身份、申請人對此也不提異議，法官可以推定到庭的被申請人即是乙並據此裁斷，而不必窮究到庭當事人的自然人狀態的真實身份。這種法律推定是允許證偽即允許反駁的推定。法律思維實際就是在一系列虛構的事實和推論中進行的，「在司法領域，以虛構的事實為依據下結論，不是偶然現象，而是司法的常態……越古老的司法越強調尊重客觀事實，以客觀事實為依據來下結論，而越往現代發展，司法越依賴虛構的事實……在現代法制中，虛構事實已經發展為法律的技術，成為司法裁判的經常性依據」[14]，本案的前期訴訟程序也是建立在推論上的。出現本案中這種情況，即程序進行到一定程度時，發現當事人的身份（包括原被告都可能出現）被冒用了，引起的後果不是推翻已經進行的司法程序，而是改變司法程序進行方向的基礎問題，即通知真正的乙參加訴訟，丁退出訴訟。已經進行的程序雖然是建立在錯誤的事實基礎上，但程序本身的推進仍然是合法的。丁冒用了乙的身份與甲登記結婚是審理的結果，但不是程序合法推進的基礎。

三、發現神話公式的「R」因素——關於分析標本的法律識別問題

法官裁判案件的過程，就是法律發現的過程。法律是由立法機關以及立法機關授權的機關創制的。立法者創立的法律的主要內容是法律規則，是「對某種限定和指明類型案件所做判決中共同要素的一種概括」 ，法官的任務就是在浩如煙海的法律條文中，去發現、尋找所要解決案件的相關法條，同時在運用法律程序解決糾紛的過程中，把共性的法律個別化。陳金釗教授認為，法治最佳模式是法律適用過程的法律推理，但是直接的法律推理對疑難案件（或者說多數案件）來說幾乎是不可能的，成文法中不包括解決案件的現成答案，哪怕是最簡單的法律識別，也必須經過法官的思維加工。法官在法律與事實間的互動關系中重新理解法律才能構建適用於個案的裁判規范。法官在法治社會適用法律解決糾紛，首先應在正式的法源中去尋找、發現法律。而只有在正式法源出現明顯地背離法律價值或沒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才能尋求非正式法源的幫助。在法治條件下，法官對案件如果能進行法律推理，就不能運用狹義的法律解釋方法，而只有當法律推理難以直接進行，解釋也難以敘說清楚的情況下，才能適用漏洞的價值補充方法。[15]

現行婚姻法規定的無效婚姻的條件有四種：（一）重婚的；（二）有禁止結婚的親屬關系的；（三）婚前患有醫學上認為不應當結婚的疾病，婚後尚未治癒的；（四）未到法定婚齡的。本案的個案情況不符合按照現行婚姻法規定宣告婚姻無效的條件。在個案的特徵不符合法律規范所設計的基本模式時，法官的任務不是拒絕裁判或將矛盾還給社會，而是繼續進行能動地法律發現活動，直到找出個案裁判規范，合理合法的裁決基礎。本案可以類推適用現行婚姻法對無效婚姻的規定宣告甲乙的婚姻無效。

類推適用又叫類比推理，是指在法律沒有明確的文字規定的情況下，比照相應的法律規定加以處理的推理。適用類推的前提條件是：該法律條文雖然沒有明確規定，但該法律規定賴以存在的基本原理和原則卻可以包含某一行為或事件。所以，對一個規則進行類推，是以一定的政策、公理和衡平的需要為基礎的。[16]本案中丁冒用其姐的名義乙與甲登記結婚，這是一個虛假的登記，這個登記雖然因與甲登記結婚的自然人是丁、與乙登記結婚的自然人是丙而不構成嚴格意義上的重婚行為，但乙的同一個身份登記了兩次，這種行為對他人和社會公序良俗的危害程度是相同的，兩種行為的具有法律上之評價意義的基本特徵也是一致的，探求法律規定無效婚姻的規范意旨，可以類推適用，宣告甲與乙的虛假婚姻登記為無效婚姻。

本案法律發現中的另一個問題出現在法律的解釋上。認定乙的身份進行了兩次婚姻登記卻要窮究與丙、甲生活的究竟是否是同一個自然人，以此來認定重婚，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是法律理解的機械僵化的表現，違背了法律思維合法性審查原則。這實質是一種司法浪漫主義的表現。國家對兩性關系的管理是通過婚姻登記實現的，一種兩性關系之所以稱為婚姻，只是因為它按照國家婚姻登記的規定進行了登記、得到國家的承認，離開這一點，任何兩性關系，無論它具有多麼完備的共同生活的合意或同居的形式，都不能稱為婚姻，而只能稱為非法同居或其他。在這個層面上來說，婚姻實質上被概念化了，只有依法登記的形式要件才是需要國家法律管理和調控的，至於進行登記的兩性是否真的生活在一起，或生活在一起的究竟是不是婚姻登記身份中的那兩個自然人，國家是無法進行實質性管理的。我們不妨把婚姻分為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兩個方面，社會屬性的主要內容就是進行符合國家法律規定條件的婚姻登記，讓兩性關系獲得國家的承認、進而得到法律的保護；自然屬性是兩性同居生活的實質內容，並同居生活獲得互相照顧、繁衍後代的生物價值。在婚姻登記管理以及由此產生出來的無效、可撤銷婚姻訴訟這個婚姻管理規范系統的宗旨來看，這是一個婚姻的形式要件規范系統，而不是一個婚姻的實質內容管理系統。婚姻本身就是社會國家對兩性關系干預的結果，婚姻的本質屬性是其社會屬性而不是其自然屬性。本案的關鍵是乙與甲的婚姻登記是否具有合法的社會屬性，應當得到法律保護？——當然，一個婚姻需要國家干預的情況可以是自然屬性的，如同居義務的實際履行，也可以是社會屬性的，如婚姻登記的效力的認定。婚姻的社會屬性上的瑕疵，應按照國家對婚姻的社會屬性的規范要求解決，不能以婚姻的自然屬性合法對抗其社會屬性上的缺陷，即以乙沒有分別同丙、甲同居生活、沒有在實質上「重婚」而掩蓋其兩次婚姻登記的非法性。而且，婚姻法規定在出現婚姻無效的情況下不允許當事人撤訴，也表明了國家在婚姻登記的形式合法性上的國家干預態度。本案出現了乙兩次進行婚姻登記的情況，其中必有一個違法，此時申請人如果申請撤訴，也是不允許的。

四、關於本案就法官職業思維養成的啟迪和一些思考

在完成裁決糾紛的任務及法律適用技術這個層面上來說，本案的處理結果是無可厚非的。申請人拿不出更多關於本案的被申請人乙就是丁的證據，乙的兩次婚姻登記也因兩個婚姻檔案里的乙的身份材料不一致（其中一份多處被修改）以及與丙、甲生活的確實不是同一個自然人（一個是乙、一個是丁），而致重婚不成立，本案也無婚姻法規定的其他應當宣告婚姻無效的情形存在，申請人的請求從重婚成立的證明責任的負擔這個角度確實應予駁回。案件審理過程中乙與丁姐妹完全互換身份——乙與丙的婚姻登記被宣告作廢、乙以丁的名義與丙重新登記結婚——也使乙與甲的婚姻在表面上似乎取得了唯一合法的地位。從訴訟效率的角度來看，本案的處理可以說是合理甚至成功的。

但這個案件給人的思考卻並不因申請人的請求被駁回就結束。一個復雜案件的簡單化處理，掩去了社會生活的真相，法院在審判權行使上的嚴格自製傾向，凸現出司法功能弱化和法官思維表淺化、非法律化的特徵。不論申請人與被申請人基於什麼樣的經濟利益進行虛假登記或基於什麼樣的經濟利益試圖宣告該虛假登記無效（該案的背景是未到法定婚齡，丁以自己的名義無法與甲登記結婚獲得有效的婚姻並取得成都高新區的戶口、得到隨後而來的拆遷賠償；甲不設法宣告與乙的婚姻無效就不能為第二次婚姻的妻子獲得高新區的戶口並保留隨之產生的拆遷利益），法院通過駁回判決將糾紛還給了社會。從實質上解決社會生活中存在的問題及發揮司法裁決的社會調控作用這個層面上來說，這個案件的處理方式值得探討。一般糾紛的判決結果都是有限度的，其對社會的影響和調控作用也是有限的，本案判決對社會的影響和調控作用則因法院的簡單自製被限定在了一個更為有限甚至無所作為的范圍。法院將太多的曲折和線索留給了社會自己去消化和重組——而本案通過辯證推理的方式發現法律，是完全能夠找到一種既具有普遍的形式合理性也符合個案的實質合理性的法律規則，將司法的糾紛裁決功能發揮得更加完善的。

另一方面，案件處理過程中紛繁的分歧意見，反映出思維者分析問題時自發、混亂的思維狀態，這是社會經驗欠缺、邏輯分析能力訓練不夠的表現。法官的法律思維能力對案件的裁決是十分重要的。美國大法官霍姆斯曾言「法律的生命始終不是邏輯，而是經驗「[17]，說明了法官的個性和司法經驗對司法裁決形成的重要意義。如果說立法者試圖為整個社會尋找合理、合法的制度，是在社會規范中尋找出了一般性的法律規則，法官則是帶有對法律規則的忠誠為個案尋找合理、合法的基礎，在個案中繼續法律的發現。這一過程是普遍性法律與案件個性的結合過程，是一種定格在法律與個案的互動關系中，為個案判決尋求正當性、合法性的活動。[18]法律發現本身就是一種對法律的書面規則的超越。法官的判決雖然是一人之口的言詞，但它不應是法官的私見，而是公意的反映，它不是直線的，而通常是一個對話式的討論過程。法官的判決一出，作為「一種意見」就匯入了公眾商談與對話的洪流中，接受社會的檢驗和過濾，並以其法律智慧而作為世俗生活的正義與經驗保留下來。[19]法官首先對案件負責，然後對法律負責，對司法正義和法官的尊榮負責。每一個案件的裁決都是一件人類歷史上偉大和嚴肅的法律發現活動，是一項重大的公共決策活動。如何在實踐中培育法律家的職業理性思維、以智慧的目光分清圍繞法官和案件的各種刺激，避免消極的內在理由對公正判決的不利影響，通過職業理性思維發展自己的司法經驗，並通過自己的司法經驗豐富並推動自己的理性思維能力，無愧於法官作為法律精神的倡導者、法律意義的宣示者的榮譽，是值得手握裁判權的我們深思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