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的依法治國政治思想

『壹』 管仲的理想政治是什麼

管仲注重經濟和農業，反對空談主義，開創職業技能教育。主張改革以富國強兵，他說：「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唯物論中「物質決定意識」的觀念和《管子》的思想頗為接近。齊桓公尊管仲為「仲父」，授權讓他主持一系列政治和經濟改革：在全國劃分政區，組織軍事編制，設官吏管理；建立選拔人才制度，士經三審選，可為「上卿之贊」（助理）；按土地分等征稅，禁止貴族掠奪私產；發展鹽鐵業，鑄造貨幣，調劑物價。管仲改革的實質，改革土地和人口制度。管仲改革成效顯著，齊國由此國力大振。對外，管仲最早提出「華夷之辨」與「尊王攘夷」的民族主義思想。聯合北方鄰國，抵抗山戎族南侵。這一外交戰略也獲得成功。後來孔子感嘆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又說：「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貳』 管仲變法的核心思想是什麼

諸葛亮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歷史上管仲相齊，使齊國成為春秋五霸之首；諸葛亮相蜀，使劉備與曹操、孫權三分天下。二人皆嘔心瀝血，鞠躬盡瘁，而且居功至偉。
近代的維新派領袖、著名歷史學家梁啟超評價管仲是「國史上第一流人物」、「中國最大之政治家，而亦學術思想界一鉅子也」。「春秋時代很難找個政治家可以代表全部政治的，管仲似乎可以。」
由此足見管仲的思想和業績所產生的深遠影響。

『叄』 請問管仲思想的精髓是什麼

1、富民強國的政治思想。
管仲登上相位，掛印理政後，把「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作為治國強齊的重要原則，並傾畢生精力建構起一個富民強國的政治思想體系。
一是創造了新的「國」「鄙」二軌制，推行了一套以家為本位的社會編制組織。二是對民採取牧羊之策。牧羊之策的要點有二，一曰「分居」，二曰「定業」。三是選賢任能。「一年樹谷，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四是法德並用。必須採用強制性手段「禁姦邪」、「禁淫止暴」、「治國使眾」。「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與法者民也（《任法》）。」
2、善本起末的經濟思想。
以糧食生產為本，多種經營,有節制地發展工商業，是管仲治國宏偉規劃中的基本經濟思想。
（1）以糧為本。管仲認識到，糧食既是人們生命的主宰，也是人君吸引民眾的重要途徑和成就大業的物質基礎。「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國蓄》）。」
（2）多種經營。管仲積極扶持副業生產，充分利用自然條件，因地制宜，廣開財路，以求國家強盛，人民富裕。
（3）起末禁末。「末」即「末業」、「末事」或「末作」，可以簡單理解為泛指手工業或商業。「商之於國，非用人也（《奢侈》）。」「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續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禁藏》）。」
3、愛民順民的民本思想。
管仲把以百姓為本，作為立國、治國的根本要求，並使之與齊國現實社會緊密結合起來，提出了許多精闢而深刻的論述，並落實到具體的施政措施中去。
（1）順民利民。順民利民，就是指統治者施政立法應當順民心，從民所欲。管仲指出「國之所以為國者，民體以為國（《君臣下》）。」
（2）愛民恤民。愛民恤民，就是指統治者要以民眾為軸心，憂民眾之所憂，急民眾之所急。管仲提出了「興德六策」和「九惠之教」。興德六策即「匡其急」、「振其窮」、「厚其生」、「輸之以財」、「遺之以利」、「寬其政」。「匡其急」是指「養長老，慈孤幼，恤鰥寡，問疾病，吊禍喪」。
4、重德教民的社會倫理道德思想。
管仲繼承和發展前人施政重德的思想傳統，形成了以「守國之度，在飾四維」為核心的社會倫理道德思想。
（1）物質生活決定倫理道德。管仲的突出貢獻，就在於自覺地意識到物質生活條件對倫理道德形成的決定作用，提出了「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的著名命題。
（2）倫理道德的社會作用。管仲不僅論述倫理道德形成的社會物質原因，而且，對倫理道德的社會作用也有深刻的理解。《牧民》中寫道，「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也就是說,維系國家命運的有四大綱紀，缺了任何一條，國家就會不穩。
（3）社會教化的基本要求。管仲認識到，形成良好的社會倫理道德規范和思想，其基礎和前提是「倉廩實」，「衣食足」，但是，只強調「倉廩實」，「衣食足」，還不夠，必須進行社會教化。

『肆』 齊國政治家管仲提出了什麼的思想

管仲講工，農，商，兵，注重經濟，反對空談主義，主張改革以富國強兵，他說：「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稟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齊桓公尊管仲為「仲父」，授權讓他主持一系列政治和經濟改革：在全國劃分政區，組織軍事編制，設官吏管理；建立選拔人才制度，士經三審選，可為「上卿之贊」（助理）；按土地分等征稅，禁止貴族掠奪私產；發展鹽鐵業，鑄造貨幣，調劑物價。管仲改革的實質，是廢除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管仲改革成效顯著，齊國由此國力大振。對外，管仲提出「尊王攘夷」，聯合北方鄰國，抵抗山戎族南侵。這一外交戰略也獲得成功。後來孔子感嘆說：「假如沒有管仲，我也要穿異族服裝了」。

『伍』 管仲為相期間採用了怎樣的治國思想

管仲的治國思想：富國是治國的根本。管仲說：「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管子•牧民》）強調了發展經濟的基礎性作用。而管仲富國思想的獨到之處在於：他把富國和富民有機地統一了起來。在中國傳統的政治認識中，往往把國家和人民不自覺地對立起來，把國家富裕建立在對老百姓的賦稅和盤剝之上。而管仲把富民作為治國的第一要務，這在先秦諸子中是沒有的。《管子•治國》開篇明義：「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為什麼會這樣呢？「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則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又說：「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管子•牧民》）從此出發，管仲強調治國者必須善於與民同利，因為「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惡害」。所以，「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久；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管子•版法解》），「欲為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為其國者，必重用其民；欲為其民者，必重盡其力。」（《管子•權修》），只有不斷增強自己的實力，做到民富國強，才有力量與諸侯抗衡。「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善分民也。聖人不能分民，則猶百姓也」（《管子•乘馬》）。在管仲執政期間，齊國推行「慈於民，予無財；寬政役，敬百姓」（《管子•小匡》）的政策，盡量做到「靜其民而不擾，佚其民而不勞」（《管子•形勢解》），通過「以天下之財，利天下之人」（《管子•霸言》），使得齊國百姓生活得到保障，政權獲得鞏固和穩定。這不僅促使齊國在經濟上富足殷實，政治上安定秩序，也為管仲文化治國准備了必要的物質基礎。

『陸』 管仲在齊國執政，強調了什麼思想

管仲登上相位,掛印理政後,把「循名實而定是非,因參驗而審言辭」作為治國強齊的重要原則,並傾畢生精力建構起一個富民強國的政治思想體系. （1）組織管理.一是創造了新的「國」「鄙」二軌制,推行了一套以家為本位的社會編制組織.管仲對周代的鄉遂制度加以損益,通過「國分為三」、「鄙劃為五」的辦法,使全國建立起層層負責、分級管理、服從中央的體制,為推行中央集權政治奠定了組織基礎.這種「以家為家,以鄉為鄉,以國為國,以天下為天下」（《形勢》）的社會編制組織,既能加強人們的同鄉意識,同國意識,又能以宗法意識鞏固社會的基本單位——家,以鄉土意識維系國,從而達到安國之目的,保證社會各項事業的發展.二是對民採取牧羊之策.牧羊之策的要點有二,一曰「分居」,二曰「定業」.所謂「分居」,就是士、農、工、商各自「群萃而州處……處士就閑燕,處工就官府,官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所謂「定業」,就是「工之子恆為工,農之子恆為農,商之子恆為商,士之子恆為士（《國語·齊語》）.」職業父死子繼,世代相傳.管仲認為分居的好處有二,第一是防止「雜處」.民不雜處則言不嚨,言不嚨則事不易；民不雜處則不見異物,不見異物則不遷.事不易,民不遷則社會有序,社會有序則國安,國安方可發展經濟,發展經濟則國富,國富方可稱霸.第二是便於教育.人們從小就從父母那裡學到從事本職業的知識技能.管仲認為「定業」的主要功能是按照社會的分工和統治者的需要,藉助政治的力量把每個社會成員按一定比例固定分配在社會各個部門,以便使社會這架大機器正常運轉. （2）選賢任能.管仲認為要想把國家治理好,人是重要的,有了人才可以治理國家、發展生產、創造未來.他一方面重視對人才的培養.「一年樹谷,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治國者要把對人才的培養作為長遠戰略目標,統籌安排.因而,管仲規定了選賢的程序和原則,提出了「三選」制度.另一方面重視人才的標准.一要有「德」.「錯國於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牧民》）.」作為君主的「德」,就在於以國家社稷為重,行仁義之政.一般人的「德」,就是要樹立「仁義」的道德規范.「仁」,就要「非其所欲,勿施於人」.即人所不欲不要強加於人.「義」就要對親屬孝悌慈惠,對君主恭敬忠信,對外公正有禮,對自己靜心克制,對國家任公御敵.二要有「才」.「舉長者可遠見也；裁大者,眾之所比也（《形勢》）」.即有作為的人才,能夠不固守古法,順應時勢,勇於創新.第三,重視對人才的正確使用,一是量才使用.「有聞道而好為家者,一家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為鄉者,一鄉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為國者,一國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為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有聞道而好定萬物者,天下之配也（《形勢》）.」二是破格錄用.衛國人寧戚,出身卑微,很有才學,未被人用,管仲就極力向桓公推薦,拜為大夫.三是排斥獻媚取寵者.管仲向齊桓公指出,易牙殺子,開方背視,豎刁自宮,都是些居心叵測的人,萬萬不可親近. （3）法德並用.管仲認為法德在治理國家中有著不同的社會作用,二者可以並用、互補.法是治民一眾的規范,行政施令的法寶.必須採用強制性手段「禁姦邪」、「禁淫止暴」、「治國使眾」.德是統一人們思想行為,維持社會穩定的根本保證.要通過教化,因勢利導,以化其惡,以養其德.因此,在法治方面,管仲強調做好立法、司法和守法三項工作.「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與法者民也（《任法》）.」意即君主立法後,由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官員原封不動地推行到士農工商四民中去,使人們了解、執行.同時,還提出法律先行、法律公開、法律對等、執法以「公」、執法從嚴等多項主張,保證司法工作正常而有效地推行.在德教方面,提出「國有四維」、「德有六興」、「義有七體」、「禮有八經」理論,並對其內容作了詳細的闡述.這樣,每個社會成員都能把法律的有關要求和道德規范的有關內容內化為個人的自覺行為和習慣,就會「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悌,毋驕恃力.志毋虛邪,行必正直（《小匡》）.」這樣,就能減少犯罪,形成有利於人君統治的社會風氣,國家穩定也就有了可靠的保證. 2、善本起末的經濟思想. 以糧食生產為本,多種經營,有節制地發展工商業,是管仲治國宏偉規劃中的基本經濟思想. （1）以糧為本.管仲認識到,糧食既是人們生命的主宰,也是人君吸引民眾的重要途徑和成就大業的物質基礎.「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國蓄》）.」人作為生命的有機體,維持自身生存及種族的繁衍是第一需要.有了糧食,人們就有生存的保障,社會就表現為相對穩定的狀態.沒有糧食,人們就會因飢饉而外流,社會就會出現動盪.如何發展糧食生產,管仲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和辦法.第一,堅持「務在四時,守在倉廩」（《牧民》）的基本原則.「務在四時」,就是指糧食生產的過程,必須遵循自然界變化的客觀規律,不誤農時,抓緊抓好不同季節的農事活動,尤其是春播與秋收.「守在倉廩」,是講國家一定要把糧食收進來,並做好儲藏工作,國家真正掌握對糧食的控制權.這「一務一守」,從動靜兩個重要環節把握住了糧食的生產.第二,推行具體可行的農業政策.一是採取「地均以實數」與「均地分力」的措施.「地均以實數」,就是國家對土地要加強管理,核正實際可耕地的土地數量,土地大小多少瘠沃等自然狀況都要掌握好,然後,根據土質地利,進行適當折算.「地之不可食者,山之無木者,百而當一.涸澤,百而當一.地無草木者,百而當一.楚棘雜處,民不得入,百而當一（《乘馬》）.」「均地分力」,就是把土地分下去,實行分戶經營.這樣,地利就能充分利用,人力就能充分發揮.可見,「均地分力」是調動人民生產積極性的好辦法.二是集中人力、物力、財力服務於農業.在農忙季節,國家不讓農民服徭役,也不要徵兵打仗.管仲提出,在春耕大約二十五天時間里,讓人們都回到地里勞動,國家發放貸款,支持播種.他強調,「四務」,即春、夏、秋、冬農業所需的東西,國家都要准備好.第三,「除五害,以水為始.」影響農業生產的水災、旱災、風霧雪霜、瘟疫、蟲災這五種災害,「水最為大」,因此,「除五害,以水為始（《度地》）.」從而,把修築防止水害工程作為國家建設的重點項目,建立起嚴密組織領導,制定了具體措施,進行經常性的水利工程建設,保證糧食豐收. （2）多種經營.管仲積極扶持副業生產,充分利用自然條件,因地制宜,廣開財路,以求國家強盛,人民富裕.其主要體現在五個方面；一是種植桑麻.桑麻是紡織業的原料來源,沒有充足的蠶絲和上好的麻,就不可能紡織出錦、綉、絹帛.因此,管仲繼承齊國種桑養蠶的歷史傳統,制定出具體政策,扶持桑麻種植及養蠶業的發展.規定在房宅左右要種植桑麻,支持婦女養蠶、紡織.傳授土壤知識,指導種麻.每年陽春,養蠶能手給予獎勵.採取這些措施,使齊國的養蠶業迅速發展.二是飼養六畜.管仲把養六畜納入經濟發展的重要部分,給予充分重視.對六畜飼養實行保護鼓勵政策,反對對飼養六畜徵收賦稅.規定：雜草叢生的窪地,不適合糧食生長,應作為飼養麋、鹿、牛、馬的牧場.在春秋兩季,把幼畜供應給百姓,把老畜殺掉賣出.同時,建立固定飼養場,設立負責記載牛羊繁育並查管牧養事務的官吏,若此官照料牛馬沒有折損死亡的,提升一級.這樣有利地調動了人們養六畜的積極性,促進六畜興旺.三是多種瓜蔬.蔬菜瓜果是人們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副食品.因此,管仲非常重視瓜菜生產.「民之能樹瓜瓠葷菜百果使蕃育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山權數》）.」四是植樹造林.管仲對國家土壤性質、地勢作出細致分析,提出了植樹的基本要求,利用房前屋後種桑麻,城牆周圍種荊棘,以固城防.大堤上錯落種植灌木與楊柏樹,保護堤壩.限制入山林砍伐時間,重視森林防火問題,獎勵植樹有功者.「民之能樹藝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山權數》）.」五是發展漁業.管仲任政於齊,積極要求發展漁業生產.他提倡國家對沿海漁業進行統一管理,制定合適的征稅政策,使生產與銷售連為一體,大大提高漁業生產的效益和漁民的積極性. （3）起末禁末.「末」即「末業」、「末事」或「末作」,可以簡單理解為泛指手工業或商業.在管仲心中,糧食生產是國富的根本源泉,是人們生活的第一需要,必須作為立國「本事」抓好,不能動搖.但是,當「工商競於刻鏤,女事繁於文章」,民趨利而耽農業時,就要提出「末產不禁,則野不辟」；當粟少國尚不富,為國富民強,則要求人們「禁末產,止奇巧而利農事」.這說明,「禁末」是有特定范圍和前提條件的.這其中就包含著不是單純「禁末」的問題,而是如何使「末業」不影響「本事」,協調好兩個方面的關系這樣一個深層的思想.管子認為,「商之於國,非用人也（《奢侈》）.」「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續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禁藏》）.」商人對於國家,並不是無所作為的人.商人為獲利,千里迢迢,不辭辛苦,調補餘缺,若善於以利引導,可使其利國利民.但由於經商賤買貴賣,財多利大,往往會誘人棄農經商,使社會上出現「野與市爭民」的矛盾.對此,需要運用國家行政手段,削減商賈之利,抑制其盲目發展.這種,採取因勢利導、合理協調的方法,對經濟的正常發展是必須和有益的. 3、愛民順民的民本思想. 管仲把以百姓為本,作為立國、治國的根本要求,並使之與齊國現實社會緊密結合起來,提出了許多精闢而深刻的論述,並落實到具體的施政措施中去. （1）順民利民.順民利民,就是指統治者施政立法應當順民心,從民所欲.管仲指出「國之所以為國者,民體以為國（《君臣下》）.」即國家之所以成為國家,是由於人民這個根本才成為國家.民眾既是社會的主體,想要爭奪天下,必須爭取民眾的擁護；想要成就王業,必須從民欲,順民心.他堅持「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聞,以天下之心慮」（《九守》）的政治原則.因為「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牧民》）.」這就是說政策法令的好壞,要以是否符合民心來衡量.管子認為,要做到順應民心,從民所欲,一是在實踐中了解民情,時刻注意關心民眾的疾苦.「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來絕,我生育之（《牧民》）.」民眾厭惡憂勞、貧賤、災禍、死亡而喜歡安逸、富貴、穩定、生存.那麼,國家在制定方針政策時,就應順民眾的這種心理要求.二是採取「予之為取」的政策.「予」是指統治者在政治、經濟上對民眾採取的一種寬惠的政策.「取」則是獲得民眾的支持,達到經濟上富國、軍事上兵強,政治上稱霸的目的.他們根據人們好獲利而惡奪取的普遍心理,採取一種「取之無形,予之有形」的隱蔽方法.「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然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故民愛可洽於上也（《國蓄》）.」這樣,就能得到民眾的支持和擁戴. （2）愛民恤民.愛民恤民,就是指統治者要以民眾為軸心,憂民眾之所憂,急民眾之所急.管仲提出了「興德六策」和「九惠之教」.興德六策即「匡其急」、「振其窮」、「厚其生」、「輸之以財」、「遺之以利」、「寬其政」.「匡其急」是指「養長老,慈孤幼,恤鰥寡,問疾病,吊禍喪」.即敬養老人,慈恤幼孤.救濟鰥寡,關心疾病,弔慰禍喪.「振其窮」包括「衣凍寒、食飢渴,匡貧窶,振罷露,資乏絕」即給寒冷的人以衣服,給飢渴的人以飲食,救助貧陋,賑濟破敗人家,資助赤貧.「厚其生」是「闢田疇,制壇宅,修樹藝,勸士民,勉稼穡,修牆屋.」即開闢田野,建造住宅,講究種植,勸勉士民,鼓勵耕作,修繕房屋.「輸之以財」是「發伏利,輸滯積,修道途,變關市、慎將宿.」即開發潛在的財源,疏通滯積的特產,修築道路,便利貿易,注意迎送往來.「遺之以利」是「導水潦,利陂溝,決潘渚,潰泥滯,通郁閉,慎津梁.」即疏浚積水,修通水溝,挖通迴流淺灘,清除泥沙淤滯,打通河道堵塞,注意渡口橋梁.「寬其政」是「薄徵斂,輕征賦,弛刑罰,赦罪戾,宥小過.」即薄收租稅,輕征捐賦,寬減刑罰,赦免罪犯,寬恕小過.「九惠之教」在《入國》中有詳細的說明：「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養疾,五曰合獨,六曰問疾,七曰通窮,八曰振困,九曰接絕.」就是在城邑和國都設有「掌老」、「掌幼」、「掌孤」、「掌養疾」「掌媒」、「掌病」、「掌窮」、「掌困」、「掌絕」的官,深入百姓,隨時了解實際情況,為百姓解決具體問題.實行了這些政策,使幼有所養,老有所終；孤殘有助,鰥寡有居；貧困得濟,烈士得祭,民眾承蒙恩惠,無不喜悅,從之如流. 4、重德教民的社會倫理道德思想. 管仲繼承和發展前人施政重德的思想傳統,形成了以「守國之度,在飾四維」為核心的社會倫理道德思想. （1）物質生活決定倫理道德.管仲的突出貢獻,就在於自覺地意識到物質生活條件對倫理道德形成的決定作用,提出了「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的著名命題.並對此從足民富國與倫理道德的密切關繫上做出深刻論述.「衣食足,則侵爭不生,怨怒無有,上下相親,兵刃不用矣（《禁藏》）.」衣食對於人的生活來說是一日不可缺少的.人們首先在物質生活上有了一定的保障,才能對精神生活有新的追求.管仲在道德起源上,堅持物質生活條件決定社會社會倫理道德的基本立場,為他的倫理觀選擇了一個正確的方向,對古代樸素唯物主義的倫理道德思想體系的建立產生了深刻影響. （2）倫理道德的社會作用.管仲不僅論述倫理道德形成的社會物質原因,而且,對倫理道德的社會作用也有深刻的理解.《牧民》中寫道,「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也就是說,維系國家命運的有四大綱紀,缺了任何一條,國家就會不穩.如果缺了四條,國家就會滅亡不可挽救.「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牧民》）.」維系國家的四大綱紀,就是指「禮、義、廉、恥」這四個方面最基本的倫理道德規范和准則.有禮,人們就不會超越應守的規范；有義,就不會盲目求進；有廉恥,就不會掩飾過錯,不會趨從壞人.「禮、義、廉、恥」皆備,人們就不會巧謀欺詐,行為就會自然端正,邪亂之事也就不會發生.這樣,才能國泰民安.反之,「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牧民》）.」 （3）社會教化的基本要求.管仲認識到,形成良好的社會倫理道德規范和思想,其基礎和前提是「倉廩實」,「衣食足」,但是,只強調「倉廩實」,「衣食足」,還不夠,必須進行社會教化.就是在滿足民眾的物質生活的基礎上,教民「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恥」.《五輔》篇提出「義有七體,禮有八經」.義有七體,「孝悌慈惠,以養親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禮節；整齊撙詘,以辟刑僇；纖嗇省用,以備譏饉；敦懞純固,以備禍亂；和協輯睦,以備寇戎.」這「義」的七個方面內容,民知之方能中正,中正方能和睦團結,和睦團結才能生活安定,生活安定社會才能穩定發展.所以,義是不可不行的.「禮有八經」,即「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幼有等,貧富有度.」這八個方面是禮的綱領.如果上下沒有禮儀就要亂,貴與賤沒有本分就要爭,長與幼沒有等次就要叛離,貧與富不依法度就失其節制.上下亂,貴賤爭,長幼叛離,貧富失其節制,國家必然陷入混亂.所以,禮是不可不重視的.「廉恥」是指內心的道德情操,「廉不蔽惡,恥不從枉（《牧民》）.」因此,通過教誨和啟發,「養之以化其惡」、「明之以察其生」,使人棄惡行善,清除無度慾念,修行內心,這樣方可正氣上升,行為端正. 管仲的治國思想,除上所述,還有軍事、文化等方面.這一些在先秦乃至整個中國歷史上有著深遠的影響,就是對今天的經濟社會發展也有很強的啟迪意義. 1、有利於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促進現代社會的全面發展. 管仲上任伊始,擺在面前的首要任務是如何治理國內的混亂貧窮.管仲從實際出發,不好大喜功、急於求成,而是堅持社會調查,使國情、民情盡在胸中,大膽提出「政不履舊」的觀點,對齊國的政治、經濟、軍事等領域進行深刻改革,制定出「亂世稱霸方可自存,欲稱霸必富國強兵,富國強兵需要民心安定」的治國方略,做出了很多前人沒有做過的事,有力地促進了齊國的發展,使齊成為大國.今天,落實黨提出的「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科學發展觀,朝著「小康」社會的目標奮進,上文所論及到的管仲的政治思想、經濟思想,民本思想、社會倫理道德思想等內容都有很大的借鑒意義. 2、有利於堅持「以人為本」,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水平. 管仲的民本思想適應了社會變革和統治者的要求,最大限度地調動了民眾的生產積極性,對社會的發展起到了歷史推動作用,受到後代政治家、思想家的重視.孔子的「修己以安百姓」、孟子的「民貴君輕」、朱熹的「蓋國以民為本」及唐代魏徵的「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觀點,都滲透著管仲民本思想的精髓.今天,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注重以人為本,著重解決關系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突出問題,這是新形勢下對古代民本思想的繼承和發展,也是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水平的具體體現.堅持「以人為本」,一要滿足人的正常需求.建設社會主義,實現現代化的根本出發點和目的,就是為了人民生活越來越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生活需要.二要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必須有人的現代化才能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一項偉大的而艱巨的系統工程,它的目標是既要擺脫貧困落後,實現經濟的現代化和物質生活的現代化,又要擺脫愚昧,實現以民為主為標志的政治文明現代化,以及精神文明現代化.而實現這些的關鍵是有賴於人的現代化.因此,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首先要把人的全面發展,人的現代化放在主導地位.三要調動和發揮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是社會發展和變革的決定力量.建設社會主義,實現現代化,只有依靠人民才能實現.正如鄧小平所說：「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極其艱巨復雜的任務擺在我們面前,很多舊的問題需要繼續解決,新的問題更是層出不窮.黨只有緊緊依靠群眾,密切地聯系群眾,隨時聽取群眾的呼聲,了解群眾的情緒,代表群眾的利益,才能形成強大的力量,順利完成自己的各項任務.」 3、有利於實施以德治國和依法治國相結合的治國方略. 社會主義的性質,要求我們既重法治又重德治.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的同時,也必須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我國的市場經濟建設和道德建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是,市場經濟建設中也出現了不少對道德建設有消極影響的因素,如金錢觀念、享樂觀念、利己觀念導致的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個人主義；由功利性導致的在處理個人與社會、集體和國家利益沖突時位置的顛倒；經濟成分、經濟利益、社會生活方式、社會組織形式、就業形式和就業崗位的多樣化使某些人在道德選擇面前產生困惑,影響正確、進步道德標準的建立,諸如此類的市場經濟建設中的不良思想、觀念和行為,單靠法制是不能完全解決好的,還必須靠教化和德治,使人們樹立起正確的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只有雙管齊下,才能有效克制這些不良行為和消極因素,保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順利發展.古代的管仲在法德治國和社會道德教化方面所提出的主張及具體做法,以及管仲本人不畏社會非議,不計個人得失,不求爵祿和財貨,只圖齊國強盛的高尚情操,很值得我們借鑒、學習. 4、有利於培育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民族傳統的歷史積淀,是一個民族所認同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是一個民族遵循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所體現的理想信念和性格特徵；是一個民族長期形成的帶有本民族特點的外在體現.一個民族,沒有振奮的精神和高尚的品質,就不可能戰勝前進道路中的艱難險阻,不可能創造燦爛輝煌的文明,也就不可能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中國古代,民族精神集中體現在兩個層面上.個體層面上,它常常表現為「理想人格」,即古人常說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高尚人格境界（包括進取有為、團結友愛、自尊自重、無私奉獻等）.在這個層面上,中華民族精神發揮著巨大的道德潛能.社會層面上,它集中體現為「理想社會」,即生機與活力、和諧統一、獨立完整、尚德昌盛、綿延永長等.在這個層面上,中華民族精神又以觀念的形式發揮著巨大的驅動力、凝聚力,鼓舞著人們為美好的明天而不懈地努力奮斗.

『柒』 《管子》表達了管仲什麼樣的治國思想

《管子》是中國春秋時期（公元前770～前476）齊國政治家﹑思想家管仲及管仲學派的言行事跡。《漢書·藝文志》將其列入子部道家類，《隋書·經籍志》列入法家類。史學家章學誠說：《管子》，道家之言也。據中國日本學者統計《管子》全書幾乎各篇都有《老子》的語言片段與哲學思想。也是先秦時期各學派的言論匯編，內容很龐博。[5]
《管子》一書以黃老道家為主既提出以法治國的具體方案，又重視道德教育的基礎作用；既強調以君主為核心的政治體制，又主張以人為本，促進農工商業的均衡發展；既有雄奇的霸道之策，又堅持正義的王道理想；既避免了晉法家忽視道德人心的傾向，又補充了儒家缺乏實際政治經驗的不足，在思想史上具有不可抹殺的重要地位。
《管子》一書原為86篇，至唐又亡佚10篇，今本存76篇，託名春秋管仲著。其實《管子》同先秦許多典籍一樣，既非一人之著，亦非一時之書。是一部稷下黃老道家學派的文集匯編。當前，學術界普遍認同這種觀點。
總覽《管子》全書，內容較為龐雜，匯集了道、法、儒、名、兵、農、陰陽、輕重等百家之學。但其思想的主流是黃老道家思想，其思想特點是將道家、法家思想有機地結合起來，既為法治找到了哲學基礎，又將道家思想切實地落實到了社會人事當中，這同三晉法家思想是有根本區別的。《漢書》把《管子》分在道家類，《隋志》以後的類書卻把它分在法家類。不同的歸屬恰好說明《管子》的思想特點。同時，黃老道家兼容並包，積極吸收儒、墨等學派的思想長處，將禮義和等級名分的理論納入自己的思想體系中，主張禮法結合，倡導確立嚴格的等級名分體系及以之為基礎的社會道德規范。這些都適應了戰國中期的時代需要，反映了齊國變法時期的政治實踐。[6]
《管子》一書中的《心術上》、《心術下》、《白心》、《內業》、《水地》、《形勢》、《宙合》、《樞言》、《九守》、《正》、《形勢解》「、《版法解》、《勢》等等文章側重於用道家哲學來闡釋法家政治，通常被認為是黃老道家的作品⑨。它集中地反映了黃老道家道法結合、兼容並包的學術特點，是繼《黃帝四經》之後黃老道家思想的又一大發展，它促使黃老學派的思想進一步走向成熟。[6]
《水地》提出水是萬物本原的思想﹐學術界有人認為這是管仲的思想﹐也有人認為是稷下唯物派的思想。
《心術》上下﹑《白心》﹑《內業》中﹐提出了精氣為萬物本原的樸素唯物主義精氣說﹐認為萬物﹑人都產生於精氣﹔精氣是一種精細的氣。說「凡物之精﹐此則為生﹐下生五穀﹐上為列星」﹐「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文中也講「道」﹐認為道是「虛而無形」﹐不能被感官直接感知﹐口不能言﹐目不能見﹐耳不能聽。道與精氣的關系﹐講得不明確。

『捌』 有關管子（管仲）的所有思想主張介紹

管仲注重經濟和農業，反對空談主義，開創職業技能教育。主張改革以富國強兵齊桓公尊管仲為「仲父」。

授權讓他主持一系列政治和經濟改革：在全國劃分政區，組織軍事編制，設官吏管理；建立選拔人才制度，士經三審選，可為「上卿之贊」（助理）；按土地分等征稅，禁止貴族掠奪私產；發展鹽鐵業，鑄造貨幣，調劑物價。

管仲改革的實質，改革土地和人口制度。管仲改革成效顯著，齊國由此國力大振。對外，管仲最早提出「華夷之辨」與「尊王攘夷」的民族主義思想。聯合北方鄰國，抵抗山戎族南侵。這一外交戰略也獲得成功。

管仲的外交主張，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幟，以諸侯長的身份，挾天子以伐不敬。齊桓公以霸主身份主持了葵丘之盟。

此後遇到侵犯周王室權威的事，齊桓公都會過問和制止，此次盟會齊桓公確立了自己的霸主地位。管仲的外交戰略獲得了很大成功，使齊桓公霸業更加合法合理，同時也保護了中原經濟和文化的發展。

管仲相齊的經濟政策是遂滋民，與無財，他的辦法乃是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或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以至通貨積財，富國強兵。

管仲面對當時「竭澤而漁」的經濟開發，為了有效利用齊國的林木和漁業資源，制定了「山澤各致其時」。即歷史上最早的自然環境保護法，即禁止人們為了眼前利益而濫伐濫捕,以保護樹木和魚類的正常生長、免遭破壞。伐木和捕獵只准在適當的季節進行。

(8)管仲的依法治國政治思想擴展閱讀：

齊桓公三十五年（前651年），周惠王去世。齊桓公會同各諸侯國擁立太子鄭為天子，這就是周襄王。周襄王即位後，命宰孔賜齊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以表彰其功。齊桓公召集各路諸侯大會於葵丘（今河南蘭考、民權縣境），舉行受賜典禮。

受賜典禮上，宰孔請周襄王之命，因齊桓公年老德高，不必下拜受賜。齊桓公想聽從王命，管仲從旁進言道：「周王雖然謙讓，臣子卻不可不敬。」齊桓公於是答道：「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敢貪王命，而廢臣職嗎？」說罷，只見齊桓公疾走下階，再拜稽首，然後登堂受胙。

眾諸侯見此，皆嘆服齊君之有禮。齊桓公又重申盟好，訂立了新盟。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葵丘之盟」。

齊桓公三十九年（前647年），周襄王的弟弟叔帶勾結戎人進攻京城，王室內亂，十分危機。齊桓公派管仲幫助襄王平息內亂。管仲完成得很好，獲得周王贊賞。周襄王為了表示尊重霸主的臣下，准備用上卿禮儀設宴為管仲慶功，但管仲沒有接受。最後他接受了下卿禮儀的待遇。

『玖』 管仲的經濟戰思想和措施

管仲名夷吾，字仲，春秋時期齊國著名的政治家，潁上(今安徽潁上)人。經鮑叔牙力薦，為齊國上卿（即丞相），輔佐齊桓公成為春秋時期的第一霸主。
管仲注重經濟，反對空談主義，主張改革以富國強兵，他說：「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稟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齊桓公尊管仲為「仲父」，授權讓他主持一系列政治和經濟改革：在全國劃分政區，組織軍事編制，設官吏管理；建立選拔人才制度，士經三審選，可為「上卿之贊」（助理）；按土地分等征稅，禁止貴族掠奪私產；發展鹽鐵業，鑄造貨幣，調劑物價。管仲改革的實質，是廢除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管仲改革成效顯著，齊國由此國力大振。對外，管仲提出「尊王攘夷」，聯合北方鄰國，抵抗山戎族南侵。這一外交戰略也獲得成功。後來孔子感嘆說：「假如沒有管仲，我也要穿異族服裝了」。
管仲的著作，收入《國語·齊語》和《漢書·藝文志》。《管子》共24卷，85篇，今存76篇，內容極豐，包含道、名、法等家的思想以及天文、輿地、經濟和農業等方面的知識，其中《輕重》等篇，是古代典籍中不多見的經濟文作，對生產、分配、交易、消費、財政、等均有論述，是研究我國先秦農業和經濟的珍貴資料。
後來，魯庄公認為管仲乃天下奇才，若大用於齊，齊桓公無疑如虎添翼，不如先除掉此患。待他醒悟過來派兵追趕時，早已來不及了。 管仲一路恐慌，最後平安到了齊國，鮑叔牙正在齊國邊境堂阜迎接他。老友相逢，格外親切。鮑叔牙馬上命令打開囚車，去掉刑具，又讓管仲洗浴更衣，表示希望能輔助齊桓公治理國家。稍事休息後，管仲對鮑叔牙說：「我與召忽共同侍奉公子糾，既沒有輔佐他登上君位，又沒有為他死節盡忠，實在慚愧。現在又去侍奉仇人，那該讓天下人多麼恥笑呀!」鮑叔牙誠懇地對管仲說：「你是個明白人，怎麼倒說起糊塗話來。做大事的人，常常不拘小節；立大功的人，往往不需他人諒解。你有治國的奇才，桓公有做霸主的遠大志願，如你能輔佐他，日後不難功高天下，德揚四海。」 奇策治國 尊王攘夷 作好管仲的工作後，鮑叔牙趕回臨淄，向齊桓公報告。經鮑叔牙的建議，齊桓公同意選擇吉祥日子，以非常隆重的禮節，親自去迎接管仲，以此來表示對管仲的重視和信任。同時也讓天下人都知道齊桓公的賢達大度。此後，齊桓公經常同管仲商談國家大事。一次齊桓公召見管仲，首先把想了很久的問題擺了出來。「你認為現在的國家可以安定下來嗎?」管仲通過這個階段的接觸，深知齊桓公的政治抱負，但又沒有互相談論過，於是管仲就直接了當地說：「如果你決心稱霸諸侯，國家就可以安定富強，你如果要安於現狀，國家就不能安定富強。」齊桓公聽後又問：「我現在還不敢說這樣的大話，等將來見機行事吧!」管仲被齊桓公的誠懇所感動，他急忙向齊桓公表示：「君王免臣死罪，這是我的萬幸。臣能苟且偷生到今天，不為公子糾而死，就是為了富國家強社稷；如果不是這樣，那臣就是貪生怕死，一心為陞官發財了。」說完，管仲就想告退。齊桓公被管仲的肺腑之言所感動，便極力挽留，並表示決心以霸業為己任，希望管仲為之出力。 後來，齊桓公又問管仲，「我想使國家富強、社稷安定，要從什麼地方做起呢?」管仲回答說：「必須先得民心。」「怎樣才能得民心呢?」齊桓公接著問。管仲回答說：「要得民心，應當先從愛惜百姓做起；國君能夠愛惜百姓，百姓就自然願意為國家出力。」「愛惜百姓就得先使百姓富足，百姓富足而後國家得到治理，那是不言而喻的道理。通常講安定的國家常富，混亂的國家常貧，就是這個道理。」這時齊桓公又問：「百姓已經富足安樂，兵甲不足又該怎麼辦呢?」管仲說：「兵在精不在多，兵的戰鬥力要強，士氣必須旺盛。士氣旺盛，這樣的軍隊還怕訓練不好嗎?」齊桓公又問：「士兵訓練好了，如果財力不足，又怎麼辦呢?」管仲回答說：「要開發山林、開發鹽業、鐵業，發展漁業，以此增加財源。發展商業，取天下物產，互相交易，從中收稅。這樣財力自然就增多了。軍隊的開支難道不就可以解決嗎?」經過這番討論，齊桓公心情興奮，就問管仲：「兵強、民足、國富，就可以爭霸天下了吧?」但管仲嚴肅地回答說：「不要急，還不可以。爭霸天下是件大事，切不可輕舉妄動。當前迫切的任務是百姓休養生息，讓國家富強，社會安定，不然很難實現稱霸目的。」由於管仲系統地論述了治國稱霸之道，使齊桓公的全部問題都迎刃而解，不久就拜管仲為相，主持政事，為表示對管仲的尊崇，稱管仲為仲父。 管仲為齊相後，根據當時形勢，對齊國進行了了一系列改革。 在行政方面：劃分和整頓行政區劃和機構，把國都劃分為六個工商鄉和十五個士鄉，共二十一個鄉。十五個士鄉是齊國的主要兵源。齊桓公自己管理五個鄉，上卿國子和高子各管五個鄉。把國政分為三個部門，制訂三官制度。官吏有三宰。工業立三族，商業立三鄉，川澤業立三虞，山林業立三衡。郊外三十家為一邑，每邑設一司官。十邑為一卒，每卒設一卒師。十卒為一鄉，每鄉設一鄉師。三鄉為一縣，每縣設一縣師。十縣為一屬，每屬設大夫。全國共有五屬，設五大夫。每年初，由五屬大夫把屬內情況向齊桓公匯報，督察其功過。於是全國形成統一的整體。 軍隊方面，管仲強調寓兵於農，規定國都中五家為一軌，每軌設一軌長。十軌為一里，每里設里有司。四里為一連，每連設一連長。十連為一鄉，每鄉設一鄉良人，主管鄉的軍令。戰時組成軍隊，每戶出一人，一軌五人，五人為一伍，由軌長帶領。一里五十人，』五十人為一小戍，由里有司帶領。一連二百人，二百人為一卒，由連長帶領。一鄉二千人，二千人為一旅，由鄉良人帶領。五鄉一萬人，立一元帥，一萬人為一軍，由五鄉元帥率領。齊桓公、國子、高於三人就是元帥。這樣把保甲制和軍隊組織緊密結合在一起，每年春秋以狩獵來訓練軍隊，於是提高了軍隊的戰鬥力。同時又規定全國百姓不準隨意遷徙。人們之間團結居住，做到夜間作戰，只要聽到聲音就辨別出是敵我；白天作戰，只要看見容貌，大家就能認識。 為了解決軍隊的武器，規定犯罪可以用盔甲和武器來贖罪。犯重罪，可用甲與車戟贖罪。犯輕罪，可以用值與車戟贖罪。犯小罪，可以用銅鐵贖罪。這樣可補充軍隊的裝備不足。 在經濟方面，管仲提出「相地而衰」的土地稅收政策，就是根據土地的好壞不同，來徵收多少不等的賦稅。這樣使賦稅負擔趨於合理，提高了人民的生產積極性。又提倡發展經濟，積財通貨，設「輕重九府」，觀察年景豐歉，人民的需求，來收散糧食和物品。又規定國家鑄造錢幣，發展漁業、鹽業，鼓勵與境外的貿易，齊國經濟開始繁榮起來。 由於管仲推行改革，齊國出現了民足國富、社會安定的繁榮局面，齊桓公對管仲說：「現在咱們國富民強，可以會盟諸侯了吧?」管仲諫阻道：「當今諸侯，強於齊者甚眾，南有荊楚，西有秦晉，然而他們自逞其雄，不知尊奉周王，所以不能稱霸。周王室雖已衰微，但仍是天下共主。東遷以來，諸侯不去朝拜，不知君父。您要是以尊王攘夷相號召，海內諸侯必然望風歸附。」 管仲說的「尊王攘夷」，就是尊重周朝王室，承認周天子的共同領袖的地位；聯合各諸侯國，共同抵禦戎、狄等部族對中原的侵擾。攘夷於外，必須尊王。尊王成為當時一面正義旗幟。 齊桓公二年(前684年)，齊桓公借報收納公子糾之仇，出兵伐魯。當時魯國剛被齊國打敗不久，元氣尚未恢復，齊兵壓境，舉國上下一片恐慌。恰巧魯國曹劌出來為魯庄公出謀獻計，在長勺(今山東萊蕪東北)把齊國打敗。魯國勝利後又去侵犯宋國、齊國為了報復長勺之敗，又勾結宋國來攻打魯國。由於魯庄公採納大夫公子偃的建議，在秉丘(今山東巨野西南)打敗宋軍。宋軍一敗，齊軍自然也就撤走。次年，宋國為了昭雪秉丘之恥，又興兵攻魯，魯庄公發兵抵抗，趁宋兵還沒站住陣腳就發動猛攻，結果宋國被打得慘敗。宋國連．吃敗仗，國內又發生內亂。大夫南宮長萬殺了新立的鄭閔公，不久宋貴族又殺了南宮父子。宋國的內亂，魯國的戰敗，使他們的力量大為削弱。 譚國(今山東濟南東)是齊國西鄰的小國。齊桓公出奔時曾經過這里，當時譚國君對齊桓公很不禮貌，齊桓公繼位，譚國也沒派遣使臣祝賀。按照春秋的禮法，象譚國這樣失禮，遭到譴責是自然的。齊桓公對此極為不滿，因此管仲建議出兵問罪。譚國本來很小，力量十分微弱，怎能經受齊國大兵的進攻。結果很快就被齊國消滅。齊國沒費力氣消滅了譚國，擴大了國土。齊桓公五年(前681年)，在管仲的建議下，齊國與宋、陳、蔡、鄭等國在齊的北杏(今山東聊城東)會盟，商討安定宋國之計。遂國(今山東肥城南)也被邀請，但沒有參加。管仲為了提高齊國的威望，就出兵把遂國消滅。魯國本來比較強大，但因接連被齊國打敗，又看到諸侯國都服從齊國，不服從齊國的遂、譚兩國又被消滅，所以也屈服了齊國。不久，齊國與魯國和好，在柯(今山東東阿西南)會盟。這次會盟很隆重，會場布置庄嚴。修築高壇，兩邊大旗招展，甲士列士，十分威武。齊桓公和管仲正坐壇上。，就在這次會盟中，發生了著名的曹沫劫盟事件。會盟規定，只許魯君一人登壇，其餘隨員在壇下等候。當魯庄公與衛士曹沫來到會場，將要升階入壇時，會盟賓相告訴他，不準曹沫升壇。曹沫戴盔披甲，手提短劍緊跟魯庄公身後，對賓相瞪大圓眼，怒目而視，眼角幾乎都要瞪裂了，嚇得賓相後退幾步，魯庄公與曹沫就順階入壇。魯庄公與齊桓公經過談判，然後准備歃血為盟，正在這時，曹沫突然拔劍而起，左手抓住齊桓公的衣袖，右手持短劍直逼齊桓公。頓時齊桓公左右被嚇的目瞪口呆。此時管仲沉著勇敢，急忙插進齊桓公與曹沫中間，用身體保護住齊桓公，然後問「將軍要干什麼?」曹沫正然道：「齊強魯弱，大國侵略魯國，欺人太甚。現在魯國城破牆毀，幾乎快要壓到齊國。請考慮怎麼辦?」齊桓公見形勢不妙，馬上答應歸還佔領的魯國土地。諾約草成，曹沫收劍徐步回位，平息如初，談笑如故。會盟結束，魯國君臣勝利回國。齊桓公君臣卻憤憤不樂，許多人都想毀約，齊桓公也有這種想法。管仲不同意毀約，勸說齊桓公：「毀約不行，貪圖眼前小利，求得一時痛快，後果是失信於諸侯，失信於天下。權衡利害，不如守約，歸還佔領的魯國國土為好。」齊桓公聽取了管仲的意見。不久宋國叛齊，次年齊桓公邀請陳、曹出兵伐宋，又向周王室請求派兵伐宋。周王室派大臣單伯帶領王師，與三國軍隊共同伐宋，結果宋國屈服了。 這時，魯、宋、陳、蔡、衛都先後屈服齊國，譚、遂兩國早已消滅，只有鄭國還在內亂。管仲因此建議齊桓公出面調解鄭國內亂，以此來提高齊國的地位，加速實現做霸主的目的。鄭國自厲公回國殺了子儀，又殺了恩人傅瑕，逼死大夫原繁，登位稱君後，為鞏固君位，就要聯合齊國。管仲抓住這一時機，建議齊桓公聯合宋、衛、鄭三國，又邀請周王室參加，於齊桓公六年：(前680年)在鄄(今山東鄄城)會盟。』第二年齊桓公又以自己名義召集宋、陳、衛、鄭又在鄄會盟。這次會盟開的很成功，取得圓滿成果。從此齊桓公已成為公認的霸主。 晉獻公十年(前667年)冬，齊桓公見鄭國已屈服於齊國，就召集魯、宋、陳、衛、鄭、許、滑、滕等國君，又在宋國的幽會盟。周惠王也派召伯參加。這是一次空前盛會，幾乎全部中原國家都參加了這次會盟。在這次盟會上，周天子的代表召伯又以天子的名義，向齊桓公授予侯伯的頭銜。從此齊桓公便成了名副其實的霸主。
晉獻公十五年(前662年)魯國發生內亂，魯庄公死後，魯閔公即位，不久被慶父殺死，魯僖公即位，慶父畏罪自殺。僖公為了鞏固君位，與齊國會盟於落姑，從此魯國也安定下來。至此，齊桓公威望布於天下，德名遠播諸侯。進一步擴大和鞏固了他的霸業。 老馬識途 病榻論相 正當中原各國逐漸承認了齊國的盟主地位時，邊境少數民族狄人和山戎人也逐漸發展起來。他們屢屢舉兵犯境，給中原各國造成了嚴重威脅。周惠王十四年(公元前664年)，山戎趁機統兵萬騎，攻打燕國，企圖阻止燕國通齊，燕庄公抵擋不住，告急於齊桓公。齊桓公為了集中力量對付南方楚國，本來不想支援燕國。但管仲認為，當時為患一方的，南有楚國，北有山戎，西有狄，都是中原諸國的禍患。國君要想征伐楚國，必須先進攻山戎，北方安定，才能專心去征伐南方。如今燕國被犯，又求救於我國，舉兵率先伐夷，必能得到各國的擁戴。齊桓公深以為然，遂舉兵救燕。山戎聞齊師大隊人馬將至，擄掠大量財物解圍而去。齊軍與燕軍合兵一處，北出薊門關追擊，殺得山戎兵落荒而逃。山戎首領帶著殘兵敗將逃入孤竹國(今河北西北部)。 齊軍一鼓作氣，兵圍孤竹國，孤竹國派人詐降齊軍，獻上山戎首領首級，謊稱孤竹國國君已棄國逃往沙漠。齊桓公以降將為前部，率軍追趕。孤竹國降將將齊軍誘入荒漠，自己則乘人不備逃之夭夭。此時天色已晚，放眼望去只見茫茫一片平沙，狂風卷地，寒氣逼人，齊軍前後隊失去了聯系。齊桓公有些不知所措，忙向管仲求教解危之計。管仲沉吟片刻，遂讓隨行兵士敲鑼打鼓，使各隊聞聲來集，屯紮一處，挨至天明。誰知，天雖已亮，沙漠中卻炎熱異常，又無飲水，一望無際的沙漠難辨方向，全軍將士焦急萬分。管仲見狀，忙向齊桓公建議道：「臣聽說老馬識途，燕馬多從漠北而來，也許熟悉此地，大王不妨令人挑選數匹老馬放行，或許可以尋見出路。」齊桓公依其言，命人取數匹老馬，放之先行，軍隊緊隨其後，果然走出險地。 孤竹國國君見齊燕大軍被誘入沙漠，便舉兵攻進無棣城，趕走了守城的燕兵，躲避在山谷中的百姓也隨著回城。管仲見此情形，靈機一動，計上心來。他命令將士數人扮作百姓混入城中，半夜舉火為應。然後，又分三路攻打無棣城的東南西三門，只留下北門讓敵軍逃跑，教王子成父和隰朋率一隊兵馬埋伏在北門之外。當天夜裡、忽見城中四五處火起，齊軍內應砍開城門，放大軍兵馬入城。孤竹國國君見勢不妙，率眾奪路而逃，直奔北門。誰知一行人剛剛沖出北門；路旁突然伏兵四起，截住了孤竹國的君臣等數人。兩軍廝殺，孤竹國國君死於亂軍之中。齊桓公滅了令支、孤竹，闢地500里，悉數賠給了燕庄公。諸侯莫不畏齊之威，感齊之德。 在救燕時，魯國也表示出兵支援，但實際魯國按兵未動。對此齊桓公很氣憤，想出兵懲罰魯國。管仲不同意這樣做，他勸說齊桓公：「魯國是齊國的近鄰，不能為了一點小事就出兵，影響不好。為了齊國的聲譽，我們可主動改善兩國關系。這次征燕勝利，得到一些中原沒有的戰利品，不如送給魯國一些，陳列在周公廟里。」齊桓公聽了覺得很有道理，就贊成了這個意見。這樣做對魯國上下震動很大，其他各國反映也很好。 當時西北方的狄人也起兵進攻中原，先攻邢國(今河北邢台)，氣焰囂張。作為霸主的齊桓公，當然不能置之不理。管仲也很關心這個問題，他向齊桓公說：「戎狄性情十分殘暴，貪得無厭。諸夏各國都是親戚，彼此關心，一國有難，大家都應相助，不能袖手不理。滿足現狀的安樂是很危險的，出兵救邢才是上策。」齊桓公很欣賞管仲的想法，就派兵救邢國，邢國很快得救。不久狄人又出兵攻衛國，衛懿公被殺，衛國滅亡。狄人又追趕衛國百姓到黃河沿岸。 宋國出兵救出衛國百姓七百三十人。加上共、滕兩邑的居民一共五千人。就在曹邑(今河南滑縣)立衛戴公為國君。剛剛恢復的衛國，處境十分困難。齊桓公、管仲派了公子無虧帶著五百乘車馬和三千名甲士來武裝衛國，戎守曹邑。又給衛君帶來乘馬祭服，還給衛君夫人帶來乘車和錦帛。此外還有牛羊豬狗雞等三百餘只。又幫助修建宮殿。 邢國還未恢復，狄人又來第二次洗劫。晉獻公十八年(前659年)，狄人攻邢，形勢十分嚴重。齊桓公和管仲立即聯合宋、曹救邢。當齊、宋、曹軍隊到達時，邢國百姓如見親人，紛紛投奔，狄人被打退。邢國又被狄人洗劫一空。於是齊桓公和管仲同宋、曹兩國，幫助邢國把都城遷到夷儀(今聊城西南)，這里靠近齊國，較為安全。使破亂的邢國得到安定。 邢、衛兩國都遭狄人洗劫，在齊桓公、管仲的主持下，得以復國。當時人們都贊賞地說：邢國人遷進新都城，好像回到了老家；恢復後的衛國，人們心情高興，也忘記了亡國的悲痛。 楚國一直是南方的強國。自晉獻公十一年(前666年)伐鄭開始，一直在准備北上。晉獻公十八年(前659年)，楚國又出兵鄭國。齊桓公與管仲約諸侯共同救鄭抗楚。由於楚國不斷攻鄭，齊桓公和管仲約魯、宋、陳、衛、鄭、許、曹等八國組成聯軍南下，首先一舉消滅蔡國，直指楚國。楚國在大軍壓境的形勢下，派使臣屈完出來談判。屈完見到齊桓公就問：「你們住在北海，我們住在南海，相隔於里，任何事情都不相干涉。這次你們到我們這里來，不知是為了什麼?」管仲在齊桓公身旁，聽了之後就替齊桓公答道：「從前召康公奉了周王的命令，曾對我們的祖先太公說過，五等侯九級伯，如不守法你們都可以去征討。東到海，西到河，南到穆陵，北到無隸，都在你們征討范圍內。現在，你們不向周王進貢用於祭祀的濾酒的包茅，公然違反王禮。還有昭王南征，至今未回，這事也不是與你們無關。我們現在興師來到這里，正是為了問罪你們。」屈完回答說：「多年沒有進貢包茅，確實是我們的過錯。至於昭王南征未回是發生在漢水，你們只好去漢水邊打聽好了。」齊桓公見楚使屈完的態度不軟不硬，就命令大軍在陘(今河南郾城南)駐紮下來。南北兩軍相峙，從春季到夏季，已經半年。楚國又派屈完和齊桓公、管仲談判。齊桓公管仲早就無意打仗，只是想通過這次軍事行動來顯示霸主的威風，嚇唬楚國罷了。所以他們很快就同意與屈完談判，並達成協議，將軍隊撤到召陵(今河南偃縣)。齊桓公為了炫耀兵力，就請屈完來到軍中與他同車觀看軍隊。齊桓公指著軍隊對屈完說：「指揮這樣的軍隊去打仗，什麼樣的敵人能抵抗得了了指揮這樣的軍隊去夾攻城寨，有什麼樣的城寨攻克不下呢?」屈完很沉靜地回答；「國君，你若用德又來安撫天下諸侯，誰敢不服從呢?如果只憑武力，那麼我們楚國可以把方城山當城，把漢水當池，城這么高，池這么深，你的兵再多，恐怕也無濟於事。」回答得委婉有力。為形勢所迫，齊桓公同意。周襄王鄭五年(前647年)，周襄王的弟弟叔帶勾結戎人進攻京城，王室內亂，十分危機。齊桓公派管仲幫助襄王平息內亂。管仲完成得很好，獲得周王贊賞。周襄王為了表示尊重霸主的臣下，准備用上卿禮儀設宴為管仲慶功，但管仲沒有接受。最後他接受了卞卿禮儀的待遇。 周襄王七年(公元前645年)，為齊桓公創立霸業嘔心瀝血的管仲患了重病，齊桓公去探望他，詢問他誰可以接受相位。管仲說：「國君應該是最了解臣下的。」齊桓公欲任鮑叔牙，管仲誠懇地說：「鮑叔牙是君子，但他善惡過於分明，見人之一惡，終身不忘，這樣是不可以為政的。」齊桓公問：「易牙怎樣？」管仲說：「易牙為了滿足國君的要求不惜烹了自己的兒子以討好國君，沒有人性，不宜為相。」齊桓公又問：「開方如何？」管仲答道：「衛公子開方舍棄了做千乘之國太子的機會，屈奉於國君15年，父親去世都不回去奔喪，如此無情無義，沒有父子情誼的人，如何能真心忠於國君？況且千乘之封地是人夢寐以求的，他放棄千乘之封地，俯就於國君，他心中所求的必定過於千乘之封。國君應疏遠這種人，更不能任其為相了。」齊桓公又問：「易牙、開方都不行，那麼豎刁怎樣？他寧願自殘身肢來侍奉寡人，這樣的人難道還會對我不忠嗎?」管仲搖搖頭，說：「不愛惜自己的身體，是違反人情的，這樣的人又怎麼能真心忠於您呢？請國君務必疏遠這三個人，寵信他們，國家必亂。」管仲說罷，見齊桓公面露難色，便向他推薦了為人忠厚，不恥下問、居家不忘公事的隰朋，說隰朋可以幫助國君管理國政。遺憾的是，齊桓公並沒有聽進管仲的話。易牙聽說齊桓公與管仲的這段對話，便去挑撥鮑叔牙，說管仲阻止齊桓公任命鮑叔牙。鮑叔牙笑道：「管仲薦隰朋，說明他一心為社稷宗廟考慮，不存私心偏愛友人。現在我做司寇，驅逐佞臣，正合我意。如果讓我當政，哪裡還會有你們容身之處？」易牙討了個沒趣，深覺管仲交友之密，知人之深，於是灰溜溜地走了。 不久管仲病逝。齊桓公不聽管仲病榻前的忠言，重用了易牙等三人，結果釀成了一場大悲劇。二年後，齊桓公病重。易牙、豎刁見齊桓公已不久於人世，就開始堵塞宮門，假傳君命，不許任何人進去。有二宮女乘人不備，越牆人宮，探望齊桓公；桓公正餓得發慌，索取食物。宮女便把易牙、豎習作亂，堵塞宮門，無法供應飲食的情況告訴了齊桓公。桓公仰天長嘆，懊悔地說：「如死者有知，我有什麼面目去見仲父？」說罷，用衣袖遮住臉，活活餓死了。桓公死後，宮中大亂，齊桓公的幾個公子為爭奪王位各自勾結其黨羽，互相殘殺，致使齊桓公的屍體停放在床上六七十天無人收殮，屍體腐爛生蛆，慘不忍睹。第二年三月，宋襄公率領諸侯兵送太子昭回國，齊人又殺了作亂的公子無虧，立太子昭為君，即齊孝公。經過這場內亂，齊國的霸業開始衰落。中原霸業逐漸移到了晉國。管仲的一生，不僅建立了彪炳史冊的功勛，還給後世留下了一部以他名字命名的巨著——《管子》。書中記錄了他的治國思想，對後世影響深遠。 管仲是位思想家，他主張法治。全國上下貴賤都要守法，賞罰功過都要以法辦事。他認為國家治理的好與壞，根本在於能否以法治國。管仲非常重視發展經濟，他認為「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也就是國家的安定與不安定，人民的守法與不守法，與經濟發展關系十分密切。管仲思想中有不少可貴的地方，如他主張尊重民意，他說「順民心為本」，「政之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管仲的思想對後代影響很大。當然，管仲是春秋時代的歷史人物，所以他也有歷史局限。如為齊桓公創立霸業而加重了人民的負擔，在改革中主要是代表統治階級利益等。雖然這樣，管仲仍不失為一位大政治家、思想家，在歷史上有過巨大貢獻。

『拾』 管仲在政治方面做出了什麼貢獻

管仲名夷吾，仲是他的字。潁上(今安徽西北部)人。春秋初年的大政治家。現存《管子》八十六篇，有些為後人假託。

管仲和鮑叔牙幼年時代就是好朋友。後來，管仲去輔佐公子糾，鮑叔牙則去輔佐齊國公子小白，即齊桓公。小白繼承君位後，鮑叔牙立即向他舉薦管仲執掌國政。齊桓公不僅不計私仇，還對管仲格外尊重。相傳當管仲從魯國來到齊國時，桓公沐浴三次，並三灑香水，親自去城外迎接。管仲感慨萬分，他說：「開初我仕途不得志時，曾和鮑叔牙合夥經商。每次分利時，我都多取一些，鮑叔牙並不認為我這是貪婪，因為他知道我家裡貧困。我也曾為鮑叔牙出主意，但都失策了，可他並不認為我愚蠢，他知道那是時機不利。我也曾幾次仕於君主，但都被主人摒棄了，可鮑叔牙不認為是我不賢，而是我沒遇到明主。我幾次上陣作戰，都避死而逃，鮑叔牙並不認為我膽怯，他知道我家有老母需要奉養。我的主人公子糾被殺，公子的大臣都自殺了，可是我寧肯受囚被辱不肯死節，鮑叔牙並不認為我無恥辱之心，他知道我不恥於小節而恥於不能建功名於天下。真是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牙呀!」於是，真心誠意地擔任了齊桓公授予的職務，盡心盡力，夙興夜寐。

管仲認為：「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所以改革必須先著眼於經濟方面，同時，也相應地注意到政治和軍事。管仲對農業稅制的改革實行「相地而衰征」的分配形式。從而廢除了集體無償耕種「公田」的勞役稅制，改為所有土地一律按土質好壞、面積大小，徵收不同等級的實物稅。「相地而衰征」首先是分「公田」為「份地」，改集體耕作為個體生產。通過「均地分力」，農民就可知道產量的多少直接關繫到自己家庭生活的好壞，才能不怕勞苦，自覺地勞動。管仲還提倡「本末並重」，即將工商與農業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因地制宜地實行多種經營，使得魚鹽、山林、川澤之利大興。他也很重視工農技術的發展，實行各類人員專業化。管仲認為物質條件是一切社會生活的基礎，人們努力去追求更好的物質生活是社會的普遍現象。「夫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繼日，遠千里而不怨者，利在前也。漁人之入海，海深萬仞，就波逆流，乘威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止；深淵之下，無所不如焉。」這些思想對後世也有著重要的啟示作用。

在政治方面，管仲令士、農、工、商四種人分區居住。把全國分為二十一鄉，其中工三鄉、商三鄉、士農合佔十五鄉。工商專心於本業，不服兵役。士農鄉平時「食田」、耕田；一有戰事，士則充當甲士或小軍官，農則為兵卒。士農鄉中以五家為一軌，十軌為一里，四里為一連，十連為一鄉。各級行政機構都有負責人。戰時，各級行政負責人又成為軍官。每戶出一壯丁，每五丁為一伍，每五十丁為一小戎。每二百丁稱為一卒，每二千丁稱為一旅。全國十五鄉即為十五旅，每五旅合為一軍，全國共有三個軍。齊王與兩大貴族各率一軍。從上述情景不難看出，齊國的行政組織實際上是兵民合一的組織。無論是經濟發展還是軍事防衛，國家都擁有堅固的內部結構。

在官員管理上，管仲命令各人恪守職責，不準懈怠。若有違軍令不盡責者，可一可二，再三必定嚴懲。還令各級官吏隨時舉薦賢才，否則就是「蔽明」、「蔽賢」，也要治罪。經過改革，幾年之後，齊國成為了當時最富強的國家。

管仲為齊桓公制定的政治方針是以「尊王攘夷」為號召，征討不服，平恤患難，以武力和德望稱霸天下。一次，桓公因蔡姬之事欲出兵伐蔡。管仲見勸阻無效，便建議桓公先以楚已三年未向天子納貢為由伐楚。獲勝歸來，再以蔡國不參加伐楚為由出兵。齊桓公聽之，親率諸侯聯合伐楚，迫使楚與各諸侯簽立盟約，諸侯皆服。

從公元前685年到公元前645年，在管仲執政的40年間，他一直秉承謙恭的態度，並屢次約束桓公要不驕不躁，出師有名，親賢者遠小人，為齊國稱霸立下了汗馬功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