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圖認為法治是

『壹』 柏拉圖對法律的認識在前期和後期有什麼不同

柏拉圖關於國家與法的起源思想，雖然掩蓋了國家與法的階級實質，但他 從人的需要來思考法的問題，還是很有價值的。 柏拉圖在《政治家篇》中承認了民主制度的優點。並且指出了貴族政體或君主政體的弊病。 他認為，如果實行法治，民主政體則不如貴族政體，而貴族政體則不如君主政體；如果不實 行法治，「君主政體則成為壓迫平民最殘酷的統治形式」，而平民政體是「最好的統治形式 」。在《法律篇》中，柏拉圖不僅分析了法律的產生過程，強調「法律的基本意圖是讓公民 盡可能的幸福」，為達此目的，他提出一條立法原則，即立法者要「根據全國的利益」，而 不「只是根據部分人的利益而制定」，也就是說，「立法者在訂立他的法律時，不要只看到 一方面，只看到人的德性中最低下的那一部分；他應該看到全部的善德，並按照這些善德來 制定出各類法律。」這樣的法律就具有普遍的適用性，這一觀點是柏拉圖相論、「拯救本質 」思想的必然體現。另外，立法工作雖然重要，但如果沒有稱職的官吏去執行那些制定得更 好的法律，「那麼這些法律的價值便被掠奪了」，在柏拉圖看來，要實現法律的社會價值， 良法與良吏要並重。同時，在良吏中還要選擇好法律監護官，柏拉圖認為這是最重要的事情 。 依據法律正義論，柏拉圖在司法、民法、刑法方面均提出了一些思想和觀點。總之，他後期 主張法治，把公平、平等、自由同法治聯系起來。柏拉圖認為，法律是為了整個國家利益， 因此它才是正義的，那種憑借強者的權力來制定的法律不是公正，而是「濫用權力的方式之 一」。人類必須有法律並且遵守法律，否則他們的生活將象最野蠻的獸類一樣。一國之法律 應是最高權威，如果「當一國的法律處在從屬地位並且沒有任何權威時，它就是走向毀滅； 反過來，我以為那種法律凌駕於統治者之上，而統治者也要服從法律的國家必將得到神的拯 救和賜福」。如果有人據理性和神的恩惠的陽光指導自己的行動，他們就用不著法律來支配 自己，因為智慧比法律或秩序更有力量，理性是萬物的主宰，道德正義就可取代法律正義。 柏拉圖說：「但是，現在找不到這樣的人，即使有也非常之少；因此，我們必須作第二種最 佳的選擇，這就是法律和秩序。」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法治國是後期柏拉圖提出的又一種 「理想國」方案，雖則是第二等的方案，但卻是更實際的方案。

『貳』 有哪些因素促進柏拉圖從人治觀向法治觀的轉變

優質解答
柏拉圖是古希臘政治思想家、唯心主義哲學的傑出代表.柏拉圖以理念論為基礎,從抽象的人性出發,提出了人性正義的理論,並用邏輯推理的方法,將人性的正義等同於國家的正義.他以法律概念的二元論為依據,提出了人治烏托邦的理論.在政治實踐受挫後,他又發展了自己的法律理論,走向了法律概念的一元論,提出了法治烏托邦的理論,最終實現了法律理論的轉變.柏拉圖的人治烏托邦和法治烏托邦在最終目的上是統一的,即實現國家正義,在邏輯上也是相通的.他的法治理論奠定了西方法治思想的價值基礎,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關鍵詞：柏拉圖、理念論、人治、法治
「法律是一切人類智慧聰明的結晶,包括一切社會思想和道德.」這句話出自著名的古希臘政治思想家之口,他就是柏拉圖.古希臘偉大的哲學家,也是全部西方哲學乃至整個西方文化最偉大的哲學家和思想家之一.作為古希臘一位偉大的思想家,他一生著述頗豐他一共留下了23篇對話和3件書札,其中關於政治法律的對話,依次有這樣三篇：《理想國》、《政治家篇》、《法律篇》.這三篇對話反映了柏拉圖法治思想的發展歷程.可以說,《理想國》是柏拉圖探討哲學和道德哲學的重大智慧結晶,《政治家篇》和《法律篇》才真正在《理想國》的基礎上構建城邦的政治法律制,而晚期的《法律篇》更是系統地闡述了他的法律思想.
柏拉圖法治觀的哲學基礎——客觀唯心主義理念論
柏拉圖是西方客觀唯心主義的創始人,其哲學體系博大精深,對其教學思想影響尤甚.柏拉圖的法律思想以其「理念」論為哲學基礎.「理念論」是柏拉圖整個法哲學思想的哲學理論基礎,其法律正義論、人治觀和法治思想都構築於「理念」這一基本的哲學范疇之上.他認為,理念法則即是理性法則,理性法則構成法治、政府、國家之現實存在的深刻根基.不可否認,在古代很多哲學家思想中都牢牢把握著「理性」這一條線,因此柏拉圖劃分了兩種美德,神聖的與人類的,他認為應該按此種美德次序調整一切關系,確定各種善惡狀態.正如柏拉圖所言：「就是一方面,我們說有多種美的東西、善的東西存在,並且說每一種美的、善的東西又都有多個,„„另一方面,我們又曾說過,有一個美本身、善本身,以及一切諸如此類者本身；相應於上述每一組多個的東西,我們又都假定了一個單一的理念,假定它是一個統一者,而稱它為每一個體的實在.」這里所謂「多種美的東西、善的東西」是指多數的個別事物,所謂「美本身」「善本身」就是指美的東西、善的東西的「理念」. 有些學者將「理念」漢譯為「相」,「相」是事物的「本真」,「正義」指人的德性,「善」是一切事物的原因,又是最高的正義.因此,「相」的哲學思想本身已蘊涵了對宇宙本質和人類道德生活的終極關懷.柏拉圖的相論確實存在著一個發展過程.前期的相論不僅側重目的論的倫理道德,而且搞不清具體事物中已包含著事物普遍本質,後期柏拉圖在這兩個方面都有覺醒和發展,所有事物都有普遍本質,也應該有其相應的「相」.這為他後期繼續探討城邦政治和具體立法活動打下了堅實的哲學理論基礎.

『叄』 柏拉圖晚年轉向法治，他為什麼認為法制是必要的

因為他發現他的賢人政治沒有實現的可能性，因為人都有自私的一面，都有獸性，所以在人性本惡的情況下，提倡法治

『肆』 柏拉圖的「法律應是主人，統治者則是法律的奴僕」如何理解

柏拉圖後期更傾向於法治，中後期的《政治家篇》和《法律篇》，尤其是後期的《法律篇》更多地強調法治。

首先，他認為法治具有必要性。由於在人的品性中有善良的一面，也有邪惡的一面，當理性無法控制邪惡的時候，我們就需要外在的某種權威進行約束，而法律正好是一種外在的行為規則，它是公正的標志，因此，當人們的行為無法靠自己內心的道德進行調整時，就需要法律、法治。

其次，他強調法律就是正義的表現，將法律概念與正義緊緊聯系在一起，認為法律就是理性正義的結果，因此他認為理性的命令就是法律，人們應該服從人類心中那種永恆的理性的命令。因而他認為法治應該非常重視立法工作。立法應該遵循公正和美德的理念，這也是立法的根本原則。他認為立法應該在自由、團結和統一的國家進行，並要求國民具有理解力。法律應該取得民眾的認同。在立法過程中，必須重視立法技術並有自己的法律大綱。

然後，關於法律的執行。主要是守法問題。強調應該樹立法律權威，要求全體公民都要依法辦事，「人類必須有法律並且遵守法律」。認為法治可以克服極端自由和專制，只有人們都遵守法律，法律居於官吏之上並被他們服從和遵守，那麼這樣的國家才有正義。柏拉圖特別強調官吏守法，不然就算再好的法律，其法律的價值都會掠奪。因此，為了保證法律得到公正的執行和遵守，他不僅主張建立完備的司法制度，制定程序法，實行陪審制度，而且認為應該對法官以及其他執法者做出一定的要求，使其遵守法律，成為法律的奴僕和忠實信仰者。

『伍』 誰認為法治就是對法律的普遍服從，同時法律本身應該是良法

你好

我記得是亞里士多德吧

良法的普遍服從

關於法治。對於法治的定義，亞里士多德沒有作出明確的界定。但是，他提出了著名的「法治二含義說」。這里，亞里士多德把法律分為良法和惡法。他認為，服從「惡法」不能稱作法治，真正的法治必須以「良法」為基礎和條件。亞里士多德為此提出了良法的三個標准：良法是指符合公共利益而非只是謀求某一階級或個人利益的法，制定法律是為了保護整個社會的利益；良法必須能夠促進建立合於正義和善德的政體，並為保存、維持和鞏固這種政體服務，即「謀求一個城邦的長治久安」；古希臘人把自由視為最高的道德價值。法律與自由是一致的，剝奪和限制自由的法律不可能成為良法。再者，亞里士多德認為，法治的關鍵是守法，即普遍地服從良好的法律。所謂「普遍」，其范疇涵括普通公民和統治者自身；所謂「服從」，即以法律為上，遵從法律，保持法律的權威。他曾指出：「法律應在任何方面受到尊重而保持無上權威，執政人員和公民團體只應在法律（通則）所不及的『個別』事例上有所抉擇，兩者都不應侵犯法律。」

『陸』 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法治思想的聯系

亞里士多德的法治觀法治優於人治、法律至上、「良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礎、法治與政體的相應性以及法治為主、人治為輔等思想，構成了亞里士多德法治觀的基本內容。亞里士多德的法治觀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具有相當的合理性，對我國當代的法治建設仍具有啟發和借鑒意義。

一、法的概念———理性的表現和正義的化身
無論是從詞源結構、邏輯或者是從法學理論上來說，法和法治都是緊密聯系不可分割的。在亞里士多德的代表作《政治學》一書中，法和法治始終是一個重要的命題。亞里士多德把法定義為「免除一切情慾影響的神祉和理智的體現」，在他看來，法律是理性的體現，代表著正義，為世人所公認的公正無偏的權衡。這也是亞里士多德用來反駁柏拉圖人治主張的有力論點。亞里士多德認為，城邦以正義為原則，正義是樹立社會秩序的基礎，其實質在於「平等的公正」，它以「城邦整個利益以及全體公民的共同善業為依據」。而由正義派生出來的法律，是可以裁斷人間的是非曲直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法律就是正義的體現，服從法律就是服從正義。可見在這一點上，他把法律和理性及正義等同起來。
亞里士多德的正義觀與其平等觀是聯系在一起的。他的這種平等是相對的。他認為階級是自然產生的，人天生具有不平等性。但他同時又認為人與人之間還存在著相對的平等性。他把平等分為數量上的平等和比值上的平等。所謂比值上的平等，是指根據各人的真價值按比例分配與之相平衡映稱的事物。他認為按各人的價值進行分配是合乎理性和正義的。他的這一論斷具有合理性，反映了一種客觀存在。
不僅如此，亞里士多德還討論了法與自由的辨證關系。他認為自由並不意味著人們可以隨心所欲、各行其事。人們行使的自由應以法律為尺度。這是因為從實現城邦正義的立場出發，保持一定的秩序必不可少。而秩序的實現是以公民遵守生活規則為基礎，法律本質上即為一種秩序，所以人們的行為理應受到法律的約束。另外，人們在生活中需要一定的規則，而此種規則本身應以法律的形式規定下來，這樣既形成了衡量人們行為的准則，同時又是判斷是非正義的標准。所以他說，「法律不應被看作奴役，法律毋寧是拯救」。
二、法治的內涵
法治是什麼？它的內涵和外延有多大？至今法律界都無一個統一的定義。《牛津法律大辭典》認為，「法治」是一個「無比重要的但未被定義、也不是隨便就能定義的概念」。按照海得格爾的理論，「先有」、「先見」和「先知」這三方面的存在狀態構成了理解的前結構和先決條件，即在我們開始理解和解釋之前，必須有個已知的東西，作為推定未知的參照系。我們只有知道法治是什麼，才能去進一步研究法治。我們不知道一個東西，所以才去研究它、解釋它，但我們如果連我們所要解釋研究的東西是什麼都搞不清楚，又如何去解釋它呢？亞里士多德盡管也沒有對法治給出一個明確的界定，但他卻給出了法治的兩個必備的要素。他認為法治應包含兩重意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
1郾法治的前提是制定良好的法律。毫無疑問，這點是與他的法律觀念一脈相承的。亞里士多德認為法律善惡的的衡量標准尺度是正義。惡法盡管也能導致法律的統治，但絕不可能達到法治。唯有良法是法治的前提。接著他又提出良法的判斷標准：首先，良法必須能夠促進建立合於正義和善德的政體，並為保存、維持和鞏固這種政體服務；其次，良法不得剝奪和限制自由，在法律、自由的關繫上，他提出應將自由限制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再次，良法是符合公眾利益而非只是謀求某一階級或個人利益的法。
2郾法律應有絕對的權威性和至上性，必須獲得普遍的服從。這是實現法治國的根本和核心。法律至上是亞里士多德理想國家的標志和應有部分，要求任何公民、團體、執政人員都應遵從法律，不得有超越法律的特權。法治國家中的社會秩序是建立在法律的基礎之上，由法律來調節社會生活。法律惟有至上的權威性，才能在全社會得到實施。
三、法治優於人治柏拉圖選擇的「哲學王」式的人治之道屢遭挫折的現實使他對人類理性的希望徹底破滅，被迫放棄人治，轉而推崇「第二等好」的法治。然而亞里士多德並沒有受其老師的影響，他從政治現實出發，否認了「完人」存在的可能，鮮明地倡導法治，反對人治，認為「法治應當優於一人之治」。
1郾人的本性的有感情的，而感情用事會導致偏見和腐化。亞里士多德說，「凡是不憑感情因素治事的統治者總比感情用事的人們較為優良」。一個人即使再聰敏睿智，也難免失去理智而感情用事，因而把國家管理的希望寄託在個人身上，就如同將國家的命運寄託在變幻莫測的感情之上。他甚至將含有人治因素的治理喻為「在政治中混入了獸性的因素」，而法律是無感情的，法治是免除一切情慾影響的理性之治。
2郾法律具有穩定性和明確性。這既是法治的前提條件之一，也是法治優於人治的必然表現。人是感情動物，容易感情用事，而感情則又是經常變動的，所以根本談不上穩定。相反，法律一經制定便不得隨便改動，輕率的變法不但不利於城幫的治理，而且會嚴重削弱法律在人們心中的威信。同時，法律因其須藉助於文字形式來表達而具有的明確性，較之不具有明確外現形式的人治，更有利於城幫的發展。
3郾法律是經過眾人的審慎考慮後制定的，更具有正確性。因為眾人的智慧優於一人或少數人的智慧，眾人的裁斷比任何個人的裁斷要好些。亞里士多德說，「……參與公務的全體人員既然都受過法律的訓練，都能具有優良的判斷，要說僅僅有兩眼、兩耳、兩手、兩足的一人，其視聽、其行動一定勝過眾人的多眼、多耳、多足者，這未免荒謬」。因為「單獨一人就容易憤懣或其他任何相似的感情而失去平衡，終致損傷了他的判斷力，但全體人民總不會同時發怒，同時錯斷」。
值得一提的是，亞里士多德並沒有絕對否認人在法治國家中的能動作用。任何一項法律的制定和執行都離不開人的因素，這點亞里士多德不但沒有否認，而且還進一步指出，如何應對法律的不足。他說，法律確實在遇到某些具體事件時因為法律本身的內容沒有涉及而無能為力，此時則應發揮統治者個人的才智（這是在假設個人的才智能夠作出正確的判斷的情況下），但是個人的才智只能作為法律的補充，而且個人才智的運用在任何時候都不能違反法律的基本精神，否則就不可能做出公正的處理和裁決。
以上僅從三方面淺談了亞里士多德的法治主張。事實上，他的有關法治的論述遠不止這些。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一書中不但述及法治的應然性（即必然性），而且還詳細闡述了法治的實然性，他從立法、執法和守法的各個環節論述了如何在一個城邦國家實行法律統治。當代法治理論中的權力制衡說也可以從其論述中找到源頭。亞里士多德首創了法治理論的完整而系統的體系，其深遠影響超越了時空的界限，為近代西方國家的法治實踐提供了積極的思路。

『柒』 柏拉圖法治思想是什麼

二、正義論與人治論
（一）正義之國與人的類型
柏拉圖的哲學基礎是理念與現實的區分，在柏拉圖看來，世界由「理念世界」和「摹本世界」兩部分組成。理念是精神的，是第一性的，盡管它是無形的，但它是萬物的根源，是永恆不變的真實存在；而摹本世界，則是有形的，虛假的，變化不定的，只能算是理念世界的影子。人由於分享理念程度的不同，相應地便分別具有了金、銀、銅鐵的三種不同的性質，人也就具有不同的類型和品質：
金→哲學家→智慧
銀→勇士→勇敢
銅鐵→生產勞動者→節制
然而，節制的品質不僅應當為生產勞動者所擁有，也應當成為所有三種人的品質，因為一個國家必須保持和諧協調，只有當人們各盡其職、各守其位時，國家才可能產生「正義」的品德，成為正義之國。當個人的三種品質（慾望、激情和理智）在個體中協調運行秩序井然時，個人就成了正義之人。這意味著理性支配慾望，精神支配肉體；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柏拉圖所說的正義就是一種道德正義。
（二）法律與正義的關系
在柏拉圖看來，一個人品性中，都具有「較善」和「較惡」兩部分。如果較善的那部分佔優勢，就控制住「較惡」的那部分，他就成為自己的主人；如果他接受不良的教育，或者受壞人的薰染，他便成為「自己的奴隸」。當惡性膨脹時，就只好服從外在的權威，這個外在權威就是法律。
對於柏拉圖來說，法律就是一種社會行為准則，它是公道與正義的標志。但是，法律的正義與道德正義不完全相同。法律正義是「訴訟正義」，是指通過法律機器的正常運轉而獲得的後果或判決。因此，法律正義是為道德正義服務的。
（三）哲學王與人治
柏拉圖認為，哲學王通過知識進行統治，比法律統治具有很大的優越性，法律遠不如和哲學家的智慧相比。因為：(1)哲學家所掌握的是一種真理，它比國家機關所制定的法律要高明得多；(2)「法律者強者之所好」，而現實中的法律並不必然體現正義，而惡法並非真正的法律；(3)法律是刻板和固定的，而政治本身是柔性的。而哲學家的知識可以隨機應變；(4)一切社會都需要和諧，而這只有哲學家通過智慧才能達到這一目標。
三、法制論：立法與守法思想
（一）立法過程論
在柏拉圖看來，立法是一個「清刷」的過程，即必須對原來的舊制度和人們的品質清洗一番，方能制定出新的法律。在立法時，先應當確定憲法大綱，然後是制定法律和規章。柏拉圖重視成文法，而認為習慣是來源於普通人的習俗。
（二）立法原則論
根本的原則是依照公正的理念制定法律，並應依全體人民的幸福為依據。就立法的重點而言，著重於培養公民的法律精神。
（三）守法論
柏拉圖從歷史的角度追溯了人類社會的發展歷程，認為國家形成於契約。而契約的核心就是對法律的遵守，這就意味著，只有守法的美德才是符合國家的本性的。[1]
柏拉圖認為，對於有意志的公民來講，法律的統治並不具有強迫性，而是體現了國家的良善願望。他認為：「如果法律能完全導致至善或至少是能部分地達到這樣的目的，這些法律我們都應該執行。」對公民的教育也是要引導他們執行和遵守法律；法律必須擁有權威，國家官員的權力必須受到約束，所謂良法須由良吏來執。
四、柏拉圖法律思想的主要評價
第一，法治主義思想是西方法律傳統源遠流長的一個傳統，對西方近代法治主義的復興具有深遠的影響，並成為羅馬法的重要思想基礎；
第二，概括了古希臘政治哲學的精髓：最好的政治是難以實現的，而防止最壞的政治是可能的，這就是，必須運用至高無上的法律進行統治。
第三，關於「混合政體」的研究以及「分權原則」的論述，被學者譽為三權分立的原型。
第四，集體主義方法論也開創了後世以集體為單位研究國家、法律學說的先河，在柏拉圖的理念中，個人只是城邦的工具和手段，並無獨立存在的價值。

『捌』 柏拉圖為什麼說法律帶來不義

柏拉圖從正義論出發，認為法律應該是同正義相一致的東西，維護法律就是維護正義，遵守法律就是服從了正義，以此強調法律的權威。

柏拉圖前期傾向人治，在《理想國》中，強調的是掌握哲學的人治國家。

柏拉圖的哲學王統治依賴的並非某個賢人，而是掌握各方面美德的不同階級，各階級間有一定的制約和合作。
他認為的變態政體是暴君政體、寡頭政體和暴民政體。雖然他的一貫傾向是哲學王統治最好，但在《政治家篇》中又擔心它演化成最壞，因而他認為在這些政體中貴族政體比較穩妥。

柏拉圖後期更傾向於法治，中後期的《政治家篇》和《法律篇》，尤其是後期的《法律篇》更多地強調法治。

首先，他認為法治具有必要性。由於在人的品性中有善良的一面，也有邪惡的一面，當理性無法控制邪惡的時候，我們就需要外在的某種權威進行約束，而法律正好是一種外在的行為規則，它是公正的標志，因此，當人們的行為無法靠自己內心的道德進行調整時，就需要法律、法治。

『玖』 試論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的比較

柏拉圖重視統治者對智慧的運用，亞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浸透著對法律的推崇。但二者都是都是強調理性的作用，只是通過不同的治理手段而達到理性的目的而已。
1、柏拉圖的人治思想：柏拉圖《理想國》中一個核心觀點便是主張賢人政治，即「哲學王」統治。這種統治的基礎是學者所設想的知識精英統治社會的理想。柏拉圖的賢人政治，主要依靠哲學家的智慧治理國家。《理想國》反復強調這種賢人政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忽略了法。柏拉圖認為，哲學王通過知識進行統治，比法律同志具有很大優越性，法律遠不能和哲學家的智慧相比。推崇人治，輕視法律是柏拉圖早年的思想特徵，但柏拉圖並沒有完全否認法律的作用能夠或根本不要法律，柏拉圖在以人治思想為特色的《理想國》中也論述法的問題。
但在柏拉圖的晚年時期，它的法律思想開始轉變，由於統治國傢具有最高才智的人難以找到以及實踐中的挫折，他又提出了法治，並認為「法治國」是統治人類的第二等好的選擇，政治學是研究公共的善政治學是研究公共的善政治學是研究公共的善政治學是研究公共的善，而為了實現公共的善而為了實現公共的善而為了實現公共的善而為了實現公共的善，單靠教育是不行的，因為人的本性只考慮個人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所以必須有法律來制裁或者懲罰人們的不善行為。柏拉圖後來論述的法治理論開創了西方法治理論的先河。柏拉圖稱，法治的關鍵是樹立法律至高無上的權威，如果統治者可以不受法律制約，甚至可以以言代法，那麼不管在這個國度里有多少法律，也談不上什麼「法治」。法治的基礎基礎基礎基礎是節制。以法治國不僅要有法可依，還要做到人人自覺守法。普遍的守法觀念是實現法治的前提條件前提條件前提條件前提條件。
2、亞里士多德的法治
法治，一種治道，其源頭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臘的城邦政治。亞里士多德是一個可以超越但卻無法繞過的人物。他對法治思想和理念的貢獻在於： 首先，他是提出法治優於人治的法治理念的第一人。其次，他還最早提出並闡述了法治的兩大要素法治的兩大要素法治的兩大要素法治的兩大要素——良法之治與法律至上。在其經典著作《政治學》里，他給出了關於法治的經典語義解釋：「法治應包含兩重意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服從服從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是本身制定得良好的法律。」這其實也是法治的兩個基本屬性：法治之法應是良法，法應具有至上的權威性。專制政體的法律是「惡法」，服從「惡法」不能稱作堅持法治，亞里士多德堅持柏拉圖「惡法非法」的主張。 亞里士多德認為法治應具體體現在立法、執法、守法的各個環節之中。國家的執政人員要嚴格實行法律，要加強對公民守法觀念的培養和訓練。他在《政治學》中對比和權衡了法治和人治的利弊，認為法治優於人治的地方在於：A，法律是經過眾人的經驗審慎考慮後制定的；B，法律沒有感情不會偏私，有公正性；C，法律具有穩定性；D，法律藉助規范形式具有明確性E，人治容易誤國家大事，F,時代要求實行法治。 亞里士多德主要強調了法與道德法與道德法與道德法與道德的關系。其觀點是：法治之法應具有特定的道德價值。首先，法治之法應以理性為基礎。其次，法治之法以善為其終極追求。再次，法治之法以民主意志為其基本品格。
3、總之：
柏拉圖構思的是由哲學王實行人治的理想國家；亞里士多德則傾向於由中產階級實行法治的國家。柏拉圖追求理想化的精英統治，而亞里士多德雖未完全放棄貴族的統治方式，但他更加訴諸多數人的較溫和的民主統治。柏拉圖主張哲學王的人治方式，是因為他們為只有哲學王才能懂得怎樣治理國家的道理，所以柏拉圖實際上強調的是理性（知識）是統治的基礎。亞里士多德強調要重視法律,也是因為法律是按照理性來規定的,是以知識為基礎的。所以他們兩人所強調的實際上都是理性。重視理性的作用,這是從蘇格拉底到柏拉圖,再到亞里士多德的一貫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