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治法治德
我國法治建設中存在的一個重要問題是法治的道德基礎十分薄弱，公民的道德水平比較低，國家公職人員的道德修養和道德意識較差，這是制約我國法治建設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法治建設與道德建設的統一性
法治道德屬於政治道德的范疇，因為法治本質上是國家政治的一種運行方式，法治不可能也不應當超越於政治之上。人類政治活動指的是對於國家和社會的治理過程，而政治的推行方式不止一種。從歷史發展來看，基本的政治手段有自然政治（無為而治）、德治、禮治、刑治和法治等，法治僅是政治手段和政治運行方式之一。政治必須講道德，法治作為政治的一種方式，同樣必須講道德。但這里講政治道德和法治道德，並不是簡單地將道德置於政治和法治之下，使道德成為一種可有可無、可大可小的隨機物，而是內含著這樣一種基本的推論：國家政治和法治必須符合人類的基本道義精神和正義原則，必須在明確的善的道德價值指引下建立正義的法律體系，保持合理和公正的執法與司法過程，從而造就和諧、自由和有序的社會發展局面。也就是說，國家政治和法治只有從其出發點、過程和效果上都符合人類的道德准則，才能真正體現政治和法治的本來目的。 法律與道德、法治與德治本是完全統一的人類行為規范和治國方式，但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和利益驅動的影響，人們對德、法關系的認識出現了很大的偏差。法治建設需要不需要道德基礎，道德在法治建設中處於什麼樣的地位，這是世界范圍內法治理論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在西方現代法學界，對此問題的解答具有代表性的觀點有兩種：一是新實證主義法學派的觀點，認為道德和法律分屬於兩個領域，是兩種相互矛盾和作用各異的社會規范，因而現代法治建設不能夠容納道德，而必須以純粹的法律手段治國，這樣才符合現代平等、民主和唯法是從的法治理念。哈特是這一派的代表人物。二是新自然法學派的觀點，強調法律的正義標准和善惡判斷性，主張法律與道德的內在統一，力求把道德義務和法律義務有機地結合起來。富勒是這一派的代表人物。在我國法學界，除了與上述兩種法學理論相類似的觀點外，還有一種中和性的觀點，就是認為道德與法律既有聯系又有區別，既有統一性又有矛盾性，因而主張人們在一般社會事務上應當遵守道德規范，而在法律領域里則應當堅持法律至上，以法為據，從而避免道德對法律的干擾與消解作用。這種觀點看似公允，實質上還是把道德與法律作了二重劃分，使之形成了難以融合的兩張皮，因而它在傾向性上還是接近純粹法治論的觀點的。 我以為，新自然法學派的觀點相對而言是比較正確的觀點，與古希臘的正義法理論和中國法律傳統中的道德法思想具有一致性。但這種觀點仍然力圖統道德於法律之中，忽略了道德的先在性、法理性和引導性。
法治建設和道德建設在本質上是統一的。要弄清這個問題，必須首先從道德和法律的本質與功能上加以認識。從本質上看，道德是人類正義精神的體現，是宇宙萬物的自然法則（道）及其在人類社會各種事物中的顯現（德），因而它本身就具有先在性、自證性和自為性，從
而也就成為判斷萬事萬物的第一價值標准。相應地，法律則是人類社會生之於道德、依據道德而建立的外在規則，是在道德不能推行的地方對道德規范的一種加強和強制實現。法不具有先在性，而是後起的；法不具有自證性，必須依據可以自證自明的人類規則來確立，這個可以自證自明的規則就是人類道德（反映在具體的社會事物上即稱之為「理」，探討法律的這種根本依據和實質的學說就稱之為「法理學」），非依道德，法就難以解決因何而建立的問題；法也不具有自為性，（孟子說「徒法不足以自行」），它必依賴於人才得以推行，而人推行法律的內在動力就是道德（正義感、利眾心和責任意識）與智慧。由此可見，道德的本質是自具的（本來如此），而法的本質是由道德確立的（依理如此）。離開道德，法將失去判斷社會萬物價值（善惡、是非）的根本依據。這種本質上的統一性，正說明了一個社會的基本規范的一致性，也說明了社會目標和發展方向上的一致性。那種認為道德和法律本質不同的看法，實際上是否定了統一國家中社會規范的一致性，這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是站不住腳的。
從功能上來說，道德和法律則是內外互補的共同規范關系。道德和法律共稱為「社會觀范」，其目的都在於使社會秩序化，所以二者在功能上的目標是一致的，不存在什麼沖突和矛盾的問題。二者的區別主要在於規范方式的不同。道德是以人的自覺性為基礎，從人的內在意識上建立善惡是非的人生准則，從而起到指導和約束人的行為的作用。法律則是以人的強制性為基礎，從人的外在行為上明確其善惡是非的走向，從而約束、限制和導向人的行為。在人類歷史上，有很長一段時期是只有道德沒有法律的，那時人們的心靈純朴、道德自覺性強，一切社會問題都通過內在自學和由此形成的外在習俗就基本上解決了。但隨著歷史的發展，人的自我意識加強，利益競爭出現，僅靠道德自覺已無法滿足社會規范的要求，尤其是對於道德自律意識淡薄的人來說，內在的自我約束已很難奏效，這樣就不得不適用外在的強制力（尤其是國家強制力）來迫使其遵循人類的道德要求。可見，法律是以道德補償和保障的功能出現於人類社會的。自從有了法律，人類社會就具有了內外一致的雙重規范機制。但不論哪個社會，這兩重社會規范都力求統一。在一個得到良好治理的社會里，法治總是以人類的道德正義精神為其存在的前提和依據的，而道德也總是以法律規范作為其保障。所謂「禮法結合」、「出禮則入於刑」正是說明了這兩者的互補共治性質。因此，道德和法律是統一的社會規范的共有一致的兩個方面，它們本質上不存在矛盾。二者存在某種看似矛盾的問題，主要是兩種情形造成的：一種是後起的法律背離了道德精神，因而造成了法律規范與道德規范之間的矛盾（這種情況不能反過來說是道德規范背離了法律規范，因為先在自證的道德無須以法律的認可為其存在的前提，相反，法律應當以道德的認可為其存在的前提）。另一種情形則是由於體現道德、推行法律的主體——人的素質修養不夠，因而造成人為的對道德內涵的誤解和對法律規范的誤解，由此造成了道德與法律的某種矛盾局面。
道德規范與法律規范共同以理的形式存在，理的最高原則是人類正義精神。德、法兩種規范共同指向的目標是人的心理和行為，表現在社會層面上即是情和事，由情和事而構成一定的關系。所以，德、法兩種社會規范的本質內容是社會關系，表現方式則是情和事。有人認為，法律是無情的，所以法律與情相沖突，不能講情。這種看法仍然是片面的。情和事均是人類社會客觀的存在現象，正由於情（如血緣之親情、性愛之感情以及廣義的人類慈悲心、仁愛心、側隱心和同情心等）和事的交織運行，人類才產生了各種各樣難以理清的復雜的社會關系。道德和法律正是要通過理而對情和事進行合理的調整和梳理，從而建立良性的社會關系。所以道德和法律正是從人心和人的行為兩個方面合理地建構理、情、事的相互關系的社會規范，而德治（以德治國）和法治（依法治國）則是對理、情、事這三個方面的具體把握與建構過程。法治社會雖然以法律作為處理社會關系的主導規范，但同樣不能免除的是法治必須以道德為基礎才能完善有效地確立起來。否則，唯法而治，只能造成舍內而取外、舍本而逐末，忽視人的內在自覺修養而求外在行為的合理化的局面，其結果必然是社會的混亂
無序狀態。因此，現代法治必須在社會層面強調人的道德修養，並以道德為處理一切社會關系和社會矛盾的首要方式；在道德不能消解矛盾的地方，法律才成為主導的裁決手段；公正執法的有力保障之一仍然是人的道德責任感；遵守道德是遵守法律的人格基礎，遵守法律是遵守道德的最低要求。法律和道德並行不悖，共同為治，真正的法治社會才可能建立起來。 二、法治道德的基本要求和在法治建設中的作用
將道德規范貫穿在法治建設過程中，就是要求社會建立一種道德化的法治，體現一種法治的道德精神，使德、法相融，互相助益。
在法治建設中強調道德並不意味著道德僅僅被看作為法治過程的一種口號，而是要求法治建設必須以人類道德正義精神為指導，執法者和司法者必須具備高度負責的精神和公正執法的能力素質，整個社會體現出正氣流行和和諧有序的風貌。也就是說，道德必須作為一種實體的社會規范融化於法治建設的全過程。具體來說，法治道德應當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立法正義，即立法活動要從人類正義原則出發，充分考慮到人類的道德要求和人道性質，使普遍確立的法律成為亞里士多德所說的「良法」，避免非道德的「惡法之治」。這是法治走向合理化的根本之點。衡量立法正義的根本是一切立法必須以人民利益為重，為保障人民權利、自由和福利而創製法律，貫徹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為此，要避免法律的特權化、階層化傾向，建立平等的法律制度。
第二，政治與行政廉潔。廉潔既是道德要求，也是法律主張。廉者不貪，潔者不染。廉潔的基本要求是政府廉價（小而精乾的政府可以最低限度地耗費社會財富）。官員清廉（清廉不染，即是把權力視作為民服務、為民造福的工具和盡職盡責的手段，經受住權力、金錢、美色的考驗）、政權運作簡單有效（政治與行政行為簡明單純，不擾民，不搞排場，不搞虛誇，而政府權威很高，推行政務的效率很高）。 第三，執法與司法公正。政府的執法行為與司法機關的司法行為以道德為基礎，以法律為准繩，以事實為依據，平等地對待一切法律關系主體，避免權力關系（權權庇護）、親屬關系（家天下和家地方）、金錢關系（利害勾結，賄賂公行）、鄉友關系（近者庇護，遠者欺瞞）等社會關系對法律事務的扭曲和影響。
第四，立法者、執法者和司法者具有高度道德水平。法律由人建立，法治賴人推行，人的道德素質是造就道德政治的根本所在。其中，處於「公共權力邊緣位置」的普通公民的道德素質固然重要，但起根本影響的還是那些處於「公共權力核心位置」的立法者、執法者和司法者的素質。中國歷史上的聖賢之治的思想和科舉取士的制度，古希臘柏拉圖的「賢人政治」的主張，都力圖解決這個根本問題，值得借鑒。
表現在上述諸環節中的人類道德對於法治建設的作用十分巨大，它本質上不再是外在於法治過程的游離物，而是構成法治建設的血肉和靈魂。具體來說，法治道德在我國法治建設中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第一，基礎作用，即在法治建設中構成推動法治運行的有力的道德基礎，為創立「依法治國」的良好氛圍提供基本的動力保障。第二，風尚化作用。社會道德具有通過社會輿論迅速傳播、滲透一切的普遍化功能，因而能對社會起到一種風尚化的作用，使社會形成良好的風俗習慣和心理嚮往，同時也就造成了對一切社會成員的強大的心理壓力，從總體上制約法治建設朝良性發展。第三，內在規范化作用。道德要求和道德理想是從人的內在自覺性入手解決社會規范問題的，因而它以人的「自我信任」和「自我修養」為基礎，通過社會成員的自我評價和內心羞愧建立自律機制，實現「道德自律」，由此引導人的外在行為的合理發展。可見，道德規范把人的心理、人格和行業三者有機地統一了起來，對確立法治建設所要求的健康心理、正義人格和公正作為十分有益。第四，外在示範化作用。社會道德雖然不如法律規范那樣具有明確的外在強制性，但它仍然具有外有影響功能。這個功能主要是通過道德高尚、正直、誠實、公正的人們的行為，為社會提供一種可借鑒和學習的「模範體系」，從而引導人們走上道德正義之路。道德修養好的人對於一般的人會形成一
同時是一個法治建設的過程，而法治建設的過程則必須同時是一個道德建設的過程，二者是相互依存、相輔相成的。在我國現階段，改變道德缺失狀況的任務很繁重，需要從各方面綜合努力才行。這里從幾個主要的方面入手，簡單討論一下道德建設之路：第一，從社會道德建設的角度來看，社會應當把弘揚道德正義精神放在首位，把遵守道德和遵守法律統一起來，引導人們按照道德標准判斷是非，衡量行為，由此養成全社會誠、信、公、正的道德風尚，為法治建設提供良性的社會道德環境。第二，從法律體系本身來看，必須建立道德先在和法律依道德而立的信念，解決法律和道德兩張皮，法律不依道德而立，道德行為得不到法律肯定和支持的悖異現象，使道德和法律真正成為本質相同、目標一致、功能互補的兩大社會規范，為法治建設提供內在的道德動力和依據。第三，從社會成員尤其是公職人員的個體素質入手解決道德缺失問題。社會成員道德信念的建立來自於不斷深入、勇猛精進的個體修養。因而，從教育、學習、政治宣傳等方面入手強調和激勵個體道德修養行為，建立穩固持久、代代相傳的個體道德素質，是建立法治道德的根本所在。黨中央布置和推行的「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的活動，本質上就是要解決為政者的政治道德問題。第四，中國傳統文化中有大量優秀的道德理論、德法共治理論和個體修養理論，因此，揚棄繼承優秀民族文化傳統，是改變道德缺失狀況，建立法治道德，推行道德政治的重要舉措。中華民族文化傳統的根本出發點和最終歸宿就是道德，它曾在歷史上對我國社會的不斷發展起到過無以替代的作用，至今仍是人類社會良性發展的寶貴財富。我們對待傳統文化必須有足夠的認識和切實的行動，才可能發掘我們建設現代化國家所需要的真正的人文資源和精神動力，也才會找到法治建設的真正基礎。
2. 自治法治德治三者之間的關系
認清鄉村治理規律，把握「三治」辯證關系
認清鄉村治理規律，關鍵是認清黨的農村基層組織在農村社會關系網中的地位，處理好黨的基層組織與其他治理主體的關系。正如《條例》所強調的，「黨的農村基層組織應當加強對各類組織的統一領導，打造充滿活力、和諧有序的善治鄉村，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鄉村治理格局」。黨的基層組織「加強對各類組織的統一領導」，既體現了「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的時代要求，又體現了「代表著先進生產力的發展方向，代表著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著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的使命擔當。前者要求確保發展的政治性和長久性，後者要求發揮黨的基層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而「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鄉村治理格局」，就是在黨的基層組織發揮領導作用的前提下，發揮好農村自治組織的主導作用、社會力量的協同作用以及個體成員的主人翁作用，實現各治理主體間相互平衡、相互支撐、相互制約。
認清以上規律，正是把握「三治」辯證關系的關鍵。要把握「三治」統一於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這一根本要求，必須以發揮黨的基層組織的領導作用為根本前提;要把握「三治」結合不是自治、法治與德治的簡單加總和隨意組合，而是因時因地制宜，激活整體功能、系統功能的復雜過程;要把握自治是法治和德治的基礎，法治是自治和德治的保障，德治是自治和法治的補充。
把好自治方向，為法治德治打下堅實基礎
自治是法治和德治的基礎。「基礎不牢，地動山搖」，部分農村地區存在的黑惡勢力、宗族惡勢力、宗教極端勢力、「村霸」等現象，正是由於基礎不牢所導致的結果。因此，黨的農村基層組織必須首先打牢這個基礎，而打牢這個基礎的關鍵就是加強政治建設，把好自治方向。
突出政治建設，嚴格執行黨的意志
黨的政治建設是黨的根本性建設，決定黨的建設方向和效果，新時代要把黨的政治建設擺在首位。黨的農村基層組織作為聯系黨和農民群眾的橋梁和紐帶，是開展思想政治工作、落實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基層組織;黨的意志是黨的農村基層組織開展工作的行動指南，是必須緊緊圍繞的理論核心。嚴格執行黨的意志，落實相關政策要求，才能使農村社會緊跟國家發展步伐。
黨的農村基層組織嚴格執行黨的意志，關鍵是要做到「維護核心、服務中心、凝聚人心」。「維護核心」，就是要樹牢「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堅決做到「兩個維護」，嚴格遵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嚴格執行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則，不斷提高政治能力，這是把握自治方向的根本保證;「服務中心」，就是要堅決貫徹落實黨的各項任務，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總要求，不斷推進鄉村振興和高質量發展，實現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的宏偉目標，這是把握自治方向的物質保證;「凝聚人心」，就是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為了農民、依靠農民，讓農民切實參與到農村社會治理各環節，這是把握自治方向的民心保證。
突出政治功能，發揮「能人組織」作用
就農村社會而言，「能人」是比普通村民擁有更多知識、經驗、聲望或關系資源，在村內影響力較大的成員，黨員是「能人」的主要組成;而「能人組織」則是在村內影響力較大的組織，黨的農村基層組織無疑是影響力最強的「能人組織」。「能人組織」和「能人」是決定社會發展尤其是制度變革的關鍵主體，也往往是發展和變革成本的主要承擔者。農村「能人組織」和「能人」作用發揮得如何，決定著鄉村治理體系建設的效果。
在鄉村治理體系構建過程中，黨的農村基層組織主要應從三方面發揮其「能人組織」功能:一是突出政治功能，把自身建設成為宣傳黨的主張、貫徹黨的決定、領導基層治理、團結動員群眾、推動改革發展的堅強戰斗堡壘。這一功能源自中國共產黨的無產階級政黨屬性以及黨的執政地位。二是繼續發揮自身作為黨和人民群眾聯系的橋梁和紐帶作用。黨的農村基層組織參與農村治理，改變了過去「皇權不下縣，縣下行自治」的狀況，促成了農村社會網與外界、特別是政權的相互交流，為法治在農村的擴張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三是充分發揮黨的農村基層組織自身及其黨員引導農村社會發展方向、制度選擇以及變革的作用。作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的關鍵，黨的農村基層組織肩負著為廣大農民群眾謀取幸福的歷史重任，因此，要不斷提升組織力，在選擇既定的情況下，以「能人組織」的身份和廣大農民群眾一起沿著既定的道路前進，最終實現鄉村振興。
3. 黨的19大報告強調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加強社會治理制度建設文什麼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系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加強社會治理制度建設, 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
4. 「共建共治共享 共築作文
人民所嚮往的美好生活，社會和諧、公平正義自然在其中。黨的十九大報告充分關注民生訴求，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滿足人民群眾新期待，這為新時代基層社會治理提供了科學指引。
動員社會力量參與法治建設
十九大報告提出要「提高社會治理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強調要「發揮社會組織作用，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這些都抓到點子上，具有很強的針對性、指導性。」在十九大代表、省司法廳黨委書記、廳長柳玉祥看來，新形勢下，緩解不斷增長的法治需求和有限的法治資源之間的矛盾，既需要加強專業化法治力量建設，也需要運用市場化、社會化機制，把適合由社會力量承擔的事務交給市場主體、社會組織、人民群眾，形成共同推進的合力。
近年來，我省司法行政部門著眼於法治社會建設，從群眾法律接受、糾紛預防、糾紛非訴解決、訴訟參與、損害修復等方面入手，實施社會司法「五大工程」，有效激發基層群眾參與法治的積極性。江蘇在全國率先開展法治社會建設指標體系研究，出台了全國首個法治類社會組織培育發展指導意見，在法院、公安派出所全面推行「派駐制」人民調解模式，推動群眾路線與法治思維的結合。
下一步，我省司法行政部門將秉承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以開放性架構吸納社會力量，實現多種資源、手段的良性互動，重點推進「三個深化」：深化社會組織參與法治建設，推進政社互動，暢通社會組織參與基層法治建設渠道，特別是推廣建立「鄉賢會」「百姓議事堂」等，支持各類社會主體自我約束、自我管理，在推動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促進基層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結合」中發揮積極作用；深化矛盾多元化解機制建設，強化法律在維護群眾權益、化解社會矛盾中的權威地位，進一步完善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聯動機制，暢通利益表達、協商溝通渠道，依靠基層組織和廣大群眾預防化解社會矛盾；深化恢復性司法實踐，貫徹協商民主理念，構建違法犯罪人與被害人、社區的交流協商機制，動員社會力量和社區群眾參與罪犯和刑釋人員幫教活動，加強被損害關系修復，實現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最大化。
5. 如何理解我國社會治理正悄然步入共治與法治新境界
夜宿山寺（李白）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
6. 要全面形成什麼的社會治理體制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加強社會治理制度建設，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創新城鄉基層治理。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社會治理創新取得了重大進展。新時代要求我們進一步加強社區治理體系建設，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發揮社會組織作用，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
創新社會治理體制，推進國家社會治理現代化，是一項極為復雜、艱巨、長期的系統工程。當前，中國已經從社會管理跨越到社會治理時期。既往改革基本塑造了社會治理體制的大框架，對於今後深化改革起到了指導和引領作用。更好確立多元主體合作關系，優化資源配置效率，提高社區自治水平，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需要進一步深化改革。
(6)共治法治德擴展閱讀：
社會治理要求重視社區、社會組織等治理主體的作用，但這並不等於政府責任的弱化。負面清單、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可以確立政府與社會的新關系、新秩序。深化社會治理體制改革，切實落實政社分開，就必須擴大社會事務「負面清單」管理機制的適用范圍。從原則上講，政府在社會治理中應承擔制定規則、完善協調機制、加強能力建設等職責。
7. 如何運用法治思維和方式推動三改一拆和五水共治工作
有法可依、有案可循、有力可借，秀洲區在法治建設的軌道上有序推進「三改一拆」、「五水共治」工作，既是保障群眾合法權益、確保「三改一拆」、「五水共治」取得實效的根本途徑，也是維護社會公平的關鍵之舉。
截至9月26日，秀洲區已累計拆除違法建築面積45.4339萬平方米，拆除違法豬棚面積51.7788萬平方米。前8個月，全區6進6出交接斷面水質考核為合格，截至6月30日，全區176條186.⑥4公里垃圾河全面完成整治，170條196.252公里黑臭河完成公里數年度目標任務的90%，截至目前，黑臭河完成公里數年度目標任務的117.33%。
在秀洲區持續深入推進「三改一拆」、「五水共治」的背後，延伸著一條條凝聚共識的依法治理工作路徑，涌動著一股股砥礪前行的法治力量。
有理有據法制宣傳深入人心
「現在正在印製相關的法律法規宣傳單頁，將在法制副河（道）長走訪沿河企業、居民時分發。」隨著秀洲區法制副河（道）長隊伍的成立，秀洲區、鎮兩級346河道都將有「私人定製」的法制宣傳計劃和活動，遇到法律問題也將有專人解答。
按照規定，這些法制副河（道）長們將通過調查研究，制定切實可行的法制宣傳教育，開展推進「法律進農村」、「法律進社區」、「法律進企業」活動。法制副河（道）長們不僅是河道治理的參謀員、也是上傳下達的情報員、政策法規的宣傳員，更是矛盾糾紛的調解員，為打好「五水共治」持久戰營造法律氛圍。
法制宣傳貫穿始終，法制保障全程跟進，這正是秀洲區「清三河」、「三改一拆」等中心工作得以順利進行的重要前提。自今年「三改一拆」、「五水共治」開展以來，秀洲區以法制宣傳為先導，充分發揮司法行政職能作用，先後參與了秀洲區噴水織機污染專項治理行動、洪合鎮綜合整治提升行動、秀洲區高照街道象賢村、陶涇村違法建築整治專項行動等中心工作，為「三改一拆」、「五水共治」提供了優質高效的法律服務和法律保障。
在法制宣傳工作中，秀洲區黨員幹部充分發揮帶頭作用，帶頭學習宣傳「三改一拆」、「五水共治」等有關政策，帶頭支持拆違工作，帶頭做好家屬親戚朋友工作，帶頭拆除違法建築，帶頭履行拆遷協議。鎮村幹部的親力親為，帶動了一大批違章戶主動加入拆除隊伍。
法制宣傳不是一時一地的事，秀洲區組織起基層司法所的工作人員、村幹部、村民小組長、農技人員和農村基層環保監督員組成法宣聯合小組，依託專用的法制宣傳車，開展廣泛走訪和重點區域針對性走訪，進村入企，答疑釋惑。
十分鍾一堂法制課，短小精悍，但內容都緊貼「三改一拆」、「五水共治」等法制主題……今年以來，秀洲區不少農村文化禮堂內都上起了這樣的微型法制課，來自各司法所的工作人員聯系實際講解法律，普法的同時不耽誤工作生產，高效緊湊的微型法制課深受村民的喜愛。以微型法制課為代表，秀洲區創新法制宣傳形式、擴大法制宣傳覆蓋，還利用微博、微信、微電影等新型媒體，加大法制宣傳滲透力。
依法依規工作推進有章有序
「十一」長假，高德玉的拆房隊一直忙碌在清泰橋村以及周邊幾個村的「一戶多宅」拆除現場。「這幾天天氣好，工班就開足馬力，加快點速度。」高德玉說，「拆除之前，村幹部都會帶我們看現場、做標記，不會拆錯，拆除過程也很順利。」
「一戶多宅」是指農村村民違反《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條規定，一戶佔用兩處及兩處以上住宅的情況。「在認定『一戶多宅』之前，要經過拍照、丈量、村委核實、鎮土管所確認等一系列步驟。」花鳥港村黨支部書記徐新榮說，「我們村第一次排摸了29戶，最後認定了22戶，認定工作都是根據相關規定來的，如果村民有疑問，我們也能做好解釋，村民們也信服。」
「村幹部和聯村幹部可沒少來，第一次來講了法律法規，拍了照片，第二次帶著人來測量面積，第三次又講了一遍相關法律規定。」錢永民是花鳥港村第一戶同意拆除的村民，「搬完屋子裡的東西，我就把鑰匙交了。」
一條條法律法規解釋到位，一幢幢一戶多宅核實認定，一把把鑰匙主動上交，一支支工班進駐助拆……在秀洲區迅速推進「一戶多宅」等「三改一拆」工作的背後，是依法依規讓「三改一拆」等工作有章有序。
在洪合鎮，村民搭建的違章彩鋼棚一時成為影響城鄉面貌的頑疾。自從啟動「兩違」專項整治行動以來，通過前期全面的動員宣傳，大多數村民都開展了自行拆除。「有一些違章建築比較牢固，單憑一二個人確實很難拆除，集中助拆降低了村民自行拆除的安全隱患，拆除效果也更加理想。」洪合鎮黨委副書記邱沈華說，對於一些在規定期限內仍不願意拆除的農戶，洪合鎮按照調查取證、事實認定、處罰決定、告知送達等步驟，對相關違法建築依法進行強拆。
記者從區「三改一拆」行動領導小組辦公室了解到，秀洲區在推進「三改一拆」工作中，深入推行一次告知鼓勵自拆、二次催告明確自拆時限、三次幫拆助拆的「三次催告拆除制」，對反復做工作仍未能自覺整改拆除或自己無力拆除的，由鎮、街道按照屬地管理的原則，組織力量幫助拆除或實行強拆。村民自拆、政府助拆、集中拆除，一套鏈式工作法正成為秀洲區違章建築拆除工作的推進思路。
王店鎮推進「一戶多宅」專項整治、洪合鎮實施綜合整治提升行動、高照街道開展違法建築綜合整治……以「三改一拆」為主線，結合自身特點定製的各項專項行動也在秀洲區其他鄉鎮、街道全面實施。
「在下一步拆違工作中，還要繼續堅持先討論公示、後動員拆除，鑒定清楚的先拆、有疑義的後拆，黨員幹部先拆、普通群眾後拆，先自拆、後助拆集中拆除的『四先四後』工作法，堅持公平公正，陽光操作，依法依規，有序推進。」區「三改一拆」行動領導小組辦公室相關負責人表示。
來源：嘉興日報《秀洲持續深入推進「三改一拆」、「五水共治」背後的法治力量》
8.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為改革設計了法治的最優路徑什麼則是凝聚法治共治的根本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為改革設計了法治的最優路徑,【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則是凝聚法治共識的根本。
9. 共建共治共享和共商共建共享區別
1、含義不同
中國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具體包含中國全球治理觀，共商共同經營經濟，共建共同建設美好家園，共亨雙方雙贏。
黨的十九大報告對新時代社會治理做了富有深刻內涵的表述，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這是對以往「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認識拓展和理念的進一步升華。
2、意義不同
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是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變革和建設的基本理念和主張，為建設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中國智慧，為破解世界共同面臨的治理難題提供了中國方案。
簡潔而凝練的「共建、共治、共享」三詞，凝聚了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全國人民社會治理探索的集體智慧，既是對過去5年我國社會治理實踐探索的總結，也是給未來社會治理的發展和創新提出的新目標和新要求，從根本上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的主體定位，內涵著對全體人民意志的遵從，對全體人民參與權利的肯定，對全體人民利益的敬畏。
(9)共治法治德擴展閱讀
就發展社會事業而言，在教育、醫療、衛生、就業、社保以及社會服務等相關領域，應本著政府主導和政社合作原則，通過一系列政策安排，為市場主體和各種社會力量創造發揮作用的更多機會；就完善社會福利而言，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需要得到制度保護。
因此，在公共財政制度、收入分配製度、社會保障制度的構建工程中，黨在發揮領導作用的同時，也必須為社會各界和廣大人民的有序參與制度建設落實機制。
就社會發展而言，要充分認識社會組織在新時代的社會意義，它們是國家治理現代化中的重要角色，是市場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增長點，是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合作者，是社會和諧與秩序穩定的影響者，是社會公益慈善文化的引領者。應促進社會組織健康發展，激發社會力量參與社會建設的能力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