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中固第四集下
Ⅰ 如何理解憲法中的法治原則
現代西方的法治理論則循由兩個路徑發展：一個路徑是繼續形式主義法治理論的發展傳統，另一種則是企圖修補形式主義法治缺陷的實質主義法治理論。前者以英國學者拉茲和美國學者富勒為代表。拉茲認為，法治的字面含義是「法的統治」，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法治是指「人們應該服從法律並受法律的統治」但是在政治和法律理論中，法治應作狹義之理解。即「政府應受法律統治並服從法律。」法治意味著政府的全部行為必須有法律依據，並且能給人們的行為提供有效的指引。拉茲還提出了法治八項原則： （1）法不溯及既往，應公開明確； （2）法律應相對穩定； （3）特別法的制定應受公開、穩定、明確的一般規則指導； （4）保障司法獨立； （5）遵守自然正義原則：公開審理、不得以偏見司法； （6）法院應對於其它原則的執行握有審查權，即審查議會和行政立法等； （7）法院應易於接近：省時省錢； （8）預防犯罪的機構在行使裁量權時不得濫用法律。 法治原則法的道德基礎時，也提出了法治的八項原則。一般認為富勒盡管關注法的道德性，但他主張的法治原則"並不是道德性質的"，而實際上不過還是一種形式法治。後者（既實質法治）開始於德國學者韋伯對資本主義法律合理性的探討。自韋伯之後，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紐曼繼續了對形式法治轉向實質法治的觀察，並將韋伯關於現代法發展會出現反形式主義的預見向前推進了一大步。720世紀50年代以後，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心實質法治問題。1959年印度德里法學家大會所通過的《德里宣言》就包括實質法治價值取向。如在其關於法治三原則的主張中，第一條就明確提出"法治不僅要保障和促進個人的公民與政治權利，且應確保個人合法期望與尊嚴得以實現的社會、經濟、文化條件。"美國學者德沃金作為當代西方最有影響的學者之一，雖然沒有專門論述法治問題，但從他關於權利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形式法治的明確挑戰：他主張道德權利，強調個人可以"良心拒絕"和"非暴力反抗"國家不正義的法律；他反對孤立的形式平等，主張給予處於不利地位的群體和個人以更多保護；他要求捍衛體現"公平、正義"要求的法律原則等等，都含有明顯的實質法治的精神。 中國在春秋戰國時期也有過法治與人治之爭，但在內容上與古希臘的法治大相徑庭，從發生學的意義而言，中國古代法家的主張也並演繹出近代和現代的法治理論。從一定意義而言，現代中國的法治理論只是西風東漸的結果。
編輯本段憲法形式體現
不論是把法治界定為治國方法、法制的理想狀態、法律運行的原則，還是把法治看作是法律制度的價值標准、社會結構狀態，那麼必須首先建構法律制度這個前提，理所當然地要以憲法作為法治的核心，因此我們可以說憲法存在本身就是實行法治的一個重要標志。法治原則在不同國家、不同時代、不同民族傳統和法律背景之下，有不同的憲法形式體現。在資本主義國家成立前後，法治原則一般集中體現在政治宣言或者憲法序言之中，另有少量的內容體現在憲法正文裡面。這其中最為典型的是法國的《人權與公民權宣言》。當時體現法治原則的內容規定主要有：（1）法律目前人人平等；（2）未經審判不為罪，法律不得溯及既往；（3）未經正當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的權利和自由，憲法所未列舉的權利應為人民保留；（4）國家機關不得行使法律所未授予的職權；（5）司法獨立；（7）憲法是國家的最高法律，任何法律、法令都不得與憲法相抵觸；（8）國家機關之間應嚴格實行分權。 現代資本主義憲法在體現法治原則時，除了因應資本壟斷化、全球化的趨勢和社會民主化的潮流，在內容上呈現出行政權力不斷擴大，公民權利大幅增加，法治標准趨向國際化等特點外。在形式上也頗有創新。概而言之，這些形式大致有三種：第一種形式是在憲法序言中明確宣告為法治國家。如《葡萄牙共和國憲法》憲法序言便說道：「制憲會議庄嚴宣布：葡萄牙人民決心保衛國家獨立，捍衛公民基本權利，確立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則，確保法治在民主國家中的最高地位。」第二種形式是在憲法正文中明文規定自己是法治國家。如《土耳其共和國憲法》第2 條規定：土耳其共和國是一個民主的、非宗教的、社會的法治國家。《摩納哥公國憲法》第2條第2款規定："公國是一個法治國家，尊重自由和基本權利。"第三種形式是雖不直接使用法治字樣，但從其它內容或者文字可以推論出該憲法以法治為基本原則。如前聯邦德國基本法不僅規定了它要實行三權分立的聯邦政體，而且在《基本法》第97章第1節明文規定："法官應該獨立，並僅服從法律。"同時它還規定基本法是具有切實效力的最高法律。第四種形式是雖不直接宣布實行法治，也不用其它條文間接反映法治精神，而是用「基本原則」為章名或在其它各章中體現了法治的政治體制。中國1999年3月15日由九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所通過的憲法修正案，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從而從總體上確立了中國的法治體制。除此以外，現行憲法的其它不少條款也體現了法治的精神，具體內容有：（1）在序言中鄭重宣告中國要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國家，要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治。確認憲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政黨、團體、組織和個人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在總綱中明文規定："國家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任何組織或個人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2）在"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一章中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等。（3）在國家機構中規定：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不受社會團體、行政機關和個人的干涉。 中國學者一般認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憲法和中國憲法在體現法治原則時除了形式的不同外，還有實質的不同，資本主義的法治以維護資本主義的特權為目的，是打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旗幟」對廣大人民進行「合法侵犯」。社會主義的法治是一種消滅特權的法治，它不但要保護人民免受非法侵犯，更要消除可能出現的以國家、組織名義所進行的合法侵犯。
編輯本段原則的適用
第一，合理借鑒人類在建構和發展法治文明中的優秀成果 從發生學的角度而言，法治固然要體現國別性、時代性和階級性，但它更應體現人類在追求進步和發展過程中的共同智能，因此對那些後法治化的國家來說，如何充分吸取先法治化的國家的經驗與教訓，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課題。比如，早期法治都重視法律與政治分離，實行分權；將程序視為法律的中心；強調法律的普遍性、一般性；強調對法律的嚴格服從與忠誠等。上述這些無疑對培養法律的自治性和獨立性，建構法律的形式合理性有極其重要意義，但它的缺陷也是明顯的：（1）它的法條主義趨向導致法律思維脫離社會現實；（2）規則的適用排除了對目的、需要、結果的考慮，規則模型帶有現代官僚政治的理性氣質；（3）程序中心主義加劇了程序正義與實質正義的緊張，導致人們的公正預期受挫，從而使人們對程序正義的公正性產生懷疑。有鑒於此，後法治國家在追求法律發自治品格時，也應重視規則和政策的內涵價值，從而尋求法律制度自我矯正的機制，發揮法律、道德與政策的共同作用。 第二，重視習慣規則。 現代法治發展所面臨的共同環境是：國家與社會日益混同，傳統意義上的公法與私法界限 法治原則逐漸模糊，與條文法相對應的「活法」（living law）和"內部規則"（inner law）逐漸復活。這就使我們有必要重新反思和審視立法者的"製法"理性。馬克思認為：立法者不是在創造法律，不是在發明法律，而僅僅是在表述法律，他把精神關系的內在規則表現在有意識的現行法律之中。真正的法律規則只能在特定的情景中發現，系統地創造一整套法律規則的任務超出了人類的理性能力。無論是職業法律家的法律還是代議機構的立法，都不能無中生有地創造新的規則，他們只能表述、闡釋、澄清或修正既有的規則。12但在重視發現習慣規則的同時，我們也絲毫不可貶低法律制定的作用，畢竟立法不僅象徵著人類為解決特定問題所作出的努力，同時立法對補救現有規則之不足，克服習慣規則的凌亂化，並改變或者變通「那些與目前秩序相抵觸或經驗表明不便利的規定」13都起著重大的作用。 第三，正確處理民主和法治的關系。 現代國家在法治化建設的過程中，通常也把民主作為一個極其重要的社會發展目標。這是因為民主在滿足社會的合法性訴求，體現正義和公平，制約國家權力和促進公民參與等方面都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民主本身是一個多維度的概念，她既可指一種制度形態和政體形態，又可表徵公民享受的權利和自由，還可指一種多數表決為基礎的程序操作機制。從功能主義的視角來看，民主並不代表一種絕對的善，她既可發揮正向度的作用，也可發揮副向度的作用。從理論的邏輯而言，民主天然地有產生「多數專制」的傾向，從實證的角度而言，民主曾多次導演「集權專制」和「群眾專政」的災難。因此，我們一方面要擴展民主，並在人民民主的基礎上建設法治與憲政，另一方面則要用法治的精神來質疑、否定和矯正民主的缺陷。
Ⅱ 法治與法制有哪些區別
法治與法制的區別：
法治，又稱法律的統治，是與「人治」相對應的一種治國方法。亞里土多德對法治的界定是：法治就是已經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服從的法律是本身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制約國家權力的濫用、保障公民的自由權利，是法治的兩個核心要素。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簡稱，屬於制度的范疇。
法治與法制的區別主要表現在：
內涵的差異。法治表達的是法律運行的狀態、方式、程序和過程，包括法律的至上權威，法律的公正性、普遍性、公開性等基本要求，以及法律制約公共權力與保障人權等基本原則；法制只是「法律和制度」的簡稱。
價值取向的差異。法治強調人民主權（民主精神）、法律平等、權力制約和人權保障；法制則不預設價值取向。
在與人治的關繫上，法治明確地與人治相對立，有人治無法治，而法制可以與人治共存，可以有「人治下的法制」。
在配套環境方面，法治需要市場經濟、民主政治等環境，法制則可以在各種經院政治、文化體制中存在。法制指一個國家的法及其法律制度，而法治卻強調一個國家處於依法治理的一種狀態。法制的內涵比法治要小的多。法制著重講的是法的一系列規則、原則及與此相關的制度，而法治的內容就要豐富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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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是人類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現代社會的一個基本框架。大到國家的政體，小到個人的言行，都需要在法治的框架中運行。對於現代中國，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才是真正的法治。
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才是真正的依法；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進，才是真正的法治。無論是經濟改革還是政治改革，法治都可謂先行者，對於法治的重要性，可以說怎麼強調都不為過。
實施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既是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客觀要求，也是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確保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保障。
「法制」我國古代已有之，在現代，人們對於法制概念的理解和使用是不一樣的。
其一，狹義的法制，認為法制即法律制度。詳細來說，是指掌握政權的社會集團按照自己的意志、通過國家政權建立起來的法律和制度。
其二，廣義的法制，是指一切社會關系的參加者嚴格地、平等地執行和遵守法律，依法辦事的原則和制度。
其三，法制是一個多層次的概念，它不僅包括法律制度，而且包括法律實施和法律監督等一系列活動過程。
法制是法律和制度的總稱。統治階級以法律化、制度化的方式管理國家事務，並且嚴格依法辦事的原則，也是統治階級按照自己的意志通過國家權力建立的用以維護本階級專政的法律和制度。任何國家都有法，但並非有法制。法制在不同國家其內容和形式不同。在君主制國家，君主之言即為法；在資本主義國家，雖然排除了奴隸制、封建制國家法制的專制性質，但資產階級受階級本性的局限，當有的法律規定不符合本階級的利益時，就加以破壞。只有徹底消滅剝削制度，實現人民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才能真正實現社會主義法制。
Ⅲ 推進法治中國建設必須做到的五點
推進法治中國建設必須做到的五點介紹如下：
1、完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提高立法質量。實踐是法律的基礎，法律要隨著實踐的發展而發展。要提高立法質量，必須完善立法規劃，突出立法重點，堅持立改廢並舉，提高立法科學化、民主化水平。
2、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做到嚴格、規范、公正、文明執法。整合執法主體，相對集中執法權，著力解決權責交叉、多頭執法問題，建立權責統一、權威高效的行政執法體制。
3、健全司法權力運行機制，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要圍繞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的目標改進工作，重點解決影響司法公正和制約司法能力的深層次問題。
4、強化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堅持用制度管權管事管人，保障人民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是權力正確運行的重要保證。要確保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確保國家機關按照法定許可權和程序行使權力。
5、完善人權司法保障制度，健全國家司法救濟制度。保障全體公民享有廣泛的權利，保障公民的人身權、財產權、基本政治權利等各項權利不受侵犯，保證公民的經濟、文化、社會等各方面權利得到落實，努力維護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
(3)法治中固第四集下擴展閱讀：
法治是人類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實施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既是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客觀要求，也是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確保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保障。
法治中國建設推進得越持久、越深入，其成效就會成倍放大。政法機關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執法司法力量，行使的是國家權力，服務的是人民群眾，在建設法治中國、法治政府、法治社會進程中發揮著特殊重要作用。
Ⅳ 中國是不是法治社會
衡量一個國家是不是法治社會，不能以某領導講話為標准，更不能以某法學家的著書立說為指針，也不能用一個國家的歷史背景、風俗人情、文化差異來人為地披上某種顏色，以區別一般性法治國家所固有的根本特徵。
就法治社會概念而言，它屬於上層建築領域，不同政體與國體的國家，法治社會的標準是一樣的，並無特色與非特色之分。
當代中國，那種動輒就強調社會主義特色的一些偽法學家，充其量不過是道貌岸然為專制政客所豢養的門客，是新時代的封建腐朽思想的辯護神和衛道士，在真理面前永遠不堪一擊。歷史的垃圾箱便是他們最終歸宿。
就當代中國而言，本人認為，目前沒有法治社會賴以生存的土壤和氣候。因此說，我們目前法律的歷史車輪所處的位置並非法治的軌道。究其原因如下：
一、當代中國的治理不符合法治社會的一般標准。
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治理結構，雖然他們意識形態各異，社會制度千差萬別，但就法治社會來說，其衡量標准就像我們給一個人下定義一樣，有其一般性和普遍性，法治社會的標准，應該至少包含以下幾個層次：
第一、法律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正如美國憲政之父潘恩所說：「在民主的國家，法律就是國王，在專制的國家，國王就是法律」，盡管我們對美國這個在國際社會經常扮演不光彩的角色有諸多看法，但不可否認的是美國是一個民主國家。法律至高無上，這從柯林頓與與萊溫斯基的桃色事件中可以看得出。總統雖然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但根據美國憲法規定，他仍然逃脫不了被彈劾的命運。這件事如果發生在中國是不可想像的。在中國，法律從其創制到法律實施都沒有遵循一般法律所應當經過的程序，法律在大多數情況下只是一種擺設。法律並不具有權威性。
第二、政府及政權更迭依法進行。政府的職能應該是為大眾服務。正如羅伯斯皮爾所說「政府是人民的創造物和所有物」，這種闡述在美國獨立宣言中第一段有很好的詮釋。政府是保障人民權利的，人民有權根據自己的意志選擇或建立自己的政府。一位法學教授到法國參觀巴黎市政廳，驚訝的發現市政廳沒有門衛，於是好奇地問：為什麼你們的政府機關沒有站崗的？講解對他好奇地反問：這里為什麼要有人站崗？難道市政廳不是讓市民自由出入表達民意或尋求幫助么？這在中國是不可想像的。即便在基層，政府機構和政權的產生也過多地披上政治色彩，政府和民意往往很難一致統一，甚至不能代表最廣泛的民意。在民主國家一般是法律創設政府，在中國，自古以來要麼是專制政府沒有法律，要麼改朝換代創設法律。政府及政權的更迭不是法律作用的結果，恰恰相反，法律是政府或政權更迭的結果。
第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英國法學家洛克在《政府論》中提到：「法律應當不論權貴貧富，更不應以特殊情況而有所出入」。通俗的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最主要的是法律實施人人平等。但就當代中國，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十分奢侈的事情。一部法律對於不同的人不同的地域發生不同的效力，地分南北，人分貴賤，同樣一個犯罪構成，不同的人被科以不同的刑罰，同樣一起交通事故，受害人還要分農民市民，就連最基本的受教育權，北京上海的學生竟然和同一個祖國其他地方學生考分不一樣，如此等等，大家對此已經麻木的習以為常了。
第四、政府缺乏權力制衡機制。凡是法制國家都建立了權力約束機制，這是因為絕對的權力產生絕對的腐敗。正像我們每個人不能為自己做手術一樣，腐敗如果沒有預防制衡機制，那麼政府的運轉就無法做到公開透明運行，腐敗就會永遠不能鏟除其賴以生存的土壤。這一點，孟德斯鳩在他的論法的精神里是這樣說的：從事物的性質來看，要防止腐敗就必須以權力約束權力。
綜上，法治社會的標准可能會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就其通常所說的基本標准，就是上述幾條。以上述幾條衡量我們的社會及其治理，我們會發現其並不具備上述特徵。
Ⅳ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核心問題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核心問題就是黨的領導，同時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社會主義法治最根本的保證。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明確指出:「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社會主義法治最根本的保證。」這個重大論斷是對新中國成立65年特別是改革開放36年以來法治建設基本經驗的高度概括，是對我國社會主義法治本質的深刻揭示，抓住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核心和關鍵，對我們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具有重大指導意義。
縱觀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法治建設的發展歷程，最主要的成就就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形成了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的政治共識、行動自覺和工作布局，逐步解決了中國要不要搞法治、搞什麼樣的法治、怎樣搞法治這三個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開辟和發展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最根本的經驗就是始終堅持黨在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中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地位，牢牢把握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正確方向，切實做到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黨領導人民執行憲法和法律、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把黨的領導貫徹到依法治國全過程和各方面。
一、要不要搞法治，這是關系我們黨治國執政方式抉擇的重大問題。
新中國成立後，為了鞏固新生的革命政權，保障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我們黨領導人民迅速創建社會主義法制，努力構建以「五四」憲法為統帥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框架，開辟了中國法治建設的新紀元。但是，1957年以後，隨著「以階級斗爭為綱」在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占據主導地位，黨內民主、法治思想逐漸淡薄，專斷、人治傾向開始抬頭，「造反」意識日趨盛行，直至最終發生了「文化大革命」，導致整個國家和社會陷入了無法無天狀態。1978年12月，鄧小平同志深刻總結這一段歷史教訓，明確指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成為這一時期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重要指針。
隨著改革開放深入發展，我們黨開啟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歷史性轉變。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沒有法治的規范和保障，就不可能有發達和成熟的市場經濟。1997年，黨的十五大順應時代和實踐發展的需要，首次提出「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1999年，「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正式載入憲法。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依法執政是新的歷史條件下黨執政的一個基本方式」。黨的十八大進一步強調「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求到2020年「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全面落實，法治政府基本建成」。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中央總書記的黨中央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和維護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戰略全局出發，高度重視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把改革和法治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兩個輪子，把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作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主要內容和重要依託。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更是在黨的歷史上第一次專題研究依法治國的重大問題，第一次專門作出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大決定，確定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描繪了建設法治中國的總藍圖，作出了加強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新部署，發出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動員令。《決定》是我們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奮斗宣言和行動綱領，是一篇充滿著馬克思主義光輝的歷史性文獻，在我國法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
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法治發展歷程告訴我們，黨和法治的關系始終是我國法治建設的核心問題。這一問題處理得好，則法治興;處理得不好，則法治衰。堅持黨的領導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第一位的要求，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所在、命脈所在。正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我們經過長期理論和實踐探索，總結正反兩方面歷史經驗，才在中國這樣一個有十幾億人口的多民族大國形成了依靠法治治國理政的政治共識和行動自覺。依法治國和依法執政的提出，既集中體現了我們黨從領導人民奪取政權到領導人民執掌政權的歷史選擇，也集中反映了從封閉條件下實行計劃經濟到在改革開放條件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時代要求，在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上第一次解決了共產黨治國理政的基本方略和基本方式問題，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歷史意義。
Ⅵ 法制教育是什麼有什麼內容
法制教育是新時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項重要、艱巨的任務。
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特別是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法治教育，越來越顯示出它在思想政治工作實踐中的重要位置。
首先從穩定局勢看，需要深入普法，進行法治教育。
當前，我們全國各地政治形勢、經濟形勢是穩定的，社會治安也是基本穩定的，這是主流，是必須充分肯定的。
法制教育的主要內容：
①教育學生懂得什麼是社會主義民主，怎樣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懂得在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的時候，不得損害國家、社會和集體的利益以及人民的民主權利。
②教育學生懂得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是制定一切法律的依據，是保證建設現代化社會主義強國的強大武器，每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都享有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利，同時又必須履行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義務。人人都要養成遵守憲法,維護憲法的觀念和習慣，同違反和破壞憲法的行為進行斗爭。
③要讓學生了解社會主義民主與社會主義法制的辯證統一關系。懂得民主是法制的前提和基礎，而法制是民主的體現和保障，目的在於保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調動全體人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建設。
要教育學生正確使用民主權利，運用社會主義法制這一武器，保護人民的民主權利，打擊反革命分子和各種刑事犯罪分子的破壞活動，維護社會秩序。
④對學生進行法律常識的教育，使學生懂得什麼是法，法的階級本質和作用，以及有關的政策法令。引導學生自覺遵守法律，並勇於同一切違法現象作斗爭。
其內容包括我國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的基本方針和政治，民主意識，法律基本知識，革命紀律的教育等等。
進行社會主義民主與社會主義法制教育，首先應幫助全體人民增強當家作主的政治責任感，正確運用民主權利。
教育人們懂得社會主義民主，是在中國共產黨集中統一領導下的民主。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人民享有廣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時又必須遵守社會主義紀律和法制，不允許以任何借口搞極端民主化和無政府主義。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建立了以憲法為中心的各個法規，成績顯著，但各有關部門的法規，與經濟發展的進程相比，還需進一步健全、完善和實施，如計劃法、財政立法、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等。
我們要有針對性地進行法律、法規的教育，引導和幫助人們懂得什麼是守法，什麼是違法，明確是非界限，在全社會逐步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使人們懂得堅決同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資產階級自由化等非民主現象作斗爭是必須履行的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義務。
總之，通過民主與法制教育，使整個社會形成一個全民學法、知法、懂法、執法、遵紀守法的新局面。
拓展資料：
未成年人應當做到的行為:
1、尊敬國旗、國徽，維護祖國尊嚴;
2、遵守交通規則，服從交通管理;
3、講究公共衛生，保持市容整潔;
4、遵守公共秩序，維護公共安全;
5、愛護公共財產，保護公民合法財產;
6、愛護名勝古跡和珍貴文物;
7、愛護動物，保護樹木莊稼;
8、開展有益的文化體育活動，不看壞書和壞錄像片、不賭博;
9、尊重隱私自由，不私拆、撕毀別人的信件和揭取郵票;
10、相信科學，不參加迷信活動;
11、建立同學間的正常友誼，敢於與壞人壞事作斗爭;
從小學法守法，做遵紀守法的好少年。
Ⅶ 誰能為我描述一下中國法治的現狀，發展進程，發展過程中的優點和不足之處。
供你參考：
中國特色法制現代化道路淺議
實現現代法治是中國有識之士近百年的追求和夢想。但是，作為現代政治文明的法治，難以與自然經濟相嫁接，更與集權政體和以宗法倫理為核心的儒家道德觀念相抵晤，追求現代法治的努力幾經磨難，屢遭挫折。黨的十一屆三全會開始以理性的眼光審視歷史與現實，並將法治植根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肥沃土壤，逐步地、分層次地建構現代法治的制度結構與觀念體系。認真分析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法制現代化建設所處的歷史方位和和特徵，有助於認識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法治建設道路問題。
一、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背景
當代中國的法制現代化開始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當時的中國面臨著國內外一系列新情況和新問題，它決定著中國法制現代化的方向和特徵。
1．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中國法制現代化面臨的基礎性變革
中國是一個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和一個時間不長的新民主主義社會而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十分薄弱。在1957年以後的近20年的時間內，我們在理論上認為可以跨越商品經濟充分發展的階段，而直接實行產品經濟，在實踐上則建立了一套權力過分集中的計劃管理體制，從而窒息了人們為追求自身利益而煥發出來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尤其是遏制了現代社會建立的基礎——現代商品經濟的發展。而此時的西方國家，則在以計算機技術為核心的新技術革命的推動下，穩步發展。與我國相鄰的周邊國家或地區也進入了經濟騰飛的階段，從而對我國形成了巨大的壓力。實現四個現代化，改變經濟落後狀況，不僅是當時人民的迫切期望，而且是中華民族自立於民族之林的刻不容緩的任務。
經濟的落後和非市場化，必然影響中國法制現代化的進程。現代法治的內核是民主政治，而現代民主政治必然是現代商品經濟的產物。因為經濟上的商品等價交換原則派生平等觀念，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實行民主政治，平等地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反映在法律上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權。正如馬克思所說：「平等和自由不僅在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交換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換價值的交換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產生的現實基礎。」⑴以行政命令為特徵的計劃經濟壓抑了個體對自身利益的追求，扼制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現代法治觀念的形成。同時，以行政指令連接起來的社會生產活動也缺乏對現代法治的社會需求。因此，通過改革推動經濟的發展和市場化，既是中華民族生存的迫切需要，也是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基礎性條件。
2．改革傳統的人治型政治體制的迫切要求。中國有著兩千多年封建專制主義傳統，「父為家君，君為國父」、「皇權至上」、「法隨君出」等已經形成了傳統中國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封建社會的政治理論和法制理論，無論是主張以法治國的法家，還是主張以「禮」治國的儒家，無一例外都主張君權至上，其理論的中心就是論證如何治民，維護封建統治，鞏固君主萬世一系的家天下。新中國建立後，經過了七年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短暫時期後，就長期按照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理論，指導國家的政治生活。因此，在政治體制和法制建設方面，集中批判和否定了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法制的理論和制度，而對有著兩千多年歷史的封建專制主義制度和思想始終未進行有效的清算，使個人專制、權力集中、法外特權等封建殘余，在戰爭年代形成並沿用下來的權力過分集中的領導體制中，以制度的形式生長和蔓延，形成了人治色彩極濃的政治體制。
這種人治型政治體制扭曲了人民的政治參與熱情，抑制了民主政治的發展，導致了二十多年來一系列重大決策的失誤。誠如鄧小平所言：「我們過去所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⑵而法制現代化是一種新的制度設計，這種制度設計的核心就是民主政治，因此，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完善一系列民主制度，是法制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意，是從人治走向法治的客觀要求。
3．發展與穩定的兩難選擇。秩序和穩定是任何一個社會實現宏觀管理的基礎性條件。雖然發展和改革是當今中國面臨的最重要的使命，然而這兩項任務的實現也都要求有一個安定團結、穩定有序的社會環境。但是，改革是一個新舊體制的交替過程，體制的轉換導致了利益結構的重新調整，在原有舊體制下長期相對穩定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伴隨而來的是利益結構的多元化、復雜化，從而引起各種局部利益的矛盾和沖突。這些矛盾和沖突得不到及時、正確、合理的調節和處理，在一些地區、在一定條件下可能導致激化，破壞社會的穩定。
法制現代化所追求的目標之一就是人人在法制原則下去思考和行為的社會秩序狀態，同時，中國的法制現代化也是從制度層面上對我國的政治、經濟體制進行重新設計和整合的過程，它既以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為基礎，又促進和保障改革的發展，並以制度的形式反映改革的成果。選擇什麼樣的價值目標，既促進改革，又保持社會的穩定，這是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面臨的重要課題。
4．濃厚的封建人治法律傳統和和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建制設。中國封建社會有著兩千多年的漫長歲月，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家國一體化的集權體制，「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倫理道德觀念構成了封建社會三位一體的超穩定結構。它給我們留下的是各種各樣的封建主義文化遺產。在法律制度方面最典型的是，以人治為核心的「德主刑輔」的治國理論，立法、行政、司法合一的專制體制，刑民不分的法律體系，「刑不上大夫」的刑罰制度，以義務為本位的法律觀念，懼訟、厭訟的民眾法律心理，等等。到了近代，在西方思想影響下，中國也曾出現過呼喚民主和法治的思潮，但是由於缺乏經濟基礎和社會變革的支持，在中國始終未建立起現代意義的法律制度。
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向法制現代化邁開了重要的步伐。但是，隨著將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矛盾規定為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開始了對「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等所謂「資產階級法治觀」的批判，導致了法律虛無主義思潮泛濫。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我們所面臨的是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制建設：法律規范體系不僅數量少而且殘缺不全，作為根本大法的憲法充斥著左傾思想的陳詞濫調，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民事訴訟法等一個國家正常運轉的基本法律付諸闕如；司法體制遭到破壞，檢察機關被撤銷，辯護制度、律師制度被廢除。司法機關的職能被簡單化為「階級斗爭的工具」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刀把子」；現代法治觀念十分淡薄。人們不僅缺乏現代社會應有的公民權利觀念和守法意識，甚至對法律的權威性都喪失了信心。
二、法制現代化道路的中國特色
中國法制現代化起步階段的歷史背景，決定了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有其獨特的發展道路和特徵，認識這些特徵是把握其發展規律的關鍵。
1．發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導性。一個國家法制現代化的過程，一般來說是與這個國家整個現代化過程分不開的。當代發達國家的法制現代化起步於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是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市民社會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實現的，是一種自下而上的，由社會生活領域推動的運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國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種消極的「守夜人」角色。而當代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發生於20世紀最後20年，這時的中國社會缺乏商品經濟對民主法治意識的啟蒙，更面對著政治、經濟和法制飛速發展的世界。發達國家的政治影響和經濟壓力，國內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決定了我國法制現代化的任務極為艱巨。這就需要有一個充分行使公共職能的強大國家來推動法制的轉型，需要國家和政府自覺地擔負起正確引導法治發展的時代責任，從而決定了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在發展方式上帶有政府主導性。三中全會以來，黨和政府領導全國人民在法治理論上進行撥亂反正，確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現代法治觀念，提出了加強民主法制，實現依法治國的法治現代化任務；面對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制建設，領導制定了法制現代化綱領和宏大的立法規劃，並在短短20年間，完成了西方國家上百年走過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憲法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領導了大規模的普法教育，有規劃有組織地傳播法律知識，肅清封建法制觀念，培育現代法治意識。總之，在當代國內外背景下，沒有黨和政府的領導，希望像西方國家那樣通過市民社會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實現現代法治，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我國法制現代化的政府主導性，客觀上要求維護政府的權威，但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改變黨和國家運行機制中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擴大公民的政治參與，實現民主政治。因此，維護政府權威不能走集權、擴大權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過建立一個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權力的運行合法化、合理化來實現。因此，黨和政府行為法治化，領導行為法治化，當是中國實現法制現代化的前提。
2．目標的階段性。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面對國內相對落後的經濟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來自國外的壓力和挑戰，其目標的選擇必須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帶有階段性。
作為一個社會主義民主制國家，國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規定，是人民的國家制度，國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環節：人不是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為國家而存在，而是國家為人民而存在。「國家制度在這里表現出它的本來面目，即人的自由產物。」⑶可見，充分實現公民的權利與自由是法制現代化的根本目標。為此，首先要運用法律機制，確認和實現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參與權，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憲法原則落到實處。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機制，務使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根據法律的要求來行使，把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納入法制軌道，建立和健全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權力的法律制約機制，防止國家權力的濫用，防止一切公權力對公民權利的侵犯。
這樣一種法治狀況，是法制現代化的理想目標。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為此而作出了艱辛的努力。但是，經濟發展的內部沖動和國際競爭的強大壓力，使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無可選擇地將社會政治穩定前提下的經濟快速發展確定為相當長一個時期內的階段性目標。首先，當代中國所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盡快發展經濟，解決幾億人「吃飯」和「溫飽問題。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中，能否迅速地將經濟發展起來，使本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綜合國力趕上或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已經成為國家政權最終存在的合法性基礎。其次，公民權尤其是公民政治參與權的全面實現和公民權利觀念的形成，有賴於市場經濟的充分發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質的提高。因為，「作為商品交換關系總和的『市場』，它對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權利保障」。⑷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不足溫飽的物質生活水平，不可能產生對現代法治的強烈需求，不可能產生更多的政治參與要求，「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⑸第三，當代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一個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觀念更新的社會急劇變化過程。經濟的發展，利益階層的分化、價值觀念的沖突、民眾政治參與期望的提高，對政府的凝聚力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同時，中國的現代化過程還始終面臨著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影響與滲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著「民主」與「人權」的旗號，瓦解中國黨和政府的政治權威。如果一開始就將中國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定位於全面實現包括政治參與權在內的公民權，則會超出現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權威分崩離析，經濟的趕超計劃也會毀於一旦。因此，分階段實現法制現代化目標，是中國在當今國際國內特殊環境下的一種現實可行的選擇，即首先圍繞政治穩定和市場經濟發展建立和完善相應的法律保障體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穩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進公民政治權利的實現。
3．價值取向的雙重性。事物的價值是事物作為客體對主體的生存、幸福和發展的肯定關系或否定關系。凡是對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夠滿足人的某種需要，有助於實現目標的東西，就是有價值的，反之就是無價值的。法制現代化作為一種制度設計，也有一個價值選擇的問題。一般說來，法制現代化的價值是多重的，包括正義、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權利等等。在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選擇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制度和其基本國情基礎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現為對公平與效率關系的合理解決。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逐步確立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法制現代化價值取向。
首先，中國的法制化應當把盡快發展經濟，提高效率作為其價值取向。在社會主義社會，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所決定，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鄧小平明確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不發展生產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說是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⑹。因此，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應成為評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標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堅持「兩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設服務於經濟：一方面，抓緊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為市場主體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使市場主體在經濟生活中擁有廣泛的選擇自由，保障市場主體的合法利益，促進經濟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擊經濟犯罪，維護經濟秩序，為經濟的發展和效率的提高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其次，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另一個價值取向乃是實現社會正義。人類社會的法律從其誕生時起，就同正義結下了不解之緣。正義所蘊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權利等價值內涵，成為政治社會中所有價值體系追求的最高目標。社會正義也就自然構成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理想。在當代中國，社會正義具體表現為：消滅階級，消除兩極分化，實現社會的共同富裕。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⑺因此，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將關注和解決社會公平或社會正義問題作為自己的根本的價值取向。為此，三中全會以來，我們一方面通過立法確認和保護社會主體在機會和手段選擇過程中的平等權利；另一方面，通過制定一系列有關公民社會經濟文化權利的法律法規和保護弱者群體的法律法規，如勞動法、工會法、殘疾人保護法、教育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消費者權益保障法、社會保險法和最低工資制度等法律法規，強化法律的利益調控職能，促進社會利益需求與實現的平衡發展，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現象，在目前經濟政治環境允許的情況下，最大限度地實現社會公正。
當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實現有賴於社會資源的極大豐富，在普遍貧窮的社會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公正與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經濟基礎上的平均主義。因此，經濟的發展和物質的豐富是社會公正的基礎。在發展經濟成為核心任務的當代中國，公正會帶來民心的歸附和政治的穩定，但是發展會在更高的基礎上實現社會的公正。「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反映了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因而也是中國法治現代化的價值選擇。
4．過程的非協調性與不足：
法制的現代化應該是一個立法、司法、執法、守法協調發展的過程。但是，如前所述，中國的法制現代化一方面帶有政府主導性，另一方面，它是作為最強音的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的一種回應——為改革和發展服務，其目標的選擇帶有強烈的功利性。因而，其發展過程不可避免地帶有非協調性的特點。在立法上，表現為立法速度快、數量多，在短短的二十年內，我國的立法已走過了西方上百年的歷程。但質量不高，可操作性差，立法程序立法技術不科學，部門法之間畸輕畸重現象嚴重。在立法與執法和司法的關繫上，集中表現為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甚至貪贓枉法現象嚴重，使立法與法律的實施之間出現較大差距。在立法和法律實施的基礎和手段的關繫上，表現為立法超前，基礎和手段不足。許多法律制定出來，卻沒有或缺乏實施法律的人員和物質條件，甚至一些法律的制定沒有建立在社會需求的基礎之上（如80年代制定的《破產法》），因而使這些法律處於虛置半虛置狀態。在法治觀念上，不同層次的公民對於法治的理解存在嚴重不協調狀態：國家領導人談的「法治」是「治國方略」；法學專家談的法治是指法對整個國家和社會的統治，法律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一些執法和司法人員認為「法治」就是依法管理，甚至以法治民；而更多的老百姓認為「法治」就是規規矩矩的守法，不犯法。這樣一種復雜的觀念狀態表明，中國當代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尚不像經濟現代化目標那樣，為全國人民所明了和認同。
中國法制現代化過程的非協調性，是當代不發達國家在急速推進經濟現代化過程中表現出來的規律性特徵。它是經濟上的不成熟（市場經濟的不完善）在法制上的表現，同時也表明，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基礎上，穩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和法治觀念的變革，已經成為推動法制現代化進程的關鍵。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展開的中國社會變革，實際上是要完成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歷史轉型。在這一轉型過程中，當代中國法制建設也呈現出現代化的發展趨勢。由於文化傳統和所處的歷史方位，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必然帶有自己的特徵。認識這些特徵的目的，在於將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置於現實可行的基礎上，客觀地看待其進程中的成績與不足，既克服不顧國情，追求抽象的法治理念的理想主義，又可以喚起由人治走向法治這一艱難進程中消極主義者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