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案八立法理由

Ⅰ 刑法修正案建立的目的和原因

根據新形勢，適應新情況，解決新問題。
任何一部法律的產生，都是根據當時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的實際狀況制定的，可以說，法律是一個時代的產物。
但是，任何一部法律，又必然隨著時代的發展，出現其滯後現象，與現實社會產生矛盾，甚至阻礙社會的發展。
為了適應時代的發展，更好地體現國家和廣大人們的意志，保護國家和人民的利益，需要不斷對原有法律進行修正。
刑法修正案的指導思想：一是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貫徹落實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發揮好刑法在懲罰犯罪、保護人民方面的功能。二是堅持問題導向，從中國國情出發，針對實踐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及時對刑法作出調整，以適應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需要。三是堅持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對社會危害嚴重的犯罪懲處力度不減，保持高壓態勢；同時，對一些社會危害較輕，或者有從輕情節的犯罪，留下從寬處置的餘地和空間。四是堅持創新刑事立法理念，進一步發揮刑法在維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規范社會生活方面的引領和推動作用。

Ⅱ 將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條改掉的原因

2011年5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對原《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條「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做了修改，本次修改，通過擴展適用范圍、降低入罪門檻的方式，極大地增強了《刑法》的威懾力。這對我國刑事法律責任的完善、加大對環境污染犯罪行為的打擊力度，具有重要意義。

修改前的《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條規定:「違反國家規定，向土地、水體、大氣排放、傾倒或者處置有放射性的廢物、含傳染病病原體的廢物、有毒物質或者其他危險廢物，造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或者人身傷亡的嚴重後果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後果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修改後的條文規定:「違反國家規定，排放、傾倒或者處置有放射性的廢物、含傳染病病原體的廢物、有毒物質或者其他有害物質，嚴重污染環境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後果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具體而言，本次修改的原因和作用包括以下幾點:

1.將構成要件中的犯罪結果由「造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或者人身傷亡的嚴重後果」修改為「嚴重污染環境」。

這一修改是最重大、最核心的變化。修改前《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條規定的犯罪，屬於結果犯，必須具備特定的結果才能構成犯罪。原《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條規定，只有在造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並由此導致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或者人身傷亡的情況下，才應當追究刑事責任。這一規定在實踐中存在幾方面的問題:

首先，對構成犯罪行為的范圍界定過窄，局限於重大環境污染事故，致使一些雖然沒有造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但危害嚴重的行為得不到《刑法》的懲戒；

其次，污染事故往往是突發性事件，帶有偶發性質，一些不屬於重大環境污染事故但具有累積性的污染行為，其危害也非常嚴重，卻沒有納入《刑法》懲戒的范疇；

第三，造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的，通常都伴隨著公私財產的重大損失或者人身傷亡，從立法技術上看，將兩者並列作為結果要件，有重復規定的問題，也在一定程度上縮小了適用范圍。

修改後的第三百三十八條從根本上解決了這些問題。《刑法(修正案八)》實施後，只要造成了重大環境污染，無論是否屬於污染事故，都將被追究刑事責任。

2.將排放、傾倒或者處置的物質，由「危險廢物」修改為「有害物質」。

按照原《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條的規定，行為人排放、傾倒或者處置的物質包括:有放射性的廢物、含傳染病病原體的廢物、有毒物質或者其他危險廢物。從語法的角度看，這樣的規定，是將有放射性的廢物、含傳染病病原體的廢物、有毒物質等各類物質都歸入了危險廢物的范疇。

依照《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的規定，哪些物質屬於危險廢物，是通過《國家危險廢物名錄》的方式來確定的。第三百三十八條列舉的幾種物質中，可能並非都屬於危險廢物。如有毒物質，很明顯不會全部屬於危險廢物。因此，原《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條的規定，邏輯上無法自足。

此外，將排放、傾倒或者處置的物質范圍最終限定在「危險廢物」，實際上縮小了適用范圍。如果行為人排放或者傾倒一些沒有列入《危險廢物名錄》但危害嚴重的物質，就無法追究刑事責任。考慮到這些問題，修改後的三百三十八條將「危險廢物」修改為「有害物質」，其范圍大大拓寬，有助於降低環境刑事犯罪的門檻。

3.刪除了「向土地、水體、大氣」排放、傾倒或者處置的規定。

原《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條將適用范圍限定在向土地、水體和大氣排放、傾倒或者處置有害物質，實踐中可能導致部分環境違法行為得不到追究，尤其是沒有直接向水體等環境排放污染物的行為。刪除這一限制，使第三百三十八條的適用范圍更寬，無論是否向土地、水體、大氣排放、傾倒或者處置，都可以構成犯罪。

修改後犯罪客觀方面有哪些重大調整？

修改後的《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條，其構成要件包括:

1.犯罪主體。構成本罪的主體是一般主體，包括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實踐中主要是企業。

2.犯罪的主觀方面。犯罪的主觀方面沒有變化，仍然是過失，包括疏忽大意的過失和過於自信的過失。

3.犯罪客體。第三百三十八條規定的犯罪客體在理論上一直有爭議，有的認為是國家保護的環境管理秩序，有的認為是環境權，有的認為是環境法益。此次修改沒有涉及犯罪客體。

4.犯罪的客觀方面。犯罪的客觀方面有了重大調整。修改後的第三百三十八條，犯罪的客觀方面應當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違反國家規定，即違反國家有關環境保護的強制性義務規范；二是有排放、傾倒或者處置有害物質的行為，一般意義上的生產、貯存、使用等行為不構成本罪；三是排放、傾倒或者處置的對象是有放射性的廢物、含傳染病病原體的廢物、有毒物質或者其他有害物質。據此，有放射性的廢物、含傳染病病原體的廢物、有毒物質都被列入了有害物質的范疇，無需再通過《國家危險廢物名錄》來確定適用范圍；四是造成重大環境污染，一般的輕微污染不構成犯罪。這是必備的結果要件。同時要注意，重大環境污染與行為人的排放、傾倒或者處置有害物質的行為之間必須存在因果關系。

Ⅲ 刑法修正案和刑法典的關系

刑法修正案，對現行刑法中不再適應社會發展的要求的有關條文，通過全國人大予以修改、補充，加以完善。刑法修正案是指1997年新《刑法》頒布以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設機構對刑法條文的修改和補充。刑法理論與實踐的發展是刑法修正的前提和基礎。

刑法修正案，作為對刑法條文的具體修正，與現行刑法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刑法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歷次刑法修正案歸納：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一）

時間：1999年12月25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通過1999年12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二十七號公布施行。

要點：第一百六十二條後增加一條，作為第一百六十二條之一：「隱匿或者故意銷毀依法應當保存的會計憑證、會計賬簿、財務會計報告，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單位犯前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二）

時間：2001年8月31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三次會議通過2001年8月3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五十六號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要點：將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條修改為：「違反土地管理法規，非法佔用耕地、林地等農用地，改變被佔用土地用途，數量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農用地大量毀壞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三）

時間：2001年12月29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五次會議通過2001年12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六十四號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要點：將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條修改為：「放火、決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傳染病病原體等物質或者以其他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嚴重後果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四）

時間：2002年12月28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一次會議通過2002年12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八十三號公布施行。

要點：將刑法第一百四十五條修改為：「生產不符合保障人體健康的國家標准、行業標準的醫療器械、醫用衛生材料，或者銷售明知是不符合保障人體健康的國家標准、行業標準的醫療器械、醫用衛生材料，足以嚴重危害人體健康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銷售金額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罰金；對人體健康造成嚴重危害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銷售金額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罰金；後果特別嚴重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並處銷售金額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五）

時間：2005年2月28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四次會議通過2005年2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三十二號公布施行。

要點：在刑法第三百六十九條中增加一款作為第二款，將該條修改為：「破壞武器裝備、軍事設施、軍事通信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破壞重要武器裝備、軍事設施、軍事通信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六）

時間：2006年6月29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二次會議通過2006年6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五十一號公布實施。

要點：將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條修改為：「在生產、作業中違反有關安全管理的規定，因而發生重大傷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嚴重後果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特別惡劣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七）

時間：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七次會議通過2009年2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十一屆）第十號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要點：將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三款修改為：「走私珍稀植物及其製品等國家禁止進出口的其他貨物、物品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

時間：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通過2011年2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四十一號公布自2011年5月1日起施行。

要點：在刑法第十七條後增加一條，作為第十七條之一:「已滿七十五周歲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過失犯罪的，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九)

時間：2015年8月29日，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十六次會議表決通過刑法修正案（九），自2015年11月1日起開始施行。

要點：為適應暴恐活動犯罪的發展變化,維護國家安全、公共安全和公民生命財產安全,最新刑法立法——刑法修正案(九)進一步加大了對恐怖主義犯罪的懲治力度,成為此次刑法修正的重點和亮點之一。

Ⅳ 將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條改掉的原因和作用，也就是評價

2011年5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對原《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條「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做了修改，本次修改，通過擴展適用范圍、降低入罪門檻的方式，極大地增強了《刑法》的威懾力。這對我國刑事法律責任的完善、加大對環境污染犯罪行為的打擊力度，具有重要意義。
修改前的《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條規定:「違反國家規定，向土地、水體、大氣排放、傾倒或者處置有放射性的廢物、含傳染病病原體的廢物、有毒物質或者其他危險廢物，造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或者人身傷亡的嚴重後果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後果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修改後的條文規定:「違反國家規定，排放、傾倒或者處置有放射性的廢物、含傳染病病原體的廢物、有毒物質或者其他有害物質，嚴重污染環境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後果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具體而言，本次修改的原因和作用包括以下幾點:
1.將構成要件中的犯罪結果由「造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或者人身傷亡的嚴重後果」修改為「嚴重污染環境」。
這一修改是最重大、最核心的變化。修改前《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條規定的犯罪，屬於結果犯，必須具備特定的結果才能構成犯罪。原《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條規定，只有在造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並由此導致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或者人身傷亡的情況下，才應當追究刑事責任。這一規定在實踐中存在幾方面的問題:
首先，對構成犯罪行為的范圍界定過窄，局限於重大環境污染事故，致使一些雖然沒有造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但危害嚴重的行為得不到《刑法》的懲戒；
其次，污染事故往往是突發性事件，帶有偶發性質，一些不屬於重大環境污染事故但具有累積性的污染行為，其危害也非常嚴重，卻沒有納入《刑法》懲戒的范疇；
第三，造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的，通常都伴隨著公私財產的重大損失或者人身傷亡，從立法技術上看，將兩者並列作為結果要件，有重復規定的問題，也在一定程度上縮小了適用范圍。
修改後的第三百三十八條從根本上解決了這些問題。《刑法(修正案八)》實施後，只要造成了重大環境污染，無論是否屬於污染事故，都將被追究刑事責任。
2.將排放、傾倒或者處置的物質，由「危險廢物」修改為「有害物質」。
按照原《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條的規定，行為人排放、傾倒或者處置的物質包括:有放射性的廢物、含傳染病病原體的廢物、有毒物質或者其他危險廢物。從語法的角度看，這樣的規定，是將有放射性的廢物、含傳染病病原體的廢物、有毒物質等各類物質都歸入了危險廢物的范疇。
依照《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的規定，哪些物質屬於危險廢物，是通過《國家危險廢物名錄》的方式來確定的。第三百三十八條列舉的幾種物質中，可能並非都屬於危險廢物。如有毒物質，很明顯不會全部屬於危險廢物。因此，原《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條的規定，邏輯上無法自足。
此外，將排放、傾倒或者處置的物質范圍最終限定在「危險廢物」，實際上縮小了適用范圍。如果行為人排放或者傾倒一些沒有列入《危險廢物名錄》但危害嚴重的物質，就無法追究刑事責任。考慮到這些問題，修改後的三百三十八條將「危險廢物」修改為「有害物質」，其范圍大大拓寬，有助於降低環境刑事犯罪的門檻。
3.刪除了「向土地、水體、大氣」排放、傾倒或者處置的規定。
原《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條將適用范圍限定在向土地、水體和大氣排放、傾倒或者處置有害物質，實踐中可能導致部分環境違法行為得不到追究，尤其是沒有直接向水體等環境排放污染物的行為。刪除這一限制，使第三百三十八條的適用范圍更寬，無論是否向土地、水體、大氣排放、傾倒或者處置，都可以構成犯罪。
修改後犯罪客觀方面有哪些重大調整？
修改後的《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條，其構成要件包括:
1.犯罪主體。構成本罪的主體是一般主體，包括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實踐中主要是企業。
2.犯罪的主觀方面。犯罪的主觀方面沒有變化，仍然是過失，包括疏忽大意的過失和過於自信的過失。
3.犯罪客體。第三百三十八條規定的犯罪客體在理論上一直有爭議，有的認為是國家保護的環境管理秩序，有的認為是環境權，有的認為是環境法益。此次修改沒有涉及犯罪客體。
4.犯罪的客觀方面。犯罪的客觀方面有了重大調整。修改後的第三百三十八條，犯罪的客觀方面應當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違反國家規定，即違反國家有關環境保護的強制性義務規范；二是有排放、傾倒或者處置有害物質的行為，一般意義上的生產、貯存、使用等行為不構成本罪；三是排放、傾倒或者處置的對象是有放射性的廢物、含傳染病病原體的廢物、有毒物質或者其他有害物質。據此，有放射性的廢物、含傳染病病原體的廢物、有毒物質都被列入了有害物質的范疇，無需再通過《國家危險廢物名錄》來確定適用范圍；四是造成重大環境污染，一般的輕微污染不構成犯罪。這是必備的結果要件。同時要注意，重大環境污染與行為人的排放、傾倒或者處置有害物質的行為之間必須存在因果關系。

Ⅳ 刑事訴訟法修正案修正時遵循的原則有哪些

編輯本段偵查權、檢察權、審判權由專門機關依法行使刑事訴訟法第3條規定：對刑事案件的偵查、拘留、執行逮捕、預審，由公安機關負責。檢察、批准逮捕、檢察機關直接受理的案件的偵查、提起公訴，由人民檢察院負責。審判由人民法院負責。除法律特別規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機關、團體和個人都無權行使這些權力。這一規定確定了偵查權、檢察權、審判權由專門機關依法行使的基本原則。具體說來，這一原則包括以下基本內容：
1．偵查權、檢察權、審判權是國家權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專屬性，只能由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等專門機關依法行使。除法律有特別規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機關、團體和個人都不得行使。當然，根據刑事訴訟法第4條和第225條的規定，國家安全機關對危害國家安全的案件，可以依法行使公安機關所享有的偵查、拘留、預審和執行逮捕的權力；監獄對於監獄內發生的刑事案件可以行使偵查權；對於軍隊內部發生的刑事案件，軍隊保衛部門也可以行使偵查權。
2．偵查權、檢察權、審判權應由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分別行使，而不能相互代替和？昆淆。作為國家的治安保衛機關，公安機關負責對大多數刑事案件的偵查，並在偵查過程中享有拘留、執行逮捕和預審的權力。作為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人民檢察院在刑事訴訟中享有法律監督權，對公安機關的立案、偵查活動、法院的審判活動和執行機關的執行活動進行法律監督；檢察機關有權對其直接受理的案件進行偵查，有權對刑事案件提起公訴。作為國家的司法裁判機關，法院行使審判權，有權對刑事案件進行審理，並作出裁判。編輯本段嚴格遵守法律程序刑事訴訟法第3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進行刑事訴訟，必須嚴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關規定。這一規定確立了嚴格遵守法律程序原則。該原則的基本含義是：
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在進行刑事訴訟活動時，必須嚴格遵守刑事訴訟法和其他有關法律的規定，不得違反法律規定的程序和規則，更不得侵害各方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的合法權益。這里所說的「其他法律」，是指所有與刑事訴訟程序有關的法律，如刑法、法院組織法、法官法、檢察院組織法、檢察官法、律師法、人民警察法等。
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在訴訟活動中違反法律規定的程序和規則的，有關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有權依法提出申訴和控告。有違反法律程序行為的機關，應依法承擔相應的法律後果。依據刑事訴訟法第191條的規定，第二審人民法院發現第一審人民法院的審判有違反公開審判規定、違反迴避制度、剝奪或限制當事人法定訴訟權利、審判組織不合法以及其他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違法情形的，應當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根據最高人民法院《解釋》第61條的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凡經查證確實屬於採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編輯本段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依法獨立行使職權刑事訴訟法第5條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人民檢察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檢察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這一規定確立了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依法獨立行使職權的原則。該原則的基本含義是：
1．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檢察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對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進行的刑事訴訟活動加以干涉。
這一原則所強調的是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集體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而不是法官、檢察官個人獨立行使職權。由於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實行不同的領導體制，因此它們獨立行使職權的主體范圍有所不同。人民法院上下級之間的關系是監督關系，而不是領導關系。每個人民法院的審判活動各自獨立，上級人民法院對下級人民法院的監督只能通過第二審程序、死刑復核程序以及審判監督程序來進行，上級法院不能直接指示下級法院如何辦理具體案件。就每個人民法院內部而言，獨任法官和合議庭成員對一般刑事案件有獨立判決權，但是疑難、復雜、重大的案件，合議庭認為難以作出決定的，由合議庭提請院長決定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與人民法院不同的是，人民檢察院的上下級之間是領導關系，全國檢察機關作為一個整體獨立行使檢察權。在刑事訴訟中，上級人民檢察院有權對下級人民檢察院的辦案工作作出指示，下級人民檢察院應當服從。就每個人民檢察院內部而言，批准逮捕、提起公訴和抗訴，均由檢察長決定，重大、復雜、疑難的案件由檢察委員會討論決定。
盡管這一原則要求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作為整體獨立行使職權，但是近年來的司法改革實踐明確顯示，法官在法院的審判活動中正享有越來越大的審判權。
2．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在獨立行使職權過程中，必須嚴格遵守國家法律的規定，不得實施違反法律程序和規則的行為。
3．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在依法獨立行使職權過程中，必須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必須接受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監督並向其報告工作。這是由我國的政治體制所決定的。編輯本段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刑事訴訟法第7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進行刑事訴訟，應當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以保證准確有效地執行法律。這一規定確立了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訴訟原則。
「分工負責」的含義是，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在刑事訴訟中應按照法律的規定各負其責，各盡其職。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公安機關負責對刑事案件的偵查、拘留、執行逮捕和預審，人民檢察院負責檢察、批准逮捕、檢察機關直接受理案件的偵查和提起公訴，人民法院負責審判。分工負責要求公安司法機關在法定范圍內行使職權，既不得互相代替，也不得互相推諉。
「互相配合」的含義是，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應在分工負責的基礎上互相支持和合作，互相協調，使刑事訴訟程序順利銜接，共同完成揭露犯罪、證實犯罪、懲罰犯罪的任務，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互相制約」的含義是，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在刑事訴訟中應當互相監督，互相約束，防止發生錯誤和及時糾正錯誤，正確執行法律。
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是密切相關、缺一不可的。其中，分工負責是前提，配合和制約是三機關依法行使職權、順利進行刑事訴訟的保證。貫徹這一原則，有利於保證案件的正確處理，使法律得到准確有效的執行。編輯本段人民檢察院依法對刑事訴訟實行法律監督刑事訴訟法第8條規定：人民檢察院依法對刑事訴訟實行法律監督。這一原則的基本內容有：
在我國，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有權對刑事訴訟、民事訴訟、行政訴訟實行法律監督。在刑事訴訟中，人民檢察院對公安機關的立案偵查、法院的審判和執行機關的執行活動是否合法進行監督。這種監督貫穿於刑事訴訟活動的始終。
在立案階段，人民檢察院認為公安機關對應當立案偵查的案件而不立案偵查的，有權要求公安機關說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檢察院認為公安機關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應當通知公安機關立案，公安機關接到通知後應當立案。
人民檢察院在審查批准逮捕工作中，如果發現公安機關的偵查活動有違法情況，應當通知公安機關予以糾正，公安機關應當將糾正情況通知人民檢察院。
在審查起訴階段，人民檢察院可以要求公安機關提供法庭審判所必需的證據材料。對於需要補充偵查的，可以退回公安機關補充偵查，也可以自行補充偵查。對於補充偵查的案件，人民檢察院仍然認為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訴的決定。這是對公安機關的偵查活動進行監督的最後一關。
在審判階段，人民檢察院在代表國家提起公訴的同時，監督法庭審理活動。人民檢察院發現人民法院審理案件違反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有權向人民法院提出糾正意見。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認為本級人民法院第一審的判決、裁定確有錯誤的時候，應當向卜一級人民法院提出抗訴。對於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和裁定，人民檢察院如果發現確有錯誤，有權按照審判監督程序提出抗訴。人民檢察院抗訴的案件，接受抗訴的人民法院應當組成合議庭重新審理。
在執行階段，人民法院在交付執行死刑前，應當通知同級人民檢察院派員臨場監督。批准暫予監外執行的機關應當將批準的決定抄送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認為暫予監外執行不當的，有權以書面意見送交批准暫予監外執行的機關，批准暫予監外執行的機關接到人民檢察院的書面意見後，應當立即對該決定進行重新核查。人民檢察院認為人民法院減刑、假釋的裁定不當，有權在收到裁定書副本後20日以內，向人民法院提出書面糾正意見。人民法院應當在收到糾正意見後1個月內重新組成合議庭進行審理，作出最終裁定。另外，人民檢察院對執行機關執行刑罰的活動是否合法實行監督。如果發現有違法的情況，應當通知執行機關糾正。編輯本段各民族公民有權使用本民族語言文字進行訴訟刑事訴訟法第9條規定：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語言文字進行訴訟的權利。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對於不通曉當地通用的語言文字的訴訟參與人，應當為他們翻譯。在少數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雜居的地區，應當用當地通用的語言進行審訊，用當地通用的文字發布判決書、布告和其他文件。
這一原則包括以下內容：(1)各民族公民，無論當事人，還是辯護人、證人、鑒定人，都有權使用本民族的語言進行陳述、辯論，有權使用本民族文字書寫有關訴訟文書；(2)公、檢、法機關在少數民族聚居或多民族雜居的地區，要用當地通用的語言進行偵查、起訴和審判，用當地通用的文字發布判決書、公告、布告和其他文件；(3)如果訴訟參與人不通曉當地的語言文字，公、檢、法機關有義務為其指派或聘請翻譯人員進行翻譯。
刑事訴訟是查明案件事實，適用刑法定罪量刑的過程。為保證這一過程正確而順利地進行，為保障在訴訟中不侵犯訴訟參與人，特別是被告人的合法權益，法律應保障各訴訟參與人有權了解與自己有關的訴訟活動的內容，保障被告有權知道自己所受指控，並在訴訟過程中發表意見，進行辯護。如果不使用本民族語言文字進行訴訟，訴訟參與人就很難了解案情，無法有效行使訴訟權利。具體而言，實現這一原則具有重大的政治和訴訟意義：(1)有利於貫徹憲法規定的民族平等原則，保護各民族公民，特別是少數民族公民在刑事訴訟中享有平等的訴訟權利，進而保護他們相應的實體權利，加強民族團結和合作，促進各民族人民積極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2)保證刑事訴訟的順利進行和刑事訴訟目的的實現。法律允許各民族公民使用本民族語言文字進行訴訟，陳述案情，提供證據和進行辯論，有利於公、檢、法機關准確及時地查明案件真實情況，對案件作出正確處理。(3)為刑事訴訟其他原則的實現提供保障。沒有這一原則．公開審判原則、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原則、辯論原則等都很難實現。(4)有利於當地群眾了解案件和訴訟情況，對群眾進行法制宣傳教育，從而加強公民的法制觀念，提高他們同犯罪作斗爭的積極性。編輯本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刑事訴訟法第11條規定：人民法院審判案件，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人民法院有義務保證被告人獲得辯護。這一原則的基本含義是：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整個刑事訴訟過程中都有權為自己辯護。自審查起訴階段開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有權委託辯護人。在審判階段，被告人符合法律規定的相關條件的，法院應當指定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幫助。
2．根據刑事訴訟法第96條的規定，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後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請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咨詢、代理申訴、控告。根據這一規定，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可以獲得律師提供法律幫助，從而有效地行使辯護權。
3．人民法院有義務保證被告人獲得辯護。人民法院在審判程序中，應當及時告知未委託辯護人的被告人有權委託辯護人，並在法定情形下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被告人進行辯護。在法庭審判中，人民法院應當保障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的依法辯護行為不受干擾。當然，這一規定對公安機關和人民檢察院同樣適用，這兩個機關也都有義務保障被告人獲得辯護。編輯本段未經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不得確定有罪刑事訴訟法第12條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該原則的基本含義是：
1．在刑事訴訟中，確定被告人有罪的權利由人民法院統一行使。在刑事訴訟中，審判權依法只能由人民法院統一行使，其他任何機關、團體和個人都無權行使。審判權包括定罪權與量刑權。人民法院是惟一有權確定某人有罪和判處刑罰的機關。在刑事案件的偵查和審查起訴程序中，公安機關和人民檢察院根據已經查明的事實和證據，可以對犯罪嫌疑人移送起訴和提起公訴，但它們對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認定，只會帶來訴訟程序意義上的效果，而不是終局的有罪判定。只有人民法院依法所作的定罪判決，才是國家對被告人有罪結論的權威宣告。
2．人民法院的判決必須依法作出。在刑事訴訟中要確定被告人有罪，人民法院必須按照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的規定，經過開庭審理查明事實，以法律為依據作出有罪的判決，並且將其公開宣告。未經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人民法院不得確定任何人有罪。
我國刑事訴訟法在以下幾個方面體現了這一原則的精神：廢除了人民檢察院原來曾長期擁有的以免予起訴為名義的定罪權，使定罪權由法院專門行使；受到刑事追訴的人在偵查和審查起訴階段，一律稱為「犯罪嫌疑人」，而從檢察機關提起公訴之後，則改稱為「被告人」；檢察機關對於補充偵查的案件，認為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的，有權作出不起訴的決定；合議庭經過開庭審理，認為案件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編輯本段保障訴訟參與人的訴訟權利刑事訴訟法第14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保障訴訟參與人依法享有的訴訟權利。對於不滿18歲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訊問和審判時，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場。訴訟參與人對於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和偵查人員侵犯公民訴訟權利和人身侮辱的行為，有權提出控告。這項原則的含義是：
1．訴訟權利是訴訟參與人享有的法定權利，法律予以保護，公安司法機關不得以任何方式加以剝奪。不僅如此，公安司法機關還有義務保障訴訟參與人充分行使訴訟權利，對於刑事訴訟中妨礙訴訟參與人行使訴訟權利的各種行為，公安司法機關有義務採取措施予以制止。
2．訴訟參與人在其訴訟權利受到侵害時，有權採用法律手段依法保護自己的訴訟權利，如控告或請求公安司法機關予以制止，有關機關對於侵犯公民訴訟權利的行為應當認真查處。
3．訴訟參與人的訴訟權利應當得到保護，並不意味著訴訟參與人可以放棄其應承擔的訴訟義務。公安司法機關有義務保障訴訟參與人的訴訟權利，也有權力要求訴訟參與人履行相應的訴訟義務，否則，刑事訴訟就無法順利進行。
依法保障公民的訴訟權利，是我國刑事訴訟的一貫原則，是我國刑事訴訟民主、公正和文明的標志。只有切實保障訴訟參與人的訴訟權利，才能使訴訟參與人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才能使訴訟參與人積極參加訴訟，保證刑事訴訟順利進行，保證刑事訴訟的任務和目的得以實現。同時，保障訴訟參與人的訴訟權利，還有利於促進公、檢、法機關不斷改進和完善自己的工作，從而充分行使職權，有效查處和打擊犯罪。編輯本段具有法定情形不予追究刑事責任刑事訴訟法第15條確立了具有法定情形的不予追究刑事責任原則。具體說來，法定不追究刑事責任的情形主要有：
1．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根據刑法不認為是犯罪的。
2．犯罪已過追訴時效期限的。刑法規定了對於刑事犯罪的追訴期限：法定最高刑為不滿5年有期徒刑的，經過5年；法定最高刑為5年以上不滿10年有期徒刑的，經過10年；法定最高刑為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經過15年；法定最高刑為無期徒刑、死刑的，經過20年。超過上述法定追訴時效的，一般不再追究刑事責任。
3．經特赦令免除刑罰的。在我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有權決定特赦。這種特赦命令具有終止刑事追究的法律效力。
4．依照刑法告訴才處理的犯罪，沒有告訴或者撤回告訴的。告訴才處理的案件以被害人提出告訴為前提。被害人沒有提出告訴或者撤回告訴的，對這類案件的追究就失去了法律基礎。
5．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刑法實行罪責自負、反對株連的原則，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追究刑事責任已經沒有意義，因此不予追究。
6．其他法律規定免予追究刑事責任的。對於上述法定不追究刑事責任的情形，刑事訴訟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規定了不同的處理方式。具體說來，在立案階段，人民法院發現自訴案件有上述情形之一的，應當不予受理。公訴案件有上述情形之一的，公安機關和人民檢察院應作出不立案的決定。在偵查階段，偵查機關遇有上述情形之一的，應當撤銷案件。在審查起訴階段，人民檢察院遇有上述情形之一的，應作出不起訴的決定。在審判階段，對於上述第一種情形，人民法院應當以判決宣告無罪。對於其他幾種情形，一般應以裁定終止審理。不過，根據已經查明的案件事實和認定的證據材料，能夠確認已經死亡的被告人無罪的，人民法院應當判決宣告被告人無罪。編輯本段追究外國人刑事責任適用我國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第16條規定：對於外國人犯罪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適用本法的規定。對於享有外交特權和豁免權的外國人犯罪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通過外交途徑解決。這項原則的基本含義是：
1．對於外國人犯罪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適用我國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的規定。這里的外國人包括具有外國國籍的人、無國籍人以及國籍不明的人。我國作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在我國司法管轄權范圍內，外國人應與中國人一樣，應遵守中國法律。當外國人的行為觸犯刑法，應當受到刑事追究時，公安司法機關應當按照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進行立案、偵查、起訴及審判活動。
2．依據國際慣例，享有外交特權和豁免權的外國人犯罪，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依據外交途徑解決。依據1986年9月5日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特權與豁免條例》，享有外交特權和豁免權的外國人包括：外國駐中國使館的外交代表以及與他們共同生活的配偶和未成年子女；來中國訪問的外國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外交部長及其他具有同等身份的官員；途經中國的外國駐第三國的外交代表和與其共同生活的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持有中國外交簽證或者持有外交護照來中國的外交官員；經中國政府同意給予外交特權和豁免的其他來中國訪問的外國人。上述人員在中國犯罪的，不受我國法律刑事管轄，而是通過外交途徑解決。解決方式可以是建議派遣國將其召回，依法予以處理；或者宣布為不受歡迎的人，令其限期出境；或者由我國政府宣布將其驅逐出境。編輯本段刑事司法協助刑事訴訟法第17條規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或者按照互惠原則，我國司法機關和外國司法機關可以互相請求刑事司法協助。這一規定確立了刑事司法協助的基本原則。
刑事訴訟中的司法協助，是指我國司法機關與外國司法機關之間。根據相互締結的條約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以及互惠原則，互相協助，代為進行某些刑事訴訟行為的活動。
刑事司法協助原則的基本含義是：
1．刑事司法協助的主體是我國司法機關和外國司法機關。這里的司法機關是廣義的，包括雙方法院和檢察機關。我國於1984年加入了國際刑警組織，因此我國公安機關與外國警察機關的協作通常通過國際刑警組織進行。司法部司法協助局作為我國對外進行司法協助的中央機關負責對外聯系。
2．刑事司法協助的法律依據包括我國與外國締結的條約或者協定、我國參加的載有司法協助內容的國際條約以及國際公認的互惠原則。
3．刑事司法協助的內容主要包括代為送達文書，代為調查取證，互相委託進行鑒定、勘驗、檢查、搜查和扣押，互相代為通知證人、鑒定人出庭，互相移交物證、書證等證據。另外，刑事司法協助還包括引渡這一重要的內容。所謂引渡，是指一國將當時在其境內而被他國指控犯有罪行或者判過刑的人，根據他國的請求，移送該國進行審判或者處罰的制度。我國與外國的引渡以與外國簽訂的引渡條約為依據。

Ⅵ 刑法理論中死刑存廢兩種學說各自的理由。

（一）在1764年出版的《論犯罪與刑罰》一書中，貝卡利亞以犀利的視角批判了當時野蠻而又殘酷的刑事制度，控訴和揭露了制度背後的蒙昧主義，使人們對於犯罪與刑罰的認識發生了深刻的變革。在書中，貝卡利亞首次提出廢除死刑的觀點，這一思想成為後人在討論死刑存廢問題時無法繞開的高峰。而如今，當我們再次回歸原著，重新梳理書中廢除死刑的觀點，也不難發現其中存在的一些問題。

關於死刑存廢這一問題的論證，從方法和思路上看，大體可以分為兩大類別：一種是從死刑的效用性出發，討論死刑的實施對於規制犯罪行為是否有效；另一種立足於死刑的正當性分析，判斷死刑是否應該廢除。效用性判斷與正當性判斷這兩種思路的確立，為我們去審視貝卡利亞在《論犯罪與刑罰》一書中廢除死刑的觀點，提供了更加全面的視角。

在效用性判斷上，貝卡利亞通過比較死刑與終身監禁的實施效果，展開了相關論述。在他看來，「對人類心靈發生較大影響的，不是刑罰的強烈性，而是刑罰的延續性……處死罪犯的場面盡管可怕，但只是暫時的，如果把罪犯變成勞役犯，讓他用自己的勞苦來補償他所侵犯的社會，那麼，這種喪失自由的監禁則是長久的和痛苦的，這乃是制止犯罪的最強有力的手段。」即死刑對犯罪的遏制效果不如終身監禁，因而主張應當廢除死刑，改用終身監禁。

死刑的效用性判斷實際上是一個事實層面的問題。由於不同認識主體有著不同的經驗或實證材料，對於死刑的效用性也會做出不同的判斷。按照這一判斷思路，似乎並不能有效、全面地得出死刑是否應當被廢除的結論。因此，貝卡利亞在書中關於死刑實施效果的分析，並不能成為支持廢除死刑這一論點的可靠依據。

（二）死刑的存廢問題歸根到底還是一個價值層面上的問題，一個價值性質的主張是無法通過事實材料加以證成的。在釐清問題本質屬性的基礎上，我們可以就貝卡利亞廢除死刑的觀點在價值性判斷層面上進行更加深入地挖掘。

從價值性判斷這一角度來看，貝卡利亞在書中主要基於社會契約論及立法的內在邏輯闡述了廢除死刑的依據。按照社會契約論的觀點，當人類達到一種自然狀態不利於生存的境地時，人類為了形成一種力量的總和，去克服阻礙人類生存的種種障礙，便尋找一種形式結合起來，這種結合的形式便是「社會契約」。

基於這樣的社會契約，每個人都要將自己的權利、財富、自由中其用途對於集體有重要關系的那部分奉獻出來，轉讓給國家，以便國家「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來維護和保障每個結合者的人身和財產」。

貝卡利亞贊成盧梭的「社會契約說」，並利用「社會契約」理論說明為什麼國家無權對公民適用死刑。他在書中指出，人們在訂立社會契約組成國家時，並未交出自己的生命權，因而國家便沒有以死刑剝奪人的生命的權力。他認為：「君權和法律，它們僅僅是一份份少量私人自由的總和，它們代表的是作為個人利益結合體的普遍意志。然而，有誰願意把對自己的生死予奪大權奉予別人掌管呢？每個人在對自己作出最小犧牲時，怎麼會把冠於一切財富之首的生命也搭進去呢？」

不能說貝卡利亞的這一見解毫無道理，但這一見解中存在的問題也不容忽視。誠然，按照盧梭的設想，個人在與國家訂立契約時，不會把自己的一切權利都交出去，更不會把自己的生命權也交出去，因此，國家不能無緣無故地剝奪守約公民的生命權利。但是，對那些違約的個人，卻不因此就認為國家一概不能剝奪其生命權利。原因在於，社會契約絕不僅限於這一種。在殺人犯殺人這一具體情形下，按照訂立契約的主體，可以分為國家與受害者之間的契約、受害者與殺人者之間的契約以及國家與殺人者之間的契約。

三種契約有著各自不同的權利與義務關系，如國家與受害者訂立契約之際，受害者向國家讓渡一定的權利、財富或者自由，這是受害者向國家負有的義務；與之相伴的是獲得國家對其生命權的保護這一權利。當受害者的生命被剝奪，國家應然履行保護個人生命權的義務，從而採取措施對殺人者施以懲罰，由此可以得出國家按照契約原則剝奪殺人者生命權具有正當性。

從另一個角度來講，按照契約約定的內容不同，會成立不同的權利義務關系。因此，就加害人與國家之間訂立的契約而言，契約訂立之際，殺人者要獲得國家權力對於其生命權的保護，就應向國家做出保證，不去侵犯他人的生命權，因此一旦其實施殺人行為，即意味著其違背了約定義務，國家則依照契約放棄對其生命權的保護。按照這個思路同樣可以得出國家按照與個人訂立的契約，在個人實施殺人行為的情況下，剝奪其生命權的正當性。

在立法的內在邏輯上，貝卡利亞認為，國家一方面懲罰殺人行為，另一方面又通過死刑實施殺人，這是自相矛盾的，也是荒謬的。他指出：「體現公共意志的法律憎惡並懲罰謀殺行為，而自己卻在做這種事情；它阻止公民去做殺人犯，卻安排一個公共的殺人犯。我認為這是一種荒謬的現象。」
在這一點上，貝卡利亞只從表面上看待犯罪殺人與死刑殺人的相似之處，忽略了二者在本質上的區別：前者是非法的殺人，後者是合法的殺人；前者是出於卑劣的目的殺人，後者是為了預防犯罪而殺人；前者是為了一己私利而殺人，後者是為了保護公眾的利益而殺人。

（三）美國學者歐內斯特·溫·丹·哈格在這一點上指出：「當一名罪犯被合法逮捕與監禁時，我們並不說『合法的綁架』。逮捕與綁架在自然意義上無法區分。但是，法定懲罰不必從自然意義有別於犯罪。懲罰因其有著社會的支持與正當的目的而不同於犯罪……要是像貝卡利亞所認為的一樣，以處決懲罰殺人——以罪犯對其受害人所為的行為作為對其的懲罰——是荒謬的，那麼，對一位貪污犯處以罰金或剝奪一個剝奪他人自由的人的自由，便同樣是荒謬的。將搶劫與征稅、謀殺與處決、贈予與盜竊相區別的不是自然行為而是其社會意義。」

在立法的內在邏輯的分析上，由於貝卡利亞沒有分清犯罪行為同依照法律實施懲罰犯罪這兩種行為各自所具有的社會意義，其認為國家懲罰殺人行為存在內在矛盾的觀點是片面的。

通過對貝卡利亞在《論犯罪與刑罰》一書中有關廢除死刑的觀點進行重新梳理，我們發現在效用性判斷和正當性判斷兩個層面上其觀點都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但我們並不能因此就否定其觀點對於分析死刑存廢問題的思想價值。同時我們也應清楚地看到，對於這些問題的發掘，實際上為我們更加深入地去探討死刑存廢的問題開闊了思路。

隨著社會的發展，刑事處罰體系從過去的殘酷性向人道性發展，限制、廢除死刑是世界的大潮流。我國繼刑法修正案（八）減少13個死刑罪名、保留55個死刑罪名之後，歷經三次審議，於2015年8月29日獲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表決通過的刑法修正案（九），再次減少9個死刑罪名，在執行少殺、慎殺、逐步減少適用死刑罪名的死刑政策方面，邁出了堅實的一步。

當今社會價值越來越多樣化，需要我們以更加開放的視角去審視死刑的存廢問題。「殺人償命」不能被簡單地徹底否定，因為我們應當看到這一觀點中存在的合理成分，考慮到在懲罰惡劣犯罪上，死刑的實施對於受害方及追求公平正義的社會民眾所具有的那種慰藉人心的作用。

在思考死刑的存廢的問題時，我們需要審慎地做出價值權衡，分析判斷：死刑的實施涉及哪些價值考量的因素以及圍繞這些因素我們應如何去權衡。

當今世界越來越把廢除或限制死刑適用作為一個國家或地區切實尊重和保障人權的顯著標志，這要求國家在死刑存廢的價值權衡上應密切關注當今世界通行或具有普適性的標准，及時確立起自身清晰的態度及立場，而不應成為民眾情感宣洩及社會輿論導向的附庸。

Ⅶ 刑法理論中死刑存廢兩種學說各自的理由

（一）
在1764年出版的《論犯罪與刑罰》一書中，貝卡利亞以犀利的視角批判了當時野蠻而又殘酷的刑事制度，控訴和揭露了制度背後的蒙昧主義，使人們對於犯罪與刑罰的認識發生了深刻的變革。在書中，貝卡利亞首次提出廢除死刑的觀點，這一思想成為後人在討論死刑存廢問題時無法繞開的高峰。而如今，當我們再次回歸原著，重新梳理書中廢除死刑的觀點，也不難發現其中存在的一些問題。
關於死刑存廢這一問題的論證，從方法和思路上看，大體可以分為兩大類別：一種是從死刑的效用性出發，討論死刑的實施對於規制犯罪行為是否有效；另一種立足於死刑的正當性分析，判斷死刑是否應該廢除。效用性判斷與正當性判斷這兩種思路的確立，為我們去審視貝卡利亞在《論犯罪與刑罰》一書中廢除死刑的觀點，提供了更加全面的視角。
在效用性判斷上，貝卡利亞通過比較死刑與終身監禁的實施效果，展開了相關論述。在他看來，「對人類心靈發生較大影響的，不是刑罰的強烈性，而是刑罰的延續性……處死罪犯的場面盡管可怕，但只是暫時的，如果把罪犯變成勞役犯，讓他用自己的勞苦來補償他所侵犯的社會，那麼，這種喪失自由的監禁則是長久的和痛苦的，這乃是制止犯罪的最強有力的手段。」即死刑對犯罪的遏制效果不如終身監禁，因而主張應當廢除死刑，改用終身監禁。
死刑的效用性判斷實際上是一個事實層面的問題。由於不同認識主體有著不同的經驗或實證材料，對於死刑的效用性也會做出不同的判斷。按照這一判斷思路，似乎並不能有效、全面地得出死刑是否應當被廢除的結論。因此，貝卡利亞在書中關於死刑實施效果的分析，並不能成為支持廢除死刑這一論點的可靠依據。
（二）
死刑的存廢問題歸根到底還是一個價值層面上的問題，一個價值性質的主張是無法通過事實材料加以證成的。在釐清問題本質屬性的基礎上，我們可以就貝卡利亞廢除死刑的觀點在價值性判斷層面上進行更加深入地挖掘。
從價值性判斷這一角度來看，貝卡利亞在書中主要基於社會契約論及立法的內在邏輯闡述了廢除死刑的依據。按照社會契約論的觀點，當人類達到一種自然狀態不利於生存的境地時，人類為了形成一種力量的總和，去克服阻礙人類生存的種種障礙，便尋找一種形式結合起來，這種結合的形式便是「社會契約」。
基於這樣的社會契約，每個人都要將自己的權利、財富、自由中其用途對於集體有重要關系的那部分奉獻出來，轉讓給國家，以便國家「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來維護和保障每個結合者的人身和財產」。
貝卡利亞贊成盧梭的「社會契約說」，並利用「社會契約」理論說明為什麼國家無權對公民適用死刑。他在書中指出，人們在訂立社會契約組成國家時，並未交出自己的生命權，因而國家便沒有以死刑剝奪人的生命的權力。他認為：「君權和法律，它們僅僅是一份份少量私人自由的總和，它們代表的是作為個人利益結合體的普遍意志。然而，有誰願意把對自己的生死予奪大權奉予別人掌管呢？每個人在對自己作出最小犧牲時，怎麼會把冠於一切財富之首的生命也搭進去呢？」
不能說貝卡利亞的這一見解毫無道理，但這一見解中存在的問題也不容忽視。誠然，按照盧梭的設想，個人在與國家訂立契約時，不會把自己的一切權利都交出去，更不會把自己的生命權也交出去，因此，國家不能無緣無故地剝奪守約公民的生命權利。但是，對那些違約的個人，卻不因此就認為國家一概不能剝奪其生命權利。原因在於，社會契約絕不僅限於這一種。在殺人犯殺人這一具體情形下，按照訂立契約的主體，可以分為國家與受害者之間的契約、受害者與殺人者之間的契約以及國家與殺人者之間的契約。
三種契約有著各自不同的權利與義務關系，如國家與受害者訂立契約之際，受害者向國家讓渡一定的權利、財富或者自由，這是受害者向國家負有的義務；與之相伴的是獲得國家對其生命權的保護這一權利。當受害者的生命被剝奪，國家應然履行保護個人生命權的義務，從而採取措施對殺人者施以懲罰，由此可以得出國家按照契約原則剝奪殺人者生命權具有正當性。
從另一個角度來講，按照契約約定的內容不同，會成立不同的權利義務關系。因此，就加害人與國家之間訂立的契約而言，契約訂立之際，殺人者要獲得國家權力對於其生命權的保護，就應向國家做出保證，不去侵犯他人的生命權，因此一旦其實施殺人行為，即意味著其違背了約定義務，國家則依照契約放棄對其生命權的保護。按照這個思路同樣可以得出國家按照與個人訂立的契約，在個人實施殺人行為的情況下，剝奪其生命權的正當性。
在立法的內在邏輯上，貝卡利亞認為，國家一方面懲罰殺人行為，另一方面又通過死刑實施殺人，這是自相矛盾的，也是荒謬的。他指出：「體現公共意志的法律憎惡並懲罰謀殺行為，而自己卻在做這種事情；它阻止公民去做殺人犯，卻安排一個公共的殺人犯。我認為這是一種荒謬的現象。」
在這一點上，貝卡利亞只從表面上看待犯罪殺人與死刑殺人的相似之處，忽略了二者在本質上的區別：前者是非法的殺人，後者是合法的殺人；前者是出於卑劣的目的殺人，後者是為了預防犯罪而殺人；前者是為了一己私利而殺人，後者是為了保護公眾的利益而殺人。
（三）
美國學者歐內斯特·溫·丹·哈格在這一點上指出：「當一名罪犯被合法逮捕與監禁時，我們並不說『合法的綁架』。逮捕與綁架在自然意義上無法區分。但是，法定懲罰不必從自然意義有別於犯罪。懲罰因其有著社會的支持與正當的目的而不同於犯罪……要是像貝卡利亞所認為的一樣，以處決懲罰殺人——以罪犯對其受害人所為的行為作為對其的懲罰——是荒謬的，那麼，對一位貪污犯處以罰金或剝奪一個剝奪他人自由的人的自由，便同樣是荒謬的。將搶劫與征稅、謀殺與處決、贈予與盜竊相區別的不是自然行為而是其社會意義。」
在立法的內在邏輯的分析上，由於貝卡利亞沒有分清犯罪行為同依照法律實施懲罰犯罪這兩種行為各自所具有的社會意義，其認為國家懲罰殺人行為存在內在矛盾的觀點是片面的。
通過對貝卡利亞在《論犯罪與刑罰》一書中有關廢除死刑的觀點進行重新梳理，我們發現在效用性判斷和正當性判斷兩個層面上其觀點都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但我們並不能因此就否定其觀點對於分析死刑存廢問題的思想價值。同時我們也應清楚地看到，對於這些問題的發掘，實際上為我們更加深入地去探討死刑存廢的問題開闊了思路。
隨著社會的發展，刑事處罰體系從過去的殘酷性向人道性發展，限制、廢除死刑是世界的大潮流。我國繼刑法修正案（八）減少13個死刑罪名、保留55個死刑罪名之後，歷經三次審議，於2015年8月29日獲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表決通過的刑法修正案（九），再次減少9個死刑罪名，在執行少殺、慎殺、逐步減少適用死刑罪名的死刑政策方面，邁出了堅實的一步。
當今社會價值越來越多樣化，需要我們以更加開放的視角去審視死刑的存廢問題。「殺人償命」不能被簡單地徹底否定，因為我們應當看到這一觀點中存在的合理成分，考慮到在懲罰惡劣犯罪上，死刑的實施對於受害方及追求公平正義的社會民眾所具有的那種慰藉人心的作用。
在思考死刑的存廢的問題時，我們需要審慎地做出價值權衡，分析判斷：死刑的實施涉及哪些價值考量的因素以及圍繞這些因素我們應如何去權衡。
當今世界越來越把廢除或限制死刑適用作為一個國家或地區切實尊重和保障人權的顯著標志，這要求國家在死刑存廢的價值權衡上應密切關注當今世界通行或具有普適性的標准，及時確立起自身清晰的態度及立場，而不應成為民眾情感宣洩及社會輿論導向的附庸。

Ⅷ 監禁刑法存在的理由

「終身監禁」寫入《刑法（九）》的理由是嚴厲的反腐高壓態勢的需要和震懾未訴貪污受賄罪行的需要。

在《刑法（九）》中沒有單獨寫入「監禁」的規定，而是規定了特定的罪犯決定「終身監禁」的行刑方式。關於「終身監禁」寫入《刑法（九）》中，有其特別的概念和特定的背景及理由：

一、概念。通俗地講，剝奪罪犯的人身自由，並使其在監獄里服刑的行刑方式都可以稱為監禁，包括執行有期徒刑、無期徒刑和死緩都是監禁。在中國，《刑法（九）》出台之前沒有「終身監禁」的法律概念，所以，在國內少有提及「監禁」的問題。《刑法（九）》出台後，規定的「終身監禁」是特別指對貪污、受賄行為，罪行極其嚴重，判處死刑緩期執行二年期滿依法減為無期徒刑後，不得減刑、假釋，讓罪犯終身坐牢直至自然死亡的行刑方式。在英美法中，「終身監禁」是刑罰的種類之一，在中國，「終身監禁」不是刑罰的種類。

二、「終身監禁」寫入《刑法（九）》的特定背景及理由。

1.「終身監禁」是借鑒國外法系但不是照搬。刑九新增的終身監禁規定，無疑借鑒了國外終身監禁刑規定。據悉，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刑法室在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三審前，曾通過外交部致電我國駐美國、英國、加拿大、德國、日本、韓國、俄羅斯等11國使館，了解這些國家終身監禁的立法和實施情況。

2.嚴厲的反腐和震懾的需要。刑九關於終身監禁的規定，是在當前嚴厲反腐高壓態勢、嚴控慎用死刑政策以及特大貪賄犯罪長刑期短執行亂象的背景下作出的。由此可見其立法目的不僅僅在於長遠的反腐需要，還在於有助今日的反腐；不僅僅在於對刑九施行後的貪賄新犯罪的震懾，也需要以此制裁未訴和在審（非既判）的巨貪巨賄舊犯罪。

3."終身監禁"不是我國刑罰的種類。從刑九對終身監禁規定的立法技術上看，可以進一步明確刑九規定的終身監禁不屬於新的刑罰種類而只是一種行刑方式或措施。刑九在對終身監禁的立法技術上有三個方面的特點：一是對刑法總則規定的刑罰種類未作修改，表明立法者不將終身監禁作為新刑種。二是刑九第四十四條第一款第三項（後段）規定：「數額特別巨大，並使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別重大損失的，處無期徒刑或者死刑，並處沒收財產。」在這里，也沒有將終身監禁列入特大貪賄犯罪的法定刑。三是在法條表述上體現終身監禁只是一種行刑方式。刑九第四十四條第四款規定：「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項規定情形被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人民法院根據犯罪情節等情況可以同時決定在其死刑緩期執行二年期滿依法減為無期徒刑後，終身監禁，不得減刑、假釋。」這里對終身監禁用的是「決定」而非「判處」，而且將其起始時點規定在死緩期滿減為無期徒刑之時，進一步表明立法者並非將終身監禁作為刑罰種類。

刑法及修正案（九）相關規定摘錄如下：

四十四、將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條修改為：「對犯貪污罪的，根據情節輕重，分別依照下列規定處罰：

「（一）貪污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較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罰金。

「（二）貪污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三）貪污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數額特別巨大，並使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別重大損失的，處無期徒刑或者死刑，並處沒收財產。

「對多次貪污未經處理的，按照累計貪污數額處罰。

「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訴前如實供述自己罪行、真誠悔罪、積極退贓，避免、減少損害結果的發生，有第一項規定情形的，可以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有第二項、第三項規定情形的，可以從輕處罰。

「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項規定情形被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人民法院根據犯罪情節等情況可以同時決定在其死刑緩期執行二年期滿依法減為無期徒刑後，終身監禁，不得減刑、假釋。」

《刑法》第三百八十六條【對犯受賄罪的處罰規定】對犯受賄罪的，根據受賄所得數額及情節，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條的規定處罰。索賄的從重處罰。

Ⅸ 刑事訴訟法產生和修改的原因及背景

2003年刑事訴訟法的再修改被納入了本屆人大的立法規劃，盡管這是一個政治決策行為，但我個人認為刑事訴訟法的再修改是充滿著廣闊的歷史背景與深刻的發展動因的，可以從四個方面來剖析此次刑事訴訟法再修改的理由，特別是回答為什麼在短短的10年時間內兩次修改刑事訴訟法這一國家基本法律。
第一，在過去的近10年時間里，我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跨越式的發展，GDP連年以9%以上的速度遞增。這種經濟發展的驚人成就也必然會推動著中國的政治、文化等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向前發展，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逐步走向前台，成為了決策機關與社會公眾越來越關系的一個問題。黨的十五大、十六大均著重強調了政治體制改革以及司法改革在我國未來社會發展、改革過程中的極端重要性，因此在過去的十年間，司法改革已經成為了推動中國法制狀況前行的一個重要推動力，司法改革如何改，風險最小、成本最低，最能為政治決策機關所認同？我個人認為，訴訟法的修改是首選的方案，訴訟法是關於訴訟程序、訴訟步驟的基本法律，其中更多地強調糾紛的程序化解決，與劇烈的司法體制、人財物等國家財政體制變革不同，通過修改三大訴訟法可以逐漸、安全地推動我國司法改革的進程。這也是為什麼刑事訴訟法等三大訴訟法要進行再修改的第一個背景與動因。
第二，尊重程序的理念在社會公眾與法律人當中越來越受到認同，這為刑訴訴訟法的修改創造了另一基礎。1996年刑事訴訟法修改之後，學術界對程序獨立價值的研究逐步開始深化，新聞媒體也通過不斷的宣揚程序的價值、功用來提高社會公眾對程序獨立性、正當程序等一系列重要理念認知程度。觀念的轉變為刑事訴訟法的再修改創造了良好的「軟環境」。
第三，刑事訴訟法自身存在著若乾重大弊端與疏漏，亟待「大修」。2000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刑事訴訟法實施狀況進行了一次認真、細致的執法大檢查，檢查的結果暴露出我國刑事訴訟中長期存在三大痼疾：刑訊逼供、超期羈押、律師辯護難。近年來理論界與實務界圍繞著這三大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與整治，提出了許多具有建設性的對策，但問題的最終解決還是要依賴於立法中對刑事訴訟法的再修改。2005年頻頻發生的一系列冤假錯案使得通過立法修改，遏制長期困擾中國刑事司法的三大痼疾這一社會實踐要求顯得更加突出。要切實解決中國刑事司法實踐中的問題，最大限度地避免冤案重演，是此次刑事訴訟法再修改的又一背景。
第四，刑事訴訟法的再修改也是我國刑事訴訟制度走向現代化與國際化的必然之路。坦誠地講，中國刑事訴訟制度盡管有了二十多年的發展，但尚處於起步階段，與世界法治先行國家的刑事司法制度相比，差距還是比較大的。實際上，中國近年來法律制度的發展，在民商事方面進展較大，我們的民商事法律制度與世界法治發達國家相比，差距正在縮小，甚至在某些方面，還更為先進。但是我們的刑事訴訟制度、刑事訴訟法的發展、發達程度卻不容樂觀。這一推論可以從質的方面與量的方面兩個角度來證明：從「質」的角度來看，國際人權公約以及法治國家通行的一系列基本准則與制度在中國目前的刑事訴訟法中都處於缺失狀態，最簡單的例子是西方國家200多年前就已經確立的無罪推定原則，在21世紀的中國刑事訴訟法中仍然沒有得到明確的規定，這恐怕很難用「中國的國情」這一借口就能解釋得通；從「量」的角度來看，中國現行刑事訴訟法只有225個條文，2萬字多一點，這樣的一種條文規模在世界上是十分罕見的，須知刑事訴訟法本質上是一種程序法，它的功能就是告知執法人員、相關人如何操作，作為一部操作性質濃厚的法律必須完備、詳細，其條文數量應當多於實體法的條文數量，而我國刑法現在的條文數量都有448個，可見刑事訴訟法的條文真是少得可憐。由於條文數量少，規定粗，導致目前刑事司法實踐中真正發揮作用的是各個機關的司法解釋、內部規定，這種狀況與刑事訴訟的現代化、法治化、國際化的大趨勢是嚴重相悖的。總之，保質保量的推動刑事訴訟制度的國際化與現代化也呼喚著刑事訴訟法的再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