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立法兩會

① 全國人大為慈善開門立法有哪些意義

1、這是我國的第一部規范慈善活動的國家大法
我國經常參加慈善活動的志願者，有6500多萬人；社會捐贈總額已從10年前的100億元左右，變成了目前的1000億元左右。隨著慈善事業體量的增大，慈善領域出現了新情況、新問題，需要通過制定慈善法加以引導和規范。
制定慈善法，體現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努力。尤其是，慈善活動中的一個大類「扶貧濟困」，直接關乎打贏脫貧攻堅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可以說，這是我國扶貧、脫貧工作在法治層面上邁出的又一大步。
2、拓展慈善格局
慈善法對「慈善活動」進行了更為廣義的界定，將促進教科文衛體事業發展及保護環境的公益活動都囊括在內。可以說，這一放眼「大慈善」格局的界定為慈善事業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廣闊空間。
3、松綁公募網募
針對社會普遍關心的公開募捐與互聯網募捐，慈善法草案予以了一定程度的松綁。
慈善法草案第二十三條規定：「依法登記或者認定滿二年的慈善組織，可以向原登記的民政部門申請公開募捐資格。慈善組織內部治理結構健全、運作規范的，民政部門應當自受理申請之日起二十日內發給公開募捐資格證書。」
這一適當擴大公開募捐主體范圍的舉措，意味著少數慈善組織掌握公募權的局面將被打破。更多慈善組織將可以通過努力爭取公募資質，平等地參與競爭。捐贈者也將有更多元的選擇，從而促使「良幣驅逐劣幣」效應顯現。
4、追責騙捐詐捐
近年來，不時被曝出的騙捐、詐捐事件，屢屢消費著社會大眾的善意和信任。因為沒有相關法規追責，許多騙捐者、詐捐者都能全身而退，這類事件也常不了了之。
慈善法草案第三十一條規定：「不得通過虛構事實等方式欺騙、誘導募捐對象實施捐贈。」第五十九條規定：「受益人未按照協議使用慈善財產或者有其他嚴重違反協議情形的，慈善組織有權要求其改正；拒不改正的，慈善組織有權解除協議並要求受益人返還財產。」
第四十一條規定：「捐贈人應當按照捐贈協議履行捐贈義務。捐贈人違反捐贈協議逾期未交付捐贈財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慈善組織和其他接受捐贈的人可以要求交付；捐贈人拒不交付的，慈善組織和其他接受捐贈的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請支付令或者提起訴訟」，具體情形包括「捐贈人通過廣播、電視、報刊、互聯網等方式公開承諾捐贈的」。
5、框定原則義務
除了追究受益人與捐贈人騙捐、詐捐等不正當的行為，慈善法草案更為慈善組織、民政部門框定了財產管理、信息公開等方面的原則、義務。
慈善法草案第五十二條規定：「慈善組織的財產應當根據章程和捐贈協議的規定全部用於慈善目的，不得在發起人、捐贈人以及慈善組織成員中分配。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私分、挪用、截留或者侵佔慈善財產。」第五十四條規定：「慈善組織的負責人和工作人員不得在其投資的企業兼職或者領取報酬。」
第六十條規定，「慈善組織應當積極開展慈善活動，充分、高效運用慈善財產，並遵循管理成本最必要原則，厲行節約，減少不必要的開支。慈善組織中具有公開募捐資格的基金會開展慈善活動的年度支出，不得低於前三年收入平均數額的百分之七十；年度管理成本不得超過當年總支出的百分之十五。」
信息公開也是慈善組織必須做好的一大工作。慈善法草案第七十二條規定：「慈善組織應當每年向社會公開其年度工作報告，包括財務會計報告、年度開展募捐和接受捐贈情況、慈善財產的管理使用情況、開展慈善項目情況，以及慈善組織工作人員的工資福利情況」。
民政部門也要配合信息公開。慈善法草案第九十五條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門應當建立慈善組織及其負責人信用記錄制度，並向社會公

② 中國慈善立法是否已經通過

實際上，2005年，民政部就已經正式啟動了《慈善法》的起草工作，2006年《慈善事業促進法》草案出台並被列入國務院年度立法計劃，並准備於2007年提交全國人大審議。

但是，在2007年的「兩會」上，立法規劃中並未能見到慈善法的影子。人們不由揣測其間原因。

慈善立法的定位爭議被認為是慈善立法延緩的一個重要原因。曾參與早期慈善法討論的楊團指出：《慈善法》草案之爭議主要表現在兩個問題上，一是慈善到底是靠政府還是靠民間，二是靠「大款」還是靠大眾。

但是，這個理由未得到普遍認同。「一個如此簡單的選擇題，難道還有什麼爭議嗎？你覺得會是問題的所在么？」同樣曾參與立法討論的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王名教授如此對本刊記者說。

而民政部相關負責人的多次講話與論述也印證，起碼在高層，關於慈善「民間-政府」「大眾-富人」的認識並不是問題。

國務院法制辦政法司處長朱衛國曾專門撰文指出:慈善法的立法本位，是「靠民間，而不是靠政府」「靠大眾，而不是靠大款」。

民政部副部長李立國也曾在某慈善法的研討會上明確表示，要踐行「人人可慈善」的理念，「民政部將不再作為慈善主體，而要為慈善事業、民間慈善事業創造條件。要逐步推動民政部門主辦的慈善和救助、福利設施由民間組織和社區承辦，逐步實行管辦分離。」

慈善立法延緩的另一個理由是鄭功成教授提出來的。他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表示：「就立法而言，根據國家發展需要與可能條件，是有一定的計劃的，立法機關必須保證一些重要的或者發展進程中需要急切規范的立法項目優先出台，從這個意義上講，為慈善事業立法雖然很重要，但在社會保險法、社會救助法等基本的社會保障法律還未制定之前，顯然不可能將慈善事業立法擺到優先位置。」

但是，屬於政府責任的《社會保險法》《社會救助法》是否就具有優先於慈善法的理由呢？鄭功成教授的理由是：面對巨大的災難，慈善行為能夠解決多少現實問題呢？

這正是一種現實的考慮。民政部部長李學舉8月22日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就中國自然災害救助和城鄉困難群眾救助問題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披露：截至當時，全國各類自然災害共造成了3.1億人次受災，因災直接經濟損失高達1264億元。

在巨大的災難面前，救助主要依賴於政府，這是一個必然，因此，民間慈善不可能在其中成為主角。

但是，這種現實的考慮並不能抹殺慈善之與救助不同的意義。

對於受難者而言，來自政府的社會救助屬於政府必須履行的責任，而慈善，其意義則不僅在於救助，更在於一種慈善文化、一種志願精神的釋放。

民間慈善組織缺失

接下來，「一對一」的行為方式被認為是一系列問題的核心所在。這種模式被評論者認為難脫「舊時代的施捨與恩賜觀」。而現代慈善觀念，則是以施助者與受助者法律與人格地位平等為基礎的。

捐贈與受贈分離的「個人——機構——個人」的行善模式，被視為是一個成熟的現代的慈善模式。但是，盡管中國也有慈善機構，人們卻更願意選擇「一對一」的模式。

這是中國慈善行政色彩濃厚的一大結果。

民政部官員曾公開表示，「我國的慈善工作基本是由民政部門牽頭、有關部門配合、社會各界參與。在救災和群眾生活困難救助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但是，由於民政部門直接承擔慈善募捐工作，難免出現濃厚的行政強制色彩，缺乏慈善事業本該有的自願性、獨立性和自發性。」

慈善的窘境也就不斷出現：一方面大家都在感慨中國慈善人士太少，國人慈善意識不強；另一方面當真有慈善家出現時，往往被「槍打出頭鳥」。

在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王名教授看來，問題的真正所在在於獨立的民間慈善組織的缺失。

這實際上是一個關於NGO發展的老話題。這也是一個敏感的話題。國務院法制辦政法司處長朱衛國在他的一篇論述慈善的文章中曾寫道：「慈善法不能是一部偽善庇護法。我們決不給非法、虛偽、欺詐、貪婪等留置空間；『顏色革命』的企圖和勢力更不要幻想披上慈善的外衣。」

「慈善立法的核心問題是民間慈善組織的發育問題。而要是離開了慈善組織，那麼現在已有的法律法規是夠用的。」王名說。

對慈善行為的捐贈、優惠、管理，實際上已經有相關的法律法規在規范。這一點，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委員鄭功成也曾提到。

目前，我國涉及慈善事業以及公益捐贈的法律法規總共有六部，分別是：《公益事業捐贈法》《紅十字會法》《社團登記管理條例》《基金會登記管理條例》《企業所得稅法》以及《個人所得稅條例實施細則》。

但是，在現實的操作上，關於慈善組織發育的問題仍然會出現。王名說，「關鍵不是民眾是否捐錢捐多少的問題，而是這些錢能否得到一個合理的利用，能否有所值的問題。」

在他看來，慈善NGO(非政府組織)的問題不解決，那麼慈善立法是否拖延就是一個「假命題」。 這涉及到如何對NGO定位，包括政府和慈善NGO的關系、慈善組織的屬性與結構治理。慈善組織的注冊問題、企業捐贈12%的稅收減免政策如何落實等等。

「這顯然不是一部慈善法所能夠解決的。」王名說。
在8月22日的新聞發布會上，發布慈善進入立法的竇玉沛最終也並未明確表明，慈善法將何時出台。

③ 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的制定有何重要意義

近年來來，我國公益慈善事業自蓬勃發展，民間公益組織大量涌現。公益慈善方興未艾，但「郭美美事件」、各類網路騙捐事件以及一些基金會因透明度不足引發的爭議，都讓公益慈善公信力遭到極大打擊。不斷出現的爭議，凸顯了我國慈善制度法規環境的滯後，出台《慈善法》也就成為迫切需求。作為我國慈善事業第一部基礎性和綜合性法律，《慈善法》對慈善機構的設立、運行、投資等多個方面進行了規范。
用立法讓捐贈者得到尊重、讓求助者有章可循、讓詐捐者得到懲戒，才能營造一個多贏的局面。例如，在慈善法中，專門有關於「信息公開」的規定，哪些信息捐贈人有權知道、哪些信息受助者有權知道、哪些信息在法律規定中不便公開。顯然，本願做慈善而不會做慈善，在困擾著很多中國人的同時，從基本法律層面上界定好權利與義務，正當其時。

④ 制定慈善法人大行使了立法權還是監督權

中世紀歐洲是以法蘭西為代表的等級森嚴的封建統治,但是在十二世紀,隨城市的發展,也有獨立自主的自治城市,其中的資本主義體系還是比較完備的,總而言之,中世紀就是歐洲從封建向資本主義過渡的過程補充本組筆談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所取得的理論成就進行了探討。李根蟠認為，中國的「封建地主制」理論的提出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取得的一個豐碩成果，它標志著馬克思主義封建觀的新發展，在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史上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陳其泰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關於民族理論問題的研究與探討取得了重大成就，主要表現為：關於歷史上民族關系的主流問題、對中國史范圍的處理和歷史上民族統一的不同階段問題以及「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理念等方面基本達成共識。張越認為，在中國歷史發展階段的探討過程中，唯物史觀所起的作用重大，意義深遠。王志剛認為，「五四」時期形成的唯物史觀傳播熱潮具有三個顯著的時代特點：即力求對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基本理論進行系統介紹和全面理解；運用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開始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的創建工作。張利認為，範文瀾在歷史評價問題方面貢獻良多，主要體現在：以歷史主義原則評價歷史人物；從加強各民族團結友好的高度評價歷史上的民族關系；以一種中國史與世界史聯系的眼光對歷史演進的一些重要問題加以評析，揭示其本質。張劍平對新時期以來中國史學界在歷史認識論和方法論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進行了探討，提出了自己的一得之見。許殿才從唯物史觀與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的關系、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歷史地位、如何運用與發展唯物史觀以及史學與現實的關系等四個方面，對改革開放以來馬克恩主義史學理論在發展過程中所取得的理論成果進行了闡述。鄒兆辰則認為，在中國史學理論水平的提高過程中，善於分析與借鑒，功不可沒。回答人的補充2009-09-1218:08談到中世紀的政治，人們很自然會想到等級、特權和**，很難把它同近現代的民主政治相掛鉤。因為在我國的歷史教科書中，總是把中世紀的**政治同近現代的民主政治對立起來，在我國學者寫的幾種介紹西方民主政治或民主思想的歷史書中，也幾乎不談中世紀，在介紹完古希臘、羅馬的民主之後便跳到了近代，似乎中世紀與民主沒有任何關系。我認為這是不恰當的，不利於人們了解歷史真實，近現代民主政治之所以會首先興起於西歐，然後擴及世界各地，這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光用近現代歷史發展可以解釋清楚的，而應有其深厚的歷史根源。這個根源不是古希臘羅馬的民主，而是西歐中世紀的民主。近現代西方民主政治可以概括為這么四大要素：憲法政治、議會政治、黨政和選舉制度，而除黨政之外的三大要素都是從西歐中世紀的政治制度中發展而來。一、憲法政治起源於中世紀限制王權的法令在古代希臘和羅馬的民主政治中不存在憲法，為了防止當權者個人權力的膨脹、遏制貴族**勢力的發展和保障一般公民的基本利益，採取的基本措施主要有兩個：一是通過增設當權者的數目來達到相互制約和分權的目的，如雅典的執政官最初為一人，後增為三人，再後增為九人；二是通過縮短當權者的任期來遏制個人勢力的發展，如雅典的執政官最初是終身制，後改為十年一任，再後改為一年一任。在中世紀的西歐，各國的最高統治者國王主要是世襲的和終身的，特殊情況下則由封建主選舉產生，或是通過武力征服獲得，因而中世紀的國王地表現出的是**的一面，也被看作是**統治的代表。但西歐國王的**統治是遠不能同東方的國王**相提並論的，西歐的地方封建主總是在想方設法約束國王**勢力的增長，最主要的措施是：通過簽署特殊的法律文件來限定國王的權力范圍和通過議會或是其它專門機構來制約國王的權力。西歐的地方封建主通過與國王簽署特殊法律文件來約束國王權力的行使，以維護自身利益，這便催生了憲法政治。英國是近現代憲法政治的發源地，其近現代的憲法就是從中世紀約束王權的法律中發展而來的。早在英國盎格魯——撒克遜時代，就已存在法律高於王權的思想。當國王無視其它貴族的利益，為所欲為時，貴族們便想方設法迫使國王簽署新的法律文件來約束國王的行為。當無地王約翰在位時，他任意踐踏傳統習慣法，不斷增加稅收，大幅度提高貴族的兵役免除稅（盾牌錢），甚至剝奪貴族的土地等，這引起貴族們的普遍不滿，於是，貴族們聯合起來，並聯絡了騎士和市民，於1215年6月迫使無地王約翰簽署了「大憲章」。大憲章公開闡明了法律高於王權的思想，指出王權必須受到監督，提出了保護基本人權的條款，被人們稱為英國憲法制度的起源。在大憲章簽署後，後來的歷任國王在位時幾乎都要簽署保障人民的人身和財產權利的法律文件。在英國光榮革命之後的1689年，英國議會通過了《權利法案》，對「大憲章」以來的英國憲法作了一個總結，確立了「議會至上」原則，明確了國王的權利和地位，重申了基本人權，是確立英國君主立憲制度的重要文獻。至此，形成了英國近代的憲法政治。在西歐的其它地方也出現了專門制約王權的法律文件或法律條文。如1356年12月德皇查理四世頒布的「黃金詔書」，也是德意志諸侯限制皇權維護自身獨立權益的法律文件。就連十字軍東征時期在地中海東岸建立的四個十字軍國家也制定了限制王權的法律。1099年，十字軍攻佔耶路撒冷後組織了耶路撒冷市政委員會，起草了《耶路撒冷審判書》，規定十字軍各國國王都要服從耶路撒冷市政委員會的決議。這說明在西歐社會，封建貴族通過政治斗爭利用法律手段來制約王權是一種很普遍的方式。盡管西歐其它地方的這些制約王權的法律，沒有能夠象英國的大憲章那樣直接演變為近代的憲法，但也為他們能夠較快地普遍接受這一新事物奠定了基礎。關於上述這一問題，我已有專門的文章——《論西方近現代憲法政治的中世紀起源》[1]——進行論述，在此僅作一概述。二、議會政治起源於中世紀的等級會議在古代希臘和羅馬的民主政治中，因實行的是直接民主制，不存在代議制機構，有的是全體公民都可以自由參加的公民大會或人民大會，另有由有身份有地位的貴族組成的元老院或長老院，但都不是由人民選舉的代表組成的權力機構。古希臘、羅馬的這種直接民主制存在著明顯缺陷：一是只能在小國寡民的城邦社會里實行；二是容易造成極端民主的現象。因而，古希臘、羅馬的民主政治不可能對近現代的議會政治產生影響。議會政治和憲法政治一樣是起源中世紀的西歐，實際上是和憲法政治相伴隨而產生的。在中世紀中期，為了制約逐漸強大起來的王權，真正實現法律至上的原則，西歐各國普遍建立起了等級會議。近現代西方的議會制度就是從中世紀的等級會議發展而來。最早建立起較完善的近現代議會制度的國家是英國，其它西方國家的議會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英國議會制度的影響，因而，英國的議會又被公認為是西方議會之母。英國近現代議會制度，就是直接從中世紀的議會發展而來。關於英國議會的萌芽，最早可以追溯到盎格魯——撒克遜時代賢人會議。賢人會議的成員是世襲的教俗貴族，不是由人民選舉而產生的代表，沒有廣泛代表性，但賢人會議在盎格魯－撒克遜時代所起的特殊作用還是對以後英國的政治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諾曼底征服後，賢人會議被改造成了「大會議」，後改稱為「議會」。1264年，以孟福爾為首的大貴族在與國王的內戰中取得勝利，控制了政權。為了擴大支持力度，孟福爾在第二年召開議會時，除了通知傳統的教俗貴族參加外，還要求各郡選兩名騎士、各市選兩名市民代表參加，從而使議會第一次成為具有廣泛代表性的會議。因而，有人把這次議會看作是英國議會制度的起點。在14、15世紀，英國議會已逐步獲得了司法請願權、征稅權、財政監督權、立法權和監督、彈劾政府官員的權力等，已逐漸發展成為獨立的權力機構；並形成了兩院制：由傳統貴族代表組成的上院和由騎士、市民代表組成的下院，這樣就出現了一個完全由選舉產生的代表組成的議會——下院。其立法的基本程序也逐步形成，所有法案都要經兩院分別進行三讀，經過充分討論通過後，由國王批准生效。這種基本程序一直沒用到近現代議會。到都鐸王朝時期的議會與英國近代早期議會已是非常近似，在兩院構成、立法程序、代表產生方式等方面基本是一致的，只是都鐸時期的議會在換屆、會期等方面還不規范化，有點隨國王之意。在資產階級革命後的1694年，議會通過了「三年法案」，規定議會至少三年召開一次，每屆議會不得超過三年，使議會的召開、換屆走向規范化。而議會其它方面的重大變革一直到工業革命之後的19世紀才進行。在西歐各地，如法國、德國、西班牙、尼德蘭等，在中世紀中後期都出現了等級會議。但這些國家或地區的等級會議都未能象英國等級議會那樣得到充分發展，成為獨立的政治實體，尤其是獲得立法和監督政府的權力。因而，這些國家的等級會議，都未能象英國等級議會那樣很自然地由中世紀發展到近現代。但我們也不能完全否認這些國家中世紀等級會議的存在對後來資本主義議會制度形成的影響，在這些地方的資產階級革命過程中，籌建全國議會和利用議會進行斗爭都是革命的主要內容之一。在西歐的其它地方，雖然等級會議發展得不是很充分，但城市議會卻發展良好。在13－15世紀，在法、德、意等地取得自治權的城市中，由選舉產生的市議會普遍存在，且是城市的最高權力機關。在德國的城市同盟中，也存在著由各城市代表組成的同盟議會，同盟的重要決策都是由同盟議會來決定。當然，中世紀的這種市議會是有明顯局限性的，也未能直接促使近現代的國家議會政治的誕生，但不可否認的是，由於歐洲市議會的普遍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西方人的政治觀念，使西方人很容易想到議會斗爭這樣一種政治斗爭的手段，也樂於接受國家議會這樣一種國家民主的政治形式，甚至有人認為中世紀中後期出現的等級會議就是市民議會政治在國家政治中的最初表現。關於這一問題，本人也另有文章進行專門論述，可參見愚作《論西方近現代議會政治的中世紀基礎》[2]，在此不贅述。三、選舉制度起源於中世紀的有限選舉制在古代希臘和羅馬的民主政治中，就已存在著選舉制度。但在古希臘和羅馬，選舉的是官員或陪審團成員，而不是選舉議會的代表。在近現代的西方民主選舉活動中，選舉總統或總理等國家首腦雖也是其重要內容，但更主要的是選舉議會或國會的代表。單純地選舉政府官員和選舉議會是有著根本性區別的，前者是選舉個人，當選者個人的素質、能力對政治的影響較大，後者是選舉一個群體，或是選舉一個機構，通過這個群體或機構來制約政府、影響政局；前者不僅只能在相對狹小的范圍內實行，而且政策難於延續、政局難於穩定，後者則不受地區范圍的限制，也不會因政府官員個人的行為而輕易改變政策、影響政局。因而，這也就決定了古希臘和羅馬的民主政治難於持久穩定地發展，只能是在歷史上曇花一現。西方近現代的選舉制度，包括議會選舉和重要官員的選舉，其中議會選舉最為重要，因為議會選舉的走向會左右重要官員的選舉。議會選舉制度和議會制度一樣是起源於中世紀。在西歐中世紀中後期興起的等級會議中，教會貴族的代表是來自那些有著較顯赫地位的大主教、主教和修道院院長，世俗貴族的代表是來自國王指定的世襲大貴族，這些代表都不是由選舉產生，但其中的第三等級市民的代表幾乎都毫無例外地是由自治城市選舉產生。盡管這種選舉和現代選舉有著天壤之別，只是富有階層極小范圍內的選舉，其實叫選派更合適，但畢竟不是指定的，不是靠特權和世襲地位獲得的。在英國，不僅每個自治市的兩名代表是由選舉產生，而且每個郡的兩名騎士代表也是由選舉產生。在議會分裂為上下兩院後，市民代表和騎士代表正好共同組成了下院。這樣在英國就有一個完全靠選舉代表組成的議會——下院。在法國、德國、西班牙等大多數西歐國家，因其等級會議沒有能夠得到充分的發展，成為擁有立法權和監督權的獨立政治實體，致使其選舉會議代表的選舉活動也未能制度化、規范化。而在英國，由於議會擁有了一系列實際的權力，尤其是下院憑借其擁有廣泛的代表性獲得了征稅權和同上院平等的立法權，議會議員還獲得了在與會期間擁有言論自由和不被逮捕的權利，這使得越來越多的人希望成為議員，也有越來越多的人關心議員選舉。這也自然使得英國選舉下院議員的活動逐漸規范化、制度化。15世紀，英國議會通過了一系列的有關選舉的法令。第一個選舉法於1406年頒布，它規定：郡長必須按照正當的選舉程序組織選舉，選舉應當是完全自由的，選民不受外界壓力的影響。而後又做出補充規定，授權大法官監督各郡選舉，對違犯選舉法的郡長處於懲罰或監禁。[3]1429年的選舉法又明確規定了郡選民的財產資格，凡年土地租金收入達40先令的土地持有人擁有選舉權。1432年，又申明選舉人必須在參選郡中居住或在該郡擁有地產。至於被選舉權，1445年法規宣布：各郡競選議員者的社會地位必須在騎士之上，當選騎士應有20鎊以上的年收入。[4]以上都是針對各郡選區的選舉法規，至於城市選區，因為只有自治市才有資格選舉議員，而自治市因選舉市議會都有自身的選舉法規，一般而言都是局限於獨立的經濟納稅人，包括地產主、商會會員、行會師傅等在內的擁有選舉權。擁有被選舉權的則都是富有的納稅人。我國著名學者趙文洪在他的論文《中世紀英國議會與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原則的起源》中也曾概括道：中世紀英國議會就是「納稅人的代表機構」，是「以財產為基礎的權力機構」；「議會成員是納稅人的代表」。[5]據1436年納稅人登記簿估算，當時全國選民僅在10000－15000人之間，15－16世紀之交，有選舉資格的人數約為30000人左右。[6]這在全國人口中的比例是非常低的。從以上英國15世紀的議會選舉法規可以看出，英國中世紀的議會選舉制完全是一種有限的選舉制，在各郡選區主要是照顧了封建主政治的利益，在城市選區主要是照顧了經濟納稅人的利益，對於廣大的勞動人民來說是沒有選舉權的。而實際上英國近代早期的議會選舉制也是有限選舉制，其現代議會的普選制是從有限選舉制一步一步發展而來。在光榮革命之後的1710年，英國議會又通過了選舉法，規定在各郡選區中，選舉權統一授予所有年收入達40先令的地產者。這實際上是重申了1429年的選舉法規。對於被選舉權則進一步提高了門檻，規定各郡選區的議員只能由年收入不少於600鎊的人來充任，各城市選區的議員則由年收入不低於300鎊的人來充任。據統計，在1761年，全英國700萬居民中只有25萬選民，不足居民總數的4％。[7]因而，針對於這種情況，恩格斯曾指出：當時的下院「無非是一個不依賴人民的關門的中世紀同業公會」。[8]在資產階級革命之後，在選區劃分方面，也是沿襲中世紀的，由於經濟的興衰、人口的變遷，到19世紀初，出現了很多沒有實際意義的「袖珍小邑」或「腐敗選區」，而又出現了一些新興大城市不是選區，沒有資格選舉議員的現象。「在18世紀，不僅下院議員選舉制度與中世紀相差無幾，其組織狀況和立法程序也無多大變化。」[9]這種情況一直到工業革命基本完成之後的19世紀的議會改革才逐步被改觀。1832年修改選舉法，使中小資產階級獲得選舉權，1867年使產業工人獲得選舉權，1884年使農民獲得選舉權，到1928年則最終實現了男女平等的普選制。在歐洲的其它地方，雖然沒有出現象英國那樣由中世紀一脈相承地發展到近現代的議會選舉制度，但也普遍地存在著城市議會的選舉。在中世紀中後期，取得自治權的城市普遍建立起了市議會。市議會作為城市的最高權力機關，其議員都是由市民選舉產生。「11世紀末期，義大利和法國南部最先開始實行由議會和執政官進行管理（1095年在阿斯蒂，1117年在米蘭，1127年在克雷莫納）。在德國，許多城市是從13世紀初期起開始實行議會制（科隆是在1216年）：（選舉出來的）議會是公社最高的行政機構，監督整個的行政管理。」[10]當然，中世紀的這種市議會是不能和近現代的民主政治相比的，實際上只是在極少數富裕市民間實行的民主。如從1297年起，義大利威尼斯共和國選舉最高的立法和監督機關（大議會）議員的權利只屬於「黃金簿」上列名的幾百個家族，行政權屬於從大議會中選出的小議會（或稱元老院），它的首領是選出的終身總督。而義大利另一個城市共和國佛羅倫薩，於1229年制訂的「正義法規」規定：最高機關長老議會，由七個大行會（被稱為「肥人」的大企業家同盟）各選一名議員，十四個小行會（被稱為「瘦人」）共選兩名議員組成。它的首領稱為「正義旗手」，既是議會議長，又是民軍指揮。[11]從中可見，市民議會的選舉也是極為有限的，只是在少數上層市民間進行。但這種選舉的普遍存在也是有著重要意義的，至少為後來各地近現代議會選舉制度的形成打下了一定基礎。我國學者應克復甚至認為，「由城市市民自己在特定的資格限制的候選人中選舉官員，這證明是西方現代選舉制的開始。」[12]而且歐洲其它國家的近現代議會選舉也同樣是經歷了一個從有限選舉制到普選制的發展歷程的。如法國在1789年資產階級大革命之後通過的選舉法規定：只有能交納其值相當於當地三日工資的直接稅的積極公民才能享有最基本的選舉權，可在初級會議中投票選舉選舉人；被選出的選舉人應交納相當於當地10日工資的直接稅，可參加省一級會議選舉議員；被選出議員必須交納相當於26－52天工資的直接稅，才能參加全國議會。[13]在以後多次修改的憲法中，對於選舉和被選舉人都有一定的財產資格限制。後經過長期的民主斗爭，法國在1944年戴高樂的新政府實現了普選制。綜上所述，西方近現代的憲法政治是從中世紀英國的法律至上原則和約束王權的法律發展演變而來；西方近現代的議會政治是從西歐中世紀的等級會議，尤其是英國的等級議會發展演變而來；西方近現代的選舉制度則是從西歐中世紀的等級會議議員的選舉活動，尤其是英國下院議員的選舉活動中產生、發展而來。而憲法政治、議會政治和選舉制度是近現代西方民主政治的重要核心組成部分。因而，西方近現代民主政治首先興起於西歐，尤其是最早形成於英國，這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厚的社會歷史根源的。

⑤ 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已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通過現予公布，自 2016年 9月 1日起施行。這說明了

單選還是多選？

單選：C
多選BCD

⑥ 2016全國兩會新立法的法律有哪些

您好！2016年兩會新立法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謝謝閱讀！

⑦ 中國慈善立法亟須突破「為什麼募捐」瓶頸

實際上，2005年，民政部就已經正式啟動了《慈善法》的起草工作，2006年《慈善事業促進法》草案出台並被列入國務院年度立法計劃，並准備於2007年提交全國人大審議。但是，在2007年的「兩會」上，立法規劃中並未能見到慈善法的影子。人們不由揣測其間原因。慈善立法的定位爭議被認為是慈善立法延緩的一個重要原因。曾參與早期慈善法討論的楊團指出：《慈善法》草案之爭議主要表現在兩個問題上，一是慈善到底是靠政府還是靠民間，二是靠「大款」還是靠大眾。但是，這個理由未得到普遍認同。「一個如此簡單的選擇題，難道還有什麼爭議嗎？你覺得會是問題的所在么？」同樣曾參與立法討論的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王名教授如此對本刊記者說。而民政部相關負責人的多次講話與論述也印證，起碼在高層，關於慈善「民間-政府」「大眾-富人」的認識並不是問題。國務院法制政法司處長朱衛國曾專門撰文指出:慈善法的立法本位，是「靠民間，而不是靠政府」「靠大眾，而不是靠大款」。民政部副部長李立國也曾在某慈善法的研討會上明確表示，要踐行「人人可慈善」的理念，「民政部將不再作為慈善主體，而要為慈善事業、民間慈善事業創造條件。要逐步推動民政部門主的慈善和救助、福利設施由民間組織和社區承，逐步實行管分離。」慈善立法延緩的另一個理由是鄭功成教授提出來的。他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表示：「就立法而言，根據國家發展需要與可能條件，是有一定的計劃的，立法機關必須保證一些重要的或者發展進程中需要急切規范的立法項目優先出台，從這個意義上講，為慈善事業立法雖然很重要，但在社會保險法、社會救助法等基本的社會保障法律還未制定之前，顯然不可能將慈善事業立法擺到優先位置。」但是，屬於政府責任的《社會保險法》《社會救助法》是否就具有優先於慈善法的理由呢？鄭功成教授的理由是：面對巨大的災難，慈善行為能夠解決多少現實問題呢？這正是一種現實的考慮。民政部部長李學舉8月22日在國務院新聞公室就中國自然災害救助和城鄉困難群眾救助問題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披露：截至當時，全國各類自然災害共造成了3.1億人次受災，因災直接經濟損失高達1264億元。在巨大的災難面前，救助主要依賴於政府，這是一個必然，因此，民間慈善不可能在其中成為主角。但是，這種現實的考慮並不能抹殺慈善之與救助不同的意義。對於受難者而言，來自政府的社會救助屬於政府必須履行的責任，而慈善，其意義則不僅在於救助，更在於一種慈善文化、一種志願精神的釋放。民間慈善組織缺失接下來，「一對一」的行為方式被認為是一系列問題的核心所在。這種模式被評論者認為難脫「舊時代的施捨與恩賜觀」。而現代慈善觀念，則是以施助者與受助者法律與人格地位平等為基礎的。捐贈與受贈分離的「個人——機構——個人」的行善模式，被視為是一個成熟的現代的慈善模式。但是，盡管中國也有慈善機構，人們卻更願意選擇「一對一」的模式。這是中國慈善行政色彩濃厚的一大結果。民政部官員曾公開表示，「我國的慈善工作基本是由民政部門牽頭、有關部門配合、社會各界參與。在救災和群眾生活困難救助中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由於民政部門直接承擔慈善募捐工作，難免出現濃厚的行政強制色彩，缺乏慈善事業本該有的自願性、獨立性和自發性。」慈善的窘境也就不斷出現：一方面大家都在感慨中國慈善人士太少，國人慈善意識不強；另一方面當真有慈善家出現時，往往被「槍打出頭鳥」。在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王名教授看來，問題的真正所在在於獨立的民間慈善組織的缺失。這實際上是一個關於NGO發展的老話題。這也是一個敏感的話題。國務院法制政法司處長朱衛國在他的一篇論述慈善的文章中曾寫道：「慈善法不能是一部偽善庇護法。我們決不給非法、虛偽、欺詐、貪婪等留置空間；『顏色革命』的企圖和勢力更不要幻想披上慈善的外衣。」「慈善立法的核心問題是民間慈善組織的發育問題。而要是離開了慈善組織，那麼現在已有的法律法規是夠用的。」王名說。對慈善行為的捐贈、優惠、管理，實際上已經有相關的法律法規在規范。這一點，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委員鄭功成也曾提到。目前，我國涉及慈善事業以及公益捐贈的法律法規總共有六部，分別是：《公益事業捐贈法》《紅十字會法》《社團登記管理條例》《基金會登記管理條例》《企業所得稅法》以及《個人所得稅條例實施細則》。但是，在現實的操作上，關於慈善組織發育的問題仍然會出現。王名說，「關鍵不是民眾是否捐錢捐多少的問題，而是這些錢能否得到一個合理的利用，能否有所值的問題。」在他看來，慈善NGO(非政府組織)的問題不解決，那麼慈善立法是否拖延就是一個「假命題」。這涉及到如何對NGO定位，包括政府和慈善NGO的關系、慈善組織的屬性與結構治理。慈善組織的注冊問題、企業捐贈12%的稅收減免政策如何落實等等。「這顯然不是一部慈善法所能夠解決的。」王名說。在8月22日的新聞發布會上，發布慈善進入立法的竇玉沛最終也並未明確表明，慈善法將何時出台。

⑧ 全國人大表決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草案是在行使什麼權力

全國人大復表決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制國慈善法草案是在行使全國人大的立法權。全國人大的立法權主要由以下四方面構成：（1）立憲權；（2）立法律權；（3）立法監督權；（4）其他立法權。全國人大的立法活動，就是運用這四方面立法權，在它們所能調整的范圍內進行立法的活動。

⑨ 兩會建議提案要多久才能通過立法

建議提案沒有固定時間，只有進入立法議程才有時間表。
兩會提案的流程：
立案初審復審承辦6個月答復，送到提案組辦公室，該辦公室對提案進行分類、立案、轉信、撤並。提案根據內容分到四個業務組：財貿金融農林輕重工業類，經濟發展城鄉建設交通郵電類，教科文衛體類，政治法律社會保障類，業務組初審，看是否符合立案條件，往返溝通看應交哪個單位辦理；確定承辦單位後，提案再返回提案組辦公室，做個別調整，初審結束；大會期間，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召開若干次提案委員會全體會議復審提案。（註：以上歷時約1個月）每年3月下旬召開的提案交辦會交給各承辦單位辦理，承辦單位簽收分類，確定承辦部門，明確分辦時限及要求。承辦部門確定具體承辦人就提案擬定初步答復意見，辦理期限內進行調研座談溝通等；辦公室匯總審核答復意見，正式行文並寄送提案人及有關單位。
審議表決：
提案人提出議案說明，各代表團審議，主席團可並交有關專門委員會審議、提出報告，主席團審議決定提請大會全體會議表決，表決過半數即議案通過，具法律效力。
註：憲法修改需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或1/5以上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提議，採取投票方式表決，由全體代表2/3以上的多數通過。不列入會議議程的，6個月內處理答復，經大會主席團審議決定後，可轉為代表建議、批評和意見的，由人大常委會辦事機構交有關機關、組織研究處理，閉會之後最遲不超過六個月，予以答復，代表對答復不滿意的，可提出意見；有關機關組織再作研究處理，負責答復。

⑩ 2017兩會熱點解讀 兩會是什麼意思

2017年「兩會」熱點

【熱點一】「十三五」規劃：引領新常態開拓新境界
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十三五」是沖刺的5年。「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如何繼續推進?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五大發展理念如何「落地」?作為一份引領國家開創發展新境界的綱領性文件，兩會審查、討論的「十三五」規劃草案，將回答國內外關注的諸多「中國之問」。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表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中國夢」的具體體現。發展是硬道理，是解決中國問題的關鍵。要繼續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創新發展步伐，不僅要保持一定的發展速度，更要強調發展的科學性和可持續性。在這一進程中，增加百姓獲得感至關重要。
【熱點二】供給側改革：「高頻詞」化為具體「路線圖」
自去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後，以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為重點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正式啟動。新常態下，供給側改革正從「高頻詞」化為政府、企業明晰具體的改革「路線圖」。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說，經濟轉型既要穩定消費、投資、出口的需求側「三駕馬車」，更要靠制度變革、結構優化、要素升級的供給側發動機來推動。供給側還有哪些不合理、結構性改革如何發上力等，將成代表委員討論焦點。
【熱點三】扶貧攻堅戰：吹響沖鋒號立下「軍令狀」
「小康路上，不讓一個困難群眾掉隊。」到2020年讓7000多萬貧困人口全部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是十八屆五中全會既定目標，也是我國對全球減貧事業的庄嚴承諾。
從層層立下「軍令狀」到22個中西部省區市考核扶貧成效，脫貧攻堅戰的沖鋒號已經吹響。精準扶貧還有哪些障礙?哪些政策需要改進完善?代表委員將帶來大量一線情況與真知灼見。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張立群表示，立下「軍令狀」，關鍵看執行。要督導各級政府精準扶貧，還得運用好考核「指揮棒」，真正提高扶貧實效。
【熱點四】慈善法審議：「懷胎」十餘年有望「呱呱落地」
慈善法草案將提交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審議。歷經十餘年努力，我國關於慈善事業的首部立法將走上前台。草案經過兩次審議，多處修改，此次提交審議後還將有哪些變化，將成為今年兩會一大看點。
全國政協委員、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副會長朱征夫表示，慈善立法將對我國慈善事業發展產生重要影響。開展募捐的主體需要什麼資格?「互聯網+」慈善如何開展?騙捐詐捐如何預防?稅收優惠如何實施?慈善信息如何公開?這些問題都將得到解答。
【熱點五】司法改革：為全面小康提供有力法律保障
在前兩批共18個省市司法改革試點基礎上，今年司法體制改革試點將在全國各地推開，成為全面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的攻堅之年。完善司法人員分類管理制度、完善司法責任制、健全司法人員職業保障制度等司法改革的基礎性措施如何深入推進，引人關注。
公正司法事關人民切身利益，事關社會公平正義，事關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洪浩說，司法改革要在解決影響司法公正、制約司法能力的深層次問題上取得重要進展，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供有力法律保障。
【熱點六】民生改善：共享改革發展成果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提出，按照人人參與、人人盡力、人人享有的要求，堅守底線、突出重點、完善制度、引導預期，注重機會公平，保障基本民生，實現全體人民共同邁入全面小康社會。
民生短板如何盡快補齊?公共服務如何完善配套?一系列民生新期待，將成為兩會熱點。中南大學行政管理系主任吳曉林說，要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
【熱點七】創新驅動：社會經濟發展新動能
創新正被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屠呦呦獲得諾貝爾科學獎、C919大型客機總裝下線、「悟空」衛星升空探索暗物質粒子、科技成果轉化法修訂實施、新登記企業「井噴」、創新創業平台到處落地生根、創業投資迅速增長……一系列創新標志性事件，透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正發生重大變革。
中科院院士薛其坤說，「十三五」期間科技創新將為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增添經濟發展新動能提供強大支撐，科技創新作用更加突出、任務更加緊迫。
【熱點八】綠色環保：讓執法監督「硬起來」
從中央提出綠色發展理念，到大氣污染治理寫入31個省區市政府工作報告，再到「十三五」規劃建議中強調環保，社會各界對加快建設美麗中國充滿期待。
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研部副主任張孝德認為，「十三五」開局，綠色發展需要全社會共同努力，在各領域制定切實的具體措施和路線圖。約束性指標要更明確、考核監督要更有效，關鍵是加強執法監管。
【熱點九】拓展空間：「中國方案」潛力巨大
「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建設三大戰略深入推進;「一帶一路」戰略為經濟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國際環境;亞投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等已經起航，G20將吸引更多目光。中國推進更高層次的開放發展路線圖，將在今年兩會上更加明晰。此外，新一輪的東北振興也令人期待。
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戰略研究室研究員邵峰認為，新形勢下，中國需要更開放的視野，在更大范圍優化配置資源，形成全方位的主動開放格局，加快實現更高層次的開放發展。
【熱點十】政府自身改革：建設廉潔政府為改革發展添動力
黨的十八大以來，打造法治政府、創新政府、廉潔政府和服務型政府成效顯著。從一批批行政審批事項取消和下放，到推行「權力清單」「責任清單」，政府「法無授權不可為」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同時反腐倡廉推動市場建立公平公正的秩序，提升了政府公信力，為改革發展增添動力。
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徐行表示，近年來的政府工作報告都對政府自身建設提出新要求。人們期待著進一步明確政府權力邊界，繼續加大簡政放權力度，消除尋租腐敗的空間，建立政策落實的責任機制和督查問責機制。

兩會全稱：
人大：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政協：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