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法制到法治的轉變

『伍』 中國的法制如何從人治轉向法治

中國的法制要從人自治到法治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陸』 從法治節目轉變成綜藝節目的主持人，撒貝南是怎麼轉型的

撒貝南，央視的王牌主持人，從法制節目再到綜藝節目的主持人，撒貝南逐漸轉型，主要通過兩個方面。

如果撒貝南繼續待在央視主持法治節目確實能夠很穩定但是未必是撒貝南本人想要看到的結果，而撒貝南並沒有離開央視而是在發展自己的副業。他對於央視的工作還是比較熱愛的，如果不是為了討生活撒貝南何必這么累呢？但是他的突破也讓觀眾感受到了撒貝南的無限可能，我覺得撒貝南未來可期，也希望他繼續在綜藝中亮相給大家帶來歡聲笑語。

『柒』 法制國家改為法治國家是多少大提出的

黨的十八大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首次提出我們要「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這一論斷和號召，實現了從「法制」到「法治」的巨大轉變，是治國理念的巨大進步。
從字面上理解，盡管「法制」和「法治」都有一個「法」字，都是在法律的框架下開展相關活動、實現相關管理。可是，「制」是制約，是鉗制，僅僅是一個單純的法律概念和法律行為。按照以往的有關說法，就是要在法制社會中實現「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治」是在法律制約下的科學有效治理，包含對法治精神的全面貫徹、全民知曉、全方位領會，包含對法治行為的實時監督和監控，對司法公正的嚴格管控。在「法治」的治國理念下，我們應該做到的是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教授焦洪昌說：相較於「法制體系」，「法治體系」內容更加明確，界分為法律規范體系、法治實施體系、法治監督體系、法治保障體系和黨內法規體系。也就是說，在依法治國的精神領域里，相較於依法制國的概念，范圍更廣，增加了實施、監督、保障環節，並將黨內法規明確納入。在制度的保障之下，各種法律行為之間的關系更加協調、統一。
在法制的觀念之下，制度是「死」的，是一成不變的條條框框。在法治的精神中，治理國家的各種法律制度、監督機制都能在現實的環境中實現有效的跟進和隨時的改進。因為治理的過程也是一個自我革新、自我糾正、自我調整的過程。治療和治理在一定程度上是相輔相成的兩架馬車，並駕齊驅則雙贏，反向用力則雙損。中國共產黨人最擅長、最真誠的就是在建設法治社會的過程中，實現有效的自我革命，創新性地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依法治國理念。

『捌』 中國由人治到法治轉變對我們的啟示

這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必然要求，當然這過程中有許多阻因，需要生產力進步帶動生產關系的轉變，

『玖』 改革開放後中國法治怎麼從人治走到法治

從人治到法制的轉型，曾在法學界和理論界有過一場非常大的爭論。就是1978年後伴隨著思想解放、伴隨著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有過一場人治和法制的討論。那次討論在「文 革」的大背景下展開，無數的老幹部受到了非法制的迫 害，所以對於法制的要求很強烈。但我認為當時的討論是一場淺層次的討論，並沒有對現代法制理念形成一個清晰的認識。但那場討論也留下了貢獻，即啟動了對於法的全面認識。什麼叫法？究竟什麼是法制和法治？
中國30年法制改革經歷了三個階段的轉變。第一個轉變是從1978年開始到1994年，這是從人治到「刀」制的法制的轉變，也可以叫做非正式制度治理階段。法學界一直在討論，中國有兩個「法治」，一個是Ruleoflaw，即法治，一個是Rulebylaw，即法制，就是通過法律進行統治的「刀」制，把法制當作一個專政的刀把子，當作專政的工具。這是在1994年之前的法制的主要理念。這體現為一直把法律看作是執政統治的工具，「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講的更重要的是「抓」這個概念，是把法製作為保境安民的工具的性質。在這個階段，我們很少看到法制對於社會生活、對於經濟活動、對於國家制度文明、對於整個人類文明進展的制度價值。這個時期，很多立法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圍繞著「刀」制這樣一個基點來進行與實施的。
從1993、1994年開始進入了第二階段的轉變，一直到2003、2004年，這10年是第二階段。第二階段是政策之治的階段。這實質上是一個非正式的制度治理的階段，但是這里的政策有一定的程序和權威性，有一定的公開性，又以一定的形式表現出來。比如它有文件、規范、規章，都以合法的形式表現出來。所以這10年有一個非常突出的現象，就是用政策來治國，用文件來治國。非正式制度在這一段時間發揮了很大作用，對改革，特別對整個社會治理方式的轉型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這裡面存在著一些問題。這些非正式制度開始都是以法律的方式出現，立法依賴型的改革我認為是從這時候開始的。所謂立法依賴性改革，就是依靠一部或幾部重要的立法來帶動社會觀念的變化，帶動社會整個制度的變化。但是這種立法僅僅是政策層面的，因為它不考慮可訴性，不考慮可操作性，更帶有一種宣示性。這種政策宣示性的立法在1993年到2003年出台的非常多。比如1993年的《公司法》，明顯的是只照顧國有企業，排斥非國有企業，也沒有可訴性。違反了《公司法》怎麼辦？公司的有限責任怎麼實現？很多條文沒有規定相應的訴訟條款。如《合夥企業法》，合夥企業的無限責任怎麼承擔？都沒有相應條款和配套法律的支持。再比如《中小企業法》、《鄉鎮企業法》，也是一種政策宣示，或者是一個短期政策目標的廣告，某種程度上不是對社會政治制度的一種治理。所以，第二個階段是以政策之治為主的一個階段，這個政策之治就是它的短期性、它的立竿見影性，它的追求短期效果以及缺乏法律的一些基本特點。法制要求規范，要求它的規則性可預期性很強，要求有相應的司法機構來支持，要求計算執法和司法隊伍的成本。這些在這個階段是沒有的。
這個階段彈性、原則性非常大的立法多，比如刑法中關於盜竊罪量刑的幅度很大，強 奸罪量刑的幅度也很大，甚至許多新型的金融犯罪沒有法律規定。這就給了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權，就出現了「撈人」的律師，「撈人」的法官。這種情況下對司法人員的道德要求、司法倫理要求非常高，專業要求反而低了。
第三個階段是從2003、2004年開始的，從政策之治向法治之治的轉型。這一階段的立法，針對的是涉及中國改革這么多年一直沒有解決的最深層的矛盾、最重大的利益沖突，出台的是老百姓最關心的、和百姓關系最直接的、利益最密切的一些法律。比如，2004年修改憲法，第一次把尊重保障人權寫進去了，這是以前不可想像的；第一次把保護私有財產及其權利寫進去了。第一次有了《緊急狀態法》，用法治手段來應對社會突發事件、重大事件。2004年修改《憲法》是在法律價值上的重大突破。然後是《物權法》的制定、《破產法》的制定、《反壟斷法》的制定，《公司法》的修改、《證券法》的修改，還有《勞動合同法》的制定，這都是涉及老百姓利益最密切的法律，涉及民生的問題，同時又涉及到這么多年改革開放形成的利益集團、利益主體、利益群體等諸多利益方利益關系的調整的法律。對於重大利益、重大權利、重大關系的調整，是法律不能迴避的。但同時，我們發現在2003、2004年開始的立法當中，出現了一個明顯的特點，或說一個立法技巧，就是對於那些沒辦法解決的問題的迴避，即本屆「人大」立法有一個條文是出現最多的，即「國務院另行規定」。從有利的角度來說這是一個立法技巧，對於暫時解決不了留到時機成熟時去解決。從不利的角度來說，它是迴避矛盾、迴避沖突，迴避這些最深層的、改革當中最困難的東西。
從1997年到2007年，根據我的統計，這10年來我們立法220件左右，這是指的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國家權力機構制定出來的正式法律制度。這220件的法律當中80%以上是有關市場經濟的，有關依法行政，有關民生的，有關科學發展觀的立法。也就是說中國有了一些基本的制 度，雖然這些制度還有非常多的缺陷。這些法律的覆蓋面非常廣，而且對我國政治進步、整個社會經濟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護航作用，也為我們下一步的發展建立了一個穩定的可以重復的有權威的預期。
這30年來，雖然我們在法律的執行上、實施上還有很多問題，但是客觀來說還是有非常大的進展。在社會轉型期各種矛盾沖突比較多、利益沖突比較大、糾紛多的情況下，我們的統計顯示，從1997年到現在，各級法院審結的各類訴訟，包括刑事糾紛、民事糾紛、經濟糾紛、行政糾紛，各市級法院受理審結的訴訟案件是4800多萬件。在社會轉型期，應該說司法機構還是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不過，從人治到法治的轉型，下一步的法治之路實際上還是面臨很多問題。首先面臨著十七大報告談到的「兩個不適應」，即「民主法制建設與擴大人民民主和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還不完全適應」。那麼，下一步我們重點要做的，一個是科學立法與民主立法，完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我們現在的立法很多不科學，很多立法打架。比如，《物權法》出台了，但只有這部法律提物權，《憲法》沒有提物權，《公司法》沒有提物權，很多市場經濟法律沒有一部法律提物權，都提的是財產。這使得法律的概念體系不一致或者很模糊。這是科學立法不夠的問題。
民主立法就更不用說，很多立法還都是政府部門在立法，其他的利益博弈體沒有參與進來。比如涉及民營企業的，民營企業不知道；涉及國有企業的，國有企業參與不進來；涉及外資的，外資企業也參與不進來；涉及其他市場主體的，一般都參與不進來。等等立法的公眾參與度還較低。所以科學立法、民主立法需要制定出具體的參與規則來。
我們現在不僅要有立法上的推進，在公務員用法、依法執法行政方面也要進行推進。在司法上，就是法院、檢察機關等司法機構要在依法裁判、依法監督方面取得推進。我們的司法審判體制也要進行改革，以前一直不提司法「體制」改革，最近幾年一直在提司法改革，這次十七大報告第一次提出要深化司法體制改革，明確提出來要理順法院、檢察院之間的權力配置關系，比如審判權、監督權的關系。法學界對此有過很多討論，比如說法院體系能不能建立雙層制的、國家層級和地方層級的法院體系，雙層級法院各司其職，以遏制司法不公與司法的地方保護現象。檢察機關能不能夠讓它轉為政府的訴訟機關。司法審判中的一些制度，比如像審判委員會的制度能不能改成主審法官制度，現在都是集體負責，實質是淡化個人責任。還比如實踐中廣泛流行的請示制度，現在好多具體案件動不動就下層法院跑到上一級法院去請示，上一級法院對下級法院受理的案件給出一個具體的意見。這種請示制度最大的惡果就是把老百姓的上訴權給剝奪了。

解決老百姓權利貧困的現象，不要通過行政手段，應該更多的通過法治手段去解決。實際上，法治應該轉化為一種公平分配正義的技術，讓老百姓共享正義的分配，這比分享改革成果更重要。
我還想強調一點，依法治國的重任，我覺得很大程度上是由一個法律職業共同體承擔的。法律職業共同體是由受過良好法治訓練的專業人士，比如說公務員、律師、會計師、審計師、法官、檢查官等組成，整個改革、社會發展的過程中沒有一批職業的專業人員的推進，法律很難實施下去。這批職業的專業人員怎麼推進下去？一方面要他們在專業上受過很好的訓練，另一方面要強調的是解決他們的執法倫理和司法倫理的問題。執法的倫理和司法的倫理非常重要。某種程度上說，法律教育在法律職業共同體的執法倫理和司法倫理的培育上擔當著很大的責任。

『拾』 從法制到法治的變化,反映了我們怎樣的認識變化

法治與法治的區別
「法治」與「法治」是我們共同的日常社會生活中的兩個詞，人們有時會亂用。事實上，「法治」與「法治」是有一定的內在聯系，但內容是不完全一樣的兩個詞。與「法治」，「法治」是法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人類文明的發展是對產品的某一階段。其中，「法治」是法律制度的簡稱，在「法治」是一種相應的治理理論，原則，理念和社會的方法「人治」的。總之，法律制度是一種社會制度，法律文化的器物層面;法治是一種社會意識，是法律文化的層面的概念。當地規則或法規，風俗習慣，倫理道德等非正式的社會規范相比，法治是一個正式的，相對穩定的，制度化的社會規范。法律和人治的法治是反對兩個法律文化，前者的核心是強調社會治理規則（主要是在法律規則的形式）的普遍性，穩定性和權威性;它的核心是強調社會治理主體意識，主動性和變性的權利。雖然法律是由人制定的，而法律不拒絕人的主觀能動性，但發展規律，實施規則，按照法律本身必須發展，人的主觀能動性只能在發揮作用限制由法律規定，而不是凌駕於法律之上，這是固有的法律訴求的規則的性質。法律和人治的
規則都有過在古希臘社會治理共存的理念。柏拉圖曾經的「政治哲人」的熱心倡導者實際上是人治。他的基本立場是比人治更好。他認為，如果一個國家是不是哲學家統治者，法比人治好的規則。然而，法治只能被稱為「二等好」政治，畢竟不如一個良好的政治聖人。亞里士多德建立法治的人對批評柏拉圖的理論規則的基礎上。他明確指出：「法治是比一個人應該排除。」應該說，法律在西方社會的傳統規則發軔於法律對亞里士多德的法治。然而，法治與現代西方社會中，奴隸制亞里士多德顯然不是一回事，奴隸，甚至沒有人身自由，更談不上法律和奴隸主面前人人平等。依法對法治，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的經典定義英國的家庭戴雪法則：「首先，任何專制權力的法律的至高無上的權威之外還包括范圍廣泛的自由裁量權，包括政府;第二，任何公民都必須遵守普遍實行在普通法院的法系國家;三，權力不是基於抽象的憲制性文件，但在實際的法院判決，「很明顯，這個規則只是因為啟蒙運動不斷發展。
產生的法律面前，當然，沒有法治，法律沒有規定，條例，限制人們的社會行為是習俗，道德，這樣的社會只能是人類社會的規則。只有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後，尤其是在國家出現後，法律已經產生。然而，產生的法律制度，法治並不意味著誕生。作為一種社會制度，法律制度並不必然排斥人治，法治只能與法治相結合，它可以與人治相結合。當法治和人結合法律權威的規則是第二個，政府機關（在封建社會是皇權）是第一位的，法律制度是服務於人治的觀念。目前，國家政府機關的主要監管機構的行為規范的私人行為，主要是道德權威，法律的權威只能起到補充和輔助作用。當法治與法治相結合的法律權威，是第一位的，是超越一切權威，包括政府機關，道德權威，包括社會權威，法律成了所有社會群體，社會和個人行為。其中，政府機構的法律權威，服從法律的權威，道德權威只能起到補充和支持作用。法治，從廣大身份的法律界「合法性」的成員得到法律的權威。所謂合法性，是人們對法律或制定規則或制度，其權力的態度，以確定生產或有關規則的規則。正如英國法學家阿蒂亞說，「只有當人們認為有某種道德義務的遵守時，有可能符合法律規定的法律。」因此，法治是法治不僅是一種意識和法制結合的產品也常常民主相結合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