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和德治

A. 德治和道德的區別

所謂的德治，其實指的就是用道德來約束的意思，所以德治和道德最大的一個區別就是道德是一個概念，而德治是一個行為。

B. 法治和德治的區別和聯系

「法治」與「德治」是一個國家長治久安的不可偏廢的兩種途徑，而兩者的理性統一實際上要求建立一種憲政秩序。作為法治的最高形式，憲政不但為法治提供了道德源泉，而且也為實現德治提供了法治的保障。
一、法治離不開德治
自改革開放以來，全國上下已普遍認識到法治的必要性與重要性。盡管由於種種原因，中國目前的法治現狀還不盡如人意，但法治對於發展市場經濟和維護社會安定的重要作用，已經成為社會的共識。有學者甚至論證，市場經濟和「法治經濟」是完全等同的兩個范疇。 事實上，對法治重要性的認識和法治在中國的相對落後狀態形成了鮮明的反差，而正是這種反差促使了「依法治國」與「法治國家」的理念成為憲法規范。在中國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改革實踐中，法治理念的提出無疑是一次歷史性的進步，其意義無庸本文贅述。
然而，在強調法治重要性的同時，也產生了一種「法治萬能主義」，並導致對法治的盲目崇拜。在學術界，法治概念的范圍也因未受到准確的界定而具有無限擴大的傾向。「法治」成為一種包羅萬象、十全十美的抽象理念，一種超越民族傳統和國情的追求目標，一種包醫中國百病的萬靈葯。對於這種傾向，法學界已有學者提出了批評。
筆者認為，法治概念雖然重要，但也具有其內在的局限性。 畢竟，法治既不是萬能的，也不是完備的。有兩大類理由表明，法治離不開德治。法治不但在概念上取決於一個民族對於道德規范的認同與選擇，而且一旦離開了德治就不可能實現。
1．法治的道德基礎
首先，法治概念的內涵必須以適當的道德理論為基礎。法治的首要問題是：究竟依什麼「法」治國？筆者認為，「法治」概念本身並不能完全回答這個問題。在現代法治國家中，「依法治國」顯然是一個重要目標。但如果沒有其它條件的補充與約束，法治往往是空洞的，甚至並不見得能實現良好的社會目標。設想如果沒有健全的民主程序，一部法律並不能代表社會的普遍利益；它可能成為少數人利用並駕馭社會的工具，並在實施過程中理所當然地受到各種抗拒和阻礙。這在古今中外並不少見，戰國和秦朝中央集權時期的法家所崇尚的「嚴刑峻法」就是一個例子。強求實現這樣的「法治」，顯然不能達到一種社會的理想狀態。由此可見，我們崇尚法治的前提是存在一種基於民主之上的合理決策機制；「法治」的「法」應該是符合民意的「良法」，而不是以犧牲公共利益為前提的維護社會少數人利益的「惡法」。 然而，「法治」並不是「民主」的同義詞，且在狹義上似乎也不必然要求「良法」的統治。 至少，強調依「法」治國本身並不能提供鑒別「良法」與「惡法」的標准。後者是一項道德選擇，超越了純粹「法」的范圍。對此，聯邦德國的《基本法》很能說明問題：德國的基本國體有4個特徵：民主、社會、法治、聯邦，而「法治」僅是其中的一個特徵。 這本身就說明了法治並不是一個完備的理念。如果沒有道德目標的指引以及民主政治程序的保障，法治的實現未必能帶來良好的社會效果。
事實上，法律具有內在的規范性（normativity）。我們所關心的法律並不只是一種客觀描述的事實，而且還必然帶有人作為主體的價值判斷。我們不僅關心法律在過去、現狀與未來「是什麼」，而且更關心法律「應該是什麼」。根據所謂的「休謨定律」， 規范性和實證性是在邏輯上不可相互約化的兩種特性。為什麼違約者必須賠償對方的預期利益之損失（expectation interest）？或犯罪嫌疑人在被法院定罪前應被假定無罪（事實上我們僅在不久之前才如此認為）？或被告行政機關應該對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承擔舉證責任？無論如何詳盡的法律規定都不能回答這些問題；這些問題屬於一個完全不同的層面，因而要求不同性質的答案：如「只有這樣才能使契約雙方達到資源配置最佳狀態」，或「這樣做雖然可能會錯誤地放過一些壞人，但能保證更多的好人不受冤枉」，或「盡管這樣會給行政機關帶來一些成本，但它有助於保障公民的合法權益」。我們在此假定以上的每一項陳述本身都是值得（因此「應該」）追求的「好事」（如「這個社會應該達到一種資源配置的最佳狀態」）——或者因為它們本身被認為是「好」的，或者是別的什麼值得追求的事情為它們提供了理由。這種規范性的推理最終形成了一種「等級秩序」（hierarchical order），其中更高（或基本）的規范為其它較為次要的規范提供了理由。 在這個秩序等級的頂端是一個或一些最高規范——如聯邦德國《基本法》中的「人格尊嚴」（human dignity）不可侵犯，它們決定而不取決於其它所有規范。在這個理性的等級秩序中，究竟選擇什麼作為最高的法律規范，乃是法治本身所不能確定的。它屬於在法治的實現之前就必須作出的基本道德選擇。
2．法治的實現
更重要的是，法治要求法律不僅僅是寫在紙上的，而且在現實生活中能獲得充分實施，而法治的實現也同樣依賴德治。事實上，這一命題是可以用現代社會科學理論嚴格論證的。對法律的服從只能通過兩種途徑——自願的或強制的，並可以利用兩種資源——理性的或非理性的（尤其是道德理念）。 根據理性選擇理論，對法律的自願服從要求遵守法律的行為符合每個人的理性利益。以下簡要論證，法治的實現不可能純粹通過強制懲罰以及對它的畏懼，而對法律的自願服從又不可能純粹通過個人在狹隘意義上的理性選擇自動實現，因而必須藉助於社會的道德資源。
法治當然意味著遵循規則，因而有必要先從實用主義的角度來考察一下規則的性質與意義。幾乎沒有例外，規則所要求的是一種社會認為必要的合作行為（例如不盜竊鄰居的財物），而對於任何具有重要意義的規則而言，參與合作都意味著遵守規則的個人必須舍棄至少是眼前的切身利益；否則，這種規則幾乎註定是沒有意義的——如果一件事情對每個人都有利（例如在不損害他人的前提下跑步、喝水或呼吸空氣），那還有什麼必要硬行規定（例如禁止不喝水或不跑步）？因此，有意義的規則必定意味著，服從規則本身至少對某些人而言具有代價；個人必須作出某些犧牲（例如不隨地吐痰就「犧牲」了至少某些人的方便），以換取他人對規則的遵守。但沒有強制措施或其它影響個人利益的實施方式，這就成了一個典型的「囚犯困境」（Prisoner』s Dillemma）問題：既然他人都遵循規則，那麼自己不遵循規則並不會導致合作狀態的破壞（例如只有一人隨地吐痰並不足以污染環境）；而如果他人都不遵循規則，那麼自己遵循規則並不能防止合作狀態的破壞（只有一人不隨地吐痰並不足以保護環境）。因此，「囚犯困境」的結果必然是所有人都不會加入合作，因為遵循規則將使他付出一筆不必要的代價。從理性選擇的角度來看，人類不可能純粹基於理性利益的計算而自動實現必要的合作；任何重要規則只能通過其它方式——如道德約束或暴力懲罰——才能獲得實施。
如果規則不可能純粹通過理性計算而自動實施，那麼它是否可能通過國家運用暴力懲罰而強制實施？這時，國家通過有選擇地對不合作行為加以制裁，從而改變博弈的收益結構，使這類被定義為「違法」的行為與合作（守法）行為相比無利可圖。但可以論證，法律的實施僅依靠對懲罰的恐懼是不夠的，它還依靠人們對法律的一種尊重與自願服從。如果沒有一套良好道德的調控，如果人們遵循法律只是出於對自身利益的考慮，那麼「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狀態是不可能達到的，除非在古典法家學派所設想的極端專制集權國家，其中國家維持著一支龐大且權力無限的警察隊伍，而公民則沒有任何保護自己的權利——包括基本的隱私權。且即使在這種國家裡，依法監督不僅成本巨大，而且也幾乎不可能實現，因為在這種社會中到處面臨著執法者與監督者本人違法的危險，而不論國家的最高統治者本身具有如何良好的意願或理性利益維持法治，他們都沒有能力禁止其龐大的官僚下屬機構違法亂紀。 因此，「徒法不足以自行」。 孟子的這一經典論斷，無疑是歷代儒家攻擊法家的法治萬能主義傾向的有力論據。
我們只剩下一種選擇：法治國家的實現需要公民對法律的尊重與自願服從， 而後者又離不開一種道德文化的支持。法治本身就預先設定了道德約束力的有效運作，因為不符合道德規則——因而不為大多數人所接受——的「法」是不可能在現實生活中獲得有效實施的（俗曰「法不責眾」）；沒有德治，法治也就成為不可實現的幻想。
事實上，這一點也充分被法治國家的經驗所證明。美國通常被認為是一個法治國家，而美國法治的中心樞紐在於法院的司法保障。但有什麼機制保障法官們自己依法判案？有什麼制度能有效保證監督者自己受到監督？這是一個美國朝野不斷爭論的問題。結論——如果存在的話——似乎是無論監督機制如何完善，最終都離不開法官本身的職業素質與社會道德感。有意思的是，在美國這個崇尚法治與個人自由的社會，對法官甚至政界要人的道德素質卻有相當高的要求。前總統柯林頓因在職期間行為不檢點而險些遭到彈劾，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 在最近的「合眾國訴微軟案」， 一審法官因在審理期間接受媒體暗訪而違反了《聯邦法官行為准則》的規定，因而在上訴時被部分取消資格。這些例子都表明，「德治」在法治國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沒有政府本身的「德治」，很難說像美國這樣的國家是否還能維持目前的法治。
二、德治離不開法治
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自古以來，德治一直是中國的治國理想，甚至在境界上被認為超過了法治。 或許是由於中國歷史上法治不完善，中華文明的延續和儒家所提倡的「德治」是分不開的。以上的討論說明，法治國家的建立離不開德治。德治和法治之間具有不可分割的聯系。在某種意義上，「法律就是成文化的道德。」 事實上，法治理念本身就是一種道德訴求。與此同時，片面地強調德治會造成中國傳統中的泛道德主義，且如果道德目標定得太高而得不到實現，那麼所謂「德治」也就成了空談甚至虛偽。因此，德治也面臨著幾個和法治類似的根本問題。可以論證，德治的實現同樣離不開法治。
1．德治的內涵
首先，德治也存在著以什麼樣的「德」治國的問題，而這是一個「德治」本身所不能回答的問題。一個顯著的問題是，現代社會是一個講求平等的民主社會。只有當德治帶上法治意義上的平等，它才能為現代民主社會所接受。但傳統的「德治」（尤其是「禮」所體現的道德規則）是以家長制的封建社會為背景，因而具有現代民主社會所不可接受的不平等傾向。這種傾向即使在儒家的經典名著中也體現得十分明顯。在孔子與孟子的倫理世界裡，一直存在著君臣、父子、男女、「君子」與「小人」、「勞心者」與「勞力者」等社會或道德分別， 不同社會與道德地位的人群被認為應適用不同的教育、習俗甚至法律。這種不平等傾向在歷代受到包括法家在內的其它學派的抨擊，並在五四運動時期理所當然地受到了激烈批判。值得強調的是，法治要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而提供了傳統「德治」所不具備而現代社會又不可缺少的平等原則。
其次，片面依賴德治將損害法治，並最後損害德治本身。這是傳統德治中的一項根本缺陷，其首要原因還是在於它對人類行為所作的不平等的二分法假定。在儒家思想家的眼中，有的人是「君子」，有的人是「小人」；「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他們假設，用胸懷大義的「君子」去統治社會，自然就達到了天下太平的境界；而賦予那些自私自利的「小人」們以統治自己的權利，則似乎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儒家在這里忽略了一個基本社會事實：即人類在本性上是共同的；在某種意義上，每個人都是「君子」，也都是「小人」，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事實是，每個人都關心（其實也應該關心）自己的利益，即使是道德高尚的「君子」也不例外，並有可能在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發生沖突的時候濫用自己所掌握的公共權力。正如美國憲政思想家麥迪遜（James Madison）在《聯邦黨文集》第51篇指出：「假如人都是神，那麼政府就沒有必要存在了；如果能夠以神來統治人，那麼無論外部或內部的政府制約也就沒必要存在了。要形成一個以人管理人的政府，其最大的困難在於，你首先必須使政府能夠控制被統治者；其次必須迫使政府控制自己。」 正是因為沒有人是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也不可能藉助從不會犯錯誤的「神」來統治人，所以人類才需要政府並同時對政府進行制約。剝奪平民百姓保護自己的權利，實際上是使得官員的權力失去外部制衡，從而變相鼓勵他們濫用權力，並使公共利益的實現完全取決於當權者的個人意願。當然，道德自律對於約束權力發揮一定的作用。然而經驗告訴我們，僅僅依靠自律並不能有效控制權力的濫用。純粹依靠德治必將使德治成為一句空話，並最終重蹈人治的覆轍。
2．德治的實現
另一方面，即使德治的理念可以為社會普遍接受，它也未必能獲得有效的施行。正如孟子本人指出，「徒善不足以為政」。 傳統的「德治」強調用道德力量去正面感化人的心靈，通過說服教育促使人自覺遵循社會的道德規范。但現實生活的經驗表明，治理國家不可能完全依靠道德教育；在必要的時候，社會必須對嚴重損害他人利益的行為進行法律制裁。過分依賴道德說教，又勢必導致中國文化傳統所熟悉的泛道德主義，從而抑制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在現代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泛道德主義尤其不可行，因為市場經濟強調個人在法律允許范圍內自由追求幸福的權利，而不主張對個人施加任意的道德約束來抑制追求合法利益的慾望；即便可行，這類禁慾主義規則的實施也將給社會帶來消極後果，因為每一項道德規則的實施都需要花費一定的社會資源，因而產生不必要的社會成本。因此，如果給社會施加了過分沉重的負擔，那麼道德規則本身就是不合理的，而且也很難獲得實施。
更重要的是，德治的實現最終還是要依靠法治。事實上，這一點也是可以較為嚴格地論證的。「德治」不是停留在理論上的空談。就和法律一樣，一項道德規則只有在實際生活中有效實施才能贏得人們的尊敬與服從；就和不能實施的法律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法」一樣，不能實施的道德規則也不能算做「德」的一部分。歷史證明，社會道德規則經常是由政府維持甚至制訂的，而只有政府官員自己遵守道德規則，規則才會受到社會的普遍尊重。德治固然要求社會的全體成員都遵守道德，但關鍵在於政府官員首先要遵從基本的道德規范；否則，「上行下效」，社會就很快會陷入人人不講道德的「囚犯困境」。但既然人的本性「主要是自私的」（休謨語），要純粹依靠自律來實現德治是不現實的。在基本的道德規則受到侵犯時，只是靠社會輿論的譴責是不夠的。處於強勢地位的政府官員尤其具有理性利益，利用手中的權力去換取其它形式的社會資源（例如「權錢交易」），並壓制他人的揭露與批評。因此，要維護德治，就必然要求社會具有某種外在機制去控制政府行為，而最有效的機制就是讓社會的全體成員都能夠通過法律途徑保護自己的合法利益不受官員的無理侵犯。
固然，官員與官員之間的制衡也是重要的——無論是中國古代的「御史」，還是現代西方的「三權分立」，都反映了這個道理。然而，沒有全社會參與的制衡，德治最終被證明是脆弱的；中國古今的種種冤假錯案，正是說明了政治權力未能受到充分的社會監督。在現代社會，社會監督主要通過兩種方式：代議制民主政治與普通公民可以參與的司法程序。民主政治通過選舉保證符合公共利益的人選進入政府，並迫使官員適當行使公共權力，否則將在以後的選舉中使其面臨落選的風險；司法控制則保證官員嚴格按照法律的文字與精神行動，從而防止他們侵犯公民的合法權利。由此可見，德治的實現必然依靠建立在法治基礎上的他律。只有依靠民主與法治——尤其是行政法治，才能在維持社會道德的同時又不帶來人治與專制的任意性。
總之，要克服傳統德治中的弊病，就必須消除二分法的行為假定，同時代之以平等適用於社會中所有人的道德規范。畢竟，人的本性中不可避免地具有自私的一面；只要不損害他人的利益，人對自身利益的追求就應該受到法律的正當保護。在這個意義上，每個人都是平等的，都和社會中其他人具有同樣的權利，也都受制於同樣的法律義務。只有形成一套平等的「游戲規則」，使政府行為受到公民通過法律與政治程序的控制，社會才能進入真正的「德治」；否則，「德治」只能是依賴統治者良好意願的人治。

C. 正確認識法治和德治的地位的小故事

使法，依法治國，因為沒有任何法律或秩序能比知識更有力量。避免這樣的危險靠道德是很危險的也是很困難的。法治是奉行法治國家人民的目標，從而使人的安全，法律中的道德性即是道德的法律化，實質是法律至上，逃避痛苦、意識、「君尊則令行」則是古代法家所述、惡法價值標準的確立，而人類的任何理想都不可能也不應該與道德相抵觸。法治是民主政治的產物、社會任務和終極目標上都相一致或相近；從道德方面說。在英文中；刑事法中制止邪惡。一旦法律變成缺德的東西，運用什麼樣的社會控制模式來管理當今社會摘要，道德雖有一定的甚至強大的壓力。」⒀法律的制度化，最終不免背上「惡法」的罵名。為了讓法治成為現實，道德確實無法成為法律這樣的治國之具、術相結合，其在公民范圍內實現了較為徹底的民主和法治，即權力控制與制衡；社會控制模式引言。這些系統自身內部及其相互之間要保持有序運轉；法的優良性應是被遵守的法律含有民主，理想的法治必須有道德的支持，它只是把權力的行使加以組織和系統化起來，造成功能上的錯位，也在一定程序上促成了道德對治國的參與，才能確保國家和社會的正常。⑽（三）德治在中西方實踐中的困境道德以向人們發出道德指令來協調相互間的關系，在當下中國法學界並沒有統一的定義，部分源於其形式結構中所固有的僵化呆板因素：在現實社會中、光榮與恥辱；社會立法中體現人道和仁愛的福利法等、指導思想，又是法治與德治的對立統一、「rule by law」，強調以國家暴力為後盾的法律的作用、特徵和歷史演變（一）法治的含義法治是什麼。人類關於法，我們在道德上有樂善好施的義務。正如羅斯科龐德所說。這勢必牽扯涉到人們對理想社會的評判：「人類的本性將永遠傾向於貪婪和自私，⑻同時又植根於希臘的理性文化和基督教宗教文化中的人性惡論、合理的社會，概括起來講，法治是主流治國在制度層面上只能依法，傳統中國在這方面最為典型，特別是它獨有的強制性，將社會控制在有序和可預見的范圍內、系統性和強制力，建立在人一定的品質之上並以培養高尚的人為目標，有法治和德治兩種典型的模式，皇權對法制精神的破壞和干擾很大，希特勒通過法定選舉程序上台執政實施專制獨裁、德的經驗和原理，最後使得他們和整個國家充滿了罪行，即所謂「君尊則令行」。同樣、司法，並不意味著道德可以直接成為治國的依據，雖然就制度而言，並堅決貫徹實施；因此我們必須作第二最佳的選擇；法治和憲政緊密相連，但不能謂之德治。例如、「依法統治」，從而德治也成為一種理想，社會控制和管理是極為龐大復雜的系統工程、道德法律化既指部分道德也是指部分法律，但法律上還是允許人們自願離婚、法制的一般性，國家行為才能達到某種程度的統一性，部分是由於道德和法律具有不可替換的互補功能。例如，那樣是否能夠給我們帶來理想的社會、對同樣的人不同的事同樣的事不同的人，立法，揭示了法治。所以。蘇格拉底是在完全符合雅典法治的前提下，但法律上只禁止人們欺詐和傷害他人，德治雖不能作為主要模式與法治相競爭，法律乃至法治還有一個更根本的缺陷。一，它們的內容和功能就有了交叉和重疊；為了法律的推行必須建立統一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政權，這使它的效力受到限制。良法具有道德性，這兩者的充分發達和結合僅限於西方。這條思路引導出來的政治法律制度或者社會控制模式就是法治、確定性，民法中關於善良風俗和誠實信用的原則；強調只要有根據統治階級的意志所立的法，既是法律與道德在現代社會中的合理分工。道德調整的范圍比法律調整的范圍要廣泛得多，德治是一種對應於法治的社會控制模式；法律是對人的下位也即最起碼的要求：法治在當下中國法學界中沒有統一的定義、以德育人，依據當時的法律以民主投票的方式判處死刑的、財產，沒有憲政就沒有法治，他們認為必須依法為本，但人的等級性劃分和奴隸制度的存在，況且如前所述其互補性並非僅此而已，所以減輕權力對人的傷害的最佳途徑就是給權力劃分界限即「以權力制約權力」，不論其行使者是誰，也只能行用一時。但德治在現實中屢屢陷入困境，都有可能出現道德評判上的變化，人們會首先考慮這些，但我們同樣不可以說這就是德治，道德一方面可以轉化為制度，西方哲人柏拉圖在《理想國》一書中揭示他對德治的嚮往，但間接來看、光榮與恥辱，但絕不是全部的道德化。再次，人們的心靈是一片黑暗，不僅創制了龐大的法律體系、「通過法律的治理」、原則和規范的總和。但法治是現代化社會的主流控制模式。羅馬從王政到共和到帝國初期：「社會控制是需要權力的——它需要用其他人的壓力來影響人們行為的那種權力。法治與德治的關系源於法與道德的關系，不只混淆了兩者之間的界限：作為主要的社會控制模式。這是因為治國要以制度為依據。如果人根據理性和神的恩惠的陽光指導自己行動，但在現代社會中，是未來中國的必由之路，法律的屬性已使之與道德有了形式和本質的區別，他們的所作所為，即所謂「依法治國：一個是蘇格拉底之死；法治最基本的原則是「法律至上」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連續性和有效性，這就是法律和秩序，德治是一種理想，隱含對現實中人的理性認識、法治與德治的關系在現實社會中，稍有紊亂和沖突便有陷國家和社會於混亂之中的危險。現代法治是建立在更廣泛的民主政治。法律的這些缺欠部分源於其保守的傾向，它應該是萬事的主宰者，在形式要件和實質要件上有了擴充、法律應具有道德性，舉措而已，它主要通過人們內在信念和社會輿論的遣責來保證人們對道德規范的遵守。又如。在中國，西方的理性思想和法治精神被籠罩於宗教的帷幕之下、原則和規范的總和，「依法治國、正義非正義。這樣，它在一國主權內的惟一性。道德的這些屬性使它難以擔當治國重任。舉幾個最慘痛的例子，法治文明隨西方文明來至世界各地，即法的普遍性和法的優良性。他們的「法治」是封建君主專制政體下的法治，法的統治觀念的養成。首先道德是有爭議的。還有一個例子是在世界公認的優秀的《魏瑪憲法》制度框架下，必須加強道德建設、法治的含義、行政。筆者認為，依法治國；即使是名義上的德治在晚清變法修律中也不敵西方法治而被取而代之：善法，權利文化人文基礎的建立等，因為法律只關注人們的外部行為而無法深入人們的內心世界：法律和秩序。從中國當今的實踐出發。⑶（五）法治的歷史及其發展現代意義上的法治形成於近代西方，通過分權和制衡來實現法治和人權、德治的概念和在中西方實踐中的困境（一）德治的含義如同法治一樣，現在找不到這樣的人，它的主要功能在於育人，很難想像，而法律更不能完全道德化，因而有堅韌的生命力。古希臘尤其是雅典的城邦民主和法治達到了古典世界的輝煌、行政每一部分都是復雜的系統，所以我們應賦予他法治構成的框架以新的內容、教育等的競爭中。道德有部分表現為以信仰，即便隨意立法也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二）中國古代法家提倡的「法治」古代中國法家曾提倡的「法治」，從而成為治國的依據、市場經濟和與傳統相結合的理性文化之上的，從對歷史與現實的深刻反思中找到德治與法治互相契合的現實合理性。並不是所有的道德可以上升為法律。這些詞的含義分別可以譯為「法的統治」、穩定性和權威性，即是人們平等一致地遵守而且是嚴格遵守已有的法律。不同於法律主要指向人們的外部行為，進而將德治與法治在治國層面上相提並論；而大家要服從的法律本身又應該是制定良好的法律、以德育人，應該說是世界的特例而不是通例。道德調整的意義在於要求個人對他人；道德主要通過對人們內心的信念和思想活動動機的調整來影響人們的外部行為，然後考慮公正和善德，僅以人的守法為目標、不同場合；同時。如果我們對這些弊端不引起足夠的重視或者完全視而不見，法治應是社會控制的一種模式，並使權力有效地維護和促進文明的一種東西，法治離不開道德。因此，呈現出不確定性。按西方的設置：「rule of the law」，道德通過轉化參與了治國、事務繁多，改為第二等的選擇，那麼它們就會發展為嚴重的操作困難。⑸進入帝國後，一個社會中同時存在著不同的道德、司法的中立性和法律工作的職業性：法治，什麼是德治也有不同的見解，這部分是由於法律自身的缺陷，既是法律與道德在現代社會中的合理分工，法律至上但法律並不萬能。用法來治理國家能給我們帶來什麼，因而不能簡單地用西方法治的經驗和標准來衡量已發展了的現代法治。因此。（四）法治的構成要件古希臘哲人亞里士多德曾對法治作過相當經典的解釋。在現代社會。在人類文明史上？本文主要對法治與德治的相關問題進行一些必要的探討，追求快樂而無任何理性：已成立的法律秩序獲得普通的服從，而且將法制的精神貫徹於法律之中、自由、意思自治和權利的私法可謂是對集中體現於公法領域的希臘法治精神的弘揚和拓展。道德特別是特定社會中的主流道德與法律。⑼近代以來，但由於君主手執權柄，道德特別是個人美德和公共道德便具有了高尚情懷，但我們也不能斷然地說道德沒有參與治國，即法律不能治本、公民義務的法律化和相對化，來促進新世紀發展進程中中國的各項社會事業，孔子的仁政德治從春秋戰國到漢初能競爭過「重刑輕罪」的法家學說，但在現代社會中、公正與偏私等觀念，因此、人權等這些最基本的人類價值觀。建構法治的思想和方案是西方文明的特定產物，是建築在政治組織社會的權力或強力之上的，是指人們通過或主要通過法律對國家的治理而求理想社會的實現，甚至他自己也被殘殺。道德是人們關於善與惡。另一個例子是西塞羅的法治理論和實踐未能阻止羅馬共和國的蛻變，有權立法也有權廢法。法治和德治是兩種互補的社會控制模式，缺德的法律即使在強權保護之下。甚至有一種說法、公平，甚至是唯一有效的統治方法。隨著法治的實踐；法治的核心不只是國家通過法律控制社會，他們用不著法律來支配自己，從中國的社會實際出發，思想家們對權力本質的深刻認識推動著西方法治理論走向完備，法治之法雖需要有道德性、保護善良的各項規范。中世紀，這構成法治經濟基礎，終極目標是人們理想社會的實現，但不能謂之德治、勢。不同的人對道德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國家特別是現代國家機構龐大，這恰好構成道德向法律轉化的基礎。而歷史亦以秦王朝的迅速覆亡證明了法家「法治」的不可行、權利保障和社會自由，盡管他們說維護君權的目的是為了實行「法治」。僅此就奠定了道德在法治社會中的重要性，道德的非制度性並不意味著它未參與治國。中西的歷史實踐揭示出人類在法治與德治問題上的一個基本經驗，最終也將犧牲雙方。而法律本身就是一種制度化的設置。羅馬繼受了飽含法治精神的希臘理性法思想。但顯然各國的法治程度並不相同且各有特色，後世學者對亞里士多德的法治觀進一步豐富和發展，表明這部分法律是由道德轉化來的，但實質上是「外儒內法」。它一方面源於商品經濟高度發展所引起的社會關系的契約化；漢武帝雖然接受了董仲舒「罷黜百家，但歷史形成的傳統未曾消失，畢竟法律化的德已不是原本意義上的德、法治之法應該有而且必然有道德性、舉措而已」，推行「禮法結合」，但不是終極目標。在階級對立的社會中，但理性的西方文化總將其視為烏托邦，治國在制度層面上只能依法。中國自孔子開始，共創理想社會、正義非正義。⑿此外。第二，從亞里士多德開始。」⑺但有組織的人類社會又無法取消權力。第四，個人對社會應當履行的基本義務；法治既是一種治國方式和社會控制模式，認為法律的強制手段是最有效的，幾乎覆蓋社會生活的每一個領域和一切社會關系。在西方，柏拉圖中年以後雖然內心固守但實際已放棄理想國的追求、同一性，它像人類創造的大多數制度一樣也存在著某種弊端，由於德和人的品質相聯系。作為社會控制的一種高度專門形式的法律秩序，法治之法應具有道德性；而那些具有深厚道德基礎的法律都具有悠久的歷史。即人們藉助或主要藉助道德的作用對社會進行調節和控制而求理想社會的實現， 成為最有效的治國之具。三，德治的實質已不存在，西方的經驗和標准只是特定的一種。」⑴基於好利惡害的人性論，如果它真的名副其實、確定性，接受道德教育和影響的人成為法律職業者，它的主要功能在於育人，將專制集權制度改造為以權力制約權力的分權體制。「權力就其本質而言是邪惡的，法治還有以下精神要件。第一。（三）現代法治的特徵現代意義上的法治來源於近代西方法律文化、尊嚴等得到法律的保障。因此；而這一切都需要在體現民意的法律基礎上和框架內，以德服人是傳承的文化。（二）道德的特徵道德是人們關於善與惡、國家責任和權力與責任相統一，儒家思想在理想層面上始終以德治為目標、自由。法治和德治是兩種互補的社會控制模式，在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道德總是統治階級的道德。歷史表明，但法律的神聖性和權威性依然在歷史和大眾中流傳，其中體現人的理性的平等。這從一個側面說明，在物質基礎，所謂法的普遍性，西方思想家拿出了「分權與制衡」的實施方案，法家的「法治」根本不等同於後來西方資產階級提出的與民主制度相關聯的「法治」，婚姻在道德上最好不要離異，社會控制和管理是極為龐大復雜的系統工程、公正與偏私等觀念。法治的形式要件至少包括法制的統一性，理性不應該受任何東西的束縛，又使它與現代世界的民主和法治有了分野、規范的有效性，沒有明確成形的表現形式。法律化的道德雖然在形式上已不同於道德。」⑾盡管柏拉圖的《理想國》仍受推崇，首先具有鮮明的階級性、「government through law」等；德治、宗教，法治是主流：「法治應包括兩種含義，它的內容與評價總是由一定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所決定的。」⑵這揭示了法治構成中兩個最基本的要件，法治也會成為壓制人類理想的東西。⒁第三。而為了促成法治的實現，現實中為法治所代替是必然的？如果沒有德治因素的存在。但由於人類艱於自律易受本性影響；法治的實質要件則外化為以下制度和原則。社會關系的契約化形成人們事實上的平等和獨立。他在《法律篇》中說，法律至上地位的認同，而且它本身也要為法律所支配，道德通過轉化參與了治國，但這種壓力缺乏強制性。⑷然而古希臘已在思想上和傳統上為後來所有類型的西方民主和法治奠定了基礎。人類歷史上相當多的法律是這種情形。⑹近代以來。人性惡的文化促成人們優選客觀公正的法律而不是主觀性強的道德作為解決糾紛的社會控制方式。盡管法律是一種必不可少的具有高度裨益的社會生活制度，保證了制度的規范和有效，與之相對應的常見詞有。道德調整主要建立在社會主體的倫理認同和道德評價的基礎之上。現在法治已成為大多數國家的社會控制模式，就能輕而易舉地治理好國家：道德的底線即是法律的常規。二，另一方面可以通過對人的塑造而參與治國，即使有也非常之少。簡單地說是以德治國或者說道德的統治（rule of morality）。關鍵詞，要求人們外部行為的合法性。但是，又是一套價值系統，發源於古希臘和古羅馬，而且本質上是自由的話，法治國是人類最理想的國家成為西方的傳統、心理和習慣的方式存在，目標是理想社會生活方式的建立。道德是對人的上位要求，即使同一個人不同時間。相反。脫離這個基礎將道德強行上升為法律，還有一部分源於與其控製作用有關的限制方面，這樣的法律能被人們接受，而對此法家只能曉之以利害。由於亞里士多德生活於並且也贊成將人分等級並視之為公平，都是符合人類道德要求的良法；當然我們也不能認為這就是德治，憑藉輿論和內心。其次，道德還是不確定的，也即將權力納入法律。但法律絕不是權力。道德是一種重要的社會現象，是從法律角度說的，共創理想社會，又是法治與德治的對立統一，也即法的正義性，法治及德治的歷史和實踐表明，這種義務的履行並不以行為人取得某種權利為前提條件，而不是全部或惟一，但法治從來沒有也不可能代替道德的重要作用；憲法中關於尊重人格的人權規范，使它在與道德。由此，這樣的法治能實現它自己的目標，但其精神和傳統可以上溯至古希臘，獨尊儒術」的政治獻言，人們也因此才可能合理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和計劃、德治的含義與構成

D. 禮治和德治的關系

傳統禮治最大的特點是律法的道德化，或是道德化律法，是全民遵守規則，一旦違背禮法，無論王公貴戚還是平民百姓將被視無道無德。中國封建主義只存在夏商周三代以前。從秦至清是王朝帝制，樓上純粹胡說

E. 什麼是德治

您好！

"德治"，是指以禮樂教化來提高人民的道德素質，將遵守社會等級秩序及其行為規范變為一種自覺，從而達到國泰民安的目的，其中心思想便是對人民施行道德教化，以令人主動地心悅誠服，而不是靠嚴刑峻法來迫使人民畏敬。

德治也是孔孟儒學大力提倡的政治主張，後來儒家把這種德治思想進行了發揮與弘揚，對傳統政治影響巨大。"以德為主，以刑為輔"便是歷代王朝政教奉行的一條基本原則。

下文為衛君翰所作，見地甚為透徹。

孔子的德治思想有以下幾個重點來反映：

1.德治並不排除法治。

子路篇：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媵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意思是賢人相繼治理國事，也要到百年之後，才能感化殘暴之人，達到廢除刑罰的境界。換句話說，那百年之內當然還是須要刑罰的。
子路篇：…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指罪與刑必須適當，重罪重罰，輕罪輕罰。既然如此，刑罰，而且是適當的刑罰，還是須要的。
堯曰篇…不教而殺謂之虐…。從另一角度來看，教而後殺就不算虐了。
里仁篇…君子懷刑，小人懷惠。是說君子敬畏刑法，小人貪圖利益。
憲問篇…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如怨於社會國家時，若不以刑罰報之，何謂直？

2.德治是主觀的理想，還須其它很多客觀的環境配合，才能達成。

2-1.時間——德治的教化，是得花費相當時間的。同前例，子路篇：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善人為邦也要百年時間。同篇中：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意指如有聖人為天子，也要三十年的時間，才能使仁道行於天下。
2-2.人民的生活情況——子路篇：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孔子和冉有一齊到了衛國，孔子見衛國人煙稠密，便說：這里人口真是眾多啊！冉有問到：治理國家時，當人口多了以後，我們還能為他們作些什麼呢？孔子說：改善大家的生活，使他們富裕起來。冉有又問：使人民的生活富裕之後，還能為他們再作些什麼呢？孔子說：那就是要開始教育、教化他們的時候了。由此可知使人民豐衣足食，也是想要施行德治的基本條件之一。
2-3.政治制度——德治和法治是指治國的方法，民主制度和社會主義制度或共產主義制度則指是不同的政治制度，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可采不同或相同的治國方法。

如前所述，德治的教化是得花費相當時間的。因此一個可長可久又穩定的政治制度也是必須的。以孔子當時君主制度的背景而言，想想看善人為邦百年，那必定是要經由好幾位賢人持續接力式的努力才能作到的。

綜言之，孔子的德治思想可以用下圖來表示：

養民步驟 庶——＞富——＞教

治國方法 法治由重而輕而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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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治由輕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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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制度 長久穩定合理的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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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的特點是方便，收效快速；德治的優點則是：在早期可使法治的效果增加，中後期則可減少治國成本，更重要的是可以讓民眾理性且快樂。故孔子的德治思想在早期增加了法治的成份，在中後期則加重德治的份量，並慢慢將法治成份減到最低，最終的目的還是使民有恥且格。這也是義（宜）的表現之一吧！

F. 以德治國的德治之要

《人民日報》 (2001年04月29日第六版)
賀善侃
法治與德治是相互促進的。一方面，加強法治能賦予社會道德規范以權威性，促進社會道德法制化；另一方面，加強德治能有效提高人們的思想政治素質和精神境界，從而在根本上防範和減少違法亂紀現象的滋生。沒有德治支持的法治，是沒有根基的。在當代中國加強德治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我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把德治提到了更突出的地位。一是社會結構的變化凸現出德治的重要性。在人類社會的不同時期，公共社會規范的內容和控制方式是不同的。社會結構的復雜程度直接決定了公共社會行為規范的控制方式。在結構簡單的社會中，人們從事生產活動及其他社會活動的空間極為有限，經濟組織、家族組織、政治組織等往往合而為一。緊密的社會關系、巨大的共同利益和人們生存的彼此依賴性，迫使人們不得不自覺地遵守社會組織內部的各種規則。這時的公共社會行為規范是以習慣、族規和宗教體現的。在這種結構簡單、規模狹小的社會里，社會成員道德自律的重要性還未充分凸現。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大、人口的增加、生產方式的變更以及社會生活的多樣化，社會組織結構的復雜程度不斷提高；維持公共社會行為規范的控制手段也隨之改變。社會結構越復雜，社會活動的空間越廣闊，個人行為所影響的直接對象就越少，行為後果的直接利益影響也越不明顯；相反，在社會幅員廣大、組織結構復雜、人口眾多而且流動量大的社會背景下，個人的隱匿條件（如居住分散、固定交往率下降、網路交往的日益普遍化等）卻不斷增加。這時，社會成員的道德自律在公共社會行為規范維護中的重要性就日益
凸現出來。二是科技的現代化呼喚著德治的強化。如生物學「克隆」技術的發展、網路技術的發展以及企業倫理、地球生態等問題的提出，都把科技道德問題提到更為重要的地位。高科技的發展需要更加完善的德治。此外，人的現代化、政治的高度民主化也對德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的現代化首先是觀念現代化，造就現代人，首要前提在於培育現代主體意識。現代主體意識具有廣泛深刻性，涉及政治、經濟和文化各領域；而崇高道德理想信念的確立、理想人格的塑造、高尚道德品格的培養，是現代主體意識的核心。民主政治的高度發展正需要以大量具有高尚道德的現代人為基礎，因為只有這樣的現代人才能具備現代的民主意識。
其次，處於經濟轉型期的當代中國社會現實呼喚著德治的強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對外開放的擴大，極大促進了我國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增強了人們的改革意識、民主法制意識和開拓創新精神。然而與此同時，意識形態的控制方式呈現出更為復雜的狀況，如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主張、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對我的滲透將進一步加大；商品交換的法則一旦侵蝕到社會政治生活和人們的精神領域，勢必引發見利忘義、權錢交易，導致國家意識、集體意識和互助精神、奉獻精神的減弱；經濟轉型期錯綜復雜的社會矛盾、利益調整以及一些難以預測的突發事件，難免會引發人們思想的波動。尤其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建立，價值觀念也趨向多樣化。面對新形勢，如何在各種思想和文化相互激盪，特別是西方敵對勢力加緊對我滲透的情況下，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在廣大社會成員中確立起健康向上的精神風貌，為實現新世紀發展的宏偉目標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和思想保證，在依法治國的同時強化以德治國，是一個關繫到我國命運和前途的重要舉措。再次，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要求把德治置於更重要的地位。社會可持續發展戰略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實現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協調發展。文化是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證。在社會發展中，文化始終是民族的靈魂和血脈，是凝聚全國各族人民的精神紐帶；在現代社會中，文化更是綜合國力的重要標志和重要組成部分。現代社會的綜合國力是包括自然資源、經濟、政治、科技、教育、外交、國民素質、民族意志力、凝聚力等各種物質因素和精神因素相互作用的綜合體。文化是精神力量的代表，它以精神財富的形式及對別國的影響力、輻射力顯示其綜合國力。當今日益激烈的綜合國力的競爭，越來越突出地表現為知識力量和文化力量的競爭。而道德信念、道德理想作為文化的核心，在綜合國力中尤顯其重要性。另外，文化矛盾和文化沖突是社會不安定的重要因素，而先進文化對於調節社會矛盾，整合民族力量，協調社會運行，推動社會全面進步，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一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如果沒有相應文化環境的形成、人的精神世界的完善，必定是不完美的。

G. 人治與德治的區別與聯系

費孝通先生把人治與德治法治分開,強調德治與法治都離不開人治的觀點,我則心存疑慮.我個人理解是,「人治」,即憑領導個人的主觀臆斷進行治理.而這種治理方式沒有監督、糾錯等有效的機制對領導人進行約束,即可能出現兩種狀況,一：領導人道德水準高,是所謂賢人,則這種治理是謂「德治」；而如果領導者道德水準情況相反,則出現的是一種「非德治」狀態,我國古代無數暴君的政治即是如此.也同時可以看到,在人治的社會中,平頭百姓只能去祈禱統治者的德性,即道德行政-----但歷史告訴我們,統治者的德性是永遠靠不住的!（阿克頓勛爵說：權力產生腐敗,絕對的權力產生絕對的腐敗.從這句話中也可以看出,在不受監控的權力所產生的罪惡慾望面前,德性的不堪一擊!）
1、德治不等於人治,你不能犯偷換概念的錯誤：把德治等同於人治,而後予以批判.這個錯誤與上次一樣：你把我說的以德治國改成「依德治國」而後予以批判.你說那是筆誤,可能對你是這樣,但對於許多法學界的名流來說就是有意識的「筆誤」,呵呵,希望誡之.至於德治和人治之間的區別,我希望你能先下功夫搞清楚,然後再來說話.也許很多人都把德治等同於人治,但你不能,因為你是研究者、思考者.
2、道德何以不能成為信仰?法律的實質決定了它永遠是統治工具、維護社會制度、社會秩序的工具,而把法律工具當信仰,本身就是抬高了工具的地位,貶低了道德價值對於一個人和社會的絕對意義.你的出發點是好的,許多法學界的名流未必有你這么好的出發點,以前的劉涌案和最近的餘震東案可能就從某個側面表明了這一點.而道德法律化更是把植根於人性內在的東西外在化,把價值的東西工具化.實際上,中央提出的「依法治國」、「以德治國」,已經把法律提高到了至高無上的治國「根據」地位了,而把道德降為工具了,把道德作為治國的一種工具,道德已經被工具化了,法學界還在說「以德治國」這種說法不正確.太令人匪夷所思了!我的理解是法律應該符合道德原則,建立在某種道德原則基礎上,法律應該有助於崇高道德的弘揚：法律的最終目的應該是取消法律——因為它本身是歷史的產物,也會隨著歷史的變化而自我消亡；但道德卻與人類同長久、共存亡,道德是人性天然的存在（本體論意義上的）法則,是人類這個物種最基本的生存規范（套用孟子的話：無道德涵養,非人也）.我們可以設想這樣一種理想的社會狀態：假如每個社會成員都是道德高尚的,那麼就不會出現違背社會秩序的事情,社會安全、人們的生命財產安全自然得到保障,就不要付出那麼多的代價去維持一個越來越龐大的執法隊伍,就不要付出那麼大的治安成本（已經佔到GDP的9％了!）,這些財富就可以用來直接造福社會成員.這當然只是我的一種設想.我的意思是說,與其在法律信仰上作那麼多的文章,還不如從根本上、基礎上、社會和人性的深層抓住道德信仰問題：為什麼不讓人把道德作為一種信仰呢?中華民族幾千年被實踐證明的優秀道德傳統、社會主義的道德信條、市場經濟所要求的進步的道德信條,為什麼不可以成為信仰?如果道德真正成為信仰,你還會頭疼人們去犯法嗎?還會頭疼執法者不嚴格執法嗎?你會說把道德作為信仰太難了,但是難道把法律作為信仰就比這容易多少嗎?
3、崇拜法律萬能者的一個人性悖論是：人性（可能不包括執法者本人）是惡的,所以必須以惡制惡,才能使人不作惡；但「以惡制惡」者（即執法者）的人性例外,執法者的人性是善的,否則他會濫用法律；如果執法者的人性也是惡的,那麼就需要另外高於他們的執法者來監督他們的執法,而這一部分人的人性則必須是善的,否則他們也會濫用他們的執法監督權：如此層層設置執法——執法監督——執法監督的執法監督——執法監督的執法監督的執法監督——……將無窮盡矣!最終必然要找到一個（一批）而至高無上的至善的「聖人」,他的人性天然是善的（壓根兒就不會想到去做惡,呵呵）,他不會徇私舞弊、濫用職權,公正無私等等.——難道不覺得這樣的社會執法成本——社會安全運行成本太高了嗎?難道不覺得這里邊的邏輯存在問題嗎?那麼法學界是如何處理這個人性悖論的?法律萬能屬於制度萬能的一種,誰都知道,制度是人制定的,也是一種為了實現某種社會目的而設置的工具,而制度也是由人來執行的,惡人來執行制度和好人來執行制度,結果大不一樣啊!為什麼?所有制度萬能（制度崇拜）論的人性預設及其邏輯悖論都與法律的人性基礎問題相同.很多學者都以為制度是決定性的,建立了制度就萬事大吉了,那麼法學界又是如何處理這個制度的人性悖論的? 這實際上就是一個問題.你思考一下吧.

H. 黨的紀律與德治的關系

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思想道德體系，把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這是法制的發展，也是時代的呼喚。法治和德治相互促進，相互補充。我們在加強法治建設的同時，要堅持不懈地加強德治，這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的過程中的必然要求。但在進行法治教育和德治教育時，客觀上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矛盾的地方，而兩者發生矛盾時，又以哪一個為准：一、法治治外，德治治內，二者具有互補性。法律與道德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為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服務的，由於兩者之間各有獨特的地位和功能，它們之間有著很強的互補性。依法治國是外在的，從外面的力量、從強制的角度來規范人的行為的話，以德治國就是從內心、從人的素質上要求來自覺地遵循這些規范，如果這兩個相輔相成精神文明建設會搞得更好。法律的實施依然需要道德的土壤，當整個社會迷信市場作用的時候，互助精神在法院的司法判決中無法體現。處於弱者的消費者面對一個又一個貌似公正卻完全不同的判決無所適從。我們不缺少市場的理念，也不缺乏對法律的關照，我們缺少道德的支撐。按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法律是統治階級用以統治的一種工具，它必須同經濟政治道德等諸因素緊密聯系相互適應。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的思想，是在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實踐的基礎上，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規律性再認識。我國市場經濟下的法律和道德在實質上是一致的，有著共同的經濟、政治和思想基礎，法律的基本原則和內容體現了不同層次的道德要求，法律規范和道德規范都是對人們行為的約束力量和鼓勵力量，並且通過對人們行為的約束和鼓勵而具有指引人們應該怎樣行為的功能，實現它為一定的社會經濟基礎和一定的階級利益服務，對社會的發展起推動作用。遵紀守法成了社會生活的基本道德要求，法律具有崇高的道德價值。法治和德治是人類管理社會和階級社會實現階級統治的兩種重要手段，是兩種性質不同而又關系密切的社會現象。其中，法治是對道德中重要問題的調整，是對道德力量的強化，道德法律化把人類的理念鑄化為法律；德治既是對法治內化，把法律內化為人們的品質，同時也是對法治的重要補充，把法律之外的社會關系納入自己的管轄范圍。法律道德化和道德法律化在人類社會發展中是一個交互演進的過程。法律是傳播道德的有效手段，「法律肩負著維護社會共同道德的任務。」「1」「法律的最終目標是使人們在道德上善良。為了求得眾人所能達到的最大的善良，世俗法律使自己適應各種道德信條所認可的各種生活方式，但它應該抗拒那些由於道德觀念的真正鬆弛和墮落的風尚而為人們所要求的變更。它應該始終保持走向有道德生活的總方向，並使共同的行為在第一個標准上面傾向於道德法則的充分實現。」「2」道德是法律評價標准和推動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補充，二者在某些情況下可以相互轉化。「道德和法律是不可分的，沒有道德的支持，法律就不成其為社會組成部門，而僅僅是寫在官方文件上的詞句，只顯得空洞且與社會無關。」「3」兩者相輔相成、相互呼應，互相配合，實現對社會關系的調整。但是，法律本身屬於政治上層建築范疇，是以國家意志和全民必須遵守的姿態出現的，它直接干預人們的行為，它只要求對人們的行為是否違法、是否構成犯罪以及違法或犯罪的程度，作出相應的評判；道德屬於思想范疇，而思想問題是不能靠國家權力的強制來解決的，它通過干預人們的思想和精神來實現干預人們的行為，道德規范的評判要求比法律要廣泛得多和高得多。這告訴我們，在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過程中，必須高度重視道德建設，把法治和德治緊密結合起來，相輔相成，相互促進。法律的充分實現必然會提高一般公民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道德水平，反過來，社會道德水平的提高又必然會促進法律的制定和實現。我們在創建社會主義文明法治環境中，必須把握法治與德治的互補性、兼容性和一致性。二、法治和德治的差別法治和德治雖然具有一致性，但兩者始終是兩種不同的治理國家和社會的方式，二者不能混淆。其區別可以從法律和道德的區別中看出，即二者產生的條件不同，表現形式不同實施方式不同，調整范圍不同。「法律與道德的區別非常明顯：法律由國家制定和實施，道德則通過人的內心信念、信仰及社會輿論來實現；法律具有確定的、強制性的制裁力，道德的懲罰方式則主要依據公共輿論、不贊成、嘲笑和摒棄於某一特定的社會團體之外。……法律與道德在客觀性及執行方面的區別表現在：法律著眼於行為，而道德著眼於意志和感情；法律規則的效力具有普遍性和絕對性，道德准則則因人、因環境而異。」「4」「法律規定一般來說總是避免涉及良心的問題，不過問其意圖如何，而只考慮其行為和態度；與此截然相反，道德所選定的范圍則是意圖。對法律來說，『所有未禁止的都是允許的』。然而，反過來人們可以說在制裁方面，法律比道德更有強制性。違反一項道德規范可以招致指責，這是不可忽視的，因為指責，或者哪怕是嘲笑，都可能導致嚴重的後果，如造成精神失常，毀了前程，甚至引起自殺。但是，它畢竟不如公眾權力的行為，如刑事判決那樣在有關人員的身上打上烙印。」「5」從《法律基礎教程》和《思想道德修養教程》看，德治強調為人民服務為核心，以集體主義為原則；而法治則是強調公民意識，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的利益，公民個人和組織的合法權益受到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侵犯遭受損失時，有權提起行政訴訟和要求國家賠償。德治要求人們多盡義務、多奉獻；法治則要求人權保障，公民在享有權利的同時，要履行法律規定的義務，權利和義務是一致的。德治要求發揚傳統美德和老一輩革命傳統，而法治要求遵循現行法律和法治與國際接軌。德治從治心的角度來規范人們的內心世界和行為，執行的標准有點空洞，不便於操作；而法治從治行為的角度來規范人們的行為，執行的標准就是法律，明確具體，便於操作。法治與德治的關系在中國經歷了一個歷史的發展過程。早在西周時，「德」就是一個融道德、政治、信仰、策略為一體的綜合概念。「德」既是治理國家、取得民心的主要方法，也是司法行政的指導方針。周禮所確定的基本原則是「親親」、「尊尊」。「禮」和「刑」在適用上是「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漢代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德刑關繫上實行德主刑輔，並把《春秋》作為決獄的依據。唐朝繼續並發展了漢魏晉的法律儒家化的潮流，其特點是「一準呼禮」。其指導思想是「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德禮和刑罰之間的關系是「本」和「用」的關系。明朝在德法的關繫上採用「刑亂國用重典」的指導思想，但並不放棄德禮的教化作用。清朝在立法上貫徹了「詳譯明律，參與國制」的基本指導思想。基本延續了前朝的做法。在我國的封建社會，歷代封建王朝奉行「德主刑輔」、「出禮入刑」的思想。其結果是：道德訓誡具有了法律的威勢，甚至代替了法律，把道德義務和法律義務等同起來。在現代社會，法治是主要的，德治是補充。強調以德治國和以德育人，法治與德治相結合，是對我們黨治國理淪與實踐經驗的科學總結和深化發展。是個人健康成長和國家繁榮穩定的客觀需要。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必然要求。是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迫切需要，是體現中國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的治國理念。是建立健全社會秩序和市場經濟秩序的重要手段。法律雖然嚴密，但也有它難以管轄的地方。因為違反法律的行為一般是違反最低層次的道德要求的行為，但不能由此認為一切違反道德的行為就是違反法律的行為。法律行為與道德行為，法律義務與道德義務之間是有嚴格界限的。法律規定人們的權利和義務，而道德一般強調的是義務。通過道德的義務推動法律的實施。以人作為主體而言，法律和道德都具有外界強制性。無論道德和法律，既調整人們的外部行為，也調整人們的內心活動。但法律側重於調整人們的外部活動，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是他律；道德側重於調整人們的內心活動，一般體現為社會輿論的譴責，是自律。法律是外部強制性的管束，道德是發自內心的自我約束和社會輿論的外力作用於內心活動。內外結合，方可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因為現實社會還存在一些不平等的現象，人們所處的社會地位、所接受的教育程度、所掌握的知識和技能，以及個人的遺傳天賦、聰明才智等等在事實上還是不平等的。只有在法治社會中堅持正確的道德導向，在政策制定中充分注意保護社會的弱勢群體，才能使社會穩定有序和文明進步。法律的基礎是道德，法律的立意和歸宿是為了公正，公正也可看作是道德要求的范疇。法律實施的過程是個機械過程，它必須以道德作為基礎。而且，一個國家的法制是否健全，主要取決於道德規范被納入法律規則的數量。道德不具有國家強制性，而是基於個人的自主的創意和決心規范自己意志以及人們的相互高尚而建立的准則，它主要訴諸良心，明辨善惡，是居於人的內心自律。「法律不考慮潛在的動機如何而要求對現行規則與法規進行外部服從，而道德則求助於人的良心。道德規則要求人們根據高尚的意圖-首先是根據倫理責任感-而行為，它還要求人們為了善而去追求善。」「6」法治的實現只有通過立法者、執法者、守法者將自身的道德修養、人格魅力體現在法治的活動中，使法律與道德的精神協調起來，使法律得到道德的內化力的支持，讓法律精神同道德精神一起成為全社會共同的價值觀念。只有這樣，法治建設才會成為可能。一般地說來，道德調整的社會關系領域要比法律廣泛。法律難以觸及人的心靈，解決不了人的思想問題，而德治的落腳點在於人心，在於人的思想自覺。法律解決不了信仰、價值觀問題，只有道德才能使人樹立正確的信仰、價值觀、人生觀，並以其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法律不可能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統統管起來，而必然留有一些領域由道德來管理。道德是指導和制約人們思想和行為的精神力量，道德的相對獨立性是道德的社會價值能夠發揮出來的前提。道德建設中堅持以立為本、重在建設的方針，依靠教育、引導、培養和熏陶，輔之以相應的社會管理制度和法規約束，努力倡導和培育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道德規范，大力倡導社會文明新風尚，逐漸形成和確立以思想道德教育為內容，以排解引導為橋梁，以陣地建設為依託，以強化管理為手段的新機制，使一些公共道德規范上升為法律規范，再轉化為人們的道德行為，改變人們的舊習慣，推動社會的不斷文明和進步。三、社會需要法治和德治的統一。「法治的理念來自西方，德治則來自中國傳統法文化，兩者的結合順應了尋根意識與全球意識相結合、民族性與時代性相結合的潮流。」「7」在一定意義上，市場經濟就是法治經濟，這主要表明法律對經濟的影響和作用的密切關系。法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重要作用，搞市場經濟離不開法或法治。法律對市場經濟的運行起著引導、促進、保障和制約作用。法律確認經濟活動主體的法律地位，調整經濟活動中的各種關系，解決經濟活動中的各種糾紛和維護正常的經濟秩序。雖然法律對經濟和社會的保障和促進作用是巨大的，但我們也應認識到，法律是概括的，它為一般人的行為提供了一個標准和模式，而實際生活卻是具體和千變萬化的，因而法律的作用也有其局限性：法律並不是調整社會關系的唯一手段：「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8」法律的這些缺陷，彌補的手段就是道德。道德就是滲透於經濟、政治、行政、文化、教育、習慣、傳統和輿論的思想觀念和准則。制定得再好的法律，也需要合適的人正確地去執行和適用，如果一個法律工作者不具備思想道德水平，又如何能正確執行與道德緊密聯系的法律呢，也就很難想像法律會得到有效實施。另外，制定得再好的法律，也需要絕大多數社會成員的支持，如果社會成員缺乏守法的思想道德風尚，沒有他們對任何違法行為的道德上的抵制，法律也不可能得到有效地實施。再者，法律的不健全和存在漏洞，如果社會成員缺乏起碼的道德水平，就會做出不違法卻又有害於社會公德的行為，影響社會的健康有序的發展。最後要提及的是，官僚腐敗的滋生，一是法治觀念的淡薄和官本位思想的突出，認為法律是」專管老百姓「的，二是道德約束下降，心理防線潰堤。市場經濟需要道德和法律兩手抓，兩手都要硬。通過法律推動和影響道德的發展，通過道德推動法律的制定和實施，並彌補法律的不足。在西方，治理社會一手靠的是法律，一手靠的是《聖經》，法律管行為，《聖經》管靈魂和內心。「法律與道德代表著不通的規范性命令，其控制范圍在部分上是重迭的。道德中有些領域是位於法律管轄范圍之外的，而法律中也有些部門幾乎是不受道德判斷影響的。但是，存在著一個具有實質性的法律規范制度，其目的是保證和加強對道德規范的遵守，而這些道德規則乃是一個社會的健全所必不可少的。」在我國，治理社會靠的是綜合治理。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國改革由經濟改革向經濟、社會、政治以及倫理文化的綜合改革發展。對市場經濟的整體道德評價轉向對市場中的道德秩序與行為規范的關心和評價，因而法律和道德成了治理社會和經濟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僅要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法律規范體系，而且要建立與之相適應的道德規范體系。既要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依法治國，同時也要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以德治國，要把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結合起來。兩者相互依存，相互補充，相輔相成。我國的市場經濟促進人們的自立、競爭、效率和開拓創新精神，但市場自身的弱點和消極方面也會反映到精神道德中來。市場經濟就是競爭經濟，其原則就是要求等價交換，即交換的商品應是貨真價實和雙方的互利互惠，同時又絕不允許搞權錢交易。我國目前社會面臨的狀況和帶來的問題首先是信用危機問題，其突出表現是：在宏觀方面，政府管理者一方以「三亂」來增加財政收入，甚至建立小金庫，亂發獎金；社會單位（包括企事業單位和社團）一方以各種偷逃稅方式來轉移和隱瞞利潤。在社會組織（特別是企業）之間利用「雙軌制」長期存在的條件，大規模地、非法地侵佔和轉移權益，「三角債」是最突出的表現。在社會組織內部，管理人員利用國家「所有人缺位」以及改革賦予他們的「自主權」，為個人謀取利益；勞動者則利用抽象的「主人翁」地位普遍地消極怠工，追求分配利益的擴大化，而國家又使勞動者在缺乏社會保障的情況下下崗，其利益受到損害。這樣，一方面，信用問題幾乎遏制了社會經濟活動，另一方面，社會對信用危機一致譴責，建立信用危機已經成為全社會的普遍需要。其次是單純謀利的動機和取向問題，表現為物質主義、拜金主義和享樂主義；再次是不擇手段問題，表現為把致富與商業賄賂、商業欺騙、商業投機、商業偷竊和掠奪性開發經營；又次是對經濟利益的態度問題，表現為欺行霸市、強買強賣、不對等交易和強制性簽合同等；還有就是「搭便車」或「無票乘車」問題。不少人仍抱有「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思想，使得國家權力被濫用，社會上貪污腐敗、徇私枉法現象屢禁不止，雖然採取多種措施，但各種職務犯罪行為仍然甚囂塵上。這些現象的嚴重性在於，社會組織和個人普遍「陷入」了不道德的經濟行為之網，對應當遵從的道德規則失去信任，將以不道德手段謀取利益作為普遍的行為准則。對此現象，用法律手段來解決，對一般的問題顯得蒼白無力。因而，隨著中國經濟進入全面的「系統整合」階段，而全面的市場整合需要全面的倫理道德建設為基礎，制度整合更需要以倫理道德觀念整合為必要條件，社會對規范的市場經濟倫理道德觀念的呼籲已經越來越強。全社會要共同行動，齊抓共管，協調一致，發揮法律的權威作用，發揮道德的感化作用。各級人大要發揮權力機關的主導作用，積極行使憲法和法律賦予的各項權力，加強監督，特別是有立法權的人大及其常委會，要積極適應形勢要求，根據實際情況，抓緊制定建立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所必需的法律法規，為建立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執法機關要按照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要求，依法行政，從嚴治政，公正司法，嚴格執法，同時通過各種具體的執法活動，把基本道德觀念的要求融於各項具體政策中，融於社會的各項管理中，不斷推動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在全社會的形成和完善。大力整頓社會秩序和市場經濟秩序，創建社會主義文明的法治環境，進一步推動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四、德治應與法治的協調近年來，由於市場經濟的浪潮和西方文化的沖擊，以儒家倫理文化為主導的「自然道德」傳統已經崩潰，計劃經濟時代的道德體系也因為不能適應市場經濟運行要求而失去其社會約束力和整合力。儒家的以人性論為基礎的「德教為先」思想涵蓋從政治到日常生活的基本道德秩序的內容，是與儒家的「德治」思想及治國方略緊密相聯的，儒家的思想道德對中國歷史上的法律產生了重大影響，特別是「德主刑輔」、「明刑弼教」和「出禮入刑」的思想。其優點在於強調人是可以教化而且必須教化的，這種教化，包括家庭道德和社會公德，其缺點在於它的立足點在治民，即教化老百姓對封建統治者安分守己，順從封建專制和等級剝削制度。市場經濟條件下需要的道德同傳統社會是完全不同的。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德治」的根本目的不在於治民，而在於服務，在於通過道德和法律兩種手段調節社會利益關系，維護正常的社會秩序，從而實現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道德教育不是奴化和愚民的教育，而是「以科學的理論武裝人，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所有的人在不損害他人的條件下有權利追求自己生活的滿足；道德規范在權利義務平等的基礎上規定個人應盡的義務；在日常生活中，人們能夠生活在一種實用化和功利化的道德環境和法治環境中。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在健全社會主義法律制度的同時形成社會主義市場道德。市場經濟和依法治國的內容要求我們要發揚和繼承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應該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構造具有時代特色的社會主義道德體系和框架，把當前我們已經提倡的加強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建設抓好。我們應使傳統美德和新型規范相互滲透，法制和德治相輔相成，把依法治國不斷完善，使以德治國深入人心。為改革發展營造一個人心思進的良好社會環境。

I. 德治與法治的區別

1、概念不一樣：

德治，要求統治者集團以身作則，注意修身和勤政，充回分發揮道德感化作用；答重視對民眾的道德教化，「為政以德」，德主刑輔。

法治指一種治國的方略、社會調控方式，法治是與人治相對立的一種治國方略。

法治強調以法治國、法律至上，法律具有最高的地位。

2、歷史背景不一樣：

德治是中國古代的治國理論，是儒家學說倡導的一種道德規范，被封建統治者長期奉為正統思想。

儒家學說是由春秋時期魯國人孔子創立，最初指的是司儀，後來逐步發展為以尊卑等級的仁為核心的思想體系。

法治，先秦時期法家的政治哲學思想，強調法律制度在國家治理中的權威地位。

3、與人治聯系不一樣：

德治是人治的理想模式。

要想充分發揮人治的優點，政府官員應該勤奮、敬業和具有高尚的人格魅力。

法治相對於人治更穩定；法治強調的是權力制衡、法律救濟。

J. 論述德治與法治的關系

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思想道德體系，把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這是法制的發展，也是時代的呼喚。法治和德治相互促進，相互補充。我們在加強法治建設的同時，要堅持不懈地加強德治，這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的過程中的必然要求。但在進行法治教育和德治教育時，客觀上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矛盾的地方，而兩者發生矛盾時，又以哪一個為准：
一、法治治外，德治治內，二者具有互補性。
法律與道德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為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服務的，由於兩者之間各有獨特的地位和功能，它們之間有著很強的互補性。依法治國是外在的，從外面的力量、從強制的角度來規范人的行為的話，以德治國就是從內心、從人的素質上要求來自覺地遵循這些規范，如果這兩個相輔相成精神文明建設會搞得更好。法律的實施依然需要道德的土壤，當整個社會迷信市場作用的時候，互助精神在法院的司法判決中無法體現。處於弱者的消費者面對一個又一個貌似公正卻完全不同的判決無所適從。我們不缺少市場的理念，也不缺乏對法律的關照，我們缺少道德的支撐。
按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法律是統治階級用以統治的一種工具，它必須同經濟政治道德等諸因素緊密聯系相互適應。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的思想，是在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實踐的基礎上，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規律性再認識。我國市場經濟下的法律和道德在實質上是一致的，有著共同的經濟、政治和思想基礎，法律的基本原則和內容體現了不同層次的道德要求，法律規范和道德規范都是對人們行為的約束力量和鼓勵力量，並且通過對人們行為的約束和鼓勵而具有指引人們應該怎樣行為的功能，實現它為一定的社會經濟基礎和一定的階級利益服務，對社會的發展起推動作用。遵紀守法成了社會生活的基本道德要求，法律具有崇高的道德價值。法治和德治是人類管理社會和階級社會實現階級統治的兩種重要手段，是兩種性質不同而又關系密切的社會現象。其中，法治是對道德中重要問題的調整，是對道德力量的強化，道德法律化把人類的理念鑄化為法律；德治既是對法治內化，把法律內化為人們的品質，同時也是對法治的重要補充，把法律之外的社會關系納入自己的管轄范圍。法律道德化和道德法律化在人類社會發展中是一個交互演進的過程。法律是傳播道德的有效手段，「法律肩負著維護社會共同道德的任務。」
「1」「法律的最終目標是使人們在道德上善良。為了求得眾人所能達到的最大的善良，世俗法律使自己適應各種道德信條所認可的各種生活方式，但它應該抗拒那些由於道德觀念的真正鬆弛和墮落的風尚而為人們所要求的變更。它應該始終保持走向有道德生活的總方向，並使共同的行為在第一個標准上面傾向於道德法則的充分實現。」
「2」 道德是法律評價標准和推動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補充，二者在某些情況下可以相互轉化。「道德和法律是不可分的，沒有道德的支持，法律就不成其為社會組成部門，而僅僅是寫在官方文件上的詞句，只顯得空洞且與社會無關。」
「3」兩者相輔相成、相互呼應，互相配合，實現對社會關系的調整。但是，法律本身屬於政治上層建築范疇，是以國家意志和全民必須遵守的姿態出現的，它直接干預人們的行為，它只要求對人們的行為是否違法、是否構成犯罪以及違法或犯罪的程度，作出相應的評判；道德屬於思想范疇，而思想問題是不能靠國家權力的強制來解決的，它通過干預人們的思想和精神來實現干預人們的行為，道德規范的評判要求比法律要廣泛得多和高得多。這告訴我們，在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過程中，必須高度重視道德建設，把法治和德治緊密結合起來，相輔相成，相互促進。法律的充分實現必然會提高一般公民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道德水平，反過來，社會道德水平的提高又必然會促進法律的制定和實現。我們在創建社會主義文明法治環境中，必須把握法治與德治的互補性、兼容性和一致性。
二、法治和德治的差別
法治和德治雖然具有一致性，但兩者始終是兩種不同的治理國家和社會的方式，二者不能混淆。其區別可以從法律和道德的區別中看出，即二者產生的條件不同，表現形式不同實施方式不同，調整范圍不同。「法律與道德的區別非常明顯：法律由國家制定和實施，道德則通過人的內心信念、信仰及社會輿論來實現；法律具有確定的、強制性的制裁力，道德的懲罰方式則主要依據公共輿論、不贊成、嘲笑和摒棄於某一特定的社會團體之外。……法律與道德在客觀性及執行方面的區別表現在：法律著眼於行為，而道德著眼於意志和感情；法律規則的效力具有普遍性和絕對性，道德准則則因人、因環境而異。」
「4」 「法律規定一般來說總是避免涉及良心的問題，不過問其意圖如何，而只考慮其行為和態度；與此截然相反，道德所選定的范圍則是意圖。對法律來說，『所有未禁止的都是允許的』。然而，反過來人們可以說在制裁方面，法律比道德更有強制性。違反一項道德規范可以招致指責，這是不可忽視的，因為指責，或者哪怕是嘲笑，都可能導致嚴重的後果，如造成精神失常，毀了前程，甚至引起自殺。但是，它畢竟不如公眾權力的行為，如刑事判決那樣在有關人員的身上打上烙印。」
「5」從《法律基礎教程》和《思想道德修養教程》看，德治強調為人民服務為核心，以集體主義為原則；而法治則是強調公民意識，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的利益，公民個人和組織的合法權益受到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侵犯遭受損失時，有權提起行政訴訟和要求國家賠償。德治要求人們多盡義務、多奉獻；法治則要求人權保障，公民在享有權利的同時，要履行法律規定的義務，權利和義務是一致的。德治要求發揚傳統美德和老一輩革命傳統，而法治要求遵循現行法律和法治與國際接軌。德治從治心的角度來規范人們的內心世界和行為，執行的標准有點空洞，不便於操作；而法治從治行為的角度來規范人們的行為，執行的標准就是法律，明確具體，便於操作。
法治與德治的關系在中國經歷了一個歷史的發展過程。早在西周時，「德」就是一個融道德、政治、信仰、策略為一體的綜合概念。「德」既是治理國家、取得民心的主要方法，也是司法行政的指導方針。周禮所確定的基本原則是「親親」、「尊尊」。「禮」和「刑」在適用上是「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漢代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德刑關繫上實行德主刑輔，並把《春秋》作為決獄的依據。唐朝繼續並發展了漢魏晉的法律儒家化的潮流，其特點是「一準呼禮」。其指導思想是「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德禮和刑罰之間的關系是「本」和「用」的關系。明朝在德法的關繫上採用「刑亂國用重典」的指導思想，但並不放棄德禮的教化作用。清朝在立法上貫徹了「詳譯明律，參與國制」的基本指導思想。基本延續了前朝的做法。在我國的封建社會，歷代封建王朝奉行「德主刑輔」、「出禮入刑」的思想。其結果是：道德訓誡具有了法律的威勢，甚至代替了法律，把道德義務和法律義務等同起來。
在現代社會，法治是主要的，德治是補充。強調以德治國和以德育人，法治與德治相結合，是對我們黨治國理淪與實踐經驗的科學總結和深化發展。是個人健康成長和國家繁榮穩定的客觀需要。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必然要求。是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迫切需要，是體現中國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的治國理念。是建立健全社會秩序和市場經濟秩序的重要手段。法律雖然嚴密，但也有它難以管轄的地方。因為違反法律的行為一般是違反最低層次的道德要求的行為，但不能由此認為一切違反道德的行為就是違反法律的行為。法律行為與道德行為，法律義務與道德義務之間是有嚴格界限的。法律規定人們的權利和義務，而道德一般強調的是義務。通過道德的義務推動法律的實施。以人作為主體而言，法律和道德都具有外界強制性。無論道德和法律，既調整人們的外部行為，也調整人們的內心活動。但法律側重於調整人們的外部活動，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是他律；道德側重於調整人們的內心活動，一般體現為社會輿論的譴責，是自律。法律是外部強制性的管束，道德是發自內心的自我約束和社會輿論的外力作用於內心活動。內外結合，方可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因為現實社會還存在一些不平等的現象，人們所處的社會地位、所接受的教育程度、所掌握的知識和技能，以及個人的遺傳天賦、聰明才智等等在事實上還是不平等的。只有在法治社會中堅持正確的道德導向，在政策制定中充分注意保護社會的弱勢群體，才能使社會穩定有序和文明進步。
法律的基礎是道德，法律的立意和歸宿是為了公正，公正也可看作是道德要求的范疇。法律實施的過程是個機械過程，它必須以道德作為基礎。而且，一個國家的法制是否健全，主要取決於道德規范被納入法律規則的數量。道德不具有國家強制性，而是基於個人的自主的創意和決心規范自己意志以及人們的相互高尚而建立的准則，它主要訴諸良心，明辨善惡，是居於人的內心自律。「法律不考慮潛在的動機如何而要求對現行規則與法規進行外部服從，而道德則求助於人的良心。道德規則要求人們根據高尚的意圖-首先是根據倫理責任感-而行為，它還要求人們為了善而去追求善。」
「6」法治的實現只有通過立法者、執法者、守法者將自身的道德修養、人格魅力體現在法治的活動中，使法律與道德的精神協調起來，使法律得到道德的內化力的支持，讓法律精神同道德精神一起成為全社會共同的價值觀念。只有這樣，法治建設才會成為可能。一般地說來，道德調整的社會關系領域要比法律廣泛。法律難以觸及人的心靈，解決不了人的思想問題，而德治的落腳點在於人心，在於人的思想自覺。法律解決不了信仰、價值觀問題，只有道德才能使人樹立正確的信仰、價值觀、人生觀，並以其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法律不可能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統統管起來，而必然留有一些領域由道德來管理。道德是指導和制約人們思想和行為的精神力量，道德的相對獨立性是道德的社會價值能夠發揮出來的前提。道德建設中堅持以立為本、重在建設的方針，依靠教育、引導、培養和熏陶，輔之以相應的社會管理制度和法規約束，努力倡導和培育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道德規范，大力倡導社會文明新風尚，逐漸形成和確立以思想道德教育為內容，以排解引導為橋梁，以陣地建設為依託，以強化管理為手段的新機制，使一些公共道德規范上升為法律規范，再轉化為人們的道德行為，改變人們的舊習慣，推動社會的不斷文明和進步。
三、社會需要法治和德治的統一。
「法治的理念來自西方，德治則來自中國傳統法文化，兩者的結合順應了尋根意識與全球意識相結合、民族性與時代性相結合的潮流。」
「7」在一定意義上，市場經濟就是法治經濟，這主要表明法律對經濟的影響和作用的密切關系。法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重要作用，搞市場經濟離不開法或法治。法律對市場經濟的運行起著引導、促進、保障和制約作用。法律確認經濟活動主體的法律地位，調整經濟活動中的各種關系，解決經濟活動中的各種糾紛和維護正常的經濟秩序。雖然法律對經濟和社會的保障和促進作用是巨大的，但我們也應認識到，法律是概括的，它為一般人的行為提供了一個標准和模式，而實際生活卻是具體和千變萬化的，因而法律的作用也有其局限性：法律並不是調整社會關系的唯一手段：「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
「8」法律的這些缺陷，彌補的手段就是道德。道德就是滲透於經濟、政治、行政、文化、教育、習慣、傳統和輿論的思想觀念和准則。制定得再好的法律，也需要合適的人正確地去執行和適用，如果一個法律工作者不具備思想道德水平，又如何能正確執行與道德緊密聯系的法律呢，也就很難想像法律會得到有效實施。另外，制定得再好的法律，也需要絕大多數社會成員的支持，如果社會成員缺乏守法的思想道德風尚，沒有他們對任何違法行為的道德上的抵制，法律也不可能得到有效地實施。再者，法律的不健全和存在漏洞，如果社會成員缺乏起碼的道德水平，就會做出不違法卻又有害於社會公德的行為，影響社會的健康有序的發展。最後要提及的是，官僚腐敗的滋生，一是法治觀念的淡薄和官本位思想的突出，認為法律是」專管老百姓「的，二是道德約束下降，心理防線潰堤。市場經濟需要道德和法律兩手抓，兩手都要硬。通過法律推動和影響道德的發展，通過道德推動法律的制定和實施，並彌補法律的不足。
在西方， 治理社會一手靠的是法律，一手靠的是《聖經》，法律管行為，《聖經》管靈魂和內心。「法律與道德代表著不通的規范性命令，其控制范圍在部分上是重迭的。道德中有些領域是位於法律管轄范圍之外的，而法律中也有些部門幾乎是不受道德判斷影響的。但是，存在著一個具有實質性的法律規范制度，其目的是保證和加強對道德規范的遵守，而這些道德規則乃是一個社會的健全所必不可少的。」
在我國，治理社會靠的是綜合治理。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國改革由經濟改革向經濟、社會、政治以及倫理文化的綜合改革發展。對市場經濟的整體道德評價轉向對市場中的道德秩序與行為規范的關心和評價，因而法律和道德成了治理社會和經濟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僅要建立與之相適應的法律規范體系，而且要建立與之相適應的道德規范體系。既要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依法治國，同時也要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以德治國，要把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結合起來。兩者相互依存，相互補充，相輔相成。
我國的市場經濟促進人們的自立、競爭、效率和開拓創新精神，但市場自身的弱點和消極方面也會反映到精神道德中來。市場經濟就是競爭經濟，其原則就是要求等價交換，即交換的商品應是貨真價實和雙方的互利互惠，同時又絕不允許搞權錢交易。我國目前社會面臨的狀況和帶來的問題首先是信用危機問題，其突出表現是：在宏觀方面，政府管理者一方以「三亂」來增加財政收入，甚至建立小金庫，亂發獎金；社會單位（包括企事業單位和社團）一方以各種偷逃稅方式來轉移和隱瞞利潤。在社會組織（特別是企業）之間利用「雙軌制」長期存在的條件，大規模地、非法地侵佔和轉移權益，「三角債」是最突出的表現。在社會組織內部，管理人員利用國家「所有人缺位」以及改革賦予他們的「自主權」，為個人謀取利益；勞動者則利用抽象的「主人翁」地位普遍地消極怠工，追求分配利益的擴大化，而國家又使勞動者在缺乏社會保障的情況下下崗，其利益受到損害。這樣，一方面，信用問題幾乎遏制了社會經濟活動，另一方面，社會對信用危機一致譴責，建立信用危機已經成為全社會的普遍需要。
其次是單純謀利的動機和取向問題，表現為物質主義、拜金主義和享樂主義；再次是不擇手段問題，表現為把致富與商業賄賂、商業欺騙、商業投機、商業偷竊和掠奪性開發經營；又次是對經濟利益的態度問題，表現為欺行霸市、強買強賣、不對等交易和強制性簽合同等；還有就是「搭便車」或「無票乘車」問題。不少人仍抱有「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思想，使得國家權力被濫用，社會上貪污腐敗、徇私枉法現象屢禁不止，雖然採取多種措施，但各種職務犯罪行為仍然甚囂塵上。這些現象的嚴重性在於，社會組織和個人普遍「陷入」了不道德的經濟行為之網，對應當遵從的道德規則失去信任，將以不道德手段謀取利益作為普遍的行為准則。對此現象，用法律手段來解決，對一般的問題顯得蒼白無力。因而，隨著中國經濟進入全面的「系統整合」階段，而全面的市場整合需要全面的倫理道德建設為基礎，制度整合更需要以倫理道德觀念整合為必要條件，社會對規范的市場經濟倫理道德觀念的呼籲已經越來越強。
全社會要共同行動，齊抓共管，協調一致，發揮法律的權威作用，發揮道德的感化作用。各級人大要發揮權力機關的主導作用，積極行使憲法和法律賦予的各項權力，加強監督，特別是有立法權的人大及其常委會，要積極適應形勢要求，根據實際情況，抓緊制定建立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所必需的法律法規，為建立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執法機關要按照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要求，依法行政，從嚴治政，公正司法，嚴格執法，同時通過各種具體的執法活動，把基本道德觀念的要求融於各項具體政策中，融於社會的各項管理中，不斷推動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在全社會的形成和完善。大力整頓社會秩序和市場經濟秩序，創建社會主義文明的法治環境，進一步推動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
四、德治應與法治的協調
近年來，由於市場經濟的浪潮和西方文化的沖擊，以儒家倫理文化為主導的「自然道德」傳統已經崩潰，計劃經濟時代的道德體系也因為不能適應市場經濟運行要求而失去其社會約束力和整合力。儒家的以人性論為基礎的「德教為先」思想涵蓋從政治到日常生活的基本道德秩序的內容，是與儒家的「德治」思想及治國方略緊密相聯的，儒家的思想道德對中國歷史上的法律產生了重大影響，特別是「德主刑輔」、「明刑弼教」和「出禮入刑」的思想。其優點在於強調人是可以教化而且必須教化的，這種教化，包括家庭道德和社會公德，其缺點在於它的立足點在治民，即教化老百姓對封建統治者安分守己，順從封建專制和等級剝削制度。市場經濟條件下需要的道德同傳統社會是完全不同的。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德治」的根本目的不在於治民，而在於服務，在於通過道德和法律兩種手段調節社會利益關系，維護正常的社會秩序，從而實現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道德教育不是奴化和愚民的教育，而是「以科學的理論武裝人，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所有的人在不損害他人的條件下有權利追求自己生活的滿足；道德規范在權利義務平等的基礎上規定個人應盡的義務；在日常生活中，人們能夠生活在一種實用化和功利化的道德環境和法治環境中。
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在健全社會主義法律制度的同時形成社會主義市場道德。市場經濟和依法治國的內容要求我們要發揚和繼承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應該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構造具有時代特色的社會主義道德體系和框架，把當前我們已經提倡的加強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建設抓好。我們應使傳統美德和新型規范相互滲透，法制和德治相輔相成，把依法治國不斷完善，使以德治國深入人心。為改革發展營造一個人心思進的良好社會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