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論法治

❶ 孔子關於依法治國的名言註明出處

我荒廢了時間，時間便把我荒廢了。 —— 莎士比亞

❷ 孔子為什麼反對"法治

文化中國-中國網 cul.china.com.cn時間： 2012-06-08 16:52責任編輯: 任子鵬

孔子（前551年9月28日<農歷八月廿七>--前479年4月11日<農歷二月十一>），字仲尼，排行老二，漢族人，春秋時期魯國人。孔子是我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學派創始人，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名人之一。他編撰了我國第一部編年體史書《春秋》。據有關記載，孔子出生於魯國陬邑昌平鄉（今山東省曲阜市東南的南辛鎮魯源村）；孔子逝世時，享年73歲，葬於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孔子的言行思想主要載於語錄體散文集《論語》及先秦和秦漢保存下的《史記·孔子世家》。
在中國法律演進史的初期，曾發生過一場著名的且至今仍不乏現實意義的「大討論」：是否需要把法律公之於眾。率先提倡法律公開，並把這個理念付諸實踐的著名人物是鄭國的子產；23年之後，晉國的趙鞅等人又有同樣的舉動。孔子則提出了嚴厲的批評。子產、趙鞅要把刑法鑄在銅鼎上，讓公眾知曉，叔向、孔子則明確反對「鑄刑鼎」，這就是爭論雙方的基本觀點。
在2500年後的今天，我們都知道，法律公開是一個基本的法治原則。為什麼在中國法律史的源頭，一個小國的政治實踐者(子產)就提出了如此「先進」的法治理念？為什麼孔子反而要拒斥這種「先進」的法律措施？有一些教科書把孔子反對「鑄刑鼎」的原因，簡單地歸結為「思想落後、保守，代表了奴隸主階級的利益」，這顯然不足以說明問題的症結，既低估了孔子的人格，也無助於同情地、語境化地理解孔子的思想傾向。
按照《左傳》的記載，子產是春秋時期鄭國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鄭國的政治舞台上享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據說，即使在個人生活中，子產也足以為人楷模。譬如，他遵循各種禮儀，過著具有德性的日常生活，因而獲得了孔子的高度贊賞。但是，作為政治人物，子產心中還有一個致命的隱憂，那就是鄭國的生存危機。在相互傾扎的列國環境里，鄭國雖然歷史悠久，文化古老，卻地域狹小，實力不足，始終處於強大的鄰邦楚國與秦國的威脅之下，危如累卵。身為鄭國政界的中流砥柱，子產的第一要務就是要保障鄭國的生存權。然而，當時的鄭國與其他國家一樣，都處於禮崩樂壞的大潮中：上層的肉食者們相互謀殺，離心離德，沖突不斷；下層民眾也就像一群無頭蒼蠅，漫無目標，一片混亂。在這樣的國內形勢下，鄭國的國力日漸衰敗，社會生產力急劇下降。為了扭轉這種趨勢，子產出台了多項政治改革措施，其中之一就是「鑄刑書」：把法律刻在銅鼎上，讓法律向所有人公開。根本的目標就在於以統一的法律來重建基本的社會生活秩序，實現由亂而治的轉向。
獲悉子產推行的這項改革措施之後，晉國政治家叔向很快就派人送來一封信，他在信中指責子產並認為：古代的聖王不制定刑事法典，主要是害怕民眾滋生訟爭之心；民眾若有訟爭之心，必然拋棄傳統的禮義，紛紛引征刑法文本；為了毫末之利，必將爭執不休。這恐怕不是國家長久之徵兆。面對叔向的批評，子產在回信中寫道：「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這就是說，我的才能很有限，不能為子孫後*慮，我惟一能做的就是拯救當下的危局。
沒想到在23年之後，晉國的趙鞅等人又要「鑄刑鼎」，這就引起了孔子的抗議。雖然史書上並沒有記載孔子對子產的批評，但在《左傳》的「昭公六年」與「昭公二十九年」中，分別記載了叔向對鄭國子產「鑄刑書」的批評以及孔子對晉國趙鞅等人籌劃「鑄刑鼎」的批評。把這兩個相去不遠的歷史事件結合起來，我們可以看到那個時代關於是否「鑄刑鼎」的兩種針鋒相對的觀點：子產、趙鞅主張制定並公布法律，叔向（叔向，姬姓，羊舌氏，名肸，字叔向。春秋後期晉國賢臣，公族大夫，是歷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孔子反對制定並公布法律。
為什麼孔子反對制定並公布法律？孔子提出這樣的觀點，是堅信自己的「職業倫理」的必然結果。我們也可以說，孔子在恪守「以倫理為業」，這才是孔子的命根子。孔子對於貴族的倫理先鋒隊的信心，強調「倫理先鋒隊」對民眾的領導，類似於真正的政治家對於政治的信心，真正的學者對於學術的信心，真正的宗教信徒對於宗教教義的信心。在一定程度上說，孔子的角色類似於一個佈道的宗教領袖。與之對立的子產身處廟堂之高，耳聞目睹的盡是禮崩樂壞的現實，對於當時的「貴族先鋒隊」早已失去了信心；無可奈何之下，只好另闢蹊徑，把建立政治秩序的希望寄託在超越於貴族與民眾之上的法律。這就是雙方各自的長處與局限。
是否「鑄刑書」、「鑄刑鼎」，表面上看是一個單純的法律問題，深層卻體現了早期法家與早期儒家關於法律、關於國家治理的不同立場。同時，在這個問題的背後，實際上是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的對峙，政治家倫理與思想家倫理的分野。如果說子產的選擇，反映了現實主義的、政治家倫理的思維方式，那麼孔子的態度，則體現了理想主義的、思想家倫理的思維方式。

❸ 儒家思想對中國古代法制的影響

儒家思想對中國古代法制的影響是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和「禮」，即「仁者愛人」和「克
己復禮」，仁禮之道具體派生出家族主義，而家族又是中國法律所著重維護的秩序。

1、「仁」對我國古代法制的作用

孔子的「仁」，貫徹給我們最重要的就是一個「恕」字。

我國古代歷代王君也正是意識到了仁義和寬恕的貢獻，才使得當時的法制不斷從野蠻走向文明，西周的「有德」就是得民心，針對商紂王亂刑無辜，周朝的法制思想轉變為「明德慎罰」以達到保護臣民的目的。

歷史的見證無不體現了儒家思想的仁義道德對中國法制發展的巨大貢獻，這里的仁德思想與我們當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中所貫徹的以人為本理念也是一脈相承的，真正做到以史為鑒，才能更好的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2.「禮」對我國古代法制的作用

「禮」亦是孔子的儒家學說中極為重要的思想。

義在其中，義體現為禮，禮是人內心的義的具體實現形式。一方面，禮是統治者根據人民面臨的實際生活狀況也就是「中」的原則制定出來的，因此，禮就是「中」的哲學思想的體現。另一方面，禮，尤其是周禮，是長期以來逐漸形成的，被證明是非常有效的。

在中國法律漫長的歷史發展中，「法」的內涵不斷豐富 ，而且許多「禮」的內容也逐漸融入其中。西周時期， 周公制禮， 呂侯制刑， 禮與刑成為當時兩大部門法。禮是調整行政、經濟、軍事、民事、訴訟各方面的綜合大法， 刑是定罪量刑的法律。

(3)孔子論法治擴展閱讀

儒家文化思想的核心內容

儒家思想也稱為儒教或儒學，由孔子創立，最初指的是司儀，後來逐步發展為以尊卑等級的仁為核心的思想體系，儒家的學說簡稱儒學，是中國影響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國古代的主流意識。儒家學派對中國，東亞乃至全世界都產生過深遠的影響。

1、儒家基本上堅持「親親」、「尊尊」的立法原則，維護「禮治」，提倡「德治」，重視「人治」。儒家思想對封建社會的影響很大，被封建統治者長期奉為正統思想。

2、儒家的「禮治」主義的根本含義為「異」，即使貴賤、尊卑、長幼各有其特殊的行為規范。只有貴賤、尊卑、長幼、親疏各有其禮，才能達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的理想社會。

國家的治亂，取決於等級秩序的穩定與否。儒家的「禮」也是一種法的形式。它是以維護宗法等級制為核心，如違反了「禮」的規范，就要受到「刑」的懲罰。

3、儒家的「德治」主義就是主張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認為，無論人性善惡，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這種教化方式，是一種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恥辱而無姦邪之心。這是最徹底、根本和積極的辦法，斷非法律制裁所能辦到。

4、儒家的「人治」主義，就是重視人的特殊化，重視人可能的道德發展，重視人的同情心，把人當作可以變化並可以有很復雜的選擇主動性和有倫理天性的「人」來管理統治的思想。

❹ 歷史上法治論者與人治論者的主要分歧是什麼

前者來注重法制
後者強調人自製
二者的主要分歧就在於強調誰發揮的作用更大

人治，是掌權者個人意志高於法律。國家一切大事的處理由少數人或個人按自己的主觀意志來決定。實行人治時，盡管有法，但掌權者個人可以一言立法，一言廢法。（比如斯大林等人）

中國有著人治的傳統，孔子的「為政在人」、「其人在，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在歷代封建思想家和統治者有重要影響。（孔子是人治論者的老祖宗，「批林批孔」已成歷史，但是要法治，必須批孔。）

人治論者，提倡聖君賢人、道德教化（這就是為什麼有的人要拜倒在「領袖」腳下的原因）；法治論者，強調依法治國（這就是為什麼有的人要介紹西歐民主政治的原因）。

人治論者，主張因人而異（因人的等級差異而不同對待），對人民行為作具體指導；法治論者，強調對事不對人。（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

人治論者，推崇個人權威，維護專制體制；法治論者，弘揚民主，保障共和體制。

人治論者，信奉個人權威至上；法治論者，強調法律之上。

❺ 論法治和人治的區別

來法治是人類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源是現代社會的一個基本框架。大到國家的政體，小到個人的言行，都需要在法治的框架中運行。對於現代中國，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才是真正的法治。
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才是真正的依法；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進，才是真正的法治。無論是經濟改革還是政治改革，法治都可謂先行者，對於法治的重要性，可說怎麼強調都不為過。
人治，法治的對立概念。指依靠個人意志的作用來管理政權實行政治統治。是依靠統治者個人的權威治理國家的一種政治主張。在中國，人治思想源於儒家文化。如孔子認為「為政在人」、「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在西方，古希臘思想家柏拉圖曾提出哲人治國論，主張建立哲學王統治，這也屬於人治的一種政治思想。

❻ 古代關於法制與道德的論述

法制與德制，是歷代統治者穩固其統治的兩大核心手段。一般而言，德制講究以倫理勸導實施統治。法制重在政治事功。但這兩種思想在漢代時即彼此糅雜，形成了互補的統治術。宣帝曾多用刑吏，當太子（元帝）向他建議多用儒士時，他的回答是：「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說明漢代統治者就已經自覺地把儒法結合起來實施統治了。給封建統治者披上一層仁德的外衣，內法，則為統治者的專制統治提供了堅強的的後盾。依儒家學說，天地君親，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倫理制約，但這種倫理約束，尚不具備法律的強制性，於是又生出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三綱」，在禮教之上，雖以明顯的等級約束，進而出現「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封建律條。倫理的法制化，將一切封建禮教以法律的形式規定下來。觸犯禮教，得到的不再是道德的評判，而是法制的制裁。 從某種意義上講，封建宗法社會的結構形態，正是外儒內法統治術的必然產物。封建法律都披上了一層「外儒」的仁德外衣，使一切法律都找到了倫理依託。翻開歷朝歷代的律書，可以發現，開頭都冠冕堂皇地戴著一頂仁德的倫理樣式的帽子。這樣做的結果，一方面，可以為統治者的包庇縱容犯罪留下後路，又為法律向每個社會細胞延伸提供了方便之門。只要是統治者不願懲罰的人，皇帝或者地方官吏都可以輕松地「宥」之，給予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這么做，不僅不會有「枉法」的責任，反而顯示出統治者的寬厚仁慈，體恤下情。而當作為社會細胞的家族出現罪犯時，統治者又可以將某個家族成員的罪刑放大為整個家族的罪刑：族內未能很好地執行禮教，以致出此敗類！於是滅九族、連座等酷刑都可堂而皇之地用上。「滿門抄斬」就是以此為依據得以執行起來的。與此同時，這種儒法結合的統治方式，還可以延伸到封建宗法社會的每個細胞組織之中，特別是封建集權統治的後期，國家將法制「下放」到宗族，族長有權採取法律的手段懲罰族人，而法律這時保護的不是族人的利益，而是宗族制度的穩定：只要族長認為有錯，就可以到宗祠里對族人實施懲處。私設公堂在封建社會里之所以不被看出犯罪，原因正在於此。

❼ 儒家法律思想與現代法治思想的沖突

（一）儒家法律思想「禮治」與「現代法治」的沖突
儒家法律思想中，儒家「禮治」思想一直以維護宗法血緣關系為紐帶，強調「親親尊尊」等級有序，人們都必須遵守這種封建禮儀的家族式文化，強調國家本位，君主有著至高無上的權力，封建官僚和權貴都有著特殊的地位，更甚至是穿、行、住都要有嚴格的制度，始終貫穿「朕即國家」的思想，樹立封建等級權威，忽視社會底層人民的權力，法律成了少部分人維護自己利益的一種工具。在法律的效力上，儒家法律思想主張「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制定出了「八辟」、「八議」，「准五服以制禮」等規章制度，因為主體不同而有相異的刑罰尺度，明顯的凸顯了社會階層刑罰定罪和量刑的偏差，忽視了社會的平等正義，蘊藏著私情與國家利益的沖突。在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中，我們強調「依法治國，執法為民，公平正義，服務大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必須對其實施的行為負責，法律是保護全國人民的利益，尊重和保障人權，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一個重要目標。由此可見，儒家法律思想的目的、貴賤尊卑等等級觀念，公權力和私權力的不平衡，追究刑事責任因人而異的評判標准，完全與現代社會法治理念脫節，與時代相悖。
（二）儒家法律思想「德治」與「現代法治」的沖突
在中國傳統的法律思想中，儒家法律思想的「德治」理念貫穿始終。首先儒家學者都提倡 「德主刑輔」 、「明德慎罰」的觀點，孔子認為只要」通過「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把對民的道德教化擺在第一位，就可以很好的拯救一個人，更好的治理社會。這有其合理的部分，但是他們過分強調「德治」的作用，忽視刑罰的效果，與中國現代法治理念的把以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的觀點是相沖突的，過分偏重道德的重要性必然帶來的不利效果；其次儒家法律思想中「道德」主要源於封建之「禮」，要求人們的行為准則是人的心理合於禮，與禮相符才能與法律相同，違反禮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所謂：「出禮入刑」即是如此。傳統儒家法律思想中的「德」其目的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階級的利益。現代法治理念中的「德」不再是以封建之「禮」為核心的，其雖然吸收了我國傳統文化中的優秀成分，卻與古代中「德」的內涵相差甚遠；第三，傳統儒家法律思想治理國家更多是以「道德」去衡量是非的，可道德又沒有一個很確切的行為規則，判罰者有過量的自由裁量權，從而為徇私枉法找到更多合理的理由。在現代法治社會，法律作為國家明文規定的一種強制行為規范，是司法過程中的唯一標准，這就要求我們「有法可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我們只有在法律明文規定的犯罪行為中作出決策，才能使人民享有真正的民主與平等，才能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邁進新的一步；最後，為緩和階級矛盾，儒家法律思想中的「德」也重視和諧，但從深層次的探究，一方面，其和諧往往只是促成表面的和諧，一旦爆發矛盾，便不可調和，另一方面，由於群體的趨向效應，弱勢群體在所謂的和諧中得不到合法權益的保護，儒家思想提倡的「無訟」思想更是赤裸裸的表現出了法律是強者的法律，國家維護的是強者的利益。現代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中，由於人民的角色發生變化，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其「德」之「和諧」，是為了維護正常的社會管理秩序，切實保障人民的合法利益之和諧。
（三）儒家法律思想「人治」與「現代法治」的沖突
儒家法律思想中的「人治」主張在國家的治理中，人的因素至關重要，聖賢是法的制定者，皇帝的權威凌駕於法律之上，人治認為，國家治理關鍵在於統治者的道德文化，而不在於法律的完善程度，孔子雲：「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孟子雲：「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者而在高位，是播其惡與眾也。」荀子亦雲：「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這些都過分的誇大了立法者和執法者的作用，忽視了法律制度的建設與完善。使法律在更多的時候不是權益保護的工具，而是統治者為了維護自身統治而實施鎮壓的一種工具。在現代現代法治思想中則是主張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提倡憲法法律至上，注重司法具體實踐中要符合人類的理性，體現公平正義和多數人的意志和利益，注重權力的制衡，法律是所有人遵守的行為規范，是維護自身權益的有效保證。

❽ 冀名峰：孔子思想中缺乏法治精神嗎

孔子的治國思想集中反映在《論語》之中，《論語》十分強調德治在社會治理中的重要回作用，孔子答推崇和追求以德治統帥和覆蓋社會治理，認為如果社會能夠在德治體系有效運行下達成安定和諧，那將幾乎是成本較小、效果較優的社會秩序狀態。比較而言，孔子專門論述法治的內容確實相對較少，但是，言不可因其少而謂其輕，我們不能因為孔子專門論述法治內容相對較少而得出孔子只重視德治、不大重視法治的結論。事實上，孔子高度重視法治在社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並特別強調法治精神和德治精神內在統一的重要性，這對完善現代社會治理有著重要意義。

❾ 孔子為什麼反對「法治」

孔子主張行孝善慈寬仁，有些法治是反孝善慈寬仁的，所以他反對法治。

❿ 論法治思維和人治思維的區別

法治思維與人治思維的區別集中體現在四個方面：

一、是在依據上。

法治思維認為國家的法律是治國理政的基本依據，處理法律問題要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

而人治思維的本質是人高於法或權大於法，它主張憑借個人尤其是掌權者、領導人的個人魅力、德性和才智來治國平天下。

如，古希臘柏拉圖提出的「哲學王」之治，我國古代推崇的「聖君」、「賢人」之治以及後世的「英雄」、「強人」、「能人」之治等，主要強調的都是依靠個人的能力和德行治國理政。

二、是在方式上。

法治思維以一般性、普遍性的平等對待方式調節社會關系，解決矛盾糾紛，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具有穩定性和一貫性。

而人治思維漠視規則的普遍適用性，按照個人意志和感情進行治理，治人者以言代法、言出法隨、朝令夕改，具有極大的任意性和非理性。

三、是在價值上。

法治思維強調集中社會大眾的意志來進行決策和判斷，是一種「多數人之治」的思維，避免陷入無政府主義或以民主之名搞亂社會。

而人治思維是個人說了算的專斷思維，雖然有時也強調集思廣益進行治理或作出決定，但主要表現為少數個人的集權專斷。

四、是在標准上。

法治思維與人治思維的分水嶺不在於有沒有法律或者法律的多寡與好壞，而在於最高的權威究竟是法律還是個人。

法治思維以法律為最高權威，強調「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

人治思維則奉領導者個人的意志為最高權威，當法律的權威與個人的權威發生矛盾時，強調服從個人而非服從法律的權威。

(10)孔子論法治擴展閱讀：

法治思維在不同問題和領域的運用包含了不同的層次。

概括而言，法治思維可以分為四個層次：

一、認知判斷層次，即運用法治的概念原理對社會生活中的種種問題進行認識並得出初步判斷的層次。

人們可以根據法律對社會中的一些行為或現象得出是否合法的判斷，例如飲酒駕車是違法行為。這種層次的法治思維，是普通社會成員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具備的。

二、邏輯推理層次，即運用法治原則、規范對問題進行分析判斷、綜合推理，並得出結論乃至解決辦法的層次。

法律職業者的思維多為這一層次。這一層次的思維是以通過法律解決個案為主要特徵。

三、綜合決策層次，即在前述法律性的認知判斷、分析推理的基礎上，還需要結合其他因素，進行綜合性衡量，並作出符合法治要求的決策。

對於領導幹部而言，法治思維更多地體現在這一層次上。

四、建構制度層次，即在前面三個層次的思維基礎上進一步深化、抽象，從而能夠通過建構或改革法律制度對更宏觀的問題提出長遠的解決方案。

這是最高層次的法治思維，也是高層級的領導幹部所應當具備的。因此，考察法治思維能力的高低，應當按照對象和主體的不同設定不同的標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