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立法十年磨一劍

Ⅰ 《慈善法》究竟要解決哪些問題

從2014年4月26日到12月1日，由清華大學NGO研究所、北京大學非營利組織法研究中心共同發起，明德公益研究中心承辦的「慈善立法半月談」總共舉辦了13期，開展了關於慈善立法的開放學術討論。

今天下午，在這13期沙龍討論和研討的基礎上，首部慈善立法專家建議稿公布。

從2005年民政部提出慈善法立法建議開始，《慈善法》已經在漫長的立法道路上躑躅了近十年。

立法步伐明顯加快出現在2013年11月，慈善法被列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並最終確定由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牽頭起草。

2014年2月24日，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召開慈善事業立法領導小組第一次全體會議，列出了立法時間表和路線圖。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華慈善總會副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功成曾經介紹說，根據初步計劃，2014年的主要工作任務是開展廣泛調研，召開專題會議，在充分調研與聽取各方意見的基礎上，借鑒國外慈善事業發展的經驗，爭取在年底形成正式的法律草案稿。如果進展順利，預計2015年上半年可以提交審議，即進入正式立法程序。

目前，已經至少有五個版本的立法建議稿在起草中。據中國青年報記者了解，《慈善法》出台一再推遲，是因為各界對慈善問題的看法還存在很多分歧和爭論。

據了解，我國現行慈善方面的立法已經有1999年的《公益事業捐贈法》，和規范我國三種社會組織—基金會、社會團體、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注冊和基本行為的三個行政法規。

在今天的專家建議稿發布會上，學術界較為一致的觀點是，現在要制定的《慈善法》應該超越這些，成為一部基本法，對慈善的組織、行為，以及如何培育、扶持和監督慈善組織，促進中國慈善事業的真正大發展，作出明晰准確的法律規定。誰來籌集慈善資源

目前，我國有很多籌募善款的主體，第一就是政府，遇到重大災害，民政部門和有政府背景的機構籌集的資源較多。其次是人民團體如工青婦組織，還有由國務院機構編制管理機關核定、並經國務院批准免於登記的團體，包括相關的事業單位。第三是有政府背景的正式登記注冊的社會組織。在這些之後，才是那些登記注冊的民間社會組織。第三和第四項加起來，據2013年的統計，為54.1萬個。而第一、二項有很多基層組織，總量據測算有近千萬個。第五是企業，包括國企和民企。最後，還有未登記注冊的民間組織及個人。

Ⅱ 如何評價《慈善法》出台的意義

固然是進一步有進一步的歡喜，慈善法出台對公益界的規范化一定有正面作用，也算是十年磨一劍。但具體的執行效果還要再觀察，目前還是摸著石頭過河的階段。

想廢話兩句的是前一段的關於慈善法「管理費用」規定的爭議，也是關於立法流程的爭議，3月12日，十二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召開全體會議上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草案)》的修改稿，規定了年度管理費用不得超過當年總支出的10%這一標准。

原文為：慈善組織應當積極開展慈善活動，充分、高效運用慈善財產，並遵循管理費用最必要原則，厲行節約，減少不必要的開支。慈善組織中具有公開募捐資格的基金會開展慈善活動的年度支出，不得低於上一年總收入的百分之七十或者前三年收入平均數額的百分之七十；年度管理費用不得超過當年總支出的百分之十，特殊情況下，年度管理費用難以符合前述規定的，應當報告其登記的民政部門並向社會公開說明情況。

而且註明，具有公開募捐資格的基金會以外的慈善組織開展慈善活動的年度支出和管理費用的標准，由國務院民政部門會同國務院財政、稅務等部門依照前款規定的原則制定。不光公募基金會，未來民辦非企業管理條例、社會團體管理條例，募捐管理條例等法規在設立和修訂相關條款時，都可能會直接參照《慈善法》的相關管理費用比例規定進行。

這一規定的出現是突然的，且值得玩味。在此前公布的一審二審稿中，沒有出現過規定年度管理成本標準的規定。而3月11日的三審稿中，突然出現了「年度管理成本」不得超過當年總支出的15%的規定，在行業內掀起一陣討論。而這個標准在一天之後又變成了「年度管理費用」不得超過當年總支出的10%，進程一日千里，隨後正式寫入法律之中。

對公益機構的監管監督應該是全方位的，設立披露信息的渠道，開放競爭機制，讓社會公眾參與到監督中來，從而讓公益機構更透明，避免貪腐與丑聞。而不是依靠某個一刀切的法律，非營利組織有不同議題的差別，教育、環保、維權、扶貧、孵化各個內部分工不同，成本結構也不盡相同。

管理成本是個有操作空間的詞彙，但管理費用則是對專門的會計科目進行約束。對於大型基金會，有千萬級、億級支出，則每年的行政成本有百萬、千萬的空間，尚且無憂。但若是年支出100萬左右或以下的機構，每年則只有10萬元人民幣或更少的空間。

這些錢要負擔機構人員的薪資、差旅費、辦公費、通訊費等等，一個年支出100萬元人民幣的機構，是否有能力僱傭一名全職員工都是問題。提高了行業參與的門檻，這對於草根小組織的發展會是毀滅性的打擊，說殺死也不為過。你可以選擇注冊成工商企業避免限制，但也會同時失去免稅資格（雖然本來也很難有）的可能。而一個社會公民力量的基礎，往往是由大量的草根組織支撐起來，針對單一社區、單一議題的小型機構是最直接的公益組織，然而如今他們的發展蒙上了疑雲。

反觀一些國際基金會、公益組織，其會計報表中管理費用科目也極少低於年支出的10%。嚴格管理是好事，但過低的標准肯定會導致大多數組織超標，需要以特殊情況申報，這一特殊情況不再「特殊」，各個機構都特殊。更嚴重的，這一標准可能會限制公益從業者的薪酬，若公益機構的薪資低於其他行業太多，必然導致人才流失，那也無助於社會福利事業的發展。

幾天前，168家公益組織聯名呼籲對這一標准重新討論，遞交了建議函。結果自然是石沉大海，絲毫無法阻擋歷史車輪的前進。就在今天，新華社發布了慈善法全文，10%的標准赫然在列。

立法進程快，但這次顯然有一些條款過於快了。負責立法的代表中，對公益行業的了解是匱乏的。從3月11日突然提出15%，到16號正式通過慈善法，6天時間絲毫沒給外人以申辯、反應的時間，這多少給人一種欽定的感覺。

就像對婚姻法的討論，我國針對某部法律的廣泛社會討論，總是發生在法律已經頒布之後，而非制定論證的階段，這是一種很詭異的狀況。關鍵條款的設定是否應該放在向社會公眾徵求意見的階段，而非立法機關的內部討論階段。社會討論若無法對立法流程造成影響，討論的意義也失色不少。

一個關鍵條款沒有在向公眾徵求意見的階段提出，卻在閉門會議的階段突然冒出來，並迅速確定，沒有給相關社會人士反饋意見的空間。

這個問題不光存在於慈善法，也可能發生在任意一部法律之上。若沒有代表自己利益的立法委員，那人民的意志如何上升到立法層面？相比於10%的具體規定，這才是我最想關注的問題。

如今木已成舟，善法未能更善，只能再觀察，再想辦法。但這次立法過程中的獨特樣貌，是觀察中國人大立法流程的絕好樣本。如何監督立法程序，草根民眾如何影響、質詢與自己切身相關的法律制訂，都是留給我們思考的問題。

Ⅲ 為何中國慈善事業丑聞頻出

舉報人周筱贇貼出的中華兒慈會2011年財務報表，並標出可疑項目。網路截圖
昨晚，針對周筱贇的舉報，中華兒慈會發布聲明。網路截圖昨日，網路舉報人周筱贇微博舉報，中華少年兒童慈善救助基金會2011年的賬目上，一項「支付的其他與業務活動有關的現金」金額為48.4億元，遠遠高於當年接受捐贈收到的現金8000多萬元。周筱贇懷疑基金會可能存在洗錢行為。昨晚，中華兒慈會發文澄清，財務人員的重大失誤將賬目中一項本應為4.75億元的金額，寫成了47.5億元。收入支出均約48億名為「官方慈善基金兒慈會48億巨款神秘消失」的網帖中，周筱贇稱，通過合法渠道看到中華兒慈會的2011年度財務報表上，至少有48億巨款下落不明，還貼出中華兒慈會2011年財務報表中的部分內容，其中有關48億的部分做了重點標注。「讓人產生洗錢聯想」周筱贇表示，這份財務報表中48億的進賬和支出項目並無明細，而且是現金的流入流出，「不得不讓人產生洗錢的聯想」他說，因為沒有確鑿證據，還需要公檢法機構來認定。■ 回應兒慈會小數點寫錯致歉表示無洗錢行為針對周筱贇的舉報，中華兒慈會官網昨晚發布致歉，稱是由於基金會工作人員和領導審核的嚴重失誤，導致報告中「銀行短期理財」這一數據小數點錯位，將4.75億元，寫成了47.5億元，致使2011年度基金會《現金流量表》中的「收到的其他與業務活動有關的現金」達到年報上刊出的錯誤數字，即4,766,273,045.02元。補充知識為何中國慈善事業丑聞頻出？中國慈善事業的軟肋究竟在哪？法律與監管到底存在什麼問題？是什麼讓慈善組織，甚至慈善事業出現信任危機？一問： 「公益事業」、「非營利性」等概念如何界定？專家： 核心概念尚無明確界定 「營利性活動」不明確朱力教授介紹，針對慈善事業，中國有著一系列法律和法規，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公益事業捐贈法》、《基金會管理條例》等近十部法律法規。就此看來，中國的慈善事業似乎並不缺少配套的法律、法規。但中國慈善法律在很多問題上規定模糊、界定不明，問題比較突出，主要表現在三方面：首先，對具體問題、核心概念的界定抽象和空洞。例如，什麼是「公益事業」，我國法律法規對這一概念並沒有明確的界定，給予人們在從事慈善事業過程中很大的想像空間和運作空間，使得中國當前的慈善法律成為一個空架子，不能發揮實際作用。而且，這只是中國當前慈善立法中的滄海一粟。其次，我國雖然禁止慈善組織進行營業性活動，但並沒有對「營業性活動」進行明確說明。「營利性」、「非營利性」界定不清，使得一些慈善組織鑽了法律的漏洞，不斷從事著營利性活動。再次，非營利性組織享有國家稅收的優惠政策，但是中國慈善法律沒有就與自我交易等行為進行界定。因此導致某些人打著慈善的名義，暗中洗錢、逃稅等。二問：為何只見違法，不見處罰？專家：如何糾正和處罰，相關法條尚無詳細說明朱力教授表示，中國的慈善法律對慈善事業中人們所需要遵循的行為准則進行了正向的規定，可是，一旦人們違反了法律、法規所制定的准則，該如何對其進行糾正和處罰，在相關法條中並沒有詳細的說明。這一現狀客觀上造成了慈善法律在執行過程中大打折扣，為有法不依提供了相當大的空間。朱力教授認為，「中國慈善事業的面臨的現狀實際上是法律數量眾多，但法律缺陷同樣眾多的問題。」三問：為何慈善需求與日俱增，慈善供給卻日漸減少？專家：源於慈善組織定位不清、職能不分在現實生活中，我們不乏遇到這樣的現象，一些企業家一邊懷揣著回饋社會，履行社會責任的想法，一邊卻對慈善組織不信任，終於沒能實現慈善理想，正如一些企業家抱怨，我們有錢卻不知道如何幫助需要幫助的人。與此同時，我們還會遇到一些的現象。一些老弱病殘及受災嚴重的群眾，亟需獲得愛心人士、社會的幫扶，卻錯失機會，或者沒有機會。為什麼有「供」有「需」，二者卻不能有機結合？對此，朱力表示，中國法律對「慈善組織」界定的模糊、對私人基金會和公共慈善組織可操作性界定的缺失，直接造成目前中國慈善組織功能的混雜。例如，某些慈善組織，一方面向公眾募集資金，類似於公募基金的角色，一方面又承擔著提供慈善、運作慈善項目的職能，類似於慈善組織的角色。多項職能疊加，在日常運作中難免出現顧此失彼的現象。更何況，一些組織將善款用於商業領域，從而導致慈善需求與日俱增，慈善服務供給卻日漸減少現象出現。四問：為何慈善組織丑聞頻出？專家：政府監管過於被動對於慈善組織丑聞頻出，朱力指出，目前，政府對慈善事業和慈善組織監管的方式仍舊非常被動。沒投訴、不管理；有投訴，才管理。因此，雖然從制度設計上而言，目前中國的慈善組織受到嚴格的監管，但在制度實踐中，政府對慈善組織的監管力度相當弱。這是造成了慈善事業和慈善組織丑聞頻出的原因之一。五問：公眾能否監督善款流向？專家：政府單一監督模式產生諸多弊端有網友表示，既然政府精力有限，公眾是否可以進行監督，至少捐款者本人能夠知道，自己的善款到底何去何從。對此，朱力介紹，當前，對中國慈善事業、慈善組織的監管主要由政府來執行，監管主體過於單一，產生了諸多弊端。例如，政府責任增加，但是監管效率與成效卻降低了。再如，公眾希望政府更多履行監管的責任，但是政府缺乏足夠的資源與能力；政府希望公眾參與到監管中來，但是公眾缺乏有效的途徑，從而導致無法形成多方聯動的、有效的監管方式。

Ⅳ 怎樣提高慈善組織的公信力呢

第一，慈善組織應當及時告知公眾慈善資金的運作情況，加快推動信息公開透明。對於慈善組織來說，應當主動向社會公布三個層面的情況：接受捐款的情況、資金的流向和資金使用的效果，自覺接受社會監督。公開透明是慈善的重要條件，也是慈善事業公信力的根本前提。只有公開透明，捐贈者才能看到自己的愛心效應，更深切地體會到「捐」有所值;才能確保善款用在該用的地方，並帶動更多的人加入到慈善事業中來。
第二，加強對慈善組織的監管。在外部監管上，政府應建立專門的慈善組織監管機構，實施對慈善組織的統一監管和協調，對慈善機構的財務與經營情況定期進行公布，對善款的使用是否科學合理進行監督，並提供專線電話，隨時接受公眾的質詢。在內部監管上，應當建立慈善行業自律機制，健全以章程為核心的內部管理制度，實行陽光運作、規范管理，做到決策科學化、運作規范化，不斷提高慈善組織的公信力。
第三，完善法律制度，國家應當加快慈善專項立法工作，制定具有針對性和特定性的專門規范慈善組織活動的法規條款，對慈善組織的性質、職能、管理、運行基本准則做出規范，從源頭上保證捐贈款物的接收、分配、撥付、使用等各環節工作有章可循，使得我國慈善事業有法可依、監管有據。

Ⅳ 中國慈善立法亟須突破「為什麼募捐」瓶頸

實際上，2005年，民政部就已經正式啟動了《慈善法》的起草工作，2006年《慈善事業促進法》草案出台並被列入國務院年度立法計劃，並准備於2007年提交全國人大審議。但是，在2007年的「兩會」上，立法規劃中並未能見到慈善法的影子。人們不由揣測其間原因。慈善立法的定位爭議被認為是慈善立法延緩的一個重要原因。曾參與早期慈善法討論的楊團指出：《慈善法》草案之爭議主要表現在兩個問題上，一是慈善到底是靠政府還是靠民間，二是靠「大款」還是靠大眾。但是，這個理由未得到普遍認同。「一個如此簡單的選擇題，難道還有什麼爭議嗎？你覺得會是問題的所在么？」同樣曾參與立法討論的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王名教授如此對本刊記者說。而民政部相關負責人的多次講話與論述也印證，起碼在高層，關於慈善「民間-政府」「大眾-富人」的認識並不是問題。國務院法制政法司處長朱衛國曾專門撰文指出:慈善法的立法本位，是「靠民間，而不是靠政府」「靠大眾，而不是靠大款」。民政部副部長李立國也曾在某慈善法的研討會上明確表示，要踐行「人人可慈善」的理念，「民政部將不再作為慈善主體，而要為慈善事業、民間慈善事業創造條件。要逐步推動民政部門主的慈善和救助、福利設施由民間組織和社區承，逐步實行管分離。」慈善立法延緩的另一個理由是鄭功成教授提出來的。他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表示：「就立法而言，根據國家發展需要與可能條件，是有一定的計劃的，立法機關必須保證一些重要的或者發展進程中需要急切規范的立法項目優先出台，從這個意義上講，為慈善事業立法雖然很重要，但在社會保險法、社會救助法等基本的社會保障法律還未制定之前，顯然不可能將慈善事業立法擺到優先位置。」但是，屬於政府責任的《社會保險法》《社會救助法》是否就具有優先於慈善法的理由呢？鄭功成教授的理由是：面對巨大的災難，慈善行為能夠解決多少現實問題呢？這正是一種現實的考慮。民政部部長李學舉8月22日在國務院新聞公室就中國自然災害救助和城鄉困難群眾救助問題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披露：截至當時，全國各類自然災害共造成了3.1億人次受災，因災直接經濟損失高達1264億元。在巨大的災難面前，救助主要依賴於政府，這是一個必然，因此，民間慈善不可能在其中成為主角。但是，這種現實的考慮並不能抹殺慈善之與救助不同的意義。對於受難者而言，來自政府的社會救助屬於政府必須履行的責任，而慈善，其意義則不僅在於救助，更在於一種慈善文化、一種志願精神的釋放。民間慈善組織缺失接下來，「一對一」的行為方式被認為是一系列問題的核心所在。這種模式被評論者認為難脫「舊時代的施捨與恩賜觀」。而現代慈善觀念，則是以施助者與受助者法律與人格地位平等為基礎的。捐贈與受贈分離的「個人——機構——個人」的行善模式，被視為是一個成熟的現代的慈善模式。但是，盡管中國也有慈善機構，人們卻更願意選擇「一對一」的模式。這是中國慈善行政色彩濃厚的一大結果。民政部官員曾公開表示，「我國的慈善工作基本是由民政部門牽頭、有關部門配合、社會各界參與。在救災和群眾生活困難救助中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由於民政部門直接承擔慈善募捐工作，難免出現濃厚的行政強制色彩，缺乏慈善事業本該有的自願性、獨立性和自發性。」慈善的窘境也就不斷出現：一方面大家都在感慨中國慈善人士太少，國人慈善意識不強；另一方面當真有慈善家出現時，往往被「槍打出頭鳥」。在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王名教授看來，問題的真正所在在於獨立的民間慈善組織的缺失。這實際上是一個關於NGO發展的老話題。這也是一個敏感的話題。國務院法制政法司處長朱衛國在他的一篇論述慈善的文章中曾寫道：「慈善法不能是一部偽善庇護法。我們決不給非法、虛偽、欺詐、貪婪等留置空間；『顏色革命』的企圖和勢力更不要幻想披上慈善的外衣。」「慈善立法的核心問題是民間慈善組織的發育問題。而要是離開了慈善組織，那麼現在已有的法律法規是夠用的。」王名說。對慈善行為的捐贈、優惠、管理，實際上已經有相關的法律法規在規范。這一點，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委員鄭功成也曾提到。目前，我國涉及慈善事業以及公益捐贈的法律法規總共有六部，分別是：《公益事業捐贈法》《紅十字會法》《社團登記管理條例》《基金會登記管理條例》《企業所得稅法》以及《個人所得稅條例實施細則》。但是，在現實的操作上，關於慈善組織發育的問題仍然會出現。王名說，「關鍵不是民眾是否捐錢捐多少的問題，而是這些錢能否得到一個合理的利用，能否有所值的問題。」在他看來，慈善NGO(非政府組織)的問題不解決，那麼慈善立法是否拖延就是一個「假命題」。這涉及到如何對NGO定位，包括政府和慈善NGO的關系、慈善組織的屬性與結構治理。慈善組織的注冊問題、企業捐贈12%的稅收減免政策如何落實等等。「這顯然不是一部慈善法所能夠解決的。」王名說。在8月22日的新聞發布會上，發布慈善進入立法的竇玉沛最終也並未明確表明，慈善法將何時出台。

Ⅵ 中國慈善立法是否已經通過

實際上，2005年，民政部就已經正式啟動了《慈善法》的起草工作，2006年《慈善事業促進法》草案出台並被列入國務院年度立法計劃，並准備於2007年提交全國人大審議。

但是，在2007年的「兩會」上，立法規劃中並未能見到慈善法的影子。人們不由揣測其間原因。

慈善立法的定位爭議被認為是慈善立法延緩的一個重要原因。曾參與早期慈善法討論的楊團指出：《慈善法》草案之爭議主要表現在兩個問題上，一是慈善到底是靠政府還是靠民間，二是靠「大款」還是靠大眾。

但是，這個理由未得到普遍認同。「一個如此簡單的選擇題，難道還有什麼爭議嗎？你覺得會是問題的所在么？」同樣曾參與立法討論的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王名教授如此對本刊記者說。

而民政部相關負責人的多次講話與論述也印證，起碼在高層，關於慈善「民間-政府」「大眾-富人」的認識並不是問題。

國務院法制辦政法司處長朱衛國曾專門撰文指出:慈善法的立法本位，是「靠民間，而不是靠政府」「靠大眾，而不是靠大款」。

民政部副部長李立國也曾在某慈善法的研討會上明確表示，要踐行「人人可慈善」的理念，「民政部將不再作為慈善主體，而要為慈善事業、民間慈善事業創造條件。要逐步推動民政部門主辦的慈善和救助、福利設施由民間組織和社區承辦，逐步實行管辦分離。」

慈善立法延緩的另一個理由是鄭功成教授提出來的。他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表示：「就立法而言，根據國家發展需要與可能條件，是有一定的計劃的，立法機關必須保證一些重要的或者發展進程中需要急切規范的立法項目優先出台，從這個意義上講，為慈善事業立法雖然很重要，但在社會保險法、社會救助法等基本的社會保障法律還未制定之前，顯然不可能將慈善事業立法擺到優先位置。」

但是，屬於政府責任的《社會保險法》《社會救助法》是否就具有優先於慈善法的理由呢？鄭功成教授的理由是：面對巨大的災難，慈善行為能夠解決多少現實問題呢？

這正是一種現實的考慮。民政部部長李學舉8月22日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就中國自然災害救助和城鄉困難群眾救助問題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披露：截至當時，全國各類自然災害共造成了3.1億人次受災，因災直接經濟損失高達1264億元。

在巨大的災難面前，救助主要依賴於政府，這是一個必然，因此，民間慈善不可能在其中成為主角。

但是，這種現實的考慮並不能抹殺慈善之與救助不同的意義。

對於受難者而言，來自政府的社會救助屬於政府必須履行的責任，而慈善，其意義則不僅在於救助，更在於一種慈善文化、一種志願精神的釋放。

民間慈善組織缺失

接下來，「一對一」的行為方式被認為是一系列問題的核心所在。這種模式被評論者認為難脫「舊時代的施捨與恩賜觀」。而現代慈善觀念，則是以施助者與受助者法律與人格地位平等為基礎的。

捐贈與受贈分離的「個人——機構——個人」的行善模式，被視為是一個成熟的現代的慈善模式。但是，盡管中國也有慈善機構，人們卻更願意選擇「一對一」的模式。

這是中國慈善行政色彩濃厚的一大結果。

民政部官員曾公開表示，「我國的慈善工作基本是由民政部門牽頭、有關部門配合、社會各界參與。在救災和群眾生活困難救助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但是，由於民政部門直接承擔慈善募捐工作，難免出現濃厚的行政強制色彩，缺乏慈善事業本該有的自願性、獨立性和自發性。」

慈善的窘境也就不斷出現：一方面大家都在感慨中國慈善人士太少，國人慈善意識不強；另一方面當真有慈善家出現時，往往被「槍打出頭鳥」。

在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王名教授看來，問題的真正所在在於獨立的民間慈善組織的缺失。

這實際上是一個關於NGO發展的老話題。這也是一個敏感的話題。國務院法制辦政法司處長朱衛國在他的一篇論述慈善的文章中曾寫道：「慈善法不能是一部偽善庇護法。我們決不給非法、虛偽、欺詐、貪婪等留置空間；『顏色革命』的企圖和勢力更不要幻想披上慈善的外衣。」

「慈善立法的核心問題是民間慈善組織的發育問題。而要是離開了慈善組織，那麼現在已有的法律法規是夠用的。」王名說。

對慈善行為的捐贈、優惠、管理，實際上已經有相關的法律法規在規范。這一點，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委員鄭功成也曾提到。

目前，我國涉及慈善事業以及公益捐贈的法律法規總共有六部，分別是：《公益事業捐贈法》《紅十字會法》《社團登記管理條例》《基金會登記管理條例》《企業所得稅法》以及《個人所得稅條例實施細則》。

但是，在現實的操作上，關於慈善組織發育的問題仍然會出現。王名說，「關鍵不是民眾是否捐錢捐多少的問題，而是這些錢能否得到一個合理的利用，能否有所值的問題。」

在他看來，慈善NGO(非政府組織)的問題不解決，那麼慈善立法是否拖延就是一個「假命題」。 這涉及到如何對NGO定位，包括政府和慈善NGO的關系、慈善組織的屬性與結構治理。慈善組織的注冊問題、企業捐贈12%的稅收減免政策如何落實等等。

「這顯然不是一部慈善法所能夠解決的。」王名說。
在8月22日的新聞發布會上，發布慈善進入立法的竇玉沛最終也並未明確表明，慈善法將何時出台。

Ⅶ 制定慈善法人大行使了立法權還是監督權

中世紀歐洲是以法蘭西為代表的等級森嚴的封建統治,但是在十二世紀,隨城市的發展,也有獨立自主的自治城市,其中的資本主義體系還是比較完備的,總而言之,中世紀就是歐洲從封建向資本主義過渡的過程補充本組筆談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所取得的理論成就進行了探討。李根蟠認為，中國的「封建地主制」理論的提出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取得的一個豐碩成果，它標志著馬克思主義封建觀的新發展，在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史上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陳其泰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關於民族理論問題的研究與探討取得了重大成就，主要表現為：關於歷史上民族關系的主流問題、對中國史范圍的處理和歷史上民族統一的不同階段問題以及「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理念等方面基本達成共識。張越認為，在中國歷史發展階段的探討過程中，唯物史觀所起的作用重大，意義深遠。王志剛認為，「五四」時期形成的唯物史觀傳播熱潮具有三個顯著的時代特點：即力求對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基本理論進行系統介紹和全面理解；運用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開始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的創建工作。張利認為，範文瀾在歷史評價問題方面貢獻良多，主要體現在：以歷史主義原則評價歷史人物；從加強各民族團結友好的高度評價歷史上的民族關系；以一種中國史與世界史聯系的眼光對歷史演進的一些重要問題加以評析，揭示其本質。張劍平對新時期以來中國史學界在歷史認識論和方法論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進行了探討，提出了自己的一得之見。許殿才從唯物史觀與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的關系、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歷史地位、如何運用與發展唯物史觀以及史學與現實的關系等四個方面，對改革開放以來馬克恩主義史學理論在發展過程中所取得的理論成果進行了闡述。鄒兆辰則認為，在中國史學理論水平的提高過程中，善於分析與借鑒，功不可沒。回答人的補充2009-09-1218:08談到中世紀的政治，人們很自然會想到等級、特權和**，很難把它同近現代的民主政治相掛鉤。因為在我國的歷史教科書中，總是把中世紀的**政治同近現代的民主政治對立起來，在我國學者寫的幾種介紹西方民主政治或民主思想的歷史書中，也幾乎不談中世紀，在介紹完古希臘、羅馬的民主之後便跳到了近代，似乎中世紀與民主沒有任何關系。我認為這是不恰當的，不利於人們了解歷史真實，近現代民主政治之所以會首先興起於西歐，然後擴及世界各地，這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光用近現代歷史發展可以解釋清楚的，而應有其深厚的歷史根源。這個根源不是古希臘羅馬的民主，而是西歐中世紀的民主。近現代西方民主政治可以概括為這么四大要素：憲法政治、議會政治、黨政和選舉制度，而除黨政之外的三大要素都是從西歐中世紀的政治制度中發展而來。一、憲法政治起源於中世紀限制王權的法令在古代希臘和羅馬的民主政治中不存在憲法，為了防止當權者個人權力的膨脹、遏制貴族**勢力的發展和保障一般公民的基本利益，採取的基本措施主要有兩個：一是通過增設當權者的數目來達到相互制約和分權的目的，如雅典的執政官最初為一人，後增為三人，再後增為九人；二是通過縮短當權者的任期來遏制個人勢力的發展，如雅典的執政官最初是終身制，後改為十年一任，再後改為一年一任。在中世紀的西歐，各國的最高統治者國王主要是世襲的和終身的，特殊情況下則由封建主選舉產生，或是通過武力征服獲得，因而中世紀的國王地表現出的是**的一面，也被看作是**統治的代表。但西歐國王的**統治是遠不能同東方的國王**相提並論的，西歐的地方封建主總是在想方設法約束國王**勢力的增長，最主要的措施是：通過簽署特殊的法律文件來限定國王的權力范圍和通過議會或是其它專門機構來制約國王的權力。西歐的地方封建主通過與國王簽署特殊法律文件來約束國王權力的行使，以維護自身利益，這便催生了憲法政治。英國是近現代憲法政治的發源地，其近現代的憲法就是從中世紀約束王權的法律中發展而來的。早在英國盎格魯——撒克遜時代，就已存在法律高於王權的思想。當國王無視其它貴族的利益，為所欲為時，貴族們便想方設法迫使國王簽署新的法律文件來約束國王的行為。當無地王約翰在位時，他任意踐踏傳統習慣法，不斷增加稅收，大幅度提高貴族的兵役免除稅（盾牌錢），甚至剝奪貴族的土地等，這引起貴族們的普遍不滿，於是，貴族們聯合起來，並聯絡了騎士和市民，於1215年6月迫使無地王約翰簽署了「大憲章」。大憲章公開闡明了法律高於王權的思想，指出王權必須受到監督，提出了保護基本人權的條款，被人們稱為英國憲法制度的起源。在大憲章簽署後，後來的歷任國王在位時幾乎都要簽署保障人民的人身和財產權利的法律文件。在英國光榮革命之後的1689年，英國議會通過了《權利法案》，對「大憲章」以來的英國憲法作了一個總結，確立了「議會至上」原則，明確了國王的權利和地位，重申了基本人權，是確立英國君主立憲制度的重要文獻。至此，形成了英國近代的憲法政治。在西歐的其它地方也出現了專門制約王權的法律文件或法律條文。如1356年12月德皇查理四世頒布的「黃金詔書」，也是德意志諸侯限制皇權維護自身獨立權益的法律文件。就連十字軍東征時期在地中海東岸建立的四個十字軍國家也制定了限制王權的法律。1099年，十字軍攻佔耶路撒冷後組織了耶路撒冷市政委員會，起草了《耶路撒冷審判書》，規定十字軍各國國王都要服從耶路撒冷市政委員會的決議。這說明在西歐社會，封建貴族通過政治斗爭利用法律手段來制約王權是一種很普遍的方式。盡管西歐其它地方的這些制約王權的法律，沒有能夠象英國的大憲章那樣直接演變為近代的憲法，但也為他們能夠較快地普遍接受這一新事物奠定了基礎。關於上述這一問題，我已有專門的文章——《論西方近現代憲法政治的中世紀起源》[1]——進行論述，在此僅作一概述。二、議會政治起源於中世紀的等級會議在古代希臘和羅馬的民主政治中，因實行的是直接民主制，不存在代議制機構，有的是全體公民都可以自由參加的公民大會或人民大會，另有由有身份有地位的貴族組成的元老院或長老院，但都不是由人民選舉的代表組成的權力機構。古希臘、羅馬的這種直接民主制存在著明顯缺陷：一是只能在小國寡民的城邦社會里實行；二是容易造成極端民主的現象。因而，古希臘、羅馬的民主政治不可能對近現代的議會政治產生影響。議會政治和憲法政治一樣是起源中世紀的西歐，實際上是和憲法政治相伴隨而產生的。在中世紀中期，為了制約逐漸強大起來的王權，真正實現法律至上的原則，西歐各國普遍建立起了等級會議。近現代西方的議會制度就是從中世紀的等級會議發展而來。最早建立起較完善的近現代議會制度的國家是英國，其它西方國家的議會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英國議會制度的影響，因而，英國的議會又被公認為是西方議會之母。英國近現代議會制度，就是直接從中世紀的議會發展而來。關於英國議會的萌芽，最早可以追溯到盎格魯——撒克遜時代賢人會議。賢人會議的成員是世襲的教俗貴族，不是由人民選舉而產生的代表，沒有廣泛代表性，但賢人會議在盎格魯－撒克遜時代所起的特殊作用還是對以後英國的政治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諾曼底征服後，賢人會議被改造成了「大會議」，後改稱為「議會」。1264年，以孟福爾為首的大貴族在與國王的內戰中取得勝利，控制了政權。為了擴大支持力度，孟福爾在第二年召開議會時，除了通知傳統的教俗貴族參加外，還要求各郡選兩名騎士、各市選兩名市民代表參加，從而使議會第一次成為具有廣泛代表性的會議。因而，有人把這次議會看作是英國議會制度的起點。在14、15世紀，英國議會已逐步獲得了司法請願權、征稅權、財政監督權、立法權和監督、彈劾政府官員的權力等，已逐漸發展成為獨立的權力機構；並形成了兩院制：由傳統貴族代表組成的上院和由騎士、市民代表組成的下院，這樣就出現了一個完全由選舉產生的代表組成的議會——下院。其立法的基本程序也逐步形成，所有法案都要經兩院分別進行三讀，經過充分討論通過後，由國王批准生效。這種基本程序一直沒用到近現代議會。到都鐸王朝時期的議會與英國近代早期議會已是非常近似，在兩院構成、立法程序、代表產生方式等方面基本是一致的，只是都鐸時期的議會在換屆、會期等方面還不規范化，有點隨國王之意。在資產階級革命後的1694年，議會通過了「三年法案」，規定議會至少三年召開一次，每屆議會不得超過三年，使議會的召開、換屆走向規范化。而議會其它方面的重大變革一直到工業革命之後的19世紀才進行。在西歐各地，如法國、德國、西班牙、尼德蘭等，在中世紀中後期都出現了等級會議。但這些國家或地區的等級會議都未能象英國等級議會那樣得到充分發展，成為獨立的政治實體，尤其是獲得立法和監督政府的權力。因而，這些國家的等級會議，都未能象英國等級議會那樣很自然地由中世紀發展到近現代。但我們也不能完全否認這些國家中世紀等級會議的存在對後來資本主義議會制度形成的影響，在這些地方的資產階級革命過程中，籌建全國議會和利用議會進行斗爭都是革命的主要內容之一。在西歐的其它地方，雖然等級會議發展得不是很充分，但城市議會卻發展良好。在13－15世紀，在法、德、意等地取得自治權的城市中，由選舉產生的市議會普遍存在，且是城市的最高權力機關。在德國的城市同盟中，也存在著由各城市代表組成的同盟議會，同盟的重要決策都是由同盟議會來決定。當然，中世紀的這種市議會是有明顯局限性的，也未能直接促使近現代的國家議會政治的誕生，但不可否認的是，由於歐洲市議會的普遍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西方人的政治觀念，使西方人很容易想到議會斗爭這樣一種政治斗爭的手段，也樂於接受國家議會這樣一種國家民主的政治形式，甚至有人認為中世紀中後期出現的等級會議就是市民議會政治在國家政治中的最初表現。關於這一問題，本人也另有文章進行專門論述，可參見愚作《論西方近現代議會政治的中世紀基礎》[2]，在此不贅述。三、選舉制度起源於中世紀的有限選舉制在古代希臘和羅馬的民主政治中，就已存在著選舉制度。但在古希臘和羅馬，選舉的是官員或陪審團成員，而不是選舉議會的代表。在近現代的西方民主選舉活動中，選舉總統或總理等國家首腦雖也是其重要內容，但更主要的是選舉議會或國會的代表。單純地選舉政府官員和選舉議會是有著根本性區別的，前者是選舉個人，當選者個人的素質、能力對政治的影響較大，後者是選舉一個群體，或是選舉一個機構，通過這個群體或機構來制約政府、影響政局；前者不僅只能在相對狹小的范圍內實行，而且政策難於延續、政局難於穩定，後者則不受地區范圍的限制，也不會因政府官員個人的行為而輕易改變政策、影響政局。因而，這也就決定了古希臘和羅馬的民主政治難於持久穩定地發展，只能是在歷史上曇花一現。西方近現代的選舉制度，包括議會選舉和重要官員的選舉，其中議會選舉最為重要，因為議會選舉的走向會左右重要官員的選舉。議會選舉制度和議會制度一樣是起源於中世紀。在西歐中世紀中後期興起的等級會議中，教會貴族的代表是來自那些有著較顯赫地位的大主教、主教和修道院院長，世俗貴族的代表是來自國王指定的世襲大貴族，這些代表都不是由選舉產生，但其中的第三等級市民的代表幾乎都毫無例外地是由自治城市選舉產生。盡管這種選舉和現代選舉有著天壤之別，只是富有階層極小范圍內的選舉，其實叫選派更合適，但畢竟不是指定的，不是靠特權和世襲地位獲得的。在英國，不僅每個自治市的兩名代表是由選舉產生，而且每個郡的兩名騎士代表也是由選舉產生。在議會分裂為上下兩院後，市民代表和騎士代表正好共同組成了下院。這樣在英國就有一個完全靠選舉代表組成的議會——下院。在法國、德國、西班牙等大多數西歐國家，因其等級會議沒有能夠得到充分的發展，成為擁有立法權和監督權的獨立政治實體，致使其選舉會議代表的選舉活動也未能制度化、規范化。而在英國，由於議會擁有了一系列實際的權力，尤其是下院憑借其擁有廣泛的代表性獲得了征稅權和同上院平等的立法權，議會議員還獲得了在與會期間擁有言論自由和不被逮捕的權利，這使得越來越多的人希望成為議員，也有越來越多的人關心議員選舉。這也自然使得英國選舉下院議員的活動逐漸規范化、制度化。15世紀，英國議會通過了一系列的有關選舉的法令。第一個選舉法於1406年頒布，它規定：郡長必須按照正當的選舉程序組織選舉，選舉應當是完全自由的，選民不受外界壓力的影響。而後又做出補充規定，授權大法官監督各郡選舉，對違犯選舉法的郡長處於懲罰或監禁。[3]1429年的選舉法又明確規定了郡選民的財產資格，凡年土地租金收入達40先令的土地持有人擁有選舉權。1432年，又申明選舉人必須在參選郡中居住或在該郡擁有地產。至於被選舉權，1445年法規宣布：各郡競選議員者的社會地位必須在騎士之上，當選騎士應有20鎊以上的年收入。[4]以上都是針對各郡選區的選舉法規，至於城市選區，因為只有自治市才有資格選舉議員，而自治市因選舉市議會都有自身的選舉法規，一般而言都是局限於獨立的經濟納稅人，包括地產主、商會會員、行會師傅等在內的擁有選舉權。擁有被選舉權的則都是富有的納稅人。我國著名學者趙文洪在他的論文《中世紀英國議會與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原則的起源》中也曾概括道：中世紀英國議會就是「納稅人的代表機構」，是「以財產為基礎的權力機構」；「議會成員是納稅人的代表」。[5]據1436年納稅人登記簿估算，當時全國選民僅在10000－15000人之間，15－16世紀之交，有選舉資格的人數約為30000人左右。[6]這在全國人口中的比例是非常低的。從以上英國15世紀的議會選舉法規可以看出，英國中世紀的議會選舉制完全是一種有限的選舉制，在各郡選區主要是照顧了封建主政治的利益，在城市選區主要是照顧了經濟納稅人的利益，對於廣大的勞動人民來說是沒有選舉權的。而實際上英國近代早期的議會選舉制也是有限選舉制，其現代議會的普選制是從有限選舉制一步一步發展而來。在光榮革命之後的1710年，英國議會又通過了選舉法，規定在各郡選區中，選舉權統一授予所有年收入達40先令的地產者。這實際上是重申了1429年的選舉法規。對於被選舉權則進一步提高了門檻，規定各郡選區的議員只能由年收入不少於600鎊的人來充任，各城市選區的議員則由年收入不低於300鎊的人來充任。據統計，在1761年，全英國700萬居民中只有25萬選民，不足居民總數的4％。[7]因而，針對於這種情況，恩格斯曾指出：當時的下院「無非是一個不依賴人民的關門的中世紀同業公會」。[8]在資產階級革命之後，在選區劃分方面，也是沿襲中世紀的，由於經濟的興衰、人口的變遷，到19世紀初，出現了很多沒有實際意義的「袖珍小邑」或「腐敗選區」，而又出現了一些新興大城市不是選區，沒有資格選舉議員的現象。「在18世紀，不僅下院議員選舉制度與中世紀相差無幾，其組織狀況和立法程序也無多大變化。」[9]這種情況一直到工業革命基本完成之後的19世紀的議會改革才逐步被改觀。1832年修改選舉法，使中小資產階級獲得選舉權，1867年使產業工人獲得選舉權，1884年使農民獲得選舉權，到1928年則最終實現了男女平等的普選制。在歐洲的其它地方，雖然沒有出現象英國那樣由中世紀一脈相承地發展到近現代的議會選舉制度，但也普遍地存在著城市議會的選舉。在中世紀中後期，取得自治權的城市普遍建立起了市議會。市議會作為城市的最高權力機關，其議員都是由市民選舉產生。「11世紀末期，義大利和法國南部最先開始實行由議會和執政官進行管理（1095年在阿斯蒂，1117年在米蘭，1127年在克雷莫納）。在德國，許多城市是從13世紀初期起開始實行議會制（科隆是在1216年）：（選舉出來的）議會是公社最高的行政機構，監督整個的行政管理。」[10]當然，中世紀的這種市議會是不能和近現代的民主政治相比的，實際上只是在極少數富裕市民間實行的民主。如從1297年起，義大利威尼斯共和國選舉最高的立法和監督機關（大議會）議員的權利只屬於「黃金簿」上列名的幾百個家族，行政權屬於從大議會中選出的小議會（或稱元老院），它的首領是選出的終身總督。而義大利另一個城市共和國佛羅倫薩，於1229年制訂的「正義法規」規定：最高機關長老議會，由七個大行會（被稱為「肥人」的大企業家同盟）各選一名議員，十四個小行會（被稱為「瘦人」）共選兩名議員組成。它的首領稱為「正義旗手」，既是議會議長，又是民軍指揮。[11]從中可見，市民議會的選舉也是極為有限的，只是在少數上層市民間進行。但這種選舉的普遍存在也是有著重要意義的，至少為後來各地近現代議會選舉制度的形成打下了一定基礎。我國學者應克復甚至認為，「由城市市民自己在特定的資格限制的候選人中選舉官員，這證明是西方現代選舉制的開始。」[12]而且歐洲其它國家的近現代議會選舉也同樣是經歷了一個從有限選舉制到普選制的發展歷程的。如法國在1789年資產階級大革命之後通過的選舉法規定：只有能交納其值相當於當地三日工資的直接稅的積極公民才能享有最基本的選舉權，可在初級會議中投票選舉選舉人；被選出的選舉人應交納相當於當地10日工資的直接稅，可參加省一級會議選舉議員；被選出議員必須交納相當於26－52天工資的直接稅，才能參加全國議會。[13]在以後多次修改的憲法中，對於選舉和被選舉人都有一定的財產資格限制。後經過長期的民主斗爭，法國在1944年戴高樂的新政府實現了普選制。綜上所述，西方近現代的憲法政治是從中世紀英國的法律至上原則和約束王權的法律發展演變而來；西方近現代的議會政治是從西歐中世紀的等級會議，尤其是英國的等級議會發展演變而來；西方近現代的選舉制度則是從西歐中世紀的等級會議議員的選舉活動，尤其是英國下院議員的選舉活動中產生、發展而來。而憲法政治、議會政治和選舉制度是近現代西方民主政治的重要核心組成部分。因而，西方近現代民主政治首先興起於西歐，尤其是最早形成於英國，這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厚的社會歷史根源的。

Ⅷ 如何理解一起做慈善一起弘揚正能量

總體來說，公益和慈善，就像兩條平行的鐵軌，承載著我們對生命及世界的愛，駛向人類與世界萬物的和諧共生。公益和慈善，共同築成我們的行善之路。
言歸正傳，先從慈展會說起。2013年慈展會的主題是「慈善，讓中國更美麗」，2014年則是「慈善，助推社會進步」。可您瞧好了，展會名稱明明是「中國公益慈善項目交流展示會」，為何兩屆主題語中都不見了「公益」呢?「公益」去哪兒了?我猜，「公益」應該是被「慈善」吃進肚了。
類似的現象也出現在立法層面。慈善立法幾乎每年都會成為熱門話題，今年更被列入了全國人大的立法日程，並推出了若干專家建議稿。但為何官員、媒體、學者口中多稱慈善法，而非公益法，或者公益慈善法呢?莫非「公益」又被「慈善」吞進肚了?不過我更擔心，如果立法的時候連基本的概念都界定不清楚，這法怎麼立?即便將來勉強出台，能否結束概念不清、用詞混亂的局面呢?

Ⅸ 慈善法和新環境保護法的立法基礎

《消費者抄權益保護法》第一條開明宗義，指出它的立法意義和基礎：為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經濟秩序，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制定本法。即（一）保護消費者權益有利於鼓勵公平競爭，限制不正當競爭。（二）保護消費者權利有利於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三）保護消費者權利有利於提高企業和全社會的經濟效益。
立法依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四條明確規定：「經營者與消費者進行交易，應當遵循自願、平等、公平、誠實信用的原則。」在「消費者的權利」中又明確了消費者的自主選擇權、公平交易權、受尊重權等，在「經營者的義務」中也明確了經營者經營當誠實信用的一些具體義務，在「法律責任」的規定中，更規定了經營者違反此原則的處罰措施。?

Ⅹ 慈善法來了，怎樣才能依法促善

進一步明確慈善組織的法律地位、慈善募捐的主體、慈善募捐的監督機制、慈善事業的主管部門、慈善捐贈活動的程序，
明確捐贈人、受贈人和受益人的權利義務，
規范慈善事業准入、評估、監管、公益產權界定與轉讓、投資、退出等行為。
同時，將完善執法程序、規范執法行為、加強執法監督，提高執法水平，依法辦理社會團體、民辦非企業、基金會登記的手續，提高辦理登記的效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