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據法學地位

① 現在已經是法律年代了，什麼事情都要講究證據，沒有證據是不能在法律面前占據主導地位的對吧

一般來說是的。不過有些特殊情況。譬如，我有錢，行 賄 ，犯法了給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當然只是少數。但是現在是法制社會，在法律面前，有力的證據最大。

② 如果提升法官地位,讓法官來裁判案件是非曲直,這種狀態下的證據制度應該怎麼樣

法官在判決這個案件的正確與否的時候，也是要參考證據的。沒有證據是不行的。

③ 如何理解證據法的獨立法律部門地位

證據法想成為獨立的法律部門，就像台灣想成為獨立的國家一樣，就是一些學者的YY，不要當真。

④ 電子文件的法律證據地位主要有哪幾種觀點

您好，從我國目前情況看，在電子證據的可采性認定方面，缺乏較健全的法律支持。目前我國規定電子證據收集、認證等方面內容的大多是司法解釋，其內容零散不成體系，缺乏剛性條款，沒有較健全的法律支持。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11條、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22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48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63條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偵查機關偵查工作貫徹刑訴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三部分第5條等部分法律條文涉及到訴訟中的電子證據問題，建議盡快完善我國的電子證據立法，對電子證據的適用范圍、採納條件、可采性原則等作出明確規定，以滿足社會需要。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該《規定》第22條：「調查人員調查收集計算機數據或者錄音、錄像等試聽資料的應當要求被調查人提供有關資料的原始載體」，可見現行證據法規是把計算機證據作為試聽資料證據的一種予以明確的。
近年來，理論界對於電子文件證據的種類歸屬一直存在不同看法。有的學者認為，應將電子文件證據劃入書證；也有很多學者的觀點與《規定》一致，將電子文件證據歸為視聽資料。
如能給出詳細信息，則可作出更為i周詳的回答。

⑤ 論證據在訴訟中的重要意義

論證據在訴訟中的重要意義如下：

證據：是證明（案件）事實的材料，證據問題是訴訟的核心問題，全部訴訟活動實際上都是圍繞證據的搜集和運用進行。證據是法官在司法裁判中認定過去發生事實存在的重要依據，在任何一起案件的審判過程中，都需要通過證據和證據形成的證據鏈再現還原事件的本來面目。

法官判案是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所謂「事實」，是指合法證據能夠證明了的事實，這就存在著有理但沒有證據或證據形式和取得方式不合法情況，這就是導致有理輸掉官司的根源。

可見，打官司就是打證據，證據在訴訟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當事人明白相關的證據規則對司法實踐也具有重要的意義。

(5)證據法學地位擴展閱讀：

證據的收集

在中國的刑事訴訟中，指司法機關發現和取得證據的活動。它是司法機關運用證據、認定案件事實的第一步。

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有責任收集證據，查明案情；在中國的民事訴訟中，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舉證責任。在行政訴訟中，被告對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負有舉證責任，並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證人收集證據。人民法院也應當根據職權，主動收集證據，以查明案情，解決爭議。

司法機關在訴訟中有權向有關的單位和個人收集、調取證據，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拒絕。對於涉及國家機密或者個人隱私的證據，應當保密。在刑事訴訟中，凡是偽造證據、隱匿證據或毀滅證據的，必須受法律追究。

收集證據應當依靠群眾，遵守合法和客觀全面的原則。《刑事訴訟法》規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須依照法定程序。必須保證一切與案件有關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觀地充分地提供證據的條件，除特殊情況外，並且可以吸收他們協助調查」。

收集證據的方法，在刑事訴訟中主要是現場勘驗，屍體檢驗，活體檢驗，詢問證人，訊問被告人，檢查，扣押和鑒定等；在民事訴訟中主要是詢問當事人和證人，調取書證、物證、視聽資料，進行勘驗和鑒定等。

在西方，英美法系國家無論是在民事訴訟或刑事訴訟中，都認為收集證據、提出證據是當事人的責任。在刑事訴訟中，警察官員和檢察官是作為控訴一方的當事人而負有收集證據責任的（見米蘭達規則）。

大陸法系國家在民事訴訟中強調當事人應當收集 、提供證據；但法院也可依職權收集證據。在刑事訴訟中則強調警察官員、檢察官、法官依職權主動搜集證據，而不以當事人的申請和提供證據為條件。

保全

這是指對證據採取措施加以收取和固定。證據由於時過境遷或其他原因，有可能失滅、失真或難以取得，如證人將要出國或因病可能死亡，現場腳印會模糊甚至消失，物證可能會腐爛、變質或變形等。因此，為了有效地利用證據認定案情，司法機關和有關機關必須採取措施對證據加以保全。

在中國，刑事訴訟中的證據保全，包括對被告人的訊問和對證人、被害人的詢問採用筆錄；對勘驗現場，檢查人身，檢查、扣押物證、書證，採用筆錄、照相、繪圖、復制模型、錄像、查封和收存等。

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中的證據保全，可由訴訟參加人提出申請，也可由人民法院根據需要主動採取。

民事訴訟當事人在起訴前申請證據保全，應由公證機關進行。當事人在起訴後，應當申請公證機關將所保全的證據，提交受訴人民法院。

當事人在起訴後申請證據保全，由人民法院經過審查後作出是否准許的裁定。按照保全程序而確定的證據，以後法院在審判案件時是否採用，要以被保全的證據對案件是否有意義來決定。

⑥ 民事訴訟法中怎麼理解證據的合法性

證據的形式對民事訴訟證據的合法性沒有影響；收集證據的主體對民事訴訟證據的合法性有一定影響，應當區別情況，分別對待；收集證據的程序對民事訴訟證據的合法性有較大影響，但總體上應當從寬；實體法的特別規定不應作為判斷民事訴訟證據是否合 法的標准。民事訴訟在證據合法性的解讀上應當不同於刑事訴訟，總體上應當更加寬松 、靈活。按照法學界的主流觀點，合法性是證據屬性的構成要件之一，證據只有具有了合法性 才能成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但是對於應當如何界定「合法性」的內涵卻有爭議。多 數人認為，合法性指證據的形式、收集證據的主體及收集證據的程序合法。另一個有 爭議的問題是對證據合法性的內容的闡解，在三大訴訟法中是否應有所區別。一直以來 ，對民事訴訟與行政訴訟證據的合法性的解釋都是套用刑事訴訟領域對該問題的理解， 沒有做出區別。但是，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2月頒布的《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 》第68條明確指出，只有以侵害他人合法權益或者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的方法取得的證 據才不能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根據。這一規定似乎對民事證據的合法性做出了比刑事訴訟更為寬松的解釋。在2002年7月，同是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 的規定》第55條，明確提出了對證據的合法性進行審查應當針對的內容是：(1)證據是 否符合法定形式；(2)證據的取得是否符合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和規章的要求；(3)是 否有影響證據效力的其他違法情形。這一對證據合法性的解釋與以往的學理解釋又有不 同之處，它將違法情形是否會對證據的效力產生影響作為判斷合法性的標准之一。上述 法律文件似乎在暗示我們，人們已經意識到在不同類型的訴訟中，對證據的合法性應當 作出不同的要求。但是應當如何將這種差異體現於立法中還有待我們作更深入的探討。

在民事訴訟程序中，無論是在證據的收集、舉證責任的承擔以及證據的採納等方面都 與刑事訴訟有顯著的區別，這就決定了在民事訴訟中對證據的合法性必然做出有別於刑 事訴訟的解釋。但是，證據的「合法性」是一個過於寬泛的問題，因此學者 將它的內容進行拆解，使其變成一個由若干要件共同構成的證據合法性規范(比如，將合法性分解為證據的形式、取證的主體及取證的程序等方面符合法律的規定)，這一總體的思路是正確的。問題僅在於在民事訴訟領域應如何選擇「合法性」的構成要件以及 如何解釋每一個構成要件的內涵。

一、證據的形式與民事訴訟證據的合法性

依據我國三大訴訟法的規定，證據可以分為書證、物證、證人證言、視聽資料、當事 人陳述、鑒定結論和勘驗筆錄七種形式。並且按照證據法學的一般理論，證據只有具備 了法定形式才具有合法性，也才能成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但是為什麼要將法定的形 式作為合法性的構成要件之一以及這樣規定的意義何在，還缺少必要的理論支持。

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必然會有更多的新類型的證據出現在訴訟中。上述七種證據表 現形式難以概括並預見所有的證據形式。如果按照訴訟法學界的通常觀點，證據只有具 備了法定的表現形式才有可能被採納，這無異於削足適履，荒謬之處顯而易見。並且從 司法實踐的情況來看，對於某些新種類的證據，比如，經常在訴訟中出現的電子證據， 法院也並沒有因為它不屬於法定的七種證據形式就拒絕採用。對此，也許會有人提出不 同看法，並舉例說，測謊結論不就是因為不具有法定證據形式才不能被採納嗎?測謊結論之所以不能在訴訟中作為證據使用並非由於它沒有在七種證據表現形式之 列(我們可以將它納入鑒定結論的范圍內)，而是由於測謊結論的准確性還不十分令人滿 意，另外，測謊這種方式本身與訴訟法中的某些基本原則(比如反對自我歸責原則)有抵 觸之處，因此，我國訴訟法才沒有將測謊結論列為具有可采性的證據之列。

在證據形式與證據的合法性的關系的問題上，堅持證據必須具有法定形式才具有合法 性的做法是不恰當的。這也與各國在證據法領域盡量避免形式主義傾向的趨勢不符。並且象我國民事訴訟法這樣對證據的形式做出如此細致的劃分的做法在其他國家也是很少 見的。在英國證據法理論中，證據被籠統地分為口頭證據、文書證據和實物證據三類。 口頭證據也稱證言，一般指證人或當事人在訴訟過程中就其感知的事實對法院所作的陳 述。文書證據是向法院提交的，供法院審閱的以文字、符號等信息傳遞思想內容的事物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一些新的證據形式，如錄音帶、影片等也被納入到文書證據的 范圍內。實物證據在英美法系國家包括物體、身體特徵、證人舉止、勘驗、自動化記錄 等。大陸法系國家側重於通過訴訟程序的運作來實現對證據的篩選。因此對證據的分類 就必然要適應這種調整方式。在法國民事訴訟中，證據被分為書證、證言、推定、自認 以及宣誓五種。法律 沒有規定物證這種證據形式，這是因為物本身並不能成為定案的依據，物所體現的案件 事實只有通過人的「解釋」，比如，鑒定、勘驗、診斷、確認等方式才能實現。法律具 體規定了解釋物的具體方式和程序卻沒有把物作為一種單獨的證據形式。對物的「解釋 」的結果視具體情況被歸納到其他證據形式的外延內。我們也可以借鑒其他國家對證據 的分類方法，適當改變對證據形式的劃分方式，減少類別，擴大各類證據的外延。比如 可以將證據從形式上分為人證和物證兩大類。人證包括證人、當事人、鑒定人、勘驗人 。物證包括在訴訟中能夠起到證明作用的一切有形物或信息。這樣做的好處在於使證據 的分類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可以囊括更多的社會生活事實，使今後可能出現的新的證據 種類能夠歸入到現有的證據類型中。

二、收集證據的主體與民事訴訟證據的合法性

收集證據的主體與證據的合法性之間的關系，在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中有不同的體現 。在刑事訴訟中，控訴方承擔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責任，這就決定了大多數的證據收集工作是由控訴機關完成的，並且刑事案件的證據收集還涉及到某些與公民人身權、財產權 密切相關的強制手段的使用，因此，法律規定只有特定的國家機關才有權使用這些強制措施來收集證據，其他訴訟主體無權使用這些強制措施。也就是說，在刑事訴訟中，收集證據的主體不合法是可能導致證據喪失「合法性」的。

在民事訴訟中，當事人對自己的主張承擔舉證責任，這就決定了在民事訴訟中當事人 及其代理人是收集證據的主要主體，法院只在例外情況下才提供幫助。但是，我國1991 年頒布的《民事訴訟法》對審判者與當事人收集證據的權利的區分並不令人滿意，這集中體現於沒有切實貫徹由當事人承擔舉證責任原則。不過經過十幾年的審判方式改革， 這一問題已有明顯的改善。在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關於適用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 見》中及《關於民事經濟審判方式改革問題的若干規定》中對法院調查收集證據的權力 進行了初步的限定，並且後一法律文件中明確規定應由人民法院調查收集的證據，未能收集到的，仍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舉證不能的法律後果。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 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進一步把法院調查收集證據的權利限定於當事人申請的前提下，只有在涉及國家利益、社會利益或他人合法權利的事實及涉及依職權追加當事 人、中止訴訟、終結訴訟、迴避等與實體爭議無關的程序事項，法院才能不經申請主動 調查收集證據。並且當事人申請法院調查收集證據必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1)申請調 查收集的證據屬於國家有關部門保存必須經人民法院依職權調取的檔案材料；(2)涉及 國家機密、商業秘密、個人隱私的材料；(3)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確因客觀原因不能 收集的其他材料。上述規定使我國民事訴訟法關於法院與當事人角色的定位更加明確了，但尚不能認為這些規定已經十分完善。因為法律並沒有同時規定如果法院超越職權收集證據，也就是證據的收集主體不合法時將對該證據的採納產生何種影響，而這正是限製法院調查取證權的關鍵。

但是，並不認為法院超越職權收集的證據應該一律不可採納。因為如果讓當事人承擔法院越權收集證據的不利後果在法理上恐怕也難有說服力。而且如果規定法院越權收集的證據一律無效也會不可避免地造成司法資源的浪費並危及訴訟的公正性。因此，對法院越權收集證據的效力應根據越權行為的不同進行區別對待。對於證據本屬於應由當事人自行收集的范圍之內，不符合法院收集證據的條件的，此類越權收集的證據應認定不具有合法性，除非當事人提出異議並證明即使法院不收集該證據自己也會收集並向法院提供此證據。之所以這樣規定是因為在這種情況下法院收集證據的行為 違反了當事人處分原則，當事人沒有提出某一證據應視為當事人在行使對證據的處分權 ，法院無權干涉；對於證據客觀上雖具備了由法院收集的條件，但法院在沒有經當事人 申請的條件下實施了收集證據的行為，在這種情況下，證據並不當然無效，除非有申請 權的當事人明確表示放棄該證據。

總之，在收集證據的主體與證據合法性的關繫上，提供證據的主體是否合法應當成為 判斷某一證據是否具備合法性的一個因素。這也是在證據法領域明確區分當事人與法院 在訴訟中的不同作用的必然要求。但是在貫徹法院的越權取證行為將會影響證據的合法性的原則時應充分考慮證據的失效可能對訴訟的公正及效率造成的負面影響，根據不同的情況區別對待，靈活處理。

三、收集證據的程序與民事訴訟證據的合法性

收集證據的程序對證據的合法性的影響體現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上，也就是說，法律並不明確規定合法的證據應當具備的條件，而是通過非法證據的排除來達到保證取證行 為合法性的目的。一般而言，在刑事訴訟中非法證據特指由司法人員違反法定程序或方 式而收集到的證據。由於這類違法收集證據的行為易給當事人的人身、財產權利造成損 害，因而各國刑事訴訟立法對司法機關違法取證的行為均持否定態度。但是，對於通過 違法程序收集到的證據，立法發展的趨勢卻日趨理智，其中最明顯的表現就是將非法證 據分為三類，分別適用不同的規則：(1)對非法取得的口供或非任意性自白，由於嚴重 侵犯了公民受憲法保護的基本人權，因此兩大法系諸國對此類證據均持否定態度，不允 許採納為定案根據；(2)對於非法取得的物證，採取靈活的政策，或原則上承認其效力( 法國)或由法官自由裁量之(英國、德國)；(3)對以非法取得的證據為線索獲得的其他證 據的可采性問題，逐步趨於放鬆對這類證據使用的限制，即使是曾實行「毒樹之果」排 除規則的美國近年來也不斷通過判例法修訂原來的規則，增加了許多例外規定。

在民事訴訟領域，各國對當事人用違法方式取得的證據採取了更為寬容的態度。英國 對待非法取得的證據最初的原則是：該證據的可采性取決於它與案件是否存在關聯性， 1897年在Rattray v.Rattray案中法院就採納了原告從郵局盜竊來的信件作為證明被告 有通姦行為的證據，事後原告被追究了刑事責任，但這並沒有影響證據的可采性，審理 該案的上訴法院認為：「近年來，法律的政策是採納幾乎所有的有助於查清案件事實並 實現司法公正的證據。」這一判決對英國在民事訴訟中對待非法證據的態度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它成為法院處理 相同問題時經常引用的一個判例。但是，不斷有人對這一判例所確認的原則提出異議， 最終在1963年的Duke of Argyll v.Duchess of Argyll案中，法院對非法取得的證據的態度才略有轉變，審理該案的法官認為：「這里沒有絕對的規則，應當根據每個案件的 特定情況決定是否採納某一用非法手段取得的證據，這些應當考慮的具體情況包括：相關證據的性質、使用該證據的目的、取得該證據的方式、採納該證據是否會對被取證方 造成不公正以及該證據的採納是否會對法院查明事實作出公正的判決有所幫助。」這樣，在英國的民事訴訟中， 在決定非法取得的證據的可采性時，實際上採取了利益衡量的方式，由法官根據實際情 況作出裁決。美國對待普通公民通過違法手段取得的證據也並不絕對地禁止，除非該證 據的取得方式使證據的可靠性受到影響，法院不予採納的僅是警察或其他司法機關違反 憲法第四修正案的規定取得的證據，而公民個人的非法取證行為顯然不屬於該修正案規 定的范圍，因此是可以採納的。

大陸法系的主要國家中，只有義大利的民事訴訟法規定，一方當事人以非法手段從對 方當事人處取得的並且屬於對方當事人所有的書證是不可採的。但是，用違法的手段( 比如秘密錄音方式)取得的供述證據卻是可採的。在大陸法系的另一些國家，比如德國，在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時採取了相當性原則。 德國最高法院雖然在審理民事和刑事訴訟中曾有過排除秘密獲取的錄音帶的案例，但是為了避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被過度使用成為實現司法公正的障礙，德國法院採取了相應 的限制措施。如果採納違憲獲取的證據是保護他人權益唯一而合理的方式，以及按照法 院的裁量，是保護更為緊要的基本價值唯一合理的方式，德國法院有權採納違憲取得的 證據。

我國台灣地區的民事訴訟法中沒有關於非法證據的效力問題的規定，實踐中也缺少可以依據的案例。學者對此的觀點有三種：法規范統一說主張不論實體法還是程序法，都是整體法規范的組成部分，因此違反實體法的行為在訴訟上也應當為否定之評價。否則 ，一方面就違反實體法的行為加以處罰，而另一方面卻允許在訴訟中使用該違法取得的 證據，將造成國家法律體系的矛盾；法規范分離說認為，證據取得行為的實體違法性與 訴訟程序中利用該證據並無直接關系，因此對實體法的違法性與證據的能力問題上應當 作出區別；近來有學者提出，對於非法證據的證據能力問題，應當參照憲法與民事訴訟 法的基本原理，依據個案權衡。

刑事訴訟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發展趨勢以及各國在民事訴訟立法和理論上對非法取得 的證據的態度應當引起我們的充分重視。首先，在民事訴訟中雙方當事人是地位平等的 民事主體，不存在刑事訴訟中控辯雙方力量對比懸殊的情況，因此，法律應當將規范的 重心置於保障、促進雙方當事人積極地行使調查取證權上，而不是保護處於劣勢一方當 事人的權利免受對方侵犯。其次，我國目前司法改革的一個基本方向就是使法院從調查 取證的負擔中擺脫出來，主要由當事人收集證據。但是從實踐情況來看，由於法律對當 事人的調查取證權缺少切實的保障，加上我國公民整體的法律素質較低，造成了許多當 事人對法院的取證權仍存有很大的依賴心理，這就需要我們在制定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時 充分考慮這些現實因素，如果規定得過於嚴格難免會增加取證的難度，挫傷當事人舉證 的積極性。最後，我們還應當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所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有一個清醒的 認識，一方面，過於嚴格的排除規則會減少法官據以做出判決可以依據的信息，不利於 實體真實的實現；另一方面，排除某一非法證據意味著對該證據投入的司法資源沒有得 到相應的回報，顯然也不利於訴訟效率的提高。筆者認為，在民事訴訟中對待非法取得的證據應當堅持以下幾個原則：

第一，明確界定應當排除的「非法證據」的界限。刑事訴訟所涉及的案件的性質決定 了必須對司法機關的調查取證行為加以嚴格約束，因此超越法定的職權或違反法定程序 所取得的證據都屬於「非法證據」。民事訴訟一般只涉及普通民事主體之間的糾紛，法 律對普通民事主體的行為要求是，只要他們的行為沒有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就是合法的 。這一點從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中對證據的合法性的要求中 可以看出來。但是，在上述法律文件中關於當事人用侵犯他人合法權益的方法取得的證 據不能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的規定，尚有不妥之處：一方面，我國法律明確賦予公 民的權利是多種多樣的，包括民主權利、人身權和財產權，如果認為當事人的取證行為 侵犯了上述任何一項權利都應認定由此取得的證據不能採納，顯然是對民事訴訟證據的 合法性提出了相當高的要求，也似乎與立法者的初衷不符；另一方面，當事人的違法取 證行為又有不同的類型，有些違法行為不僅嚴重侵犯了公民受法律保護的基本人權而且 違法行為本身使證據的證明力受到影響，比如用肉體折磨或精神虐待的方式取得的證據 ，另外一些違法取證行為雖然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權益但並沒有影響到證據的證明力，比 如用私自錄音的方式錄取的證人證言或用盜竊的方式取得的證據等。筆者認為，對這兩 種不同的「非法證據」應在效力上有所區別，對前一種「非法證據」應當絕對地排除適 用，因為它不僅在取得程序上不合法，而且證據本身的可靠性亦難以保障。對後一種類 型的「非法證據」，由於還有可以利用的證據價值，因此應當由法官根據實際情況決定 是否予以採納。

還要說明的一點是，調查取證權是我國《民事訴訟法》明確賦予當事人的一項基本的 程序性權利，不是任何的法律、法規或規范性文件都可以對這一權利作出禁止性規定的 。對當事人取證權的限制性解釋只能通過較高級別或同級的法律作出。因此，對最高人民法院在1995年所作的未經對方當事人同意私自錄制的談話不得作為證據使用的批 復的法律效力有所懷疑。

第二，法官在行使取捨非法證據的自由裁量權時，應當採取利益衡量的原則。也就是說，對於絕大多數「非法證據」，雖然存在違法取證的行為，但是只要證據的可靠性並 沒有受到影響，因此，法律並不絕對地規定這些證據是不可採納的，法官也不能僅僅因 為該證據在取得程序上不合法就拒絕採用，法律將這類證據採納與否的決定權交給法官 ，法官在判斷是否採納某一非法證據時應綜合考慮案件的性質、當事人取證的難易程度 、該非法證據對於正確認定案件事實的重要程度以及非法取證行為給被取證方造成的損 害等各種因素。

第三，應當區別對待非法取證的行為和通過非法取證行為獲得的證據。這也是其他國 家民事訴訟制度在對待該問題上共同的立場。以美國為例，雖然美國憲法中規定了公民 享有通訊自由權，但是在1969年的State v.Holiday一案中，法院還是採納了電信公司 通過竊聽方式取得的證據。對非法取得的證據的寬容態度並不意味著對當事人侵害他人合法權益的取證行為應當聽之任之。 對於後者，許多國家的法律都規定，被取證方可以通過另外的訴訟程序要求取證方承擔 相應的民事或刑事責任。

也許會有人擔心在民事訴訟中對非法證據採取寬容的態度會縱容當事人的非法取證行為。對此，對當事人非法取證的行為追究法律責任的做法本身就可以對這種非法取證的行為起到有效的威懾作用。而且在司法實踐中，當事人之所以甘願冒險用違 法手段收集證據的主要原因往往在於他們無法通過正常的方法獲得該證據。這就要求我 們在立法上拓寬當事人獲得證據的渠道、降低舉證難度、切實保證取證權的落實，只有 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減少非法取證行為的發生。

四、實體法的特別規定與證據的合法性

在大陸法系的某些國家，通過實體法的規定對證據在訴訟中的使用作出特殊的要求是 一種常見的做法。特別是書證這種證據形式，在大陸法系的許多國家被賦予較高的地位 ，法律明確規定對某些法律關系或事實的證明必須用書證的形式，其他種類的證據不具 有可采性，這一原則就是書證優先性的。法國是實行書證優先原則的典型代表，法國民法典第1341條規定，一切物體的金額或價值超過五十法郎者，即使為自願的寄存，均須在公證人前作成證書，或雙方簽名作成私證書。證書作成後，當事人不得 就與證書內容不同或超出證書所記載的事項以證人證明，亦不得就證書作成之時、以前 或以後所聲明的事項以證人證明，如物件的金額或價值不足五十法郎者，亦同。在義大利， 書證優先原則也同樣有所體現，比如，對於保險合同、當事人的和解協議的證明法律明確要求只能使用書面證據，其他的證據形式不能被法院採納。除了書證以外，實體法還 可能對某些法律關系或法律事實的證明提出諸如公證、登記等其他特殊的要求，因此有 學者認為這些要求構成了證據可采性的一個要件，只有符合了法律的特殊規定才能認定 證據具備了證據能力。

但是，在我國目前條件下，不同意將是否滿足了法律的特殊要求作為檢驗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的標准。如前所述，在我國實體法對法律關系的特殊形式的要求是作為 法律關系的有效要件而不是證明要件存在的，比如，按照我國《合同法》第270條的規 定，建築工程合同應當採用書面形式。因此，當事人在有關建築工程的糾紛中，只能用 書面形式證明合同的內容，如果沒有書面合同法院將判決法律關系無效。但是，並不能 由此認為除了書面證據之外的證人證言、當事人陳述等其他證據都不具有證據能力，因為如果法院以沒有採用書面形式為由判決合同無效，就可能涉及到要求導致合同無效的 當事人承擔民事責任的問題，此時證人證言、當事人陳述等其他證據，在證明合同無效 的民事責任時由於證明對象的改變，是具有可采性的證據。

總之，程序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決定了在民事訴訟中對證據的合法性必然要作出與刑 事訴訟不同的解釋。這種解釋總體而言更為寬松和靈活，體現了民事訴訟所追求的價值 目標的多樣性，同時也使當事人和法官擁有了更多的行為空間和選擇餘地。

⑦ 證據在訴訟中的意義是什麼

證據在訴訟中的意義：

1、證據對於當事人進行訴訟活動，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對法院查明案件事實，依法正確裁判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2、證據問題是訴訟的核心問題，在任何一起案件的審判過程中，都需要通過證據和證據形成的證據鏈再現還原事件的本來面目，依據充足的證據而作出的裁判才有可能是公正的裁判。

(7)證據法學地位擴展閱讀

民事訴訟證據的重要性：

1、民事訴訟證據的「三性」是指。真實性、合法性、關聯性在法庭上對證據質證主要是圍繞「三性」進行，最終的判決結果，法院也會圍繞著證據的「三性」進行審查判斷，民事證據既是訴訟開始的基礎，也是訴訟過程中的核心，更是引導訴訟最終走向的決定性因素。

2、「證據乃訴訟之王」，民事糾紛中民事證據是保障民事案件審判質量、促進司法公正的「生命線」。

3、打民事官司打到就是證據，誰主張誰舉證，同時也提醒在日常的買賣關系中，雙方當事人都要有法律意識，有憑據意識，對重大買賣事項的處理要注意留有書面或其他相關憑據，這樣，在產生糾紛時就可以拿出證據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⑧ 公證文書在民事訴訟中的證據地位是否絕對不可推翻

理論上你有證據證明公證文書錯誤的可以推翻，但實踐中基本不可能。

⑨ 律師辯詞和陳述詞怎麼寫

你仿照下面的例子寫
1律師辯詞寫法
尊敬的審判長、合議庭：
xxxxxx律師事務所武漢分所依法接受本案申請人王某的特別授權委託，由本人（李軍律師）擔任其訴訟代理人參與本庭訴訟，在出席本庭庭審之前，本著對委託人負責的態度，本人詳細閱讀了本案此前一審、二審的案卷材料，以及與本案相關聯的幾個案件的案卷材料和判決，我注意到同樣包含本次庭審在內的訴訟參與人剛剛結束一個相關聯的案件的再審，而且本案的審判長亦是該案的審判長，在該案中，我們的委託人王某被判決承擔償債的連帶責任，很坦率地說，委託人有理由對本合議庭是否可能存在先入為主的傾向性確實存在種種擔心，但聽取了本律師關於申請法官迴避的有關法律規定的介紹後，我們的委託人表現出了令人欣賞的理性，他決定不去顧慮這些與案件沒有實質性聯系的枝節，而是客觀地向法庭陳述，從而以事實與證據來獲得法庭對正義的支持。
為了協助法庭充分行使審判職能，同時也為了充分履行律師的委託代理職責，本律師將從事實、證據以及法律規定三個方面進行闡述，來向法庭說明申請人不應該承擔本案的償債責任。
一、關於本案事實。
本案的事實是：本案原告（借款人）向被告一方（貸款人）高息借款，雙方均知曉國家關於超過銀行同期貸款利率四倍以上的利率部分不受法律保護，為了規避法律，貸款人（已生效判決認定金宇公司法定代表人楊某是借款人）採取了先收回高額利息，在收回利息之後再要求借款人出具（本金）借條的方式來使規避其高額貸款行為，同時使其訴訟證據合法化，正是因為這點，借款人憑借精心處理的證據贏得了維護其借款本金利益的訴訟。我們姑且不去討論高額借貸行為本身是否合法的問題，對於借款人而言，其存在兩筆應支付債務即本金與利息，但本案債務人在已知其游戲規則的基礎上試圖賴賬，他的理由是他已支付的本金已經超過了利息，借款人提起了訴訟，理由是其所持有的證據顯示借款人並未收到還款或者說無證據表明借款已經償還，原訟法院支持了借款人的訴訟請求，法院（武漢市東西湖區人民法院）判決的理由是現有的支付證據是由本案申請人完成的，而申請人支付行為不足以證明支付與了借款人，原訟法院進一步進行法律釋明，認為付款人與收款人之間的法律關系應另作處理，於是原告卓偉公司以不當得利為由要求申請人承擔返還不當得利利益的法律責任。於是有了本案，本案經歷了一審、二審，現在我們在討論再審的問題，即是說本案原審判決是否存在錯誤的問題。申請人王某在本案訟爭交易中的地位是介紹人，這個交易的雙方中一方試圖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高利貸），另一方試圖違背商業交易承諾試圖賴賬，這雙方為了金錢的利益置商業道德與誠信人格於不顧，利用證據形式上的漏洞，盡然將法律責任歸責到介紹人身上去，這是不道德的，如果法庭支持本案原告勝訴，無異於再次支持當事人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的目的得逞。

二、關於本案的證據。
（一）新的證據足以表明申請人並非不當得利利益之債務人，因為原告承認其自始至終沒有實際收受款項而只是經手簽字履行財務程序而已。
這三份證據分別是原告代理人在關聯訴訟中的書面代理詞，原告在該案中向法院所為的書面情況反映，這些材料是在申請人未知的情況下產生的，並且它毫無爭議地表明原告從不否認申請人從未收取爭議款項，自從原告提起訴訟後，他便將這個事實壓在了心裡，任由法庭要求申請人按照中國法律進行「誰主張誰舉證」，結果是倒霉的申請人煞費苦心收集到的證據被法院認定不足以證明其主張，於是原告勝訴。根據證據規則規定，在訴訟中通過當事人陳述、代理詞等形式形成的對一方不利的事實的認定，可以作為證據使用。鑒於此，本律師認為，該三份證據系在庭審之後通過查閱關聯訴訟案卷筆錄形式始得發現的證據應被認定為「新的證據」，並應作為核心證據在此基礎上判決申請人不應承擔本案不當得利法律責任。
（二）原審法院對於原有的證據的認定是錯誤，在此基礎上得出的「事實認定」自然錯誤。
1、原審法院認為，錄音證據無法進行辨認且當事人不予認可因此不予採信，這個結論是錯誤的。首先，原審開庭時應當對錄音證據進行辨認的當事人本人並未到庭應訴而是由代理人應訴，即便代理人擁有特別授權，但對於自己委託人的聲音的判斷這與對事實的承認有一定的區別，只有當事人本人才能夠對自己的聲音進行明確無誤的辨認，同時，本案需要進行進一步確認的事實除了前述一點以外，更重要的是錄音內容本身是否完整且能夠反映事實，但原審法院對如此重要的事實僅憑代理人的一句不能肯定就作出了不予採信的結論，這是有違法律規定的，對於當事人不到庭而不能查清的事實，經法庭兩次合法傳喚以後法庭可以對其進行拘傳，這是民事訴訟法的明確規定，我們認為，按照法律規定正確適用司法程序以查清事實公正判決是法庭的權利同時也是義務。另一方面，原審法院認為，錄音證據作為單一證據在當事人不承認的情況下不能採信這是對法律規定的誤解，只有「存有疑點的視聽資料」才不能「單獨作為認定事實的證據」。
我們想同時提請法庭注意到的是，這一份錄音證據清晰無誤地證明了所有爭議款項由原審被告吳某收取，至於對方代理人談到的「如果說吳某收取了六十萬那楊有為又收取了十七萬多豈不是成了七十多萬」這個論點，如果我們注意到他們是母子關系並且原告本身甚至放棄了對楊某某的訴訟請求，這就足以說明他們自己也知道這個觀點不過是一個邏輯辯論說說而已的觀點。
2、同時我們新向法庭提供的銀行存單顯示直接存入楊某某賬戶的現金總額至少是27萬元，而非178000元，這點也足以表明原審法院判決應被改判。

三、關於本案的法律適用問題。
（一）原審法院對法律理解錯誤導致了錯誤判決。
本案案由為不當得利糾紛，根據法律規定，不當得利是指「沒有合法根據，取得不當利益，造成他人損失的，應當將取得的不當利益返還受損失的人。」即在不當得利法律關系中只存在兩個主體，一是受到損害的債權人，另一個是造成損害的債務人，請注意，這里所說的造成損害是指「取得不當利益，造成他人損害」，而不包括「導致他人取得不當利益而造成他人損害的」，如果要包括，那麼本案的案由應該是侵權糾紛（財產權受到侵害），代理人想同時提請法庭注意到的是，在不當得利之債案件中，我國法律並無要求第三方承擔連帶責任的法律規定，連帶責任只在侵權之債中，不當得利之債作為侵權之債的「特別法律」並無此項規定，法庭不應超越法律規定創設義務。
本案之不當得利之債中，債權人一方比較容易界定，如何界定債務人是審理的核心，按照法律規定，只有確定了「取得不當利益，造成他人損害的」人，才能正確確定債務人，一方面，原告自認申請人未經手（取得）該60萬款額，另一方面，錄音證據表明吳某承認收到此款，那麼，無論如何，本案的債務人也不可能確定為申請人王某。
原告有一個非常簡單的邏輯：法院判決說錢沒有還給要還的人，現在有證據顯示你（申請人）領了錢，同時法院認定你不能證明你將此款交給了應該交給的人，因此你構成不當得利。這個邏輯聽起來是非常合理的，但對於不當得利而言，那個不該得到此款的人才是不當得利的被告，才是真正的債務人。代理人有理由認為，原審法院混淆了不當得利與侵權責任之間的概念。
（二）申請人不應承擔本案不當得利的法律責任，同時本案應駁回原告訴訟請求。
本案原告確實做到了「以法律為准繩」，但他卻沒有做到「以事實為依據」，他很清楚，申請人沒有實際經手錢款，但他卻聽任法庭威嚴地要求被告舉證，同時還口口聲聲地在本庭上說法院判決沒有錯誤，本律師在此代表委託人強烈譴責這種沒有商業道德和為人品格的行為，一個公司以及他的領導人淪落至此，明知事實卻聽任無辜之人受到不公裁判，這是文明社會的悲哀！
我們注意到原告最終將其訴訟請求確定為要求申請人承擔賠償責任，其他人承擔連帶責任，本代理人認為，原有證據以及新的證據已經表明申請人並未「取得不當利益」， 卓偉大酒店已自認申請人王某並未收取訟爭款項，鑒於此，王某便不應該承擔不當得利返還義務，本案應由吳某承擔60萬收款的返還責任，如進一步證據表明，金宇公司實際獲得此款，則金宇公司應承擔返還責任，吳某承擔連帶責任，同時，楊某某、楊某在其利用銀行卡實際收受款項范圍內承擔連帶責任，但此項舉證責任不由王某承擔，而應由卓偉大酒店來承擔。鑒於本案案由為不當得利糾紛，要求王某承擔其中的連帶責任缺乏法律依據，不應承擔本案不當得利任何法律責任。
同時，根據「不訴不理」的原則，既然原告只要求其他人承擔連帶責任而不是返還責任，則「要求本應當承擔返還之責的人承擔一個不應承擔法律責任的人連帶責任」的訴訟請求缺乏法律依據，本案應當作出駁回原告全部訴訟請求的判決。這個結果聽起來似乎不近情理，但「火車只有在軌道上才能安全到達終點」，這個訴訟不謹慎的後果應由原告自行品嘗，對此我們表示遺憾，原告或許也應該對自己不恪守商業誠信的態度進行必要的反思。

此 呈
xxxxxxx人民法院
2律師陳述詞寫法
審判長：
我接受本案被害人趙××的近親屬徐××的委託，依法擔任被害人趙××訴柳××虐待案的第一審訴訟代理人。在接受委託後，我進行了廣泛而必要的調查取證活動，認真閱讀了本案的卷宗，做了較為充分的庭前准備工作。根據剛才進行的法庭調查活動，趙××訴被告人柳××虐待一案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確實。為了進一步支持起訴，維護本案自訴人趙××的合法權益，我在此向法庭發表如下代理意見：

一、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
（應祥述事實經過，此略。）
以上事實均有證據予以佐證。證據剛才已提交法庭。
二、柳××的行為構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以下簡稱《刑法》)規定的虐待罪，應予追究刑事責任。
虐待罪，是指對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員，經常以打罵、挨餓、限制人身自由、凌辱人格等方法，從肉體上和精神上進行摧殘迫害，情節惡劣的行為。我國《刑法》第260條規定：「虐待家庭成員，情節惡劣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在本案中，柳××虐待趙××時間長(長達×年)，造成的後果嚴重——給趙××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極大的損害，屬情節惡劣，理應追究其刑事責任。而且，柳××公然蔑視國家的計劃生育政策，重男輕女還因此對不願屈從其錯誤意志的妻子百般折磨，實屬情理不容。
綜上所述，被告人柳××的行為已構成虐待罪，請人民法院對其依法懲處。
××律師
××年××月××日
說明：文書的製作要點：
1．引言。寫明代理律師代理該項訴訟的法律依據和事實根據，案件的性質和審級。
2．正文。第一，敘述被告人的犯罪事實，並運用充分、確實的證據加以證明；第二，在引用相關法律條款並運用犯罪構成理論、相關知識論證被告人刑事責任的合法性和必要性；第三，從行為知識背景、心理等方面分析被告人犯罪的動機和原因，向法官、陪審員闡述該被告人的犯罪行為給被害人和社會造成的嚴重後果與社會危害性。
3．結論和訴訟請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