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新冠法治

㈠ 我們平時在防範新冠病毒方面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用科學道德和法治等角度共寫

為了避免感染計算機病毒。在平時的使用中要注意的問題有： 1、專機專用； 2、經常進行系統備份； 3、不要使用盜版軟體； 4、控制軟盤使用。使用軟盤前要殺毒； 5、...

㈡ 新時期我國法制建設取得哪些重大成果

50年來，在我國社會主義事業取得舉世矚目的全面發展
的歷史進程中，我國的民主與法制建設，取得了歷史性的
偉大成就。特別是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
中全會，是新中國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在把
我們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全面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
建設的同時，將我國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推向了一個
新的階段。
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確定"依法治國，建
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
會議將我們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這一基本方略，庄嚴地
載入了憲法。這就為我們國家跨世紀的發展，為我國社會
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的進一步發展和完善，為國家興旺發
達、長治久安，提供了根本保證。
一、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
1949年，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在經歷了長
期的艱難曲折的武裝斗爭和其他形式的斗爭以後，終於推
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取得了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從
此，中國人民掌握了國家的權力，成為國家的主人，在我
國結束了極少數剝削者統治廣大勞動人民的歷史，結束了
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奴役中國各族人民的歷史。
毛澤東同志指出，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任何
一個國家都有國體和政體。國體是指各個階級在國家中的
地位，它決定和體現國家的本質。同時，不論什麼性質的
國家都要採取一定的政體來實現統治階級對國家的管理。
世界上有各種不同性質的國家，存在著各種不同形式的政
體。一個國家採取什麼樣的政治制度，最根本的是由這個
國家的國體決定的。不同性質的國家，採取的政治制度就
會不同。由於每個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民族的歷史
傳統及現實情況不同，因此，同一性質的國家所採取的政
治制度又有差別。
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後，建立了以工人階級為領導、
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人民
掌握了國家的政權，成為國家的主人。我國各族人民在中
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根據長期革命斗爭的實踐經驗，把以
民主集中制為原則的人民代表大會製做為國家的根本政治
制度。1940年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就指出，
我們要建立的新的國家的政體，是實行民主集中制原則的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是適合我國國情的政權組織形式。
這種政體的建立，經歷了長期實踐過程。在第二次國內革
命戰爭時期，在革命根據地建立了蘇維埃代表大會和工農
兵代表大會；在抗日戰爭時期，為了適應抗日民族統一戰
線的需要，建立了參議會形式的抗日民主政權；在解放戰
爭時期，採取了人民代表會議的形式。新中國成立後，中
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確定我國實行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1952年底，中共中央提議並由中國人
民政治協商會議建議，中央人民政府著手召開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准備工作，並開始起草
憲法草案和選舉法草案。1953年，通過了《關於召開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決議》、《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在全國
開展了選民登記工作和進行普選。中國歷史上空前規模的
由人民選舉自己代表的活動在全國展開，中華人民共和國
年滿18周歲的公民，不分民族、性別、職業、家庭出身、
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居住期限，除依照法律
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以外，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參加投
票的選民共有2.7億人，選舉出基層人民代表大會代表560
多萬名。到1954年，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召開了第
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並選出了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
表。1954年9月，在北京舉行了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
一次會議，通過了新中國第一部憲法。大會還通過了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國務院組織法、人民法院組織法、
人民檢察院組織法、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
民委員會組織法，選舉產生了中央國家機關，奠定了人民
共和國政治制度的基本體制。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核心是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我國
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
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
代表大會。""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
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我
國國家機構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
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由民主選舉產生，對人民負責，
受人民監督；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
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統一地行使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職責，
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行使地方國家權力
機關的職責。它們代表人民履行憲法賦予的權力，討論和
決定國家和地方的各項重大問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
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維護自己利益的根本途徑，是發展社
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的最可靠保證。
我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同西方國家的三權分立的
政治體制有本質的區別。西方國家實行的立法、司法、行
政三權分立制度，是反對封建專制，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
的需要和結果，其實質是維護資產階級統治的政權形式。
我國實行的是以民主集中制為原則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不照搬西方三權分立的議會政治制度。我國人民代表大會
制度的優越性在於：第一，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
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權力機關，集體決定國家的重大問題
。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是由作為權力機關的
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國家權力機關對政府組成人員、審判
機關和檢察機關的負責人員實行監督並有權罷免，以保證
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在行使職權時，必須遵照
人民的意志，維護人民的利益。這種制度，使政府、法院
、檢察院必須按照人民的意志行使行政管理權、審判權和
檢察權。而資產階級議會是立法機關，總統不由議會產生
，而且對議會制定的法律有否決權，還可以解散議會。第
二，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對原選區或選民負責。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代表受原選舉單位的監督，原選舉單位有權依照
法律規定的程序罷免本單位選出的代表。地方各級人民代
表大會代表的選舉單位和選民有權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罷
免由他們選出的代表。代表如果不按人民的意願辦事，原
選舉單位和選民可以撤換甚至罷免，這種制度就能保證代
表要反映人民的意志，代表人民利益。而西方議會議員選
出後，在任期內選民是不能撤換的。因此，人民代表大會
制度是人民行使管理國家權力的最好的政治制度，可以使
人民真正掌握國家的、民族的和自己的命運。黨的十五大
再次強調，我國實行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和人民代表大
會制度的政體，是人民奮斗的成果和歷史的選擇，必須堅
持和完善這個根本制度。這對於堅持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
制度、實現人民民主，具有決定性意義。
我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從建立到現在，得到不斷
的發展和鞏固。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對進一
步完善選舉制度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方面，進行了一系列
的改革，主要是
1擴大直接選舉的范圍，實行差額選舉
選舉制度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內容，是人民代
表大會制度的重要基礎。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是人民行使管
理國家權力的最重要的政治權利。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
來，對選舉制度作了許多改革和完善，先後四次對選舉法
進行了修改和補充。
首先，擴大了直接選舉的范圍。1979年修改選舉法時
，把直接選舉代表的范圍由鄉、鎮一級，擴大到在縣一級
的范圍內直接選舉人民代表。在一個縣的范圍內，人民群
眾對本縣人員的情況比較熟悉和了解，實行直接選舉，有
利於發揚民主，能把代表人民利益的人選為代表，也便於
人民群眾對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實行有效的監督。縣
級人大代表的選舉十分重要，它是省、自治區、直轄市和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選舉的基礎，擴大直接選舉的范圍
，是選舉制度的一項重大改革，對於發揚社會主義民主，
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改革和完善選舉制度的另一個重大措施，是實行差額
選舉。1979年修改選舉法時，確立了差額選舉的原則。各
級人大代表候選人的名額應多於應選代表的名額。在直接
選舉中，應當多於應選代表名額1/3至1倍；在間接選舉中
，應當多於應選代表名額的1/5至1/2。差額選舉可以更好
、更充分地反映人民的意志，保證人民群眾充分行使民主
權利，選出他們認為真正能夠代表他們意志和利益的人。

2進一步健全和加強人大常委會的組織
我國是一個有12億多人口的大國，各民族、各地方、
各黨派、各階層、各方面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都需要
有適當數量的代表，人數太少了不行，一般每年開一次會
，不便經常進行工作。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要求加強和發
揮全國人大常委會的作用。全國人大常委會實質上成為代
表各方面的常務代表，人數較少，可以經常開會，討論決
定國家的重大問題。為此，1982年通過的新憲法進一步加
強了常委會的組織，主要是：
第一，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不得擔任國家行政機關、
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的職務，這樣就可以使絕大多數人大
常委會組成人員不兼任其他職務，是專職的。這樣做的好
處是，從職責上講，人大常委會要監督政府、法院、檢察
院的工作，不宜兼職；從時間、精力上講，人大常委會的
工作十分繁重，可以集中精力把常委會的工作做好。
第二，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大設立常委會。1979年以
前只有全國人大設立常務委員會，地方各級人大都沒有常
委會，而是由人民委員會也就是人民政府行使權力機關的
常設機關的職權。為了發揮地方各級人大作為地方權力機
關的作用，1979年修改地方組織法時規定了縣級以上地方
各級人大設立常委會，新憲法肯定了這一點。縣級以上地
方各級人大設立常委會有重要意義：(1)有利於地方各級人
大通過其設立的常委會開展經常性的工作，進一步發揮地
方權力機關的作用；(2)省級人大及其常委會可以在與憲法
、法律、行政法規不相抵觸的前題下，根據本地情況制定
地方性法規，有利於在法制統一的原則下發揮地方的積極
性；(3)由人大常委會任免法院副院長、審判員、檢察院副
檢察長、檢察員，改變過去由地方人民政府任免的辦法，
有利於保證法院、檢察院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檢察權，
不受行政機關的干涉；(4)有利於加強對代表的監督，在大
會閉會期間，人大常委會可以撤換由它選出的上一級人大
代表。因此，縣級以上地方人大設常委會，是完善人民代
表大會制度的一項重大改革。
第三，增設了常設的專門委員會。1982年通過新憲法
以前，全國人大的常設專門委員會只有兩個，即法案委員
會和民族委員會，預算委員會只在開大會時活動。為了加
強人大工作，按照新憲法的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陸續
增設了有關的專門委員會，現有民族委員會、法律委員會
、內務司法委員會、財政經濟委員會、教育科學文化衛生
委員會、外事委員會、華僑委員會、環境與資源委員會、
農業與農村委員會等九個專門委員會。這些專門委員會在
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領導下，研究、審議和擬定有關議
案。向大會或常委會提出的議案，一般先經專門委員會審
議，這樣做的好處很多。(1)由於專門委員會各有分工，便
於分門別類地專門討論問題；(2)專門委員會的成員對有關
問題比較熟悉，研究有關的專門問題時，能夠更深入、更
周到；(3)提議案的單位和有關部門可以列席會議發表意見
，有助於客觀、全面、系統、深入地研究問題、解決問題
。經過專門委員會的審議，有助於人大或人大常委會作出
的決定能夠更加符合實際。
為了使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在審議、決定問題時
，能夠充分發揚民主，更好地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便
利代表、委員履行職權，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制定了全
國人大議事規則和全國人大常委會議事規則，規定了會議
次數、召開的日期和程序。為了使代表和委員在開會前，
能夠對會議審議的問題做好准備，以便更好地發揚民主，
進行審議，要求在一定期限前將會議討論的主要事項、法
律草案告訴代表和委員。常委會審議法律案一般實行三審
制，重要法律草案向社會公布，徵求意見。大會和常委會
審議工作報告時，國務院和有關部門、法院、檢察院要派
人參加會議，聽取意見，回答詢問。常委會舉行會議時，
邀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大常委會主任或副主任列
席會議，以便反映各地的意見，等等。通過完善民主的程
序，更好地發揚民主，使人大和常委會通過的議案，可以
更好地反映人民的意志，代表人民的利益。
總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是
人民當家作主，行使管理國家和管理社會事務權力的基本
形式。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只有通過加強和完善人民代表
大會制度，才能使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在人民代表大會
通過議案的審議、研究，形成為法律，變為國家意志，變
成全體人民和全社會共同遵循的行為規范和行為准則。通
過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對各級國家機構領導人的選舉
、任免以及對各類國家機構工作的監督，實現人民的民主
監督。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各項議案的審議過程，就
是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以及黨所選拔、推薦的幹部接受
人民群眾檢驗的過程，也就是實現黨對國家領導的過程。
因此，不斷加強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新的歷史時
期黨帶領人民群眾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必然要求。

㈢ 依法抗疫的基本前提是什麼

2月9日，浙江省政府辦公廳發布疫情防控2號責任令，要求制止無理由擅自升級管理措施，以及層層加碼的簡單化管理手段。比如隨意限制普通居民正常出行、隨意關閉居民生活必需品門店等，確保科學恢復生產秩序。
依法治國是我國基本方略之一，即使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期也必須堅持，本次抗擊新冠肺炎當然不例外。然而從根本上講，法治與應急處置之間存在天然的緊張關系，應急措施經常是「少法可依」。
原因有二：
首先，法治的前提是「有法可依」。立法者提供規則作為常備工具，執法者照章辦事處理具體事務。然而突發事件出沒無常，全社會都缺乏常備應對工具。尤其像新冠肺炎，不僅在醫學史上從未見過，還一上來就暴擊九省通衢的大都市武漢，再加上春節人口大遷移，可資沿用的應急經驗不多，出現局部「亂作為」也在意料之中。
其次，法治的另一要素是規則穩定，不能朝令夕改，以便全社會形成穩定預期，將規則內化為「從心所欲而不逾矩」的習慣。然而面對「非常態」的突發事件，原本處理常態事務的規則可能不再適用，決策者必須「見招拆招」，甚至必要時「臨陣變招」。如此一來，出現「亂招」也在所難免。
簡而言之，「少法可依」的應急狀態是對法治的天然考驗。面對新冠肺炎這種突發疫情，不管政府還是個人，都沒有「久病成醫」的現成經驗，只能在事發後見機行事。在迎難而上的應急處置中，一些措施雖以防疫為出發點，卻可能引發「次生災害」。比如有疫情輕微地區將疫情嚴重地區的緊缺防護物資徵用，有地方挖斷公路阻斷交通要道，有小區禁止醫護人員返家，有基層對湖北籍住戶鐵鏈封門等，不一而足。面對這些亂象，立法者固然無法一一預見並事先防範，但藉助法治的基本框架，我們至少可以從三個層面解決應急措施的合法性問題：其一，政府應急擴權時，其手段的界限何在？其二，政府決定應急措施時，應受到何種程序約束？其三，個人對政府和他人，可以採取何種應急措施？
第一、政府應急擴權的界限何在？
根據《傳染病防治法》和《突發事件應對法》等概括性授權，面對新冠肺炎這類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政府權力得以臨時性擴張，可以強制隔離、限制聚集、管制場所/交通或停工/停業/停課等。視疫情發展，政府還可以靈活調整應急措施的種類和力度。然而公權擴張的代價是私許可權縮，盡管立法上沒有明確的紅線，政府應急措施依然受到法治原則的強力約束。簡而言之，可歸結為「一條底線、三條准繩」。
「一條底線」指保障基本權利，至少是不得因應急措施危及個人生命安全。比如在強制隔離時，一要進行必要的醫療救治，二要滿足飲食住宿等基本生活條件，三要對被隔離者撫養的無生活能力者提供幫助，欠缺任何一項都構成違法。同理，大范圍地關停糧油蔬菜等民生必需品商店，也因威脅到公眾生存權而違法。
「三條准繩」指「禁止過度」的比例原則的三層意思。一是手段有效，即對私權的限制必須有助於維護所追求的公共利益。比如新冠肺炎期間限售退燒葯，可以避免感染者私下購葯壓降體溫以逃避隔離治療，屬於有助於保護公眾健康的合法手段。相比之下，如果限售糖尿病人必須的胰島素，則屬於不合法的無效手段。
二是侵害最小，即在足以實現相同目標的多種手段中，選擇對私權侵害最小的一種。比如對強制居家隔離的個人，可以採用貼封條、電子監控或鎖死入戶門等多種辦法。前者的侵害程度最低，當屬首選。後者固然效果好，但同時造成消防和急救等隱患，對私權侵害過大，不應採用。
三是損益均衡，即所保護的利益和付出的代價大致相稱，不存在「高射炮打蚊子」的極端選擇。比如若非疫情極其嚴重地區，不宜採用徹底封城、全民禁足的措施，也不能「一刀切」地關停包括民生必需品在內的銷售門店，或是隨意拔高復工標准阻止企業復工。由此，必須警惕抗疫措施「比誰更狠」的傾向，在這一點上，先有公安部反復強調不得擅自封堵交通要道，後有浙江省政府專門發文糾正過激措施，都值得各級決策者認真借鑒。
第二、政府應急決策應受何種程序約束？
決策程序本身不是應急手段，但卻足以提升手段的正當性。應急決策與日常立法不一樣，首先是緊急，必須迅速決策並立即實施；其次是獨斷，沒有時間通過民主程序進行充分論證。即便如此，法治原則也對決策程序有以下約束：
一是不得越權決策。根據《傳染病防治法》和《突發事件應對法》，涉及限制個人權利的多數隔離/管制類應急措施，只有縣級以上政府有權實施，街道/鄉鎮、派出所/衛生所、社區/村隊以及業主委員會、物業服務公司等主體，都無權自行決定。像鐵鏈封門、禁止醫護人員進小區這種從未上過縣級以上政府紅頭文件的做法，顯然就屬於非法越權決策。
二是強調專家參與。應急決策效率優先，大規模民主協商不可行，但應盡量小范圍聽取專業意見，尤其要注意一線專家的聲音。比如面對新冠肺炎這種新型傳染病，風險如何、應否封城等關鍵判斷，國家高級別專家組的意見極為重要；但在確診標准、是否人傳人等問題上，一線醫生的意見就值得特別關注。畢竟相比遠程指揮的高級參謀，與敵人刀槍相對的一線將士可能有更深刻的認識。
三是保留調整空間。應急決策事出緊急，又經常缺乏成例可循，考慮不周甚至掛一漏萬在所難免。正是因此，在迅速「一刀切」實施的同時，必須保留調整空間。具體而言，首先要允許執行中對特殊情況「開口子」，並暢通「開口子」的決策通道，比如封城時要為非傳染病重症患者保留異地求醫可能，暫停公共交通時要考慮醫務人員的出行需求等。其次要善於改進，該修正先前決策時絕不猶豫。畢竟應急決策重在效率和效果，而不求規則穩定。這就要求決策系統保持信息暢通，及時接收並處理決策實施中的反饋信號。
第三、個人可以採取何種應急措施？
就應急抗疫法律關系而言，個人主要有三種角色：一是政府行為的相對人，也即私權受到臨時限制的個體；二是自治成員，包括村社成員、小區業主等身份；三是市場主體，尤其是經營抗疫防護用品和緊缺生活必需品的商家。第一個角色相對被動；第二三類角色則可能成為侵犯他人權利的主體。
作為公權相對人，個人除容忍並服從政府的應急擴權行為之外，還應保持足夠的權利敏感，一則避免自身權利受到過度侵蝕，二則提醒政府及時修正不合理的應急抗疫措施。
作為村社成員、小區業主等自治成員，個人在應急抗疫中又很容易壓制他人權利。比如集體投票禁止醫務人員進小區、挖斷村道阻止外人進村等行為，其非法性本來不難判斷，但一則民眾大多不熟悉法律，二則借口非常時期集體決策而有恃無恐。問題的解決，一要靠政府尤其是公安機關嚴格執法，「該出手時就出手」，二要靠民眾強化共情心理，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更多換位思考。
至於作為抗疫商品經營者的個人，必須認識到應急狀態下的商品價格並不必然反映供需關系。或許多數經營者不懂相關法律，但只需記住一點即可：任何輕易賺大錢或快錢的方法，尤其是在應急背景下，都一定寫在了《刑法》中。
（作者：蘭榮傑，西南財經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法律博士）
(責編：章華維、高紅霞)

㈣ 我國實行增加依法治國是在哪年

1999年，將依法治國確定為我國治國的基本方針。
1999年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將其作為憲法的第五條第一款。這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破天荒的事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國方略的重大轉變。
依法治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
1、依法治國的主體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群眾；
2、依法治國的本質是崇尚憲法和法律在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的權威，徹底否定人治，確立法大於人、法高於權的原則，使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和法律不受個人意志的影響；
3、依法治國的根本目的是保證人民國務院總理與中國政法大學生討論法治充分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維護人民當家作主的地位。依法治國是一切國家機關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
4、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新方針：「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5、立法機關要嚴格按照立法法制定法律，逐步建立起完備的法律體系，使國家各項事業有法可依。有法可依是實現依法治國的前提條件。
6、行政機關要嚴格依法行政。依法行政就是要求各級政府及其工作人員嚴格依法行使其權力，依法處理國家各種事務。它是依法治國的重要環節。
7、司法機關要公正司法、嚴格執法。總之，依法治國要求各級國家機關切實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㈤ 我國法治建設不斷完善的表現有哪些

黨干涉執法。立法時設計模稜兩可的條款，同一法律，相同案件，各地執法不同；案件受理設立門檻；收費誇張；法官權力過大，監督缺位；陪審員形同虛設，沒有決定權；判決執行力也有問題；現在的「法治」雖有口號，還只是一個笑話。

㈥ 我國法治建設的核心問題是

國家核心價值觀是以人為本，國家的治國綱領是依法治國。

㈦ 目前,我國法治建設上的一個突出問題是

違法成本極低、守法成本相對畸高，不僅誘使當事人違法，更重要的是守法者吃虧，違法者賺便宜，進而劣勝優汰，具體表現在：

1、公權力機關的退位、歸位與市場機制和社會組織發育仍不成熟之間的矛盾。

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過程是公權力機關退位和歸位，理性再定位的過程。但由於市場機制仍不健全，社會組織仍不規范，市場機制和社會組織往往難以擔當起合格的公共產品或公共服務提供者的角色，導致公權力的進退維谷。

2、嚴格執法和公正司法的要求與法律質量整體上仍不理想之間的矛盾。

法律的生命在於實施。嚴格執法、公正司法是法治國家的必然要求。然而，雖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立法質量已在不斷提高，但仍有一些法律尤其是低層級的法律規范質量不高、類型化不夠、科學性不足，將執法和司法帶入或難以實施，或實施沖突，或實施背反的多難困境。

3、嚴厲制裁違法行為的要求和期望與違法行為極低成本和守法行為高成本之間的矛盾。

守法是法治社會的自然特徵，嚴厲打擊違法行為是保障法治權威、發揮法治威懾力的必要條件。

但在現實中，在某些方面，因為責任設置過低，導致違法成本極低，守法成本相對較高，不僅誘發違法，更重要的是客觀上導致「逆向選擇」，義人受苦，違法者製造廉價偽劣最優潮流，導致廣泛的非法。

(7)我國新冠法治擴展閱讀：

完善我國法治建設中存在的問題：

1、價值建設使法治精神深入人心。

法治社會的根本問題是將法治的理念和信仰內化到人們的心中，成為社會成員決策和行動的基本指導。

當前，人民群眾有了一定的法治意識，但尚未建立起堅定的法治觀念。意識到規則的人，不僅需要加強意識的規則，誠信、權利、義務和責任的統一立法、執法和司法，也指導值通過多渠道、全方位建設概念，以便法治的精神滲透到人們的思想。

2、基層調整，使「周圍神經」得到治理。

制度問題是決定性的。在中國，傳統的從中央到基層的垂直層級管理體制依靠的是「生產經營單位」和「基層組織」。

但就現在情況來看，「最後一英里」有一個失敗的問題。建議確立社區的法律地位，作為重塑我國社會基層組織形態的主要途徑，以保證國家與成員之間順暢的「感應」。

㈧ 我國為什麼要施行法治

因為：

(一)法治是中國進入現代社會的必然要求
(二)法治是市場經濟發內展的基本保障容
(三)法治是解決中國社會現實矛盾、維護社會穩定的有效手段
一是通過程序來實現正義，將糾紛通過技術的手段化解，而不至於轉化為嚴重的社會問題。
二是法治本身是一種「控權」機制，法律在賦予公權力機關國家權力的同時，也一並確立了其權力的界限、責任、行使程序。健全的控權制度以及保護私權的機制，可以有效協調好政府與民眾之間的關系，維護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從而最有效地化解社會矛盾。
(四)法治是實現社會正義的有效方式
(五)法治是實現國富民強的根本保障

㈨ 有人說美國是有人權法制國家，是什麼原因導致新冠病毒大爆發

是有關部門的不作為，以及老百姓崇尚民主與自由的思想，讓他們沒有意識到疫情的嚴重性。

㈩ 請從道德和法律兩個層面談談我國能控制新冠疫情的主要原因

在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疫情防控的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全面打響。在全國上下和廣大人民群眾共同努力下，全國疫情防控形勢持續向好。

有黨統一領導下的「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有人民軍隊、醫護人員、基層工作者、志願者「碧血丹心、精忠報國」「舍小家為大家」的濃烈家國情懷，以及雄厚的綜合實力，全國上下團結一心、同舟共濟，我們必定能打贏這場疫情防控戰。

(10)我國新冠法治擴展閱讀：

黨統一領導的

1、「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

中國強大的組織能力、動員能力和協調能力讓世人震撼。僅十天時間，擁有千餘張床位的火神山、雷神山醫院就相繼建成投入使用；十幾家「方艙醫院」在短短幾天時間內極速建成；

無數防疫救援物資迅速通過航空、鐵路、公路和水運多路馳援武漢。各級黨委和政府多管齊下，互相協作，把全國醫療資源、物資及時有力調配到需要的地方，形成了抗擊疫情的強大合力，充分體現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

2、強大的文化凝聚力。

在這場嚴峻的斗爭中，廣大醫務工作者義無反顧、日夜奮戰，人民解放軍指戰員聞令而動、敢打硬仗，廣大人民群眾萬眾一心、眾志成城，廣大公安民警、疾控工作人員、社區工作人員等日夜堅守，海外僑胞紛紛捐款捐物、心繫祖國。

馳援湖北的醫療隊一批又一批，十四億多中華兒女同心同德、同舟共濟，凝聚起無比強大、不可戰勝的磅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