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宣道德經

A. 道家始祖老子家鄉是在鹿邑嗎

我認為老子故里就是在河南鹿邑
老子故里在今河南鹿邑縣太清宮鎮，既有古代文獻為證，又有出土文物為據，驗之地理位置也完全密合無間。同時也證明了，今人所謂老子故里在渦陽的說法不足為憑。
關鍵詞 老子故里 鹿邑 求解

關於老子故里所在地，古今學者提出了諸多說法。其中，證據確鑿、流傳最廣的是鹿邑說（劉龐生1998），而最能迷惑世人、最為謬誤的是渦陽說（孫以楷2002，李玉成2003）。本文從四方面對鹿邑說進行重新論證，渦陽說則不攻自破。

一、文獻信而有徵
關於老子故里的記載，最早見於司馬遷《史記·老子列傳》。其中寫道：「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楚就是古代楚國，苦縣就是今鹿邑縣，厲鄉(或作「瀨鄉、賴鄉」)就是縣城東的太清宮鄉，而曲仁里就是今鄉政府所在地--太清宮鎮。這本是一樁鐵案，歷代均史不絕書。如古苦縣即今鹿邑，公私著述記載者就有如下數家。
《史記索隱》：「苦縣本屬陳國，春秋時楚滅陳，而苦又屬楚，故雲楚苦縣。至高帝十一年，立淮陽國，陳縣、苦縣皆

屬焉。今檢《地理志》，苦實屬淮陽郡。」
《史記正義》引《年表》：「淮陽國，景帝三年廢。至天漢修史之時，楚節王純都彭城，相近。疑苦此時屬楚國，故太

史公書之。」
《通典州郡》：「真源，古之苦縣，老子生於此。」
《括地誌》：「苦縣在亳州谷陽縣界。有老子宅及廟，廟中有九井尚存，在今亳州真源縣也。」
《歷代地理沿革表》卷25：「苦，漢屬淮陽國，後漢屬陳國。三國仍稱苦縣。晉成康三年更名為谷陽。唐乾封元年更名

真源。建元元年改曰仙源，神龍元年復名真源。宋大中祥符七年夏，更名衛真，全同。元初省衛真，入鹿邑，後遷鹿邑

治，此屬亳州。」
《元和郡縣圖志》卷七：「真源縣，本楚苦縣，春秋時屬陳，後為楚所並。漢屬淮陽國。後漢苦縣屬陳國。晉屬梁郡，

成帝更名谷陽，高齊省入武平縣。隋開皇六年，後置谷陽縣，理苦城，屬亳州。」
《歷代疆域表漢淮陽國》：「苦縣，今鹿邑縣東10里楚之苦縣。」
上引典籍均以老子為苦縣人，且記載了苦縣更名及隸屬沿革的軌跡：東周及以前屬陳國鳴鹿(即今鹿邑辛集鄉)-→春秋楚

國苦縣-→西漢淮陽國苦縣-→東漢陳國苦縣-→三國苦縣-→晉更名谷陽縣-→北齊撤谷陽入武平縣-→隋谷陽縣-→唐疊更

名真源縣、仙源縣、真源縣-→宋更名衛真縣-→元撤衛真縣入鹿邑縣（移今治），明、清沿襲，也曾多次屬亳州（或譙

郡）。
記載古厲鄉（或瀨鄉、賴鄉）的典籍也有如下數家。
《後漢書郡國志陳國》：「苦……有賴鄉。」並引伏滔《北征記》說「有老子廟」，引《古史考》說「有曲仁里，老子

里也。」
《晉太康地記》：「苦縣城東有瀨鄉祠，老子所生地也。」
《朱韜玉札》與《神仙傳》：「老子，楚國苦縣瀨鄉曲仁里人。」
《元和郡縣圖志》卷七：「(唐)乾封元年，高帝幸瀨鄉，以玄元皇帝於此，遂改為真源縣」。
《輿地誌》記載：「老子祠，即老子所生舊宅。」
《歷代地理沿革表》卷25：「苦，春秋時曰相，有瀨鄉，老子所居也。」
《歷代疆域表漢淮陽國》：「老子苦縣厲鄉人，春秋時屬陳；楚滅陳後，苦又屬楚。」
以上均詳盡記載了老子為苦縣厲鄉或瀨鄉、賴鄉人。且考之音韻，「瀨、賴、厲」為一韻之轉，「厲鄉、瀨鄉、賴鄉」

實為一地之異名。該地名的歷史可遠溯商代。那時在今鹿邑縣東，有一小小方國--賴(瀨、歷)。周滅商後，賴歸陳。但

有人認為，賴國在西周時即不存在。《春秋僖公15年》雲：「楚人伐徐」(「徐」在今安徽泗縣西北約50里處)；「秋七

月，齊師、曹師伐厲。」《左傳》說：「秋，伐厲，以救徐也。」惠棟《左傳補注》以為即《左傳桓13年》之賴，在今

湖北省隨縣之厲山店，晉、宋以來沿襲惠說。王夫之《稗疏》以此為另一厲，即苦縣厲鄉。今以地理考之，齊移救徐之

師以伐厲，可證成王說。另外，出土銅器《魯大司徒匜銘》雲：「魯大嗣(司)徒子仲白乍(作)其庶女厲孟姬賸也(匜)」

。銘文之「厲」乃「厲」之繁文，郭沫若據此認為即魯大司徒長女孟姬所適之國名。春秋慣例，女性婚前稱謂結構為「

排行 父姓」，婚後則改為「丈夫國名 父姓」。銘文「厲孟姬」就是「孟姬」婚後稱謂：「歷」即丈夫國名，「孟」意

為「長、老大」，「姬」為魯國公族之姓。另據《水經注》「渦水又東逕苦縣西南，分為二水，枝流東北注，於賴城入

谷，謂死谷也」、「渦水又東北屈，至賴鄉西，谷水注之」和「渦水又東逕賴鄉城南」的記載，歷或賴的都城北魏時還

有明顯遺址，否則酈道元不會言之鑿鑿。據上，春秋「厲」（或「賴」「瀨」）應有兩處：其一即今鹿邑境內太清宮，

為古厲國都城所在，亦即老子故里。請看，《太康地記》雲「苦縣城東有瀨鄉祠，老子所生地」；《輿地誌》雲「老子

祠，即老子所生舊宅」；《歷代地理沿革表》雲「苦，有瀨鄉老子所居也」；《史記集解》引《括地誌》雲「苦縣在亳

州谷陽縣界，有老子宅及廟」；《元和郡縣圖志》雲「乾封元年，高帝幸瀨鄉，以玄元皇帝於此，遂改為真源縣」；唐

僧道宣《廣弘明集序》說「李叟生於厲鄉」；《太平寰宇記》引崔元山《瀨鄉記》雲「瀨鄉在(苦)縣」；《歷代疆域表

淮陽國》雲「老子苦縣厲鄉人。春秋時屬陳；楚滅陳後，苦又屬楚」。上述文獻完全可信且於今有徵：「賴鄉」就是今

鹿邑縣城東太清宮鄉一帶地方，舊時出土的《魯大司徒匜銘》與最新考古發掘均為有力證據(詳下)。
至於「曲仁里」，有鹿邑縣城東門內的老君台正門牌坊上的聯語可以為證。聯語雲：「地古永傳曲仁里，天高近接太清

宮」。曲仁里作為「賴鄉」的下級行政單位，即今太清宮鎮（筆者幼時以至青年時代即在此鎮讀書、工作）。

在縣城東5公里處(與《瀨鄉記》《歷代疆域表》均符合若契)，舊名又為「猶龍鎮」，義取《史記老子列傳》孔子「吾今

日見老子，其猶龍邪」。鎮內西北角有一方圓數十丈高地，父老相傳謂之「隱陽山」；一條小河發源於此，當地至今名

之為「賴(瀨)鄉溝」，該溝貫穿太清宮鄉全境。此水名與歷代文獻恰好符合（其本字應作「瀨」）。至於「曲仁里」的

含義，或許即邊韶《老子銘》所謂「曲渦間即曲仁里也」。

二、當地遺跡猶存
《括地誌》、《太康地記》、《太平寰宇記》、《瀨鄉記》、《輿地誌》、《元和郡縣圖志》、《歷代地理沿革表》等。
還有更多證據，因太多了 ，只好到此為止。抱歉！

B. 儒教，道教與佛教三家的教義區別

佛教的根本教義是講生命的生死根源。即了義經所講。佛教也有闡述世間法則規律的，即不了義經。佛教四依四不依中即講過，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並且有一句話：莫將如來不了義，回為己解，以誤初學。相對於佛教了義經來看，儒道所闡述的，還是在不了義的范圍。

C. 中國歷史上一共有幾次佛道大辯論

從520-1258的700多年間，由皇權組織了多次佛、道大辯論，其可比較著名的有14次。

1、北魏孝明帝520年，朝廷召集清通觀道士姜斌與融覺寺僧人曇無最對論佛、道二教先後。曇無最駁倒了姜斌，姜斌配徙馬邑。

2、北齊文宣帝555年，文宣帝敕召沙門與道士對辯，道教辯敗，敕道士削發為僧。道教一方以金陵道人陸修靜為代表，佛教一方以上統法師為代表。

3、北周武帝天569年，武帝集百官、道士、沙門、名儒2000餘人，討論釋、老，判定以儒教為先，佛教為後，道教最上。

4、北周武帝573年十二月，集群臣及沙門道士等辯三教先後，以儒教為先，道教為次，佛教居後。

5、隋文帝583年，道教一方為張賓、佛教一方為彥琮，彥琮因此作有《辯教論》，以駁斥道教的「老子化胡說」。勝負無記載。

6、隋煬帝608年，楊宏率道士、儒生入智藏寺與佛教展開論辯，雙方主要論辯人物為沙門慧凈和道士余永通。佛勝。

7、唐高宗659年，道教宗師李榮（道教重玄派代表人物）做為正方立論「道生萬物」。佛教大師慧立以「若使道是有知則惟生於善，何故亦生於惡……」雲雲辯駁。高宗在位時，經常召集僧道辯論，前後有七八次之多，基本上道士負多勝少，一說每次均敗北。

8、唐高宗660年，高宗敕召沙門靜泰（著有《眾經目次》）、道方李榮在洛陽宮中就《老子化胡經》進行辯論，李榮敗北。

9、唐玄宗730年，沙門道氤與道士尹崇對辯，並下旨將論議編入藏，題曰《開元佛道論衡》。崇福寺僧智升撰《開元釋教錄》20卷，記載佛教的盛況，並言佛藏以5048卷為定數。李邕撰並書《麓山寺碑》，立於湖南長沙嶽麓寺。

10、唐德宗796年命韋渠牟、徐岱等與沙門鑒虛、覃延，道士郗維素、葛參成討論三教，開始互有矛盾，分歧爭論較為明顯，最終「同歸於善」。

11、唐武宗841年，命僧道議論，道士賜紫，沙門不得著。從結果看，在統治者的支持下，這次辯論是道方占上風。

12、唐武宗845年，道士趙歸真、佛門高僧知玄大師，題目是「神仙可學不可學」。 道方獲勝，知玄放還桑梓。史上有名的「會昌滅佛」事件開始。

13、元憲宗1255年，以李志常為首的全真道與以少林長老福裕為首的佛教在御前展開辯論，論題仍是《老子化胡經》和《老子八十一化圖》的真偽，道教敗北，次年李志常辭世，將掌教位傳於張志敬。

14、元憲宗1258年，參加辯論的高僧道眾共有500餘人，各出17人參加主辯。以張志敬為首的全真道一方，道敗，道士樊士應等17人詣龍光寺削發為僧。

(3)道宣道德經擴展閱讀：

佛道之爭的特性：

1、道佛二教各有其特色與信眾，對立結果往往意氣用事，各成派系，排斥異己，或互相詆毀，如佛徒著笑道論，道流亦作笑佛論以敵之，各揭彼短，以揚己善，極盡對罵之能事。

2、然道佛二教經魏晉南北朝、隋、唐數代之發展而更深入民間，牢不可拔，影響後世學術思想甚巨。如新字體、詞彙之廣及學術領域，儒、釋、道三教融合而產生宋代理學等，可謂思想文藝上之重大刺激。

佛道之爭文獻：

1、有關收錄佛道論爭之文獻不少，較重要者有《夷夏論》、《三破論》、《顯正論》、《十異九迷論》、《老子化胡經》、《混元聖紀》、道宣之《集古今佛道論衡》、法琳之破邪論、神清之北山錄等。關於漢朝末年武裝起義以後的道教。

2、它們要麼所記日期不準確，要麼根本不記日期，要麼就根本抱有明顯的偏見，象在釋、道二教論戰交鋒時所寫的小冊子那樣。除此之外，由於這些現存材料未經充分細心研究，所以不可能給這個時期的道教描繪出一幅准確的畫面。

D. 信仰道教和佛教的網友們，你們承認老子西出函谷關化胡為佛嗎說說理由。

那都是沒有根據的傳說，

E. 老子墓的老子葬地考

像所有的偉人一樣，老子逝後，留下了許多謎團。與所有的偉人不一樣，老子逝後，留下了比宇宙還要大的謎團。其中老子從入秦到逝世以及葬地，從漢代至今，是許多學者尚未破解的謎團之一。筆者查閱文獻、考查文物、實地調查、請教學者得出的結論是：老子曾任周守藏室史，見周室衰微，西出函谷關，關令尹喜迎請老子至周至縣樓觀台，著《老子》，授於尹喜。尹喜倍侍老子，西上大陵山，老子逝去，葬於大陵山吾老洞，洞西南有尹喜墓。筆者將考證的要點，呈給方家指導 。
一、老子其人其書及尹喜
老子，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姓李名耳，字伯陽，號老聃。老子的出生時間，學術界基本定於公元前571年。老子少年和青年時期，聰穎好學，志向高遠，後任周朝守藏室史。孔子約71歲時還向老子求學，司馬遷敘述其經過和對話有聲有色。老子經歷了周王朝後期的戰亂，封國王侯間，戰爭連年，民不聊生。老子期望消除戰爭的禍患，人民生活的安寧幸福。後見周室衰微，辭去官職西去。函谷關令尹喜迎來老子，請到函谷關著書。後辭去關令，隨老子入秦，到達樓觀。尹喜又為老子築台，請老子著述說經。老子將其學說傳授給尹喜。老子暮年時，從樓觀西行到大陵山隱居，不久而逝。司馬遷《史記》載道：「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
老子的著作，史稱《老子》，道教稱為《道德經》，開創性地建立了完整的中國哲學體系。對世界學術、宗教、政治和文學藝術影響很大，在哲學、思想、宗教和藝術的領域超過了孔子學說。老子學說大大發展了中國人的理論思維和直覺思維，先秦道家楊朱、列子、莊子以及稷下學派、黃老學派的思想，直接來自老子學說而又各有不同的發揮和發展。法家中的申不害、慎到、韓非等人的思想以老學為理論基礎，兵家書中隱含有老子學說的影響。漢初黃老之學盛行，淮南王劉安主編的《淮南子》「牢籠天地，博極古今」，是西漢道家思想的最高理論結晶。魏晉玄學是道家思潮在歷史條件下的一次復興。老子學說對中國政治的影響，往往是深層的、無形的。漢初和唐初以老子學說治國，形成了「文景之治」、「貞觀之治」的輝煌盛世。老子學說研究普遍和持久地延續至今，說明老子學說對當代社會的重要意義是廣泛而多樣的，當然，更深刻的原因在於當代社會需要老子的大智慧。
偉大的哲人伴隨著偉大的弟子。老子的弟子尹喜，又名關尹，唐武德九年（626）歐陽詢撰《大唐宗聖觀記》說：終南樓觀為尹喜故居，《四庫提要》據此說尹喜為秦人或為關中令，或為函谷關令。尹喜為老子學說傳人，《莊子·天下》篇將關尹與老子並稱為「古之博大真人！」尹喜安葬了老子之後，潛心道學，著《關尹子》，死後葬於周至縣大陵山吾老洞西南，有墓，有古碑。
二、老子逝世葬於大陵山的文獻記載
老子到關中，有《莊子·寓言》說：「老聃西遊於秦」。老子逝世是大事，《莊子·養生主》第四段有精彩記述：「老聃死，秦失（佚）吊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吊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吊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這段話記載了老子死後，守靈、弔唁的人有：老子的方外之友秦失，老子弟子、老者、少者等人，人人哭得很傷心。詹劍峰、王士偉等學者認為秦失是關中隱士，足以證明老子長久住在樓觀，道德品行感動遠近的鄰人。近代學者胡適之說：「莊子這一段文章，決非後人假造。」梁啟超對此也深信不疑。老子在樓觀台和大陵山活動及逝世的時間，按照台灣中華老莊學會《關於老子幾個基本問題》（見《老子故里話老子》第3集）的結論：老子入關時至少90餘歲，那麼在周至樓觀台一帶活動就約70年，在大陵山活動約年余，這是依司馬遷所說「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而推定。依此，應當基本確定為：老子生於公元前571年，於公元前481年左右入關到樓觀，約公元前411年（或者公元前371年）逝世於大陵山，葬於吾老洞是比較可信的。老子是古代卓越的養生專家，善於修道而養壽，以養壽使道學精深，老子的哲學是生命哲學，人生實踐的突出特徵是注重煉養生命的深度和厚度，延伸拓展生命的長度與廣度。司馬遷說老子長壽是有所據的。台灣中華老莊學會認為：老子（引文同上）「到樓觀（時地屬扶風）定居之後，一位九十多歲的老人，很不容易引起人煙稀少的鄰近居民注意。而老子死後卻有來自遠近的許多人扶老攜幼為之痛哭，乃至遁天倍情，可見老子居住其地（樓觀）為時定非短期所能辦到，至少也該在那裡居住了十年以上，才得與鄰人如此親密，才能使遠近人無論老幼對他如此哀慟」。司馬遷說老子「莫知其所終」，與老子葬於大陵山吾老洞並不矛盾。老子是隱者，「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生性不張揚，隱居樓觀和大陵山，免除世俗煩擾，又可得到關中信息，符合崇尚自然的理想。老子死後，被貴族、上流社會和官方忽視，僅有秦失、弟子和鄰人弔唁，當時官方文獻必然失載。司馬遷對老子隱居地和逝世葬地沒有踏勘調查清楚，慎重落筆，也是科學求實的體現。
老子逝世的史實《弘明集》多處有記載。《弘明集》是南朝齊梁時佛教徒編寫，唐代佛教徒道宣續編，著《廣弘明集》三十卷。這兩本書記載了魏晉時的道佛辯論，其書中記載：
釋道宣跋孫勝《老子疑問反訊》說：「老子遁於西裔，行及秦壤，死於扶風，葬於槐里。」釋法琳《廣弘明集·十喻篇下》說：老子「生於賴鄉，死就槐里。」內七喻曰：「老子生於瀨鄉，葬於槐里。」甄鸞《笑道論》駁斥老子不死說時稱：老子「身死關中，墳壠見在。」釋道宣《廣弘明集·辯惑篇序》「李叟生於賴鄉，死於槐里，莊子可為實錄，秦失誠非妄論。」後來北宋《太平寰宇記》記載：「李叟死於槐里。」因而可以說，老子「死於扶風，葬於槐里」，古今也沒有原則分歧。老子逝世的地方在古扶風、槐里，即今周至縣，也就是逝於樓觀西3公里的大陵山。其地稱扶風槐里的原因首先是老子死時，周至尚未置縣，其地屬於右扶風槐里轄，槐里轄地包括今周至縣平原和山區。其次老子亡於大陵山後，右扶風槐里一度稱古廢丘縣。漢高祖三年（204）改廢丘（亦稱犬丘，項羽滅秦稱犬丘邑）縣為槐里縣（今興平縣東南），轄今周至縣境域。漢朝初年，周至縣域仍屬右扶風轄。三是周至置縣後仍屬右扶風轄。《漢書·地理志》載：「右扶風，縣二十一；周至、戶、槐里……」。周至縣建縣於西漢太初元年（前104），是右扶風的轄縣之一。清雍正十三年，周至知縣楊繹（山西泌州，今山西東南部人）在《游終南山》詩寫道：「邰封槐里平如掌，渭水縈紆似帶流。……」稱周至為槐里。四是古槐里今興平縣與樓觀和大陵山隔渭河相望，關中31個縣中再無老子陵墓和葬地，可證老子葬於大陵山吾老洞是符合史實的。
《廣弘明集》還引用了酈道元《水經注》上的話，證明老子逝後葬於大陵山。按照《水經注》卷二十三記載：河南鹿邑縣老子廟中「又北有李母廟，廟前有李母冢，冢東有碑。」可見老子故鄉有老子母親的廟和冢，只有老子廟而沒有老子冢，這和司馬遷所記「老子過關西去莫知所終」相合，因而老子死於扶風葬於槐里秦失弔唁，是在莊子《養生主》作成之前，決不會有錯。由於司馬遷是在河南一帶采訪的口碑史料，不知老子死於何地，才記為莫知其所終。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渭水，「就水注之，水出南山就谷，北逕大陵西，世謂之老子陵。昔李耳為周柱史，以世衰入戎，於此有冢，事非經證。然莊周著書雲：『老聃死，秦佚吊之，三號而出。』是非不死之言，人稟五行之精氣，陰陽有終變，亦無不死之理。」其中就水即今就峪河，發源於海拔2631米的周至秦嶺四方台山北側，從就峪口出山，經樓觀鎮、司竹鄉，流入黑河。就峪河長38．5公里，流域面積95．4平方公里，就峪口大陵山是就峪河切割、沖刷和砂石以及風成黃土堆積形成的。大陵山就峪河建有水電站，向北建有就惠渠引水壩。壩西有老子墓，大陵山頂有吾老洞。
魏晉隋唐時今樓觀及大陵山一帶地名為神就鄉聞仙里，神即直指老子就葬在此處。北宋宋敏求《長安志》記有周至唐時鄉社：望仙鄉在縣東四十里，管社一十四：仙檀鄉在縣東二十五里，管社一十四；仙果鄉在縣南五十里，管社一十五；神就鄉在縣西南三十里，管社二十四。」樓觀周圍各鄉均冠有仙字，大陵山就水一帶稱神就鄉。元至元三十年立的《樓觀先師傳碑》稱樓觀大陵山一帶為神就鄉聞仙里。至於有的文獻所說：老子「西去流沙」，也可從大陵山下及迤西河流眾多，沙灘寬廣得以印證。就峪河西有韓峪河、馬岔河、黑河、駱峪河、蘆河等，河水挾帶的沙石，出山後堆積在平原上，形成縱橫數十公里的流水積沙，河床游盪不定。山口圓石相枕，中游卵石鱗鱗，下游細沙漫漫，流水沙灘，蔚為壯觀。諺語說：「七十二道腳不幹」，主要指這一帶的河網流沙。雖近幾年整治河道，三河歸一，圍灘造田，但是昔日大自然流沙奇觀，依稀可見。大陵山下的流沙景觀與西去流沙是吻合的。
明代《正統道藏》載：老子在甲寅年從西樓觀大陵山南台冉冉上升，尹喜悲憐哀求，老子下降，給尹喜講了一段話，又升天而去。台稱飛升台，谷稱飛升谷，雖然演義神話，實是歷史投影。
明清兩代，《周至縣志》、《長安志》、《陝西通志》等均有大陵山吾老洞的記載。如清乾隆十四年（1749）編寫的《周至縣志》稱「就谷，其西為吾老洞，石穴深邃莫測，聽有風聲，相傳中有五匣，即老子墓。洞上有殿，奉老子石像。谷之東三里為飛升台」。清乾隆五十年（1785）《周至縣志》卷三記有：《水經注》就水北經大陵西，世謂之老子陵。昔李耳為周柱史，以世衰，入戎於此，有冢。……然莊周著書雲：老聃死，秦人吊之。是非不死者，人稟五行之精氣，陰陽有終變，亦無不化之理，以是推之，或如所傳。……按《長安志》引此文。這本書又記道，《舊志》記載：吾老洞「在就峪西，洞穴深邃莫測，聽有風聲。相傳有玉匣，即為老子墓。山頂有廟，有老子石像，知縣章泰重修，有碑記。
這段文字所指的舊志，指乾隆五十年（1785）以前所修《周至縣志》。這次修志之前，周至縣曾經6次修縣志。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王三聘創修《周至縣志》，此後，清康熙三年（1664）、康熙二十年（1681）、雍正二年（1724）、雍正十年（1732）、乾隆十四年（1749）的在任周至縣令（知事），均編寫了《周至縣志》。清乾隆五十年（1785）《周至縣志》所說的《舊志》即指明清年間的這6部縣志，都記載有老子葬地吾老洞的文字，清乾隆五十年（1785）知縣楊儀修志時，這段文字是從舊志上轉錄下來。此時距明王三聘創修《周至縣志》已經222年了，各志均採信老子葬於大陵山吾老洞的記載。
清末地理學家劉璽侯所著《六朝石墨集》記有吾老洞碑。他在《續終南仙境志》中記有吾老洞：「從樹上遙窺，洞中深窈昏黑，須秉燭前導，乃得緣蹬下。仰觀四壁，方廣不及丈，而奇石嵌空，浪蹙雲崩，駭動心目，右穴如五斗盎者，深入無底。左穴如盤盂，陰風冷然者，石函也。」
1992年筆者主編的《周至縣志》在《樓觀台志》中記有吾老洞：在樓觀台西約3公里，西樓觀西300米。……《水經注》載：就水北逕大陵西，世謂老子陵。墓在就峪口就峪河西岸，依山為陵，大陵山海拔730米，頂有天然石洞，洞口高2．40米，深不可測。據現存吾老洞的明萬曆四年（1676）《重修吾老洞殿宇記》碑載，洞內有石函，葬老子頭蓋骨，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陝西巡撫畢沅立老子墓碑等，清康熙二十年（1681），知縣章泰重修。吾老洞口高2．4米，行約6米，有略呈圓形的大廳，可容90餘人。直下再前行，洞身拐向西南，冷風襲人。
上述文獻記載老子葬於大陵山吾老洞，自周代至當代，形成的文字鏈條，是完整嚴密的。
三、老子葬於大陵山的文物
老子葬於大陵山吾老洞之後，其文物雖然代有損壞，現存世尚有碑石、石雕、古建築，及待於考古發掘的大量豐富的文化堆積層。筆者查閱文獻和調查大陵山吾老洞的文物，共得碑石12塊，明代石雕像3座。現有古今建築50餘間，其中碑石元代1塊，明代2塊，清代9塊。明代狀元康海和清代狀元畢沅題寫的碑石尤為珍貴。
（一）大陵山現存碑、石刻
1、《樓觀先師傳碑》。元至元三十年（1293）刻石，螭首素方座，高1．80米，寬1．10米，正書，朱象先撰並書，是道教歷史上的著名碑石。其碑陰下院名中，有「老子冢，就水西，老子墓」等名稱。
2、石雕像。在大陵山吾老洞上的老子祠中，共3尊，明隆慶年間（1567—1572）或以前刻，青石質。老子坐像，高1．83米，神清氣朗，庄嚴慈祥。尹喜石像，高1．05米，徐甲石像高l米。
3、《重修吾老洞殿宇記碑》。明萬曆四年（1576）十一月狀元康海撰文，方演惠書丹，王崇禮篆額。碑豎吾老洞道院，字尚清晰。
4、《吾老洞石匾》。清康熙二十年（1681）刻立，高宗礪書，漢白玉石，高0．2米，寬0．64米，嵌於吾老洞門額，字跡清晰。
5、《重修吾老洞上院記》。清康熙二十年（1681）夏立，周至知縣章泰立。碑已佚，文存《樓觀台志》（1944年）。
6、《重修吾老洞老君廟碑》。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吾老洞主持張中果立石，太白山人李柏撰文，原豎老君廟前，碑已佚，文存《樓觀台志》（1944年）。
7、《吾老洞四址山圖刻石》。清乾隆十一年七日二十七日（1746年9月12日）刻立，長方橫式，寬1米，高0．7米。石面線刻吾老洞道觀四址俯視圖。中有「東至就峪河」……「四址之內並無民業」、「吾老洞四址分明，住持道人翟無濯」等。原在吾老洞道院，清末道觀毀後移至說經台。今嵌於樓觀說經台老子殿東山牆外，碑面完好，字清晰。
8、《周至知縣任張來泰住持吾老洞告示》。清乾隆三十六年（1761）刻立，高0．45米，寬0．6米，正書，高宗礪書，字跡清晰。現嵌在樓觀說經台老子殿東山牆。
9、《老子墓碑》。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七月刻，陝西巡撫畢沅書。高約2米，寬0．72米，厚0．25米，碑為圓首，現豎於大陵山老子墓前。
10、《張來泰真人墓碑》。清道光四年（1824）九月刻立，高1．75米，寬0．6米，厚0．15米，額「皇清」，路天敘書丹。張來泰於清乾隆三十六年（1761）任吾老洞的主持。碑完好，字跡清晰，存樓觀說經台碑亭。碑陰刻有800餘人姓名。
11、《關尹喜墓碑》。清道光四年（1824）刻立。圓首，身首一體。高1．50米，寬0．70米，厚0．14米。中隸書「周大夫關尹喜墓」，□元弼書丹，合台道眾等立石。1968年樓觀台文物管理所由西行村橋面拆回，現存於樓觀台宗聖宮遺址內。碑身已斷為兩節，碑座在大陵山吾老洞西的尹喜墓前。《樓觀台道教碑石》一書稱座佚，誤。
12、《重修吾老洞碑》。道光七年（1827）立。碑已殘，存吾老洞。知周至縣事蔡鳳撰文，廩膳安邦書，監院吳明亮立。
13、《增修說經台各下院並清厘山場租地碑》。清道光七年（1827）道人劉禮罡撰並書，監院朱教先立，文中敘述樓觀台和大陵山的建築「風雨飄搖，金碧失色」，化緣修葺吾老洞等處建築之事。
（二）大陵山古建築
大陵山老子墓的古建築，從《重修吾老洞》殘碑碑文中「周創建，歷朝修葺」的表述中可知，大陵山吾老洞古建築創建於周。酈道元《水經注》記載了老子陵，可證魏晉時大陵山吾老洞亦有古建築。隋唐道教隆隆而上，樓觀台大興土木，擴建重修樓觀殿廟，必然修葺大陵山吾老洞的古建築。宋代樓觀大規模修建順天興國觀，理應在同時修葺大陵山吾老洞。元代至元三十年（1293）朱象先的《樓觀先師傳碑》記述有「老子冢，就水西，老子墓」等大陵山吾老洞下院，可證大陵山在此前至少有3組古建築。
明代萬曆初年，吾老洞道士趙繼亨和其徒趙宗表等人，募於十方，苦行數載，將吾老洞殿院層階，復拓一新。請武功縣人狀元康海撰寫《重修吾老洞殿宇記》，邑庠生王崇禮篆額，雲游道人王楊方演惠書。這通碑直到明朝萬曆四年（1576）才刻立，文略雲：「偉哉斯境，其諸異乎天下之名山洞府者乎。蓋山河百二，固以經台為迥矣。然究其為美，不逾乎老子設座講經而已。固未嘗留跡守蹕而遺體於其是也。若吾老洞者，其形勢之尊，重山曲水，回繞四方之拱向，宛然臣僚肅敬，朝君於九重者也。是何也，前有筆架山，重巒疊嶂，□□連雲，而遠列於南。後有琵琶山，峻順悠遠，登巔而望，有一覽秦川之勢，昭之於北。以東則虎踞傍衛，而□□□□□□岩壑流水，煙村一族之盱。以右則壁立萬仞，龍蟠侍側，護之於西。寒泉涌於澗畔，灌溉及於民田，惟北□□□□□□□獨坐，巍然尊峙西南，歲深荒蕪，山形亦然，荊棘迷跡，往游商人逸士，無所憩焉。乃道士趙繼亨、徒趙宗表□□□□跣足，募於十方，苦行數載，殿院層階，復拓一新，其殆真蓬萊者乎，其境之美秀，不可筆舌繪畫，□□□□□□□□□□有所託焉。噓，山景固冠乎天下，亨居其唯乎吾第。聖骸頭骨，宛然猶存，玉匣寶像，昭然俱在。世若遠而神常臨，身雖逝而道日尊……」
清康熙初年，興平人訛言大陵山吾老洞老子石像聖光遠燭旁邑，暗中遣人到吾老洞游說，將吾老洞老子石像遷於前殿之旁，正殿改塑老子泥像。康熙十九年（1680）夏有人泄露這件事，道徒和村民重新將老子石像安入正殿。知縣章泰撰《重修吾老洞上院記》記其事，並指出此事的荒誕不經。他在文中記吾老洞建築：「邑南二十五里曰就峪，峪水東奔，翻騰赴渭，遙見山中萬木蒼然郁蔥合匝者，吾老洞也，徑陡拔頗艱登涉五六里乃造其巔。大殿正對南山，層峰環列門外，平疇寬衍，可以蒔蔬種樹，杖履逍遙，尤山居之不易得者也。洞在殿後高岩之上，其前則為八棱圍殿，左右雕甍夾峙，雖俱限於地不能宏敞，而規制精極。彩繪鐫刻之勝，北負絕壁，古樹叢生，石隙中柏枝下垂，如障翠幕，蕭森蔭蔚，不可名狀。從樹下窺見洞門，深窈昏黑。道人秉炬前驅，始得緣石磴而下。仰視四壁，方廣不過丈余，而奇石嵌空，流蹙雲崩，駭動心目。其神座右隅有穴，如五斗許者，深入無底。又左壁一穴僅如盤盂，陰風冷然從穴中來，侵入肌骨。時方秋半，覺毛發灑淅，不可久留。因思邑乘所載，此中乃老子之地，有石函，頂骨在焉。」其書法學米芾香光記，頗得其法。
康熙二十三年（1684），著名隱者太白山人李柏，受吾老洞住持道人石和鳴之徒紀常靜的請托，撰寫《重修吾老洞老君廟碑》說：「終南山有說經台，西八里就山有吾老洞。林泉幽勝，關中一大洞天也。上有老子廟，其創造顛末，詳對山之太峰碑記。至明季盜起，直攻山林，神殿紫宮，半為焦土。吳人章泰來宰周至，捐俸修葺正殿，工竣勒諸山碑。住持道人石和鳴復募緣繕修左右長廊千八楹，金碧丹青，煥然一新，工始於康熙二十二年元月，落成於康熙二十三年三月」。記述了增修吾老洞左右長廊的概況。這通碑是文章寫成35年之後，由吾老洞住持張中果刻立的。
李柏於秋末冬初，乘興登上大陵山，游覽山光水色，寫有《登吾老洞》詩：「天半孤峰鳥道盤，山門煙鎖老松寒。石橋秋水沉雲黑，鐵壁殘雪抹日丹。岩靜風生玄豹窟，峽深水抱老龍蟠。遊人醉倒斜陽里，一枕溪聲海岳寬。」
清乾隆十二年（1747），知縣鄒儒奉文，到吾老洞，視察規劃，撥銀增築吾老洞和老子墓圍牆。鄒儒曾游大陵山，作《吾老洞》詩：「吾老古洞名，有墓稱老子。借問墓何在，石匣藏洞里。匣中何物存，首骨如玉紫。千載如見開，輒遭人畜死。……遙遙幾千年，競作先賢累。難怪洞中風，晝夜號不止。」乾隆五十年（1785）《周至縣志》記其事。
清乾隆三十六年（1761）九月，因吾老洞以前的住持翟無濯等人不守道規，將吾老洞的常住地畝及一切樹株，陸續毀賣，而且素常不安本分，累次涉訟，被知縣趕出吾老洞，永遠不許復入管業。又從樓觀台選出人品端方、道行望眾的道士張來泰任吾老洞住持。為嚴禁一切地棍，不得在吾老洞騷擾，滋生事端，周至知縣發出告示，並立《周至知縣任張來泰住持吾老洞告示刻石》，告示說「倘有不法之徒在（吾老）洞騷擾，及於張來泰索討翟無濯欠債，並一切不法等事，該住持協同鄉、地，立刻指名稟首，以憑大法究處，決不稍寬。」此後道院恢復安定，張來泰專心道事，吾老洞重新振興。
清道光七年（1827年），知縣蔡鳳撰寫《重修吾老洞》碑記，其碑已殘，僅余半截，殘文有「（廟宇）傾圮，寶像頹損，貧衲主持，（說）經台兼管此地……陸續節省，鳩工庇材，重修殿宇三十餘（間）……廊廡彩畫道祖八十一化，遺跡煥然一新，巍巍可以欽神……」。這次重修，上距石和鳴重修已143年，廟貌破敗，可以推知。這次重修殿宇30間，工程浩大。
清末，吾老洞廟宇被毀，重要碑石如《吾老洞石匾》等移至東樓觀說經台。民國時期，吾老洞亦有小的修葺。
（三）大陵山吾老洞和祭老子風俗
建國後公布老子墓為陝西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樹有碑石。「文革」中，村民砍伐大陵山樹木，毀壞了大部分文物。20世紀80年代以來，省市文物部門多次調查大陵山、吾老洞文物，道士和周圍村民協力修葺了部分古建築。重修了吾老洞殿宇、老子祠及廊廡，彩繪了老子祠和24間廊廡，重建筆架山、琵琶山仿古建築群，新豎碑石10餘通，樹木竹林得到保護。
拜謁吾老洞，由周至縣城向南沿108國道，經馬召鎮向東，到大陵山。或由東樓觀說經台西行3公里，至大陵山。過就峪河橋攀山，小路曲折穿行楊樹、橡樹林，直達大陵山吾老洞前。南面平疇沃野，西南方尹喜墓巍然屹立，蒼松森森。吾老洞前1987年重建的仿古無量殿、四聖殿共6間，耳房2間。旁建玉皇樓仿古建築3間兩層，高大雄偉。沿路進入吾老洞，洞寬0．9米，沿石階入洞3．6米，為大廳，東西長6．50米，南北寬4．10米，最高處5米。抬來梯子，下入洞中2．6米處有平台，再將梯子向下3米處又一平台，用手電筒照去，為黃土填實。80餘歲的焦道士說：那是文革中為保護洞中藏老子頭骨的石函，村中老人們晚間運土填上的。據管委會介紹，原先有考古和建築學家入洞探險，帶著手電筒、氧氣袋、干糧，入洞「1400餘米，冷風撲面，並不缺氧，因洞內拐洞太多而險情不斷，恐迷路而返回。據三十年前曾入洞探險的村民講，他們手持蠟燭或松明火把，入洞下行約五里，見地下暗河水由南往北流，有小潭。過暗河，則火把因氧氣稀薄而欲滅，遂退回。村民和老年道士講，洞中地形復雜，藏老子頭骨的石函已封存於某個拐洞之中。吾老洞的成因有地震形成說，地殼運動形成說。出吾老洞，登上大陵山頂，入老子祠大門，正中有4米見方的建築八卦亭，雄踞院中，中間安放老子及尹喜、徐甲石雕像，前有卷棚。院子東南西三面24間廊房圍護，北有救苦殿、斗姥殿3間，耳房4間，為近10餘年陸續重修建成。布局精製，結構緊湊。
大陵山南的筆架山以青翠的峰巒屏列其後，山頂有廟殿6間，為近幾年重修，旁有龍王洞、葯王洞等天然洞穴。向北沿大陵山脊下行約1公里，到達俗稱北台的琵琶山。旁有天然形成的琵琶洞，洞中多琵琶毒蟲，因而名之。建有王母宮、關帝廟、三清殿共9間，灶房、廂房9間，為重建的仿古建築。
大陵山有祭祀老子的盛大廟會。每年二月十五日老子逝世日，由焦鎮、鹿馬、周一、肖里、界尚、送兵、三家莊、羊坡、南寨、北寨、西樓、延生觀等12個行政村（約30個自然村），組織廟會，安排攤位，售賣百貨，迎神賽社，戲劇雜技助興，周圍五六縣數萬人摩肩接踵祭拜老子，山上山下，一片人海。秦人祭祀老子的風俗和廟會，相沿兩千餘年。
結論：本文以文獻、文物、古建築和風俗四個方面的證據鏈充分證明，老子逝後，葬於周至縣大陵山吾老洞。
（作者系王安泉副編審，《太白山志》主編）
主要參考文獻：
《史記·老子列傳》司馬遷著
《水經注》酈道元著、《廣弘明集》釋道宣著
《老子故里話老子》1—7集，1991—1999年，中國鹿邑老子學會主編
《古樓觀志》馬曉宏撰，1982年四川大學宗教研究所
《周至縣志》楊儀主修，清乾隆五十年（1785）
《周至縣志》王安泉主編，1992年，三秦出版社
《樓觀台道教碑石》王忠信，1994年，三秦出版社

F. 老子幼年期間讀什麽書到青年時期是做什麽的

老子，姓李，名耳，字老聃，是春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道家學派的創造人。老子走著滿腹學問，，至於活了多少歲誰也說不清。在周文王時被請到朝中，委以專職，主管國家存藏的竹簡，武王繼位後，老子負責記錄朝廷朝政議論。當時等級森嚴，除武王可伏幾而坐外，朝臣們只能無依無靠地席地而坐。然而，老子卻被特封為「柱下吏」，可依柱而坐，記錄政事。成王執政的時候，曾派老子出使西極大秦、竺乾等國，到處講學，頌揚周德。到昭王時老子辭官去昆侖山隱德修行。經過函谷關時，關令尹喜請老子著書，於是老子寫下了5000多字，這就是老子留給後人唯一的著作《老子》。

G. 老子是那裡人，有人說是河南鹿邑人也有人說是安徽渦陽人，到底是那裡人``

老子是安徽渦陽人

老子是哪裡人？現在的主導說法有兩種，鹿邑說與渦陽說。「安徽倪勁松」先生在貴刊撰文說老子是今河南鹿邑人，不是今安徽渦陽人。對此，我不能贊同。特為貴刊撰寫此稿。
一、老莊文化是楚文化，鹿邑在老莊時代未屬過楚
河南鹿邑說大概從清代以來就成為主要的說法：宋真宗皇帝曾在河南鹿邑的太清宮豎立了一個《先天太後贊》碑，是稱頌老子母親的。雖沒有提到所謂老子故里，但可以肯定地說，鹿邑確是中國道教的一個很重要的宗教文化紀念地。近現代，在1990年以前，老子故里鹿邑說爭議不多。
1990年以後，安徽省有關方面和渦陽縣的一些文化人士通過對史料的檢索和對當地的文物考古和田野發掘，獲得了大量研究老子故里的文獻與實物資料，他們確認：老子當是春秋時期宋國相人，出生在今天的渦陽縣閘北鎮太清宮的流星園址。從此開始了老子故里之爭。
老、庄是中國古代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們所創立的道家學說和儒家學說一樣，是我們中華民族歷史上的精神支柱。道家思想文化的源頭，我以為，它也與儒家一樣，是與歷史文化地域有關聯的。
明確記錄老子籍貫的，是司馬遷《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解開老子的籍貫，應從這里開始。探究「楚苦縣」在什麼地方，至關重要。
《史記·正義》明確說苦縣與「彭城相近」，同時引《括地誌》雲：「苦縣在亳州谷陽縣界，廟中有九井尚存，在今亳州真源縣也。」亳州谷陽縣在哪裡，在鹿邑嗎，谷陽必與谷水有關，鹿邑沒有谷水，谷水入渦處在今渦陽。
老子誕生地有其地理特徵：
漢桓帝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命中常侍管霸與邊韶去祀老子，邊韶的《老子碑》文說：「老子，楚相縣人也。相縣虛荒，今屬苦，故城猶在，在賴鄉之東，渦水處其陽。」
公元六世紀初，北魏酈道元撰的《水經注》也記述了老子廟的地理特徵：「渦水又東北屈，谷水注之」，「谷水自此東入渦水。渦水又北，經老子廟東。」「孔子廟…北側老君廟，廟東院中有九井焉。又北，渦水之側又有李母廟，廟在老子廟北，廟前有李母冢，冢東有碑，是永興元年譙令長沙王阜所立。碑雲：老子生於曲渦間。」
古代詩文中亦有對老子廟的描述：
《古詩源》卷十四，有北周詩人庾信（公元513～581年）的一首《至老子廟應詔》詩，詩中有「三門臨苦縣，九井對靈溪」之句；唐代詩人溫庭筠（？～公元866年）也有《老君廟》詩一首，詩中有「廟前晚色連寒水，天外斜陽帶遠帆」之句，這二首詩將「渦水處其陽」，有「九井」、「靈溪」的地理特徵描述得很明白。
《全唐文》中，唐僖宗（公元874～888年在位）有一篇《賜亳州太清宮敕》敕文指明「亳州太清宮是混元降誕之地」，地有「九龍之瑞井」。
唐代杜光庭（公元850～933年）的《道教靈驗記·亳州太清宮記》（《道藏10–804》）中寫道：「亳州真源縣太清宮，聖祖老 君降生之宅也。歷殷周至唐，而九井三檜宛然長在。」杜光庭的《道德真經廣聖義序》也明確地指出老子的誕生之地：「誕生於亳，即今真源縣九龍井太清宮是其地也。」（《全唐文》P.4301）
我們這里所列舉的人文歷史記錄，反映出老子誕生地的人文歷史地理的特徵，就是：這老子廟及老子故宅，是在渦水的北面，渦水處其陽；老子廟旁，谷水注之；老子廟東，必有九井。具備了這些特徵，才能是老子的誕生地。而安徽渦陽今「天靜宮」之地，是與之相符的。興造於元代的「天靜宮」老子廟至今還在，正在渦河北岸，渦水處其陽；廟旁的武家河（古谷水）注入渦水之中；廟中的九口春秋時代的古井，亦在田野考古中出土。
從歷史地理學方面的考察，安徽省渦陽縣正是春秋時代宋國相縣，宋國相在楚國佔領後改稱苦縣；今渦陽縣與彭城（今徐州）相近，地域屬沛。所以，史料中有老子是「宋國相人」、「楚苦縣」人、「沛」人，等等，都是同一個地方，這地方就是今安徽省渦陽縣渦河北老子廟之基。在唐代，這地方叫做真源縣。有人說，真源縣就是鹿邑縣，有這個可能嗎？沒有！唐、宋、元代，真源縣與鹿邑並存，倪 先生有一句話我很贊同：「古代縣城相距百里左右」，不可能在幾十里地的地方同時存在真源、鹿邑與亳州（譙）三個縣。真源縣是谷陽縣改名，谷陽者，谷水之陽也。谷水不在鹿邑附近，它恰恰在今渦陽縣入渦！

H. 老君說的當年過函關，化胡為佛是什麼意思

老子化胡，老子在道教中是一位非常尊貴的神，被稱為「太上老君」，他是創立道家思想和哲學的人。老子化胡是指中國的老子西出函谷關，到西域（包括天竺）對西域人、天竺人等外國胡人實行教化的事件。從歷史的角度看，當年佛教從印度西來，在文化上極度自信的中國人卻很少有人相信，印度西來的佛教徒為了更好的讓中國人接受佛教，在中國傳教時自己宣揚「老子入天竺變化為佛陀，教化胡人之事，道教徒認為這是歷史事實，後道教徒撰寫《老子化胡經》。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曾經擔任過當時宮廷圖書館管理員，非常博學。看到國家開始衰落，老子就辭去職務去了西方。他經過邊界時，當地的一個官員尹喜請求他寫點東西，於是他就寫了關於道德的文章，贈給那位官員尹喜。這就是老子留下的世界名著《道德經》，也是後來道教最重要的經典。傳說老子活了200多歲，後來出函谷關去印度、西域等外國教化胡人去了。2600多年前，老子離開洛陽，出函谷關向西，之後再也無人知曉其下落。《史記》籠統地說他西出函谷關，不知所終。傳說他在那裡變成了釋迦牟尼佛，建立了佛教，並開始對印度人實行教化，這就是所謂的「老子化胡」。從歷史的角度看，這只是當年佛教從印度西來，在文化上極度自信的中國人卻很少有人相信，印度西來的佛教徒為了更好的讓中國人接受佛教，佛教在中國傳教時自己說出「老子化胡」的事件，道教徒也認為是事實，後道教徒撰寫《老子化胡經》，成為雙方認可的事件。

歷史記載

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第三十》： 「罽賓國、大夏國、高附國、天竺國皆並屬大月氏。臨兒國，浮屠經（佛經）雲其國王生浮屠（Buddha）。浮屠，太子也，父曰屑頭邪（Suddhodana），母雲莫邪（Maya）。浮屠身服色黃，發青如青絲，乳青毛，蛉赤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左脅出，生而有結，墮地能行七步。此國在天竺城中。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曰復立者其人也。浮屠所載臨蒲塞、桑門、伯聞、疏問、白疏間、比丘、晨門，皆弟子號也。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為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屬弟子別號，合有二十九，不能詳載，故略之如此。」

後漢書襄楷傳曰：『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眄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齊書顧歡傳雲：『歡著論曰：道經雲：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凈妙。老子因其畫寢，乘日精，入凈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左腋而生，墜地即行七步。於是佛道興焉。

佛道之爭

佛教傳入中土，傳統文化之衛道者一則以佛教來自印度，乃夷狄之教，以為夷狄文化低落，不及華夏，故不當信從。二則以華夷地域不同，益證老子序中以東為木，屬陽，為道之所出；西為金，屬陰，為佛之所生。陽尊陰卑，故道教優於佛教。三則以華夷之間，種族不同，夷人始信佛教，華人不當信。四則以佛教之流入中土，每致國家之衰亂，故不應信。自道教初興，佛教東來，初期頗有互相利用之處，因兩者所標義旨，間有相同。佛教傳入之初，譯天竺文為漢字，嘗襲用道家字義，後道家亦有襲用佛教教義者。

佛道之爭，雖屬宗教沖突，然二者之興替，皆不離帝王之愛惡親仇，結果有力者較易獲勝，失敗者，每遭毀滅之厄運。佛道之爭最早見於東漢，迦攝摩騰與諸道士論難；三國時代，曹植作『辯道論』批難神仙說之詐妄；西晉時，王浮所作『老子化胡經』，為後世論爭重要材料。主要的內容是：老子出關西去之後，化為佛陀，把他的教導傳化於西域。特別指出，所謂印度佛教乃是淵源於老子的教導。化胡經中的"化"字，包含了教化、宣化與轉化的意義，"胡"自然就是洋人，外國或外國人的意思。長時期，中國人除了中國的漢族以外，所有的外族或外國，一律廣義地稱之曰："胡"。最初化胡經的"胡"字，是狹義地專指佛教。作者是道士王孚，南朝僧佑在他《三藏集》中的《法祖法師以誣謗佛法．．．。"王浮是西晉時的道士，而且是一位道教的祭酒（領袖）。[1]

然爭論之白熱化則在南北朝以後，北魏太武帝時寇謙之開創新天師道，並使之國教化，確立道教之宗教教團；南朝宋之陸修靜、梁之陶弘景對教學整備及道教經典整理予以體系化，對社會之影響亦相對增加，而足以與佛教相抗衡，其論爭焦點系以『夷夏論』為中心，爭論舍華夏固有宗教而信奉夷狄之教（佛教）之是非；南朝宋明帝泰始三年（467），道士顧歡著』夷夏論『，引致明僧紹著』正二教論『、慧通著駁顧道士』夷夏論『以辟之，又有張融著』門律『，主張道佛一致，而以道教為本，佛教為化跡，提倡本跡說，然就二者優劣而言，主張道教居優位。

於北朝，孝明正光元年（520），宮中亦有佛道二教之論爭，即清道觀之道士姜斌與融覺寺之沙門曇無最，以老子與佛陀二人之出世先後為對論主題。其前，甄鸞之『笑道論』與道安之『二教論』二書為當時有關佛道優劣論爭之重要論著，此二書皆以強烈之論點大力論難道教，雙方發生激烈沖突。然於北朝，佛道之抗爭不僅為雙方之論爭而已，更加上當權者之政策壓迫，此即歷史上著名的『三武滅佛』中，北魏太武帝與北周武帝等帝王強力摧殘佛教。

三武滅佛即指：(一)北魏太武帝得道士寇謙之清靜仙化之道，及司徒崔浩之慫恿，乃下詔諸州，坑沙門，毀諸佛像。(二)北周武帝欲以符命曜於天下，聽信道士張賓與元嵩之言，決心滅佛。(三)唐武宗寵信道士趙歸真，拆佛寺四千六百餘所，迫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還俗，收充兩稅戶。為歷史上佛教徒之大浩劫。

隋代統一南北，唐祚代興，以老子與唐室皆李姓，予道教以特殊禮遇，太宗更明詔道教居於佛教之上，定道先佛後之席次，成為唐朝一貫方針，道教乃得蓬勃發展。武德四年（621），道士傅奕上奏沙汰僧尼十一條，濟法寺法琳撰『破邪論』論道教之虛妄，道教方面李仲卿著『十異九迷論』、劉進喜著』顯正論』，批論佛教，激烈爭論佛道席次之先後問題。八年，定道、儒、佛之順位。高宗顯慶三年（658）三次召集僧道於內殿論議；五年，僧靜泰與道士李榮又就老子化胡經引發論爭；至龍朔二、三年（662～663），論爭猶未止。此等佛道論爭之結果，道教方面攝取佛教經典之教理，製作種種經典以對抗佛教。宋代道教活躍，王重陽創全真教；元時，其第五代教主邱處機之弟子李志常佔有佛寺，破壞佛像，並將『太上混元上德皇帝明威化胡成佛經』及『老子八十一化圖』，刻板刊行，少林寺福裕斥其偽妄，憲宗五年（1255）令二人對論，志常敗論，帝遂勒令燒毀道德經以外老子化胡經、老子八十一化圖等一切偽經；以後二教明爭暗鬥相續不絕；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下詔彈壓全真教，魏晉以來之佛道之爭遂平息[3]

佛道二教各有其特色與信眾，對立結果往往意氣用事，各成派系，排斥異己，或互相詆毀，如佛徒著笑道論，道流亦作笑佛論以敵之。然佛道二教經魏晉南北朝、隋、唐數代之發展而更深入民間，牢不可拔，影響後世學術思想甚巨。

有關收錄佛道論爭之文獻不少，較重要者有十異九迷論、夷夏論、三破論、顯正論、弘明集、道宣之集古今佛道論衡、智升之續集古今佛道論衡等。

I. 古代名士為什麼都愛隱居鍾南山

終南山是道教全真派發祥聖地，道教發祥地之一。據傳楚康王時，天文星象學家尹喜為函谷關關令，於終南山中結草為樓，每日登草樓觀星望氣。一日忽見紫氣東來，吉星西行，他預感必有聖人經過此關，於是守候關中。不久一位老者身披五彩雲衣，騎青牛而至，原來是老子西遊入秦。尹喜忙把老子請到樓觀，執弟子禮，請其講經著書。老子在樓南的高崗上為尹喜講授《道德經》五千言，然後飄然而去。傳說今天樓觀台的說經台就是當年老子講經之處。道教產生後，尊老子為道祖，尹喜為文始真人，奉《道德經》為根本經典。
正是因為終南山的這些特點，使得終南山歷代多有隱士。知名隱士有如：道教天神教祖——太上老君（老子李耳），文始真人——尹喜，西周元勛——姜子牙，正財神——趙公明，商山四皓——東園公、夏黃公、綺里季、角里，漢初三傑之一——張良，仙家——漢鍾離，西域高僧——鳩摩羅什、曇摩流支、那崛多，葯王——孫思邈，賜福鎮宅聖君——鍾馗，仙家——呂洞賓，華嚴宗師——杜順，詩佛——王維，全真聖祖——王重陽，天子之師——王九思，還有諸多高僧——僧肇、道生、道融、僧睿、慧觀、曇（僧）影、慧嚴、道恆、僧豐刀石、慧睿、僧弼、曇鑒、慧安，曇無成、僧導、僧因、僧苞、僧業、僧周、僧亮等。南朝梁代以後的僧人有：曇相、法藏（北周隋唐間之法藏，葬雲際寺），僧照，靜藏、道刪、法應，靜靄、普濟、普安、青彡（靜）淵、法誠、慧超、善慧、法琳、智藏、法喜、智正、凈業（悟真寺主）、慧遠、靈潤、會通、覺朗、智洗、弘智、法順、智儼、善導、道判、慧贒、法藏（唐賢首國師）、道宣、澄觀、宗密、凈業（香積寺主）、懷輝、玄奘、虛雲、飛錫、惟政等等隱居修煉於終南。
還有——新羅人金可記，盧藏（唐）、王嘉（晉）、江本實（明）、岐暉、張志堅、高鶴年、婁圭（三國魏）。

J. 化胡為佛的化胡由來

初期的佛教傳揚不易，所以常依附於黃老道教而行。佛教攀援道教老子大抵可以從東漢明帝時楚王英說起，《後漢書》說其「晚節更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黃老、浮屠可以共祠，除佛教初期為了闡教刻意依附老子（老子「我有三寶，慈、儉、不敢為天下先」和佛教重慈悲、戒貪、謙卑相同，可以比附）外，還和當時流傳老子入胡為浮屠有關。《後漢書》之《襄楷傳》所說：「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老子化西胡品》引《太平經》雲：「老子往西越80餘年，生殷周之際也」（《太平經》撰成在襄揩前）。並且，這種說法，未必出自道教徒，有可能是佛教初傳，為求在中土流行，而刻意攀附。佛教攀附道教，混老子浮屠為一，自佛教傳入伊始就是如此，似乎一直沿襲到漢末，漢獻帝時牟融《牟子理惑論》中依然混佛老為一。到了三國魏末，魚豢《魏略 西戎傳》沿成其意說：「《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為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屬弟子，別號二十有九。」到了西晉惠帝世，道士王浮根據漢魏流傳下來的傳說編造了《老子化胡經》。上述老子化胡的說法，從漢至西晉，少有佛徒提異議，然而自東晉中葉後，佛教的勢力漸盛，不再須要攀附道教，於是開始攻擊斥責老子化胡之說。
中國的道教對待印度的佛教可能是另外一種民族神容忍別的民族神但決不能讓他們高居在自己之上的形式。在印度佛教傳入後不久，中國本民族的宗教道教就建立了。道教的建立雖說是受到了佛教傳入的影響，但它卻是由我國這個民族自身文化傳統中產生的一種宗教。道教的建立和發展，必然會和佛教發生矛盾和沖突。矛盾和沖突當然是多方面的，但首先就表現為「佛道先後問題」。這個問題之所以發生，是由於「老子化胡說」的故事引起的。所謂「老子化胡說」是說，道教的祖師爺老子曾到西方天竺國進行教化，而後天竺才有佛教產生。這個「老子化胡」的故事開始比較簡單，目前可以看到的最早記載老子至西方教化而有浮屠之教的材料是《後漢書·蘇楊郎襄列傳第二十》：
「延熹九年(166年)楷自家詣闕上疏曰：……臣前上琅琊宮崇受於吉神書，不合明聽。……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 這段記載只是說明當時有「老子入夷狄為浮屠」的傳說，這種傳說的引起很可能是由於當時把老子和浮屠作為神加以禮拜之故。在佛教傳入中國之後，道教尚未建立之前，已經有把老子和浮屠並列者，如(後漢書·楚王英傳)中說：「楚王英……晚節更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永平)八年(65)……詔報曰：楚王英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看來在東漢時帝王常把老子和佛看成同類的神，而後道教又把老子神化並尊奉為他們的祖師爺。據《史記》上說，老子生活在春秋晚期，他看到了周朝的衰微，於是西出關(據說是函谷關)，這時函谷關的長官尹喜請老子為他著書，於是老子就作了道德上下篇五千言，而後西去，莫知其所終。由於原來就有老子西去的傳說，於是道教徒們就附會說老子西去入夷狄為浮屠。道教是中國所自出，佛教乃外來文化，中國素來持「華」、「夷」之見，把自己看成是華夏的文明地區，而把其他民族都看成是沒有開化的夷狄之邦，尊華夏而賤夷狄。從道教的觀點看，它自己是華夏民族的宗教，而佛教是外來的夷狄宗教，這兩種宗教怎麼能並列呢？於是編造了「老子化胡說」，意圖把道教抬高到佛教之上。
但《襄楷傳》所載，僅僅說「老子入夷狄為浮屠」。並沒有明確講到老子到天竺教化胡人：雖然我們可以分析說襄楷所說的話包含「老子化胡」的意思。到三國時，道教徒不僅編造了老子到西方教化胡人的說法，甚至老子是佛的老師的說法。據《三國志·魏志》裴注引魚豢《魏略·西戎傳》中說：「《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屬老子弟子，別號合二十九，不能詳載，故略之如此。」按：魚豢魏明帝(227—239)時為郎中，卒於晉武帝太康(280—289)之後。《魏略》大概作於曹魏之末。「《浮屠》」指佛教的經典《當為當時的某一經典》，此處所說的「《老子》經，」很可能就是指《老子化胡經》之類的「經」，當然不是指的《老子道德經》，因唐道宣《歸正篇·佛為老師章》的注說「出《老子》、《符子》」，或此處《老子》指《老子西升經》。與魚豢大約同時有杜摯作《笳賦》，在其序中說：「昔李伯陽避亂西入戎。戎越之思，有懷土風，遂造斯樂。美其出入戎貉之思，有大韶夏音。」《後漢書·竇章傳贊》章懷太子注說：「茄，胡樂也，老子作之。」《魏略》述老子化胡之說，杜摯《笳賦序》說老子入西戎作笳樂，雖然與佛教無關，但可見三國時老子教化胡人的故事甚為流行。在漢末至曹魏這一時期，佛教徒方面沒有對這種說法提出反駁。推究其因，或因為佛教這種外來宗教在當時仍依附於中國原有的道術，而老子不僅是兩漢以來黃老之學推崇的對象，而且也是魏晉玄學所推崇者，其在人們心目中之地位當在佛之上，所以還沒有對「老子化胡」這一說法提出異議。至西晉初年，「老子化胡說」仍很流行，如作《高士傳》的皇甫謐嘗說：「老子出關，入天竺國，教胡王為浮屠。」皇甫謐大約生於漢末建安年間(215前後)，死在晉武帝太康三年(282)，《晉書》有傳。皇甫謐的這段話較之襄楷的話就明確多了。更為重要的是，在西晉時出現了一本據說是由道士王浮所造的《老子化胡經》。《老子化胡經》早已散失，後於敦煌石室得《老子化胡經》殘卷，據大忍淵爾《敦煌道經目錄》所載，有《老子化胡經》序，第一卷、第二卷、第八卷、第十卷等殘卷。但敦煌之《老子化胡經》殘卷據考證已不是西晉時的原本，而是經過後人加工擴大而成的。關於記載王浮造《化胡經》以及他和僧人法祖關於佛道二教正邪的爭論的材料，在此一時期有東晉末竺道祖撰的《晉世雜錄》、劉宋時劉義慶的《幽明錄》、梁裴子野的《眾僧傳》等。記載「老子化胡」故事的書也不少，如葛洪的《神仙傳》、東晉孫盛的《老聃非大賢論》、《老子疑問反訊》等。但最重要的材料應是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卷十五《法祖法師傳》中的記載，其文說「有一人姓李名通，死後更蘇，雲見祖法師在閻羅王處為王講《首楞嚴經》。……又見祭酒王浮，一雲道士基公，次被鎖械，求祖懺悔。昔祖平素之日，與浮爭正邪。浮屢屈，即意不自忍，乃作《老子化胡經》，以誣謗佛法。殃有所歸，故死方思悔。」慧皎《高僧傳·帛遠傳》也有同樣的記載。帛遠字法祖，是晉惠帝時(290—306)的人，這時已是西晉中期了。從上面所引的材料可以看到兩個問題：一是，在西晉時道教不僅有「老子化胡之說」，而且創造出了《老子化胡經》這樣的書，用以證明佛教是出於道教；第二是，西晉中葉後，佛教勢力漸盛，不再能容忍道教關於「老子化胡」的說法，因而與之爭辯。但是王浮與法祖爭論的內容不得其詳，大體上是爭論哪一種宗教是「正道」，哪一種宗教是「邪道」，似乎也還不是直接爭論佛道先後問題。《弘明集》卷一有未詳作者的一篇《正誣論》，在這篇文章一開頭就提出了佛道先後的問題，，其文說：「夫尹文子即老子弟子也，老子即佛弟子也。故其經雲：聞道竺乾，有古先生，善入泥洹，不始不終，永存綿綿。竺乾者天竺也，泥洹者梵語，晉言無為也。若佛不先老子，何得稱先生？老子不先尹文，何故講道德之經邪？以此推之，佛故文子之祖宗，眾聖之元始也。」這里所說的「經」是《老子西升經》，在《廣弘明集》卷一中也引有這句話，即說出自《老子西升經》。《正誣論》這篇文章雖作者不可考，但文中說「晉言無為」雲雲，大體可斷定為西晉或東晉的作品。由此可知，在晉時佛教徒已可以把佛提高到老子之上，來為佛教爭取地位。但是這里發生了一個問題，難道道教的著作《老子西升經》會自己說他們的祖師爺老子是佛的弟子？顯然是不可能的。其實我們仔細讀所引《西升經》的文字根本得不出老於是佛的弟子這樣的結論來。因為書中「古先生」是指誰並未明言，何以見得是指佛呢？據史料內容看，《老子西升經》大概也是西晉時的作品，而今存《西升經》有多種版本，據《道藏》中所收宋徽宗注本《西升經·西升章第一》說：「老子西升，開道竺乾，號古先生，善入無為，不終不始，永存綿綿。」同本末章《戒文章》第二十九說：「老君曰：吾重告爾，古先生者，吾之身也。今將返神，還手無名，絕身滅有，綿綿常存。吾今逝矣……忽然不見……喜出庭中……即仰睹懸身坐空中，其狀如金人。」這段文字大概也不會是晉時原本的文字，但《西升經》既為道家著作，決無以「古先生」為佛是老子之師的道理，因此大義應是不差的。前面引的一段《西升經》所說的「古先生」自然只能是指老子，並說他去天竺開導其地。後一段更說明老子懸身空中，狀如金人，即變化為佛。晉時的佛教徒改《西升經》只改了個別字，加了一句「善為泥洹」，使文意不清，而解釋說「古先生」是佛，是老子之師。到唐初道宣的《歸正篇·佛為老師章》就改為：「老君曰：吾師化游天竺，善入泥洹」雲雲，成為老子自己說他的老師佛「化游天竺」了。道教徒偽造「老子化胡說」，作《老子化胡經》，後來佛教徒又纂改道教經典，把本來是「老子化胡」的意思改為佛是老子之師「化游天竺」。從這點我們可以看出，宗教為了信仰的目的，要把自己的宗教派別抬高到其他宗教派別之上，不惜造假，用以騙人，也騙自己，這種事在宗教史上是屢見不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