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立法案例

A. 未成年人保護法案例

2002年1月13日（星期日）16時左右，一列鐵路貨物列車進入孝義市某鐵路分局管內的萬安火車站區內，等候加補機車。期間，家住火車站旁某村6歲的幼童楊某與夥伴進入沒有封閉的站區，到上述貨物列車尾部最後一節車廂下玩耍，數十分鍾後該列車開出，楊某被火車軋傷。楊某先後經多家醫院治療仍造成左前臂中上1/3處、左下肢小腿中上1/3處被截肢，司法鑒定為二級傷殘。2003年楊某訴至法院，要求被告某鐵路分局賠償因其管理疏忽而造成的原告人身損害損失（醫療費、住院伙食補助費、住院期間護理費、傷殘者生活補助費、鑒定費、殘疾用具費、住宿費交通費、精神損失費、終生護理費、殘疾用具費的維修等費用）共計75萬元。

該案在一審中，原、被告認可的賠償項目及數額為：醫療費、住院伙食補助費、住院期間護理費、傷殘者生活補助費、鑒定費、殘疾用具費、住宿費交通費總計369 129.66元。

雙方爭議焦點為：1、本案的歸責原則及法律適用； 2、精神損失費、終生護理費、殘疾用具的維修等費用能否列入賠償范圍。

一審法院認為：本起鐵路交通事故給受害人造成的損失除了物質損失外，也包括精神損失。作為未成年的幼兒，身體被截肢，除肉體上的痛苦外，也造成伴隨終生的精神壓力和痛苦，精神損害是顯而易見的，應給予一定物質上的撫慰和賠償。賠償額度應綜合楊某的受害程度、被告某分局的過錯程度、賠償能力等因素，參照當地平均生活水平合理確定；受害人楊某安裝假肢後，每年需1500元更換接受腔、腳板的費用亦屬更換假肢的費用，應列入賠償范圍，此筆費用為6.9萬元；終生護理費及其他費用缺乏事實和法律根據，法院不予支持；火車有自己固定的軌道，在站內和區間內鐵路線路上逗留、遊逛、穿越和揀拾煤渣雜物等會發生危險，是一般性常識。國發（1979）178號文件轉發的鐵道部、交通部、公安部當時重新修訂的《火車與其他車輛碰撞和鐵路路外人員傷亡事故處理暫行規定》第二條將上述行為列為禁止性行為，相對人有自覺遵守的義務。原告進入鐵路作業區內停留車下玩耍，被火車軋傷致殘，顯系其自身原因所致。但其畢竟是未成年的幼兒，沒有行為能力，其父母作為監護人理應倍加看護，確保其人身安全。而本案中其監護人明知村外火車站鐵路作業區存在危險，而放任其外出玩耍，無人陪同看護，沒有盡到監護職責，致使本案損害後果發生，應對本案事故負主要責任；火車是高速運輸工具，鐵路作業人在操作過程中，應注意避免鐵路作業對周圍環境中人們的生命、健康和財產造成損害。萬安站工作人員正常作業亦無違章，雖盡了相應的注意義務，但未能及時發現並制止未成年人在鐵路作業區玩耍，其注意程度尚有不足，對本案事故的發生亦應負一定責任。依照民法通則第18條第3款、第106條第2款、第119條、第131條，判決：被告某分局承擔損害賠償總額438 129.66元的20%的賠償責任，即87626元，並賠償原告精神損害撫慰金2萬元。其餘由原告及監護人承擔。

一審判決後楊某不服，提起上訴稱：原判認定事實不準。火車從萬安站開出後，才發現楊某被火車軋傷，根本不是注意程度不足，而是開車時沒有觀察周圍環境。原判未能分析造成損害的因果關系，有意把責任推給監護人；原判適用法律方面錯誤。民法通則第18條第3款指的「承擔責任」是指生活上的撫養和教育責任，而不是未成年人受到傷害的賠償責任。根據民法通則第106條2款，本案中被上訴人有過錯，原審判決也已認定，就應當依此項規定判令被上訴人承擔民事責任，而一審判決只讓被上訴人承擔本案損失的20%，顯屬不當。根據民法通則第131條規定，本案侵害人是某分局，受害人即使有過錯也只是減輕侵害人的責任，原審法院把減輕侵害人的責任曲解為受害人負主要責任是錯誤的。被上訴人從事的是高速運輸對周圍環境有高度危險的作業，應適用民法通則第123條判決。

被上訴人某分局辯稱：上訴人人身傷害是其自己鑽入火車下玩耍所致，其行為被國家法律、法規明令禁止，鐵路運輸企業依法免責。按照《鐵路運輸安全保護條例》、國發（1979）178號文件、鐵路法第58條規定，上訴人因自身原因擅自進入鐵路工作區造成傷殘事故，應由上訴人本人和未履行監護責任的父母承擔責任。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0條的規定，監護人不僅對被監護人進行撫養、教育，還要對被監護人進行管理，本案正是由於監護人未盡監護職責造成的，故應由其承擔責任；被上訴人按章作業，在目前科學可能情況下，列車裝有列尾裝置，能保證正常情況下列車的安全運行。但本案上訴人鑽入列車下面的行為情況特殊，非一般人所能預料，非一般裝置所能防止，也大大超乎被上訴人的預料和現有科學水平情況下被上訴人所能採取的防護措施。

二審法院經審理認為：根據我國民法通則關於從事高速運輸工具造成他人損害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的規定及鐵路法「因鐵路行車事故及其他鐵路運營事故造成人身傷亡的，鐵路運輸企業應當承擔賠償責任」的規定，本案侵權行為的歸責原則應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關於本案是否存在侵害人免責事由，我國法律對適用無過錯責任時的免責條件是有嚴格規定的，除了法律一般規定的不可抗力外，民法通則第123條及2003年10月23日全國人大通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規定的均為受害人的故意造成的損害。鐵路法規定的是受害人自身原因造成的人身傷亡，鐵路運輸企業不承擔賠償責任。受害人的自身原因一般解釋為受害人的故意。受害人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強制性規定的行為，視為故意，受害人的故意包括直接和間接故意。免責條件是侵害人承擔無過錯責任的除外責任。侵害人要免責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侵害人沒有過錯；二是受害人存在侵害人可以免責的情況。在本案，就侵害人而言，其在所屬的萬安站區有村莊，村莊與鐵路之間沒有任何防護，鐵路作業時亦未派人看護，侵害人應當預見到村內的小孩可能會到鐵道上來玩耍，卻沒有採取安全措施便啟動火車機車，顯然存在過錯。就受害人而言，其是一個無民事行為能力的兒童，不存在故意或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強制性規定的問題，因為法律規范的主體是有行為能力人和特定情況下的限制行為能力人，而非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我國法律對未成年人還作了特別的保護，規定其人身、財產和其他合法權益不受侵犯，規定保護未成年人是國家機關、武裝力量、政黨、社會團體、企事業組織、城鄉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未成年人的監護人和其他成年公民的共同責任。

從以上兩方面分析，本案不存在受害人免責的條件，被上訴人認為本案為受害人自身原因造成的傷害，主張免責的抗辯理由不能成立；本案受害人楊斌系無民事行為能力的兒童，其監護人負有保護被監護人的人身、財產以及其他合法權益的監護職責。該村莊位於鐵路站區區間內，監護人對被監護人未採取更為有效的看護措施，對造成被監護人楊斌被火車軋傷致殘存在過錯，可以依法減輕侵害人的民事責任；侵害人不得以監護人對被監護人負有監護職責為由，將自己依法應當承擔的侵害賠償責任轉嫁給監護人。根據本案侵權責任的承責原則和侵害人存在的過錯，被上訴人對受害人楊斌被火車軋傷致殘造成的損失應當承擔主要賠償責任，即60%的責任。楊斌監護人未盡到監護責任，應當減輕被上訴人賠償責任，即承擔40%的責任。一審判決認為監護人沒有盡到監護職責，致使本案損害後果應負主要責任沒有法律根據。關於一審中雙方認可的賠償項目及數額共計369129.66元，為雙方協商一致所確定，法院予以確認。一審法院針對精神損失費、終生護理費、殘疾用具的維修等其他費用能否列入賠償范圍的爭議焦點，判決確定每年需更換接受腔、腳板的費用共計6.9萬元應列入賠償范圍，雙方對此均未上訴，應予維持。據此，本案人身損害賠償金額總計為438 129.66元，按上述所確定的責任比例，某鐵路分局應賠償楊斌262 877元，其餘部分由上訴人的監護人自擔。關於精神損害撫慰金，一審法院針對本案實際情況，確定被上訴人賠償楊斌精神損害撫慰金2萬元，亦無不妥，應予維持。綜上，一審認定事實清楚，但適用法律及責任認定不當，應予改判。依照民法通則第123條、第131條、鐵路法第58條、民事訴訟法第153條第1款第2項，判決：一、撤銷一審判決關於某分局賠償楊某身體損害所致損失87626元部分；二、維持一審判決關於某分局賠償楊某精神損害撫慰金2萬元部分；三、某分局賠償楊某身體損害所致損失262877元；

二、本案涉及的幾個法律問題

鐵路運輸作為國民經濟的大動脈，其在經濟發展的進程中舉足輕重的地位和不可或缺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並且，隨著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需要和科學技術的日益進步，鐵路列車的通車里程在不斷延長、運行速度在不斷地提高乃是有目共睹的事實。鐵路列車越來越繁忙地穿梭於人口稠密的城鎮、村莊，從方方面面在極大地改善百姓的生活品質，但同時也可能給周圍人群帶來不安全的環境。因此，鐵路運營中造成人員傷亡時有發生。較之前些年，現今的受害人及家屬的法律意識普遍提高，且有具備法律專業知識的律師協助，鐵路交通事故的受害人及家屬越來越多地欲通過訴訟來維護自身權益，鐵路法院受理的鐵路交通事故人身損害賠償案件正是在這一系列綜合背景下呈逐年遞升趨勢。在這些人身損害賠償案中，有一類案件較為典型，即未成年人在玩耍時進入鐵路作業區，被列車軋傷致殘的案件。這些受害人中，大的十幾歲、小的才二、三歲。在處理這類未成年人訴鐵路運輸企業人身損害賠償案中，法院除面臨著一般鐵路交通事故人身損害賠償案件中如何適用歸責原則、如何適用法律的問題外，還面臨著在未成年人監護人未盡到監護職責的過錯情況下，高危作業人是否承擔責任、如何承擔責任的問題。本文即結合本案試從這兩方面進行探討。

（一）鐵路交通事故人身損害賠償糾紛案件的歸責原則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123條規定：「從事高空、高壓、易燃、易爆、劇毒、放射性、高速運輸工具等對周圍環境有高度危險的作業造成他人損害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這是民法通則作為基本法關於高度危險作業致人損害的民事責任的規定，根據該條規定，我國高度危險作業的范圍包括：高空、高壓、易燃、易爆、劇毒、放射性、高速運輸工具。承責原則是無過錯責任原則。無過錯責任原則是指不問行為人主觀是否有過錯，只要其行為與損害後果間存在因果關系，就應承擔民事責任的歸責原則。從無過錯責任原則形成的歷史看，該原則首創於1838年普魯士王《鐵路企業法》。該法律確認鐵路運輸過程中發生的一切損害，鐵路公司不得以無過錯為由免除賠償責任，這個法律幾經修改，不僅適用於鐵路運輸，而且廣泛適用於電車運輸、采礦等各種存在風險的工業部門。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西方各國通過特別立法和法院判例，紛紛在火車、汽車、航空、航海、電氣、核能利用、科學實驗等危險性工業中採用無過錯責任，以調整工業災害中企業主與雇傭工人及其他受害人的關系。1922年由列寧親自主持制定的《蘇俄民法典》明文規定了危險業務責任。該法典單獨列出條款，把危險性工業稱為高度危險業務，確認源於高度危險業務的損害負無過錯責任。無過錯責任設立目的也在於敦促高度危險作業人加強安全防範意識，最大限度地保護周圍人群的人身、財產安全。我國民法通則將從事高速運輸工具造成他人損害的確定為無過錯責任。關於火車是否屬於對周圍環境有高度危險的高速運輸工具曾有爭論。

有觀點認為，目前我國鐵路列車的運營速度大大低於發達國家，因此不應列入高速運輸工具范疇。有人提出，是否屬於高速運輸工具應當根據其時速確定，超過一定時速才能稱為高速運輸工具，否則不能作為高速運輸工具看待。筆者以為，不能單純以速度的快慢來認定鐵路是否為高速運輸工具，從無過錯責任原則的起源及目的看，更應著眼於鐵路運營是否屬於對周圍環境有高度危險的作業。眾所周知，一旦被運行的列車碰撞、碾壓，產生的後果必然是非死即傷，盡管有時列車行進速度並不高，但損害後果同樣也是非常嚴重。另外，火車的速度是變化的，啟動和停車階段慢，中間運行階段快。所以，認為以火車運行的時速來確定其造成損害的歸責原則是機械、片面、不科學的，更是沒有法律根據的。隨著人們普遍對高度危險作業認識的深入及法學研究、民事審判實踐的深化，火車系高速運輸工具、鐵路運營為高度危險作業已成為一種共識。那麼按照以上關於高度危險作業及無過錯責任產生的背景和目的介紹和分析，鐵路運營致人損害承擔無過錯責任是順理成章的事。但是問題並非如此簡單，審判實踐中，鐵路運營中造成人身傷害應如何承則一直存在爭論，根本原因在於對鐵路法的規定認識不一。1990年頒布的鐵路法中第58條規定：因鐵路行車事故及其他鐵路運營事故造成人身傷亡的，鐵路運輸企業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如果人身傷亡是因不可抗力或者由於受害人自身的原因造成的，鐵路運輸企業不承擔責任。同時規定，違章通過平交道口或者人行過道，或者在鐵路線路上行走、坐卧造成的人身傷亡，屬於受害人自身的原因造成的人身傷亡。

有觀點認為該條與民法通則第123條存在沖突和矛盾，又由於鐵路法頒布在後，根據後法優於先法、特別法優於一般法的適用原則，鐵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案件應適用過錯推定原則。

另一觀點認為，鐵路法第58條的規定擴大了免責事由，與民法通則相沖突，應為無效，審判中應適用民法通則第123條。可以說，由於沒有來自於權威部門的解釋，民法通則與鐵路法規定是否存在沖突的不同認識一直存在，導致此類案件如何適用歸責原則一直擾著審判實踐，而這些不同認識也在受害人與鐵路運輸企業雙方當事人之間的訴辯中集中體現。就同一損害事實，受害人往往援引民法通則第123條主張鐵路運輸企業沒有證據證明受害人有故意行為，鐵路運輸企業作為高危作業人對其作業中造成的損害即應當承擔無過錯責任。鐵路運輸企業則引用鐵路法58條主張損害發生是由於受害人自身原因造成，根據鐵路法58條免責條款的規定，鐵路運輸企業不承擔責任。關於兩法適用問題，受害人認為，根據上位法效力的優先性，應適用民法通則；鐵路運輸企業認為，按照特殊優於一般的原則，應該優先適用鐵路法。

另有第三種觀點認為，兩法並不存在沖突，鐵路法第58條是對民法通則第123條的具體貫徹和運用，兩者均是關於無過錯責任原則的規定。筆者認同第三種觀點。其實鐵路法第58條「因鐵路行車事故及其他鐵路運營事故造成人身傷亡的，鐵路運輸企業應當承擔賠償責任」的規定實際上就是民法通則123條的從事高速運輸工具對周圍環境有高度危險作業造成他人損害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的規定。民法通則作為基本法已對從事高速運輸工具造成他人損害的賠償原則作了規定，有關從事高速運輸工具的單行法、部門法不可能作出不同的規定。故對鐵路在行車事故及其他鐵路運營事故造成人身傷亡的損害賠償糾紛，適用無過錯責任歸責原則應該是明確的。

（二）如何確定無過錯責任原則的法定免責條件及未成年人的監護人未盡監護職責，是否構成鐵路運輸企業法定免責條件

既然鐵路交通事故人身損害賠償應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那麼，該如何確定免責條件呢？解決問題關鍵在於如何正確理解和解釋鐵路法58條的免責條款，即「受害人自身原因」的含義。鐵路運輸企業認為：火車有固定的軌道，如果沒有受害人侵限的事實就沒有被軋傷亡的損害後果，受害人傷亡原因是由於其侵入鐵路線路造成，屬於鐵路法58條規定的「受害人自身原因」這一免責條款，鐵路運輸企業不承擔責任。如果這一抗辯理由成立，那麼可以得出：凡是鐵路交通事故造成的人身傷亡，鐵路運輸企業均可不能承擔責任。因為受害人不去鐵路軌道，就不會發生人身傷亡。顯然，這樣理解「受害人自身原因」與設定無過錯責任這一歸責原則的立法目的是相背。筆者認為，在理解鐵路法這一專門法時，不能斷章取義、孤立地去理解和解釋

「自身原因」的含義，應該結合民法通則123條，以及其他法律關於無過錯責任的免責條款的規定。關於無過錯責任原則的法定免責事由除法律一般規定的不可抗力外，民法通則第123條和2003年頒布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均規定為受害人的故意造成的損害。最高人民法院法釋〔2001〕3號《關於審理觸電人身損害賠償案件若干問題的解釋》第3條規定：「因高壓電造成他人人身損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電力設施產權人不承擔民事責任：（一）不可抗力；（二）受害人以觸電方式自殺、自傷；（三）受害人盜竊電能，盜竊、破壞電力設施或者因其他犯罪行為而引起觸電事故；（四）受害人在電力設施保護區從事法律、法規所禁止的行為。」參照民法通則和上述司法解釋有關無過錯責任的免責情形的規定，筆者認為，對鐵路法第58條關於「受害人自身的原因」含義應理解為：1、不可抗力；2、受害人的自殺、自傷；3、受害人破壞設施或其他違法犯罪引起的事故；4、受害人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禁止性規定的行為。同時應該明確，發生上述情況造成人身傷亡，鐵路運輸企業對損害的發生有過錯的，亦應當根據原因力依法承擔相應的責任。

由於鐵路法58條對「自身的原因」的免責條款僅列舉了違章通過平交道口或者人行過道，在鐵路線路上行走、坐卧兩種情況,其他情況怎麼辦？法律調整不到的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怎麼辦？這些均未規定。且這里講的是「違章」，如果違的是鐵路部門的規章，可以作為免責的法律依據嗎？特別是受害人為未成年人時，其進入鐵路作業區被撞壓傷亡是否屬於「自身的原因」呢？

筆者以為，由於未成年人的生理特點決定其對行為後果缺乏必要的認知和預見，對鐵路作業區這一特定危險場所玩耍可能產生的後果不能完全、正確、清醒的認識，所以其在鐵路作業區玩耍不存在自殺、自傷的目的，又因為無或限制民事行為能力的未成年人並非法律所調整民事義務主體（法律對限制行為能力人有特別規定除外），其在鐵路作業區玩耍也就不應屬於違法犯罪或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禁止性規定的行為，其行為不存在主觀故意或過失，不存在有無過錯，故不能認為是其自身的原因。同時，針對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特點，我國法律還對未成年人做了特別保護，規定其人身、財產和其他合法權益不受侵犯，規定保護未成年人是國家機關、武裝力量、政黨、社會團體、企事業組織、城鄉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未成年人的監護人和其他成年公民的共同責任。但有觀點認為, 即便人身傷害損害後果的發生非受害人自身的原因，但由於對未成年人有撫養、教育義務的監護人未盡監護職責，致使未成年人侵入鐵路限界，造成人身損害，應由監護人對損害後果承擔責任，鐵路運輸企業不應承擔責任。筆者以為，根據我國監護制度的法律規定，被監護人侵害他人造成損失的，由監護人承擔責任，被監護人有財產的，從其財產中賠償，沒有財產或財產不足以賠償的，由監護人賠償。而被監護人受他人侵害造成人身傷害損失的，由侵害人依法承擔賠償責任。

因此，未成年人造成他人損害時與被他人造成損害時，其監護人承擔責任的歸責原則是不同的。不能把未成年人致人損害時監護人的責任等同於未成年人被侵害時監護人的責任。未成年人作為受害人被造成人身傷亡的，侵害人應當依法承擔過錯或無過錯的損害賠償責任，這一責任不應因為監護人的過錯而被替代。而且，監護人並非未成年行為人，監護人的監護過錯不等於行為人的行為過錯，由於未成年人不是法律所調整民事義務主體，不存在主觀過錯問題，故對損害後果不承擔責任。綜上，在未成年人人身傷害案件中，未成年人的監護人未盡監護職責，不能構成鐵路運輸企業在無過錯責任原則下的免責事由。但監護人其未盡監護職責，對損害後果的發生有過錯的，根據《民法通則》第131條過失相抵的規定，可以適當減輕侵害人鐵路運輸企業的責任。監護人有證據證明已盡到監護職責的不承擔責任。如此，既可以敦促高危作業企業採取更為有效防護措施，進一步防止損害後果的發生，又可以警示未成年人的監護人加強監護職責，以期社會到家庭最大可能避免未成年人人身傷害發生的可能，真正達到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

後語：

社會發展的規律已然證明，社會的欲加文明、進步，人的生命價值亦會欲會得到彰顯和重視，這也必然體現在國家的立法、司法和執法各個領域和環節。鐵路運輸企業作為高危作業人其在運營中造成人身傷害應承擔無過錯責任，同樣也是在體現法律對人的生命價值的關懷，這與無過錯責任原則產生原因和目的是協調一致的。目前，由於法律規定的不夠清晰、明確，使得對理解和適用的分歧不同程度地影響了法院判案的統一，雖然多年來，法官一直在通過案例分析、論文研討等形式在解釋爭議，提出觀點，但不可迴避的是，在我們這樣一個成文法國家，法官僅是適用法律的居中裁判者，其對法律的解釋無論從論點到論據多麼充分，其權威性都會受到不同程度的質疑，而質疑的後果也必然使得鐵路作業人不易接受無過錯責任這一加重其責任的歸責原則，也不能使其從根本上在這一原則促動和指導下，自覺加強安全注意義務，採取更有效的措施，切實保護好周圍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

劉女於2004年4月10日出生，是劉某和楊某的非婚生孩子。其在出生後一直由母親楊某撫養，在廣州市生活。2005年4月14日，劉女向廣州市海珠區人民法院起訴，請求判決其父劉某支付其自出生至年滿18周歲的撫養費216000元。

「裁判要點」

一審法院經審理認為：劉女是劉某的親生女兒，劉某有義務撫養劉女。由於劉某在劉女出生後一直沒有負擔撫養費用，故劉女起訴要求劉某支付其出生後至18周歲時止撫養費的請求，合理合法，該院予以支持。至於撫養費的給付數額，現劉女要求劉某每月支付1000元，但由於劉某不同意，該院根據廣州市現時的生活水平和劉某的經濟狀況，認為以劉某每月支付350元為宜。據此，原審法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二十五條及《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二十一條之規定，判決：一、劉某在判決生效後之次月起每月支付撫養費350元給劉女，至劉女18周歲時止。二、劉某在判決生效之日起3日內，按每月350元的標准，一次性支付2004年4月至判決生效之月時止的撫養費給劉女。三、駁回劉女的其他訴訟請求。

判後，劉某不服，向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上訴，請求撤銷原判。其理由是：1、支付撫養費的目的是為了給孩子以後的生活創造好的條件，它不是需要償還的債務，不存在可以溯及既往的問題，故原審判決第二項不當。3、他現在沒有工作，作為一個專科畢業生，即使以後有工作收入也不會很高，故他無力負擔孩子的撫養費。

二審法院經審理認為：雖然劉女是非婚生子女，但其依法享有與婚生子女同等的權利。劉某作為劉女的生父，應當負擔孩子的生活費和教育費，直至其能獨立生活為止。劉某以自己沒有工作、無力承擔為由請求不予支付撫養費無理，本院不予支持。劉女出生後至本判決生效之月止所需的撫養費已由楊某支付，劉女起訴請求劉某負擔此期間的撫養費，實質是楊某要求劉某返還其已支出的款項。由於本案是劉女提起的撫養費糾紛，楊某的上述請求與劉女所主張的權利不屬同一法律關系，本案不應調處。原審對此作出判決不當，本院予以糾正。綜上所述，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一）項、第（三）項的規定，判決如下：一、維持廣州市海珠區人民法院（2005）海民一初字第773號民事判決第一、三項及對一審訴訟費的處理；二、撤銷廣州市海珠區人民法院（2005）海民一初字第773號民事判決第二項。

「評析」

在美國，對於子女撫養費有一個很形象的說法——「子女撫養費的支付必須是自動的、不可抗拒的，就象死亡和納稅一樣」。但是事實往往並不能像人們所期望的那樣。除了死亡無人可以逃避之外，拖欠支付撫養費和偷稅漏稅一樣仍然存在。

支付子女撫養費是父母的法定義務不言而喻，但是對於本案而言，就存在這么一個問題：子女能否對判決生效之前的撫養費提出請求？在合議庭進行討論時，法官們一致認為本案中劉女對判決之日前撫養費的追索，實質上是劉女的法定代理人楊某與劉某之間的糾紛，反映了楊某由於劉某在這一年多的時間里未對女兒盡撫養義務，造成了她的損失，要求劉某予以賠償的心理。合議庭認為這可以構成訴因，但不應當在以劉女為主體的訴訟中進行審理，而應由楊某另行起訴向劉某追索，因此對劉女的該部分請求應當予以駁回。

B. 什麼案例可以體現社會主義法治的價值追求

為公平正義是社會主義法治的價值追求。

法治不僅要求完備的法律體系、完善的執法機制、普遍的法律遵守，更要求公平正義得到維護和實現。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緊緊圍繞保障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推進全面依法治國，強調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線，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是政法工作的核心價值追求。

政法戰線要肩扛公正天平、手持正義之劍，以實際行動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讓人民群眾切實感受到公平正義就在身邊。實現社會公平正義，必須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緊密聯系我國法治建設實際，統籌整合各方面資源和力量，突出政法戰線的關鍵作用，多措並舉，充分發揮法治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保障作用。

(2)科學立法案例擴展閱讀：

社會主義法治的價值追求的相關內容：

1、要繼續全面加強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加強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設，健全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加強反腐敗國家立法，加強反腐倡廉黨內法規制度建設，深化腐敗問題多發領域和環節的改革，確保國家機關按照法定許可權和程序行使權力。

2、加強法治反腐能夠確保人民群眾在國家政治生活、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中的主人翁地位，確保黨的群眾路線的貫徹落實。

3、加強法治反腐，要進一步加強思想政治建設，建設一支信念堅定、執法為民、敢於擔當、清正廉潔的高素質政法隊伍，不斷築牢忠於黨、忠於人民、忠於法律的思想基礎，不斷提高政法隊伍的整體素質，為實現社會公平正義奠定人才基礎。

C. 關於立法權的事例

《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於2007年3月16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

物權法的起草工作始於1993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制定物權法高度重視。2002年12月，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民法草案的物權法編進行了初次審議。本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把制定物權法列入重要議程，在過去工作基礎上，花了很大精力，做了大量工作。為了把這部法律制定好，全國人大常委會堅持民主立法、科學立法。2005年7月將物權法草案向社會全文公布，共收到人民群眾提出的意見1萬多件；並先後召開100多次座談會和幾次論證會，還到一些地方進行專題調研，充分聽取部分全國人大代表、基層群眾、專家學者、中央有關部門等各方面的意見。在徵求意見過程中，各方面提出了許多意見和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高度重視各方面的意見，對草案進行了六次審議，審議次數之多在我國立法史上是空前的。

D. 什麼叫做案例

案例分析題是向考生提供一段背景資料，然後提出問題，在問題中要求考生閱讀分析給定的資料，依據一定的理論知識，或做出決策，或作出評價，或提出具體的解決問題的方法或意見等。

案例分析題屬於綜合性較強的題目類型，考察的是高層次的認知目標。它不僅能考察考生了解知識的程度，而且能考察考生理解、運用知識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它能考察考生綜合、分析、評價方面的能力。因此，案例分析是區分度很高的題目類型。

並且大型企業如四大會計師事務所、越來越重視舞台展示型的案例分析中涌現的優異學子。

當然，案例分析也有它的不足之處，主要有三點：

1、 編制比較困難。案例分析題對背景資料有很高的要求，這給編制帶來較大的困難。

2、 在一份試卷中所佔的篇幅或分數較大，但題量較小，因而影響到整卷對知識面的覆蓋。

3、 評分上容易受閱卷者主觀因素的干擾，所以評分信度不易高。

(4)科學立法案例擴展閱讀：

准備階段

1）負責人（一般由培訓指導員、主持人擔任）確定培訓課程的具體目的、內容、范圍及對象。

2）從平常收集的資料中選擇恰當的案例作為討論的個案，個案的范圍應視培訓對象而定。

3）確定會議室、會議時間，制定培訓計劃。

4）指導員應准備下列知識：個案研究法的操作方法，在實際應用中應注意的問題，討論前個案的選擇標准，討論後如何總結問題。

實施階段

1）指導員向參加者簡單介紹下列知識：

個案研究法的背景、方法大意、特色；

個案研究法應用時注意的問題及應用後能達到的效果；

計劃安排。

只有讓參加者對本法有了大概的了解後，才能使他們順利進入角色，使培訓工作順利完成。

2）通過自我介紹，使參加者互相認識並熟悉，以培養一個友好、輕松的氛圍。

3）將參加者分成三到四個小組，每組成員八到十名，並決定每組的組長。

4）分發個案材料。

5）讓參加者熟悉個案內容，並且主持人要接受參加者對個案內容的質詢。

6）各組分別討論研究個案，並找出問題的症結所在。

7）各組找出解決問題的策略。

8）挑選出最理想、最恰當的策略。

9）全體討論解決問題的策略。

10）指導員進行整理總結

E. 關於法律規則的七個分類的案例

哪有那麼多的分類，只有幾個比較重要容易考的！！！
1、按照規則的內容規定不同，法律規則可以分為授權性規則和義務陛規則。
所謂授權性規則，是指規定人們有權做一定行為或不做一定行為的規則，即規定人們的「可為模式」的規則。它分為兩種（1）權利性規則，例如物權法第十八條 權利人、利害關系人可以申請查詢、復制登記資料，登記機構應當提供。（2）職權性規則，如憲法第一百一十九條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自主地管理本地方的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事業，保護和整理民族的文化遺產，發展和繁榮民族文化。
所謂義務性規則，是指在內容上規定人們的法律義務，即有關人們應當做出或不做出某種行為的規則。它也分為兩種：(1)命令性規則，是指規定人們的積極義務，即人們必須或應當做出某種行為的規則，例如 物權法第二百一十條：設立質權，當事人應當採取書面形式訂立質權合同。 (2)禁止性規則，是指規定人們的消極義務(不作為義務)，即禁止人們做出一定行為的規則，例如物權法第一百八十六條 抵押權人在債務履行期屆滿前，不得與抵押人約定債務人不履行到期債務時抵押財產歸債權人所有。
2、按照規則內容的確定性程度不同，可以把法律規則分為確定性規則、委任性規則和准用性規則。
確定性規則，是指內容本已明確肯定，無須再援引或參照其他規則來確定其內容的法律規則。在法律條文中規定的絕大多數法律規則屬於此種規則。你隨便舉一個就行了啊！
委任性規則，是指內容尚未確定，而只規定某種概括性指示，由相應國家機關通過相應途徑或程序加以確定的法律規則。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第十二條 對儲蓄存款利息所得徵收個人所得稅的開征時間和徵收辦法由國務院規定。
准用性規則，是指內容本身沒有規定人們具體的行為模式，而是可以援引或參照其他相應內容規定的規則。例如，我國商業銀行法第17條：「商業銀行的組織形式、組織機構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的規定。」
3、根據強製程度分為：強制性規則（命令性規則，強制性規則多現於刑法，包括義務性規則和禁止性規則）和任意性規則（強行性規則不允許當事人有個人意思表示，任意性允許人們自行選擇），你可以按照第一種分類進行舉例。

F. 提問一個法律案例求解答：

1、甲與其妻請單位領導A吃飯，過程中，將該酒送給A，涉嫌行賄罪；A涉嫌犯受賄罪；
2、甲妻找A，提出升甲為科長要求，被A拒絕。甲妻遂出示確認書，提出，要麼歸還酒，要麼升甲職務。A無奈，只好將家中存款8萬元取出，密封交與甲。甲要其妻將錢還給A，其妻雖答應，但未歸還。甲妻涉嫌犯詐騙罪；
3、拍賣行工作的蜜閨，製作了一份陳年藏品確認書，稱其價值8萬元。涉嫌偽造鑒定文書；
參考：國家工作人員與親屬共同受賄犯罪的舉證責任
一、國家工作人員與親屬共同受賄犯罪的證據黑洞
國家工作人員（以下稱工作人員）與親屬共同受賄，已經成為新時期受賄犯罪的穩定形式。 但是檢察機關很難偵破此類案件。 檢查機關盡管找到了贓物，國家公務人員的親屬也承認接受了財物，請託人也承認自己行賄的行為，請託人與工作人員有公務關系，三個證據相互結合，形成了受賄犯罪的一段證據鏈條，但是仍然不能證明國家工作人員與其親屬有共同受賄的故意。因為在以上三類證據中，能證明工作人員知道賄賂的只有請託人的證言，分二種具體情況，第一，如果請託人把親屬接受財物的情況告知了工作人員，那麼請託人就這個過程和內容的陳述是直接證據；第二，如果請託人沒有直接告知工作人員，而是親屬承諾代為告知並代為說情，請託人就這一過程與內容的陳述是間接證據。根據這個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不能確證工作人員明知親屬收受了財物，就不能確定工作人員與親屬共同受賄的故意，理由有二，其一，請託人的證言與工作人員及其親屬的辯解屬於同一證據類型，其證明力相同，一個證實，一個證反，因此，不能確證待證事實。其二，孤證不能定罪原則，對案件主要事實的證明同樣適用，在工作人員與親屬共同受賄犯罪中，共同受賄故意是最主要的待證事實，也是案件定性的關鍵，因此必然有充分證據證明。不能認定共同受賄故意，就不能認定其受賄罪。如果沒有造成國家和社會的重大損失，瀆職罪也不能認定，其親屬也不構成受賄。如果其親屬沒有索賄行為，也不能構成詐騙罪或者其他罪。犯罪嫌疑人最大的損失，是收受財物作為非法所得沒收，受賄犯罪的風險化解為零。能否從其他途徑取得國家工作人員與親屬共同受賄故意的證據？一般不能。第一，受賄犯罪基本上是「一對一」，沒有第三者在場。第二，國家工作人員為請託人謀取利益的行為，可以在自由裁量權的范圍內作出解釋；對其行為造成的損失，可以解釋為工作失誤。第三，國家工作人員與親屬達成共同受賄故意比較便利，由於犯罪嫌疑人之間的親屬關系,甚至就生活在一個家庭里,無論是心理、習慣還是空間,達成共同受賄犯罪故意比較方便，一句簡短的話、一個簡單的手勢,甚至一個眼神,就能達成一個共同受賄的故意，留下的證據相對比較少。第四，工作人員與親屬生活的一個相對封閉的空間裡面,他人不能隨意介入,因此共同受賄犯罪意圖形成過程,外人不能輕易看到;在偵查過程中,如果犯罪嫌疑人家裡留下什麼有形證據,也能及時處理,不至於讓偵查機關拿到有罪證據。第五，受賄犯罪是一種高智商犯罪，犯罪嫌疑人有較高的文化水平，見多識廣，有一定的反偵查能力，在作案之初就想到了退路。第六，基於利益共同體，親屬只承認收受了請託人的財物，但不會承認將收受情況告訴了國家工作人員，因為這是國家工作人員有罪無罪的的關鍵證據，並且親屬很容易做到這一點。因此國家工作人員與親屬共同受賄故意的證據成為一個黑洞。
二、共同受賄故意的推定證明
（一）受賄推定的立法經驗
唐律規定，官吏的家人收受他人財物,不論官吏是否知情,官吏與其家屬均構成犯罪,知情與否只是作為量刑的法定情節,受賄推定立法技術相當成熟。
二十世紀初,正是我們拋棄親屬受賄推定規則時,英國人正為自己發現了受賄推定規則而欣喜不已;今天的中國法學家發現,原來唐律第146條與1916年英國防止賄賂法第2條異曲同工：以受賄罪被起訴之人，只要起訴機關證明被告人有接受請託人財物的行為，就默認為受賄犯罪。除非被告人能提出合法收受的證據。此後被新加坡等多數原英聯邦國家及屬地採用。縱觀以上國家和地區賄賂推定的立法背景,一般處在市場經濟剛剛起步、經濟騰飛即將開始的歷史性時刻。誰也不能否認,受賄推定在這些國家反貪法律中的核心地位, 也不能否認成功的反貪在這些地區經濟騰飛中的巨大作用和貢獻。我國現階段,也基本屬於這一歷史性時刻。正是這些成功實踐,使聯合國採納賄賂推定作為反貪賄的實際措施加以規定和推行。
我國現行刑法沒有受賄推定條款，但吸收了推定精神。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非法持有屬於國家絕密、機密的文件、資料或者其他物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姦淫幼女罪和嫖宿幼女罪，此五罪分列在刑法第八、六、四章,分布較廣，此五罪是根據一定的事實基礎,推定犯罪事實或犯罪故意的存在。
我國現行受賄案中，工作人員與親屬共同受賄受賄案佔81～90％， 親屬插手而形成工作人員與親屬共同受賄故意的近100％。從統計學原理看,這一概率應該能反映事物的基本趨勢。當然並不是說,推定允許出現0.01％的錯案率,因為這部份人可以通過反證排除推定的成立，因此親屬共同受賄推定有它的科學基礎。
（二）工作人員與親屬共同受賄故意推定的設計
親屬共同受賄故意的推定，指工作人員或者親屬拒絕承認共同受賄的故意時，檢察機關根據請託人的證言，親屬收受財物的事實，請託人與工作人員的公務關系，推定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與其親屬共謀受賄的故意，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提出相當證明力反證的除外。推定的犯罪形態僅限於既遂。
（三）檢察機關檢察機關必須向法庭證明的事實
其一，親屬、請託人或其代理人姓名及其背景資料；請託人送交賄賂的時間、地點、方式，賄賂的種類、形狀、金額、處理、去向的證明。其二，請託人向親屬明確提出請求事項的證據；工作人員指示親屬取得請託人賄賂的證據；第三人告知親屬賄賂性質的證據；親屬取得請託人賄賂是否屬於慣例的證據；親屬向請託人承諾的證據；親屬要求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之便為請託人謀利的證據。其三，親屬明確表示願意收下賄賂的證據；親屬事實上收下賄賂的證據；親屬以所有權人的方式處理賄賂的證據，如消費、存貸、投資、出借、轉贈、捐獻等。其四，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之便與請託人達成謀利意向的證據；在公務決策過程中，工作人員支持請託人利益的證據，如向主管領導代為請求的證據，交待下屬為請託人辦理有相關事項的證據，決策會議中表達意見的證據，向請託人透露不該透露的信息的證據等；相關文件中簽署意見的證據；決策過程不符合法律規定或相關內部規定的證據；請託人獲得相關利益的證據；謀利行為給他人、集體或國家正當利益造成損失的證據；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之便為請託人謀取利益與親屬取得賄賂因果關系的表面證據，即二者之間從一般常識來看有其關聯性——時間相距不遠、金額大體相當。其五，檢察機關取證程序合法的證據。檢察機關對自己提出的證據需要的合法有聲明義務。如果認為檢察機關取證非法，則應由被告人舉證證明。其六，關於被告人反駁是否成立的證明。從邏輯上證明反駁證據與基礎事實存在明顯的矛盾，證明反駁證據之間的矛盾不能消除；證明反駁證據不存在；證明反駁證據來源非法；證明反駁證據證明效力欠缺。其七，關於訴訟意見的證明。如果檢察機關根據基礎事實的證據和否定反駁事實的證據，向法庭提出判決被告人有罪的公訴意見，必須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標准：基礎事實不可動搖；推定事實沒有受到實質性和整體性反駁，所謂實質性反駁，即證明了推定事實的某個環節不存在，所謂整體性反駁，即反駁證據形成了證據鏈條。作為檢察機關舉證責任的總體要求，單個證據和證據鏈條都必須建立在直接證據和原始證據基礎上，間接證據和傳來證據可以作為輔助證據，但原則上不能作為定案的主要基礎證據。作為例外，如果在某個非主要事實環節上，沒有直接證據或原始證據，但有多個間接證據或傳來證據證明，可以根據補強證據規則， 認定與原始證據和直接證據同等的證明效力。
（四）被告人的舉證責任
如果工作人員及其親屬主張自己無罪或罪輕，則必須向法庭提出以下證據：工作人員與親屬之間沒有共同受賄的故意的證據；基礎事實不存在的證據；檢察機關取證非法的證據。
其一，對基礎事實的反駁。親屬可以證明，沒有收到請託人財物的證據，如果請託人是通過第三人或郵寄等間接形式向親屬送交財物，可以自己通過與請託人或代理人質證或郵寄業務單位的證言，證明自己沒有收到財物。或者證明自己沒有接受請託人財物，在承認請託人確實曾送來財物的前提下，證明自己堅決不收、讓請託人或其代理人當即就帶回了財物，或者當時無法拒絕或抵制請託人或其代理人的送交行為，對方把財物放下就走了，後來自己想方設法退還了財物，並願意與請託人或其代理人質證，如果是通過第三人退回財物，可以請第三人作證，如果是通過郵局或銀行退回的，可以提交收據、回執或承辦機構的業務記錄，如電子記錄、業務記錄存根等。或者在無法或不便退回請託人時，把財物交給了紀檢機關、公安機關、法院或其他機關，自己沒有佔有財物，有相關收據、回執證明。親屬可以證明自己雖然曾長期佔有請託人財物，自己並沒有接受的故意，長期沒退回有客觀原因，如當時沒有聯繫上請託人，或雖然聯繫上了，請託人沒有來取；或者曾經將財物送回了請託人，但請託人後來又將財物送了回來，可以質證；或者自己當時確因事務較多，沒有及時處理，但日後又忘記了，有公司領導或第三人的證言；或者自己出國了，沒有來得及處理請託人財物，委託第三人退回，因第三人的原因，或其他客觀原因，沒有及時退回，有第三人的證言或其他證據證明。自己接受他人財物是人情往來，因為自己曾經利用本人的個人便利為送禮人辦了事，如為送禮人翻譯了文件等，或者是朋友之間的一般往來，如生日禮物，自己也給對方或第三人在相同情況下送了相應禮物，有第三人的證言或家庭財物記錄證明。自己接受他人財物，是合法報酬，因為自己是請託人的雇員，其他相同資歷的人也享有同樣待遇，有第三人的證言或公司財務支出記錄證明。自己接受他人財物，是正當的投資收入，如合夥、合股等，有企業章程、出資證明為證據。或者證明，自己接受了他人財物，但確實不知是賄賂，送禮人當時對自己說，這筆財物是作為自己親屬——工作人員的老朋友送的禮物，並且保證不會請求老朋友為自己謀利，絕對不是行賄，因金額不是很大，對方又很富有，所以相信對方而收下了禮物，可以與送禮人質證。或者證明工作人員曾告知自己，是其老友來訪，要自己好好接待，老友送來了禮物，就收下了，可以與送禮人質證。或者證明自己接受他人財物，是一般的借貸行為，有借貸協議或合同，並且自己履行了相應協議或合同，有相關書證證明，並可以與出借人質證。或者證明自己雖然知道請託人行賄，所送財物是賄賂，但自己沒有佔有賄賂的意思，把賄賂以請託人的名義，轉贈或捐獻給了第三人，有書證或證言證明。
工作人員可以證明，沒有利用職務之便為請託人謀利，在請託人與本單位的公務關系中，完全是按規定辦事，在同一公務上，對待類似的人是相同的態度、程序和標准，有辦公記錄、會議記錄、財務記錄、同事證言和其他公務相對人的證言證明。工作人員及其親屬可以證明，檢察機關的證據是非法證據，如有威逼利誘行為；或者證據證明力欠缺，如某個事實只有單一證據，或者不是直接證據或原始證據。
但是，有以下幾種情況反駁無效：沒有反駁，或稱「消極反駁」；不等價交換掩蓋下的權錢交易反駁無效；以接受財物沒有給他人、集體或國家造成損失甚至增加了利益為由的反駁無效；以沒有動用賄賂物為由的反駁無效；以不知禮物實際價值為由的反駁無效，因為憑常識，請託人為謀取較大利益，不可能只送十幾元的禮物，況且憑常識，一般能識別出禮物的價值。
其二，對推定事實反駁。親屬可以證明，自己接受人了他人財物，雖然自己財迷心竅，但是不敢把敢把情況告知自己的親屬——工作人員，怕連累工作人員，就獨自處理了該財物，一直沒有告知工作人員，工作人員也一直不知道此筆財物，該財物放在自己的「小金庫」里，有家庭財務記錄和財物現狀證明。或者自己接受了請託人的財物，也告知了工作人員，並請求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之便為請託人謀利，但遭到了工作人員的嚴辭斥責，要求自己立即退回財物，自己表面答應立即退回，但事後沒有實際去做，工作人員追問此事時，自己謊稱已經退回了財物，因此工作人員與自己接受財物沒有實際關系，可以與工作人員和請託人質證，或以家庭財物記錄證明。或者自己在知道請託人有求於工作人員時，向請託人索取財物，也得到了財物，但自己是打著工作人員旗號騙取財物，並沒有真正想告訴工作人員並與之共同受賄，也沒有把自己索取財物的行為告知工作人員，請託人後來辦成了事情，與自己索取財物無關，可以家庭財產記錄或工作人員辦事過程作為間接證據證明。

G. 案例分析

現在不少事政出多門，各行其是，讓老百姓無所適從。

H. 求一個大學生增強法律意識的案例

2006年4月21日晚10時，許霆在廣州市某銀行的ATM機上取款。當他輸入卡號密碼和100元的取款額並按下確認鍵之後，取款機卻不能回應。於是他重新輸入，按了1、0鍵之後，又不小心按了『00』鍵，卻取消不了，可當他按下確認鍵之後，取款機卻吐出來1000元人民幣。於是他反復操作，先後取款171筆，合計17.5萬元，其後便離開廣州，一年後公安機關將其緝拿歸案。數月後，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以盜竊罪判處許霆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從這件事情當中，我深深意識到，我們的社會行為一定要講法理；要有自己正確的法律意識。

社會主義法律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具有權威和尊嚴，這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前提條件。包括大學生在內的每個公民都有義務和責任樹立和維護社會主義法律的權威。
（一）維護法律權威的意義
法律權威是就國家和社會管理過程中法律的地位和作用而言的，是指法的不可違抗性。法律權威的樹立主要依靠法律的外在強制力和內在說服力。法律的外在強制力是法律權威的外在條件，主要表現為國家對違法行為的制裁。盡管法律權威不可能完全建立在外在強制力的基礎之上，但必要的外在強制力，是樹立法律權威不可缺少的條件。法律的內在說服力是法律權威的內在基礎。如果僅僅依賴外在強制力，法律不可能形成真正的權威。法律的內在說服力既來源於法律本身的內在合理性，如法律合乎情理、維護正義、促進效率、通俗易懂，也來源於法律實施過程的合理性，如執法公平、司法公正。正是由於法律本身及法律實施具有這些內在合理性，法律才受人尊重，被人信賴，為人敬仰。
在當代中國，樹立法律權威對於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法律權威是國家穩定的堅實基礎。當國家的最高權威是領導者個人時，政治的穩定、國家的興衰就將寄託於領導者個人身上。隨著領導者的更迭，國家的政局就有可能大起大落，政策與法律也會頻繁變動。而當國家的最高權威是法律時，由於法律是一種超越於任何個人之上的普遍性規則，並且具有穩定性和連續性，盡管領導者會不斷流動和更迭，但政治統治與社會秩序仍將會保持相當的穩定性和連續性。
（二）自覺維護社會主義法律權威
社會主義法律權威的樹立，既有賴於國家的努力，也有賴於公民個人的努力。從國家角度來說，應當採取各種有效措施消除損害社會主義法律權威的因素。例如，要進一步提高立法質量，保證法律的科學性、合理性；改善法律實施的狀況，保證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深入開展法制宣傳教育，增強全社會的法律意識。從個人角度來說，應當通過各種方式努力維護社會主義法律權威。對於大學生來說，至少應做到以下三個方面：
努力樹立法律信仰。一個人只有從內心深處真正認同、信任和信仰法律，才會自覺維護法律的權威。大學生應當通過認真學習法律知識，深入理解法律在現代社會中的重要作用，深刻把握我國社會主義法律的精神，從而樹立起對我國社會主義法律的信仰。
積極宣傳法律知識。大學生在自己學習和掌握法律知識的同時，還要向其他人宣傳法律知識。特別是要宣傳社會主義法治觀念，幫助人們徹底根除「權大於法」、「要人治不要法治」等封建殘餘思想，宣傳我國社會主義法律的優越性，使人們了解、熟悉和認同我國社會主義法律，從而推動全社會形成尊重和維護社會主義法律權威的良好風尚。
敢於同違法犯罪行為作斗爭。違法犯罪行為既是對社會秩序的破壞，也是對法律權威的蔑視。大學生不僅要有守法意識，自覺遵守國家法律，而且要敢於和善於同違法犯罪行為作斗爭，自覺維護法律權威。同違法犯罪行為作斗爭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既包括事前採取有效措施預防違法犯罪行為的發生，也包括事中和事後制止、檢舉、揭發違法犯罪行為。

I. 求救！《國際法》的案例分析

第一種解釋
作為國際法律關系主體的國家（或者地區）之間制定和實施的法律。
國際法指適用主權國家之間以及其他具有國際人格的實體之間的法律規則的總體。國際法又稱國際公法，以區別於國際私法或法律沖突，後者處理的是不同國家的國內法之間的差異。國際法也與國內法截然不同，國內法是一個國家內部的法律，它調整在其管轄范圍內的個人及其他法律實體的行為。
國際法是西方世界的三重發展過程的產物：即中世紀的歐洲社會瓦解，進入近代歐洲社會的過程；近代歐洲社會向外擴張的過程；處在發展中的世界社會里，權力逐漸集中到數量迅速減少的主要世界強國手中的過程。
國際法的造法方式《國際法院規約》第38條將國際法的主要造法方式即國際法規則形成的方式歸結為三：條約、國際習慣法和為各國承認的一般法律原則。這已得到幾乎是普遍一致的贊同。國際法的基本原則是：各國主權平等，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幹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禁止以武力相威脅和使用武力，以及民族自決原則等。
條約：條約和其他經一致同意的協議是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國際法主體可以通過它們（如果是國際習慣法不要求任何形式）宣布、修改或發展現行的國際法。它們也可以通過條約將尚未組織起來的國際社會轉變為聯合的或凌駕於國家之上的全球性或區域性的國際社會。
國際習慣法：實質上就是適用於尚未組織起來的國際社會的國際法。國際習慣法的構成有兩個要素：1．普遍的或區域性的國家實踐；2．這種實踐為有關國家承認為法律。國際習慣法常常是以早期條約的某些條款為其淵源，這些條款後來就被承認為法規。但是也有個別的國際法規則是由世界列強的大致相同的實踐發展而成的。
為各國所承認的一般法律原則：只有在國際習慣法或條約法沒有相應的規則與之平衡的情況下才起作用，所以它的造法作用是輔助性的。這種原則必須是一般的法律原則，而不是作用范圍有限的法律規則；它還必須得到有相當多的國家（至少包括世界上所有主要的法律體系）的承認。
在尚未組織起來的國際社會里的國際法：國際習慣法的主要規則可以概括為7個基本原則：即主權、承認、同意、信實、公海自由、國際責任和自衛。
主權：依照國際法，共處的各主權國家一律平等。它們只能對在其領域內的人和事行使管轄權，只有在特殊情況下（如從領海到公海的緊追權或者報復權）才被允許對在其領域外的人和事行使管轄權。各個國際法主體除受普遍適用的國際習慣法的規則約束外，不經它同意，不得令其承擔任何外加的國際義務。
承認：承認的主要作用是，承認一個實體作為國際法主體而存在，或者承認它的首腦為該國的代表並希望與之維持外交關系。承認的主要形式是承認一個國家或政府在一塊領土上行使事實上的或法律上的管轄權，簡稱為事實上的承認和法律上的承認。承認可以是無條件的，也可以是有條件的；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默示的。承認也可能並不是全面的，而只限於承認一群人為交戰團體或叛亂團體，如果這些叛亂者事實上已經控制了該國部分領土。承認在原則上是可以自行斟酌決定的，但過早地承認別國的交戰團體或叛亂團體是和該國專有的國內管轄權不相容的，因而也是非法的。
同意：國際法主體在訂立協定時，在不損害第三者權利的情況下，可以修改和補充國際習慣法的某項規則或者為各文明國家所承認的一般法律原則。遵循國際法的要求所作出的同意，為締約雙方確定了相互之間的權利與義務。經締約雙方同意所訂立的協定，其中止、修改和終止也應經締約各方的同意或默認。
信實：在國際法發展的早期階段，所謂信實主要是指不背信棄義。以後，信實的含意逐漸與公平合理、符合常識的要求一致起來。締約雙方或者應對自己的單方面行為負責的一方，必須恪守信義地解釋和執行協定。
公海自由：公海航行自由的規則不準許任何國際法主體佔用公海的任何部分。在和平時期，一個國家只能對有權懸掛該國國旗的船舶行使管轄權；而在戰爭時期，則可根據海戰規則和捕獲法規干擾敵國及中立國的航運。對於公海、公海上空和海床的利用，必須合理照顧其他國家的利益。海盜行為和販運奴隸都是對公海的非法利用。
國際責任：關於國際責任的規則要有兩個前提，1．國際法主體的下屬機構違反國際義務，構成了不法行為或國際侵權行為；2．這種國際侵權行為引起賠償的責任。這些規則所規定的義務是獨立於任何個別的國際法主體的意志之外的，但是它們是可以經過同意和默認加以修改，它們也可以用雙方同意的規則規定類似國內刑法的那種處罰來加以強化，或者通過默認和不行使權利而予以放棄（也稱消滅時效）。
自衛：國際習慣法允許國際法主體對其他國際法主體的不法行為採取自衛措施，也可以對不受任何其他國際法主體保護的個人、船舶或飛機的行為採取自衛措施。自衛必須是迫不得已、刻不容緩的。只有為了擊退即時的、緊迫的入侵才有權採取自衛行動。
支配國際法基本原則的各項規則相互作用的結果，又規定了一些次要規則和法定地位，其中最重要的有：領土、外交法及豁免、保護國外的僑民、貿易和航行自由、引渡和政治避難、國際權利與義務的繼承。
在有組織的國際社會里的國際法：在有組織的國際社會里，象國際聯盟和聯合國這樣的機構是在各國一致同意和聯合的基礎上形成的全球性的綜合性組織。它們對國際法的影響表現在三方面：1．經各成員國明示同意，對以國際法的基本原則為基礎的那些規則進行修改。例如聯合國憲章限制了國際法主體按照國際習慣法可以以武力相威脅或者訴諸武裝報復和戰爭的權利。2．通過聯合國大會的決議對國際法的規則進行間接的修改，聯合國大會雖然不是行使造法職能的機構。但是它的許多決議具有間接的修改，因為這些決議確定了國際法的新規則，如果聯合國的大多數成員國和聯合國的絕大多數主要機構都接受這些國際法規則，認為它們具有法律上的約束力，那麼，這些國際法規則遲早終究會過渡成為新的法律。3．對國際法作進一步的編纂和發展。國際法委員會作為聯合國大會的下屬機構，擔負著編纂國際法的任務，但它同時也在開拓許多新的國際法領域。事實上，國際法委員會並未將下述兩項任務即編纂國際法（重申現行的國際法）和發展國際法（通過起草新的國際法規則——包括變更現行的國際習慣法），加以嚴格區分。除此之外，政府間海事協商組織、國際勞工組織和海牙私法會議也曾分別就海洋法、國際勞工法、國際私法等專題完成了准立法性的起草工作。國際法在一些區域性集團的相互關系中，仍然是必不可少的。
編輯本段第二種解釋
國際法主要是國家在其相互交往中形成的，主要調整國家間關系的有法律拘束力的原則、規則、規章制度的總體。
國際法是法律的一個特殊體系
因這它具有階級性、規范性和強制性這些一切法律所具有的共性
編輯本段國際法的特徵
國際法的特徵主要有：
1、 國際法的主體主要是國家
國內法的主體主要是自然人和法人
2、國際法是國家以協議的方式來制定的，
國內法是由國家立法機關依一定程序來制定的。
3、國際法採取與國內法不同的強制方式
國內法主要是依靠有組織的國際強制機關加以維護，保證實施，而國際法的強制方式主要依靠國家的本身的行動。
但國際法仍然是法律
1、國際法為國家規定了一整套處理其對外關系的行為規則，為國家規定了國際法上的權利和義務
2、國際法具有強制性，只不過與國內法的強制方式不同而已，但是，特殊的強制方式仍然是強制方式。
3、一些重要的國際條約都明確規定了國際法的效力。
4、國際實踐證明，國際法作為國家之間的法律，不僅為世界各國所公認，而且各國也是遵守的。
戰後國際關系新發展的特徵：
1、自然法學派：維多利亞、蘇亞利茲、普芬道夫、
社會連帶法學派：狄冀、龐德
規范法學派：凱爾遜
2、實在法學派：邊沁、賓刻舒刻
3、格老秀斯（折衷法學派）：格老秀斯、沃爾夫、瓦特爾
4、我們認為，國際法效力的根據應該是國家之間的協議：
A、國際法是國家之間 的法律，國家是國際法的制訂者，因此，只有國家之間達成的協議，都對各國具有拘束力
B、各國達成的協議是各國作為國際法的制訂者，通過一定的立法程序共同制訂的法律文件，因此，成為各國必須和應該遵行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規范。
C、各國之間的協議是各國強制執行國際法的根據。
編輯本段戰後國際關系新發展的特徵
戰後國際關系新發展的特徵主要是：
1、新獨立國家的興起；
2、國際組織的增加
3、國際經濟關系的變化
4、現代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
現代國際關系的這些新變化
第一：確認了一系列指導現代國際關系的新的國際法的基本原則；
第二：國際法調整的對象和范圍的擴大
第三：國際法內容的更新
第四：國際法系統化、法典化
第五：國際法產生了許多新的分支
國際法是由一系列調整國際關系的原則、規則、規章制度組成的，這些原則、規則和規章制度第一次出現的地方，就是國際法的淵源。
《國際法院規約》第三十八條：
一）法院對於陳訴各項爭端，應依國際法裁判之，裁判時應適用：1、不論普通或特別國際協約，確立當事國明白承認之規則者；
2、國際習慣，作為通例之證明而經接受為法律者；
3、一般法律原則為文明各國所承認者；
4、在第五十九條規定之下，司法湊合及各國權威最高之公法學家學說，作為確定法律原則之補助資料者；
二）前項規定不妨礙法院經當事國同意本「公允及善良」原則裁判案件之權
國際條約：凡是符合國際法和有效的條約，對締約國均有拘束力，都是法律淵源。
契約性條約：專為締約國規定權利和義務的條約。
造法性條約：專門為確立或修改國際法原則、規則和規章制度的條約
國際習慣：隨著國際關系的產生，國家交往中必然會形成許多慣例，這些慣例如被接受為法律，就成為國際習慣法。
國際習慣的形成有兩個要素：一是慣例的產生，這是「物質因素」，慣例來自國家在相當長時期內「反復」和「前後一致」的實踐。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反復著前後一致的實踐，慣例便產生了。
另一個要素是這慣例能不能被接受為法律，這是一個心理因素：如國家認為這種規則是國際法所必需的，便相約接受它的拘束。這在國際法理論上被稱為法律確信或法律的必然確信。
一般法律原則：理解為各國法律體系所共有的原則。
編纂就是把各種原則、規則和規章制度編成系統化的法典。
編纂有兩個意義：一是把現
有的國際法原則、規則和規章制度訂成法典，使分散的原則和規則法典化；二是按照法典形式把所有的原則和規則進行法律
上的整理，訂成新法律，並促進其發展/.
編纂有兩種形式：一是把所有的原則、規則和規章制度納入一部完整的法典之中，這是全面的編纂，這個任務因過於繁重，迄今尚未實現；二是把各個部門法的原則、規則和規章制度進行系統化的編纂，成為部門法的專門法典。
國際法委員會的任務：1、就國際法尚未規定的一些問題或各國實踐尚未充分發展成為法律的一些問題草擬公約草案，以促進國際法的進步發展。2、編纂現有國際法，使國際法更加精確的條紋化和系統化。
委員會編纂國際法的程序是：委員會向聯合國大會提出選題或由大會提出選題，由委員會草擬公約草案，然後提交大會討論通過。公約草案一般由大會召開外交會議討論通過，開放給各國簽字和批准。
編輯本段國際法與國內法的關系
國際法與國內法的關系：
第一種認為國際法與國內法同屬於同一個法律體系這是一元論的觀點
一派認為國際法從屬於國內法，即國內法優先說：耶利內克、佐恩、考夫曼
另一派認為國際法優先，國內法受制於國際法，這是所謂的國際法優先說：狄驥、波利提斯
第二種認為國際法與國內法是分別屬於兩種不同的法律體系，這兩種體系是對立的，不相隸屬的。：奧本海、特里佩爾、斯特魯普、安茨洛蒂、費茨摩里斯、盧梭
我國學者認為：國際法和國內法是不同的法律體系，但由於國內法的制定者和國際法的制定者都是國家，這兩個體系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彼此不得互相對立而是互相緊密聯系的，互相滲透和互相補充的，
國家在制定國內法時，應考慮國際法的原則和規則，不應違背所承擔的國際義務，國家在參與制定國際法時應考慮到國內法的立場不能幹預國內法，國際法的原則和規則可以從各國的國內法得到補充和具體化，國內法可以從國際法的原則和規則得到充實和發展。兩者互相補充、互相滲透、但不是互相干擾和排斥的：國際法不得干預國內法，國內法不得改變國際法，兩者的關系應該是協調一致的。
國際習慣法規則若不與現行國內法相抵觸，可作為國內法的一部分來適用：英法德美日
對待條約，大部分國家如我國日本、奧地利認為凡是本國簽訂的簽定的條約，即使與本國國內法有抵觸，也適用條約。

J. 物權法案例

簡單的說就是,雖然甲與乙的抵押權不是法定必須登記才可以生效的.但是丙屬於善意回第三人,基於善意取答得制度取得對於布匹的所有權.未登記的抵押權不能對抗善意第三人.

見以下法條:
《物權法》
第一百八十條 債務人或者第三人有權處分的下列財產可以抵押：
（一）建築物和其他土地附著物；
（二）建設用地使用權；
（三）以招標、拍賣、公開協商等方式取得的荒地等土地承包經營權；
（四）生產設備、原材料、半成品、產品；
（五）正在建造的建築物、船舶、航空器；
（六）交通運輸工具；
（七）法律、行政法規未禁止抵押的其他財產。
抵押人可以將前款所列財產一並抵押。

第一百八十八條 以本法第一百八十條第一款第四項、第六項規定的財產或者第五項規定的正在建造的船舶、航空器抵押的，抵押權自抵押合同生效時設立；未經登記，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