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會建設之我見
依法治國，是堅來持和發展中國特自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事關我們黨執政興國，事關人民幸福安康，事關黨和國家長治久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必須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我國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入決定性階段，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國際形勢復雜多變，我們黨面對的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風險挑戰之多前所未有，依法治國在黨和國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面對新形勢新任務，我們黨要更好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更好維護和運用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更好統籌社會力量、平衡社會利益、調節社會關系、規范社會行為，使我國社會在深刻變革中既生機勃勃又井然有序，實現經濟發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會公正、生態良好，實現我國和平發展的戰略目標，必須更好發揮法治的引領和規范作用。
㈡ 我國法治國家建設之我見 3000到5000字
2014年10月20日至23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在北京舉行，發布了《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公報》，全會首次將「依法治國」帶入中央決議，明確提出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加強憲法實施；深入推進依法行政，加快建設法治政府；保證公正司法等內容。
作為一個法律專業的公民，我對四中全會「依法治國」的決定非常贊同。依法治國就是依憲治國，表明我國正在邁向憲政的方向；依法治國就是保證司法獨立，嚴格執法，排除一切干擾司法獨立的因素；依法治國就是司法公正，嚴懲腐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治國就是堅持黨的領導，讓人民當家作主、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
依法治國是依憲治國，要保證立法先行。全會指出，法律是治國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必須堅持立法先行，提高立法質量，推進科學立法、民主立法，讓社會各方有序地參與立法，讓老百姓更加相信法律。對於重點領域，立法要體現權利公平，保障公民人身權、財產權、基本政治權利等各項權利不受侵犯，保障公民經濟、文化、社會等各方面權利得到落實。
依法治國是司法獨立，嚴格執法。全會強調，法律的生命力在於實施，法律的權威也在於實施。各級政府必須在法治軌道上開展工作，建設廉潔高效、守法誠信的法治政府。全會提出建立行政機關內部重大決策合法性審查機制，建立重大決策終身責任追究制度及責任倒查機制，對嚴格執法是一項強有力的約束。會議指出為保證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要建立領導幹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我認為這項措施對保證司法獨立非常到位。
依法治國是司法公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全會提出最高人民法院設立巡迴法庭，探索設立跨行政區劃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這是一個非常高明的舉措，加強了中央在司法方面權重，給了民眾到全國性的法院起訴或者上訴的機會，如果民眾覺得先行的機制有問題，他可以通過最高法院的巡迴法庭來獲得真正的司法保障。這有助於克服司法地方主義，是適合中國的司法公正的保障。
依法治國就是堅持黨的領導，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我國憲法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堅持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要求，是黨和國家的根本所在，也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題中應有之義。只有在黨的領導下依法治國，人民當家作主才能充分實現，國家和社會生活法治化才能有序推進。
此外，法律的權威源自人民的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我希望老百姓能夠更加的相信法律，而不是因為一些強權勢力感到一些莫名的害怕，希望他們更加有安全感，更加因為法律感到社會的安定。我期待各項法律制度能夠落到實處，在執行上能夠做得更好，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這一塊能夠落到實處。人民權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權威要靠人民維護。依法治國還要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文化，樹立全社會法治意識，深入開展法治宣傳教育，讓法治成為一種信仰！
中國共產黨十八屆四中全會正在北京召開，將「依法治國」作為黨的全會主題，這在黨史上還是第一次。聽聞這個消息，舉國歡欣鼓舞，可以說，黨和國家站在了新的歷史起點上，面臨新的環境和挑戰，從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再次強調法律的重要地位，這無疑會對未來黨和國家政策的實施和人民權利的行使產生長遠而積極的影響。
這兩天，中澳將聯手查扣中國貪官在澳資產的消息不脛而走。這次史無前例的合作，所釋放出的強烈信號奪人眼目，打破了已經跑路或是正在路上的貪官的諸多幻想。（央視新聞 10月21日）
中央的反腐力度日益加強，老虎蒼蠅的相繼落馬可謂是大快人心，隨著中國法律體系逐步完善，此次中澳聯手定會給貪官們敲響警鍾，夢想著擁有巨資便可逃脫法律、去往他國安度餘生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中央運用法治來反腐的決心已經凸顯，筆者認為，對於廣大黨員幹部來說，這又是一次深入學習和行為反思的契機。
無論是身居要職還是服務基層的黨員幹部，都應該時時關注國家的法律法規，對照法律的要求，真正地把「三嚴三實」落到實處，真正地從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換位思考，解決人民群眾的實際問題和困難，「群眾的事情無小事」，作為人民公僕，認真向黨的好乾部焦裕祿、沈浩等同志學習。在學習的同時，行為的反思也是必不可少的。「吾日三省吾身」，每天為自己留出獨處和思考的時間是十分必要的。想一想自己今天是如何開展工作的，又是否達到了黨和人民群眾所期望的結果，優點繼續發揚，缺點及時改進。我想，這對順利完成自身工作和贏得群眾信賴無疑會起到有益影響
㈢ 加強社會法治建設怎樣從自身做起
認真學習、領會精神是從自身做起的基本。《決定》對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法治隊伍建設、加強和改進黨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領導作出了全面部署，有針對性地回應了人民群眾呼聲和社會關切。《決定》涉及的舉措有180多項，涉及到治黨、治國、治軍各個方面。《決定》的內含十分豐富，不是我們學習一二遍就可以理解的，只有通過反復學習、反復領會，才能真正掌握好《決定》的內容和實質，切忌淺嘗輒止。只有在正確理論的指導下，實踐才會更有目的性。《決定》是我們依法治國的行動綱領，一定要牢記這一點，花大功夫學，才會在實踐中有所作為。
聯系實際、有的放矢是從自身做起的重點。這方面思考自己工作學習中存在的現象和問題，展開說即可。
一絲不苟、嚴格守法是從自身做起的起點。古人說，「不以惡小而為之，不以善小而不為。」也可以結合自身說。
參考自中國文明網
㈣ 法治建設之我見怎麼寫
法治建設就是在一定的階級范圍內，按照在憲法和法律的框架下，按照平等原則和少數服從多數原則來共同管理國家事務的國家制度。表現在三個方面，即完善立法，嚴格執法，大力普法。貫徹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治國方略，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
中國是一個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國，中華法系源遠流長。早在公元前21世紀，中國就已經產生了奴隸制的習慣法。春秋戰國時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中國開始制定成文法，出現了自成體系的成文法典。唐朝（618年－907年）時，中國形成了較為完備的封建法典，並為以後歷代封建王朝所傳承和發展。中華法系成為世界獨樹一幟的法系，古老的中國為人類法制文明作出了重要貢獻。
進入21世紀，中國的法治建設繼續向前推進。2002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將社會主義民主更加完善，社會主義法制更加完備，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實，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2004年，將「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載入憲法。2007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明確提出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並對加強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作出了全面部署。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近60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0年來，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中國的法治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
㈤ 如何加強法治建設的幾點思考
法治，就是依照法律法規管理經濟、文化和社會各項事務。保證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為了加快法治建設進程，早日實現文明法治社會。加強法治建設要從五個方面來思考，抓住關鍵，這樣才能切實有效的加強法治建設。
第一：黨委發揮領導作用 。加強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各級黨委要充分發揮其領導作用，逐步做到善於把黨的方針政策變成國家意志來實現領導，善於運用法律手段和法律程序去解決矛盾和處理問題，確保法治建設有步驟、有秩序地推進。
第二：人大發揮主導作用 。地方各級人大及其常委要在同級黨領導下，積極行使憲法和法律賦予的職權，把法治工作擺上議事日程，並作為長期的戰略任務來抓，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組織體系也應當成為法治建設的組織實施體系。在組織協調法治日常工作和依法履行立法、監督、重大事項決定、人事任免等職權時，扎扎實實而又創造性地開展工作，在法治建設中充分發揮主導作用。
第三：「一府兩院」（政府、法院和檢察院）發揮執法主體作用 。行政機關是對經濟和社會發展影響最大，與人民群眾關系最密切，也是機構和人員最多的部門，大部分的法律法規是由行政機關執行的，行政機關在法治建設中佔有突出的重要位置，依法行政是法治的核心，是優化經濟環境、增創法治優勢的關鍵所在。而司法工作同樣是法治工作的主要環節。應該說，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在法治建設中處於執法主體的重要地位。
第四：政協發揮民主監督作用 。人民政協的民主監督，其范圍是廣泛的，可以對國家憲法和法律、法規的實施、重大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國家機關及工作人員的工作，通過協商討論和批評建議進行監督，通過會議、視察、調查、提案和建議案等多種形式監督法律、法規的執行。
第五：發揮人民群眾主力軍作用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人民群眾不僅是社會物質財富和精 神財富的創造者，也是社會變革的決定力量。不論干什麼工作，搞任何事情，開展何種活動，只有群眾支持和參與，積極配合，才能取得成效。我們抓法治必須廣泛深入地動員和組織人民群眾，真心實意地相信群眾，全心全意地依靠群眾，並把如何加強法治建設總的思路交給群眾，請群眾出主意、想辦法、提建議、獻計獻策。
拓展資料：
為了加快法治建設進程，早日實現文明法治社會。在現階段，必須通過必要的行政手段和有效辦法，切實加強對法治工作的領導，健全和規范法治工作機制，認真搞好法制宣傳教育，強化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加大依法治理力度，不斷提高執法水平，增強領導幹部依法決策、依法行政和依法管理能力，全面提高廣大幹部群眾的法律素質。
㈥ 如何推進法治社會建設的探討
知法懂法，是增強法抄治意識襲的前提和基礎。從一些違法案件來看，很多人屬於「無知者無畏」、缺乏法治觀念，受到懲罰才知道觸犯了法律。因此，法治社會建設亟須解決的「短板」是不知法、不學法、不懂法問題。這就要求我們持久深入抓好法治宣傳教育，不斷增進人們的法律知識和法律素養，在全社會培育崇尚法律、敬畏法律、遵守法律的良好風尚。
增強法治意識，重要的是讓人民群眾切實感受到法治的力量，真正樹立法治信仰。應在立法、執法和司法各個環節把賦予和尊重人民權利、保護和實現人民權益作為頭等大事，保障人民法定權益順利兌現，保障公民合法權利不被侵犯。在規范司法行為上，進一步完善司法管理體制和司法權力運行機制，加強對司法活動的監督，健全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機制，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社會公平正義。通過這些看得見摸得著的舉措，進一步增強人民群眾對法治的認同和信任。
㈦ 對建設法治社會的看法，兩千字論文
借鑒古人智慧，提高現代管理，這個月學習了《韓非子》一書，對原先不十分清楚的古代法家思想核心有了比較清晰的認識，既佩服老祖先的智慧，又不免別有一番感嘆--感嘆中國文明很早就把人性和社會的規律剖析得很透卻不能跳脫歷史的宿命：飽經了鴉片戰爭到抗日戰爭的一系列國難恥辱，而沒有及時跨越上工業革命、信息革命等歷史步伐！這不能不說是對中國人智慧的反諷。
國學自春秋始，至五四後漸亡，而後一蹶不振。一直到現在，都是西方傳來的思想在中國政治經濟生活中佔主導地位，包括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市場經濟以至精細化管理等等皆屬於此類。不過，中國人比較復雜，中國人的生活也具有一人千面的多面性，明明說的共產主義，私下裡人際交往還是以兄弟哥們為主，至於主義理想嘛，面子上過得去就行，實際行動中還是只有大哥是方向，如此 一來，中國近現代社會實際生活中的法則還是有濃厚的法家色彩，有點從「外儒內法」過渡到「外洋內法」的味道。
我想，這就是現代西方管理在中國本土化的過程中遇到諸多問題的背景因素，本質上說，就是中西文化的本體沖突。外國人剛進來的時候，中國人怎麼樣看都覺得老外有點傻呵呵的：見個面認識不認識總要打個招呼，誰搭理你吶！說個啥事都信以為真，那是客氣，那是逗你玩呢，懂嗎！話非要點透了說嗎，話外有話這點道理都不懂嗎┅┅老外看起來是那麼淺薄，那麼實在，那麼榆木疙瘩。實際上，這體現了西方文化的精髓是把人和自然世界分得很清楚，該弄懂的一定要弄懂，一就是一，二就是二，這種態度讓西方人發動了工業革命在征服自然的道路上邁出了一大步。中國人則不然，一是一，但一也可能是二，那就看怎麼理解怎麼為人處世了。所以，中國文化的精要在於把人搞的很透：人是多變的平衡體，要始終把握人心，把握了人心，這世界就是你的，再難辦的事靠人力夯都夯出來了！拿這樣的思路去看待做事，效率當然不會高的。
針對人性管理，法家提出了它的法治：既有要讓「民信其賞」「信其刑」的明法，也有「藏於胸中」「循名責實」的暗術，也就是說整個法治的核心重點是治人，說確切點，是人治治人，是為君主專制體系服務的。法家的法治是在向封建君主制轉變的特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
現代西方法制目的也是治人，但出發點與法家的思想卻大相徑庭，其目的是治理人類社會。起源於文藝復興和思想啟蒙運動的現代法制把人類社會當作一個客觀的實體看待，認識到這個法不僅僅是治理住人類社會即可，而是要以人類社會的福祉為目的，是要順應自然發展規律的。所以西方的法制一開始就不絞盡腦汁地去想怎麼樣讓一個人按等級制將一個社會治理得很好。
我們的法制也好，我們的管理也罷，目前面對的困境就是要將這樣兩種截然相反的思想方法體繫到一塊兒，因為大家日常的人格思維里壓根不接受西方那種對事對物的認真勁兒，那樣的人會被大家都覺得很擰。那就只有本著法制的思想去定位和諧社會，本著精細化管理的思想去建設家族味的企業團隊了。這樣的建設要求身在團隊的每個人員既要在工作職責范圍對己對他都一絲不苟，又要在私下裡溝通融洽是一個山頭的兄弟。對為人處世要求到這個高度實在是很難！但是，現實要求領導者這樣去做。
我想這樣的行進最終還是要變化到現代化管理的道路上，正跟「洋務運動」最終還是要被拋棄一樣。公司的管理需要樹立「民信其賞」「信其刑」的管理制度，也要致力於搭建經濟關系做基礎的經濟管理體系。至於管理的暗術計謀，可以適當運用，但絕非長久之計，因為現在是信息和知識爆炸的時代，你玩的那一套說不定別人都會，或者就是故意裝著不會和你逗心眼--結果，精力和時間都浪費到捉迷藏上去了┅┅
㈧ 如何理解增強全民法治觀念和推進法治社會建設
（一）推動全社會樹立法治意識，深入開展法治宣傳教育
1．抓「大」和抓「小」並舉，培養全民法治意識
首先，抓「大」，即注重黨員領導幹部和國家公職人員的法治思維、法治信仰的培養。這是全民守法的前提和關鍵。其次，抓「小」，把法治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進中小學課堂和教材。
在普法中要區分兩個重點：對公民普法要以樹立依法維權意識為重點；對公職人員普法應以嚴格依法為重點。
2．創新法治宣傳教育形式（針對以往普法的方法單一、形式主義問題）
首先，注重「參與度」與「互動性」。讓公眾參與法治各環節，在互動中放大宣傳教育效應。其次，從宣傳方式看，由單向灌輸向「整合性」「創新性」方式轉變。「整合性」即把普及法律知識與培育法治信仰、法制宣傳與法治實踐、法治教育與道德教育有機結合，重視法治示範創建活動。「創新性」增強新媒體作用，以多元、靈活方式創新普法的形式和內容。
3．以剛性約束培育法治精神
除了宣傳倡導，還須依靠剛性的約束機制和信息化手段。如通過公正宣判和以案說法等制度設計形成對全社會的威懾力和正向引導，培養全民守法意識。
（二）推進多層次多領域依法治理
依法治理是改進社會治理方式的內在要求，法治化程度越高，社會治理越接近善治。
首先，在基層組織和部門、行業各領域深化依法治理。旨在支持各類社會主體依法自我約束、自我管理。
其次，發揮社會規范在社會治理中的積極作用。依法治理不僅要依據法律法規，也要依靠鄉規民約、行業規章、團體章程等社會規范。即硬法和軟法並用。
再次，發揮人民團體和社會組織在法治社會建設中的積極作用。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以一個自然段的文字來闡述社會組織如何在法治社會建設中發揮積極作用。
（三）建設完備的法律服務體系
為使公民信法、守法，就須以好的服務使民眾親法。為此要加強民生領域法律服務，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健全司法救助體系，從服務層面推進法治社會建設。
（四）健全依法維權和化解糾紛機制
首先，健全社會矛盾糾紛預防化解機制。為最大限度預防矛盾發生，要完善兩個機制：重大決策風險評估機制、完善民主決策的法定程序機制。為了最大限度把矛盾解決在基層和萌芽狀態，要創新和發揚「楓橋經驗」。其次，充分發揮不同糾紛解決制度的優勢。如發揮人民調解的民間性、成本低、方便快捷等特色；發揮仲裁的中立性、保密性和專業性特點。再次，建立完善各種糾紛解決制度的有機銜接、相互協調機制，形成工作合力和網路來強化糾紛解決的效果。
總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需要有豐厚的法治土壤，其中應蘊藏著全民知法、信法、用法、守法的養料，這就是我們要建設的法治社會。
㈨ 如何正確理解增強全民法治觀念推進法治社會建設
一、法治社會的基本認識
法治社會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建設內容被表述是2012年末，與人治社會相對而言的。學界尚無公認的界定，應包括三個組成部分：
其一，制度層面的規則系統。包括國家正式的法律法規、社會自治規則及習慣等規則系統。法治社會之 「法」，在構成上是多元的，既包括正式規則，也包括自治性規范，還包括無形的規則。因此，其范疇有別於其他領域的法。其二，心理層面的認同。即社會群體和成員對規則的理念和精神上的認同，並自覺服從與踐行的習慣。其三，秩序層面的運行。表現為社會各類組織、成員與國家各職能部門間形成自治與統治的分工協作，形成共治的秩序。
法治國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會的關系：法治國家和法治社會既相對獨立又密切互構，而法治政府是法治國家建設的關鍵環節，是法治社會建設的核心力量（或主導力量）。
從一體建設的三極來看法治的重點不同：法治國家強調權力控制；法治政府強調依法辦事、依法行政；法治社會強調人權保障、社會自治。
二、我國法治社會建設存在的突出問題
自依法治國戰略實施以來，法治國家、法治政府建設已有了一定基礎，但法治社會建設仍是一個短板。法治社會建設存在的問題可歸納為兩大方面：
（一）法治精神的全面缺乏
一些領導幹部缺乏法治思維，濫用行政權、司法權侵犯公民合法權益；尤其是強勢群體帶頭違法對法治精神的破壞極大；部分群眾「信訪不信法、信官不信法、信鬧不信法」；全社會「敬法」氛圍淡薄，鑽法律空子、「法不責眾」心態普遍。
（二）現行普法模式的落後和低效
實施普法已近30年，但從基層反映看，當前的普法模式仍舊偏向於單向的法律知識「灌輸」，並且普遍存在著形式主義做法，嚴重影響普法的實效。
三、推進法治社會建設的路徑
（一）推動全社會樹立法治意識，深入開展法治宣傳教育
1．抓「大」和抓「小」並舉，培養全民法治意識
首先，抓「大」，即注重黨員領導幹部和國家公職人員的法治思維、法治信仰的培養。這是全民守法的前提和關鍵。其次，抓「小」，把法治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進中小學課堂和教材。
在普法中要區分兩個重點：對公民普法要以樹立依法維權意識為重點；對公職人員普法應以嚴格依法為重點。
2．創新法治宣傳教育形式（針對以往普法的方法單一、形式主義問題）
首先，注重「參與度」與「互動性」。讓公眾參與法治各環節，在互動中放大宣傳教育效應。其次，從宣傳方式看，由單向灌輸向「整合性」「創新性」方式轉變。「整合性」即把普及法律知識與培育法治信仰、法制宣傳與法治實踐、法治教育與道德教育有機結合，重視法治示範創建活動。「創新性」增強新媒體作用，以多元、靈活方式創新普法的形式和內容。
3．以剛性約束培育法治精神
除了宣傳倡導，還須依靠剛性的約束機制和信息化手段。如通過公正宣判和以案說法等制度設計形成對全社會的威懾力和正向引導，培養全民守法意識。
（二）推進多層次多領域依法治理
依法治理是改進社會治理方式的內在要求，法治化程度越高，社會治理越接近善治。
首先，在基層組織和部門、行業各領域深化依法治理。旨在支持各類社會主體依法自我約束、自我管理。
其次，發揮社會規范在社會治理中的積極作用。依法治理不僅要依據法律法規，也要依靠鄉規民約、行業規章、團體章程等社會規范。即硬法和軟法並用。
再次，發揮人民團體和社會組織在法治社會建設中的積極作用。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以一個自然段的文字來闡述社會組織如何在法治社會建設中發揮積極作用。
（三）建設完備的法律服務體系
為使公民信法、守法，就須以好的服務使民眾親法。為此要加強民生領域法律服務，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健全司法救助體系，從服務層面推進法治社會建設。
（四）健全依法維權和化解糾紛機制
首先，健全社會矛盾糾紛預防化解機制。為最大限度預防矛盾發生，要完善兩個機制：重大決策風險評估機制、完善民主決策的法定程序機制。為了最大限度把矛盾解決在基層和萌芽狀態，要創新和發揚「楓橋經驗」。其次，充分發揮不同糾紛解決制度的優勢。如發揮人民調解的民間性、成本低、方便快捷等特色；發揮仲裁的中立性、保密性和專業性特點。再次，建立完善各種糾紛解決制度的有機銜接、相互協調機制，形成工作合力和網路來強化糾紛解決的效果。
總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需要有豐厚的法治土壤，其中應蘊藏著全民知法、信法、用法、守法的養料，這就是我們要建設的法治社會。
㈩ 建立法治社會有什麼建議
一、 正確看待和評價中國傳統法制
如何看待中國傳統法制和法律文化？從理論上講，似乎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人們都認同對其應持批判、繼承的態度，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然而，時至今日，人們在論及中國傳統法制和法律文化有哪些優良傳統時，仍是泛泛而論、空洞無物，而在說到其消極因素時卻生動具體，給人一種傳統法律文化「糟粕大於精華」的感覺，好像一部中國法律史除君主專制、刑罰殘酷、控制和鎮壓人民之外，沒有多少積極意義。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狀況？除了對基本的法律資料了解和研究不夠外，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囿於先入為主的框架，還沒有完全按照實事求是的認識論去審視中國法律史，對傳統法律文化的精華與糟粕還沒有給予恰當和充分的闡述。
新中國成立五十多年來，在如何對待傳統法制和法律文化的問題上，經歷了曲折的歷程。從20世紀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受法律虛無主義、「階級斗爭為綱」等左的思想影響，傳統法律被說成是封建主義的毒瘤，屬於被肅清的對象，受到全面的否定。「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幫」為篡黨奪權，批孔批儒，中國歷史被全面歪曲，更談不到傳統法律文化有什麼優良傳統。進入改革開放的新的歷史期以後，隨著民主和法制建設的加強，法史研究取得了重大進展。近二十多年來法史研究的實踐表明，凡是有建樹的學術成果，其成功之處都在於能夠實事求是地對待和評析傳統法文化，注重依據大量的史料得出研究的結論。但也應當看到，在法史研究中，一些非科學的認識論和研究方法論仍有市場。表現在脫離歷史實際，把中國傳統法制視為現代法治的對立物，割裂二者的傳承關系，簡單地以現代法學理念為尺度，凡是古代法制不符合現代法學理念的地方，就不加分析地予以否定；受舊的「以論代史」研究方法的影響，不是論從史出，而是摘錄史籍中的只言片語去證明自己預設的、批判傳統法制的觀點。受這種非科學的思想方法論的影響，就很難對中國傳統法製做出恰如其分的評價。
要科學地認識和闡述中國法制史，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認識論。實事求是是治學的基本原則，也是研究中國法制史的基本方法。把實事求是原則運用於法史研究，就是要以歷史實事為根據，客觀地再現中國法制史的面目，探討它發展的內在規律性。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克服兩種錯誤傾向：一種是歷史虛無主義。歷史虛無主義無視古代法制在推進中華文明進程中的作用，認為中國傳統法制漆黑一團，都是落後的、反科學和反民主的東西，不值得研究。另一種是苛救古人，無視古今法制的概念、內容及其他方面是否相同，以現代法治的理念套用、描繪和拔高古代法制。這兩種傾向都不符合實事求是的精神，因而不能正確地闡述中國法制史，也無法區分古代法制的精華與糟粕，達不到研究中國法制史的目的。在這兩種傾向中，前一種傾向是主要的，應特別注意予以克服。
以實事求是的認識論研究中國法制史，要求我們必須按照科學的發展觀和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正確評價傳統法制和法律文化。其一，要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去評價中國傳統法制。中國古代法制既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是維護和推動當時社會文明的法律保障。盡管古代法制與現代法治在許多方面理念不同，在今天看來也存在不少消極因素，但它總體上是同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和歷史進程相適應的。中華法系曾在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內，較之世界其他法系更為發達，並對周邊國家法制產生了重大影響。全面評析中國古代法制，應該說其在歷史上的積極作用是主要的。其二，要以科學的發展觀而不是形而上學的觀點去認識中國法制史。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上，社會在進步，法制也隨著不斷完善，後一代法制都是在吸收前一代法制建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既使當代中國的法制，也與歷史上的法制在許多方面有著傳承關系。因此，我們不能苛求古人，不能割斷歷史，更不能以今天的進步否定古人的貢獻。而應當以科學的發展觀，對歷史上的法制產生的原因、社會作用、功過是非作出客觀的評價。其三，要用辯證的而不是絕對的觀點去研究中國法制史。對於中國古代法制的積極因素和消極因素，應以事實為依據，進行科學的分析。有些在我們今天看來屬於消極的部分，在當時可能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應實事求是地做出評價。古代法律注重禮教，維護等級制度，致使法有等差，這是我們今天應該拋棄的。但是，禮教中的仁恕之道和慎刑原則，親屬相容隱不為罪的原則，仍有借鑒的價值，不能因其屬於禮教範疇一概否定。總之，只有實事求是地分析和評價古代法制，才能使本學科的內容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正確地區分古代傳統法制的精華與糟粕，更好地發揚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服務於當代法制建設。
二、全面認識中國古代法律體系
要科學地闡述中國法制發展史，必須對中國古代法律體系有一個全面認識。在中國古代法律體系中，律典是國家的刑法典，其內容是對有關違反國家和社會基本制度以及侵犯他人人身、財產犯罪行為進行刑事處罰的規定。律典屬於刑事法律的范疇，只是諸多法律中的一種。從古代法律的立法形式看，不僅名目繁多，有關法律形式的名稱以及各朝注重的法律形式也不盡一樣。如秦有律、命、令、制、詔、程、式、課等；漢有律、令、科、品、比；晉為律、令、故事；唐有律、令、格、式；宋於律令、格、式之外，重視編敕、又有斷例和指揮；元有詔制、條格、斷例；明、清兩代於律和各種法律形式的單行法外，廣泛適用例等。此外，歷朝還頒布了多種法律形式的地方法規。每一種法律形式都有其獨特的功能。以唐代為例，「律」是有關犯罪與刑罰的規定，「令」是指國家組織制度方面的規定和行政命令， 「格」是皇帝臨時頒布的各種單行敕令、指示的匯編，「式」是國家機關的公文程式的辦事細則，各種法律形式共同組成唐朝的法律體系。我們在了解中國古代法制的面貌時，不能只偏重刑事法律，而忽視其他形式的法律。
中國古代法律如按內容分類，是由行政、經濟、刑事、民事、軍事、文化教育、對外關系等方面的法律共同構成的法律體系，其中行政法律是大量的。各種形式的法律，其體例結構既有綜合性編纂方式，也有大量的各類單行法律法規。以明代為例。除《大明律》、《問刑條例》和一些單行刑事法律外，有關行政方面的單行法規有數十種之多，如《諸司職掌》、《六部條例》、《吏部條例》、《憲綱事類》、《宗藩條例》等。明代還制定了不少經濟、軍事、學校等方面的單行法規，制定了《教民榜文》這類民間訴訟和鄉里管理的單行法律，縣以上地方長官或衙門還以條例、則例、禁約、告示等形式頒行了大量的地方法規。要全面地認識中國法制的全貌或某一朝法制的全貌，必須對各種形式的法律有一個全面的了解。雖然我們不可能對每一種法律都進行深入研究，但起碼應做到不能把中國古代法律僅僅理解為刑事法律，不能把古代法制僅僅理解為是打擊犯罪。
在學習和研究中國古代法律體系時，應充分評估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對中華法系的貢獻。如北魏拓跋氏創立的《北魏律》，宗承漢律，並柔和了南朝各律而成，其結構體系和基本內容都為隋唐律奠定了基礎，唐律實際上是各民族法文化的綜合體。又如，《大明律》的分目不少與元代的條格相同，說明明初修律時曾吸收了元代的立法經驗。滿族入關前的一些民族習慣和行為規則，也融進了大清律、例。對於少數民族貴族集團建立的王朝的法律制度及在中華法系中的地位，應該予以恰如其分的評價。
三、客觀地論述中國古代的社會矛盾與法律的功能
中國歷史上任何一種法律和法律制度，都有其形成的深層社會原因，都是為了解決某些社會矛盾，適應時局的發展而制定的。因此，研究中國古代法制必須正確分析社會矛盾。傳統觀點在闡述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形成的歷史條件時，往往把當時的社會矛盾概括為階級矛盾。然而，無論是古代還是近、現代社會，並非只存在階級矛盾，還有大量的並不屬於階級斗爭范疇的各類社會矛盾，有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平民與平民之間的矛盾等。由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還存在嚴重的民族矛盾。在社會矛盾之外，還存在著人與自然的矛盾。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的朝代進行的各種立法活動，所面臨和需要解決的社會矛盾並不完全相同，每次立法的針對性也是很具體的。在分析古代社會矛盾時，應當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對那些用於解決階級矛盾、鎮壓勞動人民反抗的法律，自然可以運用階級分析的觀點予以評判。但對於那些用於行政、經濟、文化和其他社會生活管理以及處理民族矛盾和一些對外關系方面的法律，就應當按照歷史實際客觀地闡述當時的社會矛盾和立法的背景。
歷史上的各種類型的法律，因其內容不同，發揮著不同的功能。如西晉的《晉令》，南北朝時期的《梁令》，隋朝的《開皇令》、《大業令》，唐代的《貞觀令》，宋代的《天聖令》等，其內容都是以行政法律為主，詳細規定了國家的各種基本制度，屬於令典性質，是治理國家的基本法典。而宋代的《吏部條法》、明代的《諸司職掌》、清代的《欽定吏部則例》，其內容是有關國家官制及其職掌的規定，是吏治方面的單行行政法律。至於行使國家經濟管理職能方面的法律，內容也十分豐富，其內容涉及到農業、手工業、商業、對外貿易、財政稅收、貨幣金融等各個方面。就保障國家財政收入的法律而言，漢以後各朝，都制定了鹽法、茶法，禁止私人經營，實行國家專賣。唐代的兩稅法、均田法，明清的一條鞭法，也都是為了簡化稅制、減輕人民負擔，確保國家財政收入而制定的。至於明清兩代頒行的「里甲法」、「保甲法」，其功能是為了加強基層政權建設，及時處理民間糾紛，維護社會治安。可以說，歷朝頒行的上千種法律，每一種法律都有特定的內容和功能，這些法律共同發揮著維護統治集團的權益、維護社會秩序、實行社會經濟生活管理、協調社會各階層人們的相互關系和權益等各種功能，因而具有階級性和社會性兩種屬性。只有正確地認識和區分法律的屬性和功能，才能正確地評價不同形式、不同內容法律的歷史作用。
傳統觀點由於只肯定法律的階級性而否定法律的社會性，所導致的後果不僅是許多著述忽視了對大量的刑事以外的其他形式法律的研究，還在評價律典與其他形式法律的相互關系和歷史作用時，把兩者對立了起來。如在對宋代的編敕、元代的條格、明清的條例等論述和評價方面，多是不加分析地對後者採取貶低或否定態度。事實上，律典的刑事職能，並不能包羅萬象般地替代古代國家的行政和社會經濟生活管理的多種職能。律典頒行後，因在較長時間內保持相對穩定，歷代為了適應社會發展和時局變化的需要，有針對性地解決社會生活和司法實踐中出現的新的問題，往往是通過各種形式的立法以補充律典的不足。離開了其他形式的法律，律典在司法實踐的許多方面也很難操作。因此，我們絕不能貶低律典以外的其他立法的作用。以明清兩代為例。雖然在某一時期也曾出現過「以事制例」、「條例浩繁」的弊端，但從現知的數百種條例來看，基本上是按照「例以補律」的立法原則制定的，與律文和律義沖突的條例極其罕見，這就要求我們應當重新審視以前的研究結論是否正確。
四、科學地闡述中國法制發展的基本線索和規律
在中國古代社會里，法律作為歷朝治理國家和管理經濟、社會生活的工具，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變革和完善的。由於歷史的發展是曲折復雜的，法律在其發展的進程中因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也呈現出極其紛雜的現象。但縱觀兩千多年的中國法律發展史，從總體上說，「因時變革，不斷發展、完善」是法律制度演進的主旋律。法律條文從表面上看是靜態的，而法律的制定過程和實施歷來都是動態的。即便是在國家政局比較穩定的時期，法律也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司法活動的實踐，在逐步發展和完善，並未處於停頓狀態。因此，我們應當用發展的、動態變化的觀點去論證和闡述中國法制史。
關於中國法制史的發展進程，學界通常是按照不同的歷史分期闡述它的發展線索。然而對於中國法制史的發展階段的斷限，因對我國古代的社會性質和法律的屬性認識不同，存在著不同的意見。一種見解是從階級和社會形態分析的角度上闡述的。認為法是階級和國家出現後才產生的，但對中華法系的斷限看法不一。相當多的學者認為中華法系是指中國古代的法律，是奴隸制和封建製法律的泛稱，至20世紀初期，隨著封建社會的解體，中華法系也就壽終正寢了。也有一些學者認為，中華法系歷經封建社會、近代社會乃至社會主義社會，雖有重大變化，但作為法系的外貌和沿革關系而言，依然存在。中國自有法以來，直到新中國的社會主義法律，均屬中華法系。爭論的焦點，實際上是涉及到中華法系是死法系還是活法系、古今法系有無傳承關系的問題。對於這一爭論，包括中國有沒有經歷過奴隸社會和是否存在奴隸製法制的問題，應繼續予以探討。然而，無論按照何種標准劃分法制的發展時期，古今法制存在著傳承關系這一點卻是無疑的。
另一種是從中華文化與法律相互關系發展史的角度闡述的。認為中國古代法律起源於國家產生前的遠古時期，但對其發展階段的認識也存在差異。有的學者認為從太古終於戰國，是中國法律的創始期；秦至南北朝，可稱之發達期；隋唐至明清，可稱之確定期；清末以後，可稱之改革期。也有學者則認為，中國法律體系的形成可分為四個歷史時期，即：上古到堯、舜為黎明時期，夏、商至戰國為光輝時期，秦漢至隋、唐、五代為發達時期，宋至近代為沿襲時期。還有的學者認為先秦、秦漢為形成期，魏晉南北朝為發展期，隋唐為成熟或定型期，宋元明清為延續期。此外，也有學者認為，宋元明清是中華法系的僵化期或衰退期。對於中國歷史的分期問題，國內外學術界歷來存在爭論。對此，應依據豐富的文獻資料和地下挖掘，對中國法制發展的歷史階段和斷限繼續進行學術探討。
對中國法制史的基本線索和規律，學界也存在一些不同看法。其中需要商榷的一個重要問題是，有些著述認為唐代以後法律制度沒有大的發展。事實上，宋元至明清是中國古代法制走向更加成熟的時期，也是中華法系進一步完善的時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明代中後期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頒行了大量的經濟類法律，其涉及內容之廣泛，為前代所不及。隨著中央集權制的強化，行政方面的立法多方位完善。地方立法在明清兩代成績斐然，僅現見的這類單行法規就達上百種。在民族立法方面，清代頒行了許多重要的法律，達到了中國歷代王朝民族立法的高峰。即是刑事法律，無論從內容上還是法典編纂體例上，也都有創新和發展。這一歷史時期的西夏、遼、金、元、清諸朝的法律，因融入了契丹、女真、蒙古文化及其民族習慣，更體現出了中華各民族共創中華法系的特色。因此，不能只依據幾部律典而貶低唐以後法律制度的發展。
法律思想是中國法律史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中國法制史必須與研究中國法律思想史相結合，這樣才能深刻揭示法律形成的深層原因，揭示法律思想對立法司法的影響。中國歷朝的立法和司法活動，都是在一定的法律思想指導下制定和實施的。一些著述認為自西漢中葉「德主刑輔」成為立法、司法的指導原則之後近兩千多年中，法律思想基本處於停滯乃至僵化、衰退的狀態。這種觀點顯然是與歷史實際相悖的。在封建社會中後期法律不斷完善、歷朝頒行了上千部法律的情況下，法律思想反而一成不變，這是令人難以理解的。固然，封建社會中後期歷朝奉行的是經官方改造了的儒家法律主張，其發展變化是在儒家學說的總框架內進行的。但隨著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狀況的不斷變化和治國實踐的需要，儒家的法律思想也在調整和發生變化。比如，形成於兩宋、盛行於明清的宋明理學，就對中國法律制度產生了重大影響；行政、經濟、民事、軍事諸方面的法律思想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明刑弼教」思想經過朱熹新的闡發，強調先刑後教，成為明初重典之治的理論支柱；明清兩代的律學不斷開拓了律學研究的領域，在應用律學、比較律學、律學史、古律輯佚和考證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如明人何廣的《律解辨疑》，張楷的《律條疏議》，王肯堂的《律例箋釋》，雷夢麟的《讀律瑣言》；清人王明德的《讀律佩觿》，吳壇等的《大清律例通考》等一大批著述，都不同程度地對律學有所建樹。現存大量的判例判牘及題本奏本，也包含了極其豐富的司法思想。明清兩代在法律思想領域最重大的建樹，是確立了律例關系理論，這一理論曾長期指導了立法和司法活動。我們應當開闊視野，以發展變化的觀點研究中國法律思想與法律制度互動關系，科學地闡述中國法律史。
五、實事求是地評析中國古代司法制度
中國古代的訴訟經過漫長的歷史發展，積累了豐富的司法經驗，形成了「德主刑輔」、「明德慎刑」、便民訴訟和慎刑等司法指導原則，建立起諸如起訴與管轄制度、上訴與直訴制度、聽訴迴避制度、會審制度、錄囚制度、死刑復奏制度、審判監督制度、司法官員責任制度、民事糾紛調解制度等相當完善的司法制度，在審判中確立了區分公私罪、首犯與從犯、過失罪從輕、自首免罪或從輕、二罪俱發以重論、刑事年齡責任等一系列詳細的審判原則，這些制度和審判原則與現代司法有不可分割的傳承關系，其中許多值得我們繼承和發揚。
長期以來，司法制度研究一直是法史研究的薄弱環節。近年來，一些學者注意了這方面的研究，發表了一些有價值的著述，但與古代立法研究相比較，司法研究仍顯得滯後。加強對古代司法制度的研究，仍然是我們面臨的重要課題。
研究中國古代司法制度，同樣需要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我國古代的一些司法制度不符合現代法治的精神，但在當時的條件下卻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是若干代人的智慧的產物。我們在研究這類制度時，必須結合時代條件做出有分析的、恰當的評價。比如，人們通常把「司法與行政合一」概括為古代法制的特徵，認為這是導致司法腐敗的重要根源。誠然，在現代法制建設中，必須堅持司法獨立，反對行政干涉司法，清除歷史上「司法與行政合一」的消極影響。但在評價古代這一制度時，採取簡單否定的做法卻是不公允的。其一，這種概括並不完全符合事實，古代地方的司法與行政機構是合一的，但中央的司法機構，如唐代設有大理寺，明清兩代設有刑部、大理寺，專主司法審判和覆核，稱其為司法行政合一就欠妥當。其二，對地方官府的司法與行政合一，應就這種機制形成的原因和作用做出正確分析。就縣級機構而言。當時各縣管轄的人口有限，商品經濟很不發達，縣官的主要職責是理訟和徵收錢糧，每縣只設幾名官員和數額有限的吏員，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國家的財力還是從老百姓的承受力，都不可能設立行政與司法、立法分立的龐大機構。其三，就古代知縣的審判許可權而論，主要受理人命重事、詐偽和姦、盜等重大案件，對刑事案件只有判處笞、杖刑的權力；對於徒罪以上案件，則只能擬出審判意見，供上級官府復審。至於流罪以上案件，決定權在中央司法機構，死刑案件還需經中央司法機構復審乃至皇帝批准。因此，我們在闡述古代「司法與行政合一」這一歷史現象時，應客觀地闡述其歷史面貌，正確評價它的歷史作用及歷史局限性，只有這樣才能正確地說明這一制度的來龍去脈，以及為什麼在現代社會中不能繼續延用。
一些著述以「一任刑罰」概括古代司法審判的狀況，不加區分地把歷朝司法都描繪為君主專橫、官吏任意用法、冤獄泛濫。這種結論缺乏歷史根據。在中國歷史上，確實存在著司法腐敗的現象，也存在著某一君主在一定時期內因政治斗爭的需要濫殺官吏和臣民的問題。但縱觀一部中國司法制度史，幾乎所有的王朝都反對「一任刑罰」。從現存的歷代判例判牘看，司法審判程序是很嚴格的，絕大多數案件的審理是依法進行的。因此，對各個歷史時期的司法審判情況，應依據史料作出具體的有分析的判斷，而不能籠統地概括為「一任刑罰」，全面否定。
要科學地認識和闡述中國司法制度，必須把立法與司法結合研究，把司法制度與判例判牘結合研究，把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結合研究。民事訴訟是司法研究中最為薄弱的領域，存在的爭議也較多。現存的民事訴訟資料相對較少，且散存在歷史檔案、地方誌、古人文集、野史筆記和判例判牘中，應當加強這方面資料的搜集和整理。
望採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