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立法成就

A. 我國《環境保護法》（2014年版）取得的立法成就有哪些、存在的問題及未來修法建議！求解！

B. 我國監獄立法經歷了哪幾個歷史進程

新中國的監獄工作，在半個世紀的發展過程中，大致經歷了五個階段。

一、創建階段

（一）創建階段的概況(1949年～1954年)

新中國的監獄工作是伴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而創立發展起來的。

1951年5月，根據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指示，公安部召開了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會議專門研究了組織罪犯勞動改造的問題。

由毛澤東同志親自修改和審定並經中共中央批准轉發的《關於組織全國犯人勞動改造問題的決議》指出：「大批應判徒刑的犯人，是一個很大的勞動力，為了改造他們，為了解決監獄的困難，為了不讓判處徒刑的反革命分子坐吃閑飯，必須立即著手組織勞動改造工作。

」根據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所作出的《關於組織全國犯人勞動改造問題的決議》，各地迅速建立了罪犯勞動改造機構，大規模地組織罪犯參加國家基本建設，如興修水利、修築鐵路、公路、墾荒、開礦及從事手工業、農業、副業等項生產。

通過大規模地組織罪犯勞動改造，從根本上解決了監獄關押的罪犯坐吃閑飯、監管場所擁擠、監獄經費不足等一系列問題，確立了改造罪犯的基本途徑。

（二）創建階段的基本特徵

我國監獄工作創建階段的基本特徵是：(1)全黨高度重視，迅速將一大批罪犯投入勞動改造之中；(2)確立了監獄組織管理體制；(3)基本上解決了監獄面臨的困難。

昨日在普通高中招生咨詢會舉行中，如何填報志願成為眾考生家長最關注的問題。

二、初步發展階段

（一）初步發展階段的概況(1954年～1966年)

在總結新中國監獄工作創建階段經驗的基礎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改造條例》於1954年9月7日頒布實施。

以此為標志，我國監獄工作進入了初步發展階段。

《勞動改造條例》明確規定了我國監獄的性質、任務、組織機構，監獄工作的方針、政策，監獄的刑罰執行，改造罪犯的方法、手段以及監獄的經費等。

《勞動改造條例》把我國監獄工作創建的成功經驗用法規加以總結，使監獄工作及時、准確地納入了法制的軌道。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發展，我國監獄工作無論在罪犯的改造上還是在監獄生產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在罪犯改造上，我們成功地把日本戰犯改造成為致力於促進中日友好的人士，把末代皇帝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公民，將一大批刑事犯罪分子改造成為守法公民；（2）在監獄生產上，逐步建立了一批大型工業企業、大型農場，形成了一個門類比較齊全的監獄企業體系，為國民經濟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1959年建國10周年前夕，在北京舉辦了「全國勞動改造罪犯工作展覽會」，向全國及世界展示了新中國監獄工作的成就。

（二）初步發展階段的基本特徵

我國監獄工作初步發展階段的基本特徵是：(1)監獄法制建設逐步發展；(2)確立了監獄工作方針、政策、原則；(3)制定了一套科學的監管制度；(4)培養了一支能吃苦耐勞的監獄人民警察隊伍。

三、遭受破壞階段

（一）遭受破壞階段的概況(1966年～1976年)

從1966年到1976年的10年中，中國人民經歷了一場浩劫。

在「文化大革命」當中，我國監獄事業遭到嚴重破壞，主要表現為：（1）監獄工作方針、政策，監獄工作取得的成績被全面否定；（2）監獄所屬的工業企業、農場被大量擠占和被迫交出；（3）監獄法規遭到踐踏，監獄內正常的監管秩序遭到破壞。

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廣大監獄人民警察仍堅守崗位，忠於職守，防止了重大事故的發生，減少了「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損失。

（二）遭受破壞階段的基本特徵

我國監獄工作遭受破壞階段的基本特徵是：(1)監獄法規遭到踐踏，監獄法制觀念有所淡化；(2)監獄人民警察隊伍經受住了歷史的考驗，實踐證明是一支忠於黨和人民的隊伍。

四、撥亂反正階段

（一）撥亂反正階段的概況（1976年～1981年）

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中國開始了全方位的撥亂反正。

我國監獄系統徹底清除了各種錯誤思潮的不良影響，正常的監獄監管工作逐漸恢復和全面展開。

在較短的時間內，監獄人民警察隊伍得到了壯大和發展，監管工作恢復了良性運轉。

在監獄工作恢復、整頓的基礎上，中央於1981年在北京召開了第八次全國勞改工作會議。

這次會議總結了建國以來監獄工作的成績和經驗，並對監獄工作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進行了研討，提出了新時期監獄工作的任務和發展方向。

以第八次全國勞改工作會議的召開為標志，我國監獄工作完成了撥亂反正的歷史重任，監獄工作進入了改革發展的新時期。

（二）撥亂反正階段的基本特徵

我國監獄工作撥亂反正階段的基本特徵是：(1)監獄人民警察隊伍不斷發展壯大；(2)一些交出去的監獄被陸續收回；(3)監獄工作秩序逐漸恢復。

五、改革發展階段

（一）改革發展階段的概況(1981年至今)

「第八次全國勞改工作」會議以後，到199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監獄法》頒布，我國監獄工作先後推行了若干項重大改革，如辦特殊學校、分押分管分教、改造工作向前、向後、向外延伸、改造生產雙承包責任制等。

1994年《監獄法》頒布後，又進一步提出了依法治監、建設現代化文明監獄、建立現代監獄制度、實行獄務公開等涉及監獄整體性工作的改革措施，推動了監獄工作的向前發展。

同時，監獄系統還廣泛開展了對外交流工作，一方面向世界展示了我國監獄工作的成就和經驗，另一方面也汲取了其他國家的一些有益經驗。

（二）改革發展階段的基本特徵

我國監獄工作改革發展階段的基本特徵是：(1)監獄法制建設發展迅速；(2)監獄的各項改革工作進展順利；(3)逐步建立國家財政保障體制保障監獄改造罪犯所需經費；(4)監獄人民警察隊伍的整體素質水平不斷提高。

C. 我國電子簽名立法實踐的成果都有什麼

由於我國電子商務起步慢、起點低，沒有盲目照搬他國模式，而是在充分研究各國經驗的基礎上，從地方到全國，逐步建立以電子簽章為中心的電子合同的法律安全保障。
我國專門關於電子簽章的單行的地方性法規最早始於改革開放前沿的廣東。
1997年初施行的《廣東省對外貿易實施電子數據交換（EDI）暫行規定》第十條規定，協議方或法律、法規要求文件必須簽名，而電子報文附有電子簽名時，則此電子報文視同符合協議方的要求或法律、法規的規定。之後，關於電子簽章的法規在各地出爐。
2001年起施行的《海南省數字證書認證管理試行辦法》第十八條規定了數字證書應符合的各項標准。
緊接著，2002年廣東的《電子交易條例》和上海的《數字認證管理辦法》相繼出台。《廣東省電子交易條例》主要參考借鑒了聯合國、美國、新加坡、韓國和香港的相關立法，並專列一章第二章對電子簽名與電子記錄加以規定。《上海市數字認證管理辦法》規范數字簽章、數字認證機構和行為。不過，這些地方法律法規大多僅是確認了數字簽名的法律效力。
我國最早涉及到電子商務的法律是1999年的《合同法》，但其涉及數據電文的第11、16、26、33條的規定可操作性太差。在1999年成立的國家信息化工作領導小組領導下，2000年人大代表電子商務立法議案的倡導下，及法學界人士「修訂一切可能妨礙電子商務發展的現存法律規章，建立一個簡明的權威的一致的電子商務法律環境」的呼籲下，作為我國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信息化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簽名法》幾易其稿，2004年8月28日由人大通過。
《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簽名法》共5章36條，賦予電子簽名與手寫簽名或蓋章同等的法律效力，對中國電子商務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其第三條規定，民事活動中的合同或者其他文件、單證等文書，當事人可以約定使用或者不使用電子簽名、數據電文。當事人約定使用電子簽名、數據電文的文書，不得僅因為其採用電子簽名、數據電文的形式而否定其法律效力。經電子簽章的電子數據訊息的法律效力，等同於經簽署的文書。
該法還明確了電子認證服務的市場准入制度。從此，電子簽章享受與親筆簽名同等的法律認可，在我國電子合同的安全性得到了基本法律保障。

D.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教育立法取得了怎樣的進展與成就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教育立法取得了跨越式的進展與成就。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教育立法取得了跨越式的發展與成就，具體如下：

1、全面實施了免費義務教育

義務教育具有強制性、免費性、普惠性的特點。但是，長期以來我國的義務教育一直沒有實現免費。1982年，全國農村適齡兒童入學率只有62.6%。2002年，全國仍然有8507萬文盲，其中2000萬是青壯年文盲。

2006年9月1日，正式實施的《義務教育法》明確規定「實施義務教育，不收學費、雜費」，國家從法律的層面確立了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保證了義務教育制度的實施。義務教育全免費是改革開放40多年乃至百年來中國教育成就的重要標志。

2、各級各類教育跨越式發展

改革開放之初的1978年，我國小學升初中的比例只有60.5％，中等職業教育學生數占高中階段教育的比例不足6％，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只有1.55%。

2016年，我國的學前教育毛入園率77.4%，小學凈入學率99.9%，初中毛入學率104%，九年義務教育鞏固率93.4%，高中階段毛入學率87.5%，均超中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

3、大力推進素質教育

從20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中國基礎教育中的片面追求升學率、擇校熱等問題日益嚴重，社會對教育存在的問題的不滿也日趨強烈。199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了《關於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與此同時，官方和民間的教育改革探索也應運而生。

2016年，教育部發布《中國學生發展核心素養》，高中各個學科的素養標准已經研製完成，這將對深化基礎教育階段的素質教育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4、教育對外開放取得重要進展

改革開放伊始，鄧小平同志就作出了擴大派遣留學生的重要決策，提出「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從而形成了大規模出國留學的熱潮。1978-1989年，我國共派出各類留學人員96101人。1989-2011年，各類出國人員214.9萬人，成為全球最大留學生生源國。

2016年出國留學人數已達到54.5萬人。在高等教育階段，對外合作越來越多、越來越頻繁，有越來越多的科研人員到國際科研機構進行共同研究工作。

5、教育法治建設取得新突破

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初步建立起一套包括從《教育法》《義務教育法》《職業教育法》到《高等教育法》《民辦教育促進條例》等在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法律體系，從根本上扭轉了教育發展「無法可依」的局面。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舊教育法統被徹底摧毀，但在之後至改革開放前30年裡，由於歷史原因，新的教育法律體系並沒有建立，教育發展嚴重缺乏法制保障，這種局面直到改革開放後才得以逐漸改變。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方略，依法治教是依法治國的重要內容，更是依法治國的教育保障。

E. 我國立法，執法的成就

中共十五大確立了依法治國方略和實行依法行政的原則,依法治國的核心內容應該是依法行政,而依法行政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行政執法.行政執法和依法行政對於國家的法制建設具有重大意義,它標志著國家將與"人治"決裂.本文論述了我國在行政執法方面取得的成就,同時也指出存在問題.
公正是行政執法觀念的核心.行政執法過程中,必須重視公正的價值導向,必須使行政執法的各個環節符合法的公正的要求.迴避行政執法中正確的價值取向,將使執法成為專權和權力腐敗的工具.為了根本地、全面地保證行政執法的公正性的實現,必須重視行政倫理的作用,明確行政執法公正性的價值評價標准,加強行政執法的機制.

F. <開皇律>的立法成就

開皇律》的主要內容及立法成就（歷史地位）

開皇元年，隋文帝初即位，即命鄭譯等人制定新律，並於同年十月完成，頒行於天下。開皇三年，文帝命蘇威、牛弘以"去重就輕、刪繁就簡"的原則再次改定法律，形成一部有十二篇、五百條的《開皇律》。在中國古代史上，開皇三年改定而成的《開皇律》，具有承前啟後的重要作用,其成就和貢獻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篇章體例更加簡要
《開皇律》十二篇的篇名依次是：名例、衛禁、職制、戶婚、廄庫、擅興、賊盜、斗訟、詐偽、雜律、捕亡、斷獄。這種體例主要是仿照北齊律，但又對北齊律作了必要和合理的修改:一是修改了北齊律的部分篇名，將"禁衛律"改為"衛禁律"，"婚戶律"改為"戶婚律"，"違制律"改為"職制律"，"廄牧律"改為"廄庫律"，突出了法律調整和保護的對象；二是刪降"毀損律"，把"捕斷律"分為"捕亡"和"斷獄"二篇，並置於律典的最後部分，使程序法與實體法有所區別；三是按照封建統治的需要，對涉及實體法部分的篇目重新排序。
中國古代刑法典的篇目體例，經過從簡到繁、從繁到簡的發展過程，《開皇律》的十二篇標志著這一過程的完成，顯示了中國古代立法技術的進步和成熟。這種十二篇的體例，後來被唐律所沿用。
（二）刑罰簡明寬平，確立封建制五刑
隋朝的刑罰制度在整個中國刑罰制度發展史上可謂簡明寬平，具體表現在：
1．減少了條數，刪除了死罪81條，流罪154條，徒、杖等罪1000餘條，比《北齊律》的條數又減少近一半。
2．死刑種類只留斬、絞兩種，廢除了至北齊後期仍然存在的梟首、絞等死刑種類。
3．進一步廢除了前代的酷刑，改以笞、杖、徒、流、死為基本的刑罰手段。
4．在繼承北朝刑罰體系的基礎上，對流刑的距離、徒刑的年限及附加刑的數額均作了減輕的規定。隋朝在《開皇律》中首次正式確立了輕重有序、規范而完備的封建制五刑體系即笞、杖、徒、流、死，其中，死刑分斬、絞兩種；流刑自一千里至二千里分為三等，每等以五百里為差；徒刑自一年至三年分為五等，每等以半年為差；杖刑自六至一百分為五等，笞刑自十至五十分五等，每等均以十為差。這種刑罰體系與殘酷的奴隸制五刑相比是一種歷史性的進步，順應了中國古代刑罰從野蠻走向文明的發展趨勢。封建制五刑自此時確立後直至明清，一直為後世歷代封建王朝所繼承，成為其法典中的一項基本制度。
（三）創設"十惡"制度
"十惡"是指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內亂十種最嚴重的犯罪行為。它直接危害封建皇權、違犯封建禮教，被視為是封建法律首要打擊的對象，因此被單獨列出，置於《名例律》「五刑」條之後。並規定"大逆、謀反、叛者，父子兄弟皆斬，家口沒官"，"十惡"犯罪不得被赦免等等。
"十惡"中的謀反、大逆、不道、不敬等罪名在秦漢時早已有之，但其構成要件、量刑標准卻不統一。南北朝時期，法律逐漸明確這些罪名的構成，並以最嚴厲的刑罰對其進行處罰。北齊律首次將其概稱為"重罪十條"。《開皇律》采北齊之制，將其中的"反逆、大逆、叛、降"改為"謀反、謀大逆、謀叛"，強調將此類犯罪扼殺於謀劃階段；又增加了"不睦"一罪，使十種罪名定型化，並正式以"十惡"概稱。
自從《開皇律》創設"十惡"制度以後，歷代封建王朝均予以承襲，將其作為封建法典中的一項重要的核心內容，是有效維護封建統治的有力武器。"十惡"制度從隋初確立到清末修訂《大清新刑律》時正式廢除，在中國歷史上存在了1300餘年之久，對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期延續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四）繼承並發展了維護貴族官僚特權的法律制度
《開皇律》通過"議、減、贖、當"制度，為有罪的貴族、官僚提供了一系列的法律特權。"議"是指"八議"，即對親、故、賢、能、功、貴、勤、賓八種人犯罪，必須按特別審判程序認定，並依法減免處罰。"減"是對"八議"人員和七品以上官員犯罪，比照常人減一等處罰。"贖"是指九品以上官員犯罪，允許以銅贖罪，每等刑罰有固定的贖銅數額。"當"是"官當"，官員犯罪至徒刑、流刑者，可以"以官當徒"或"以官當流"，就是以官品折抵徒、流刑罰。
《開皇律》的"議、減、贖、當"制度，是融匯了魏、晉的"八議"、南北朝的"官當""聽贖"制度，再加上自己所創設的"例減"之制而成的。這些規定賦予貴族、官員更廣泛的法律特權，使之得以系統而穩定的司法保障；同時也使貴族、官員享有的法律特權固定化、法律化。
綜上可知，隋初制定的《開皇律》代表了隋朝立法的最高成就，它承襲了前朝法制長期發展的經驗，經過刪繁就簡，補充完善，使封建法典的編纂進一步系統、規范，為我國封建法律的定型化作出了極為寶貴的貢獻。《開皇律》中所規定的各項基本制度均被唐律直接繼承，成為唐律的直接藍本。後來又為宋、明、清各朝所沿用，因此，隋朝的《開皇律》在中國法律制度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
也有學者把其立法成就表述為以下四點，即：確定法典篇目體制；確立封建五刑制度；"十惡"重罪正式列入《名例律》；貴族官員法律特權擴大化。

G. 簡單歸納從夏朝到戰國時期我國的立法成就速度~！！坐等！！！要簡短！！

夏商周：夏朝的法制指導思想可概況為奉「天」罪罰。 奉「天」罪罰的法制觀表現為； 一方面統治者的統治依據來自於天命。另一方面打著天的旗號實現統治。

到夏王朝建立之後，為了進一步鎮壓人民群眾的反抗斗爭，就在以往的基礎上制定了《禹刑》，這是我國歷史上的第一部奴隸製法典。 除了《禹刑》外，還有《政典》《甘誓》。《甘誓》是中國古代最早的軍法。

春秋-戰國：法家是先秦諸子中對法律最為重視的一派。他們以主張「依法治國」的「法治」而聞名，而且提出了 韓非子
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這為後來建立的中央集權的秦朝制定各項政策提供了有效的理論依據，後來的漢朝繼承了秦朝的集權體制以及法律體制，這就是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與法制主體。

H. 開皇律的內容和立法成就

其篇目與基本內容，以北齊律為藍本，所謂「多采後齊之制」，其立法成就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開皇律》共計十二篇、五百條，其篇目是：名例律、衛禁律、職制律、戶婚律、廄庫律、擅興律、賊盜律、斗訟律、詐偽律、雜律、捕亡律、斷獄律。其中名例制罪名和量刑的通例；衛禁是保護皇帝和國家安全；職制是官員的設置、選任等方面內容；戶婚是關於戶籍、賦稅、家庭和婚姻的法律；廄庫是養護公、私牲畜的規定；擅興是擅權與興兵，保護皇帝對軍隊的絕對控制權；賊盜是指包括十惡在內的犯罪以及殺人罪；斗訟包含了斗毆和訴訟；詐偽是關於對欺詐和偽造的律條；雜律是不適合其他篇目的內容；捕亡上有關追捕逃犯逃兵等方面的內容；斷獄是審訊、判決、執行和監獄方面的內容。
這種體例主要是仿照北齊律，但又對北齊律作了必要和合理的修改:
1 是修改了北齊律的部分篇名，將「禁衛律」改為「衛禁律」，「婚戶律」改為「戶婚律」，「違制律」改為「職制律」，「廄牧律」改為「廄庫律」，突出了法律調整和保護的對象；
2 是刪降「毀損律」，把「捕斷律」分為「捕亡」和「斷獄」二篇，並置於律典的最後部分，使程序法與實體法有所區別；
3 是按照封建統治的需要，對涉及實體法部分的篇目重新排序。
中國古代刑法典的篇目體例，經過從簡到繁、從繁到簡的發展過程，《開皇律》的十二篇標志著這一過程的完成，顯示了中國古代立法技術的進步和成熟。這種十二篇的體例，後來被唐律所沿用。 確立封建制五刑
隋朝的刑罰制度在整個中國刑罰制度發展史上可謂簡明寬平，具體表現在：
1 與《新律》相比，刪去死罪八十一條，流罪一百五十四條，徒、杖罪一千餘條。比《北齊律》的條數又減少近一半；
2 死刑種類只留斬、絞兩種，廢除了至北齊後期仍然存在的車裂(五馬分屍)、梟首(砍下頭懸掛在旗桿上示眾)等死刑種類；3 進一步廢除了前代的酷刑如宮刑(破壞生殖器)、鞭刑等，改以笞、杖、徒、流、死五刑為基本的刑罰手段；
4 在繼承北朝刑罰體系的基礎上，對流刑的距離、徒刑的年限及附加刑的數額均作了減輕的規定。
隋朝在《開皇律》中首次正式確立了輕重有序、規范而完備的封建制五刑體系即笞、杖、徒、流、死，其中：
死刑分斬、絞兩種；
流刑自一千里至二千里分為三等，每等以五百里為差；
徒刑自一年至三年分為五等，每等以半年為差；
杖刑自六至一百分為五等，笞刑自十至五十分五等，每等均以十為差，民有枉屈得依次上訴至朝廷。
可見《開皇律》對百姓的壓迫，比前代有所減輕。這種刑罰體系與殘酷的奴隸制五刑相比是一種歷史性的進步，順應了中國古代刑罰從野蠻走向文明的發展趨勢。
封建制五刑自此時確立後直至明清，一直為後世歷代封建王朝所繼承，成為其法典中的一項基本制度。 《開皇律》改《北齊律》「重罪十條」為「十惡之條」，使之成為鎮壓被剝削者的法律依據。
「十惡」是指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內亂十種最嚴重的犯罪行為。它直接危害封建皇權、違犯封建禮教，被視為是封建法律首要打擊的對象，因此被單獨列出，置於《名例律》「五刑」條之後；並規定「大逆、謀反、叛者，父子兄弟皆斬，家口沒官」，「十惡」犯罪不得被赦免等等。由於十惡大罪直接危害到地主階級的統治和封建倫常觀念，所以，凡犯十惡和「故殺人獄成」者，「雖會赦，猶除名」。
「十惡」中的謀反、大逆、不道、不敬等罪名在秦漢時早已有之，但其構成要件、量刑標准卻不統一。南北朝時期，法律逐漸明確這些罪名的構成，並以最嚴厲的刑罰對其進行處罰。北齊律首次將其概稱為「重罪十條」。
《開皇律》采北齊之制，將其中的「反逆、大逆、叛、降改為謀反、謀大逆、謀叛」，強調將此類犯罪扼殺於謀劃階段；又增加了「不睦」一罪，使十種罪名定型化，並正式以「十惡」概稱。
自從《開皇律》創設「十惡」制度以後，歷代封建王朝均予以承襲，將其作為封建法典中的一項重要的核心內容，是有效維護封建統治的有力武器。
「十惡」制度從隋初確立到清末修訂《大清新刑律》時正式廢除，在中國歷史上存在了1300餘年之久，對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期延續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貴族官僚特權
《開皇律》通過「議、減、贖、當」制度，為有罪的貴族、官僚提供了一系列的法律特權。
「議」是指「八議」，即對親、故、賢、能、功、貴、勤、賓八種人犯罪，必須按特別審判程序認定，並依法減免處罰。
「減」是對「八議」人員和七品以上官員犯罪，比照常人減一等處罰。
「贖」是指九品以上官員犯罪，允許以銅贖罪，每等刑罰有固定的贖銅數額。
「當」是「官當」，官員犯罪至徒刑、流刑者，可以以官當徒或以官當流，就是以官品折抵徒、流刑罰。
按規定，「犯私罪以官當徒者，五品以上，一官當徒二年；九品以上，一官當徒一年；當流者，三流同比徒三年。若犯公罪者，徒各加一年，當流者，各加一等」。
《開皇律》的「議、減、贖、當」制度，是融匯了魏、晉的「八議」、南北朝的「官當」「聽贖」制度，再加上自己所創設的「例減」之制而成的。
這些規定賦予貴族、官員更廣泛的法律特權，使之得以系統而穩定的司法保障；同時也使貴族、官員享有的法律特權固定化、法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