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之道德才

『壹』 司馬光的用人之道中對'德才兼備是聖人'的人應怎樣用

德與才 司馬光告訴你的用人之道司馬光在《資治通鑒》里對德與才有精闢的論述：「夫聰察強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他給聖人、君子、小人下定義：「是故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司馬光這一論述是有針對性而發的，他提出的選材標準是：「苟不能的聖人君子，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司馬光所說不無道理。

『貳』 四中人：有德無才，有才無德，德才兼備，無德無才。

德才兼備乃是聖賢之人，可遇不可求，乃是鳳毛麟角
無德無才者，乃是蠢材，這類人其實也不是很多，畢竟如果要生存，德才總歸要有一樣，真正的蠢材並不是特別多。
那麼，德才得其一者，是最多的
按照現今的社會，能力第一的背景下，現在，有才無德者是最多得。利字當頭，凡是以利益為重，只要有利可圖，馬上背信棄義。按照八榮八恥來說，以見利忘義為恥。
數量來說：有才無德>有德無才>無德無才>德才兼備
社會缺乏誠信意識，利字當頭，道德什麼的全部拋到腦後吧......這也是中國人目前最缺少的。

大片論述不說了，但是按照唐朝李淵和李世民父子的意思：用人，第一是德才兼備，第二是品德高尚（有德無才），無德之人不可取。

至於如何辨別德才之人，只能是仁者見仁，個人要多留心觀察社會，自己總結經驗。總之，無德之人還是少接觸微妙。

『叄』 用人之道是什麼

古文：用人之道太宗令封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於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 注釋：⑴上：即唐太宗李世民 ⑵詰：責備 ⑶器：器皿，器具。 ⑷致治：治理好國家(5)代:朝代. (6)封德彝:名倫,太宗手下的官員譯:唐太宗讓封德彝舉薦有才能的人，他過了好久也沒有推薦一個人。太宗責問他，他回答說：「不是我不盡心去做，只是當今沒有傑出的人才啊！」太宗說：「用人跟用器物一樣，每一種東西都要選用它的長處。古來能使國家達到大治的帝王，難道是向別的朝代去借人才來用的嗎？我們只是擔心自己不能識人，怎麼可以冤枉當今一世的人呢？」[編輯本段]曹操的五個用人之道曹操的五個用人之道: 曹操的用人政策一： 名至實歸 更重實際； 曹操的用人政策二： 德才兼備 唯才是舉； 曹操的用人政策三： 重用清官 不避小貪； 曹操的用人政策四： 招降納叛 盡釋前嫌； 曹操的用人政策五： 抓大放小 不拘小節[編輯本段]諸葛亮的用人之道諸葛亮當權期間，反劉備依靠大族的政策，開始實行法治，大力打擊益洲派的豪強；由於川中戰亂沒中原那嚴重，加上劉焉父子縱容大族，所以豪強勢力還是十分強大，收益不錯但是為後來的李嚴不供糧草埋下伏筆。諸葛亮很善於發現、培養、利用人才，如蔣琬、費文偉、董允等，諸葛亮的識人方面，楊洪、何詆的例子一直為後人所樂道；諸葛亮也注意提拔敵方投降過來的人才，如姜維、王平。諸葛亮大力起用荊洲派人才，在選拔人才和使用人才方面過分強調以「奉職循理」作為衡量優劣、取捨的標准，因而忽略了人才的多樣性，尤其是開拓型人才的培養和造就。如街亭用的馬謖、四相中的蔣琬、費文偉、董允都是荊洲派。 由於諸葛亮的人才政策局限，加上劉蜀中生代人才大部分在夷陵之戰中消亡，無奈後來只好「蜀中無大將，廖化當先鋒」的悲慘局面。

『肆』 曹操的用人之道

曹操深知人才的重要，也很清楚自己的分量。他知道，一個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個幫，要成就一番事業，就必須有人幫忙。他也知道，自己的背景、資歷、地位、實力都不如別人。他不是袁紹，有一個龐大的家族；他不是孫權，有一份現成的基業；他甚至不如劉備，有一張可以炫耀的「名片」。他的政治資本是最少的，因此需要大批人來幫助他，支持他，尤其是要爭取名門貴族的合作，能幫忙最好，幫凶、幫腔，哪怕幫閑也行，有才的要，有名的要，徒有虛名的也要，總之是多多益善。曹操甚至不要求他們真有作用，能裝點門面也行；也不要求他們真心實意地支持自己，只要不公開作對就好。所以曹操迎奉天子遷都許縣以後，就網羅了一大批人才，包括孔融之流。這些人當然不是來幫助曹操的。他們的說法是來為國家和皇帝效勞，但在曹操大權獨攬的情況下，為皇帝效勞和為曹操效勞又有多少區別?至少，曹操這邊也顯得人才濟濟。不過曹操更欣賞的還是那些有真才實學的人。曹操這個人是很有些平民意識和務實精神的。他有一句名言：「不得務虛名而處實禍。」他並不看重虛名。
曹操甚至在婚姻問題上都是這個態度。他的第二任夫人卞氏就出身娼家。這在當時就不但是卑微，而且是卑賤了。然而卞夫人出身雖差，人品卻非常好，為人處世也很低調。《三國志�6�1後妃傳》說，曹丕立為太子後，身邊的人開玩笑要卞夫人請客。卞夫人說：「我沒把孩子教壞，就心滿意足了。」裴松之注引《魏書》說，曹操讓她從繳獲的珍寶中挑一兩件首飾，她每次都挑中等的。曹操問她為什麼，她說，挑最好的是貪婪，挑最差的是虛偽，所以挑中等的。這話實在，曹操也大為贊賞。實際上，曹操在和丁夫人離異後，不顧門當戶對的世俗觀念，立卞氏為妻，恐怕就是因為務實。的確，卞氏雖然出身卑賤，卻兼備德才，那又為什麼要另娶名門呢? 德才兼備，唯才是舉 曹操在選拔人才的時候就不像袁紹那樣「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或者像某些人主張的那樣「必廉士而後可用」。他需要的是那些能夠實實在在幫助他賓士天下的人。為此，曹操於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和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先後3次頒布《求賢令》，明確提出唯才是舉的人才政策。曹操說：「現在天下未定，正是急需人才的時候(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因此只能講能幹不能幹，不能吹毛求疵，講究太多。如果一定要求道德品質無可挑剔，方方面面十全十美，那麼齊桓公又何以能夠成就霸業?高皇帝又怎麼能夠創立大漢？所以，只要是人才，有治國用兵之術，哪怕有不好的名聲(污辱之名)，被人恥笑的行為(見笑之行)，甚至不仁不孝也請大家推薦。我一定該怎麼用就怎麼用(吾得而用之）」。
曹操的《求賢令》在中國歷史上是一件大事。它改變了帝國的用人制度(兩漢察舉制度退出歷史舞台，而後代之以魏晉薦舉制度，至隋唐始改為科舉制度)，也牽涉一個長期以來爭論不休的重大理論問題，那就是德與才的關系。理想的境界當然是德才兼備。但是，當德與才不能兼備時，哪個是熊掌哪個是魚呢?傳統的做法是取德不取才，至少是先德後才，曹操卻明確提出唯才是舉。所謂唯才是舉，就是說，只要有才就行，德可以不問，甚至不仁不孝也不要緊。
其實，曹操這樣說，並非不要德。但曹操絕不是唯道德論者。他並不認為道德是選拔人才的唯一標准，甚至不認為是第一標准。德才兼備當然好，但那是理想境界。承平時期，天下大治，沒有太多特殊要求，自然不妨慢慢追求，找到一個是一個。然而此刻卻是非常時期，曹操要做的又是非常之事，那就不能四平八穩，按部就班，必須重獎有功，重用有能。

『伍』 用人之道

在下覺得現今這時代挽留有天賦的人倒不如留下有毅力的!而激發員工潛力的事,就看你的本事了!不同性格的人要有不同的方法去對待!

『陸』 有誰能講一講用人之道,如何知人善任

卡耐基認為，要想掌握高超的用人之道，必先要做到知人善任。
知人，就是要了解人，指的是對人的考察、識別、選擇；
善任，就是要善於用人，指的是對人要使用得當。知人善任，就是要認真地考察幹部、確切地了解幹部，把每個幹部都安排到適當的崗位上去，充分地讓他們發揮自己的特長、施展才幹。這是做好領導工作的根本任務之一。
好比一部機器，有了先進的設計、合理的結構和科學易行的操作規程，還必須有高質量的操作人員。通常說，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成了決定因素，就是這個意思。
當今世界各國都極重視人才的選拔和任用，把選用人才、知人善任列為領導工作的根本任務之一。由於重要骨乾的選用是否得當，已成為企業經營好壞和能否取得成就的重要保證，所以美國有的大企業董事長、總經理等領導者現在要花百分之四十或更多的時間用在選人用人的各種工作上，可見這個問題所受到的重視。
那麼，怎樣才能做到知人善任呢？要做到「知人」可先從了解人的特長來說。
要知人，知人者首先要勤於去知。要捨得花時間認真考察。有人問：日本企業職工一般也是終身制、「鐵飯碗」，怎麼他們幹部的積極性都很高？其實也不一定都很高，但是有一點值得我們重視：就是他們對於職工，尤其是對於幹部的考察、挑選是非常嚴格的。
經營者要真正做到「善任」，首先應該從事業的全局出發，充分考慮人才的具體特
點，把他放到合適崗位上。假如不把各人的才能用到最能發揮其作用的地方去，那對人才是一個壓制，對事業是一種極大的浪費。
每個人的長處和才能各屬特定類型，有的擅長分析，有的擅長綜合，有的擅長技術，有的擅長管理，有的精通財務，有的善於交際。特定類型的才能應與特定的工作性質相適應。
工作對人的要求不同，才能與職務應該相稱。給予他的職務應最能刺激他發揮自己的優勢。職務以其所能和工作所需結合而授，叫「職以能授」，這樣，既不勉為其難，也不無可事事。揚其所能，其工作自然積極，管理效能也必然提高。
卡耐基根據多年的經驗總結出：不同工作職位有不同要求，不同的人才適合從事不同的工作。某人既能統觀全局，又善於協調指揮，善於識人用人，組織才幹出眾，雄才大略，是一個帥才。就應放在決策中心做領導工作。某人思想活躍，興趣廣泛，知識面寬，既有綜合分析能力，又敢議事直言不諱，有求實精神，無利俗雜念，這是優秀的反饋人才，應選為智囊。有的人忠實堅定，耿直公正，身正行端，平易近人。讓他們從事監督工作，定能做出第一流的成績。還有的人對領導意圖可心領神會，對領導的指示能忠實執行，既埋頭苦幹，又任勞任怨，實在是難得的執行人才，讓他擔任辦公室主任，秘書，一定能把工作做好。各種人才應該各得其位。現代領導者必須善於區別不同人的不同才能，讓他們在最合適的崗位上發揮作用。如果讓優秀的反饋人才去當執行人員，必然「犯上多事」，反之，如果讓執行人才當智囊，豈不「自欺欺人」？世上無無用之人，貴在所用恰當。

知人善任，這是講到領導藝術時，經常要說到的一個詞。什麼叫知人善任？知人善任，首在於知人，其次是善任。知人當中首在於知己，其次在知彼，人貴有自知之明，這個是很難，確實很難。

一、劉邦的用人之道：知人善任
劉邦非常清楚地知道，一個領導最重要的才能是什麼，如何調動部下的積極性，下屬都有什麼才能，他的才能是哪些方面的，有什麼性格，有什麼特徵，有什麼長處，有什麼短處，放在什麼位置上最合適。這個也是一個領導最大的才能，領導不是說要自己親自去做什麼事，事必躬親的領導絕非好領導，作為一個領導，要做好的掌握一批人才，把他們放在適當的位置上，讓他們最大限度地、充分地發揮自己的積極性和作用，你的事業成功就指日可待了。劉邦深諳此理，用韓信帶兵，張良出謀，蕭何保後，都安排得有條不紊，劉邦也因此而成為他這個集團的一個核心。

二、曹操的用人之道： 知人善任，唯才所宜。
唯才所宜是荀彧和郭嘉這兩個人對曹操用人之道的評價，唯才所宜和知人善用或者知人善任，是統一的。什麼叫知人善任？包括三個內容：第一是，知道哪些人是人才；第二，知道這些人是哪方面的人才，或者那種類型的人才；第三，知道把這些人放在什麼位置上最合適。這就叫做知人善任，知人善任第一是知人，第二是善任，而善任就要唯才所宜。比方說我們一再提到的崔琰和毛玠，他們的特點是什麼呢？作風正派，清正廉明，曹操就讓他們去主持組織部和幹部部的工作，選拔官員，果然他們兩個選拔推薦上來的那都是德才兼備的。再比方說棗祗和任峻這兩個人，這兩個人的特點是什麼呢？任勞任怨，曹操就讓他們去屯田，結果曹操的屯田製得到了貫徹和落實，曹操獲得了豐厚的糧草和經濟基礎。這就是曹操用人的第一個特點，知人善任、唯才所宜。這個特點，連最討厭曹操的人，比方說寫《容齋隨筆》的洪邁，他也承認，洪邁對曹操的用人也有這么一個評價：「智效一官，權分一郡，無小無大，卓然皆稱其職」，就是說他不管安排什麼人做什麼事都非常地合適，都非常地稱職。

三、劉備的用人之道： 知人善任

劉備在選人上不求多，而在精，要求所用之人在某些方面能獨擋一面。諸葛孔明及「五虎上將」都是當時不可多得的人才。在選人才時，他能禮賢下士，「三顧茅廬」禮請孔明出山，成為尊重人才之美談。他還能不拘一格降人才，不搞種族地域歧視。當時西涼不屬中原，但收服馬超後委以重任，封為「五虎上將」。
劉備還能取人之長，優勢互補。關、張、趙、黃、馬及諸葛孔明都是個性非常鮮明之人，劉備注重平衡，崗位設置互不重疊，權責明晰，使他的團隊形成了核心的競爭力。敢用比自己強的人，也是劉備的高明之處。曹操雖也愛才，但同時也嫉才，楊修之所以被氣死，便是此因。劉備忠厚俠義，能善始善終。從創業之初到建成霸業，從四處奔走逃命到建都成都，都對自己的部屬仁愛有加，而不象一些古代帝王可以共患難，而不能同享樂，或者怕功高蓋主，來個「杯酒釋兵權」或「兔死狗烹」的結局。劉備一生任用諸葛亮，如魚得水，成就了大業。

『柒』 諸葛亮的用人之道有哪些

在推行法治政策的同時，諸葛亮非常重視人才的選拔和任用。他說：「治國之道，務在舉賢。」（《諸葛亮文集》卷3）認為選用賢能是治理好國家的關鍵，是關系國家興亡的大事。在舉賢這一方面，和厲行法治一樣，他做了大量艱苦和細致的工作。他選拔一些很有才能並忠於蜀漢政權的文臣武將，讓他們擔任郡守、都督、將軍等重要職務，發揮他們的作用。這里有一個統計數字，很能說明諸葛亮在選拔人才方面的成效：
《三國志_蜀書》自諸葛亮及其子以下，有傳者（包括附傳）共有69人。其中有38人受到諸葛亮的提拔或重用。還有龐統、法正、許靖、劉巴、董和等五人因才智過人而受到他的稱贊或推薦。在餘下不曾受到他提升和推薦的人當中，除已去世的劉備的舊屬（如關羽、張飛等）及諸葛亮死後新上台的新人外，所剩就無幾了。
當然，不能說能夠進《三國志_蜀書》傳記的，個個都是優秀人才，但是能夠進《三國志》的，應該是擔任重要崗位的人物或是當時頗有影響的人物——這卻是個事實。這樣一些人物，大多是諸葛亮所留意、物色、加以委任的，而他們的政績，大多也是人們所稱贊的，這不能不說是諸葛亮廣攬人才的結果。
如果再綜合《華陽國志》、《三國志》裴注、《季漢輔臣贊》等資料來看，諸葛亮用人范圍之廣，更是三國時期政治家中首屈一指的了。
諸葛亮選拔人才、用人之道有如下幾個方面的特點。
1．德才並重，著重於德
這一點和曹操的做法很不相同。曹操認為「有行（道德）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所以他要求地方舉薦人才，哪怕是「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三國志_魏書_武帝紀》）
諸葛亮本人就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質和過人的才能，因此他用人的標准，就是在德才並重的前提下，更著重於德。他施政治國所任用的一批人，都是品行純正的才智之士。如蔣琬的「托志忠雅」，費_的「雅性謙素，家不積財，董光的「秉心公亮」，陳露的「忠屬老而益篤」，郭攸之的「以器業知名於時」，姜維的「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楊洪的「忠清款亮，忱公如家」，鄧芝的「堅貞簡亮，臨官忘家」，王平的「忠勇而嚴整」，李恢的「公亮志業」，呂凱的「守節不回」，射援的「少有品行」等等，一批「貞亮死節之臣」。
正因為諸葛亮選擇嚴格，蜀漢的人才雖然不如曹操手下「謀臣如雲，武將如雨」那樣多，但從質量上看，卻要比曹魏高得多。
這一點，奪取漢中時，法正就看得很清楚，他曾向劉備說過：「魏之將帥，比不上蜀國的將帥。」（《三國志_蜀書_法正傳》）而直到蜀國滅亡，郭頒在其《世語》中還稱贊蜀國的官員大多屬「天下英俊」。
對於諸葛亮這種選拔人才的精神與做法，後代的學者都給予相當高的評價。明代的方孝儒在《諸葛丞相論》中就認為，自秦漢以下為相者都不如諸葛亮。而清代的史學家趙翼在《廿一史札記》中，把諸葛亮與曹操、劉備、孫權加以比較後，認為：就用人來說，曹操用權術來駕馭人才，劉備以他的摯誠來籠絡人才，孫氏兄弟用意氣相投來網羅人才。用權術駕馭可以說是一種機謀，用摯誠與意氣都是誠心的表現。而兼有這三者長處的人，只有諸葛孔明一人而已。
諸葛亮治國「開誠心，布公道」，用人重德講才，同時兼蓄各類人才，他量才授任，揚長避短，也使用了不少有所短的智能之士，表現出用人之度。這一點，將在下文專節敘及。
2．取人不限其方，不以資歷出身為限
諸葛亮選拔、使用人才，不搞宗派，不存門戶之見，不講資歷和門第，而是以「德才」為標准，以才幹為依據，這些方面的例子是不勝枚舉的。
就不搞宗派，不存門戶之見來說，只要看看劉備集團中各級官僚機構的人員組成情況，就可以明白。
在以劉備和諸葛亮為首的蜀漢統治集團中，有很早就跟隨著劉備東征西討的北方舊人，如關羽、張飛、趙雲、孫乾、簡雍等，又有在劉備佔領荊州後，跟著劉備入蜀的荊楚人士，如龐統、蔣琬、陳震、馬謖、向寵、黃忠、張南、馮習等，還有原為劉璋舊部的益州人士，如法正、李嚴、吳懿、費觀、董和、程畿、張嶷、馬忠等，甚至還有從敵對國歸順過來的，如姜維等，這些人可以說來自五湖四海。不管來自何等地區，參加蜀漢集團是否先後，只要忠誠於「復興漢室」大業，有一定的才能，諸葛亮都盡量錄用，盡力發揮他們的作用，公正地對待他們，甚至讓他們擔任重要的官職，處於顯要的地位。這種選士授職不以主觀色彩和從狹隘的本派私利出發，而是著眼於整個集團利益的作風，表現了諸葛亮傑出的政治家風度。
諸葛亮擢陞官吏，不講資歷出身，不計門第，對於有卓越才乾和特殊貢獻的人予以破格提拔，他認為「亘木出於幽林，直士出於眾下」，因而他處處留心，時時注意從下層官吏中發現、選拔人才，破格提升了不少有才能、有功業的新人。
巴郡人張嶷，出身寒微，劉津時只是個下級官員，諸葛亮發現他「識斷明果」，並有「忠誠之節」，提拔他為越_太守。張嶷到任以後，在處理本郡復雜的民族關系方面，顯示了他靈活機動的領導能力，一時之間，「蠻夷皆服，頗來降附」（《三國志_蜀書_張嶷傳》），在貫徹諸葛亮「安撫」的民族政策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巴西郡人王平，出身士卒，手不能書，文化水平很低，原是曹操手下的小軍官，劉備征漢中時投降劉備，由於他「遵履法度」（三國志_蜀書_王平傳》），實踐經驗較豐富，在街亭之戰時立了功，諸葛亮提拔他為討寇將軍。在日後諸葛亮北伐等戰役中，他也屢立戰功，發揮了重大的作用。
楊洪原是犍為太守李嚴手下的功曹小吏，當劉備北攻漢中急需援兵時，諸葛亮向他徵求意見，發覺他很有政治頭腦，於是提升他為蜀郡太守。何祗原是楊洪門下書往，因有「才策功干」，又被諸葛亮提升為廣武太守，這里還有一段逸聞。據說每當朝會，何祗與楊洪平起平坐，楊洪開玩笑地對何祗說：「你的馬怎麼跑得那麼快？」何祗回答說：「不是我的馬跑得快，而是你沒有快加鞭啊！」一時傳為美談（見《三國志_蜀書_楊洪傳》裴注）李嚴、楊洪、何祗三人原來官職懸殊，而後來卻同為太守，這件事使人們看到了諸葛亮不拘一格提拔人才，能「盡時人之器用」的用人風格。費_、董允俱為太子舍人，職位較低。費_「有俊才」、「識悟過人」，董允能「斟酌規益，進盡忠言」。諸葛亮發覺他們各自的才幹之後，分別委以重任。費_在完成聯吳修盟的外交活動中，出色地完成了任務，董允為侍中，領虎中郎將，恪盡職守，處事干練，是蜀漢優秀的高級官員。費_、董允以及蔣琬，是繼諸葛亮死後主持蜀漢軍政事務的重臣，時人把他們與諸葛亮並稱為「四相」，又號「四英」。
3．採取措施，廣泛延引人才
在延引人才方面，諸葛亮是通過這么幾條途徑來完成的。
首先，前面已介紹過的許靖，他與當時著名學者蔡邕、孔融齊名，資望頗高。劉備入益州時，本不想用他，但法正認為應該起用，以擴大影響，諸葛亮也非常贊同法正的意見。因而許靖官至司徒，「愛樂人物，誘納後進」（《三國志_蜀書_法正傳》），對人才的招納起了不小的作用。諸葛亮對他也很敬重，經常以學生的身份去拜訪他。
再如，對待杜微也是如此。杜微是一個「行義素著，鄉里敬慕」的老儒生。劉備入益州時，他已是一個雙眼昏花、兩耳失聰的老人了。他閉門不出，採取與劉備集團不合作的態度。諸葛亮為丞相後，用車把他請了出來，由於杜微耳聾，諸葛亮用書面與他對話，對他說：「君但當以德輔時耳，不責君軍事，何為汲汲欲求去乎！」（三國志蜀書_杜微傳》）最後徵得他的同意，拜他為諫議大夫。
像許靖、杜微這樣的老懦生，應該說是沒有多大實際工作能力的。但諸葛亮這樣做的目的，是在表示對書生儒士的重視，以便招引更多人才。
其次，諸葛亮特別鼓勵和獎賞屬下及各州郡長官向他舉賢薦能。他因丞相緣，當過廣漢太守的閬中人姚_向他推舉了一批「文武之士」，還專門寫了一篇教令號召大家向姚_學習，教令中說：「當臣下對國家最忠誠、最有益處的工作，莫過於為國家多推薦人才。姚_能夠這樣做，希望大家都來學習他。」從這件事可以看出，諸葛亮不僅自己當伯樂，還鼓勵大家都當伯樂。這樣一來，何愁人才不會向蜀中大批涌來！
另外，據《諸葛亮集_故事》卷5中記載，為了延引人才，諸葛亮做了丞相之後，還專門在成都城南修築了一個讀書台，「以集諸儒，兼待四方賢士」，這對於人才的吸引，也是有一定影響的。
4．循名責實，注意對官吏進行考核
為切實做到「任人唯賢」，諸葛亮以「循名責實」對官吏進行考核，要求官吏們為政要講求實效，他特別強調「治實而不治名」這條原則，反對名不副實、表裡不一的作風。
諸葛亮考核官吏的標准，也是他考察、識別、使用人才的標准。他提出了七條「知人」之道，即分別對人從「志」、「變」。「識」、「勇」、「性」、「廉」、「信」七個方面進行了解、考察的辦法。「志」就是「問之以是非而觀其志」，即向對方提出是非不同的問題，觀察其志向；「變」，就是「窮之以辭辯而觀其變」，即向對方提出復雜的難題，考察他對問題的解答、應變能力；「識」，就是「咨之以計謀而觀其識」，即向對方征詢計策，以觀察其見識；「勇」，就是「告之以禍難而觀其勇」，即告訴對方有艱難險阻的存在，考察其是否有臨危不懼的精神；「性」，就是「醉之以酒而觀其性」，即考察其在醉酒之後所顯示的品性和本色；「廉」，就是「臨之以利而觀其廉」，即把對方安置在有利可圖的位置上，考察其是否廉潔；「信」，就是「期之以事觀其信」，即托對方辦事，考察他是否守信用（以上見《諸葛亮集_文集》卷4）。
除了「七條」，諸葛亮還嚴格地考察官員身上是否存在著「五害」。這「五害」分別是：「因公為私，乘權作權」；「內侵於官，外采於民」、「過重罰輕，法令不均，無罪被宰，以致滅身」；「縱罪惡之吏，害告訴（上告申訴）之人」；「阿私所親，枉克所恨」，「不承法制，更因賦斂」，「詐偽儲備，以成家產」；「民失其職」（即加重人民負擔，使人民無法生存）。對犯有「五害」的官員，一定要嚴懲不貸；沒有「五害」的官員，一定受到獎賞（以上見《諸葛亮集_文集》卷3）。
諸葛亮舉賢授能的用人之道，從上所敘可以見其梗概。在蜀漢復雜的人事環境中，諸葛亮憑自己的政治文化素養和聰明才幹，舉賢用人，形成了有特色的養才用人之道，保證了蜀國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的安定和團結，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具有一定積極意義的。他重視人才，「取人不限其方」，用人能「盡其器能」，能比較公正地對待各種人才等做法，是難能可貴的，也是我們今天所應該借鑒的。

『捌』 諸葛亮選拔人才、用人之道如何德才並重，著重於德

諸葛亮本人就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質和過人的才能，因此他用人的標准，就是在德才並重的前提下，更著重於德。他施政治國所任用的一批人，都是品行純正的才智之士。如蔣琬、董允、陳震、郭攸之、姜維、楊洪、鄧芝、王平、李恢、呂凱、射援等等。

正因為諸葛亮選擇嚴格，蜀漢的人才雖然不如曹操手下「謀臣如雲，武將如雨」那樣多，但從質量上看，卻要比曹魏高得多。

這一點，在奪取漢中時，法正就看得很清楚，他曾向劉備說過：「魏之將帥，比不上蜀國的將帥。」（《三國志•蜀書•法正傳》）而直到蜀國滅亡，郭頒在其《世語》中還稱贊蜀國的官員大多屬「天下英俊」。

對於諸葛亮這種選拔人才的精神與做法，後代的學者都給予相當高的評價。明代的方孝儒在《諸葛丞相論》中就認為，自秦漢以下為相者都不如諸葛亮。而清代的史學家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把諸葛亮與曹操、劉備、孫權加以比較後，認為：就用人來說，曹操用權術來駕馭人才，劉備以他的摯誠來籠絡人才，孫氏兄弟用意氣相投來網羅人才。用權術駕馭可以說是一種機謀，用摯誠與意氣都是誠心的表現。而兼有這三者的長處的人，只有諸葛孔明一人而已。

諸葛亮治國「開誠心，布公道」，用人重德講才，同時兼蓄各類人才，他量才授任，揚長避短，也使用了不少有所短的智能之士，表現出用人之度。這一點，將在下文專節敘及。

『玖』 司馬光的用人之道中對'德才兼備是聖人'的人應怎樣用

德與才 司馬光告訴你的用人之道
司馬光在《資治通鑒》里對德與才有精闢的論述：「夫聰察強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他給聖人、君子、小人下定義：「是故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司馬光這一論述是有針對性而發的，他提出的選材標準是：「苟不能的聖人君子，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
司馬光所說不無道理。用人最理想的標準是德才兼備，但這一標準的選擇空間太小，自古以來聖人就是鳳毛麟角。在才德不能兼備的情況下，愚人是比較保險的選擇。選一個傀儡操縱，他會很聽話，因為愚，他沒能力做好事，同樣也沒能力做壞事。而小人就不同了，小人無德，但他有才，無德不能做好事，其才卻足以做壞事。選傀儡的前提是，得有一個好的操縱者，否則，傀儡什麼也做不了，結果還是小人得逞。
因才勝德而失天下的例子，數不勝數，如大家熟知的「做個詞人真絕代，可憐薄命做君王」的李煜，死於他鄉的徽宗，還有歷史上的隋煬帝，他頗有文才，是個很清醒的亡國之君。這些人，無德不能服天下，其才又不能治天下，亡國在情理之中。
德勝才，就能穩做天下嗎？唐高宗為人「正直中和」，不是個昏君。可是，有德無才的他，卻是導致唐王朝一度血腥遍野、李氏子孫幾乎被殺戮殆盡的根源。他沒失天下，是因為他的對手有著相當的理智，有才，而又沒有完全失德。德才兼亡，卻只有亡國一條路，那些昏暴之君不用說了，連那頗忠厚的劉禪也不例外。
中國的歷史，一向重德輕才。司馬光的標準是歷史的「正聲」，一向為人們所推崇。那麼，小人真的不可用、不能用嗎？也不盡然。
陳平大家都熟悉，當周勃、灌嬰向劉邦告狀，說陳平「盜嫂受金」時，魏無知替他辯護：「臣所言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無益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魏無知的辯護所以成功，是因為他點到了劉邦的要害，劉邦正和項羽爭天下，無德也許成不了大事，無才卻是絕對打不贏的。基於當時的實際，劉邦首選才。即能容才，又會用才，這是劉邦成功的一個主要原因。歷史上有才無德而成大事的例子不少，戰國時吳起殺妻求將，蘇秦和燕文公夫人私通，管仲貪，都是有才無德之人，但吳起幫弱小的魯打敗了強齊，蘇秦以其合從之謀使六國有效的抗擊了秦的擴張，管仲幫齊桓公成就霸業，其功勞名載史冊。
公開和「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這一論斷唱反調的，是曹操。建安十五年，曹操以命令形式公開說：「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何以成霸世！」建安十九年，他再一次下令：「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有行也！」公開舉起了「唯才是舉」的旗幟。當蜀和吳人才「捉襟見肘」之時，魏名臣、名將人才輩出，和曹操提倡的這一用人標准有著直接的關系。
愚人百無一用，這是不爭的事實；才高德薄的小人，無德，有壞事的可能；但有才，卻是成事的資本。把小人棄而不用，於才未免可惜。真正會用人的，在於用其長，抑其短，用其長來幫助自己成事，抑其短可避免其帶來的危害。
在用人方面，劉邦是絕世高手，他身邊即有張良這樣的聖人，又有蕭何、曹參這樣的君子，還有陳平、韓信、英布這樣「才勝於德」的小人。韓信貪，英布反，都不是「正直中和」的君子，但劉邦成功的利用了他們，又及時地遏制了他們所帶來的危害。在如何使用小人上，劉邦是成功的。
但，用小人是有風險的。小人之才能成事，其德也足以敗事，甚至給用他的人帶來生命危險。用小人以至亡國亡家的事例，貫穿於整個人類的歷史。要使用好小人，要求用人者其才足以遏止小人的無德，要有識人的能力，有駕御小人的手段。
關於這個道理，中國古代許多人也都做出了精闢的概括，比如孔子的君子小人論、荀子的人才標准論，還有司馬光也對德與才的關系作了精闢的論述：「德勝才者謂之君子，才勝德者謂之小人，——自古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也。」
無才無德——廢品 有德無才——次品 有才無德——危險品 有德有才——正品
（原標題：有德有才，破格重用；有德無才，培養使用；有才無德，限制錄用；無德無才，堅決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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