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立法思想
Ⅰ 題目:評述中國古代立法指導思想的發展並列出歷朝立法成果
中國歷代立法指導思想和立法活動的演變
陳建華
（一）夏商朝的立法思想是神權法思想。
神權法思想是從原始社會的宗教信仰發展而來的，人類進入第一個階級社會以後，原始社會的宗教信仰被加上了階級屬性，成為神權法思想。
夏朝統治者把自己的統治說成是「受天命」，代表上天對人間進行統治；把他們對奴隸和平民的鎮壓和懲罰說成是「恭行天罰」。從夏朝開始，奴隸主就利用「天命」、「天罰」的神法權思想對奴隸進行欺騙，給他們的統治披上一層神秘的合法的外衣。商朝全部繼承了夏朝的神權法思想，並且較夏朝更進一步，發展為一種典型的神權法思想。
立法活動：
1、禹刑。《左傳》記載，「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它是指夏朝法律的總稱，並不是指一部成文法典，大多是啟及其後繼者根據氏族晚期習俗陸續積累的習慣法，具體內容無可詳考。
2、湯刑。《左傳》記載，「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它是商代法律的總稱，包括不成文的習慣法和國王發布的「誓」「誥」「命」等。誓側重於出兵打仗前的盟誓，主要是發布軍事命令或宣布軍事紀律，大體相當於後來的軍法。誥側重於國王或者權臣對大臣、諸侯或者下屬官吏發出的命令、指示或訓誥。命是君主針對具體事情發布的命令。三者均具有很高的法律效力。
（二）西周的立法指導思想
是明德慎罰與以德配天以及親親與尊尊，具體到刑事立法指導思想就是「義行義殺」和「明德慎罰」。西周法律思想反映西周統治者立法思想的成熟與豐富，有利於政權和社會的穩定發展。
所謂「義行義殺」，就是針對國內不同地區、不同的情勢，選擇最適宜的刑罰手段來對付社會犯罪，反對不分青紅皂白，一味刑殺的方法。
所謂「明德慎罰」，就是在對付社會犯罪問題上，要提倡德治，提倡倫理道德的強行灌輸，以期在人們頭腦中構築預防犯罪的精神堤壩，有效地預防可能發生的犯罪。同時在鎮壓時，採取審慎的方針，即區分嚴重犯罪與一般犯罪的界限，對一般犯罪採取寬緩的原則；對嚴重犯罪才施以重刑。
立法活動
1、呂刑。周穆王為了革新政治，命司寇呂侯作「呂刑」。後因呂國改稱甫，所以又稱甫刑。它是西周中期很有代表性的法典，內容不可考，《尚書•呂刑》有所記載。呂刑論證了敬德於刑，以刑德教的重要性，反映了奴隸製法制的成熟狀態，是在總結商和周前期法制建設經驗基礎上的重大發展，影響深遠。
2、九刑。兩種含義，一為周朝初年制定的刑書；一為西周的刑罰，即墨、劓、剕、宮、大辟五刑加上贖、鞭、撲、流等刑罰，合起來稱九刑。
3、周公制禮。將夏、商兩代禮制加以折中損益，加上周族自己的禮制，制定了通行全國的較為全面、系統化的周禮，即所謂禮典，規范調整西周時期政治、經濟、軍事、司法、教育、婚姻、家庭等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周禮是西周時期法律規范的重要形式之一。
（三）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紛紛建立了封建性的國家，為了鞏固從奴隸主手中奪取的政權，封建地主階級採用法家思想作為他們的立法指導思想。具體內容包括以下三方面：
1．「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意思是說，取消按照血緣關系而規定的法律特權，取消按照爵位的有無和高低享有不同的待遇，除國君之外，不論是誰，只要違法犯罪，都要按法律論罪處罰。這樣，開始打破奴隸制「刑不上大夫」的壁壘。
2．「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意思是說，要制定成文法，並向百姓公布，是人人皆知法而有法可依。從而否定「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秘密法。
3．行刑，「重其輕者」。是指在定罪量刑時，加重對輕罪的刑罰。這樣，輕罪就不致產生，重罪也就無從出現了。
立法活動
1、鄭國「制刑書於鼎」。公元前536年鄭國執政子產鑒於當時社會關系得變化和舊禮制的破壞，率先制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動。這是打破奴隸主壟斷法律的一種手段，打破了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局面。
2、鄧析「竹刑」。公元前502年，鄭國大夫鄧析自行修訂鄭國的法律，書於竹簡之上，稱為「竹刑」。它雖屬私人作品，但是影響很大。鄧析後因「私造刑法」有違「國家法制」，被執政駟歂處死，但他的竹刑仍在鄭國流傳並為國家所承認，從而成為官方的法律。
3、、晉國鑄刑鼎。公元前513年，晉國趙鞅把前任執政范宣子所編刑書正式鑄於鼎之上，公之於眾。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二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動。
4、《法經》。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比較系統、比較完整的封建成文法典，在中國封建立法史上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共有6篇，《盜法》、《賊法》、《囚法》（又稱《網法》）、《捕法》、《雜法》、《具法》。其中，將《盜法》和《賊法》放於法典之首，體現了「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它是戰國時期法律改革的重要成果，也是戰國時期封建立法的典型代表和全面總結；它的體例和內容為後世封建成文法典的進一步完善奠定了重要基礎。從體例上看，它的六篇為秦漢所直接繼承，成為秦律、漢律的主要篇目，魏晉以後最終形成了以《名例》為統率，以各篇為分則的完善的法典體例。
5、商鞅變法。戰國時期一次最為重要的社會改革。，在變法過程中，將《法經》改編為秦律，史稱「改法為律」。法是指春秋中後期對法律規范的總稱，由夏商西周時期的法律「刑」發展而來。要求把法律的普遍性和必行性提到更高的位置上來，改法為律即突出強調法律規范的普遍性、穩定性、必行性，使法律觀念的又一進步，對秦朝法制統一有重要的意義。此後，中國古代的法典基本以律為名。
（四）秦朝的法律指導思想仍然採用法家的思想，主要表現為：
1．法令由一統。這一思想有兩層含義，第一層含義是全國實行統一的法律；第二層含義就是最高立法權屬於皇帝。
2．事皆決於法。秦朝專任刑罰，規定了各種法律來規范人們的行為。
3．以刑殺為威。這一思想有三層含義：第一，法網嚴密；第二，嚴刑重罰；第三，濫施刑罰。
立法活動
秦朝法律制度的許多內容直接來源於商鞅變法期間以及商鞅變法以後秦國所確立的制度。秦統一後主要是頒布各種單行的法律法令，立法活動頻繁，但沒有制定一部大而全的統一法典。
（五）漢朝的法律思想經歷了兩個發展時期，漢初到文景帝時期採用黃老的無為而治作為統治思想，到了漢武帝之後確立了封建正統的儒家法律思想。後世封建王朝基本沿襲封建正統法律思想。
1．漢初至文景時期
漢初至文景時期以黃老思想為主，並輔以法家思想為法治的指導思想。
漢初，由於秦朝的苛政和連年戰爭，社會生產遭到嚴重破壞，統治者需要有一個相對穩定的局面，使人民得以休息生養，恢復和發展生產，以鞏固剛剛建立的封建政權。這時，劉邦總結秦亡的教訓，作為借鑒。劉邦手下陸賈根據黃老思想，結合當時的社會情況，提出「道莫大於無為」。當時統治階級從皇帝到丞相無不尊崇黃老思想。文景時期尤為顯著。無為而治的思想反映在立法指導思想上就是「輕徭薄賦」、「約法省刑」。結果，出現了生產發展、人民生活改善的繁榮景象。
2．漢武帝以後
漢武帝以後是以儒家思想為主，並輔以法家思想為法制指導思想。其核心是「德主刑輔」。
漢初社會政治經濟經過七十年的恢復和發展，國家積累了大量物質財富。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製得到鞏固，但漢初分封的諸侯王室力量也逐漸強大起來，同中央發生了尖銳的矛盾。土地兼並嚴重，加上匈奴不斷入侵，最高統治者就亟需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尋求新的法制指導思想。漢武帝招賢納士，董仲舒以「春秋大一統」思想應對。他指出，要建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首先要統一思想。進而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董仲舒的儒術，是將儒家思想與陰陽家思想結合起來，使之神秘化。他指出，事件萬物都分為陰和陽，德為陽，刑為陰，德主則刑輔。這也是總結秦朝「轉任刑罰」的教訓，提倡先用德禮進行教化，教化無效再輔以刑罰。這種剛柔並濟的治國之道，是漢武帝行之有效的統治方法。這一思想對後世歷代王朝的立法影響很大，是以綱常名教為核心的封建正統法律思想的開端。
立法活動
1、「約法三章」與《九章律》。劉邦入咸陽後，宣布廢秦苛法，與關中父老「約法三章」，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漢朝建立後，高祖命蕭何參照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在《法經》的基礎上，增加《戶律》《興律》《廄律》。它是漢朝的基本法律。
2、漢律60 篇。惠帝時，叔孫通為補充《九章律》所未涉及的官秩、儀品之制，編訂《傍章律》18篇；武帝時張湯制定《越宮律》27篇，規范宮廷警衛等事項；趙禹制定《朝律》6篇，明定朝賀制度。以上四部分共60篇，漢律的框架基本形成。
（六）唐朝初年立法指導思想同當時「安民立策」的總方針政策密切相關，大體可以歸納為三點：
1．德本刑用。唐太宗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積極推行以教化為宗，刑罰為輔的政策。把「德禮」作為推行政治教化的根本，刑罰只是為保障推行「德禮」而設，二者相輔而行。
2．法令簡約。所謂簡約，就是條文簡明，使人易知。
3．寬仁慎刑。所謂寬仁就是提倡用輕刑。所謂慎刑，就是對犯罪者處刑採取慎重的態度。
立法活動
1、《武德律》。為唐高祖武德年間制定頒布，是唐朝立法的開始，以隋朝《開皇律》為基礎，沒有太多變化。
2、《貞觀律》。唐太宗命長孫無忌、房玄齡等全面修訂法律，經過11年的時間，完成並正式頒布，共12篇，500條。構築了唐律的基本框架，標志著唐代基本法典即告定型。
3、《永徽律疏》。唐高宗以《武德律》和《貞觀律》為藍本，制定頒布《永徽律》，共12篇，500條。後長孫無忌又奉命制定律疏，對律文進行逐字逐句的解釋，與律文具有同等的效力，附於律後合編一起，稱為「永徽律疏」。它總結了漢魏晉以來立法和注律的經驗，不但對主要原則和制度從歷史上尋根溯源，說明其沿革，引用儒家經典，作為律文的理論依據。《永徽律疏》在元代以後被稱為《唐律疏議》，它是現存最早最完整的封建法典，也是中國封建時代最具社會影響的代表性法典，集中體現了唐朝法律空前發達的盛況。
（七）宋代立法指導思想
宋王朝統治時期社會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部曲轉化為佃農，擺脫地主的私屬地位，躋身為國家編戶。宋初統治者為適應這一變化，總結了唐末五代「君弱臣強」導致變亂的教訓，確立中央集權的基本國策，加強對社會的全面控制和統治。
宋代統治者針對國內階級矛盾激化，農民起義不斷，確立了重懲「賊盜」的法制指導思想。主張採用重法，使用酷刑嚴厲鎮壓「賊盜」犯罪，所謂「太祖、太宗頗用重典，以繩奸慝」，就說明了這一點。
立法活動
1、《宋刑統》的制定。在內容上沿襲《唐律疏議》，但在各篇下分214們，並且律後附有唐中期以後到宋初到敕、令、格、式。
2、編敕活動。宋代自太祖制定四卷本《建隆新編敕》後，凡新帝即位或每次改元都有編敕。
3、編例活動。宋代也很重視編纂條例和斷例工作，以適應復雜多變的社會形勢。神宗變法期間首頒《熙寧法寺斷例》，南宋時期高宗頒布《紹興刑名斷例》等。北宋哲宗首頒「權宜指揮」，至南宋中期指揮已達數萬件之多，其法律地位也日趨重要。
（八）元代立法指導思想
一是「參照唐宋之制」，「附會漢法」；二是沿用本民族習慣法。
立法活動
1、《至元新格》的制定，成為元代立國後第一部成文法典匯編。
2、《風憲宏綱》與《元典章》。分別制定與元仁宗時期與元英宗時期。
3、《大元通制》。以《風憲宏綱》為基礎，修訂了元代較為完備的成文法典《大元通制》，較為全面地反映了元代法制狀況。
（九）明朝處於我國封建社會的後期，為了維持政治、經濟不遭受嚴重的破壞，君主專制統治更加強化，並發展到極端化的程序。這一時期的立法指導思想是開國皇帝朱元璋確立的，對整個明朝的立法活動都有深刻的影響。
1．重典治亂世。具體體現在重典治吏和重典治民兩方面。朱元璋認為，國家的穩定，首先取決於封建國家能否實行對於各級官吏的有效管理。他試圖通過重典治吏，來達到更好的治民、治國，強化中央集權。
2．禮刑並用。朱元璋也從歷史中意識到，一味強調鎮壓，僅靠嚴刑峻法，雖可以取得一時之效，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他主張禮法並用，將禮的預防犯罪的職能同法的鎮壓的職能有機地結合起來。既堅持嚴刑酷法，又強調德禮教化，儒法結合，禮刑並用。
3．加強法制宣傳。朱元璋將立法與法制宣傳結合起來，要求老百姓知曉法律是如何規定的，用實際案例來教育老百姓。
立法活動
1、《大明律》。《大明律》是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國初年開始編修，洪武30年完成並頒布於天下的法典，共七篇30卷，460條，一改傳統的刑律體系，更為名例、吏、戶、禮、兵、刑、工七篇格局。《大明律》是有明一代大法，也是我國封建社會後期具有代表性的法典，不僅本朝終世奉守不變，歷代也無敢輕改。
2、《明大誥》。朱元璋在修訂《大明律》的同時，為防止「法外遺奸」，親自督導編制了《大誥》四編。主要內容是為懲治臣民各種典型犯罪的案例及朱元璋發布的訓詞誡令，是明朝具有特別法性質的重刑法令匯編，充分體現了「重典治世」的思想。
3、《問刑條例》。條例是明律以外的單行法規，一般簡稱「例」。通常來自於司法審判的典型案例，司法機關根據該案例擬定條文，經皇帝批准頒布，成為可以普遍適用的法律形式。明孝宗弘治年間，刑部刪訂《問刑條例》，使之成為正式法律，還將律例合編，例為附註，稱《大明律集解附例》，影響了清朝。
（十）清初「詳譯明律，參以國制」的立法思想。
清朝統治者從關外時期起，就重視借鑒明代法制的得失，尤其到皇太極時，已從實踐中認識到吸收明代法律文化的重要性，因而形成了「參漢酌金」的立法原則。「參漢」，就是吸收明代的法制；「酌金」，則是有條件地援用女真族的習慣法。在這一原則指導下，開始將明律為代表的漢族封建法律意識與原則吸收到有關的法律、法令中。在漢官的建議下，清代法制建設將「詳譯明律，參以國制」作為基本的立法指導思想。
立法活動
1、《大清律例》。中國歷史上最後一部封建法典，是清朝較為完整、嚴密的定型大法，它與《大明律》的體系結構基本相同。
2、則例。則例是清代最重要的法律形式，分為條例、則例、事例、成例等。則例指清朝針對中央各部門的職責、辦事規程而制定的基本規則，是規范各部院政務活動、保障其正常運轉的行政規則。可以視為清政府的行政法規，自康熙朝開始制定，分為一般則例和特別則例。
Ⅱ 請提供關於明朝法律思想的資料
明朝法律思想概述
[摘要]：長期以來，在研究中國古代法制史的明代部分時候，受不真實的文獻誤導，人們把明代的司法情況說得過於黑暗，對於明朝政府的法律思想也缺乏客觀的評價。我試圖從多個方面對明朝的法律思想做一個正面的概述。
[關鍵詞]：明朝 君許可權制 非君
[正文]：
一 對君權的限制
首先來研究下明朝政體方面。明朝的政治體制非常特殊，如果我們仔細的研究可以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那就是明朝的皇帝不勤政，但是明朝的政府機構一直沒有出現混亂局面，這是什麼原因呢？明太祖廢除宰相設立內閣，建立了一種新的政府體系，就是文官政治，其實不過就是今天被那些君主立憲制國家修改使用的一種政治體制。首先，內閣是由官職比較低的文官組成，類似現在我們國務院的一個政府機構，文官體系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面使皇帝成為了一個在一定形式上面的虛位，治理國家的任務也由一個人的家天下慢慢成為了君臣共為。皇帝的權力因為內閣的存在被極大的削弱了，比如明萬曆皇帝，他想立自己想立的太子都做不到，結果只好以不上朝為名不見群臣，但是明朝的社會一直在向前發展，因為當時的中國已經形成了一個相對比較穩定的文官體系。 皇權在許多方面受到限制。這些限制來自法司、內閣、御史、給事中以及其他廷臣，甚至錦衣衛。若奏劾不納，或用刑過輕，往往出現連續奏劾，甚至「抗章極論」。[1] 我個人認為，一個國家由一個文官政府集體管理好是遠比由一個獨夫完全負責好的！
二 否定君主專制思想的出現
為什麼明朝會出現民主思想的萌芽？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封建制度漸趨衰落。早期的民主啟蒙思想也在潛滋暗長。明後期，思想家李贄，指責儒家經典並非「萬世之至論」，否定孔子是「天生聖人」。他揭露道學的虛偽。他反對歧視婦女和壓抑商人。李贄是我國反封建的思想先驅。他的思想在一定意義上反映了資本主義萌芽時代的要求，帶有民主性的色彩。對封建君主專制進行激烈批判的要數明末清初的黃宗羲，他認為君主專制是「天下之大害」，他提倡「法治」反對「人治」，反對重農抑商，提出「工商皆本」的主張。黃宗羲的思想震動了當時的學術界，對晚清民主思潮興起也有一定的影響。他與顧炎武、王夫之提出了中國比較成系統的民主思想，尤其是他說的——君為天下之大害。明末像海瑞那樣罵皇帝的屢見不鮮，萬曆時期更是蔚然成風。大家都很熟悉的海瑞海鋼鋒其人為人耿直，因為反對明嘉靖帝的政策而上書大罵嘉靖帝，但是誰知道，當時的海瑞不過是一個六品的知事，大家想想，一個六品的小官的奏章可以直接面呈皇帝，這正說明了對君主專制的普遍否定。大臣連篇累牘地指責君的過失，毫不掩飾地揭露當朝皇帝「酗酒」、「戀色」、「貪財」、「尚氣」，四毒俱全，裝生病，「藉此自掩」，「禁城之內，不樂有君，」「怨讟愁嘆，難堪入耳」，等等。官僚士大夫甚至以批逆鱗為榮，留中奏疏不下百多件。[2]
三 重懲官吏贓罪
明朝的抄家滅族，更多的是針對王公大臣官吏，貪官污吏。對王公大臣各級官員懲罰極其嚴格。官吏的經濟犯罪直接損害了封建王朝的利益，政府既怕因階級矛盾激化而被農民起義推翻，也不能容忍地主階級內部異己力量羽毛日豐威脅皇權，因此，明朝特定的政治、經濟條件決定了這個時期堅決、嚴厲地懲治貪官污吏。 對於重懲官吏贓罪的司法實踐，可以歸納為以下四點：(1)對犯贓案件深挖深查；(2)皇親國戚與公侯犯贓加重處罰；(3)懲辦與儆戒相結合；(4)藉助民眾力量懲治貪宮污吏。作者認為：明初重懲官吏贓罪收到了積極的效果。首先是吏治得到整飭，從而為明朝前期的繁榮鋪平了道路。其次，增加了國家的實力，有利於社會經濟的發展。 [3] 反觀清朝的刑罰，對於百姓的懲治則大得多。滿清律規定：凡漢人三十人以上集會者，皆以謀反罪處斬。[4]只怕沒有哪個朝代有此酷法吧。
註：
[1]尤韶華《明代司法續考》緒論 廈門大學出版社
[2]劉志琴 《重新認識末世衰變——〈晚明史論〉代序》
[3]楊一凡著《明初重典考》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4]《大清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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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唐代和明代立法指導思想是什麼
唐代的立法指導思想
1．德主刑輔，禮法並用
2．立法要寬簡
3．保持法律的穩定性
4．強調執法嚴明
明代的立法指導思想
1．重典治亂世。
2．禮刑並用。
3．加強法制宣傳。
Ⅳ 明初朱元璋的立法指導思想是怎樣的
明朝處於我國封建社會的後期，為了維持政治、經濟不遭受嚴重的破壞，君主專制統治更加強化，並發展到極端化的程序。這一時期的立法指導思想是開國皇帝朱元璋確立的，對整個明朝的立法活動都有深刻的影響。
一是重典治亂世。具體體現在重典治吏和重典治民兩方面。朱元璋認為，國家的穩定，首先取決於封建國家能否實行對於各級官吏的有效管理。他試圖通過重典治吏，來達到更好的治民、治國，強化中央集權。
二是禮刑並用。朱元璋也從歷史中意識到，一味強調鎮壓，僅靠嚴刑峻法，雖可以取得一時之效，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他主張禮法並用，將禮的預防犯罪的職能同法的鎮壓的職能有機地結合起來。既堅持嚴刑酷法，又強調德禮教化，儒法結合，禮刑並用。
三是加強法制宣傳。朱元璋將立法與法制宣傳結合起來，要求老百姓知曉法律是如何規定的，用實際案例來教育老百姓。
Ⅳ 請教明朝法律制度~~~
一、歷史概況
元朝末年，統治腐朽，經濟崩潰，黃河決口，災難連年。農民無法生存，掀起了大規模的反抗斗爭。出生佃農的朱元璋率領的一支紅巾軍，不久在江南地區迅速崛起。朱元璋是濠州人，家道極為貧寒，從小給地主放牧牛羊，歲時旱蝗大飢，父母兄弟相繼餓死，朱元璋無所依照，投奔寺廟當了雲游和尚。當元軍圍剿義軍，濫殺無辜，和尚也做不下去的時候，不得已，17歲那年，投奔郭子興的農民起義軍，他作戰勇敢，富有才幹，足智多謀,受到郭子興的器重,被召為女婿。後來，這支起義軍就由朱元璋領導。他善於用人，1368年，朱元璋以應天為京城，稱皇帝，建立明朝，朱元璋就是明太祖。在重新統一封建國家之後，採取了獎勵墾荒，減輕賦稅，加強封建法制，整頓吏制等政策，使封建經濟又呈現出暫時的復興景象。為鞏固明朝天下，明太祖把兒子分封到各地做藩王。藩王勢力日益膨脹，封在北平的燕王朱棣勢力尤其強大.明太祖死後,朱棣為爭奪帝位與建文帝發生了「靖難之役」，1402年，朱棣奪取帝位，就是明成祖，1421年，從南京遷都到北京。明朝中期以後，皇帝經常不上朝，大權由宦官掌握。統治階級內部斗爭激烈，預示著明王朝的衰敗。明朝末年，困苦不堪的百姓又遇到天災。1628年，明末農民戰爭爆發。1644年，李自成進入北京，後被清軍打敗。明朝滅亡。
二、立法思想
明代統治階級的立法指導思想，主要是掌握立法、司法、行政最高權力的皇帝和參與立法的大臣的立法觀點。當然主要是朱元璋的思想，他不僅將大權集於一身，還以他個人的思想統一全國，立法思想與他的出身相關。他崇尚法家的君主專制主義、暴力鎮壓主義，主張急功近利，不擇手段。他的法制思想其實是以法家為主，儒家為輔，以嚴刑酷法為主，德禮教化為輔，法儒結合，刑禮並用。這是中國法制思想史上的一大變化，適應了極端專制統治的需要。
1．立法因時制宜
明代的皇帝從朱元璋開始到明神宗，都主張法律要適應社會的政治經濟狀況，根據社會治安的實際需要確定刑罰的輕重。朱元璋對皇位繼承人太孫朱允炆所說「吾治亂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當輕，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即雖然他本人把刑用重典作為一時的權宜，並要求子孫們適時而變，採用輕刑，但從總體趨勢上看，隨著專制政治的日趨腐朽、社會矛盾的不斷激化，刑罰不斷加重。朱元璋認為元朝的敗亡，在於中央昏暗不明,軟弱無力,各級官員作威作福，綱紀敗壞，法紀無存。宋元以來商品貨幣經濟發展的刺激，地主豪紳盤剝兼並，貪官污吏巧取豪奪，均達到瘋狂局面，只有採用重刑，威懾臣民，才能鞏固極端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統治。
2．立法必須禮律結合
朱元璋在洪武三十年頒行《大明律》時明確指出：「朕有天下，仿古為治，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刊著為令，行之已久。」明禮和定律相結合，從而治理天下，這是朱元璋一貫思想。他的繼承者建文帝進一步宣傳崇禮赦疑，禮重於刑的思想，其用意也是禮律結合，巧妙使用。這是從歷代的經驗教訓中認識到的，獨刑罰可以壓服人，但不能使人心服，可以取一時之效，但並非長治久安之策。就是說，刑事鎮壓和德禮教化雙管齊下，缺一不可。
三、明朝的立法
1．《大明律》
是朱元璋親自主持制定的明朝正式法典。從起草、修改到頒布，共歷時三十餘年。說明朱元璋十分重視封建法制建設，他不僅把個人的意志上升為全國的法律，而且使其定型化、永久化。明太祖命令子孫代代遵守，「群臣稍議更改，即坐以變亂祖制之罪。」《大明律》於是成為明最重要的法典,也是我國封建社會後期具有代表性的律典，共三十卷，7篇，460條。後世的法律學者評議說《大明律》比唐代的《永徽律》更為復雜，又新設許多篇目，雖說條數減少，而內容體裁非常精密，很有科學的律學的楷模。後來的《大清律》也都是大部分沿襲這部更定的《大明律》，是極端專制主義統治在立法上的體現。
2．《明大誥》
朱元璋親自編輯的四篇：《大誥一篇》、《大誥續篇》、《大誥三篇》、《大誥武臣》，是由案例、峻令和朱元璋的訓斥等組成的。其中主要是有關嚴懲官民過犯的案例匯編和帶有特別法性質的重刑法令。由於《大誥》是御制聖書，故具有最高法律效力。
朱元璋還以權力為後盾，採用各種各樣的宣傳手段對大誥進行強制性的宣傳普及。他要求家家戶戶都要有《大誥》，如果有，犯笞杖徒流則減等處刑；若沒有，則加重處刑。並命令各類學校講授大誥，科舉考試考 《大誥》 ，命鄉民集會宣講大誥。結果全國上下購買大誥，講讀成風。有十九萬的宣傳隊伍。
3．編例
明朝的例又稱條例，是皇帝就某一具體案件的判決所下的詔令，因而具有較強的針對性、靈活性和最高的法律效力。例彌補常法的不足，防止法外遺奸。但總體而言，因為例是君主因人因事隨時作出的判決，它往往是君主意志隨意性的體現，因此匯編的例也不能保障法的健康發展。它不僅能補律，也能破律、代律,使律成具文,而且數量太多，導致「人不知律」。可見，統治者的意志變化，不能不破壞法的統一。
4．明會典
它是行政法規。取材於官藏檔案史冊，內容廣博，記述詳備，可稱得上明朝行政法規全書。體例上，與《唐六典》有相同之處，它採取官統其事、事歸於職的編制方法，即以官職分卷，卷下記載有關的律令、事例。但《明會典》以六部為綱，在六部中分司科，司科下標明種種條目，這是與《唐六典》不同的地方，說明它更適應了明朝絕對專制主義統治的需要。
Ⅵ 明朝法律
一、歷史概況
元朝末年，統治腐朽，經濟崩潰，黃河決口，災難連年。農民無法生存，掀起了大規模的反抗斗爭。出生佃農的朱元璋率領的一支紅巾軍，不久在江南地區迅速崛起。朱元璋是濠州人，家道極為貧寒，從小給地主放牧牛羊，歲時旱蝗大飢，父母兄弟相繼餓死，朱元璋無所依照，投奔寺廟當了雲游和尚。當元軍圍剿義軍，濫殺無辜，和尚也做不下去的時候，不得已，17歲那年，投奔郭子興的農民起義軍，他作戰勇敢，富有才幹，足智多謀,受到郭子興的器重,被召為女婿。後來，這支起義軍就由朱元璋領導。他善於用人，1368年，朱元璋以應天為京城，稱皇帝，建立明朝，朱元璋就是明太祖。在重新統一封建國家之後，採取了獎勵墾荒，減輕賦稅，加強封建法制，整頓吏制等政策，使封建經濟又呈現出暫時的復興景象。為鞏固明朝天下，明太祖把兒子分封到各地做藩王。藩王勢力日益膨脹，封在北平的燕王朱棣勢力尤其強大.明太祖死後,朱棣為爭奪帝位與建文帝發生了「靖難之役」，1402年，朱棣奪取帝位，就是明成祖，1421年，從南京遷都到北京。明朝中期以後，皇帝經常不上朝，大權由宦官掌握。統治階級內部斗爭激烈，預示著明王朝的衰敗。明朝末年，困苦不堪的百姓又遇到天災。1628年，明末農民戰爭爆發。1644年，李自成進入北京，後被清軍打敗。明朝滅亡。
二、立法思想
明代統治階級的立法指導思想，主要是掌握立法、司法、行政最高權力的皇帝和參與立法的大臣的立法觀點。當然主要是朱元璋的思想，他不僅將大權集於一身，還以他個人的思想統一全國，立法思想與他的出身相關。他崇尚法家的君主專制主義、暴力鎮壓主義，主張急功近利，不擇手段。他的法制思想其實是以法家為主，儒家為輔，以嚴刑酷法為主，德禮教化為輔，法儒結合，刑禮並用。這是中國法制思想史上的一大變化，適應了極端專制統治的需要。
1．立法因時制宜
明代的皇帝從朱元璋開始到明神宗，都主張法律要適應社會的政治經濟狀況，根據社會治安的實際需要確定刑罰的輕重。朱元璋對皇位繼承人太孫朱允炆所說「吾治亂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當輕，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即雖然他本人把刑用重典作為一時的權宜，並要求子孫們適時而變，採用輕刑，但從總體趨勢上看，隨著專制政治的日趨腐朽、社會矛盾的不斷激化，刑罰不斷加重。朱元璋認為元朝的敗亡，在於中央昏暗不明,軟弱無力,各級官員作威作福，綱紀敗壞，法紀無存。宋元以來商品貨幣經濟發展的刺激，地主豪紳盤剝兼並，貪官污吏巧取豪奪，均達到瘋狂局面，只有採用重刑，威懾臣民，才能鞏固極端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統治。
2．立法必須禮律結合
朱元璋在洪武三十年頒行《大明律》時明確指出：「朕有天下，仿古為治，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刊著為令，行之已久。」明禮和定律相結合，從而治理天下，這是朱元璋一貫思想。他的繼承者建文帝進一步宣傳崇禮赦疑，禮重於刑的思想，其用意也是禮律結合，巧妙使用。這是從歷代的經驗教訓中認識到的，獨刑罰可以壓服人，但不能使人心服，可以取一時之效，但並非長治久安之策。就是說，刑事鎮壓和德禮教化雙管齊下，缺一不可。
三、明朝的立法
1．《大明律》
是朱元璋親自主持制定的明朝正式法典。從起草、修改到頒布，共歷時三十餘年。說明朱元璋十分重視封建法制建設，他不僅把個人的意志上升為全國的法律，而且使其定型化、永久化。明太祖命令子孫代代遵守，「群臣稍議更改，即坐以變亂祖制之罪。」《大明律》於是成為明最重要的法典,也是我國封建社會後期具有代表性的律典，共三十卷，7篇，460條。後世的法律學者評議說《大明律》比唐代的《永徽律》更為復雜，又新設許多篇目，雖說條數減少，而內容體裁非常精密，很有科學的律學的楷模。後來的《大清律》也都是大部分沿襲這部更定的《大明律》，是極端專制主義統治在立法上的體現。
2．《明大誥》
朱元璋親自編輯的四篇：《大誥一篇》、《大誥續篇》、《大誥三篇》、《大誥武臣》，是由案例、峻令和朱元璋的訓斥等組成的。其中主要是有關嚴懲官民過犯的案例匯編和帶有特別法性質的重刑法令。由於《大誥》是御制聖書，故具有最高法律效力。
朱元璋還以權力為後盾，採用各種各樣的宣傳手段對大誥進行強制性的宣傳普及。他要求家家戶戶都要有《大誥》，如果有，犯笞杖徒流則減等處刑；若沒有，則加重處刑。並命令各類學校講授大誥，科舉考試考 《大誥》 ，命鄉民集會宣講大誥。結果全國上下購買大誥，講讀成風。有十九萬的宣傳隊伍。
3．編例
明朝的例又稱條例，是皇帝就某一具體案件的判決所下的詔令，因而具有較強的針對性、靈活性和最高的法律效力。例彌補常法的不足，防止法外遺奸。但總體而言，因為例是君主因人因事隨時作出的判決，它往往是君主意志隨意性的體現，因此匯編的例也不能保障法的健康發展。它不僅能補律，也能破律、代律,使律成具文,而且數量太多，導致「人不知律」。可見，統治者的意志變化，不能不破壞法的統一。
4．明會典
它是行政法規。取材於官藏檔案史冊，內容廣博，記述詳備，可稱得上明朝行政法規全書。體例上，與《唐六典》有相同之處，它採取官統其事、事歸於職的編制方法，即以官職分卷，卷下記載有關的律令、事例。但《明會典》以六部為綱，在六部中分司科，司科下標明種種條目，這是與《唐六典》不同的地方，說明它更適應了明朝絕對專制主義統治的需要。
Ⅶ 明初朱元璋的立法指導思想
明太祖朱元璋（1328年10月21日－1398年6月24日）是明朝的開國皇帝，也是繼漢高祖劉邦以來第二位平民出身的君主。
在位期間廷杖大臣、廢相、設錦衣衛、大殺功臣（也包含懲治貪贓枉法的元勛）等諸多辣腕功過難斷，也立下了明朝君王極權及高壓統治的典型。
朱元璋一直以來都是一個極大爭議的人物，可說是位賢君，也可稱暴君。持正面評價者通常都是從其大力打擊貪污，恢復經濟著眼，歷史記載朱元璋是少見勤政的皇帝；而持負面評價者則多從其高壓統治著眼，如殺戮功臣、文字獄及廷杖。洪武六年，朱元璋鑒於開國元勛多倚功犯法，虐暴鄉閭，特命工部製造鐵榜，鑄上申戒公侯的條令，類似戰國時代的「鑄刑鼎」，已經隱約透露了日後屠戮的信號。後來的胡惟庸案實際上成為朱元璋整肅功臣的借口。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李善長的家奴盧仲謙告發李善長與胡惟庸往來勾結，以「狐疑觀望懷兩端，大逆不道」見誅，接續又誅殺陸仲亨與唐勝宗、費聚、趙雄三名侯爵，株連被殺的功臣及其家屬共計達三萬餘人，連「浙東四先生」亦不能免。朱元璋還特地頒布《昭示奸黨錄》。洪武二十六年，錦衣衛指揮蔣獻誣告藍玉謀反，牽連到十三侯、二伯，連坐族誅達一萬五千人，把打天下的將領幾乎一網打盡，此時又頒布《逆臣錄》，詔示一公、十三侯、二伯。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朱元璋殺江夏侯周德興，以及殺穎國公傅友德，與他同時被殺的還有藍玉的副將，在捕魚兒海戰役中立功的定遠侯王弼，藍玉死後不久，定遠侯王弼就對傅友德說：「帝晚歲峻誅殺，我輩幾無噍類矣」，朱元璋知悉後，賜死王弼。1395年開國六公爵最後一位僅存者馮勝被殺。至此，明朝的開國功臣幾乎被殺盡，開國六公爵除了鄧愈外，可以說無一善終。這時朱元璋說：「自今胡黨藍黨概赦不問。」朱元璋晚年嗜殺，大臣們祇要觀察皇帝當日臨朝的穿戴，即悉皇帝心情好不好，「太祖視朝，若舉帶當胸，則是日誅夷蓋寡，若按而下之，則傾朝無人色矣。」[4]
總括而言，朱元璋誅殺功臣是鐵的事實，這也造成靖難之役時，能勤王衛主的老臣已經不多見，僅存者只剩下武定侯郭英、長興侯耿炳文等人。曾經向朱元璋建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朱升，洪武三年告老還鄉，特地向皇帝請求賞賜「免死券」，但他的兒子朱同最後被賜自縊。清代學者趙翼說朱元璋：「借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盡舉取天下之人而盡殺之，其殘忍實千古所未有。」
除大誅功臣外，朱元璋也殺文人，吳晗《朱元璋傳》中開列了被殺文人的名單：「處州教授蘇伯衡以表箋論死；太常卿張羽坐事投江死（注，不是他跳江自殺，而是綁起來扔到長江里）；河南左布政使徐賁下獄死；蘇州經歷孫右；曾為藍玉題畫，泰安州知州王蒙嘗謁胡惟庸，在胡家看畫，王行曾作過藍玉家館客，都以黨案被殺；郭奎曾參朱文正軍事，文正被殺，奎也論死；王彝坐魏觀案死；同修《元史》的山東副使張夢兼、博野知縣傅恕、福建僉事謝肅都坐事死，曾在何真幕府的趙介，死在被逮途中，曾在張士誠處作客，打算投奔擴廓帖木兒的戴良，畏罪自殺。不死的，如曾修《元史》的張宣，謫徙濠州；楊基罰作苦工；烏斯道謫役定遠；顧德輝父子在張士誠亡後，並徙濠梁，都算是十分僥幸的了。」
明太祖雖標榜復古，但他大多數制度是從蒙古學的，廷杖與責打臣下是從蒙古學的，法制是從蒙古學的，違反了「刑不上大夫」的古訓。另外，他與蒙古人一樣，為了動員全社會，他十分重視戶口普查，每個人有固定的義務，每個大臣首先是家臣，然後才是大臣。人民分為軍戶、匠戶、民戶，不許隨便轉換工作，這是從成吉思汗的十戶制學的。從前大臣上朝是不用跪對的，明朝則要，因此明朝君主是絕對專制的。
Ⅷ 明朝法律的特點
朱元璋面對明初復抄雜的政治形勢，襲繼承了「刑亂國用重典」的思想主張嚴刑重典，但仍以禮導民，舉起了明刑弼教的旗幟。就刑罰輕重而言，明初法律呈現出輕重相濟、區別對待的辯證色彩；在具體的法律條文上，朱元璋力求簡核易曉，而實際上內容卻很繁密，這就是明初法律的基本特徵。之所以會形成這樣的特徵。我認為：一是基於元朝滅亡的反思和明初復雜政治形勢的挑戰。二是法家的重刑思想和儒家的禮治思想的有機結合；三是朱元璋的經歷和性格直接影響著明代法律特色的形成。朱元璋的法律思想有糟粕，也有精華。如何借鑒明初法律的得失，為我國改革開放後提出的以德治國和依法治國服務，迫切需要我們不斷地探索。
Ⅸ 明初重典治國的立法思想是如何形成的
明朝初年的統治者之所以會比以往歷朝歷代都更為堅定地選擇重刑主義作為國家立法和司法的指導思想，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朱元璋個人的特殊經歷和背景。
朱元璋出生在安徽鳳陽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17歲削發為僧，乞食與合肥、六安、壽縣一帶，後來又棄僧還俗加入紅巾軍隊伍，由九夫長、低級軍官，到都元帥、封望，終即帝位。朱元璋早年流浪於民間可謂是顛沛流離、備嘗辛酸，並且也經歷了元朝末年農民起義的風雨洗禮，所以他對元末吏治腐敗的可憎場景以及人民反抗的驚人力量都有著刻骨銘心的記憶。他說：「昔在民間時，見州縣官多不恤民，往往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間疾苦視之漠然，心實怒之。故今嚴法禁，但遇官吏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⑤]因此，朱元璋的重典治國首先就是重典治吏，「太祖開國之初，懲元季貪冒，重繩贓吏。」[⑥]
其次是明初統治者對元朝法制教訓的汲取和總結。
經學者考證，除了個別條款（如民間私藏兵器等）元律重於明律和有關政治性「賊盜」、「殺人」的條款元明相同之外，元朝法律的幾乎所有條款都比明律的量刑要輕。元律中一些關於禮教、職制方面的刑法則輕到了甚至是違法不罰的程度[⑦]。所以《元史·刑法志》說：「元之刑法，其得在仁厚，其失在乎緩弛而不知儉也。」因此，朱元璋就認為「姑息」是世亂的根源，他說：「歷代多因姑息，以致於人惑侮」，「胡元以寬而失，朕收平中國，非猛不可。」
最後，是明初社會現實的狀況使然。
明王朝建立伊始，經濟蕭條、民生維艱，而且「民狃元習為私滅公、暴戾日滋」，各種社會矛盾十分尖銳，政局動盪不安，這些都被日夜為社稷安危擔憂、急於求治的朱元璋看作是「亂世」的表現。因此，為解決農民與地主、舊地主與新地主以及新地主集團內部的種種矛盾，朱元璋認為有必要實施自古以來「刑亂國，用重典」的策略。
Ⅹ 明朝立法思想明刑弼教是什麼意思
明，彰明、彰顯，弼，輔助、輔弼。 彰明刑罰，輔以禮教。 歷代封建統治者都知道，治國安民有兩個武器：一是刑罰懲處的儆戒作用，一是禮教的教化作用。這再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不同的只是，在不同朝代，階級斗爭激烈尖銳程度有所不同，統治者運用這兩手的孰先孰後孰輕孰重就有所區別。 比如，漢唐盛世，社會穩定，在立法指導原由上就主張寬刑輕典，所謂「德主刑輔」（以首先教化為主，刑罰懲治為輔）、「德體刑用」（以首先教化為本體，刑罰懲處為其服務）、「明德慎罰」，就是寬刑輕典的立法原則。 明代朱元璋在元朝的滅亡中吸取了教訓，強調「刑亂國用重典，重典治吏」，重農抑商，打擊豪閥和為富不仁者，在法制史上留下了嚴刑峻法的濃重的一筆。後世學者總結明代「重刑罰，輕教化」的立法思想，提出了「明刑弼教」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