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和法德
Ⅰ 法治和德治的區別和聯系
「法治」與「德治」是一個國家長治久安的不可偏廢的兩種途徑，而兩者的理性統一實際上要求建立一種憲政秩序。作為法治的最高形式，憲政不但為法治提供了道德源泉，而且也為實現德治提供了法治的保障。
一、法治離不開德治
自改革開放以來，全國上下已普遍認識到法治的必要性與重要性。盡管由於種種原因，中國目前的法治現狀還不盡如人意，但法治對於發展市場經濟和維護社會安定的重要作用，已經成為社會的共識。有學者甚至論證，市場經濟和「法治經濟」是完全等同的兩個范疇。 事實上，對法治重要性的認識和法治在中國的相對落後狀態形成了鮮明的反差，而正是這種反差促使了「依法治國」與「法治國家」的理念成為憲法規范。在中國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改革實踐中，法治理念的提出無疑是一次歷史性的進步，其意義無庸本文贅述。
然而，在強調法治重要性的同時，也產生了一種「法治萬能主義」，並導致對法治的盲目崇拜。在學術界，法治概念的范圍也因未受到准確的界定而具有無限擴大的傾向。「法治」成為一種包羅萬象、十全十美的抽象理念，一種超越民族傳統和國情的追求目標，一種包醫中國百病的萬靈葯。對於這種傾向，法學界已有學者提出了批評。
筆者認為，法治概念雖然重要，但也具有其內在的局限性。 畢竟，法治既不是萬能的，也不是完備的。有兩大類理由表明，法治離不開德治。法治不但在概念上取決於一個民族對於道德規范的認同與選擇，而且一旦離開了德治就不可能實現。
1．法治的道德基礎
首先，法治概念的內涵必須以適當的道德理論為基礎。法治的首要問題是：究竟依什麼「法」治國？筆者認為，「法治」概念本身並不能完全回答這個問題。在現代法治國家中，「依法治國」顯然是一個重要目標。但如果沒有其它條件的補充與約束，法治往往是空洞的，甚至並不見得能實現良好的社會目標。設想如果沒有健全的民主程序，一部法律並不能代表社會的普遍利益；它可能成為少數人利用並駕馭社會的工具，並在實施過程中理所當然地受到各種抗拒和阻礙。這在古今中外並不少見，戰國和秦朝中央集權時期的法家所崇尚的「嚴刑峻法」就是一個例子。強求實現這樣的「法治」，顯然不能達到一種社會的理想狀態。由此可見，我們崇尚法治的前提是存在一種基於民主之上的合理決策機制；「法治」的「法」應該是符合民意的「良法」，而不是以犧牲公共利益為前提的維護社會少數人利益的「惡法」。 然而，「法治」並不是「民主」的同義詞，且在狹義上似乎也不必然要求「良法」的統治。 至少，強調依「法」治國本身並不能提供鑒別「良法」與「惡法」的標准。後者是一項道德選擇，超越了純粹「法」的范圍。對此，聯邦德國的《基本法》很能說明問題：德國的基本國體有4個特徵：民主、社會、法治、聯邦，而「法治」僅是其中的一個特徵。 這本身就說明了法治並不是一個完備的理念。如果沒有道德目標的指引以及民主政治程序的保障，法治的實現未必能帶來良好的社會效果。
事實上，法律具有內在的規范性（normativity）。我們所關心的法律並不只是一種客觀描述的事實，而且還必然帶有人作為主體的價值判斷。我們不僅關心法律在過去、現狀與未來「是什麼」，而且更關心法律「應該是什麼」。根據所謂的「休謨定律」， 規范性和實證性是在邏輯上不可相互約化的兩種特性。為什麼違約者必須賠償對方的預期利益之損失（expectation interest）？或犯罪嫌疑人在被法院定罪前應被假定無罪（事實上我們僅在不久之前才如此認為）？或被告行政機關應該對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承擔舉證責任？無論如何詳盡的法律規定都不能回答這些問題；這些問題屬於一個完全不同的層面，因而要求不同性質的答案：如「只有這樣才能使契約雙方達到資源配置最佳狀態」，或「這樣做雖然可能會錯誤地放過一些壞人，但能保證更多的好人不受冤枉」，或「盡管這樣會給行政機關帶來一些成本，但它有助於保障公民的合法權益」。我們在此假定以上的每一項陳述本身都是值得（因此「應該」）追求的「好事」（如「這個社會應該達到一種資源配置的最佳狀態」）——或者因為它們本身被認為是「好」的，或者是別的什麼值得追求的事情為它們提供了理由。這種規范性的推理最終形成了一種「等級秩序」（hierarchical order），其中更高（或基本）的規范為其它較為次要的規范提供了理由。 在這個秩序等級的頂端是一個或一些最高規范——如聯邦德國《基本法》中的「人格尊嚴」（human dignity）不可侵犯，它們決定而不取決於其它所有規范。在這個理性的等級秩序中，究竟選擇什麼作為最高的法律規范，乃是法治本身所不能確定的。它屬於在法治的實現之前就必須作出的基本道德選擇。
2．法治的實現
更重要的是，法治要求法律不僅僅是寫在紙上的，而且在現實生活中能獲得充分實施，而法治的實現也同樣依賴德治。事實上，這一命題是可以用現代社會科學理論嚴格論證的。對法律的服從只能通過兩種途徑——自願的或強制的，並可以利用兩種資源——理性的或非理性的（尤其是道德理念）。 根據理性選擇理論，對法律的自願服從要求遵守法律的行為符合每個人的理性利益。以下簡要論證，法治的實現不可能純粹通過強制懲罰以及對它的畏懼，而對法律的自願服從又不可能純粹通過個人在狹隘意義上的理性選擇自動實現，因而必須藉助於社會的道德資源。
法治當然意味著遵循規則，因而有必要先從實用主義的角度來考察一下規則的性質與意義。幾乎沒有例外，規則所要求的是一種社會認為必要的合作行為（例如不盜竊鄰居的財物），而對於任何具有重要意義的規則而言，參與合作都意味著遵守規則的個人必須舍棄至少是眼前的切身利益；否則，這種規則幾乎註定是沒有意義的——如果一件事情對每個人都有利（例如在不損害他人的前提下跑步、喝水或呼吸空氣），那還有什麼必要硬行規定（例如禁止不喝水或不跑步）？因此，有意義的規則必定意味著，服從規則本身至少對某些人而言具有代價；個人必須作出某些犧牲（例如不隨地吐痰就「犧牲」了至少某些人的方便），以換取他人對規則的遵守。但沒有強制措施或其它影響個人利益的實施方式，這就成了一個典型的「囚犯困境」（Prisoner』s Dillemma）問題：既然他人都遵循規則，那麼自己不遵循規則並不會導致合作狀態的破壞（例如只有一人隨地吐痰並不足以污染環境）；而如果他人都不遵循規則，那麼自己遵循規則並不能防止合作狀態的破壞（只有一人不隨地吐痰並不足以保護環境）。因此，「囚犯困境」的結果必然是所有人都不會加入合作，因為遵循規則將使他付出一筆不必要的代價。從理性選擇的角度來看，人類不可能純粹基於理性利益的計算而自動實現必要的合作；任何重要規則只能通過其它方式——如道德約束或暴力懲罰——才能獲得實施。
如果規則不可能純粹通過理性計算而自動實施，那麼它是否可能通過國家運用暴力懲罰而強制實施？這時，國家通過有選擇地對不合作行為加以制裁，從而改變博弈的收益結構，使這類被定義為「違法」的行為與合作（守法）行為相比無利可圖。但可以論證，法律的實施僅依靠對懲罰的恐懼是不夠的，它還依靠人們對法律的一種尊重與自願服從。如果沒有一套良好道德的調控，如果人們遵循法律只是出於對自身利益的考慮，那麼「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狀態是不可能達到的，除非在古典法家學派所設想的極端專制集權國家，其中國家維持著一支龐大且權力無限的警察隊伍，而公民則沒有任何保護自己的權利——包括基本的隱私權。且即使在這種國家裡，依法監督不僅成本巨大，而且也幾乎不可能實現，因為在這種社會中到處面臨著執法者與監督者本人違法的危險，而不論國家的最高統治者本身具有如何良好的意願或理性利益維持法治，他們都沒有能力禁止其龐大的官僚下屬機構違法亂紀。 因此，「徒法不足以自行」。 孟子的這一經典論斷，無疑是歷代儒家攻擊法家的法治萬能主義傾向的有力論據。
我們只剩下一種選擇：法治國家的實現需要公民對法律的尊重與自願服從， 而後者又離不開一種道德文化的支持。法治本身就預先設定了道德約束力的有效運作，因為不符合道德規則——因而不為大多數人所接受——的「法」是不可能在現實生活中獲得有效實施的（俗曰「法不責眾」）；沒有德治，法治也就成為不可實現的幻想。
事實上，這一點也充分被法治國家的經驗所證明。美國通常被認為是一個法治國家，而美國法治的中心樞紐在於法院的司法保障。但有什麼機制保障法官們自己依法判案？有什麼制度能有效保證監督者自己受到監督？這是一個美國朝野不斷爭論的問題。結論——如果存在的話——似乎是無論監督機制如何完善，最終都離不開法官本身的職業素質與社會道德感。有意思的是，在美國這個崇尚法治與個人自由的社會，對法官甚至政界要人的道德素質卻有相當高的要求。前總統柯林頓因在職期間行為不檢點而險些遭到彈劾，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 在最近的「合眾國訴微軟案」， 一審法官因在審理期間接受媒體暗訪而違反了《聯邦法官行為准則》的規定，因而在上訴時被部分取消資格。這些例子都表明，「德治」在法治國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沒有政府本身的「德治」，很難說像美國這樣的國家是否還能維持目前的法治。
二、德治離不開法治
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自古以來，德治一直是中國的治國理想，甚至在境界上被認為超過了法治。 或許是由於中國歷史上法治不完善，中華文明的延續和儒家所提倡的「德治」是分不開的。以上的討論說明，法治國家的建立離不開德治。德治和法治之間具有不可分割的聯系。在某種意義上，「法律就是成文化的道德。」 事實上，法治理念本身就是一種道德訴求。與此同時，片面地強調德治會造成中國傳統中的泛道德主義，且如果道德目標定得太高而得不到實現，那麼所謂「德治」也就成了空談甚至虛偽。因此，德治也面臨著幾個和法治類似的根本問題。可以論證，德治的實現同樣離不開法治。
1．德治的內涵
首先，德治也存在著以什麼樣的「德」治國的問題，而這是一個「德治」本身所不能回答的問題。一個顯著的問題是，現代社會是一個講求平等的民主社會。只有當德治帶上法治意義上的平等，它才能為現代民主社會所接受。但傳統的「德治」（尤其是「禮」所體現的道德規則）是以家長制的封建社會為背景，因而具有現代民主社會所不可接受的不平等傾向。這種傾向即使在儒家的經典名著中也體現得十分明顯。在孔子與孟子的倫理世界裡，一直存在著君臣、父子、男女、「君子」與「小人」、「勞心者」與「勞力者」等社會或道德分別， 不同社會與道德地位的人群被認為應適用不同的教育、習俗甚至法律。這種不平等傾向在歷代受到包括法家在內的其它學派的抨擊，並在五四運動時期理所當然地受到了激烈批判。值得強調的是，法治要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而提供了傳統「德治」所不具備而現代社會又不可缺少的平等原則。
其次，片面依賴德治將損害法治，並最後損害德治本身。這是傳統德治中的一項根本缺陷，其首要原因還是在於它對人類行為所作的不平等的二分法假定。在儒家思想家的眼中，有的人是「君子」，有的人是「小人」；「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他們假設，用胸懷大義的「君子」去統治社會，自然就達到了天下太平的境界；而賦予那些自私自利的「小人」們以統治自己的權利，則似乎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儒家在這里忽略了一個基本社會事實：即人類在本性上是共同的；在某種意義上，每個人都是「君子」，也都是「小人」，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事實是，每個人都關心（其實也應該關心）自己的利益，即使是道德高尚的「君子」也不例外，並有可能在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發生沖突的時候濫用自己所掌握的公共權力。正如美國憲政思想家麥迪遜（James Madison）在《聯邦黨文集》第51篇指出：「假如人都是神，那麼政府就沒有必要存在了；如果能夠以神來統治人，那麼無論外部或內部的政府制約也就沒必要存在了。要形成一個以人管理人的政府，其最大的困難在於，你首先必須使政府能夠控制被統治者；其次必須迫使政府控制自己。」 正是因為沒有人是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也不可能藉助從不會犯錯誤的「神」來統治人，所以人類才需要政府並同時對政府進行制約。剝奪平民百姓保護自己的權利，實際上是使得官員的權力失去外部制衡，從而變相鼓勵他們濫用權力，並使公共利益的實現完全取決於當權者的個人意願。當然，道德自律對於約束權力發揮一定的作用。然而經驗告訴我們，僅僅依靠自律並不能有效控制權力的濫用。純粹依靠德治必將使德治成為一句空話，並最終重蹈人治的覆轍。
2．德治的實現
另一方面，即使德治的理念可以為社會普遍接受，它也未必能獲得有效的施行。正如孟子本人指出，「徒善不足以為政」。 傳統的「德治」強調用道德力量去正面感化人的心靈，通過說服教育促使人自覺遵循社會的道德規范。但現實生活的經驗表明，治理國家不可能完全依靠道德教育；在必要的時候，社會必須對嚴重損害他人利益的行為進行法律制裁。過分依賴道德說教，又勢必導致中國文化傳統所熟悉的泛道德主義，從而抑制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在現代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泛道德主義尤其不可行，因為市場經濟強調個人在法律允許范圍內自由追求幸福的權利，而不主張對個人施加任意的道德約束來抑制追求合法利益的慾望；即便可行，這類禁慾主義規則的實施也將給社會帶來消極後果，因為每一項道德規則的實施都需要花費一定的社會資源，因而產生不必要的社會成本。因此，如果給社會施加了過分沉重的負擔，那麼道德規則本身就是不合理的，而且也很難獲得實施。
更重要的是，德治的實現最終還是要依靠法治。事實上，這一點也是可以較為嚴格地論證的。「德治」不是停留在理論上的空談。就和法律一樣，一項道德規則只有在實際生活中有效實施才能贏得人們的尊敬與服從；就和不能實施的法律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法」一樣，不能實施的道德規則也不能算做「德」的一部分。歷史證明，社會道德規則經常是由政府維持甚至制訂的，而只有政府官員自己遵守道德規則，規則才會受到社會的普遍尊重。德治固然要求社會的全體成員都遵守道德，但關鍵在於政府官員首先要遵從基本的道德規范；否則，「上行下效」，社會就很快會陷入人人不講道德的「囚犯困境」。但既然人的本性「主要是自私的」（休謨語），要純粹依靠自律來實現德治是不現實的。在基本的道德規則受到侵犯時，只是靠社會輿論的譴責是不夠的。處於強勢地位的政府官員尤其具有理性利益，利用手中的權力去換取其它形式的社會資源（例如「權錢交易」），並壓制他人的揭露與批評。因此，要維護德治，就必然要求社會具有某種外在機制去控制政府行為，而最有效的機制就是讓社會的全體成員都能夠通過法律途徑保護自己的合法利益不受官員的無理侵犯。
固然，官員與官員之間的制衡也是重要的——無論是中國古代的「御史」，還是現代西方的「三權分立」，都反映了這個道理。然而，沒有全社會參與的制衡，德治最終被證明是脆弱的；中國古今的種種冤假錯案，正是說明了政治權力未能受到充分的社會監督。在現代社會，社會監督主要通過兩種方式：代議制民主政治與普通公民可以參與的司法程序。民主政治通過選舉保證符合公共利益的人選進入政府，並迫使官員適當行使公共權力，否則將在以後的選舉中使其面臨落選的風險；司法控制則保證官員嚴格按照法律的文字與精神行動，從而防止他們侵犯公民的合法權利。由此可見，德治的實現必然依靠建立在法治基礎上的他律。只有依靠民主與法治——尤其是行政法治，才能在維持社會道德的同時又不帶來人治與專制的任意性。
總之，要克服傳統德治中的弊病，就必須消除二分法的行為假定，同時代之以平等適用於社會中所有人的道德規范。畢竟，人的本性中不可避免地具有自私的一面；只要不損害他人的利益，人對自身利益的追求就應該受到法律的正當保護。在這個意義上，每個人都是平等的，都和社會中其他人具有同樣的權利，也都受制於同樣的法律義務。只有形成一套平等的「游戲規則」，使政府行為受到公民通過法律與政治程序的控制，社會才能進入真正的「德治」；否則，「德治」只能是依賴統治者良好意願的人治。
Ⅱ 法治與德治的相互關系
親愛的樓來主：
正 法治與德治源的關系是相輔相成、辯證統一的關系,集中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法治與德治是相互聯系的,法治與德治雖然范疇、內涵不同,但二者是緊密聯系、辯證統一的。首先,從法治與德治的性質和地位看,二者都屬於人類文明這個總范疇。法治屬於政治建設、政治文明;德治屬於思想建設、精神文明。二者雖然有別,但在根本性質上,在更高層面上是統一的,即都屬於人類文明。其次,從法治和德治的功能看,二者都對社會成員行為起規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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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法治和德治的關系
法治與德治：相輔相成 相互促進 法律和道德的作用不同 法律和道德都是社會上層建築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規范人們行為的重要手段，但二者又有各自不同的特點和作用。 法律體現著統治階級的意志，體現著國家對其成員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領域的行為的要求，體現著維護社會穩定、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保障國家安全的要求。國家靠法院、警察機關等帶有強制性的國家機器來保證法律的實施。強調用法律制度來治理國家，用強制的手段來約束人們的行為，是「法治」的主要內涵。從維護社會的秩序、保障社會的穩定來說，法律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改革開放以來，為了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我們十分重視運用法律的手段來規范人們的行為，並把依法治國確立為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因為，沒有完備的法律體系，就不可能保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順利發展。 盡管道德也是上層建築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它和法律不同，道德的實施不是依靠強制性手段，而是通過道德教育的手段，以其說服力和勸導力來影響和提高社會成員的道德覺悟，使人們自覺地遵守這些行為規范。道德訴諸人們的「良心」，訴諸人們內心的「道德信念」。所謂「說服力」，主要是指通過啟迪人們的道德覺悟、激勵人們的道德情感、強化人們的道德意志、增強人們的榮辱觀念，培養和形成古人所說的「羞恥之心」，從而使人們在內心深處形成道德行為的內在動因，培養和形成人的道德行為的最重要的基礎和前提。所謂「勸導力」，就是指通過形成廣泛的道德輿論，培育良好的道德環境，增強人們的道德責任感，使人們認識到，如果一個人不能履行自己應盡的道德義務或者違反了社會的道德要求，就必定要受到輿論的譴責和公眾的批評，甚至招致事業的挫折和失敗。社會輿論的力量是無形的，卻是不可忽視的。強大的社會輿論，能夠對社會的一些重大問題發生重要影響。它能夠在潛移默化中，改變人的性情和氣質，改變社會的風氣，形成某種道德的氛圍。這種社會輿論，一旦同內心信念相結合，就能發揮更大的作用。 總之，從維護和保障社會的穩定來說，法律和道德有著同樣重要的作用。它們相互聯系、相互補充。 正確對待中國古代的「德治」思想 在中國歷史上，法治和德治一直是治理國家的兩種根本手段，如同車之兩輪、鳥之雙翼，對調整社會關系、維護社會秩序發揮了重要作用。 「德治」思想，是中國古代儒家政治思想和倫理思想的一項重要內容。我們必須正確對待古代儒家的「德治」思想，既汲取它的合理的、正確的方面，又拋棄其不適應現代社會要求的錯誤的內容。
Ⅳ 法治與德治的關系是什麼
堅持法治和德治相結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一大優勢。立足當前、面向未來，要把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實行好，最關鍵的就要堅持走法治道路，發揮好這條道路的鮮明特色和突出優勢。這就要求更好地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切實推進以德治為基礎的法治建設、以法治為保障的德治建設。
堅持法治和德治相結合，也是現實的迫切要求。當前我國改革發展進入關鍵階段，要應對前所未有的矛盾風險挑戰，從根本上必須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應當清醒看到，我國法治建設還存在許多不適應、不符合的問題，要解決好這些問題單就法治論法治是不夠的，必須著眼全局、系統謀劃。
(4)法治和法德擴展閱讀：
注意事項：
法律運作必須遵循效益最大化的原則，即以最小的成本費用獲取最大的收益，現代西方制度學派的興起，經濟分析法學的產生，效益被導入法律，形成了以效益為基點的法律分析。
道德感是存在於每個人心中的，對不道德行為的譴責是不花成本的，無須成本維持。收益大於成本，則表明該行為有效益，這種行為就會得到強化。反之，則無效益，這種行為就會被弱化，甚至消失而出現不道德行為。
Ⅳ 法制與德制辯證關系
黨的十六大提出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治國方略，並將這一治國方略載入了憲法，緊接著，又提出了法治和德治雙管齊下的治國理念，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依法治國的科學理論。那麼，法治和德治是什麼樣的關系呢？我們只有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去深刻理解法治和德治的內在聯系，才能充分認識法治和德治相結合的治國理念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才能真正發揮其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進程中的重大作用。
第一，法治和德治具有同一性。社會主義的「法」和「德」都是人們共同生活行為准則、規范。他們所反映的都是社會正義，這個正義就是現代社會人們所追求的共同價值目標，盡管德所強調的是實質正義，即內容和目的，法所強調的是形式正義，即形式和手段，但追求的目標是一致的。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雖然人們還不能說法和德完全一致，但在價值追求上則日益趨向重合、一致，至少從宏觀上或原則上講，他們不存在根本性的沖突與矛盾。
在人類社會里，人們在長期共同生產、生活中逐漸形成的普遍心理所共同認同的准則、規范，這種准則、規范在被國家權力認可前是德的范疇，而一旦被國家權利認可，就成了法的范疇。所以區分法與德的重要標准，就是看這個准則、規范是否被國家賦予強制人們遵守的效力。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和進步，人們的行為准則、規范將越來越多地賦予國家意志。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制度最大限度地體現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所以社會主義法律所確認保護的也是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道德准則、規范。我們黨提出的「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治國方略，實質也體現了德治的方向。
第二，德治和法治具有互補性。我們應該清楚，任何統治階級治理國家的根本手段是」法治「，而法治的前題是立法。任何國家不管立法如何快速，甚至於「超前 」，依然趕不上飛速發展的社會形勢，也就是說任何時期的法律法規都不可能完全規范一定時期人們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的各項活動，這叫做立法「滯後 」。這種立法的「滯後性」，決定了德治的完全必要。也就是說，人們在無法可依的情況下，必須受人們普通認同的准則、規范，即德的約束。
此外，法也受社會歷史階段的限制，也反映在立法上。如人們普遍認為某些行為規范、准則應當上升為法，即人們渴望確認保持某些行為規范、准則，卻得不到法的確認，即法不能賦予某些行為准則、規范以國家的強制力。從法理上講，人人可以做法律不禁止的事，但從道德角度而言，罵人、亂扔垃圾、公車私用、公款吃喝、婚外情都是違反人們普遍應當遵守的行為准則規范，所以對這類問題，在「法」還不能治的情況下，就必須靠德來治。
再說，法作為調節人類共同生活及其行為的准則、規范，調整手段必須遵守形式規范。如順手牽羊的盜竊行為，從德的角度而言是不道德的行為，從法的角度而言是違法犯罪的行為，他們的評判標准及價值取向是一致的。但從盜竊的個案而言，德可以從任何角度，採取任何法律允許的方式對盜竊行為進行批判，但法則不能，法律必須注重證據，即須有充分證據證明盜竊行為存在，且達到能治罪的數額才能確認為犯罪，給予懲處，而且刑法在犯罪確認的時間上有嚴格的限制，即在人民法院還未確認是犯罪的不能認為是罪犯。所在，有些問題僅靠法治是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實踐已經證明並將繼續證明，僅靠法治手段根治陋習是不能完全奏效的，必須德治與法治並舉。
第三，法治和德治具有差異性。從價值目標取向而言，德治和法治具有宏觀上的一致性，但法律作為上層建築，與普遍的道德規范必然具有並存在著差異性，不管是法還是德同樣受到各階層，各自利益的制衡，在某一階段認為是符合道德准則，卻不符合法律規范，另一階段可能判定為不符合道德規范，卻符合法律規范，這就產生了道德與法律的差異。如目前存在私營企業僱用工人做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私營企業主獲取了工人的剩餘勞動價值，如果用道德規范來衡量，是不道德的行為。但從國家社會長遠發展利益而言，只有允許存在諸如類似情況的一定「獲取」，才能最大限度地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才能充分調動人們創造財富的積極性，才能增強綜合國力，然而，這種人們普遍認為不符合道德范疇的東西，法律卻往往難以禁止，甚至從更好更快地發展社會生產力的目標出發，不僅不加以禁止，反而視其為合法收入加以保護。計劃經濟時代的平均主義雖然在一時符合傳統道德，也接近於相當一些人的心裡承受能力，但卻與社會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甚至成了阻礙社會進步、經濟發展的桎梏，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平均主義從現代社會來看，也是不道德的。同樣在人們普遍認為符合道德規范的行為准則，法律卻不給予確認和保護。如小偷盜竊你家的東西，被你抓住後將其捆起來打一頓出出氣，看起來似乎天經地義，但法律卻是禁止的。又如未成年人由於家庭困難，要求在企業打工，老闆考慮其生活著落，收下其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以養溫飽，看似符合道德准則，但卻明顯的違反法律規范。
在這種差異前面，道德並不是簡單地從屬於法律，相反仍要高舉起「道德」的大旗，從輿論上影響富有者的心理，盡可能減少獲取，逐步縮小富有者與非富有者的收入差距，而最終消除差距。在此種情況下，法律所能擔當的角色則是運用國家權力，通過稅收的、經濟的立法調節雙方的收入差距，在這種背景下，立法的進度很大程度上就取決於道德的力量。可見，德和法存在沖突的情況下，也需要德治和法治雙管齊下。
第四，法治和德治又具有依賴性。從社會發展的觀點來看，人類要共同生存和發展，必然要相互依存和合作，合作的基礎是基本道德觀念。如果人們沒有基本的、起碼的道德觀念，那社會就會混亂不堪。但在道德的約束過程中，由於人的私慾雜念的產生，就迫使社會考慮將某些道德賦予強制實行的效力，在國家的參與下，有些道德規范及行為准則便以強制的面目出現，這就上升為法律，也就是說道德的實行依賴於法律。這還不夠，人們許多行為准則，規范是不是符合道德，並不完全依賴於人們的一般理念，而在於法律是否賦予其正義的內涵，現實生活中，許多行為准則只有法律規定其符合道德才會符合道德規范。如殺人是違反道德規范的行為，同時也是違反刑法的行為，但這並不意味著所有殺人都是違反道德和刑法的。法律規定某些殺人行為就符合道德的，如正當防衛殺死了人，死刑執行者的殺人等都是符合道德的。因此，道德的判定、道德的強制實行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賴於法律。
而法也同樣依賴於德，在依法治國進程中，同樣離不開德。如在公正司法、執法、法律監督中需要的就是有正義感、責任心和有道德良知的執法者，一個執法者當他面臨情與法，金錢與法的選擇時，在其主觀意志中起決定因素的往往是他的基本道德素質。在執法現實中，人們往往會發現，同一個案件，在不同的執法者手中，有時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結果，這除了執法者的法律水平不同對法律的理解上存在差異外，這就不排除道德因素了。作為執法者即便沒有權錢交易的邪念，但法的適應並不是教條、僵化、死板的過程，因此同樣需要道德的理念去追求正義價值的實現，只有正義的執法者，才能賦予法以正義的靈魂。
由此可見，作為一個有著兩千多年封建統治歷史演變過來的文明古國，要實現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從真正意義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堅持並實行法治與德治相結合的治國理念，才能真正達到構建和諧社會的目的。
Ⅵ 法治與法制的區別
1、意思不同。
法制：狹義的法制，認為法制即法律制度。詳細來說，是指掌握政權的社會集團按照自己的意志、通過國家政權建立起來的法律和制度。廣義的法制，是指一切社會關系的參加者嚴格地、平等地執行和遵守法律，依法辦事的原則和制度。
法治：法治是人類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現代社會的一個基本框架。大到國家的政體，小到個人的言行，都需要在法治的框架中運行。對於現代中國，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才是真正的法治。
2、出處不同：
法制出自現代作家巴金的《作家要有勇氣，文藝要有法制》：「這就說明發揚民主要講兩方面，一方面要講勇氣，一方面還要有健全的法制來保障。」
法治出自春秋時期晏子的《晏子春秋·諫上九》：「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狹於今，修法治，廣政教，以霸諸侯。白話釋義：原來的國君桓公統治的土地比今天小，但是他整治法的統治，擴大政治與教化，所以稱霸諸侯。
(6)法治和法德擴展閱讀：
法治與法制：
兩者都強調了靜態的法律制度以及將這種靜態的法律制度運用到社會生活當中的過程。
兩者最大的不同表現在：法制的概念不包含價值；法治包含了價值內涵，強調了人民主權。
法制只是強調形式意義方面的內容，而法治既強調形式意義的內容又強調實質意義的內容。法制更偏重於法律的形式化方面，強調「以法治國」的制度、程序及其運行機制本身，它所關注的焦點是法律的有效性和社會秩序的穩定。
這也正是法治的第一方面（形式意義的法治）所要求達到的目標。由此可見，法制是法治的前提條件和基礎。沒有法制，也就談不上法治。但另一方面，僅僅強調法律的形式化方面，還並不能揭示法治（尤其是實質意義的法治）的更深一層的內涵。
Ⅶ 德治和法治的關系是什麼
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內心的法律。
法律是社會主義道德的底線和後盾，凡是法律禁止回的，通常也是答社會主義道德反對的；凡是法律鼓勵的，通常也是社會主義道德支持的。社會主義道德是法律的高線和基礎，是法律具有合理性、正當性與合法性的內在依據。
法律的價值、精神、原則等大多建立在社會主義道德的基礎上，道德所要求或者禁止的許多行為，往往是法律作出相關規定的重要依據，而多數調整社會關系和規范社會行為的立法，都是道德法律化的結果。
(7)法治和法德擴展閱讀：
我們黨領導人民治國理政，須臾離不開法律與道德的融合、法治與德治的並用、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的結合。
必須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使法治和德治在國家治理中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相得益彰，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是對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關系的全面闡發，深刻揭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和道德建設的重要准則。
Ⅷ 請問法制和法治各是什麼, 什麼區別呢,
法制泛指法律和制度的總稱。統治階級以法律化、制度化的方式管理國家事務，並嚴格依法辦事的一種原則。法治包含兩重意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這就是說，所謂法治，即良法與守法的結合。
1.聯系: 「法治」和「法制」雖然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但是二者也有一定的聯系。一方面，要實行「法治」，必須以完備的「法制」為基礎；另一方面，在「法治」國家中，「法制」的運行要以「法治」原則為指導。此外，兩者都是一定社會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都為其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服務，都與民主相聯系。正確區分這兩個概念，正確認識二者的關系，對於我國健全法制、厲行法治的治國方略具有重要意義。
2.區別:
（1）「法治」與「法制」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從本身的含義來說，「法治」是指嚴格遵法、守法、依法辦事的原則，這一原則有兩方面要求:一是有良法，良法的含義是:1法律完備；2法律正確反映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3法律體系協調、統一，無矛盾和抵觸；④法律的表述准確、簡潔，易於理解。二是遵法、守法、嚴格依法辦事，這一點又包含四層含義:1法律具有權威性和嚴肅性；2法律面前人人平等；3嚴格依法辦事；④有效的法律監督。而「法制」則指的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法律制度或法律上層建築系統。「法制」至少包括三種因素，即一個國家或地區現行的法律規范體系，法律規范在實際中的運行和指導法律規范的制定和運行的法律意識三部分。可見，從本身的含義上說，「法治」指的是一種治國原則，「法制」指的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法律制度，二者是原則與制度的區別。
（2）產生的歷史時期不同。自從有了階級和國家後，便有了法，也就有了法制，因此「法制」是與階級社會相伴始終的。而「法治」的出現，則是近代資產階級革命勝利後的產物。雖然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提出了「法治」概念，中國古代的韓非和商鞅等提出了「緣法而治」，但他們所說的都不是近現代意義上的「法治」。
（3）制度基礎不同。只要有階級對立和國家存在，便有法制存在，所以「法制」不要求特別的制度基礎。而「法治」則不然，它是以資本主義三權分立的憲政制度為基礎的，古代的西方和古代的中國由於沒有三權分立的憲政制度，所以他們講的「法治」便不是近現代意義上所講的「法治」。
（4）與人治的關系不同。法治和人治是絕對排斥的，是不能共存。而法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忍受一定的人治存在。
因此，有「法制」未必有「法治」，而有「法治」則必有「法制」。在西方社會，隨著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法制」越來越完備，而「法治」則出現了危機。
Ⅸ 請問法治與德治的區別
法治與德治的區別：
一、出發點不同或者說邏輯起點不同
法治，是通過具體的規則去約束人們的外在行為，它的邏輯起點是對人的悲觀理解，對社會生活中的人失去了信任、產生懷疑，人本身不能自覺遵守社會規則，不能自覺地約束自身行為，如果沒有外界規則以及人們對這些規則的畏懼，人們生活的秩序將陷人無序狀態。因此，為了不讓社會陷入危險之中，就必須用法加以約束和限制它。
德治的邏輯出發點是對人性的看法充滿了樂觀的態度，認為人們能自覺用道德來約束他們的思想行為，認為人們對這些道德規則是自發的自覺自願遵守。前者是約束人們的外在行為，後者是約束人們的內心動機，對人們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因此，從邏輯出發點來看，是兩種不同的治國方略。
二、兩者價值追求不同
盡管兩者的現實目的一樣，都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為使社會正常運行。但是法治與德治的價值追求不同。如果說法治的價值是追求政治生活的有序化和可能的正義，那麼，德治的價值則是追求政治生活的更高質量。迄今，沒有任何一部法律能滿足所有人的意願，法律是不能最終地、一勞永逸地解決人們所面臨的困境。
德治這種思想和願望在人類歷史之中，從來就沒有失去過，如同人類從來沒有失去過理想一樣。因此，我們可以說，提倡德治的主張，是人們對更高生活質量的嚮往、道德自覺，是人類有史以來夢寐以求的政治理想，是人們企圖超越他們所生存的環境而表現出來的絕對意義的追求。
(9)法治和法德擴展閱讀：
如何讓法治與德治相得益彰：
一、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中華傳統美德
在社會主義道德體系中體現法治要求，發揮道德對法治的滋養作用，努力使道德體系同社會主義法律規范相銜接、相協調、相促進。在道德教育中更加突出法治內涵，注重培育人們的法律信仰、法治觀念、規則意識，引導人們自覺履行法定義務、社會責任、家庭責任，營造全社會都講法治、守法治的文化環境。
二、更加重視發揮全面依法治國的作用
（1）在立法上，法律應當樹立鮮明道德導向，弘揚美德義行，推進社會主義道德的法律化，把實踐中廣泛認同、較為成熟、操作性強的道德要求及時上升為法律規范，用法治強化對社會文明行為的褒獎，對失德行為的懲戒，引導全社會崇德向善。
（2）在執法司法上，要體現社會主義道德要求，堅持嚴格執法，弘揚真善美、打擊假惡丑，讓敗德違法者受到懲治、付出代價，堅持公正司法，發揮司法斷案懲惡揚善功能，使社會主義法治成為良法善治。
（3）在守法上，要把全民普法與公民道德建設工程緊密結合起來，把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為依法治國的基礎性工作，使全體人民成為社會主義法治的忠實崇尚者、自覺遵守者、堅定捍衛者，同時要深化群眾性精神文明創建活動，引導廣大人民群眾自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參考資料來源：人民網—「法治」與「德治」是花開兩朵共表一枝
Ⅹ 法制與法治的區別
法制和法治是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兩個概念，不容混淆。二者的主要區別在於：
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簡稱，屬於制度的范疇，是一種實際存在的東西。
而法治是法律統治的簡稱，是一種治國原則和方法，是相對於「人治」而言的，是對法制這種實際存在東西的完善和改造。
法制的產生和發展與所有國家直接相聯系，在任何國家都存在法制。
而法治的產生和發展卻不與所有國家直接相聯系，只在民主制國家才存在法治。
法制的基本要求是各項工作都法律化、制度化，並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而法治的基本要求是嚴格依法辦事，法律在各種社會調整措施中具有至上性、權威性和強制性，不是當權者的任性。
實行法制的主要標志，是一個國家從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到法律監督等方面，都有比較完備的法律和制度。
而實行法治的主要標志，是一個國家的任何機關、團體和個人，包括國家最高領導人在內，都嚴格遵守法律和依法辦事。
拓展內容：
法制：
「法制」我國古代已有之，在現代，人們對於法制概念的理解和使用是不一樣的。
其一，狹義的法制，認為法制即法律制度。詳細來說，是指掌握政權的社會集團按照自己的意志、通過國家政權建立起來的法律和制度。
其二，廣義的法制，是指一切社會關系的參加者嚴格地、平等地執行和遵守法律，依法辦事的原則和制度。
其三，法制是一個多層次的概念，它不僅包括法律制度，而且包括法律實施和法律監督等一系列活動過程。
法制是法律和制度的總稱。統治階級以法律化、制度化的方式管理國家事務，並且嚴格依法辦事的原則，也是統治階級按照自己的意志通過國家權力建立的用以維護本階級專政的法律和制度。
任何國家都有法，但並非有法制。法制在不同國家其內容和形式不同。在君主制國家，君主之言即為法。
法治：
是人類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現代社會的一個基本框架。大到國家的政體，小到個人的言行，都需要在法治的框架中運行。
對於現代中國，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才是真正的法治。
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才是真正的依法；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進，才是真正的法治。
無論是經濟改革還是政治改革，法治都可謂先行者，對於法治的重要性，可以說怎麼強調都不為過。
實施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既是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客觀要求，也是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確保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