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法治的源與基探索

A. 結合材料，分析中國共產黨人在法治建設道路上是怎樣探索世界和追求真理的

1）中共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黨從我國基本國情出發，,立足現代化建設的具體實際,不斷深化對建設法治中國的認識。
2）把尊重客觀規律與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結合起,黨堅持用理論做指導,以求真務實的精神,不斷探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規律。
3）堅持實踐的觀點，不斷解放思想，與時俱進,開拓創新,在實踐中認識和發現真理,在實踐中檢驗和發展真理.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發展,黨不斷深化對法治建設的認識,不斷實現法治建設理論和措施的創新與發展。

B. 為什麼必須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

一、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是由我國社會主義制度決定的。法律制度與政治制度緊密相連，有什麼樣的政治制度，就必須實行與之相適應的法律制度。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必然要求，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法治建設領域的具體體現。

二、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是由我國基本國情決定的。由於歷史、文化等方面差別，沒有任何國家的法治道路是完全相同的。

凡是法治搞得比較成功的國家，無一不是創造性地把本國國情和法治規律結合起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植根於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生發於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具體實踐，是具有中國特色、實踐特色、時代特色，富於民族性、開放性、包容性的法治道路。

三、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是我們黨深刻總結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經驗教訓得出的根本結論。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們黨積極運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根據地法制建設的成功經驗，抓緊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初步奠定了社會主義法治的基礎。

後來，黨在指導思想上發生「左」的錯誤，我國法制建設走了彎路，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社會主義法制遭到嚴重破壞，付出了沉重代價。

(2)中國法治的源與基探索擴展閱讀

堅持人民主體地位，要把體現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意願、維護人民權益、增進人民福祉落實到依法治國全過程，使法治建設真正做到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護人民。在我國，人民不是法律的被動接受者，而是法律的制定者、實踐者，是法律的主人。

立法、執法、司法都要以保障人民根本權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保證人民依法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承擔應盡的義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促進共同富裕。保證人民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

同時，要讓人民認識到法律既是保障自身權利的有力武器，更是必須遵守的行為規范，增強全社會學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識，使法律為全體人民所掌握、所遵守、所運用。

C. 論中國法治的主導思維是辯證還是邏輯

自從國人認識到中國必須走法治之路開始，關於中國法治之路該如何走一直存在 種種議論和爭論。縱觀這些議論和爭論，大致可分兩個方向的探索，一個是在法律之外尋求 實現法治的道路，另一個則是從法律本身的角度出發探索中國的法治道路。然而無論是從法 律之內還是法律之外探討法治的實現之路，都需要依託於一定的思維。本文試圖從思維的領 域出發，著重分析論證中國法治的主導思維是辯證還是邏輯，以期能服務於中國法治的實踐。 [關鍵詞]： 法治 法律思維 辯證思維 邏輯思維 隨著學界對於法治問題探討的不斷深入，當下許多學者已經意識到，「法治問題不僅僅 是由制度及規范所生成的，還包括與制度規范並存的法律思維。」 如鄭成良教授所言：「法治實質上是一種思維方式。」 他還進一步闡述道：「法治固然取決於一系列復雜的條件，然而就其最直接的條件而言，必須存在一種與之相適應的社會思想方式，即只有當人們能夠自 覺地而不是被動地、經常地而不是偶然地按照法治的理念來思考問題時，才會有與法治理念 相一致的普遍行為方式。」 然而，這種服務於法治的法律思維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思維，雖然大多數學者都認為應當主要是一種邏輯的思維，但其並不具有絕對的主導性。這主要是由 於受到我國傳統思維方式的作用，以及共和國建國後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思維灌輸的慣性作 用，對這種邏輯思維的認識的不足，此外就是受到西方後現代思潮對於傳統邏輯的批判的影 響，使得一部分人自覺或不自覺的對這種邏輯思維主導的論斷產生了懷疑，有人甚至提出了 辯證思維是中國法治的主導思維的謬論。本文則是針對這種現狀在理清法治、法律思維、邏 輯思維、辯證思維的概念的基礎上，著重分析和論證邏輯思維與法治的關系以及辯證思維與 法治的關系，最終得出法治的主導思維為邏輯的結論。 一、概念界定 概念是人們在長期的生產生活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對於客觀事物的本質和特徵，在運用抽 象思維進行抽象概括的基礎上形成的方便人們進行交流的一種工具或符號。由於人的不同， 人的認識能力和抽象思維是存在差異的，這就導致人們對於同一事物的概念界定也是有所不 同的。因此，對於本問題的有關概念的界定，將既有利於文章對於問題的深入分析與論證又 及方便人們對於本文所論述內容的理解和交流。 （一）法治 關於法治概念的界定，我們可以看到法治的概念經歷了一個不斷發展和豐富的過程，在 其發展過程中常常受到社會環境與自然環境等因素的影響。在不同國家、不同歷史時期對於 法治的定義是有所不同的。例如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在其著作《政治學》將法治定義為： 法得到普遍遵守與良法。英國法學家戴雪則將法治定義為：第一，法律具有超越也包括政府 的廣泛裁量權在內的任何專制權力的至高無上的權威；第二，任何公民都必須服從在一般法 院里實施的國家一般法律；第三，權力不是建立在抽象的憲法性文件上，而是建立在法院的 實際判決上。 但是不管法治的定義如何發展與演變，學者們以何種形式的修辭來闡釋，法治的基本特徵「法律至上」、法治的核心價值「權力制約」和「保障自由」等內容是無法改變的。「法律 至上」是古典和現代法治所共有的基本原則，是一種制度形態和法律精神。它意味著在觀念 上法律權威、地位高於一切，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力制約」是法治核心價值之一，無論 從歷史還是從現實各國的法治發展來看，法治國家的政治基礎，一是民主政體，二是國家權 力利的合理配置。根據孟德斯鳩的觀點，實施法治的根本所在就是要解決國家權力配置的問 題。國家權力配置的問題是法治的核心問題，國家權力配置包括國家權力的合理分工和有效 制約。而「保障自由」也是法治核心價值之一，自由是公民的基本人權，公民只有真正地享 有了自由權才有可能去實現其他權利。因此，「保障自由」是法治社會極為重要的價值理念。 基於此同時結合到我國的國情，筆者認為可以法治定義為以法律至上為基本理念的，以權利 合理配置為基礎的，以保障自由等基本人權為目標的，依良法的普遍實行為手段，社會管理 方式。 （二）法律思維 學界比較關注法律思維的研究，而這方面的成果也較為豐富，表現在法律思維的定義上， 我們可以看到，關於法律思維的定義有很多。從總體來說，對於何謂法律思維，人們大體有 以下幾種認識： 1、法律思維是通過人的大腦(神經系統)，對法律現象的反映、認識和思考。如李淑英 指出：思維是人的大腦對存在的認識和思考。法律思維則是通過人的大腦(神經系統)，對法 律現象的反映、認識和思考。 2、法律思維是法律職業者(法律職業共同體)運用法律知識對法律問題進行分析、判斷並得出結論的過程。如周曉春、李保甫、郭儒村等都是在這種意義上界定或使用法律思維的。 周曉春指出，所謂職業法律思維，是指運用法律基礎理論、專業術語、專業邏輯分析、判斷 問題的認識過程。 我們可以看到周文限制了法律思維的主體，即不再將法律思維做泛主體化的界定，而只是局限於法律職業共同體。 3、從法律思維的功能角度對法律思維加以界定，即將法律思維界定為實現法治的方法。 如叢濤，曹潔。法律思維是將法律、事實、方法等整合運用以實現法治的最佳步驟或方法。 4、從法律思維方式的角度界定法律思維，如鄭成良、陳金釗等。鄭成良是國內比較早研究法律思維問題的學者之一，他認為，法治就是一種思維方式，「所謂法律思維方式，就 是按照法律的邏輯(包括法律的規范、原則和精神)來觀察、分析和解決社會問題的思維方 式。」他認為法律思維應當「圍繞著合法與非法來思考和判斷一切有爭議的行為、主張、利 益和關系」。 5、從法律思維方式和法律思維方法相結合的角度來定義法律思維。如堪洪果即是從這一角度認識法律思維的。「法律思維，系指生活於法律制度架構之下的人們對於法律的認識 態度，以及從法律的立場出發，人們思考和認識社會的方式，還包括在這一過程中，人們運 用法律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法」 「當法律思維作為思維方式，它的一端便連接著法律的形而上層面，聯系著法律和法律人的文化內蘊、品格和精神需求；當法律思維作為思維方法時， 它的另一端連接著法律的形而下層面，它在對解釋、推理、論證等法律方法的探索中使法律 參見周曉春：《法官職業法律思維:經臉組法官向知識型法官過度的橋梁》，載《中國律師》2000年第12 法律思維應當包括法律思維方式和法律思維方法兩個方面。法律思維是對法律思維方式和法律思維方法的融合，而不是溝通二者的橋梁。「法律思維是主體融會法 律思維方式和法律思維方法解決具體問題的過程，同時也是對法律的再認識和再把握的過 程。其中，法律思維方式表現為法律思維的視角、立場、模式以及思維的習慣和傳統等，其 決定著思維展開的方向，法律思維方法則是主體解決法律問題所應用的工具，其主要有兩個 層面，即作為思維過程的操作方法，如刑法中的定罪量刑等方法和作為理論工具的方法，如 法律解釋、法律推理、法律論證和價值衡量等方法。」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范春瑩關於法律思維的界定較為恰當。法律思維首先應該是一種思 維方式，具有所有思維方式所共有的屬性同時又具有其特殊性，即法律性，表現為法律思維 的視角、立場、模式以及思維的習慣和傳統等，其決定著思維展開的方向；其次它應該是一 種思維方法，這里主要是指的是其作為方法對人處理法律問題的有用性，主要是作為思維過 程的操作方法如刑法中的定罪量刑等方法和作為理論工具的方法，如法律解釋、法律推理、 法律論證和價值衡量等方法。 （三）邏輯思維 從字面意思來看邏輯思維是由邏輯和思維兩個片語合形成，思維是這一概念的本質屬 性，而邏輯則體現了這一概念所獨有的特性。因此要想弄清楚什麼是邏輯思維，首先就得明 白什麼是邏輯。關於邏輯的定義有很多，詞典上將邏輯定義為人的一種抽象思維，是人通過 概念、判斷、推理、論證來理解和區分客觀世界思維過程。美國學者約翰杜威從邏輯發展 的角度出發，認為邏輯是人們對於所有方法的長期實踐過程逐漸形成的對於正確的方法的自 然選擇和進行理性研究基礎上形成的一門學問。 認為邏輯是人們思維必須遵守的基本准則，是一種人們最常用的一種方法。不管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結論的 得出都必須藉助於邏輯的方法。從法律思維三個關鍵的領域：法律的獲取、判決的證成、概 念和體系的建構，該學者推出了法律中的邏輯必然要經過三個不同階段三種不同意義上的推 論，即：事實推理、法律推理、判決推理。 綜上所述並結合到上文對於法律思維的界定，筆者認為邏輯思維是一種人通過綜合運用 各種抽象思維的方法，來達到認識和改造世界的目的思維過程。它主要有兩個特徵，首先它 是一種思維，是人通過大腦對於客觀事物的認識或改造的過程；其次它需要綜合運用各種抽 象思維的方法（例如概念、判斷、推理、論證等），從而使人在思維過程中形成一定的結論。 （四）辯證思維 恩格斯認為：「所謂主觀辯證法，即辯證的思維，不過是自然界中到處盛行的對立中的 運動的反映而已。」 龔家淮分別從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兩個方面出發將「辯證思維定義為：辯證思維是對客觀事物之間的相互聯系、相互依賴、相互制約、相互作用及其運動變化的反 映。辯證思維對事物的反映是主動的、有目的的，並且具有預見性和創造性。」 和「辯證思思維定義為：辯證思維是人類認識並且改造客觀世界的思維。」 筆者認為辯證思維是以辯證證法為基礎的一種思維，因此辯證思維具有辯證法所具有的基本內容即聯系、矛盾、運動、 變化、發展。而辯證思維最基本的特點是將研究的對象看作一個整體，從其內在矛盾的運動、 范春瑩：《法律思維研究》山東大學博士論文2008年10 月，第24 參見[美]約翰杜威：《邏輯方法與法律》孫新強譯，載《人大法律評論》2011年第一輯。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43 變化及各方面的相互聯系中進行考察，以便從本質上系統地、完整地認識對象。此外辯證思維還是一種帶有普遍性的經驗的歸納總結而形成的一種普遍的規律的結合體，它自身具有一 致性和循環性。筆者認為從辯證思維的特性來看其更傾向於指導人們全面的、系統的認識事 物，而對於人們該如何地去改造客觀事物的作用在實踐中，往往表現的不如邏輯思維那麼明 顯和直接。 二、法治與辯證思維、邏輯思維 在上文對於法治和辯證思維概念的准確界定的基礎上，下文將著重分析論證法治與辯證 思維的關系以及法治與邏輯思維的關系。在這個部分筆者將主要以下四個問題入手，分析和 論證法治與辯證思維、邏輯思維的關系。一是辯證思維和邏輯思維是否是一種法律思維？二 是辯證思維和邏輯思維哪一種是當下中國法治的主導思維？ （一）辯證思維和邏輯思維是否是一種法律思維 法律思維是對於法治實現的意義不言而喻，因此要論證一種思維，是否是服務於法治的 思維以及是否為法治的主導思維，首先需要論證的是它是否是一種法律思維。在這一點上筆 者試圖從概念界定的角度出發進行論證，結合到上文對於辯證思維和法律思維的定義來看。 辯證思維是一種以辯證法為基礎的思維，它包涵著辯證法所具有的基本內容即聯系、矛 盾、運動、變化、發展。而這也決定了辯證思維所具有的特性：相對性、運動性、主觀性。 這與法律思維作為一種思維方式的特性即法律性：絕對性、穩定性、客觀性，是相違背。在 絕對性上，服務於法治的法律思維要求人們在社會生產生活的各個方面都要堅持法律的絕對 權威；而辯證思維所主張的事物是矛盾中的事物，事物處在一定的矛盾體系中，這個體系包 括事物內部的矛盾的主次方面，事物外部的主次矛盾，因而事物並不存在絕對性，而是相對 的。這於服務於法治的法律思維所倡導的法律至上，法律的絕對權威等絕對性正好是相矛盾 的。在穩定性上，法律思維首先以法律規則的穩定性為前提進行分析論證，大致能得出一個 穩定的預期，這就滿足人們心理和理性的需要同時也節約了社會成本，從而達到了法治所追 求的目標和價值，並使法治得以鞏固和發展；然而辯證思維所倡導的是，事物是運動的事物， 事物的運行性是絕對的，而靜止則只是運動的一種特例，這種運動性的辯證思維，將無法滿 足人們對於法律的穩定性的需要，對於法治的實現更是一種阻礙。在客觀性上，法律思維作 為一種思維方法，是一種通過綜合運用固有的抽象思維的方法在已有的客觀事實的基礎上進 行推理和論證最終得出一個相對客觀的結論，具有較強的客觀性；而辯證思維，雖然其倡導 者將其定義為人類認識和改造客觀世界的思維，事實上由於缺乏客觀的方法使得這種思維具 有很強的主觀性，而有這種思維所得的結論也是具有很強的主觀性，這與法律思維的客觀性 是相違背的，這與法治對於結果的客觀性的追求也是相違背的。綜上所述，筆者認為辯證思 維不是一種法律思維。 邏輯思維是一種人通過綜合運用各種抽象思維的方法，來達到認識和改造世界的目的 思維過程。邏輯思維作為一種思維方式，從縱向上看，自法律和法學誕生之日起，其就被廣 泛的適用於前者的思維領域，可以說邏輯是法律能運作以及法學能成為一門學科的根本。雖 然霍姆斯認為法律的生命在於經驗不是邏輯，從字面上的意思來看邏輯似乎對於法律並不是 最重要的，但這完全是一種缺乏語境和背景的曲解，霍姆斯說這話主要是對傳統僵化三段論 的邏輯模式的一種批判，而這並不是對於邏輯思維的批判，根不能否定邏輯思維對於法律的 重要性。從橫向上看，學者們在對法律思維進行定義時總是要在定義中明示或暗示的加上邏 輯的字眼或邏輯的方法等，這也證明邏輯思維對於法律和法律思維的重要性，兩者在概念上 是難以分開的。而當法律思維作為一種思維方法來界定是，我們可以看見這種思維方法與邏 輯思維的方法是基本一致的，只是在前面加上了法律最為定綴對此加以限定。而從功能的角 度來看，邏輯思維的方法，具有立法的促進功能，即通過對於客觀事實的抽象形成滿足於法 律的要求的概念，從而促進法律發展；具有司法的適用功能，孟子說「徒不能自行」，這句 話的原意是想強調人在法律適用中的重要性，其實更確切的講，人的重要性體現在他能運用 邏輯思維的方法，通過對具體的案件事實的梳理，對已有法律的發現，並將發現的法律與具 體的案件進行客觀的推理和論證得出一個合法合理的司法結論，全過程都體現也都需要人對 於邏輯思維的運用。因此，筆者認為邏輯思維是一種法律思維而且也是唯一滿足法治要求的 法律思維。 （二）辯證思維和邏輯思維哪一種是當下中國法治的主導思維 雖然在上文中已經論述了辯證思維不是一種法律思維，更不可能滿足法治發展的需要。 而邏輯思維則是唯一的法治的主導思維。但是在當下的中國社會的現實中是這樣的嗎？是不 是存在應然與實然的悖論呢？而當下中國法治進程的主導思維究竟是邏輯還是辯證呢？ 筆者認為這的需要從主體入手即從推動法治的力量入手進行分析。從大的方向上我們可 以將中國法治的推動主體劃分為官方、民間、法律人這樣的三個主體。事實上這三個主體的 界定是存在一定問題和漏洞 ，但是這里為了方便我們的討論，假定三個主體中的個體所持的觀點都是一致的，三個主體中的個體所持的觀點長期內不可能改變。那麼我們可以看到官 方推進法治的主導思維是政治思維，即具有很強的命令與服從的色彩，又具有運動式的色彩， 此外，比較關注行為的的效率與效益，對於程序具有很強的排斥性，最後應該是中國所獨有 的具有很強的政黨性；而法律人推進法治的主導思維主要是以邏輯思維為主導的法律思維， 即在思維主要依靠嚴密的邏輯的思維，在方法上綜合運用各種邏輯的方法，既具有嚴密性、 客觀性的色彩，同時又抱有一定的浪漫主義、完美主義的追求；最後是民間主體的思維，民 間主體的思維本身具有很強的矛盾沖突，主要是當下中國處在一個社會轉型時期，人們的思 維也處在一個轉型時期，筆者認為民間思維主要是介之於官方思維與法律人思維之間，缺乏 其獨特性，如果其有獨特性就是其內在的矛盾性和復雜性。 決定主導思維的主要是主體的力量和實力占優勢一方的思維。通過各方力量和實力的對 比，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當下在中國的三個主體中最有實力的是官方，而且這種實力差距非 常的明顯。即官方處於中國社會的力量的絕對中心，其他兩個主體根本無法與之抗衡。因此， 中國當下中國社會法治的主導思維實際上政治思維。現實中各種與這種思維相違背的思維， 都會受到這種思維的打壓，而這種思維在法治的實踐中享有絕對的話語權。而所謂的辯證思 維不過是這種思維用來打壓邏輯思維的一種工具而已，而邏輯思維也只是停留在理論層面上 成為一種應然的中國法治主導思維。 三、結論 從上文的論證來看，我們可以得出，法治的主導思維應該也必須是邏輯思維。但是這一 點在當下我國社會中表現的並不那麼明顯，主要是受到來自傳統思維的挑戰如辯證思維以及 極為強勢的政治思維的打壓。正如陳金釗老師所言「我們傳統文化的整體性不是很重視邏輯 分析，混沌、整體、辯證地看問題是我們思維的特點。正是因為整體性思維忽視形式邏輯， 使得與法治相適應的思維方式難以在全民中形成，這成了我們進入法治時代的一個障礙性因 而法治建設需要的是一種以邏輯為主導的法律思維，邏輯思維是法律思維的基礎，離開演繹推理、類比推理等方法法治將寸步難行。「對於我們這個不重視邏輯的民族來說，對 邏輯絕對化的批判對我們沒有現實意義。」 而為了推進我國法治建設和進程，我們需要做的是運用邏輯規則來保障法律意義的固定性，以便給人們以可靠的預期，重塑法律的權威。此 外我們應該明確的是：法治覺不是一個朝夕之間就能實現的目標，而是一個漸進式發展過程。 在這一過程中我們需要在法制實踐中堅持運用邏輯思維來指導和幫助我國的立法、司法、執 首先是三個主體的稱為的不恰當，應該是三個群體更好，其次是每個群體中的各個個體不一定都持著一種思維，再次是忽略了群體中個體的思維具有可塑性，是可以事實上也是在不斷變化的。 法工作，盡量減少來自政治思維和傳統思維的干擾，在點滴的積累中逐漸實現我國的法治。

D. 中國的法治發展的歷史

1949年新中國成立，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該綱領提出：「廢除國民黨反動政府一切壓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護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正式以法律的形式宣告了國民黨舊法統的滅亡。國民黨舊法統的廢除，宣告了國民政府政權的徹底終結，為新中國的法治建設排除了障礙、奠定了基礎。 為了建立和健全社會主義法治，我國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規。

1954年，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社會主義類型的憲法——《1954年憲法》誕生，奠定了新中國立國、治國的最根本的法律基礎，也為「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提供強有力的法律依據。新中國的法治發展道路並非一帆風順，也歷經曲折。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高度重視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確立法律的地位和權威。1982年憲法作出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法律的地位和權威通過根本大法的形式得到了確認與保障，並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方針指導下，我國現行基本法律相繼出台。同時，為適應改革開放的需要，還制定頒布了涉外經濟法律法規。

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正式把「依法治國」確立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報告指出：「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1999年3月15日，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又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載入憲法，上升為國家意志，使其具有了法律效力。一批民商、經濟、行政、社會領域的法律法規相繼制定。這一時期，我國共制定、修改法律190條，行政法規353條，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各個法律部門已經齊全，以憲法為統帥，由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規章組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初步形成。從此，我國法治建設進入以貫徹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為主要內容、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為奮斗目標的新的發展階段。

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把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緊密結合起來，揭開了中國法治建設的新篇章。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宣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這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法治建設所取得的一項極其重大的成就。一個以憲法為統帥和根本依據，部門齊全、數量適度、體例科學、質量較高、內在統一、外在協調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與此同時，我國公民法律素質明顯提高。

由上可知，我國法治建設在新中國成立以來走過了輝煌歷程，取得了偉大成就。但同時毋庸諱言的是，我國法治建設也歷經曲折和磨難，在立法、執法、司法、普法等各個環節也的確程度不同地存在這樣那樣的不足。我國法治建設是一項艱巨復雜的系統工程，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同時，也要認識到存在的不足。只有這樣，才能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奮斗目標的指引下，不斷把我國法治建設勝利地推向前進。

E. 社評：中國是法治嗎但肯定已不是人治

圍繞一些案件偵查審判的爭論不斷在中國媒體上匯集，釀成輿論事件。其深層原因是一些人對司法公正的不信任。不斷有人批評中國並無法治，而是仍然處於人治狀態。這樣的不滿和指責對公眾認識國家產生不小的影響。
中國早已提出依法治國的響亮口號，它事實上也成了中國上下今天的真實共識。人治從來不曾是中國推崇的政治理念，它是我們對改革前、特別是文革中一些混亂政治和社會現象的總結。法治是中國政治進程的重要目標，我們已在法治建設的路上走了多遠有待評估，但今天的中國顯然早已不是人治國家。
個人的意志已在中國做不到無所不能，無論他是誰。除了體制改革產生的內在制約力，輿論的監督和壓力如今無處不在，不依法辦事正遭遇越來越多被揭露的機會，一位平民通過輿論挑戰違法的位高權重者一再成為現實。
但中國的法治至少今天仍與美國等西方社會不是完全對應的關系，今後大概也會有差別。依法治國的思想在中國古代就已形成，中國今天的法治是以現實社會經濟發展為基礎，學西方法治社會經驗為己用的過程。
現在是讓法律承擔社會治理主要角色的轉軌時期，與此同時，中國政治制度的核心要素不能削弱，它們是中國凝聚力、前進動力和社會穩定的基石。中國的法治建設需要同政治制度的鞏固和完善形成彼此促進的探索，這樣的相互促進在西方曾經實現，它在今天的中國也勢在必行。
一些激進的聲音認為，中國法治建設只能以改變和削弱中國現有政治制度為代價，這是極大的誤解。如果受這種認識支配，就不會看到任何法治進步，眼前將一團漆黑。
中國法治建設中的最大問題是司法權威不夠，它更多是社會建設層面的問題，而不僅僅是政治層面的問題。司法腐敗介於社會建設和政治建設之間，繞開終審上訪的盛行尤其暴露了社會建設的不足。
中國人在日常生活中藉助法律或與法律遭遇的幾率都低於西方社會，讓法治向草根社會滲透還有漫長的路。互聯網幫助很多人越過這一過程，對一些著名的案件發表意見，這實際造成了中國的網上普法運動，倒逼司法公正，同時它也會帶來臨時性的負面效果，對具體案件審理形成民粹主義的壓力。這與行政干預構成了對司法的雙重壓力。
需要看到，這些層出不窮的糾結指向一個總的目標，即把越來越多事情的裁決權交給法律，而且讓這樣的裁決越來越公正。只要不從西方的視角對國家政治制度耿耿於懷，任何人都有理由透過各種事件紛至沓來的喧囂，對中國法治建設的不斷前進持樂觀態度。

F. 什麼標志著中國從此走向一條探索法治的道路

是由（國家的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標志著中國從此走向版一條探索法治的道路。權

是由這個國家的人民選擇的，也只有根植於本國土壤才能走得通、真管用。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始終立足本國國情，充分尊重人民意願，不懈努力艱辛探索，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為國家長治久安牢固構築法治基石，為開辟「中國之治」提供堅強保障。
供參考。

G. 法治中國的探索過程是如何體現實踐是認識的基礎

實踐是驗檢真理的唯一標准！

H. 中國共產黨不懈探索依法治國理政方式的理由運用政治知識回答

法治是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全面實施依法治國、大力建設法治中國，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必須擔當的時代使命。
解決中國的問題，關鍵在黨。黨中央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必須全面推進依法治國。
一個公平的社會必須是法制的社會，如果是人治就無從談起公平二字。目前很多冤假錯案就是那些年人治的結果。

I. 論述：中國法制的近代化轉變及基礎（詳細答案 謝謝了）

一、中國法制近代化的歷史必然性及特殊動因

任何社會、任何時代的法律發展都有其深刻的社會內涵。正如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表述的，法律「是沒有自己歷史的」， 在社會發展的每一個階段上，都必然會有與其相適應的法律形式。對於法律的發展只有通過了解這一進程的歷史背景，才能有深刻的和准確的解釋。

中國法制的近代化，只有當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即從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轉變之時，才是可能的。

就中國法制近代化的發生原因而言，其中既有人類社會法制發展所經歷的一般規律性，同時又有中國近代社會所特有的社會動因。

（一）中國法制近代化的歷史必然性

中華法制文明經過四千多年的發展過程，不僅形成了獨樹一幟的鮮明特色,而且積淀了豐富的文化內涵和堅實的人文底蘊，它滋潤著古老的中華帝國和相鄰的國家和地區，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居於世界法制文明的前列。但是，在中國法律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只有縱向的傳承，沒有橫向的比較、吸收，中國與周邊國家的法律交流，實際是法律的單向輸出。在這方面，統治者嚴格遵循「夷夏之防」和「以夏變夷」的傳統，尤其是清朝堅持奉行閉關鎖國的政策，使得以農為本的自然經濟結構，繼續占統治地位；政治與文化的雙重高壓仍在桎梏著人們的思想與行為；統治集團中傲慢自大的心理和頑固保守的政治態勢，依然很少改動。

如果說維持與外界的隔絕狀態是保存中國固有的經濟、政治、文化結構的必要條件，那麼在西方殖民主義國家以炮火轟開閉關鎖國的國門以後，在已經無法按傳統方式統治下去的形勢下，變法改制、啟動和推進法制近代化進程，便成為無法迴避的選擇。因而可以說，中國法制近代化是近代社會的產物，它是在引進西方法文化的同時，批判與吸收傳統法文化的矛盾沖突中逐步推進的。它不是某個權威的設計，也不是來自政治權力的強制，而是符合社會發展進步要求的歷史性運動。

首先，各種政治體制的設計促進了中國法制近代化的探索。

自鴉片戰爭以後，國內的政治局面發生了巨大變化，專制主義的統治方式受到很大沖擊。但是，封建統治者並不甘心改變傳統的統治方式，力圖繼續維持「天不變道亦不變」的狀態。在近代中國一百多年的民主與專制的較量中，先後出現了維新派的君主立憲和民主派的民主共和，可以說以超濃縮的形式再現了西方近代政治體制發展史幾百年來所經歷的歷程。政治體制上激烈變革，構成了中國法制近代化的前提。

在民主制不斷戰勝專制主義的過程中，不同的階級、階層、政治集團，為了擺脫危機、重振國威，以及規范社會、穩定秩序，在設計政治體制方案的同時，也從不同的角度探索了法制改革的設想，提出了各自的解決方案。雖然基於社會群體利益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但在如何吸收西方先進的法制文明中的精華部分，以建立一個具有現代科學性、又符合中國特定的民風國情的法律制度，則是其共同的。
其次，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的轉型為中國法制的近代化提供了物質基礎。

法律是社會關系與需要的真實反饋，在中國數千年的傳統法律中，由於重公權、輕私權，以致在契約、職業、商業法制領域缺乏創建。這是和中國傳統法律建立在自然經濟基礎之上、以土地為根基、「重農抑商」的農業生產模式相適應的。中國傳統法律對於民事法律關系的調整，或者運用國家制定法中零散的民事法律條款，或者採取刑事手段，或則以禮俗、宗族法為依據。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私權觀念的發展受到了嚴重的阻礙。

與中國相比，西方國家在中世紀就已經興起了獨立的工商城市。當工業文明以不可阻擋之勢向現代社會逼進之時，西方資產階級順應時代的需求，在法律中規定了大量契約、物權、債權、信貸、破產、海商等方面的民商規則。可見，西方近代的法制文明一開始就與城市工商業結下了不解之緣。法律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的根本性變化，必然帶來對於新的法律的廣泛需求，以及法文化的交流與互動。同樣，在19世紀末的中國，為了實現救亡圖存、富國強兵這一擺在中國人面前的艱巨任務，有識之士提出了「實業救國」、「商業富民」的方略。在洋務運動中還產生了官府獨辦、官商合辦、官督商辦、民商獨辦等不同方式的實業救國方式。商業活動的發展，向法律提出了新的要求，如：確立民商事主體的平等身份、保護商業行為等等。也正因為如此，清末變法修律是以商事法律的制定為起點的。

由此可見，正是基於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的轉型，才有可能建立與商品經濟相適應的法律觀念、法律思想、法律模式和法律體系。可以說，中國法制的近代化的經濟動力是不可以忽視的。

第三，傳統法文化所處的不變亦變的境地支持著中國法制的近代化。

中國傳統法制與西方近代法制有著明顯的時代落差。在落差中拋棄落後，吸收先進是一種文明進化的規律或本能。鴉片戰爭以後，西方的資產階級法文化通過各種渠道輸入到中國。震撼著維系幾千年的中國傳統法制。西方法文化中的正義、自由、權利、平等、法治、分權制衡、主體意識、權利本位、注重人格、罪刑法定等等，逐漸成為中國人尋求的價值目標和中國法文化急於充實和修正的部分。面對強大的西方法文化的沖擊與挑戰，中國傳統的法文化處於一種不變亦變的境地，中國法制的近代化正是被一種異己的法文化所推動的。

（二）中國法制近代化的特殊動因

中國法制的近代化，除了來自政治、經濟和文化等社會基本結構變遷所形成的歷史必然性以外，還有其特定國情所形成的特殊動因。

首先，從中國社會內部來看，鴉片戰爭前後，人口的增長和經濟結構的變化已使傳統法制無法滿足調整社會關系的需要。

中國傳統法制賴以存在的基礎是小農經濟以及建立在這種經濟結構之上的鄉土社會。人口的數量不大，而且很少流動性，法律基本上可以維持社會秩序的穩定。然而歷史發展到清代，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其中之一就是人口迅速增加，至鴉片戰爭前夕，已達4億左右。隨著人口的迅速增長，社會關系變得復雜化，與「戶婚田土錢債」相關的民事糾紛所佔的比重逐漸加大，這就要求作為社會關系調整器的法律作出回應。

其中之二就是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轉型，從而導致經濟關系的巨大變化。「自五口通商以後，門戶洞開，海陸離埠，逐年增闢，加以交通之進步，機械之勃興，而吾國之經濟遂息息與世界與各國相通，昔之荒野僻壤，可變為最重要之都市，昔之家給人多，多變為不平均之發展。」 中國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及其所引起的社會關系的變革，使得整個社會內部充滿動盪與不安。表現在法律上，就是訴訟頻仍和積案劇增。而在積案中，民事案件逐漸上升，占據了大多數。

可見人口的增長，經濟結構的變化所產生的一系列問題都要求法律作出回應，這成為中國法律向近代轉型的內部動因。

其次，從中國近代社會所面臨的外部壓力來看，收回列強攫取的領事裁判權成為中國啟動法制近代化的外部動因。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面臨著歷史上「百年未有之變局」，中華民族處於亡國滅種的威脅當中。正因為如此，中國近代史上一切重大的變革、重大的政治活動都和救亡圖存聯系在一起，法制近代化同樣是圍繞這條主線展開的。

在長期封閉環境下生活的中國人，他們在鴉片戰爭後的最初反思，止是器物不如人而已。隨著視野的開闊，逐漸認識到西方國家之所以強大，主要不在於器物層面，而在於制度層面。所以要富國強兵，不但要學西方之用，還要學西方之體，即採用西方的政體與法律制度，才能自救、自存、自強。但是西方國家法制的近代化，無論途徑、方式、方法與價值取向與中國都有很大的不同。西方資產階級革命勝利以後，在啟蒙思想家關於民主、法治、三權分立學說的指導下，通過國家立法形式確認已有的制度和規范，在法律近代化過程中始終是圍繞如何處理權力與權利的關系以實現最大限度的民主與法治。這種價值取向顯然與爭取救亡圖存的中國是完全不同的，這是由國情決定的。

以領事裁判權為例，中國政府自古以來便嚴格維護司法主權，《唐律疏議》所規定的「諸化外人，同類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異類相犯者，以法律論」的處理涉外案件原則，影響極為深遠。但至鴉片戰爭後，英美強加給中國的領事裁判權踐踏了中國的司法主權，由領事裁判權又派生出列強在租界地區「會審公廨」的審判權，出現了「外人不受中國之刑章，而華人反受外人之裁判」的怪現象。西方列強之所以向清政府要求領事裁判權的理由之一，是中國法律制度落後、野蠻，與西方國家法律的基本精神及主要制度相悖離。在西方人眼中，中國法律「不僅是極為專斷的和極為腐敗的實施的，而且它的體系在許多方面與歐洲人公平或正義的觀念不相容」； 以此為借口，他們決定「不再服從這個的刑事管轄」。

司法主權的喪失是主權淪喪的表現之一，因此愛國的官僚、士大夫為收回領事裁判權、維護國家主權的完整而奔走呼號。1902年中英簽訂了《馬凱條約》，該條約第12條規定：「中國深欲整頓本國律例，以期與各國律例改同一律，英國允願盡力協助以成此舉。一俟查悉中國律例情形及其審斷辦法及一切相關事宜皆臻妥善，英國即允棄其治外法權。」 其後美國、日本、葡萄牙也做出類似的表示。由此而激發了朝野上下修律與改革司法的熱潮，可見收回領事裁判權是中國近代法制近代化的最重要的誘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