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法治發展的因素

⑴ 影響當前法治建設的深層次因素

這個深層次的因素，我覺得還是經濟因素吧，因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你的經濟的發展程度絕對了這一個法制建設的這種程度吧，我覺得是這樣的喲

⑵ 在當今影響中國法治建設的各種因素中，哪些來自於西方法治傳統

西方法律思想對中國法治建設歷程的影響

1，晚清的改革中，受西方影響最深遠的無非君主立憲制，這是對西方法律的簡單移植，並未考慮中國的實際情況。在中國政治思想中始終占據主導地位的是儒家思想，提倡所謂「四德」和「五倫」，忠、孝、節、義是最基本的道德准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是支撐社會的人倫關系。其中忠君是維系整套國家政治體系的基石，也是國家建立「德政」的核心。

因此，君主立憲制在中國沒有根基，這也導致了戊戌變法的流產。

2，近代孫中山的法治思想更是明顯受到西方法律思想的影響。

孫中山提倡的「五權憲法」是以西方的三權分立思想為基礎。與西方防禦性的制度構架不同，孫中山所設計的是在西方三權而分的基礎上增設監察和考試兩權。看起來，「五權憲法」與西方的三權分立制沒有多大差別，最多也是三權與兩權的簡單相加。

政權歸於人民，但中國國情不便全面行使直接民權，由國民大會代表人民行使政權。

⑶ 影響法制的因素

重典治國論 評
【摘要】
傳統社會以降，「重典治國」在各朝不同時期備受統治者青睞，似乎成為穩定政治經濟局面，實現長治久安慣用且重要的政治運行和法制工具。但重典治世在絕大多數的歷史時期往往難以完成統治者的決策預期，收效了了，最終難以逃脫成為歷史陳跡的命運。在認清辨明重典給傳統社會帶來諸多負面影響的同時，不應妄自斷言僅是法典之嚴苛性造成了社會動盪，阻礙了社會進步的步伐。反之，應當透過制度體表剝離並審視導致重典失效的權力結構、社會文化氛圍、法文化為背景等要素群體，反思而進取，此乃是國人不可偏廢的重要任務。
傳統社會以降，歷代統治者依賴「以刑為主」的東方本土式法制路徑，而「重典治國」現象在各朝不同時期也備受青睞，似乎成為穩定政治經濟局面，實現長治久安慣用且重要的政治運行和法制工具。而由中國特有的政治、法制土壤所孕育的「重典論」，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所具備的意蘊是有差別的，對社會的作用力也趨於殊途。剝離紛繁的表象，抽取各式重典背後承載的法文化，「重典論」思潮似乎也並沒有隨著中國法律的現代化更新換代而徹底消褪，卻成為隱性的法制因素，供給著目的論化的思維方式，深刻影響著國人今日的法治進程。
故而，在不斷辯證借鑒、汲取中國傳統社會法律思想經驗，兼顧吸納國外優秀法律制度的今天，歸納、總結重典治世所發揮之效用，使之浮於水面，愈加明確化，繼而認清利弊，抽取其中的合理性因素，扶正法治化軌道，乃是國人不可偏廢、僭越的社會工程。
一、重典治國理論之解構
（一）重典論之源流概要
翻閱中國歷史，即可發現「重典治國」理論擁有厚重的人文底蘊。上古伊始，發端於禮、刑之中國法，在刑始於兵，刑、法並無二致的年代，實則反映著一部古人類社會群落逐步發展壯大的演化史。國家產生後，統治者為建立統治，維持秩序，啟用所謂「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1]之道：邢之目的即為樹立權威，使「民不敢犯」[2]，「禁奸止過」[3]以確保有條不紊。從人類演進學的角度審視法源於刑之事實，也能窺見人類發展史乃至法律制度發展史的諸多共性。
但中國法之流變有其自身的軌跡。重刑亦非萬能，當鑒於史上因濫施刑罰適得其反，遭至民眾反抗而湮滅統治權的事例，統治者蹣跚般學會，應在可控的范圍內掌握權力行使的適當性，提出了以輕刑、仁政為表徵的「以德配天」、「德主刑輔」、「一準乎禮」「禮法合一」的施政方針，緩和了階級矛盾，為國家政治較為安定、經濟得以漸進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上升創造了有利的成長期，達到盛世。但是「約法省刑」之國策並非徹底游離於重典論設置的框架之外獨立生存。於此相反，由於中央國家的形成從始便依靠著集權化的政府萬能主義，決定了盛世亦當在此框架項下適度發揮而變形、衍化——其始終不能也不願擺脫「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4]的行為範式，遵守「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5]之法則。看似重典論在法則中位居下位，然而其在較短時期內針對特定對象或為實現特定目標，從重從快，善於高速營建起「以刑去刑，刑去事成」[6]的初始局面，在穩定秩序方面，擁有毋庸置疑的高效性和合目的性，以至於可作為實施其他後續統治行為的有力保障……這些均是輕、中二典在「運行——收益」坐標系中考察時間佔用、整體行為效率上無法比擬的。是故，重典治世絕非單純僅在「亂國」發生，而有著更廣大的作用空間和運行范疇。
（二）傳統社會重典治國理論之解構
在對重典治國理論進行實踐考察，剝除歷代對重典不一的執行理念或表達方式，尋找其中共性時，實則在明確兩個概念：重典面向的對象群體和「重典」概念本身。其一，重典面向的對象群體。學者指出，古中國所謂法，「一方面就是刑法，另一方面即官僚統治機構的組織法」[7]，簡言之，系由公權力國家行政執法規則和相應治理罰則構成的制度體系。其始終難以超脫「法自君出」、「諸法合體，以刑為主」的模式，生長出如同西方那樣弱化集權條件下獨立完備的私法系統。造成此種局面，原因應當是多方面的，也自然非本文所研究的對象，但必定成為考察重典治世效用時不可或缺的歷史土壤和理論基石。
中國法制結構決定了法制之鋒芒為「士制百姓於刑中」[8]：通過對統治者治下的社會下層進行公法為主要形式的法律約束達到治世的目的。但這並不是說，國人不曾受到統治者施加的私法色彩法律准則的控制。自古便存在的「家族法」、民事習慣，為控制國家經濟命脈而推行的官辦、督辦經濟法律制度，經濟發達時期培育的民事法律大量出現，在推翻有學者認為中國「無私法」論斷的同時，確也說明這些法律措施相較刑事公法而言，不太能淋漓盡致的展現古中國法的特點。
故而，「夫法，所以興功懼暴也」[9]的「典民」結論即定，統治者所關注的刑控社會下層對象，自然為廣大的底層人民，以及為其所用的龐大行政官員機構、被皇權所棄不予保護的貴族群體等（在本文考察中可視為微量化特殊對象），而對最為底部百姓的操控，很多時候是在對官員的選拔和任用過程中完成的。易言之，高位統治集團以法治官，打造較為高效的官僚結構便能實現統治目的。若假設統治者單純要求重典在適用於底部群體時達到「禁暴止奸」之效果，而由於官僚實質上也應歸屬於統治集團，便在適用法律時會產生與適於民眾有別的效果，則對重刑結果的追求也會不再純粹。
其二，重典之界定。
傳統社會末期，統治者對封建法度的意義作有如下總結：「國家刑罰禁令之設，所以詰奸除暴，懲貪黜邪，以端風俗，以肅官方者也」[10]。而其中「禁奸止過，莫若重刑」，可達到「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 [11]之功效。似乎重典所傳達出的意味僅停留於嚴刑峻法、用刑苛重，能夠從刑種的嚴酷和刑度的不著邊際來體會。實際上，要准確給「重典」下一個定義，應當首先建構於整個法律體系層面，顧及其應當具備的下列特徵：
1) 其體系嚴密，適用領域深廣，並經過歷代不斷修正而得到完善發展。以刑事法為例，不論上古，且從先秦戰國時代之始奴隸制五刑以降，經歷後世各代「輕刑」之改革而達成封建制五刑的確立，再到封建社會中後期部分苛刑的復興及至濫用、重新入律，形成了體制嚴謹、「疏而不漏」的宏觀體系，甚至甚多行政、民事法律責任都會被施以刑罰制裁，如唐律中有「凡負債違契不償，一匹以上，違二十日笞二十」的規文。後世欲了解各代法律制度及政治經濟環境，大致也可從所立刑罰和具體規文中窺視一二。
2) 其成文法範式呈現嚴苛性，同時存在大量特別「法」細胞，具有較大的靈活性和彈性。奴隸制五刑之嚴苛被逐步改良而更新為封建制五刑，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許多人類蠻荒時代具有的同態復仇、肉刑充斥的現象，代之以較為文明的刑罰，無疑具有歷史進步意義。但其中依舊保留了「罪人以族」、充軍、刺字、枷號等罪，明清時代更以凌遲入律，彰顯了傳統重典的嚴酷性特徵。同時，肉刑殘余在一定時期以鎮壓、整肅、爭權為目的被濫用而肆虐興盛，但往往不存在成文的法律依據，被歸為法外酷刑。但因注意到法自君出，大體也可將其視作某種意味上的特別「法」，只是缺失了常規法律制度所應具備的穩定性和可預測性，被賦以較大的伸縮性和隨意性補充了重典實施的威力。其彈性還表現為，存在大量同罪異罰的情形構成重典體系中較為重要而特殊化的組成環節：按受罰主體待遇的迥異程度可將此環節作一二分：一方面被免除部分乃至全部的法律義務，諸如贖刑之適用；另一方面則可能承擔重於律文規定的刑罰，抑或被施以特別「法」所定的極端刑罰。
3) 其類型繁復，具有強烈的合君權目的性，決定在不同歷史時期分具不同的內涵，並伴有些許理想主義色彩。依據制定和運行重典的統治需要不同，區別出即如學者歸納的幾種模式：極端重典主義、重重輕輕主義、相對弱化重典主義及其他特殊化重典主義[12]。極端重典主義以秦朝刑法為典型，以繁於秋荼而著名於史。重重輕輕主義以北宋中期頒行重法地法和 「盜賊重法」、明代相較漢唐法制的「重其重法、輕其輕法」的刑法特點為代表。相對弱化主義則以主張「約法省刑」為代表，刑罰中正，多出現於國家初創或社會經濟遭受重大破壞，需要長久時期修養生息之時。至於特殊化的重典推行,不宜歸納為上述任何一列，多是統治者為達到某種目的、由個人好惡及注意力之轉移而發生，諸如明太祖時期頒行《大誥》、重典治吏，便具有強烈的政治整肅目的。同時，統治者通過施用重典欲達到社會秩序長治久安，萬世為君的目的在史上不乏個別，懲治奸黨、屠戮權臣，往往滲透了許多道德衍生的理想主義情調，而大多卻事與願違，此留待後文詳述。
故而，由上可以簡單描繪出有關傳統社會重典的輪廓：即一種為實現統治目的服務，依據具體的政治經濟環境和理想化設置而架構的，以統治權治下所有社會群體、機構建築為施用對象，運用刑事法律為主體並結合特殊化制度工具所形成的全社會嚴密、靈活而具備相當彈性的法律制度體系。
二、重典治國理論之效用考察與合理性分析
（一）重典論之效用考察
本文給出的重典論之意義界定系以整個傳統社會法制結構的發展承繼為背景，就某個歷史時代為考量目標，由於統治者對重典的理解正如上文中學者給出的諸多分類方式那般所異，其欲施用達成的目的也有不同，從而在後世對重典論的績效考察過程中，需要略作抽樣區別。
從較為狹隘的范疇入手，中國傳統社會傳承的人治氛圍里，歷來將開明專制主義奉為經典興國政策，重典適用也自是以較為低級化的工具姿態非獨立性存在於此制度土壤之中。故而，欲對重典制度的績效得出相較合理與理性的結論，必須首先區分出較為適合開明專制統治生長的政治經濟條件。作為既成事實，今日對重典的分類方式便在社會形態的選取中比作相應參照系。亦由此，上述分類中較為明顯的，如同有秦一代等典型的極端重刑主義在考量該理論效用時，予以參照似屬不妥。
其次，相對弱化重典主義以使國家修養生息為立足點，多為修復脆弱的自然經濟而設立。統治者總結歷史，普遍考慮到暴刑荼重致使民眾反抗、社會動盪，給統治帶來的毀滅性打擊後適度反省，能夠識知「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飢寒切身，故不暇顧廉恥耳」[13]，此環境中，重典用為上層建築，由其本身性質與較為脆弱的社會資源條件相左，決定了其不宜作為長久制度存在。於是乎當約法恤刑，弱化對廣大民眾適用的重典因素。此種政策多發於封建國家權力初創但保有較強的統治力，抑或公權力所能調配的社會資源數量尚處於上升趨勢中的時期，經濟政治制度本身還具有較強的生命力，通過法制變革易於釋放被前不合理桎梏所封閉的發展動力。此種重典制度的推行，一方面使得民生得以穩定，有利於社會生產的發展；另一方面易導致在重典治理對象中，可能對官僚群體的監控力度鬆散不足而日益滋生並加速此群體的潰爛。在此也應說明的是，在傳統社會中盛行的諸如「八議」、官當、請、減、贖、免等制度，並非統歸於相對弱化主義，正如上文所提及，是重典制中較特殊的同罪異罰環節的組成部分，它具有對重典制度的較強「離心力」，但囿於皇權權威的維護始終未能游離，但確對重典所達之效用有抵銷之反作用。
這樣一來，衡量重典治世績效較為上佳的樣本，即剩下區分對象的重重輕輕主義和特殊化重典主義。
重重輕輕主義重典模式有著縱橫二向有別的不同意域：從縱向而言，以規范性法律文件傳承的角度，指出後世重典較前期規文在適用對象和程度上的區別，這是歷史差異的顯示，如有明一代較唐律所作出的改進；從橫向而言，是對當期使用法制時對象和程度的差別性規定。易言之，即同罪異罰環節中擴大受動主體承擔義務的可能性部分，即如宋代「盜賊重法」「重法地法」之推行。
傳統社會篤信「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北宋時期，由於立國未經過大規模的土地兼並改革、外患深重、加強中央集權而形成的冗官弊政等因素，客觀上塑造了一個階級對立相對嚴重的時代，以至於統治中期便較早的開始顯現危機，盜賊之患即是表徵之一。對此，由北宋仁宗嘉佑6年始歷經英宗、神宗、哲宗三代以惡治惡、加重打擊賊盜力度而擴大施用的重法地法、盜賊重法等，依據今日傳世的大料史料，似乎其從未能有效發揮統治者預期的治理效果。不但如此，還引發了更為嚴重的社會混亂。如熙寧十年（1077年）二月，「京東、河北盜賊不禁，至白晝殺人於市，攻略鎮邑，執縛官吏」[14]；元豐年間（1078-1085年），李常知齊州，「齊多盜，論報無虛日」，在其治下，「盜賊遂清」。而到哲宗末年（1086-1100年），齊地「群盜晝掠塗巷」[15]……即便在京都附近，「 盜賊充斥，劫掠公行」，作為執法主體的軍隊、官員多是「勢力怯弱，與賊不敵」，「縱能告捕入官，其餘徒黨輒行仇報，極肆慘毒，不可勝言」[16]。
特殊化重典模式之特異，在於其非但不能彰顯統治者所謂「審慎刑罰」，也不是出於如同北宋王朝那樣嚴酷的統治環境，導致統治集團「被迫」推行嚴酷的法度，整肅社會秩序——決策者在主客觀方面都未遭遇「窘境」。客觀上，其時常處於較為安定的統治時期，甚至萬象更新、盛世之狀初見端倪；主觀上，決策的制定並非外部因素推動的應激反應，而很大程度上是己身深思熟慮的結果。更確切地說，是依照自己的人格信仰和對自己利益的檢討。此種模式時常被篩選出的例子，即明太祖重典制貪之幾十年風雲歷程。
親歷社會底層疾苦的明太祖，對元末官員貪瀆、政治腐敗而遭滅亡感觸頗深，故嚴厲法度，重典治貪，對封建官吏的嚴罰可稱空前絕後。最為重要的是，其空前的完成了將久已存在的、體現各代統治者嚴苛色彩的法外酷刑即特別「法」因素轉換為真正意義的制定法模式，使傳統社會的重典體制更加完備化，盡管這些成文法實際發生效力的時間極為短暫。但應看到，終洪武之世，其也未能助太祖達成事先所勾勒的清明政治的目標。凡舉一例即可：洪武十八年，吏部考核全國布政司及府、州、縣來京朝謁官員幾千，其中所謂稱職者僅435人。對此太祖晚年也認識道：「我欲除貪贓官吏，奈何朝殺而暮犯？」[17]至成祖永樂初年廢建文仁政而沿用《大誥》收效不佳後束之高閣，《大誥》之刑漸漸棄用後數載，貪官污吏已遍布內外，顯示了掙脫重典之束縛後強勁的反彈力。

（二）適用重典之合理性分析
由上，傳統社會無論何種重典治世模式，收效均屬了了，呈現整體低效甚至無正效用但卻有長久活力的奇怪姿態。對此進行合理性解釋的角度可有多個，但欲以單向的、法律制度模型的路徑為切入點，應把握法文化、制度建構與發展史及其客觀運行評價作為突破關鍵。
首先，重典發揮的階段性正效益對維護統治具有強吸引力，統治者可將其作為改變行使統治權不利局面，尋求優化時的博弈行為。中國古來之重典是成系統的，規范嚴密，且表現為某種封閉性的獨立發展結構[18]，立法和策略之行具有強烈的路徑依賴特徵。同時中國自古而來較西方強烈甚多的集權型治理模式，也能將資源集中到足以確保由上而下執行某種制度初始階段所要求的嚴格性，甚至嚴苛、殘暴性。故而，重典推行在短期時間確實可如史料所描述的那樣「彰善癉惡，激濁揚清 」[19]。雖然只是違法者受到重懲造成社會相關主體感到自危後，所受規制的社會反常暫時停滯甚至隱蔽的反應。然重典的最初作用力越強，其受用波及越廣，影響便越深，停滯症狀維持時間便較長久，雖然不乏孕育著更劇烈反彈的可能。但這不能不給統治者以想像的空間，繼續預期所深惡痛絕的受動主體自覺進行良性轉變，以至設想能秉承重法之效，最終消弭不安定因素，「以刑去刑」，長治久安。而在傳統社會後期，隨著商品經濟的高度發達，社會呈現多元化趨勢和統治者所欲維護的簡單生產基礎下社會治理手段產生沖突，更凸現了無法與時俱進的一般法典修正補充技術的落後地位。為擺脫此種不利局面，採用有別於一般法制制約力的重典，不能不說體現了封建社會後期統治者被迫放手一搏的無奈。
其次，適用重典是統治者認可的，永葆國家機器運轉動力所必需賦加的「托賓稅」。在傳統社會這架巨型機器運轉二千餘年的過程中，官吏始終作為統治者實現統治效能，控制普通民眾不可缺失的組成利器。官吏集團與最高統治者之間本質上存在的是一種特殊僱傭關系：因為高度集權社會中權力之行使，實際亦是建立在地方權力為中央權力直接控制，卻也過分集中的情況下。故各級官僚機構在中央之下扮演的角色，即為雇員也為在局部受制的大領主，系一種具有人格化的工具[20]。故「國家之敗，由官邪也」[21]是古人對官之於國重要性的認識，於是堅守不放「治國莫大於懲貪」、「治天下首在懲貪治吏」[22]之圭臬。時時用重法剔除國家機器中不合理因素，整肅行政紀律，即如在宏觀經濟運行過程中經濟學家所言為齒輪良好運轉而不時放入細沙般效果的課稅雷同，治理官員腐敗懈怠而致階級矛盾過分擴大化，促進行政效能的提升、實現社會秩序的穩定和生產的發展。
再次，適用重典反映了傳統社會「禮法合一」條件下泛道德化的「和諧」行為預期。兩漢以降，法律道德化色彩逐步加強，隆禮重法成為中華法系一大特色。引禮入法，一方面為統治者鼓吹「惟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宣揚仁政和統治地位合法性提供理論支撐；另一方面，善用禮中豐富的道德規范培育發達的家法族規，使社會形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金字塔狀結構，也有利於減輕維護統治所需耗費的成本，「禮樂者治平之膏粱，刑政者救弊之葯石」，惟「以德化天下 」，「明刑制以齊之」[23]，國家可長久矣。應該說，決策者乃至國民均在一定程度上採納並預設了人性向善的儒學基點，努力以道德化行為範式來改造既定的不合理因子，其中一方通過隆禮以導民向善，減少不必要的統治開支；另一方則企盼上為政以德、匡扶正義——權力義務極不對稱兩方群體在社會構建中共享著基於不同認識形成的「和諧」雛形表徵之嚮往。但由於傳統社會局限性，社會矛盾無法消解，人們註定長久面對大同理想和嚴酷現實之沖突。於是乎統治者每每「痛下決心」，對人性論稍作一修正，試圖以滅除惡之人性的剛猛之法以惡治惡，樹立權威，瓦解法制運行不暢的阻礙；國民也時常希冀青天在世，向給自己帶來深重苦難的官僚腐敗集團表達失望和憤慨情緒之時，事實上也早已偏離了人性善之預期，復燃原始復仇主義之觀念，同時卻也清楚意識到民眾分散力量之孤立弱小，被迫對善治之論尚存遐想，有通過接受由上至下的重典洗禮來達到社會革新，重建「和諧」的心理准備和要求。
作為傳統社會法文化的標志之一，尚不能忽略法自君出、權尊於法的事實。重典之存，如果排除社會性因素而單獨從研究決策者入手，時常可以發現重典適用的軌跡與君主自身對外部環境的應激及心理狀態的描繪極其相符。正是統治者「口含天憲」，不受權力約束，決策之合法性歷來沒有適格的評價標准，而合理性則可在決策定立時由下而上反饋得以損益，但依舊無法擺脫深烙有統治者自身對歷史、社會現狀、皇族利益思考和抉擇之泥淖，甚至表達了其對以往自身經歷「辛酸」面的反思或抵觸、逆反情緒，重典的拋出也不外如是。

⑷ 影響法律效力發生實效的因素有哪些

影響法律實施的因素影響法律實施的因素，概括起來，主要有個人、體制、環境、法律本身等四個方面。 ①個人方面的因素，即行為受法律調整和負有執法、司法職責的個人的法律意識和法治觀念水平及其理想、道德、文化、紀律等綜合素質水平。 ②體制方面的因素，是指有關法律執行、適用、監督機關的組織、結構是否健全、合理、有效。 ③環境方面的因素，包括有關法律實施的經濟環境、政治環境、文化環境和自然環境。 ④法律本身的餓因素，包括法律內容方面的因素和法律形式方面的因素。法律內容方面的因素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指法律是否在本質上反映社會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意志，符合社會文明的發展趨勢。另一方面，是指法律規定的權利義務是否合理，法律內容是否符合社會實際發展水平。法律形式方面的因素主要指立法質量，它在法律實施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明確、完整、和諧應當是立法質量的三個基本要求。 明確，指法律規范的語言清楚，概念明確，法律規則指示清楚、公開，而且沒有歧義。 完整，包括法律規范的邏輯結構完整和法律程序完整。 和諧，要求法律部門之間、法律淵源之間、法律制度之間以及實體法與程序法之間協調一致，相互配合，形成統一、有序、和諧的整體。和諧包括兩個具體要求：第一，法律、法規之間應當協調、配合。第二，法律、法規之間沒有互相矛盾、互相抵觸，當兩個以上法律條款指向同一事項時，不會出現如果執行甲條款，就會構成對乙條款或餅條款「違法」的兩難局面。 總之，影響法律實施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這些因素從不同的方面、在不同的程度上影響著法律的實施，認真研究這些因素，並在實踐中有的放矢地切實解決存在的問題，就會改善法律實效，提高法律效果和法律效益。

⑸ 法理學試題影響法的實施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影響法律實施的因素主要有：
（1）個人方面的因素，即行為受法律調整和負有執法、司法職責的個人的法律意識和法治觀念水平及其理想、道德、文化、紀律等綜合素質水平。
（2）體制方面的因素，是指有關法律執行、適用、監督機關的組織、機構是否健全、合理、有效。
（3）環境方面的因素，包括有關法律實施的經濟環境、政治環境、文化環境和自然環境。
（4）法律本身的因素，包括法律內容方面的因素和法律形式方面的因素。

⑹ 影響法律實效的社會因素都有哪些主要形成的原因是什麼

影響法的實效的因素有 一、立法與法律環境因素 二、制定法本身的因素 三、主體因素
詳細的如下，節選李怡《法律實效與相關概念及影響因素信用》論文里的一部分
影響法的實效的因素有 一立法與法律環境因素。生活中很多地方不由法律來調整相較於其他社會規范法律的特徵是以權利義務為調整機制並通過國家強制力來保障。而立法者在立法時應該考慮與其他社會規范間協調關系考慮立法時所處的法律環境如道德與習慣。 人們之所以選擇法律作為主要的社會控制手段最根本原因在於這種規范傳遞著民眾長期以來接受並遵照的普遍價值觀念和利益要求這與道德作用於社會所生的效力密切聯系。在與道德的關繫上制定法與社會認同的倫理價值相吻合才能得到普遍有效的承認、執行。當法律與社會公認的倫理價值相逆時必然會受到來自道德方面的反對與抵製法律無法正常實施或達到實施效果最終成為無意義的外殼。在立法時不考慮道德對人們的作用力則易產生兩者的對立削弱法律實效的實現將道德規范融合在法理中那麼法律的實際效力將會得到雙重保障能加強法律實效的實現。 習慣是不同階級或群體所普遍遵守的行為模式。習慣遵守時間長了後人們相互間就會形成一個習慣共同體共同體內奉行著同樣的行為模式。當外力如法律介入並與共同體所奉守的習慣相沖突時人們就會自發地、本能地進行形式不同的反抗以排除外力干擾。我國的民間習慣根植於本土在人們的生活中起著重要作用特別是在農村且它將繼續存在隨著人們追求自身利益的過程不斷地重新塑造和改變自身。只要人類生生不息、只要社會的各種其他條件還會變化將不斷產生新的習慣並將作為國家制度及其他社會政令運作的一個永遠無法擺脫的背景。既然無法擺脫那麼能選擇的方式就是協調。
二制定法本身的因素。亞里士多德認為法治的條件有兩個1制定良好的法律2制定好的法律得到良好的實施。制定法本身就是影響法律實效的因素那麼符合什麼樣的條件的制定法會對法律實效有積極作用呢 1、制定法實現了法的價值。自然法學派認為法律與法是不同的法律是法或真實或虛假的表現形式。當法律能夠實現法的價值時就認為法律為法真實的表現形式反之則為假。因為代表正義、公正等價值的法也代表了長久以來民眾對法的理想對法實然作用的追求也是對人類自身命運的深切關懷和對美好生活不懈努力的目標。這是一種對人類的法律生活及法律意義和發展前景的終極關懷是人類為法律的未來發展提出的殷切希望而這種終極關懷都源於人類對自身命運的深深關切法律不應背離這種理想。 2、制定法本身應當是明確的、可操作的。法律自其制定出時就應該是明確的以確定的行為模式規制當事人享有的權利、履行的義務使人們在處理事務時有確定的指引和可靠的結果預測。法律的明確性要求法律規定具體、明確、肯定、完整包括違反義務規定時應怎樣承擔責任。法律的明確性還要求法律用語和立法技術的大眾化法律作為一種行動指南如果不為人知且也無法為人所知的話就會成為一紙空話。使用模糊、晦澀難懂的語言法律就會脫離群眾成為法學家的專屬玩物也無法成為具有實現效力的社會規范。
三主體因素。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生命力體現在實施運作過程中而各種主體對法律實現的效力將會產生極大的影響。 1、立法環節。立法是項專門性的技術工作必須要求具有優良法律素質的主體才能勝任。目前我國的立法體系龐雜有縱向、橫向不同立法主體。立法主體首先要有全局意識在創製法律時必須保持法律體系的統一、協調好各立法主體的關系法律間不應存在抵觸、不一致的情形。其次要求立法主體須孜孜不倦地追求法的理想、法的價值。再次立法主體要有前瞻性。法律必須巧妙地將過去、現在連結起來同時又不可忽視未來的迫切需要。 2、執法環節。據調查我國有70的法律、法規由行政部門執行因此對行政主體的要求就代表著對執法主體的要求。首先在行政機關及成員中樹立起法律權威嚴格依法行政不因行政事務的繁瑣而不遵守法律程序須確保法律適用的公平、合理。其次在行政主體中樹立法律至上觀念。尊重依法行政自由原則但不得以言代法、以權壓法不可把個人的權威意志強加法律之上。再次在行政人員中樹立起權利、民主意識防止運用手中權力謀取私利以權力來侵害公民權利。 3、司法環節。近年來我國司法人員的法律素質得到了很大提高但法官在適用法律時擁有的自由裁量權使得對司法人員的要求更進一步。目前我國的司法腐敗已是個很緊迫的問題嚴重影響著法律實效的實現。司法人員應提高專業素質同時加強道德建設抵制金錢誘惑擺脫關系網的牽制杜絕職權濫用、玩忽職守、貪污腐敗等情況出現。 4、守法環節。法律的實施運作是一項全社會集體參與的事業法律實效的實現是守法主體的主觀性和客觀性相統一的結果。守法低層狀態是出於對制裁的懼怕而消極守法守法中層狀態是出於心理慣性而守法守法的高層狀態是守法主體以法的主人之姿來守法。守法意味著公民能主動地以法律為准繩作為自己活動的准則與行為的指南自覺維護法的尊嚴和權威。因而當守法成了公民的自覺第一性選擇時法之權威、法律實效就將得以實現。

⑺ 影響法的實施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阻礙法的實施的因素有：

1、不符合大多數被統治階級的利益。

2、不利於統治階級一小部分人的利益。

3、在法律實施過程中，需要軍隊、警察、法官、檢察官等的具體職能的部門和權力行使人實施表現出來。而由於現實的人際關系等諸多因素，這多部本的一個或多個執行環節出問題，就阻礙了法律的實施。

4、法律明確規定人們的權利和義務，只有以國家強制力作後盾，並通過國家強制力依法制裁侵權行為和拒不履行義務的行為，才能使人們享有的法定權利得以切實履行，免遭非法拒絕。

5、行政的執行性、法治進程背景、執法體制這些都關繫到行政執法困境與法律實施目標的實現。

6、某些方面法律與道德的沖突。

7、法律實施屬於上層建築的范疇，還需立法保障法律的實施。

8、法律實施成本、法律實施效益等問題。

9、民眾的法律意識、素養等；

10、某些特殊的因素。

(7)影響法治發展的因素擴展閱讀：

其他影響法實施的因素：

（1）個人方面的因素，即行為受法律調整和負有執法、司法職責的個人的法律意識和法治觀念水平及其理想、道德、文化、紀律等綜合素質水平。

（2）體制方面的因素，是指有關法律執行、適用、監督機關的組織、機構是否健全、合理、有效。

（3）環境方面的因素，包括有關法律實施的經濟環境、政治環境、文化環境和自然環境。

（4）法律本身的因素，包括法律內容方面的因素和法律形式方面的因素。

參考資料：網路-法的實施

⑻ 法理學：法律全球化對法治發展的影響

對我國法治建設的影響：
1、傳統的法律本體論將被非國家中心的多元法律本體論取代。回
2、法律全球化將帶來法律價答值觀的轉化。
3、對法律人格觀也有影響。
4、法律發展觀上，法律移植將成為法律發展主導方式。
5、法治觀上，必然推動法治從國家治理模式上升為全球治理模式。
作為全球治理模式的法治是沒有單一政府的契約型法治；作為全球治理模式的法治不可能建立在法律統一的基礎上，必然是多元分散的。

⑼ 對法律和法學的認識，一個國家法治發展需要哪些因素，個人職業規劃，利與弊

目測社工系

⑽ 制約我國法制建設的最終決定因素是什麼

一)公民法治理念淡薄，缺乏法律至上的法治精神
所謂法治理念淡薄並不是指公民缺少利用法律保護自身權利的意識和缺少法律知識，而是存在一些因素妨礙法律至上這種理念在中國的傳播，這些因素恰恰是我們所熟悉的人情和事故。不難看到我們面臨的現實是，我們的傳統文化中沒有對法律的信仰，我們過於注重道德和權利的作用，過於強調情理法的結合，其結果是法律在我們的社會調整中沒有起到至上的作用，當代中國法制建設陷入了一種困境—法制「表層化」現場，[1]法律不被信仰，而真正起作用的是恆古至今幾千年來的文化沉澱，千年的文化賦予了炎黃子孫具有東方特色的法律意識和法律價值觀，而我們今天的這套法律制度並不是2000年發展起來的本土的東西，所以其中的一些法治觀念和我們的傳統觀念是不相符甚至是背離的，這就導致一個奇怪的現場:一方面我們遵守法律制度，在法律的大框架內行事，另一方面在具體操作上我們按照人情世故、按照自己根深蒂固的理念去行事，正是這種「內」和「外」的不統一造成了當今中國法治進程的困境。
（二）從法律本身上講，法律結構不夠科學，法律體系尚不健全。
改革開放近三十年來，我國制定頒布了大量的法律法規，初步建立了較為完備的法律體系。但也毋庸諱言，我國的法律規定交叉重復，法律文件互相矛盾、互相沖突的情況也大有存在，從而影響了法律整體實效的實現[2]。同時，我國司法制度缺乏獨立性和公正性。司法獨立是整個社會主義法治大廈的一個重要支柱。在我國，雖然司法、行政、立法也有分工，但在體制上卻難舍難分。從我國司法保障體系來講，司法單位的組織人事權和財政預算審批權都在地方，沒有地方的支持，法院連正常的工作秩序都得不到保障。各級司法機關在人、財、物方面缺乏自主性，受制於地方各級黨和政府機關部門，導致司法是政府大院里的司法，不是政府大院旁的司法，司法人員從事司法活動時首先得對地方黨政領導負責，缺乏獨立性。這樣一來，以權代法，以權壓法就難以避免了。
（三）法律監督機制還沒有真正建立起來，不能有效的防止腐敗發生。
目前我國對公共權力的運行缺乏監督。社會上出現的大量權錢交易、權權交易、權色交易等以權謀私腐敗現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少對權力的有效監督。無論是司法腐敗，還是吏治腐敗本質上都是對公共權力的濫用和失控。而我國目前恰恰缺乏有效的制度上的監督，活動透明度不高，同時也缺少有效的社會監督。雖然我國已初步建立起了包括黨內監督、人大監督、行政監督、司法監督和輿論監督等在內的民主監督體系框架，但其內部細致的監督機制和規范還沒有得到填充，各類監督的發展也不平衡，還有待於進一步完善，形成監督合力。只有建立起健全的法律監督機制，才能使腐敗無藏身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