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立法程序

① 法國政治體制

法國的政體是半總統制，這是一種總統制和議會制的混合物。這一政體的建立與戴高樂的政治主張有密切的關系，戴高樂為革除第四共和國黨派林立、政治動盪、政府軟弱的弊端，於1958年主持制定了第五共和國憲法，變議會制為半總統制。法國總統是國家權利的中心，憲法賦予總統一系列重大職權，除了有任免總理和組織政府、統帥軍隊、主持外交、發布咨文、頒布法律、監督司法等權利外，還擁有解散國民議會、舉行公民投票和「根據形勢需要採取必要措施」的非常權力。總統直接由選民選舉，直接對選民負責。政府由總統任命，雖然政府也要對議會負責，但議會的倒閣權受到嚴格限制，使政府對議會有相對獨立性，加強了政府的穩定性。

法國是典型的多黨制國家，黨派最多時達200多個。70年代中期以來，法國政黨逐步完成兩極化過程，形成以保衛共和聯盟（戴高樂派）和法國民主聯盟（吉斯卡爾派）為右翼，以法國社會黨和法國共產黨為左翼的四大黨爭雄，左右兩大派對峙的黨派格局。

法國的政治制度的特點
1、法國實行半總統半議會制
2，左右共治（特有現象）
3、多黨制
法國的政府為什麼要對議會負責
1為了克服政府濫用權力的弊端2議會擁有立法權和監督權在國家政體中發揮重要作用，

還有不懂的去http://myy.cass.cn/ziliao/12ozwx/08/book%5Ceo49%5C17%5Cbook1.htm

② 法國的司法制度是怎樣的

簡介：法國是大陸法系的發源地，其現行司法制度是在18世紀末法國大革命後逐步建立起來的，是維護資產階級專政和資本主義所有制的重要制度。 1789年法國大革命前，封建國王集行政、立法和司法於一身，「朕的意志即法律」。法院和司法人員依附於國王，無獨立審判活動，封建主在其領地內各行其是。法國大革命推翻了封建專制制度，以三權分立、司法獨立為原則，逐漸建立起資產階級的司法體系。19世紀初，拿破崙一世主持制定了民法、刑法、商法、民事訴訟、刑事訴訟等一系列重要法典，設置了普通法院系統和行政法院系統，確立了司法人員的獨立地位，使法國司法制度自成體系和完備起來，形成全國統一的司法體系。
法院系統：法國的兩大法院組織系統互不隸屬。①普通法院系統。由初審法院、大審法院、違警法院、輕罪法院等基層法院和重罪法院（又稱巡迴法院）、上訴法院、國家安全法院等中級法院以及最高法院組成，負責審理民事和刑事案件。其中，初審法院和大審法院屬於民事法院，違警法院、輕罪法院和重罪法院屬於刑事法院。法官的產生，除民事法院中的商事法庭、鄉鎮對等法庭、勞資調解委員會、社會保險訴訟委員會的法官由選舉產生外，刑事法院和其他民事法院法官則由最高司法委員會或司法部長推薦或任命。法官實行終身制，非經彈劾不得免職。②行政法院系統。由最高行政法院和各省所設的27個行政法庭組成，主要任務是解釋現行法律和行政法令，並提供建議和擬訂草案；審理行政機關之間的糾紛和公民對行政機關的控告。行政法院的成員不是職業法官，而是行政官員，任命和調動按公務員制度規定辦理。③在兩大法院組織系統之外，還設有爭議法庭和特別高等法院。爭議法庭由最高法院和最高行政法院選出的法官以及司法部長等組成，負責處理普通法院與行政法院兩系統間關於管轄權的爭議。特別高等法院由國民議會和參議院選出的議員組成，專門審理總統所犯的叛國罪和政府部長在執行職務期間所犯的刑事罪和危害國家安全罪。
檢察機關：法國不獨立設置檢察機關，檢察官配屬一定的法院，由司法部管轄。法國訴訟程序比較健全，分為刑事訴訟、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3種不同程序。刑事訴訟和民事訴訟主要依據成文法典審判，判例只供參考。行政訴訟則按判例和行政法規判決。陪審官的作用有限，除重罪法院外，其他法院和法庭不設陪審官。
法國最高司法委員會：法國最高司法委員會是協助總統實行司法監督的機構，由總統任主席，司法部長任副主席。職責是：就最高法院法官和上訴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命向總統提出建議，對司法部長有關任命其他法官的建議提出意見，就赦免問題接受咨詢。最高司法委員會同時又是法官紀律委員會，具有對法官的懲戒權。司法部則從事司法行政管理，掌管法院系統的行政組織、人事調動和活動經費等。
司法審查制度：法國的司法審查制度是通過憲法委員會執行的。由總統任命主席的憲法委員會在保證公民選舉總統、議員和公民投票程序合法性的同時，還對法律、組織法、法令和條約是否違憲進行預防性審查，並受理政府、議員關於法律、法令違憲的控告案件。自第五共和國成立以來，司法審查制度在法國政治生活中日益起著重大的作用。

③ 請寫出法國的憲法內容(如太多，可摘要）

第一百二十五條

1．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由19名法官組成。

2．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根據俄羅斯聯邦總統、聯邦委員會、國家杜馬、聯邦委員會1／5委員或國家杜馬1／5議員、俄羅斯聯邦政府、俄羅斯聯邦最高法院、俄羅斯聯邦高等仲裁法院、俄羅斯聯邦各主體立法和執行權力機關的要求，解決下列文件是否符合俄羅斯聯邦憲法的案件：

（1）聯邦法律，俄羅斯聯邦總統、聯邦委員會、國家杜馬、俄羅斯聯邦政府的規范性文件；

（2）各共和國憲法，俄羅斯聯邦各主體就屬於俄羅斯聯邦國家權力機關管轄和俄羅斯聯邦國家權力機關與俄羅斯聯邦各主體國家權力機關共同管轄的問題所頒布的法律和其他規范性文件；

（3）俄羅斯聯邦國家權力機關和俄羅斯聯邦各主體國家權力機關之間的條約，俄羅斯聯邦各主體國家權力機關之間的條約；

（4）尚未生效的俄羅斯聯邦的國際條約；

3．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解決許可權爭端：

（1）聯邦國家權力機關之間的爭端；

（2）俄羅斯聯邦國家權力機關和俄羅斯聯邦各主體國家權力機關之間的爭端；

（3）俄羅斯聯邦各主體最高國家機關之間的爭端；

4．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根據關於侵犯公民憲法權利和自由的投訴，根據法院的要求，按照聯邦法律規定的程序檢查在具體案件適用和應該適用的法律是否符合憲法。

5．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根據俄羅斯聯邦總統、聯邦委員會、國家杜馬、俄羅斯聯邦政府、俄羅斯聯邦各主體立法權力機關的要求解釋俄羅斯聯邦憲法。

6．被認為違憲的文件及其個別條款沒有效力；不符合俄羅斯聯邦憲法的俄羅斯聯邦國際條約不得生效和適用。

7．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根據聯邦委員會的要求作出關於指控俄羅斯聯邦總統叛國或實施其他嚴重犯罪的指控是否符合規定程序的結論。

第一百二十六條 俄羅斯聯邦最高法院在民事、刑事、行政和其他案件、對於擁有一般司法審判權的法院方面，是最高審判機關，它根據聯邦法律規定的訴訟形式對這些法院的活動實行司法監督並就司法實踐問題作出解釋。

第一百二十七條 俄羅斯聯邦最高仲裁法院是解決經濟爭端和仲裁法院所審理的其他案件的最高審判機關，它根據聯邦法律所規定的訴訟形式對仲裁法院的活動實行司法監督並就司法實踐問題作出解釋。

第一百二十八條

1．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俄羅斯聯邦最高法院、俄羅斯聯邦高等仲裁法院的法官由聯邦委員會根據俄羅斯聯邦總統的提議任命。

2．其他聯邦法院的法官由俄羅斯聯邦總統根據聯邦法律規定的程序任命。

3．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俄羅斯聯邦最高法院、俄羅斯聯邦高等仲裁法院和其他聯邦法院的許可權、組成和活動的程序由聯邦憲法性法律規定。

第一百二十九條

1．俄羅斯聯邦檢察機關是統一的、下級檢察長服從上級檢察長和俄羅斯聯邦總檢察長的集中體系。

2．俄羅斯聯邦總檢察長由聯邦委員會根據俄羅斯聯邦總統的提名任命和解除職務。

3．俄羅斯聯邦各主體的檢察長由俄羅斯聯邦檢察長與其主體協商任命。

4．其他檢察長由俄羅斯聯邦總檢察長任命。

5．俄羅斯聯邦檢察機關的許可權、組織與活動程序由聯邦法律規定。

第八章 地方自治機關

第一百三十條

1．俄羅斯聯邦的地方自治保證居民獨立解決地方性問題，佔有、使用和處分市政財產。

2．地方自治由公民通過公決、選舉、直接表達意志的其他形式並經過選舉產生的地方自治機關和其他地方自治機關來實現。

第一百三十一條

1．考慮到歷史的和其他的地方傳統，在城市、村鎮和其他領土上實行地方自治。地方自治機關的結構由居民獨立確定。

2．考慮到相應區域內的居民意見，允許改變實行地方自治的地區邊界。

第一百三十二條

1．地方自治機關獨立管理市政財產，形成、批准和執行地方預算，設立地方稅收和集資、維護社會秩序並解決其他地方性問題。

2．地方自治機關可依法分享一部分國家職權，同時轉交必要的物資和財政資金以行使這些職權。行使轉交的職權由國家監督。

第一百三十三條 俄羅斯聯邦的地方自治由司法保護權、因國家權力機關的決定而造成的額外開銷補償權、禁止限制俄羅斯聯邦憲法和聯邦法律所規定的地方自治權利予以保護。

第九章 憲法修改與憲法重新審議

第一百三十四條 俄羅斯聯邦總統、聯邦委員會、國家杜馬、俄羅斯聯邦政府、俄羅斯聯邦各主體立法（代表）機關、以及人數不少於1／5的一批聯邦委員會委員或國家杜馬議員，能夠提出關於修改和重新審議俄羅斯聯邦憲法條款的議案。

第一百三十五條

1．聯邦會議不得重新審議俄羅斯聯邦憲法第1、2、9章條款。

2．如果重新審議俄羅斯聯邦憲法第1、2、9章條款的議案得到聯邦委員會委員和國家杜馬議員總數3／5的票數支持，根據聯邦憲法性法律召開憲法會議。

3．憲法會議或是確認俄羅斯聯邦憲法不需修改，或是制定新的俄羅斯聯邦憲法草案，草案由憲法會議成員總數2／3的票數予以通過或交付全民投票。在進行全民投票時，如果半數以上的選民參加投票，參加投票者半數以上對其表示贊成，俄羅斯聯邦憲法即為通過。

第一百三十六條 對俄羅斯聯邦憲法第3—8章的修改，應按照為通過聯邦憲法性法律而規定的程序予以通過，並在不少於2／3的俄羅斯聯邦各主體立法權力機關批准之後生效。

第一百三十七條

1．對俄羅斯聯邦憲法第65條規定俄羅斯聯邦構成的修改，應根據關於加入俄羅斯聯邦和俄羅斯聯邦新主體參加其構成、關於變動俄羅斯聯邦主體憲法法律地位的聯邦憲法性法律來進行。

2．在共和國、邊疆區、州、聯邦直轄市、自治州、自治區名稱變動的情況下，俄羅斯聯邦主體的新名稱應列入俄羅斯聯邦憲法第65條。

第二部分 最後過渡條款

1．俄羅斯聯邦憲法自它根據全民投票結果而正式公布之日起生效。

1993年12月12日全民投票日即為俄羅斯聯邦憲法通過日。

1978年4月12日通過、後來作過修改和補充的俄羅斯聯邦——俄羅斯憲法（基本法）同時失效。

在聯邦條約——關於在俄羅斯聯邦國家權力機關和參加俄羅斯聯邦的各主權共和國國家權力機關劃分管轄范圍和許可權的條約，關於在俄羅斯聯邦國家權力機關和俄羅斯聯邦邊疆區、州、莫斯科市和聖彼得堡市國家權力機關劃分管轄范圍和許可權的條約，關於在俄羅斯聯邦國家權力機關和參加俄羅斯聯邦自治州、自治區國家權力機關之間劃分管轄范圍和許可權的條約，以及俄羅斯聯邦國家權力機關和俄羅斯聯邦各主體國家權力機關之間的其他條約，俄羅斯聯邦各主體國家權力機關之間的條約——條款與俄羅斯聯邦憲法條款不符的情況下，以俄羅斯聯邦憲法條款為准。

2．本憲法生效前在俄羅斯聯邦境內實施的法律和其他法律文件，與俄羅斯聯邦憲法無抵觸的部分繼續適用。

3．根據俄羅斯聯邦——俄羅斯憲法（基本法）選出的俄羅斯聯邦總統從本憲法生效之日起行使它所規定的職權，直至其當選的任屆期滿。

4．部長會議——俄羅斯聯邦政府從本憲法生效起擁有俄羅斯聯邦憲法所規定的俄羅斯聯邦政府的權利、義務和責任，以後改稱俄羅斯聯邦政府。

5．俄羅斯聯邦各級法院根據本憲法為其規定的許可權行使審判活動。

憲法生效後，俄羅斯聯邦所有法院的法官均保留其許可權，直至他們當選的任屆期滿。空缺職務根據本憲法規定的程序填補。

6．法院審理有關案件的原有程序予以保留，直到規定法院在陪審員參加下審理案件的程序的聯邦法律生效為止。

逮捕、關押和監禁嫌疑犯的原有程序予以保留，直到根據本憲法條款進行俄羅斯聯邦刑事訴訟立法為止。

7．第一屆聯邦委員會和國家杜馬選舉產生，任期2年。

8．聯邦委員會在選舉後第30天召開首次會議。聯邦委員會首次會議由俄羅斯聯邦總統主持召開。

9．第一屆國家杜馬議員可同時是俄羅斯聯邦政府成員。本憲法關於議員不可侵犯的條款不適用於因履行公務的行為（或不作為）負有責任的擔任俄羅斯聯邦政府成員的國家杜馬議員。

第一屆聯邦委員會委員根據非常設原則行使其職權。

對《俄羅斯聯邦憲法》關於聯邦各權力機關許可權部分的修改摘要①（註：本部份供讀者參考。——編者）

五 俄羅斯聯邦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和管理機關

④ 法國法律體系和中國有何不同

法國和德國是典型的大陸法系的國家，最著名的《拿破崙法典》即現在法國之後的《民法典》，法國有憲法法院，這個我國是沒有的，我國的憲法不具有可訴性。

⑤ 法國的法律由誰制定 是總統，內閣，議會中的那個

議會制定法律，總統簽字同意，並領導內閣來實現國家治理，總統和內閣都沒有立法權，內閣可以制定行政規章

⑥ 法國法律文件

對於任何法律體系而言，法律都是作為一種傳統在發揮作用，是由社會逐步發展並傳下去的一套思想和文字，有其延續性和一致性。法國法也不例外。法國法經過漫長的歷史發展，尤其是大革命導致的徹底變革，從而使法國法律體系具有與其他法律體系不同的特徵和精神。 
法國法與英美法相區別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二者建立在不同的哲學基礎之上。法國法的哲學基礎是理性主義，以演繹為其主要方法。也就是從一般原則出發，將之適用於具體的案例。這種方法來源於笛卡爾。笛卡爾認為整個物質世界可以依據數理學進行解釋，所有客觀現象都是基於一系列基本原則（idées claires）。 笛卡爾的哲學影響了整個法蘭西民族的思維方式。與之相反，英國法的哲學基礎是以洛克和休謨為代表的經驗主義，以歸納為其主要方法。經驗主義對理性主義表示懷疑，認為所有的認識都來源於經驗，一般原則只能在對經驗的歸納基礎之上發展而來。 
這種不同的哲學基礎決定了英法兩個國家的法律所具有的不同特徵。英國的普通法以判例為其主要的淵源；而法國法以成文法典為主，用概括性的語言來表述法律規則，司法判例只是沒有法律拘束力的輔助性淵源。當然，這只是從一般意義上而言。實際上，判例在法國不同部門中的地位也有所不同。例如，在行政法方面，行政法院的判例就是主要淵源之一。 
在法國，編纂法典已構成法治的重要內容。法國學者曾經這樣評價法典對於法國的重要意義： 
法典，尤其是我們的民法典，已經深深浸透在我們的民族文化之中。民法典是我們民族遺產的一部分，就象法國風格的園林、凡爾賽宮、香檳酒、戴高樂將軍。我們的文化和我們的特性都是與法典緊密相連的。民法典不僅僅是我們民族統一的象徵……，而且同時還是我們文化統一的原因、見證和結果。 
在法國，立法被認為是普遍意志的表達和一般原則的體現，這樣，立法所具有的權威就使司法判決處於次要的地位。法官被認為是國家的公務員，其職責是實施法律而不是創造法律；司法判決的權威取決於判決書的質量，而不是任何與管轄權相關的可以作為先例的效力。在正確表述法律方面，學術界也發揮著重要的影響。有時候，法學著作的地位在某種程度上甚至超過司法判決。 
法國大革命使「自由、平等、博愛」成為共和國追求的目標，其中的核心價值觀是對個人權利的尊重。這一精神貫穿在整個法國法中，不論是公法還是私法，也不論是實體法還是程序法。對此本文將在後面進一步闡述。可以說，權利是整個法國法的出發點；有權利，就有法律，就有對權利的救濟。而在英國法中，行為才是法律的出發點；只有在法律對行為和救濟作出規定時才產生權利。 
1789年的法國《人權宣言》提出了「主權在民」的思想。盧梭在其影響巨大的《社會契約論》中指出，立法是普遍意志的表現，自由的人民只受他們自己制定的法律的約束。這種民主思想也充分體現在法國的法律中。例如，法國法的各種規范在效力上是有區別的，而區分各級規范的標準是人民在這些規范的制定或形成中的作用。最高一級規范是憲法，必須經全體公民投票批准；次一級規范是議會制定的法律（lois），而議員是由人民選舉產生；再次一級規范是經議會授權的行政機構制定的法令或規章。這些由人民直接或間接決定產生的法律構成法國法中有拘束力的淵源。相反，法院的判例、法學家的著作，由於不是人民或人民的代表所決定的，只是法國法的輔助性淵源而沒有法律拘束力。這也是司法判例之所以在法國法律體系中處於次要地位的另一重要原因。 
3、法國法的淵源 
一般認為，法國法的淵源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正式淵源即主要淵源，包括憲法、國際條約、議會通過的法律以及議會授權行政機構制定的法令或規章；另一類是非正式淵源，包括法院的判決、法學著作、習慣法和一般法律原則等。 

⑦ 法國和中國法律體系的各特點以及詳細分類比較

法律體系是比較法中用來對各種法律進行劃分的概念，意指具有相同或相內近的傳統、容原則、制度和特徵等因素的法的總和。中法兩國同屬於大陸法系國家，從法系角度來說差別不大。

但因為兩國社會制度不同，也有不少差異：
1、保護的根本利益不同，我國保護廣大人民的利益，法國保護資本主義利益；
2、民法上，中國沒有民法典，法國擁有；
3、嚴格區分公法與私法是法國法律體系的最基本特徵，也是法國法律體系的基礎；
4、實體法與程序法嚴格分開也是法國法律體系的一個重要特點；

因為比較復雜，給你網址：
http://hicourt.gov.cn/theory/artilce_list.asp?id=540&l_class=3

⑧ 拿破崙法典的立法原則

這部法典可以用3項原則予以概括：自由和平等原則、所有權原則、契約自治原則。
①就自由和平等原則來說，該法典包括兩條基本的規定。第11條規定：「所有法國人都享有民事權利。」民事權利是指非政治性權利，包括關於個人的權利、親屬的權利和財產的權利。第488條規定：滿21歲為成年（1974年改為18歲），到達此年齡後，除結婚章規定的例外外，有能力為一切民事生活上的行為。這就是說，在原則上，每個人從成年之日起，都享有平等的民事行為能力，雖然關於這種能力的享有在法律上定有某些限制。
②就所有權原則來說，法典第544～546條給與動產和不動產所有人以充分廣泛的權利和保障。所有權的定義是「對於物有絕對無限制地使用、收益及處分的權利」。國家徵收私人財產只能根據公益的理由，並以給予所有人以公正和事先的補償為條件。不論是動產或不動產的所有人，都有權得到該財產所生產以及添附於該財產的一切物。這一規定使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可以自由地使用、收益和出售，同時農民的私有土地也得到了保障。該法典還規定了對他人財產的用益物權和地役權，這對小農經濟是重要的。
③契約自治，或稱契約自由原則，規定在第1134條中：「依法成立的契約，在締結契約的當事人間有相當於法律的效力。」除非該契約違反了該法典第6條所說的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才不具有法律效力。契約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意思表示的一致，其目的在於產生某種法律上的效果，或者將所有權從一人移轉於他人，或者產生某些債務，或者解除當事人先前締結的債務，或者只是改變已經存在的一些約定。該法典賦予兩個或兩個以上個人的意思表示的一致以等於法律的效力，來使他們以自己的行為產生相互間的權利義務，從而改變其原有的法律地位。所以，契約自治，也稱為當事人意思自治。契約一經合法成立，當事人必須按照約定，善意履行，非經共同同意，不得修改或廢除。契約當事人的財產，甚至人身（該法典原來規定了對違約債務人的民事拘留），都作為履行契約的保證。基於這些觀念，立法者作出了一系列規定：契約義務的強制履行、不履行的損害賠償、履行遲延、債務人的破產程序等等。
在《法國民法典》中用1000多條條文來規定契約之債，可見契約對資本主義社會的重要性。契約自治也是在形式上平等和自由的名義下實行的，並且是自由和平等原則的邏輯結果。對於這個原則，馬克思曾在《資本論》中予以深刻的批判。
隨著100多年來法國政治、 經濟、社會情況的變化，該法典也經過100多次修改，以不斷適應新的情況。其中較重要的有：1819年的法律廢止了第726、912兩條，從而使外國人在繼承法上和法國人處於完全平等的地位；1854年的法律廢止了第22～33條的民事死亡制和第2059～2070條的民事拘留制；1855年的《登記法》改進了關於抵押權的規定。
1871年開始的第三共和國得到鞏固以後，進行了范圍廣泛的法典改革運動。該運動主要針對婚姻法和親屬法，結果，關於結婚的形式要件和實質要件的修改，特別是放鬆了對於父母同意的要求，對當事人較為方便。離婚制度一度於1816年廢除，1884年得到恢復，但基於夫妻共同同意的離婚到1945年才得到恢復。關於親權的行使，發展了加以控制的制度，並且在1889、1910、1921年的《受虐待或遺棄的未成年人保護法》中規定，親權在一定條件下可予以剝奪或限制。由於戰爭的結果，1923年的法律曾對收養的規定作了重大修正，1966年的法律再次進行了修改。關於夫妻相互繼承遺產的權利，由於1891、 1917、 1925年的法律補充規定了對配偶遺產的一部分享有用益權而有所擴大。1965年的法律根本變更了在丈夫單獨控制下的夫妻共同財產制。廢除了奩產制，並且許可妻子在不經其夫同意下開立銀行帳戶，並管理其個人財產。1970年的法律廢除了丈夫是一家之長的原則。最後，1972年的法律廢除了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的不平等地位。
法典的影響該法典在不少資產階級國家裡有頗大的影響。
首先，在1804年原屬法國因而自該法典施行之日起即屬於它的效力范圍的一些國家中適用，比利時和盧森堡仍然把它作為自己的法典。該法典在法國的某些前殖民地中也仍在施行。例如，加拿大的魁北克省現行的民法典，部分以該法典為基礎，部分以《巴黎習慣法》為基礎。美國的路易斯安那州自1825年起採用了該法典，不過作了若干修改和補充。
其次，有些國家以該法典為藍本制定本國的民法典。例如，1838年的《丹麥民法典》是依據該法典制定的，1940年的《希臘民法典》也是以該法典為範本的 。最後，還有很多國家的民法典在編纂時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該法典的影響，如1896年的《德國民法典》、1907年的《瑞士民法典》、1867年的《葡萄牙民法典》、1889年的《西班牙民法典》、1855年的《智利民法典》、1869年的《阿根廷民法典》、1916年的《巴西民法典》等。
《拿破崙法典》是人類歷史上資產階級國家的第一部民法典，原則鮮明，編排合理，邏輯嚴謹，語言簡潔，是世界法制史上的一個里程碑。這部誕生於1804年的法國民法典是法國大革命時期，為保衛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果實而制定的。而且這部法典的立法精神和原則也為後來許多歐洲國家借鑒和效仿。隨著拿破崙在歐洲的軍事擴張，《拿破崙法典》也被應用到法軍所到之處。由於該法典的系統性、完整性和規范性，因而對後來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立法產生了巨大影響，起到了立法規范的作用，從而具有了廣泛的世界意義，其內在的價值和思想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光彩奪目。

⑨ 議會制度的立法過程

立法程序即一系列議會審議議案的規則。 1958年的憲法在保留主要的傳統做法的同時對立法程序進行了相當程度的修正和細化。 憲法39條明文規定只有政府和議會成員才有權提出立法動議。 政府立法動議由總理在徵求國家委員會並由總理委員會討論後提出。 前者是一個政府的咨詢機構， 它審查有關法律議案的合法性， 後者主要通過對議案的採納來體現政府的一致性 。提交議會審議的議案並不是單個政府官員提交的文本， 而是總體上反映了政府的態度。 一旦獲得總理委員會的通過， 議案就可提交國民會議或參議院中的任何一院審議， 但是財政立法除外， 因為根據憲法， 這類法律必須首先提交國民議會審議。
由國民代表或參議員提出的議案必須提交起草者所屬的議院審議。 憲法明文規定議員提出的議案不能威脅到公共財政的收支平衡， 否則， 它們將被宣布為無效的。
法律議案一旦被列入議事日程並公開， 無論在任何情況下， 國會或參議院就可以著手工作。 首先， 議案由議會的六個委員會之一加以審查， 其方式可以是收集信息、意見， 召開聽政會， 對議案進行逐條的討論。 這一過程進行完時， 議會委員會對建議修改稿進行投票表決。 議會委員會的工作是相當重要的， 它可以使有關專家對相應問題給出意見或建議。
在委員會的工作結束後， 由政府提議將議案列入公開會議的優先審議的議事日程。 公開會議的辯論分成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一般性討論， 對法律議案的優、缺點進行綜合性的討論。 政府相關部門代表以及議會成員就議案的意義和價值發表意見。 在公開會議的第二階段， 議案被詳細的逐條審議， 任何修改意見， 無論是由委員會提出的或出自國會代表或參議員的動議而進行的討論， 都被提上議事日程。 憲法和兩院規章對議案條款和修改意見得到討論方式都有詳細的規定。 針對某一具體問題的討論隨響應的條款和修改意見稿被通過或否決而結束。 政府有權以威脅到國家財政平衡為由， 通過各種方式對某一修正案提出反駁， 或者要求相應的議院對數條修正案或條款只進行一次表決。 後者叫做「凍結投票」， 它可以避免一些特殊敏感的表決， 並且從議案的技術和政治角度進行綜合性的討論。
只有在國民議會里， 政府對其議案是否被通過承擔責任（49條）。這時，國會必須採納議案或提出對政府的不信任案，解散政府。這一程序經常被認為過分嚴厲，它使得國會代表在困難時期承擔起支持政府或否決政府的責任，並承擔由此帶來的國會自身被解散的風險。無論如何，議會兩院的辯論隨投票表決而結束，或通過既定的方式或通過49條。
憲法規定，兩院通過的法律必須具有相同的內容。「SHUTTLE」程序要求直到兩院就議案的所有條款通過辯論都達成一致時才能被通過。這一情形在兩院都有相同的多數黨占統治地位時很容易發生。但是，當兩院由不同的多數黨控制時，這一議案就面臨著不能通過的危險。為了避免第三共和國時期出現的對議案的凍結局面，尤其是由參議院引起的，憲法45條就國民會議和參議院的地位給出了一個折中性的處理程序，規定在必要的情形下，國民議會享有最終決定權。
當議會的兩地讀程序結束後（特殊的情況下可僅由一院進行），意見不統一時，政府可成立一個分別由兩院組成的七人委員會，這一委員會將起草一個兩院都同意的文本。通常在兩院都由共同的多數黨控制時，往往容易達成一致意見，文本隨即會被提交兩院審議。但是當兩院在政治上存在重大分歧時，聯合委員會可能無法起草出令兩院都滿意的文本，或者聯合委員會所起草的文本不能同時被兩院通過。此時，在國民議會和參議院再讀後，可以由總理提請單獨由國民議會做出最終表決。在這種情況下，對議案的修改權受到極其嚴格的限制， 從而對議案不可能作出太大的變動。
這一體制使國民議會和參議院往往在提議組成聯合委員會之前，會就一項法律達成一致意見，或同意聯合委員會的意見。大拿市，尤其是在像1981、1986以及從1988到1993年反對意見強勁的特殊情形下，政府不得不請求國會否決參議院的反對意見並通過法律案。1958年憲法保證了立法體系的運作，它足以使得來自參議院的任何敵對意見都無法阻止政府與國民議會中多數在政治上達成一致。
當法律案通過後，無論其是被兩院通過或者由國民議會最終審議並通過的，它將被提交共和國總統。總統必須在15日內簽署並公布。在此期間，法律將送交憲法委員會審查其合憲性。無須提交合憲審查的法律案或被全部或部分審查為合憲的法律將由共和國總統公布並且刊登在全國性的政府公報上。 除了上述針對一般法律的立法程序外，還有幾種特殊程序適用於財政立法、社會福利法、組織法、憲法修改章程、授權立法，締結條約法和公民表決法。
財政立法，主要是針對涉及預算的條款有一套特殊的程序以避免其被凍結，從而影響整個國家的協調運作。對財政立法案的辯論執行特殊程序，其必須在每年十月初提交國民議會審議通過下一年的預算，國會必須在七十天內通過預算案。如果議會位能通過財政法案， 政府有權利命令其實施，從而保證來年1月1日在征稅和公共支出上不致發生阻滯。如果議會一旦否定財政法案——歷史上從未發生過——緊急條款將被採用，從而保證征稅和最小開支上的順暢。
1996年2月通過的憲法修正案（47條1款）對社會保障的財政法案的審議適用新的程序。這些由政府提出的新的議案是對有關社會保障的財政穩定性的一般條件做出規定。如果議會50天內對這個議案未作出決議， 政府可以命令將其付諸實施。
1958年憲法（46條）創制了一項有關憲法實施的新的憲法類型——組織法 這些被認為十分重要的有關憲法實體運作的法律， 在生效前必須提交憲法委員會審查其合憲性。
1958年憲法針對憲法的修改規定了兩種方式。 第一種方式（89條）是當修正案在提交公民表決或由議會兩院組成的稱作代表大會（CONGRESS）的聯合會議表決前，必須由國民議會或參議院一致通過。後者必須獲得3/5 的多數贊成方能通過。第二種方式，根據憲法第二條規定，可將修正案直接訴諸公民表決，其曾在1962和1969年由戴高樂總統適用。 1962年這一程序在使共和國總統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的問題上獲得通過。 但是1969年針對法國區域化和改變參議院的權力問題在這一程序上遭到否決，從而導致戴高樂總統辭職。 其他關於憲法的修正條款根據89條規定的程序提出——兩院都獲通過再提交代表大會。 針對將修正案在未經議會辯論和表決的情形下直接訴諸法國人民表決是否有必要和明智， 這一憲法性和政治性的問題仍存在爭議。
起初， 憲法（38條）允許議會授權政府在一定的時間和地區內發布屬於法定措施范圍內的條例。 這些並不受憲法委員會嚴格控制的授權立法的目的， 是授權政府採用特殊手段或採取緊急措施， 而這些可能要經過長期的議會辯論才能通過。 在特定的情形下， 這就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
國家領導人對主要條約的批准須經議會表決。 憲法（53條）詳細規定條約的簽定必須經國會和參議院表決才能生效。 有關條約批準的法律案由政府提出並由議會審議（通常在簡易程序下進行）。 一旦法律案被通過， 條約就被明確的批准。
憲法11條針對無須議會表決即可生效的法律作了詳細規定。 在有關政府組織形式或有關條約的批準的有限情形下， 在議會召開期間， 總統就有關政府或議會的議案可以直接訴諸公民表決通過。 這一很少使用但又十分重要的程序使戴高樂總統在第五共和國早期得以使其ALGERIAN政策直接進行全民公決並獲得通過， 1992年， 它又使梅特蘭總統的MAASTRICHT條約直接獲得了通過， 其改變了歐盟的基本架構。

⑩ 法國 國家制度

法國國家賠償責任原則的確立

華東政法學院 朱淑麗

國家的賠償責任包含三個基本的理論問題：其一，國家是否對其行政活動產生的損害負賠償責任？其二，國家是一個抽象的人格者，國家的賠償責任由誰承擔？其三，國家賠償責任適用什麼法律原則？以下圍繞這三方面介紹布朗戈案與法國國家賠償責任原則的確立。
一、布朗戈案所確立的原則

1873年2月8日，法國許可權爭議法庭判決了一起案件，因該案原告名叫布朗戈（Agnes Blanco），故名「布朗戈案」。其案情是：這個名叫布朗戈的小女孩路過國有煙草公司門前的大街時，被該公司的一輛運貨車撞傷。這樣一起看似簡單的案件卻產生了難題：法國有兩種法院系統，即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原告應向哪種法院提出訴訟請求？由誰來承擔損害賠償責任？運貨車所屬的煙草公司屬國有企業，如果要求它賠償損失，那麼無疑便是國家承擔了賠償責任，而在此之前，國家奉行不負賠償責任原則。因為國家是主權者，主權的特徵是對一切人無條件地發布命令，沒有國家通過法律表示同意，不能要求國家負擔賠償責任，否則即是取消國家主權。而且公民由於國家的行政活動而受益，承受行政上的損害，是享受利益的代價，不能追問國家的責任。

然而，許可權爭議法庭否定了國家不負賠償責任的理論，在沒有法律根據的情況下，創造性地肯定了這樣的原則：國家由於其行政活動方面的過錯而給公民造成損害時，應承擔賠償之責。法國由此確立了國家賠償責任原則。這一原則的確立並非布朗戈案審判法官的偶然創造，而是19世紀下半葉以來西方國家行政職能不斷擴張的一個必然性的法律結果。當國家的觸角已經延伸到社會生活各個角落的時候，如果不承認國家的侵權賠償責任，那麼公民的人身及財產必定面臨著比以往更大的威脅，這種情況顯然不利於整個社會秩序的穩定。所以，這一制度乃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

二、賠償責任的主體：個人還是國家？

以布朗戈案為標志，法國明確承認了國家對其違法或不當行政行為所造成的損失負賠償責任。大陸法系其他國家也出現了類似的發展。例如日本的明治憲法確認的是國家無責任原則，但在後來制定的《國家賠償法》中便明確地規定了國家或公共團體對行使行政權力過程中所造成的損害負賠償責任。然而，接踵而來的一個重要問題有待解決：國家所為的行政行為都是通過具體的個人即公務員來進行的，作為抽象人格的國家並不能為具體的行為，那麼承擔損害賠償的究竟應該是國家，還是公務員？

通常對賠償主體的認定有三種：一是由公務員個人負賠償之責，這種觀點實際上仍然沒有承認國家的賠償責任，而且由於個人財力有限，常使受害者的訴訟請求落空。但它有助於強化公務員個人的責任心。第二種認定是由國家負賠償責任。因為公務員所為的行政行為是作為行政機構的代表人做出的，所以理應由國家負賠償之責。這一賠償原則保證了受害人得到及時和充分的賠償，卻可能助長公務員在執行公務過程中的粗心和魯莽。法國在布朗戈案到20世紀50年代之間所實施的基本上是這種制度。第三種解決辦法則是由國家與公務員共同承擔賠償責任。這種賠償方式多發生於個人過錯與職務過錯同時存在的情況下。受害人可以職務過錯為由向行政法院起訴行政主體，同時又以公務員個人過錯為由向普通法院起訴公務員個人。任何法院均不得以該受害人已經行使其中一項起訴權而拒不受理另一項起訴。在並合過錯下，行政主體與公務員個人負並合賠償責任。受害人通常傾向於向行政法院起訴，由行政機關負擔全部賠償責任，這樣可以使其權利得到有效保護。國家對受害人賠償損失後，再根據公務員的過錯程度，要求公務員個人承擔賠償金額的相應部分。反之，如果受害人的損失由公務員賠償，行政法院也判決他有權要求行政機構承擔其應賠償的部分。目前，法國和其它大陸法系國家即採用這種賠償方式。

三、適用何種法律規則

在涉及國家由於其過錯而導致的損害賠償案的處理中，應當適用什麼法律規則呢？能否適用私人賠償責任的普通規則呢？法國的一般見解認為，行政責任與民事責任之間存在很多差異：首先，國家與個人之間法律地位並不平等，行政責任則是對這種必要的不平等的一種補救，而不僅僅是一種損害賠償；其次，由於前項差異又導致行政賠償責任有別於私人間賠償責任的多方面特徵，比如其救濟並非即時出現，不適用恢復原狀或實物賠償等；最後，名義上承擔賠償責任的並非行為者個人，而是行政主體，即中央或地方行政機構。

基於這樣的差異，布朗戈案的判決確認：「國家由於其僱用人員的公務行為對個人造成損害的責任不能根據民法典所規定的有關個人間關系的原則確定……這種責任既不具有普遍性，也不具有絕對性；它有自己的特殊規定，即出於公務的需要以及協調國家權力與個人權利的必要性而制定的法律規范。」因此，國家的賠償責任不適用私人賠償責任的普通規則，而適用國家賠償的特別規則。布朗戈案所確立的這一原則，至今仍然是法國行政賠償制度的主導原則。

國家賠償法是近代資本主義經濟與民主法制充分發展的產物，國家賠償制度的有無和賠償標準的高低已成為衡量一個國家文明發展程度的重要標尺。在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封建專制社會，或「君權神授」，或「國王不能為非（thekingcandonowrong）」，或「王權就是主權」而「主權是最高的權力，不受法律限制」①，國傢具有最高的統治權，在這種絕對主權的思想下，國家的行為不受任何約束，國家對其行為亦不負任何法律責任。故無論從經濟基礎、政治制度抑或人們的思想觀念而言，均不具備建立國家賠償制度的條件。資產階級革命後，資產階級思想家提出了民主、法制、人權等口號，方才為國家賠償制度的產生提供了政治思想條件。②
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國家傳統的消極維持社會秩序的「夜警」角色已很難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於是世界各國紛紛對社會經濟生活伸出了干預之手。國家職能迅速擴張，國家所代表的集團利益和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也越來越頻繁地發生沖突，國家侵權現象日益增多，加之民權運動的高漲，人民對缺乏救濟手段的現實逐漸不滿，國家主權豁免理論日漸式微。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各國民主政治和人權事業取得了長足進步，而各國也汲取兩次世界大戰的慘痛教訓，開始檢討自己的人權和法治觀念及相應的法律制度，國家不負賠償責任的觀念才開始動搖並逐漸被擯棄，以法國、德國、英國、美國等為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先後通過判例和立法建立健全了本國的國家賠償制度。至此，在歷經了從否定到相對肯定再到完全肯定的漫長且艱辛的發展過程後，國家賠償制度在世界范圍內被普遍認同。如今，國家賠償制度已成為各國貫徹法治原則、保障公民權益的重要措施。
二、法國國家賠償制度的產生發展
法國是近代資產階級革命最徹底的國家。作為大陸法系的代表性國家之一，法國的政治和法律制度對世界各國具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就國家賠償制度而言，法國是世界上最早確立這一制度的國家，該制度不僅在法國的法律制度中佔有重要地位，其理論和實踐也極大地促進了世界范圍內國家賠償制度的建立。
在法國大革命之前，法國信奉博丹的「絕對主權理論」，否定人民主權，從而也就不可能產生國家賠償責任。1786年《人權宣言》用「人民至上」原則代替了「國王至上」原則，確立了國民主權、公共負擔平等以及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原則，為國家賠償奠定了憲法基礎。法國大革命後的法律規定了行政機關對因實施公共建築工程所致損害，應當予以賠償。但法國建立國家賠償制度的標志則是1873年許可權爭議法庭對「布朗戈(Blanco)案件」的判決③。在判決中，許可權爭議法庭確認了國家賠償的三項基本原則：國家應當對其公務員的過錯承擔損害賠償責任；行政賠償責任應當適用不同於民法的特別規則；行政賠償責任的訴訟屬於行政法院管轄。布朗戈一案使國家賠償責任的特殊性得到了肯定，此後，法國的國家賠償制度開始脫離民法的掣肘，走上了一條獨立發展的道路。布朗戈案雖使法國確立了國家賠償制度，但直到19世紀末其適用范圍仍相當有限。1896年出版的、法國最高行政法院副院長拉弗里耶爾所著的《行政審判和訴訟救濟》中仍聲稱：「立法權的特徵是五條件的發布命令，國家的行政活動大多數情況下，不負賠償責任。」④20世紀初至40年代，法國的行政賠償制度才有了較大發展，國家幾乎對全部行政行為承擔賠償責任。
法國的國家賠償制度，起始於行政職能領域，之後拓展於立法和司法職能領域。法國立法賠償首先出現在20世紀初的法國行政合同中，合同當事人如因國家法律而受到特別損害的，只要法律沒有排除賠償的規定，國家就當負賠償責任。而其正式確立則是在1938年1月14日法國最高行政法院對「小花牛奶公司(La Fleurette)案件」的判決中⑤。該判決正式承認國家對合同以外的行為，包括立法行為，只要法律沒有排除性規定，國家均負賠償責任。不過由於立法行為所產生的損害，多發生於經濟立法過程中，故國家的賠償責任僅以經濟立法致人損害為限。另需注意的一點是，法國行政法院並不能審理議會立法的合法性，且必須適用議會制定的法律，如果法律明示或默示禁止賠償，則不能判決國家負賠償責任。⑥1958年11月12日，法國的法令又規定，國家必須對議會中的行政管理所產生的一切損害負賠償責任。這樣，法國的立法賠償范圍又得到了進一步擴大。⑦
在司法賠償方面，1895年法國在其刑事訴訟法中規定了「冤獄賠償」條文，規定被告經高等法院判決無罪確定後，對原審做出的有罪判決所發生的損害，可請求國家賠償，從而初步推翻了國家對司法行為不負責任的做法。此後法國相關法律在1933年進一步規定，國家對司法官有關保釋令的行為，有重大詐騙或過失行為時，應負相應的賠償責任。法國民事訴訟法第505條也規定，司法官因詐騙、瀆職、拒絕裁判或其他職務上的重大過失，而做出錯誤判決時，受害人可請求國家賠償。1956年11月，法國最高法院在審理吉里(Giry)案件的判決中，首次承認對國家的司法警察活動負賠償責任。1970年其刑事訴訟法又將司法賠償的范圍擴大到刑事追訴的全過程，國家對於臨時拘禁但無罪的人，對預審結果決定不起訴或起訴後無罪釋放的人，如果他們受到了損害，國家應承擔賠償責任。1972年法國制定了《建立執行法官和關於民事訴訟程序改革法》，其第11條規定：「國家必須賠償由於司法公務活動的缺陷而產生的損害，發生此種責任的前提是存在重大過錯或拒絕司法的情形。」時至今日，法國已經建立了一套較完整的司法賠償制度。⑧
就法國國家賠償的具體內容而言，在國家賠償的早期階段，行政法院只對能以金錢計算的物質損害判決行政主體賠償，而對精神損害不予賠償。例如對近親屬的死亡，只賠償醫療費、殯葬費、撫養費等，並不賠償死者近親屬感情上的痛苦。直到1961年的「勒迪斯昂(Letis－serand)」案件中，最高行政法院才首次判決賠償死者近親感情上的損害⑨。之後，法國行政主體對物質損害和精神損害等一切損害均承擔賠償責任。
在國家賠償的歸責原則方面，法國確立了公務過錯原則和無過錯原則。「公務過錯」，指公務活動欠缺正常的標准，它與個人過錯相脫離，即其雖源於公務人員，但並不歸責於公務人員，換言之，公務過錯不象傳統民法過錯或刑法過錯以個人為歸宿，而是將目光投向行政機關主體，以行政機關公務活動是否達到公務活動水準為客觀標准來衡量公務過錯的存在與否。在特殊情況下，只要公務員執行公務的行為與損害之間有因果關系，無論其是否有過錯，國家都要承擔賠償責任。公務過錯適用於除無過錯之外的全部賠償責任。無過錯責任主要是指國家所承擔的危險責任⑩，例如1919年法國行政法院判決國家因對彈葯庫爆炸而造成的損害承擔損害賠償責任。自19世紀末期始，一來由於公共事業的急速發展和行政活動范圍的擴大，二來由於社會公平觀念的發達，國家危險責任的適用范圍不斷擴張，甚至向來以公務過錯為必要的事項，也開始由國家承擔無過失責任。{11}截止20世紀末，國家危險責任主要適用於以下領域：基於職業的危險責任：基於社會的危險責任：使用危險物的行為之責任；使用行政的危險活動的責任；使用社會安全的要求致產生個人財產收益上的危險責任等。
綜觀法國國家賠償法的歷史發展過程，可就其突出特點歸納如下：
1．法國國家賠償法的淵源以判例為主。法國雖為成文法國家，但其國家賠償制度的建立，則主要是靠許可權爭議法庭和行政法院的判例完成的，這與其自身的法律傳統大異旨趣。究其原因，概為法國在確立國家賠償制度時世界上並無先例或立法可資借鑒，故採取判例法的方式，「摸著石頭過河」，不失為一種較穩妥的方法。
2．國家賠償范圍較為廣泛。其表現之一為國家除對行政職務造成的損害普遍承擔賠償責任外，還對司法職務和一定范圍內的立法職務造成的損害也承擔賠償責任。表現之二為國家既對物質損害負賠償責任，也對精神損害負賠償責任；其三，由於無過錯責任原則的確立，國家賠償的范圍進一步擴大。
3．國家賠償案件由行政法院管轄，適用行政法的原則。除非有法律特別規定，或根據法的一般原則由普通法院管轄的事項外，國家賠償案件由行政法院管轄

法國國家賠償就其具體賠償內容來講，不僅包括物質損害賠償，亦涵蓋精神損害賠償。我國在賠償內容方面只賠償直接物質損失，精神損害、間接損失或預期利益損失並不在賠償范圍之內。我國拒絕國家賠償的理由大體有三：一是精神損害的無形性決定了賠償的無法量化性，二是社會大眾關於精神損害心理定位的非價值性決定了精神損害賠償的非可取性，三為國家財力的有限性決定了賠償的非現實性。{20}不可否認，與物質損害相比，評定精神損害確實因其無形性的特徵而致難以完全量化計算，但並不能據此否認精神損害後果實際存在的現實。如僅因此而對賠償予以根本性否定，表面上是無奈之下的妥協，實質是對人權價值的根本性否定，是對國家機關的侵權行為的遷就、默認甚至放縱。隨著物質文化水平的提高，對人的尊嚴的重視程度日益加強，如果依然堅持對精神損害拒絕賠償，必將使潛在的價值沖突加劇。反對的第二個理由認為在我國文化中名譽重於金錢，精神權利受損，應給予非財產性救濟措施，如果通過金錢賠償，本身就是將人等同於商品，是對人格的侮辱。這種說法是有一定的道理，但在賠禮道歉、恢復名譽、消除影響等非財產性措施不足以抵消其所遭受的精神損害時，如若不給予一定程度的賠償，本身就是對人的價值、人格的不尊重。何況許多後果的消除、精神創傷的彌和有時也確實需要恢復性治療。社會對麻旦旦案和杜培武案的熱烈關注和傾向性評價也從一側面反映了社會大眾對精神損害予以國家賠償的法律呼喚和法律質疑。就第三個反對理由而言，其亦不成立，國家財力相對有限並不足成為拒絕國家賠償的理由。在《國家賠償法》制定之初，不可否認國家財力確實難以承受精神損害賠償之重，即使在現有財力顯著增強情況下客觀上也很難容許超越國情的賠償數額和賠償幅度，但並不能因此簡單地否定精神損害賠償制度建立的合理性。隨著我國經濟建設的快速發展，我國現在的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早已非制定《國家賠償法》之時可比，故以國力有限否定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精神損害賠償的可行性，理由顯然不足。所以我國理當借鑒法國做法，將精神損害納入賠償范圍，這不僅是對精神權利的尊重，也是法律公正的要求，更是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憲法精神在普通法律制度中的體現。
綜觀法國國家賠償法的歷史發展過程，可就其突出特點歸納如下：
1．法國國家賠償法的淵源以判例為主。法國雖為成文法國家，但其國家賠償制度的建立，則主要是靠許可權爭議法庭和行政法院的判例完成的，這與其自身的法律傳統大異旨趣。究其原因，概為法國在確立國家賠償制度時世界上並無先例或立法可資借鑒，故採取判例法的方式，「摸著石頭過河」，不失為一種較穩妥的方法。
2．國家賠償范圍較為廣泛。其表現之一為國家除對行政職務造成的損害普遍承擔賠償責任外，還對司法職務和一定范圍內的立法職務造成的損害也承擔賠償責任。表現之二為國家既對物質損害負賠償責任，也對精神損害負賠償責任；其三，由於無過錯責任原則的確立，國家賠償的范圍進一步擴大。
3．國家賠償案件由行政法院管轄，適用行政法的原則。除非有法律特別規定，或根據法的一般原則由普通法院管轄的事項外，國家賠償案件由行政法院管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