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幹部法治信仰
1. 領導幹部法制精神和法治文化缺失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
一、法治信仰認同普遍缺失。
這是一個最為嚴重而又被熟視無睹的問題。「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形同虛設」。法在現實生活中不過是一個概念現象、一種實用工具，甚至沒有被廣泛認知，更不要說被普遍信仰。一些領導幹部在施政過程中，常常考慮的是GDP、看得見的政績或民心工程、上級領導的滿意度、協調甚至是媚順輿論媒體，依法治市（縣、區）、依法行政自然而然地成了擺設。現如今很少有不強調依法行政的，他們甚至會認真講，只是不會認真對待。
二、法治權威遠未形成。
桃李無言，下自成蹊。人們不信仰法，也在於實踐中，法治沒有形成應有的權威。法治一直在受到各種挑戰，並且似乎還沒有勝利過，更不用說顯得強勢。在影響地方和基層的事務中，法治無論如何排不上前列。本來「法治」或「依法行政」應該是理念、精神，而不是事務，但常常在地方黨委、政府的報告中成為一項具體事務。從量化工作而言也不能說不科學、不應該，但就其排位來講，肯定在較後的文字里出現。而作為一種社會現象，作為一種行政狀態，法治給人的力量還是輸給「人治」。
三、法治氛圍整體淡薄。
任何社會活動都與其環境密切關聯。如前所述，不少地方黨政領導的關注點其實不在法治，在我們這個強調「讓領導滿意、放心，讓群眾滿意、舒心」而重在「領導滿意」（因為即便群眾滿意了，領導不滿意也白搭）的施政思維中，難免分出輕重緩急，無形中「法治」的思維就淡了，氛圍當然也就淡了。而事實上，依法行政所處的環境也比較尷尬，一方面被較高期待，另一方面則被不信任、不支持、不寬容。特別是一些關繫到公民個體切身利益的執法過程，往往進行得不順利，大大增加行政成本，甚至付出形象代價。與此同時，人們骨子裡固有的傳統的「官本位」或是「權本位」思想至今還大行其是，沒有真正形成崇尚法治的氛圍。
再看看我們享受的法治之文化。滿眼、滿街的是商業廣告，法治廣告和欄目相形見少，有的地方幾乎是全面讓位。我們參與的活動如果不是統一的要求，幾乎不會與法治相關。文藝是人性的、煽情的、冷峻的、嬉皮的、批判的、娛樂的，如果要找和法治關聯的，就要很費心思地專門找，而且找得到的作品幾乎很少關心法治精神。電視劇上常有警匪片之類，主題很正義、正氣的也有，但多數更關注劇情的娛樂性。這也難怪，法治如果不找到看點或賣點，幾乎很難產生經濟價值。因此，整個社會實際消費和享受的文化作品和產品中，法治類作品或產品只佔極小的份額。這對於廣大的公民來說，受教育的頻率和強度顯然偏低了。
四、法治文化投入缺乏機制和保障。
文化建設無疑需要投入。但文化已經市場化，我們不能責備非財政資本的投資者和工作者沒有把他的作品創作成一部完好的法治作品，畢竟投資的目的首先是利潤。問題是，誰來創造影響公眾的法治文化產品，誰有這個當仁不讓的責任，誰應該投資。
當然是政府。遺憾的是，法治文化建設在地方被「輕」被「緩」了，幾乎很少有地方政府會把法治文化建設當重要工程做的。我們常看到公路、廣場、體育館場、劇院被當作民心或民生工程列入日程，甚至是舉全市（縣、區）之（財）力，加班加點趕進度，但沒有聽到哪裡的黨政領導把法治文化建設列進了工程項目表。地方黨政領導往往關注了「文化建設」的形，而沒有關注建設的實（內容）。因為要繁榮的文化太多，一地的一屆政府怎麼做得了，於是大家樂得裝糊塗，絕不想再為「法治文化建設」專門規劃專門投入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財政不列支，政府不主導，長此以往，法治文化建設的處境難免成沒有封地的王子，穿著黃馬褂，過著游手好閑的生活。
五、依法行政主體缺乏組織約束機制。
除了歷史文化的原因，為什麼主政者的執法主張、執法行為與執法理念之間會形成落差？組織約束機制失位是一個重要原因。這么講會令組織人事部門的同志不滿意，因為實在地講，組織人事部門在這方面的努力是自發的、巨大的，而且確有剛性舉措，但我們要探討的是實際效果。衡量一個幹部是否稱職，是否優秀，是否有作為，本來很難把握，當前我們往往從德、能、勤、績、廉幾個方面進行規制。但法治意識、法治能力怎麼體現在考評體系中就有難度了。特別是對於「沒有執法權」的公務員，如何評價其法治能力？幾乎沒有依據。但在整個公務員體系中，沒有具體執法權的人數巨大。這些人雖然不具體執法，但可能會決策執法、監管執法、保障執法。對這部分人，在法治考評時，往往是憑印象或虛擬為優。這剛好說明，許多行政人員游離在法治考評之外。而即便是具體行政執法人員，以其行政過程、程序是否合法、結果是否適當作為法治水平考評依據，已然不夠全面。執法的效果如何，不僅要考慮法律效果，還要考慮社會效果和政治效果，不僅是一時的社會效果，還有長遠的社會影響。對這個層面的關注，公務員的組織人事考評體系顯然不夠。
共產黨是執政黨，面臨如何執政和長期執政的問題。依法治國是執政理念，不可能不體現在組織人事制度這個關鍵環節中，畢竟「幹部是決定性因素」。那麼，在抽象行政行為暫時沒有法律調整之前，法治理念和能力納入組織考評就顯得尤為重要。黨委政府如何行使非法律調整的權力，如何規范約束抽象行政行為，其實對於法治的權威和信心至關重要，比如行政決策、行政審批制度、經濟規劃、城市規劃、行政收費等等，如果讓這些行為游離於組織考評機制之外，即便行政處罰、行政強制再體現依法，也難攏住群眾游離於法的心。
六、依法行政面臨新形勢新問題的挑戰。
中央政法委指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正處在難得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同時也處在人民內部矛盾凸顯、刑事犯罪高發、對敵斗爭復雜的時期。地方政府執政執法面臨很多新情況新問題，發展和維穩的任務都相當繁重。比如信訪問題，「維穩是硬任務」，各級黨委政府莫不重視，為了緩解矛盾，中央、地方都高度重視信訪工作。為了解決信訪問題，地方受到高壓，總結出「搞定就是穩定，擺平就是水平」、「人民內部矛盾就是要用人民幣來解決」等經驗，因而措施服從於結果。各個部門紛紛在各種「特殊敏感時期和日子」無可奈何地急於處理一些歷史問題和社會矛盾，但往往不能堅持公平正義，常常求助於親情倫理，親戚宗族，最終都以政府出錢了事，將法與理的和了稀泥。「上訪就有理」、「政府最怕上訪」成為基層群眾的普遍認同。這種變態的文化認知，無疑成了法治精神的最大傷害。
之所以要加強法治文化建設，就在於文化具有導向性、先進性和滲透性。不認知、不重視、不投入、不弘揚，法治便沒有文化可言，依法行政便不會有執法氛圍，法治被信仰便是無稽之談，依法治省、治市（縣）便是紙上談兵。如是這樣，難免空談誤國！因此，必須從領導特別是地方首長做起，認真思考治國方略實施問題，真誠信仰，言行一致，表裡如一，率先垂範，做法治文化建設的倡導者、踐行者。如是這般，則重造法治信心，再造法治權威，建立法治秩序有望。
領導幹部認識上的誤區是制約其法治文化素質提高的重要原因。雖然大多數領導幹部都十分重視法律知識的學習和掌握，但是現實當中仍有相當一部分領導幹部對學習法律知識、提高法治文化素質缺乏應有的重視，認為法律是「說起來重要，忙起來次要，做起來不要」。這種思想認識上的誤區集中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是認為懂業務是硬條件，學法律是軟要求。有的領導幹部只重視經濟工作，看重業務工作，認為在業務上要多下些工夫，學通弄懂，這樣有利於出成績、出政績，對職業發展有利。法律是不得已而為之的事情，平時用不上，不學法、不懂法照樣可以把工作做好，需要法律時再學也來得及，不行可以請律師及懂法律的人來幫忙。
二是認為學法、懂法是法律部門領導幹部的大事，是其他部門領導幹部的額外負擔。有相當一部分領導幹部認為法律是一項專業性很強的知識，學法、懂法是法律部門幹部的工作需要，對他們來說，學法、懂法、用法是一項很關鍵、很重要的事情，而其他部門的幹部職工有自己的專業及本職工作，不從事實際的法律工作，學不學法，懂不懂法不是什麼緊要的事情。
三是認為領導幹部從事的是日常的管理工作，學法、守法是群眾的事。不少領導幹部認為，黨政部門是為人民群眾謀利益的，黨政部門的工作是日常的工作，不必了解法律、學習法律。有的領導幹部將法治視為管理者的特權，僅僅當作治理老百姓的工具，對自己有利時就搬出來用一用，對自己不利時就擱在一邊。一些領導幹部對群眾缺乏信任，認為老百姓常常為了自己的利益破壞秩序，濫用法律條例，與政府「作對」，與官員「搗亂」，應該多學法，自覺守法，把普法工作看作是對老百姓的單向的法制教育。四是沒有從正面認識和理解法律普及工作的重要意義，反而認為通過多年的普法，使得老百姓動輒上法院去告政府或官員，「不那麼好管了」。這些認識誤區如果不及時消除，不僅影響領導幹部法治文化素質的提高，還會影響建設法治政府、服務政府的進程，也損害了領導幹部在群眾心目中的良好形象。
2. 如何理解'法治成為共同信仰'
法律的權威源自人民的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人是需要一點精神的，法治建設亦是如此；沒有精神的法治，猶如沒有靈魂的人體。管用而有效的法律，既不是銘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銘刻在銅表上，而是銘刻在公民的內心裡；真正意義上的法治，並不完全取決於法律條文有多麼嚴厲、嚴密，也不僅僅體現在公民對法律條文有多麼深透的了解，而在於能否把法治精神、法治意識、法治觀念內化於心、外化於行，讓法治成為人們共同堅守的信仰。
讓法治成為人們的共同信仰，黨員幹部的示範作用至關重要。黨是整個社會的表率，黨的各級領導幹部又是全黨的表率。從一定意義上說，法治精神只有武裝了黨員幹部的頭腦，才能真正走進人民的心中。作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要組織者、推動者、實踐者，黨員幹部對待法律的態度直接影響著廣大人民群眾對待法律的態度。黨員幹部嚴格依法辦事，直接體現著法律的尊嚴和權威。黨員幹部帶頭弘揚法治精神，就是要在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指引下，增強法治觀念，帶頭尊崇、遵守憲法和法律，自覺在法治軌道上想問題、作決策、辦事情，不斷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的能力。
讓法治成為人們的共同信仰，必須深入開展法治宣傳教育，引導全民自覺守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靠法。要健全完善學法用法制度，把法治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幹部培訓規劃和精神文明創建內容；必須切實加強公民道德建設，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從禮法相依、崇德重禮、正心修身的歷史智慧中吸收營養，增強法治的道德底蘊，強化規則意識，倡導契約精神，弘揚公序良俗。發揮法治在解決道德領域突出問題中的作用，引導人們自覺履行法定義務、社會責任、家庭責任。
盧梭曾經說過：「規章都只不過是穹窿頂上的拱梁，而唯有慢慢誕生的風尚才最後構成那個穹窿頂上的不可動搖的拱心石。」當法治一旦成為人們的共同信仰，必將釋放出巨大的正能量，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和保障。
3. 要提高領導幹部哪幾個方面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
（1）深刻理解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科學內涵。法治思維指在法治理念的基礎上,運用法律精神、法律原則、法律邏輯和法律規范分析問題、進行決策的思維過程。法治方式則是指在法治思維的指導下,運用法治手段、法治方法、法治程序和法治規則建立健全法律制度、依法執行法律規范、依法強化法治監督的實踐過程。法治思維是一種價值觀,強調思想的轉變,突出黨對法治的理念和態度,從思想層面上提出的明確要求。而法治方式這一方法論是法治思維在實踐中的具體體現,是一種行為准則,從執行層面提出的明確要求。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從思想和行為兩個方面,為全面實施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指明了具體的路徑,深化了黨對執政規律的認識。
（2）充分認識提高領導幹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能力的重大意義。一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內在要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治國理政基本方式的確立,使中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方面的建設都已納入法治化的軌道,而領導幹部運用法治思維和運用法治方式則成為貫徹落實法治原則的一個關鍵因素,通過法治凝聚改革共識,規范發展行為,維護社會穩定。二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新時期,特別是最近幾年來,隨著利益格局深刻調整,人們思想觀念也發生很大變化,各類糾紛和矛盾頻發,重大事件或惡性事件不斷,造成社會的不穩定,重視法治在國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必然要求領導幹部善於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促進矛盾的化解,保障社會的和諧。三是加強領導幹部自身建設的必然選擇。法治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權力與權利的沖突,所以法治的精髓就在於限制權力、保護權利。強調領導幹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能力有利於改變一些領導幹部頭腦中長期存在的重權力、輕權利,重治民、輕治官,重管理、輕服務的傳統觀念；改變根深蒂固的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思想；克服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等背離法治精神和原則的不良行為,服務群眾,促進發展。
（3）注重提高領導幹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能力的基本途徑。首先,提升領導幹部的法治信仰。一方面要提高領導幹部的法律信仰,這是提高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能力的前提條件和決定性因素,堅持憲法至上,帶頭樹立忠於憲法、遵守憲法、維護憲法的自覺意識,言必合法、行必守法,使法律成為思想和行為的第一準則,影響和帶動全社會法治化水平的整體提升。另一方面養成辦事依、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習慣,使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成為領導幹部自發的一種心理需求和職業情操。其次,學習掌握基本的法律知識。包括通用的法律知識、相關的行政法律法規、與行使職權相關的業務法律法規,內化於心、外化於行。再次,重視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實踐。處理解決多種問題要符合法的原則、法的精神、法的價值,合理考量法治思維與戰略思維、全局思維、辯證思維、創新思維等相關因素,綜合考慮法治方式與經濟方式、道德方式、行政方式之間輕重緩急,做到合法合規、合情合理,提升駕馭復雜局面的能力和水平。
（4）善於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貫穿於改革發展的全過程,體現在各個方面。要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不斷通過改革來完善現有的法律、法規,而不能倒過來,以不完善的法律法規來抵制改革；同時,通過法律來引導改革,為改革提供保障,不能為了一時一事的處理來損害憲法和法律的權威,尤其不能妨礙改革的正常進行。要正確處理發展與法治的關系。法治應與「五位一體」的總布局一體謀劃,在保障公民權利的基礎上提高發展質量,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要嚴格依法按政策辦事。對法律政策明確的問題要依法按政策抓緊解決；對一些解決不了的,做好說服教育工作,並積極創造條件,加以解決；對提出不合法、不合理訴求的要積極引導。不能突破憲法、法律、法規的底線,不能突破政策的底線,特別是不能引發新的攀比、新的矛盾和新的問題。要正確處理好封堵與疏導的關系。擺脫搞定就是穩定、擺平就是水平的思維定勢,構建順暢的社會溝通機制,把群眾的利益訴求、矛盾糾紛納入到法治軌道,為改革發展創造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
4. 如何增強全面的法治觀念，樹立法律信仰
首先，要來建立黨員領導源幹部帶頭學法、用法的相關制度，形成黨員領導學法、用法、信法的體制機制，營造良好的黨員幹部崇尚法律、信仰法律的社會氛圍。
其次，要不斷完善立法體制機制，立法要跟上社會發展需要，考慮社會接受程度，便於維護人民群眾合法權益，易於營造群眾崇尚法律、信仰法律的氛圍。
第三，要有力推進法治政府建設，深入推進依法行政。國家行政機關是法律法規實施的主要部門，也是運用法治手段和法治方法與人民群眾打交道的主要窗口和「前沿陣地」，人民群眾能否相信法律，是否願意使用法律去解紛止爭，與執法部門的執法水平、執法方法息息相關。
第四，要提高司法公信力，保證司法公正，通過公正司法營造全社會崇尚法律、信仰法律的良好氛圍。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線。司法公正對社會公正具有重要引領作用，司法不公對社會公正具有致命破壞作用。必須完善司法管理體制和司法權力運行機制，規范司法行為，加強對司法活動的監督，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
第五，要加強法制宣傳力度，推進法治社會建設，增強全民法治觀念，增進全民崇尚法律、信仰法律的意識。法律的權威源自人民的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
5. 如何強化法治信仰和法治思維，帶頭嚴守紀律，嚴明規矩
現代政黨都是有紀律和規矩要求的，沒有紀律規范不能成其為政黨，沒有規矩約束就更不能成其為馬克思主義政黨。黨的規矩是黨的各級組織和全體黨員必須自覺遵守的行為規范和基本規則，是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的重要體現，是維護黨的團結統一、完成黨的執政任務的重要保證。黨員幹部講規矩、守規矩首先要學規矩、知規矩、懂規矩。黨的規矩內涵豐富、體系嚴密，主要包括四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黨章是全黨必須遵循的總章程，也是總規矩。黨章集中體現了黨的性質和宗旨、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黨的重要主張，規定了黨的重要制度和體制機制，在黨內具有最高的權威性和最大的約束力，是全黨必須共同遵守的根本行為規范。黨章就是黨的根本大法，是全黨必須遵循的總規矩。
第二，黨的紀律是剛性約束。黨規黨紀嚴於國家法律，黨的各級組織和廣大黨員幹部不僅要模範遵守國家法律，而且要按照黨規黨紀以更高標准嚴格要求自己，堅定理想信念，踐行黨的宗旨，堅決同違法亂紀行為作斗爭。黨紀就是紅線，處分就是懲戒。黨的紀律是多方面的，政治紀律、組織紀律、財經紀律、工作紀律和生活紀律等都是黨員幹部必須自覺遵守的規矩。
第三，國家法律是黨員幹部必須遵守的規矩。當前，一個立足中國國情和實際、適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集中體現黨和人民意志的，以憲法為統帥，以憲法相關法、民法商法等多個法律部門的法律為主幹，由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等多個層次的法律規范構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這些都是黨員幹部必須自覺遵守的規矩。黨員幹部要對法律懷有敬畏之心，牢記法律紅線不可逾越、法律底線不可觸碰，帶頭遵守法律，帶頭依法辦事。
第四，黨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優良傳統和工作慣例也是重要的黨內規矩。對我們這么大一個執政黨來講，全面從嚴治黨、加強黨的建設的任務艱巨繁重，光有成文的規矩不夠，還得有不成文的規矩。黨章等黨內規章制度、黨的紀律和國家法律，這些是成文的規矩。這些成文的規矩不可能囊括所有對黨員幹部的要求，不可能窮盡對黨員幹部思想和行為應當規范的所有事項，還必須以不成文的規矩作為補充，使黨員幹部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使管黨治黨沒有空白、不留盲區。紀律是成文的規矩，一些未明文列入紀律的規矩是不成文的紀律；紀律是剛性的規矩，一些未明文列入紀律的規矩是自我約束的紀律。守紀律是底線，講規矩靠自覺。我們黨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優良傳統和工作慣例，經過實踐檢驗，約定俗成、行之有效，需要全黨長期堅持並自覺遵循。
守紀律講規矩，首要的是遵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
黨的紀律和規矩涉及黨內生活方方面面，廣大黨員幹部都要自覺遵守。在所有黨的紀律和規矩中，最重要、最根本、最核心、最關鍵的是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政治上清醒，才能行動上自覺；政治上堅定，才能經得起考驗。遵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是遵守黨的全部紀律和規矩的基礎，是堅持黨的政治立場、政治原則和政治方向的前提，是提高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增強拒腐防變和抵禦風險能力的關鍵。當前，遵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要自覺做到「五個必須」。一是必須維護黨中央權威，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必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二是必須維護黨的團結，堅持五湖四海，團結一切忠實於黨的同志。三是必須遵循組織程序，重大問題該請示的請示，該匯報的匯報，不允許超越許可權辦事。四是必須服從組織決定，決不允許搞非組織活動，不得違背組織決定。五是必須管好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不得默許他們利用特殊身份謀取非法利益。
各級領導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要牢固樹立紀律和規矩意識，在守紀律講規矩上作表率
風成於上，俗化於下。中國的事情，向來是上行則下效。在我們黨內，領導幹部以身作則、以上率下既是長期以來形成的優良傳統，也是基本的工作方法。守紀律講規矩就是要從各級領導幹部首先是高級幹部做起。領導幹部職位越高、權力越大，越要對黨忠誠、對黨的紀律和規矩心懷敬畏戒懼。黨的觀念、組織觀念淡薄，對紀律熟視無睹，不按規矩辦事，終將自食其果，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各級領導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要提高對黨的紀律和規矩的認識，不僅要帶頭守紀律，更要帶頭講規矩。要堅持從我做起，向我看齊，按規矩辦事、按規矩用權，切實樹立標桿、作出表率。要自覺維護中央權威和黨的團結統一，始終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徹底破除「特殊黨員」的思想，不以任何理由任何借口脫離黨組織的監督、脫離黨規黨紀的約束。遇到違反黨的紀律和規矩的行為，必須挺身而出、進行堅決斗爭。
加強教育、管理和監督，在全黨營造守紀律講規矩的氛圍
黨員幹部不守紀律、不講規矩，黨組織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黨組織疏於教育、怠於管理、憚於監督，對苗頭性傾向性問題發現不及時，對違反黨規黨紀的行為處理不嚴肅，就可能導致小錯釀成大錯、違紀走向違法。教訓極為深刻，必須引以為鑒。各級黨組織要把全面從嚴治黨的責任切實擔負起來，把嚴守紀律、嚴明規矩放到重要位置來抓，加強教育以提高黨員幹部的紀律觀念和規矩意識，嚴格管理監督以規范黨員幹部行為。
要自覺對照違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的行為表現，逐條進行自查自糾，真正做到對黨忠誠，嚴守底線，心存敬畏，謹言慎行，保持定力，讓守紀律、講規矩成為一種習慣、一種追求、一種常態。要強化責任擔當，把嚴明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放到落實黨風廉政建設「兩個責任」中統籌謀劃，系統推進。要加強宣傳教育，使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入腦入心，轉化為黨員幹部的思想自覺和行為自覺；堅持抓早抓小，對黨員幹部在遵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方面存在的苗頭性問題，及時進行約談提醒，防止小錯釀成大錯、違紀走向違法；加強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執行情況的監督檢查，對違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的行為，嚴格實行「一案雙查」，形成有效震懾。
6. 領導幹部必須具備哪些法治思維
一、規則性思維
法治是法律之治、規則之治，因此領導幹部應當樹立規則性思維。
(一)先立規矩後辦事
法是效力最高的規矩，規則性思維首先要求有法可依，即「先立法，後行為」，依照普遍性的法律治理國家、推進改革。有法可依的基本要求有：一是法律體系的主體應當是最高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不能由行政法規等長期「代行」法律職能。《立法法》規定的只能由法律規范的財產徵收、財政、稅收等基本事項必須通過人大立法規范，即使由於立法條件不成熟暫時授權國務院制定行政法規，也應當盡早納入法律范疇。二是法律沒有規范或者規定不明的事項，盡可能通過行政法規或地方性法規予以規范，盡量減少使用層次低的規章，增強法律的剛性和約束力。三是處理好法律和政策的關系，盡可能運用法律手段，而不是用政策去規範本屬法律調整的事項，「政策定調—試點探索—總結推廣—法律固定」的改革模式需要改變。
其次，規則性思維要求凡事要有規矩，「先立規矩後辦事」。強調有法可依，並不是說法治社會的規則只有法律。在沒有法律規定或者法律規定不明確時，也要建章立制，用制度管事、管人，不能依批示、指示辦事，不能動輒特事特辦。
(二)立好規矩再辦事
治國理政，光有規矩是不夠的。規則性思維不僅要求有法可依、先立規矩，更強調法律可依、規則可遵循，也就是說法律和規則要求人們做的必須是其能夠做的，必須讓人們對法律和規則先心「服」後行「從」。而要達此目的，法律和規則就應當滿足好規則的基本品質。好法律的基本品質要求是公開、明確、穩定、可預期、無內在矛盾、可遵循、具有同一性，這些法律的品質性要求也基本適用於非法律的規則。
1.公開。法律應在其影響的范圍內通過各種形式公布，從而對於受其影響之人來說，法律是可得的、易得的。公開是法律和內部規定、潛規則等的重要區別，可使法律融入人們的知識體系，進而可能有更多的人認同法律。2.明確。法治是規則之治而不是原則之治，抽象、原則、概括是立法之大忌，應當盡可能避免。只有明確，方可給立法、執法、守法以明確指引，既便於法律的貫徹執行，同時也可有效約束立法、執法行為。3.穩定。法律穩定是社會穩定的基礎，惟有穩定，法律方可約束公權，保證法律不因領導人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意志的改變而改變，有利於人們產生穩定的預期，樹立法律的權威。4.可預期。可預期是法律發揮指引、規范功能的重要基礎，惟有可預期，方能使人們有信心、有恆心，進而大膽交易、促進市場繁榮。5.無內在矛盾。協調統一的法律體系，可給人們以明確指引、清晰預期，從而降低執法成本，減少執法偏差。6.可遵循。民主、科學立法，提高立法質量和法律的可遵循度，是降低守法成本，增強守法意願的關鍵。7.具有同一性。同一性，是指應該在公開、穩定、明確而又一般的規則的指導下制定特定的法律命令或行政指令。惟有具有同一性，方可避免「自己立法、自己解釋、自己執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以及濫用自由裁量權，從而最大限度實現法律的目的，畢竟絕大多數法律要通過政府來實施。[1]
二、合法性思維
法治意味著法律至上，憲法至上，一切組織和個人都必須接受、服從法律的統治。因此，領導幹部應當具備合法性思維，無論是立法、還是執行，都應當事先問一下是否合法。
(一)合乎法律文本的具體規定
法律的制定要遵守《立法法》規定的許可權和程序。同時，不同的法律，效力等級也不同，在立法、執法、司法、法律解釋以及規范性文件制定過程中，當法律文本規定不一致時，應根據上位法優於下位法、特別法優於一般法、新法優於舊法的原則確定應當依據或適用的法律，也就是說都要找准、用准法律依據，既要杜絕「黑頭的(法規)不如紅頭的(文件)、紅頭的不如白頭的(領導批示)」現象，也要避免根據個人喜好或利益選擇性適用法律，自覺維護法律的統一與尊嚴。
(二)合乎立法目的、法律原則和法治精神
人類理性的有限性和社會實踐的復雜多變，使得法律涵蓋不全或者出現一些概括、模糊規定不可避免。因此，當某一領域沒有法律具體規定時，應根據法律的原則、法治的精神去填補法律漏洞、適用法律，而不能為所欲為胡亂作為。同時，領導幹部在面對法律規定不明確時，也要根據立法目的、法律原則、法治精神解釋、適用法律，恣意解釋、適用法律，「打擦邊球」，遊走於法律的灰色地帶等心態都應當盡力克服和避免。
(三)正確對待「惡法」或者「壞法」
與自然法則、普遍道德、天理人性相背離的惡法是不是法?應不應當得到尊重和執行?更進一步的問題是，領導幹部能不能以法律法規與行業、當地實際不符而作出不同規定或拒絕執行?與明目張膽違法違規不同，以法為「惡法」、不符合實際為由拒不遵守、執行的現象，在我國的實踐中不僅比較常見，而且更容易為人們寬宥，因而值得深入探討。
從歷史來看，2000多年前蘇格拉底以死捍衛了惡法的尊嚴，二戰結束後的紐倫堡大審判則宣告與人類基本道德和人性完全相悖的法西斯惡法非法，二者只不過分別是幾千年「惡法亦法」和「惡法非法」之爭的典型例子而已。「惡法亦法」所體現的是形式主義法治思維，強調規則的形式價值和普遍平等;「惡法非法」所體現的是實質主義法治思維，更多地強調規則內容和個案公正。
對領導幹部來說，「惡法非法」的實質主義法治思維與中國傳統的德治、人治思維更為接近，有時會更有利於眼前問題的解決，因此也更具誘惑力。但這種「惡法非法」的實質主義思維傾向恰恰是值得我們警惕的。
首先，在現代法治發展演變過程中，形式主義始終是現代法治的核心理念，也是現代法律制度設計和安排的理論基石。[2]哈耶克認為：「甚至可以說，要使法治生效，應當有一個常常毫無例外地適用的規則，這一點比這個規則的內容為何更為重要。……重要的是，規則使我們能夠正確地預測別人的行動，而這就需要它應當適用一切情況——即使在某種特殊情況下，我們覺得它是沒有道理時。」[3]
其次，「惡法亦法」是法治在中國生根發芽的必經階段。我國從來沒有經歷過法律至上、規則至上這樣一個形式法治的階段，我們的國民規則意識非常欠缺，守法還沒有成為慣行，法律還沒有被信仰。實踐中，法律不科學、不合理已經成為一些組織、公民甚至領導幹部不遵守、不執行法律的慣常借口。在這種情況下，強調「惡法非法」的實質主義思維，無疑是賦予了執法者、司法者更少限制的自由裁量權，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這樣做的結果無非是另類的人治。因此，只有強調「惡法亦法」，權大於法、情重於法的頑固結構才有可能被觸動，法律至上、規則至上才會成為國民的共識。因此，在當今中國，即使「惡法」、「壞法」，也必須給予足夠的尊重，在沒有依法修改或廢除之前，不能允許任意突破。因為，一旦允許隨意突破一條「惡法」，在潘多拉盒子打開以後，就意味著成千上萬條的「良法」將可能因此而受牽連，從而危及法律的權威和生命。對於一個法治社會而言，個案正義的失衡總是在所難免，法律的偶爾失當和沉默只能說是一種無奈，是人們選擇法治這種社會生活方式必須付出的代價。領導幹部應當力戒因看到法治的這種必要代價而喪失自己對於法治的信心，更不能以此為借口攻擊和否定法治。[4]在法律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不能制定與上位法不一致的下位法，不能直接突破法律或者乾脆否定法律，也不能繞開具體規定直接適用法律原則，或者以法律原則否定具體規定。在執法實踐中，不能以公平執法替代嚴格執法，因為公平是一個非常模糊的概念。而對於嚴格依法辦事確實可能造成惡劣社會影響或者嚴重社會後果的，也應由有權機關通過法律解釋等途徑予以妥當處理。
三、程序性思維
公權力的取得和行使都需要遵守一定的程序。因此，領導幹部應當樹立程序性思維。
(一)公權力的取得和行使需要程序
公權力需要程序。「正義不僅要實現，而且要以人們看得見的方式實現。」司法要遵守程序法，這已眾所周知。立法也要遵守程序，《立法法》等法律法規規定了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規章、規范性文件等的制定程序。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處分、行政處罰，進行徵收徵用等，也須遵守一定的公開、公正、民主程序，以保障人民權利，提高行政效能，增進人民對政府的信賴。
程序重於實體。實體相對於程序而言更具目的性，但法治強調程序正義甚於實體正義，因為法治的根本任務在於規范約束公權力，不藉助於正當程序，公權力將很難被「關進籠子里」，實質正義也無從得以實現。
(二)程序不應等於「形式、過場」，程序要正當
近年來，在幹部提拔、公務員招錄等方面不斷有負面新聞報道，有關部門和領導的表態往往是「程序上沒有問題」。對此種現象，有人認為「如果程序上沒有問題，就是程序本身存在問題」。因此，不僅要有程序，程序還應正當，否則走程序將淪為「走形式、走過場」。程序的正當性來源於程序的中立、理性、排他、可操作、平等參與、自治、及時終結和公開。
1.程序中立性要求程序參與各方不得因程序設計而受到不公正對待或享受特殊優待。「自己不得作自己的法官」所強調的就是程序的中立性，迴避原則即是這一原則的體現。2.程序理性要求程序應具有合理性，以有效防止武斷、恣意、專橫或反復無常。程序理性的核心在於權力應當以一種合理的、可以通過說明、論證以及邏輯上一致的方式而行使。[5] 3.程序排他性是指每一個程序獨立、依法展開後，非經特定程序，不得更改，即排斥與其相同程序的再次重復與沖擊。[6] 4.程序可操作要求程序明確、具體。5.程序平等參與要求接受程序法律後果的各方當事人在相同條件下，從程序主持者獲得相關信息，並有相同的機會向程序主持者陳述自己的看法。[7]「任何裁決都要聽取當事人的陳詞」是平等參與的體現。6.程序自治要求程序的參與基於自願，不得強迫。例如不得強制投票、聽證等。7.程序及時終結要求程序符合效率原則，應有時限，要有終點，不能沒完沒了。8.程序公開要求程序除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或者個人隱私外，應當向程序參與人和社會公開。
四、權義性思維
法律通過權利和義務調整社會關系。因此，領導幹部樹立權義性思維。
(一)以權利、義務為線索去審視、調整社會關系
法治社會社會關系的基本框架是由法律通過權利義務建構起來的。依法治國、建設法治政府要求領導幹部首先能夠識別權利義務的基本類型和特點，從而以權利、義務為線索去審視、調整社會關系。以人為本本質上講就應以權利為本，權利的本性是平等，因此要在立法、執法、司法的各個環節平等配置、一體尊重、公平保護公民、法人的權利。尤其要注意的是，對於工作權、文化教育權等社會權，政府有積極作為的義務。因此，領導幹部應從權利、義務兩個緯度分析、認識社會關系，從調整、平衡權利、義務關系的角度去制定法律、推進改革、執法司法。
(二)認真對待權利，切實履行義務
領導幹部要認真對待他人權利。領導幹部在行權履責過程中，幾乎沒有不影響他人權利的立法、決策和執法。一般情況下，他人的權利就是公權力的邊界。因此，要尊重他人的權利。當然，尊重權利並不意味著權利不可限制。但必須注意的是，對權利的限制是有條件的，即限制本身也是有限度的，比如徵收就應當以公共利益為原則，程序正當、公正補償。
領導幹部應切實履行義務。不僅要尊重他人權利，還應當切實履行職責，嚴格市場監管，消除地區封鎖，打破行業壟斷，維護全國市場的統一開放、公平誠信、競爭有序、自由安全。
(三)以權利、義務為基本分析工具，正確對待、妥善處理社會矛盾
紛繁復雜的社會矛盾如果從權利義務的角度去分析，就會清晰得多、簡單得多，這也是正確對待矛盾糾紛及其當事人，妥善處理社會矛盾的一種有效方法。比如，面對一起事件、一個矛盾糾紛，領導幹部首先應當思考的是事件或矛盾糾紛的性質、權利義務關系，正常的法律途徑，然後分析一下政府自身的權利、義務，並以此作出決策。既要避免該為的不為、不到位，同時也要防止大包大攬、亂作為。「花錢買平安」、「不鬧不解決，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等所體現的顯然不是權義性思維。
五、權責性思維
權力是應當履行的職責，與權利具有選擇性、可行使、可放棄、可轉讓相反，權力必須行使、不可放棄、不可轉讓。領導幹部作為權力的行使者和責任的擔當者，理應樹立權責性思維。
(一)有權必有責
首先，制度設計上要做到有權必有責。法律法規在賦予行政機關權力的同時，應當規定相應的責任保障機制，既要避免有權無責，也要防止權責錯位。也就是說，誰享有權力誰就應當負有責任，只規定權力不規定責任固然不好，但權力行使者和責任承擔者不一致也需避免。
其次，實踐中既要保證用權當負責，也要避免無權亂負責。責任不僅應落到紙上，更應落在實踐中。要切實避免只有權力沒有責任;上級享受權力，下級承擔責任;一把手享受權力，二把手、副職或者其他人承擔責任等權責脫離的現象。當然，沒有權力卻亂攬責的現象也應避免。
(二)權責要相當
越是權高位重，責任就應越大。有多大權力就應當承擔多重責任。責任過輕既不能糾正濫用權力行為，也不足以威懾潛在違法行為。但責任也不是越重越好，過重的責任如同過輕的責任一樣不會產生應有的約束力。
從理念上講，全能政府就應當承擔無限責任，而擁有有限權力的政府只能承擔有限責任。因此，從責任的角度看，我國政府職能轉變的過程，也正是政府承擔無限責任向有限責任轉變的過程。
從制度設計講，既要注意權力與責任在類型配置方面的相當，也要注意某一責任類型中責任程度的相當。立法中要實現刑事、民事和行政責任的合理平衡配置，改變重行政責任，輕刑事責任和民事責任的現象。同時，立法中要盡可能規定明確具體的責任，這樣不僅可以使潛在的違法者提前防範、分散法律風險，而且可以有效約束執法者和司法人員，避免執法、司法不公。
從追責實踐看，一要嚴格執法，任何人違法犯罪，都應當承擔相應的責任。要將法律文本規定的責任不折不扣地落實下去，避免「老實人吃虧」。二要防止不問青紅皂白濫施責任。任何法律責任的承擔都要符合一定的構成要件，不問原因、不問過錯、不問真正的責任者的追責表面看來很嚴格，實際上往往是不妥當的。三要尊重責任追究機制。責任不同，相應的責任追究機制不同，有權追責的機構也不同。對於沒有追責權力的領導，尤其是主要領導來說，要尊重有關部門依法執法，不要動輒過問、插手，更不要接手、大包大攬責任追究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