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法治的材料

❶ 關於法治高於德治的辯論材料

經過了"文化大革命"這場民族浩劫,中國走向了"改革開放"和社會秩序的重建。痛感"文革"期間"無法無天"狀況所造成的嚴重後果,人們的一個主要關注點就是中國應當如何從"人治"過渡到"法治"。人們在提出"官大還是法大"、"權大還是法大"的問題時,呼喚的是"依法治國",所以法治建設成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內容之一。法治建設對於中國社會的現代化發展是至關重要的,這毫無疑義。我們在這里所要提出的問題是:單憑法律的健全和完善是否就能夠解決當前中國存在的所有的社會弊病和問題呢?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對於源自西方社會的"法治"的真正含義和實行的條件並不清楚,或者說認識並不統一,我們當中有一些人在指責中國"人治"弊病的同時,認為西方式的"法治"是萬能的,似乎只要有了西方式周密、詳盡的法律,在解決社會矛盾和人們行為規范方面的一切問題也就統統迎刃而解。可是在現實社會當中,問題卻並不這么簡單。首先,近年來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正式通過的各項法律已經相當多了,應當說人們的行為似乎"有章可循"。但是"作姦犯科"的人卻越來越多,案子也越來越大。其次,隨著我國社會近年來的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人們的收入和消費水準不斷提高,按過去的說法是人們應當有物質條件來遵守社會的基本道德規范了("知恥"),但是近來反映在現實社會中人的基本道德方面出現的問題不是減少了,反而有不斷增加之勢。

現在無論是從人們的街談巷議還是新聞媒介的報道來看,對於社會上普遍的道德水準均有"世風日下"之議。而且我們還可以發現很有一些人坦然地以"只要我不犯法,就無可指責"作為冠冕堂皇的理由來做一些不道德的事。如看到路邊有人受重傷須送醫院搶救,許多過路車輛就是不停車;有個別過路人好心把傷者送到醫院,反被傷者家屬訛詐。遇到歹徒行凶,許多人畏縮躲避;如偶有勇者挺身與歹徒搏鬥,其餘的人仍大多袖手旁觀。公園里兒童落水呼救,可以聚集到數千人圍觀而無人下水。至於製造偽劣商品、偽造證件文書、在經營交易中的損公肥私等現象,更是比比皆是。當你詢問人們對這些行為的看法時,他們會一致地譴責其為"不道德"的行為,但一旦這類事件再次發生,你會發現大多數當事人、旁觀者的行為依然如故。為了防止和懲罰這些不道德的行為,國家不斷頒布新的法律和具有法律效力的懲罰辦法,對不贍養老人、虐待兒童、見死不救、造假等行為進行懲罰。但是實際效果又如何呢?憑靠不斷地增加和細化法律能否真正扭轉當前"世風日下"的趨勢?近年政府對"見義勇為者"的表彰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從人們的內心深處改變他們的價值觀念和行為規范?這些都是值得懷疑的問題。

我們在努力向"法治"的目標前進,但是憑靠法律(或"法治")能否完全解決中國社會中當前普遍存在的道德問題?何況在現實社會中有許許多多的不道德行為其本身並不直接觸犯法律。中國社會的發展已經有幾千年的歷史,在這幾千年的歷史中,我們的傳統社會都採用了哪些辦法來使人們的行為符合普遍的道德規范?其中一些過去行之有效的辦法對於今人是否能夠提供一些有益的啟示?

一、"罪"與"孽"

從古至今,中國人常常用"罪孽深重"來形容做壞事的人。但是如果仔細思考,應當說"罪"與"孽"在其與法律的關繫上是有區別的。"罪"指的主要是直接觸犯了法律的行為,是可以通過刑事訴訟、法庭判決來對其行為違反法律的程度予以測度並給予具體懲罰的。而"孽"則主要是指不直接觸犯朝廷或政府制定的世俗法律,但是違反了社會普遍道德准則的行為,這些行為受到世人的道德輿論譴責,當事人如有良知,也會受到自己良心的譴責。對於"犯罪"與"作孽",中國民間社會把兩者是分得很清的。前者將會受到朝廷刑律的懲罰,而後者則會遭受"天譴",受到神靈和冤鬼的懲罰。

1997年上映了一部反映上海赴雲南知識青年返城後經歷的電視連續劇《孽債》。為了取得婚姻上"單身"的資格而能夠返回上海,他們與當地的妻子離異、相互離異並把孩子寄養給當地農戶,他們當時的動機可以理解,行為也沒有觸犯法律,但卻使其他善良的人和孩子們受到傷害,並使自己也陷入良心自責之中,通過幾個赴上海尋親的孩子所造成的感情波瀾而生動地表現出來,一個"孽"字在這里使用得就十分貼切。

《辭海》對於"孽"的解釋有五種:(1)古時指庶子("孽子"),即妾所生之子;(2)壞事,罪惡(《書·太甲中》:"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3)妖孽,災殃;(4)病,害;(5)忤逆,不孝。第一種解釋久已不用,人們今天日常生活中常說的"孽"主要是指第二種解釋,指的是人做的壞事和罪惡,而且其懲罰是無法免除和逃避的,所謂"自作孽,不可活"。在中國的傳統社會中,小孩子自懂事時起,人們就在對他灌輸樸素的道德規范,當他由於無知而折磨小動物時,老人就會搖頭說,"不要作孽呀"。當一個貧苦的童養媳被餓飯、被毆打時(這在當時既不犯法也不違禮)

,鄰居們就會搖頭說,"真是作孽呀"。在抗日戰爭時期,當一個村民為邀賞向日寇出賣抗日戰士時,人們會說,"作孽呀,他怎麼不怕出門被雷劈死"。可見,"孽"是與良心和良知相關的,不一定由這個世俗社會的法律來評判與懲罰,而且有時甚至與當權者的法律和意志是相違背的(如漢奸的行為符合當時"政府"的規則,但被民眾所不齒)。

官方的法律總會有漏洞,執法者也難得做到"明察秋毫"並把犯法者統統繩之以法。如《胡雪岩》中的刑名師爺所說"大致古今律法,不論如何細密,總有漏洞",社會上總有一些人在設法利用這些漏洞以謀私。但是,與觸犯世俗法律的行為相比,"作了孽總是要遭報應的",這叫做"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這些報應也許在現世("現世現報"),也許在陰間,也許在來世;這些報應也許應在本人,也許延及子孫。從"報應"的觀點看,"孽"與我國的民間宗教有著密切的關系,正如"律法"與皇權有著密切的關系,"禮教"與儒家有著密切的關系一樣。

法治的刑律所針對的是對人身、財產的侵害,並制定了詳盡的懲罰辦法,也就是所謂"他律",憑靠的是外在的制度和力量。民間所謂的"作孽"觀念主要譴責的是強者對弱者的欺凌,弱者的范圍可以包括平民、老人、婦女、兒童甚至其他生靈(牲畜、貓狗等),譴責其手段的不道德(如倚強欺弱、詐騙、無信義、向官府進讒言等)。對於"作孽"行為的懲罰主要是"天譴"式的報應(死後在陰間地獄中受苦、來世托生變驢變馬甚或殃及子女也要代為償還孽債等),而不是直接的世俗刑律的懲罰。人們根據社會普遍倫理與道德規范來行為,自覺自願地不去違背或觸犯這些規范,即是人們的"自律"。

薩姆納(W.H.Sumner)認為,在行為規范方面的民俗為社區大眾所長久接受之後,會產生一種神秘化(Mythification)的社會過程,而轉化為"民德"(Mores,民間道德規范),在這個轉化過程中,宗教或懼鬼(Ghostfear)

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原本產生於民眾日常生活與行為中的民俗(習慣性行為),經由原始宗教或懼鬼或魔術等因素的神秘化作用而轉化之後,成為具有約束力或制裁力的"民德"(民間道德規范)。違反這一"民德"的行為,就是作孽。

二、"人治"、"禮治"與"德治"(道德規范)

"所謂人治與法治之別,不在人和法這兩個字上,而是在維持秩序時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據的規范的性質。"那種把"人治"理解為指有權力的人任憑一己的好惡來規定社會上人和人關系,而沒有一定的規范可守,這種"人治"事實上是不可能的。按照費孝通先生的觀點,中國傳統社會中實行的乃是一種"禮治秩序"。當然,那些"開國皇帝"在制定新皇朝的規范時是會具有一定的"能動性",多少會帶有一些"人治"的色彩。但他們也會受到社會傳統規范的束縛,不可能隨心所欲。

有些學者認為中國傳統社會實行的是通過紳權來實施的"禮治",並把其與西方社會的"法治"作為相互對立的兩種法律制度。但是,與朝廷官府的"法治"和(社區紳權的)"禮治"相對應的,應當說在我國傳統社會中還存在著由於民間道德規范約束而在民眾生活中實際發生作用的"德治"(以"積德"為宗旨,以善惡之報為法則),或者說存在著民間的對於一般行為的普遍性的道德規范。當然這一提法(稱之為"德治"並與"法治"、"人治"、"禮治"相並列)還需要進一步的推敲論證,但只講"禮治"並不能完全涵蓋我國民間的全部道德規范。我國傳統社會中的"禮治"是有其特定含義的,"禮義由賢者出"(《孟子·梁惠王下》),"禮"是特定文化中由聖賢制定的行為准則,而不同於民間樸素的倫理規范(民間的"積德")。

從某種意義上說,"人治"、"禮治"、"法治"這些列於經傳的、與政治權威相聯系的行為規范都可以歸類於人類學所說的"大傳統",而一些流行於民間樸素的道德規范(民間的"德治",訓誡人們"不要作孽")也許可以歸類於"小傳統"。

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中提到了"法律"、"禮"和"道德":"禮……顯然是和法律不同的,甚至不同於普通所謂道德。法律是從外部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罰是由特定的權力所加之於個人的。人可以逃避法網,逃得脫還可以自己驕傲、得意。道德是社會輿論所維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見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唾棄,是恥。禮則有甚於道德:如果失禮,不但不好,而且不對、不合、不成。……禮是……經教化過程而成為主動性的服膺於傳統的習慣。"費孝通先生的這段話講明了"法律"、"禮治"和"道德"三者之間的不同。"法律"是朝廷政府制定的刑律,"禮"被傳統社會認為是士大夫所必須遵循的道德規范,但這是由統治者為維護"三綱五常"和"尊卑有別"社會秩序而倡導並"教化"民眾的正統的、自上而下推行的規范。而民間的道德則源自於民眾中多少帶有些自發性的如"積德"、"從善","惻隱之心"、"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些樸素的觀念。

所以,"禮治"與"德治"並不完全是一回事。"禮治"的行為規則是維護君權、族權、父權、夫權和鄉紳利益的,根據巴金小說改編的電影《家》非常生動地說明了"禮教"的"吃人"與不道德。在一些社會場景中,"禮治"壓制了民間的樸素道德觀。如"禮"所維護的"三綱五常"推崇"烈婦",年輕寡婦自殺殉夫是會受到家族、社區乃至朝廷的表彰的,要立"貞節牌坊",但老百姓在背後會嘆息落淚,說這是"作孽"。雖然儒家推崇的"守禮"與民間流行的"積德"在某些行為規范上是重合的(如孝敬父母),但同時也有不少事例可以說明兩者之間也存在沖突(如寡婦殉夫),所以"禮治"並不能等於以樸素道德觀念來規范人們行為的"德治"。這里稱"德治"並不是指由統治者推行的"治理之術",而僅僅表示一種行為規范和相應形成的多少帶有自發性的民間的社會秩序。

我國傳統的農村,幾乎村村都有廟宇,其中有佛寺和道觀,但更多的是城隍、土地、龍王和當地"有靈驗"的地方神癨\。人們會到城隍廟里去求簽問卜和哭訴自己的冤屈。民眾對於"作孽會遭天譴"的敬畏形成了他們在思想和行為方面自我約束的某種"德治"的精神基礎和文化氛圍。但是這種民間樸素的"德治"自解放以來,隨著歷次政治運動的滌盪已不復存在。

6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以革命的名義"對其他人(包括親戚、同事、鄰居、老師等)進行的關押迫害、人身侮辱、武鬥等等行為,從傳統道德的觀點來看都是"作孽",但是卻成為得到政府提倡和支持的"最革命"的時髦行為。"鬥私批修"可以說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禮",而這種"以革命的名義"實施的"紅色禮治"與封建社會的"禮治"一樣在實踐中同樣有違反基本人性的"作孽"的一面。

同時,解放以來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舊"運動直接與全面地沖擊了民間宗教,這在某種意義上也摧毀了民間關於"積德"和"作孽"會遭報應的信仰體系。除了那些居住在偏遠山區與世隔絕的村落里的人們,現在的祖父母和青年父母們已經不大會對孩子們講"不要作孽"這樣的道德訓誡了,恐怕向孩子們重復頻率最高的是功利主義的訓誡"好好讀書,將來才能掙錢做官,才能有出息"。"孽"這個詞彙在人們日常生活中使用和出現得越來越少了。這標志著社會的發展呢?

還是某種意義上在道德方面的墮落?

在強調法律的同時,社會中關於"孽"的意識的普遍淡化,不考慮做了"缺德事"是否會"遭報應"或者根本否認"報應"的存在,是否是當今人們行為中道德水準下降的原因之一?杜克海姆(E.Durkheim)認為"如果道德力量失去了它的社會權威,那必然是一種強權就是公理的混亂狀態"。

中國民間的傳統道德規范(如"孽")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視為我國在規范社會行為方面的某種民間鄉土資源而加以改造和利用?在今天對我們的傳統文化的精華與糟粕的梳理中,在我們對自己文化的再認識與達到"文化自覺"的過程中,這也許仍然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罪與孽:中國的"法治"與"德治"概說

⊙馬戎

三、中國傳統社會中的"法律"與實為"治法"的"法治"

人類自形成為社會之後,就必須產生一定的規范來防止個人、群體之間的沖突和相互損害,為處理解決人與人之間的矛盾糾紛制定一系列調解和懲罰規則。其中既有由政府制定並強制執行的國家法(訴諸於國家法的稱做"打官司"),也有流行於民間"約定俗成"的習慣法(訴諸於民間習慣法的稱做"私了",即糾紛的"私下了結")。

人們對於中國傳統社會中法律的作用評價不一,有的人批評中國缺乏西方社會那樣的"真正的法治"精神,所以社會的發展缺乏明確的規則;另一些人則基於對注重法律形式程序的西方法律表示懷疑,從而從自然法的角度認為中國文化傳統對於倫理的重視和追求"無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對於中國傳統社會法律的這兩種不同觀點,可以啟發我們從不同的角度和從法律所涵蓋的不同行為對象來分析中國傳統社會中的法律運作。

費正清認為中國法律是刑事的而不是民事的,是世俗的而不是以宗教原則為基礎的,是支持國家權力而不是限制專制的,"法律只代表了統治者的命令,……大部分是行政性的和刑事的,是民眾避之惟恐不及的東西"。中國歷史可分為"亂世"與"治世","亂世用重典",即用加重的刑罰來把偏離社會規范的各種行為糾正回來。

在西方,"法治"是與"人治"相對立的,而"人治"被認為是隨意性的、沒有客觀標準的、體現的是統治者的個人意志。中國傳統社會通常被認為是"人治"的社會。但是正如費孝通先生所說,除了個別皇帝的意志給當時的法律打下自己的"烙印"之外,歷朝歷代還是循著"禮法"在統治。儒家主張"禮治",重視道德倫理對人的教化作用,提倡"無訟";法家主張"依法而治"(Rulebylaw),重視的是刑律的實施,用懲罰作為維持社會秩序的主要手段。當然,法家強調法律的作用,也暗含著對君主"人治"的限制在裡面。但是,這種"依法而治"(Rulebylaw)與西方真正的"法治"(Ruleoflaw)在本質上是不相同的,與其稱之為"法治"不如稱之為"治法"。

四、不同社會制度下的國家法、民間法與民間的道德規范

❷ 關於法治內容

第十三章法與社會
第一節法與社會的一般關系

一、法與社會的相互作用

第一,社會是法律的基礎。

法是社會的產物。社會性質決定法律性質，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最終決定著法律的本質。

社會是法律的基礎。如果相反,以法律為社會的基礎，那麼，實質上就可能強迫社會接受那些已經被這一社會生活條件及物質生產本身宣判無效的法律，把法律看成了永恆不變的東西。

第二，法律是社會關系的調整器。

法對社會的調整，首先是通過調和社會各種沖突的利益，進而保證社會秩序得以確立和維護。

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對社會的調整手段主要有三種：即法律、道德和宗教。

當然，法律不是萬能的。

首先，在某些社會關系領域,法律的控制不是唯一的手段，或者說不是最佳的手段。

其次，我們還應當看到：徒善不足以為 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所以,普及法律知識，提高全民法律意識，其意義絕不僅僅在於號召民眾守法，更重要的還在於教育民眾用法。只有人人都善於使用法律，法律的作用才能得以充分發揮。

二、法與社會和諧

【當代中國法律在建構和諧社會中的地位】

黨中央提出了關於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任務：「我們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 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

和諧社會不可能自發地實現,有關和諧社會的價值理想需要一系列方針和措施來體現,其具體要求也 必須通過有效手段來實施和保障。

和諧社會的構建都必須藉助於法律制度的推動和保障。

首先，和諧社會的原則精神與基本目標和要求不僅涉及個人與社會之間、個人與個人之間的復雜的利益關系，而且還關繫到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它們必須上升為國家意志,轉化為法律，通過法律來體現,以獲得全體社會成員的共識。

其次，由於涉及上述復雜關系，和諧社會的原則、目標和要求在實現的過程中，必然會遭遇來自各個方面的干擾甚至破壞，這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總之，和諧社會離不開法，法也離不開和諧社會的建設。

【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法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的作用】

第一，法對於社會主義民主的實現具有重要作用。社會主義民主是社會主義法治的前提和基礎，社會 主義法治是社會主義民主的體現和保障。

第二，法通過確認並保障正義標準的實現，協調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

第三,法可以為誠信友愛的實現提供良好的制度環境。

第四，法為激發主體的活力創造制度條件

❸ 關於法制的資料

「法制」一詞，我國古已有之。然而，直到現代，人們對於法制概念的理解和使用還是各有不同。
其一，廣義的法制，認為法制即法律制度。詳細來說,是指掌握政權的社會集團按照自己的意志、通過國家政權建立起來的法律和制度。
其二，狹義的法制，是指一切社會關系的參加者嚴格地、平等地執行和遵守法律，依法辦事的原則和制度。其主要特點是強調法律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崇高地位，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要求公民普遍守法，國家機關依法行使權力，限制國家機關公職人員的專橫，確保公民的合法權利和自由。
其三，法制是一個多層次的概念，它不僅包括法律制度，而且包括法律實施和法律監督等一系列活動和過程，是立法、執法、守法、司法和法律監督等內容的有機統一。
法制是法律和制度的總稱。統治階級以法律化、制度化的方式管理國家事務，並且嚴格依法辦事的原則，也是統治階級按照自己的意志通過國家權力建立的用以維護本階級專政的法律和制度。任何國家都有法，但不一定有法制。法制在不同國家其內容和形式不同。在君主制國家，君主之言即為法；在資本主義國家，雖然排除了奴隸制、封建制國家法制的專制性質，但資產階級受階級本性的局限，當有的法律規定不符合本階級的利益時，就加以破壞，因此，不可能有真正的法制。只有徹底消滅剝削制度，實現人民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才能真正實現社會主義法制。
法治與法制有聯系也有區別。聯系在於:實行法治需要有完備的法律制度。區別在於：法制相對於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法治則相對於人治；法制內涵是指法律及相關制度，法治內涵則相對於人治的治國理論、原則和方法。
編輯本段
柏拉圖的法律思想

一、柏拉圖的生平與著作
柏拉圖（公元前427～公元前347年），生於雅典的一個貴族之家。他的父母都是名門望族的後裔，母親更是著名的政治改革家梭倫的後代。由於出身高貴，自幼即受到良好的教育。從20歲起受教於蘇格拉底，從事哲學學習和研究。曾一度渴望在政治上嶄露頭角，但公元前399年蘇格拉底被處死刑，使他放棄了從事政治的願望。後流亡國外，40歲後回雅典並創立了「阿卡德米學園」。在學園中，柏拉圖一邊講學，培養人才；一邊著述，宣講其哲學和政治哲學，前後達41年之久。該學園在歷史上延續了900年，是全希臘文化知識的中心。
柏拉圖是歐洲歷史上第一位保留下完整著作的思想家，前後共著對話25篇。有關政治法律理論的著作主要有三部，即《理想國》（成於壯年）、《政治家篇》（成於中晚年）、《法律篇》（絕筆）。一般說來，《理想國》代表了他對政治和社會的主要理想，而《法律篇》則是面對現實所寫成的有關法治的著作。
二、正義論與人治論
（一）正義之國與人的類型
柏拉圖的哲學基礎是理念與現實的區分，在柏拉圖看來，世界由「理念世界」和「摹本世界」兩部分組成。理念是精神的，是第一性的，盡管它是無形的，但它是萬物的根源，是永恆不變的真實存在；而摹本世界，則是有形的，虛假的，變化不定的，只能算是理念世界的影子。人由於分享理念程度的不同，相應地便分別具有了金、銀、銅鐵的三種不同的性質，人也就具有不同的類型和品質：
金→哲學家→智慧
銀→勇士→勇敢
銅鐵→生產勞動者→節制
然而，節制的品質不僅應當為生產勞動者所擁有，也應當成為所有三種人的品質，因為一個國家必須保持和諧協調，只有當人們各盡其職、各守其位時，國家才可能產生「正義」的品德，成為正義之國。當個人的三種品質（慾望、激情和理智）在個體中協調運行秩序井然時，個人就成了正義之人。這意味著理性支配慾望，精神支配肉體；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柏拉圖所說的正義就是一種道德正義。
（二）法律與正義的關系
在柏拉圖看來，一個人品性中，都具有「較善」和「較惡」兩部分。如果較善的那部分佔優勢，就控制住「較惡」的那部分，他就成為自己的主人；如果他接受不良的教育，或者受壞人的薰染，他便成為「自己的奴隸」。當惡性膨脹時，就只好服從外在的權威，這個外在權威就是法律。
對於柏拉圖來說，法律就是一種社會行為准則，它是公道與正義的標志。但是，法律的正義與道德正義不完全相同。法律正義是「訴訟正義」，是指通過法律機器的正常運轉而獲得的後果或判決。因此，法律正義是為道德正義服務的。
（三）哲學王與人治
柏拉圖認為，哲學王通過知識進行統治，比法律統治具有很大的優越性，法律遠不如和哲學家的智慧相比。因為：(1)哲學家所掌握的是一種真理，它比國家機關所制定的法律要高明得多；(2)「法律者強者之所好」，而現實中的法律並不必然體現正義，而惡法並非真正的法律；(3)法律是刻板和固定的，而政治本身是柔性的。而哲學家的知識可以隨機應變；(4)一切社會都需要和諧，而這只有哲學家通過智慧才能達到這一目標。
三、法制論：立法與守法思想
（一）立法過程論
在柏拉圖看來，立法是一個「清刷」的過程，即必須對原來的舊制度和人們的品質清洗一番，方能制定出新的法律。在立法時，先應當確定憲法大綱，然後是制定法律和規章。柏拉圖重視成文法，而認為習慣是來源於普通人的習俗。
（二）立法原則論
根本的原則是依照公正的理念制定法律，並應依全體人民的幸福為依據。就立法的重點而言，著重於培養公民的法律精神。
（三）守法論
柏拉圖從歷史的角度追溯了人類社會的發展歷程，認為國家形成於契約。而契約的核心就是對法律的遵守，這就意味著，只有守法的美德才是符合國家的本性的。[1]
柏拉圖認為，對於有意志的公民來講，法律的統治並不具有強迫性，而是體現了國家的良善願望。他認為：「如果法律能完全導致至善或至少是能部分地達到這樣的目的，這些法律我們都應該執行。」對公民的教育也是要引導他們執行和遵守法律；法律必須擁有權威，國家官員的權力必須受到約束，所謂良法須由良吏來執。
四、柏拉圖法律思想的主要評價
第一，法治主義思想是西方法律傳統源遠流長的一個傳統，對西方近代法治主義的復興具有深遠的影響，並成為羅馬法的重要思想基礎；
第二，概括了古希臘政治哲學的精髓：最好的政治是難以實現的，而防止最壞的政治是可能的，這就是，必須運用至高無上的法律進行統治。
第三，關於「混合政體」的研究以及「分權原則」的論述，被學者譽為三權分立的原型。
第四，集體主義方法論也開創了後世以集體為單位研究國家、法律學說的先河，在柏拉圖的理念中，個人只是城邦的工具和手段，並無獨立存在的價值。

❹ 我要所有法治教育資料

淺 論 法 治

內容摘要：
***同志在十五大報告中指出：「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在2001年初召開的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總書記分析法治與德治的關系，強調指出我們應始終注意把法制建設與道德建設緊密結合起來，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在具有重要意義的黨的十六大會議中***同志又再次重申了這一問題，要求我們在法制建設進程中更好地學習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與時俱進。「法治」與「德治」的結合，對建設一個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關 鍵 詞：依法治國 以德治國 法治與德治的結合

1978年以後，我國法學界和政治學界曾經就法治與人治問題開展過一場大討論，出現過三種截然對立的觀點，即：要法治，不要人治；法治與人治應當結合；法治（依法治國或以法治國）概念不科學，同「法制」概念沒有什麼區別，應當拋棄。雖然經過長期的討論和爭鳴，「要法治不要人治」的主張得到了越來越多的人的認同，但是在廣大幹部群眾中對法治概念和依法治國的口號、方針仍然存在這樣那樣的看法和疑慮。直到2001年初召開的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總書記分析法治與德治的關系，強調我國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主義法制建設，依法治國；同時，要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以德治國。我們應始終注意把法制建設與道德建設緊密結合起來，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把屬於精神文明的道德建設和屬於政治文明的法制建設都放到治理國家基本方略的高度來論述，並且強調二者的結合，這是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治國思想的新發展，是對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豐富和貢獻。在這樣一個前提和背景下就要求新一代中央和國家領導集體根據我國經濟、政治和文化現實條件的變化和新的實踐經驗，進一步豐富和發展鄧小平同志有關民主與法制的理論，繼承和發揚以***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創立提出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與時俱進，在黨的十六大、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勝利召開的新時期新局勢下更好地推進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步伐。
下面筆者將從幾個方面對新時期法制建設中的重要思想——「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緊密結合的相關問題作簡要論述:

一、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

在1998年九屆全國人大誕生前夕，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在北京召開，第一次把「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作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1998年3月5日，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關於《政府工作報告》的決議中，首次提出了「依法治國」「依法行政」；1999年3月15日，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該法案第13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從這一天起，「依法治國」被正式載入國家的根本大法，這標志者中國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法治時代。
依法治國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按照鄧小平理論，民主和法制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小平同志一貫強調民主和法制是相互關聯的，密不可分的。認為民主是基礎、是本質，提出「沒有民主，就沒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而法制則是保障，「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鄧小平同志是積極主張推進法治，否定人治的。
***同志指出：「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同志的這段論述，深刻地揭示了依法治國的內涵：
依法治國的主體，是黨領導下的廣大人民群眾，它表現為國體和政體的統一。憲法明確規定，國家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通過人民代表大會等形式和途徑，依法管理國家事物和社會事務。任何機構和個人不得未經人民授權或者超越人民授權成為人民之外或者人民之上的治理國家的主體，更不允許少數國家公職人員以言代法，以權壓法。

❺ 關於法制教育的資料

今天各地的媒體上，當然少不了有關開展普法活動的消息。

26年前的今天，我國現行憲法正式通過並頒布實施。2001年，國家將這一天定為「全國法制宣傳日」，並在全國舉行了大規模的法制宣傳活動。此後，「法制宣傳日」作為我國的法制的「節日」，每年我國都要舉行相關的法制宣傳活動。

世界上許多國家都把自己國家通過、頒布或實施憲法的那一天確定為「憲法日」，以示紀念。有的國家則把「憲法日」規定為「國民的節日」「全民的節日」，或作為法定的「休假日」。其作用都是為了普法宣傳。較之七年前，中國的法制建設又大大前進了許多步，應該說，在全民普法上，「全國法制宣傳日」的設立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從「一五」普法到「四五」普法，國家確定的各類別的法制宣傳日、周、月不一而足，全民學法已成為普法工作的重點。在這些日子，法制宣傳職能部門或行業的領導機關組織各單位上街開展義務咨詢、發表演講、發放宣傳資料、張貼標語、組織法制文藝匯演等等。這樣的方式既有規模，又有聲勢，在一定時間、一定范圍內也形成了較大影響，這無疑是很好的宣傳形式。但長期重復這幾種宣傳方式就容易產生疲勞——宣傳者和受眾兩方的疲勞，形式大於實質，消解了宣傳的效果，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費。作為組織方，得在法律條文和百姓生活之間的契合點上做足文章，想出新鮮的點子，以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服務大眾。

在現代社會，法律涵蓋了生活的每一個領域。可以說，沒有法制觀念，就不能算是合格的現代公民，就沒有真正的法制社會。老百姓希望天天都是「3·15」，因為他們看到了這一天與他們生活不可分割的特殊關系。其實，「3·15」更像是「12·4」的一個子項，因為，根本上說，保護任何一項權益，都是一個法律問題。現代社會，一年365天都應該是「12·4」。

❻ 關於法治手抄報的內容資料

我們與法:青少年的健康成長離不開法律
青少年是祖國的未來，民族的希望，黨和國家歷來重視對青少年的教育、引導和保護，並為青少年的健康成長創造良好的條件和環境；青少年正處於長身體、長知識的重要時期，各方面都很不成熟，缺乏自我保護意識和能力；由於社會環境復雜，存在著不利於青少年健康成長的因素，青少年合法權益和身心健康受到侵害的現象時有發生。
青少年是祖國的未來、民族的希望，是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黨和政府十分關心和高度重視青少年的成長。我國青少年教育和保護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績，青少年犯罪率在世界上一直是比較低的。但近年來由於各種消極因素和不良環境的影響，我國青少年犯罪率日漸突出，因此,加強對青少年的法制教育，促進青少年的健康成長，我們負有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

名人名言:
一項法律越是在它的接受者那裡以惡行為前提，那麼它本身就越好。――拉德布魯赫
無論何人，如為他人制定法律，應將同一法律應用於自己身上。――阿奎那
真想解除一國的內憂應該依靠良好的立法，不能依靠偶然的機會。――亞里士多德
憲法是一個無窮盡的、一個國家的世代人都參與對話的流動的話語。 ―勞倫?卻伯
法律的基本原則是：為人誠實，不損害他人，給予每個人他應得的部分。 ―查士丁尼
<未成年人保護法>摘錄
第一條為了保護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促進未成年人在品德、智力、體質等方面全面發展，培養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第三條未成年人享有生存權、發展權、受保護權、參與權等權利，國家根據未成年人身心發展特點給予特殊、優先保護，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
未成年人享有受教育權，國家、社會、學校和家庭尊重和保障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權。
第二十九條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建立和改善適合未成年人文化生活需要的活動場所和設施，鼓勵社會力量興辦適合未成年人的活動場所，並加強管理。
第三十七條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煙酒，經營者應當在顯著位置設置不向未成年人出售煙酒的標志；對難以判明是否已成年的，應當要求其出示身份證件。
任何人不得在中小學校、幼兒園、托兒所的教室、寢室、活動室和其他未成年人集中活動的場所吸煙、飲酒。
第三十八條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招用未滿十六周歲的未成年人，國家另有規定的除外。

❼ 法制材料

法制：
1、指法律和制度，也有指法律制度的。
2、是指動態意義上的法制，即指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和對法律實施的監督，也包括法律宣傳教育在內。
3、是指「依法辦事」的原則，即指「有法可依，有法必依，違法必究」。
法制釋義
「法制」一詞，我國古已有之。然而，直到現代，人們對於法制概念的理解和使用還是各有不同。
其一，廣義的法制，認為法制即法律制度。詳細來說,是指掌握政權的社會集團按照自己的意志、通過國家政權建立起來的法律和制度。
其二，狹義的法制，是指一切社會關系的參加者嚴格地、平等地執行和遵守法律，依法辦事的原則和制度。其主要特點是強調法律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崇高地位，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要求公民普遍守法，國家機關依法行使權力，限制國家機關公職人員的專橫，確保公民的合法權利和自由。
其三，法制是一個多層次的概念，它不僅包括法律制度，而且包括法律實施和法律監督等一系列活動和過程，是立法、執法、守法、司法和法律監督等內容的有機統一。
法制泛指法律和制度的總稱。統治階級以法律化、制度化的方式管理國家事務，並嚴格依法辦事的一種原則，也是統治階級按照自己的意志通過國家權力建立的用以維護本階級專政的法律和制度。其基本含義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任何國家都有法，但不一定有法制。法制在不同國家其內容和形式不同。在君主制國家，君主之言即為法；在資本主義國家，雖然排除了奴隸制、封建制國家法制的專制性質，但資產階級受階級本性的局限，當有的法律規定不符合本階級的利益時，就加以破壞，因此，不可能有真正法制。只有徹底消滅剝削制度，實現人民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才能真正實現社會主義法制。
法治與法制既有聯系也有區別。聯系在於實行法治需要有完備的法律制度。區別在於：法制相對於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法治則相對於人治；法制內涵是指法律及相關制度，法治內涵則相對於人治的治國理論、原則、方法。
法律正義論
（一）正義的內涵與分類
亞里士多德認為，城邦以正義為基礎，由這種正義衍生出法律，以判斷人間的是非曲直。正義是指人們在社會關系中所產生的一種美德。正義和不正義含有兩種意思：一是指能否服從紀律；二是指一個人所取得的東西是否他應當得到的。正義又可分為「普遍的正義」和「個別的正義」兩種。其中「個別的正義」又分為「分配的正義」和「平均的正義」兩種。「分配的正義」就是求得比例的平等，這種正義是從人的不平等性出發的，而這種不平等性是自然造成的，是固定不變的。至於「平均的正義」就是指人們之間的平等關系。這種正義是以人的等價性為依據，使相互利益等同。
（二）法律正義論的延伸：平等與中庸
1.平等。一是數量平等，即各人所得到的事物在數量和容量上與他人所得的相等；二是比值平等，即根據各人的實際價值按比例分配與之相衡稱的事物。政治權利的分配必須以人們對於構成城邦各要素的貢獻的大小為依據，誰具有比他人較為優越的政治品德，誰在城邦實現良善生活的過程中善德行為最多，誰就應該在這個城邦中享受更多的利益。
2.中庸。所謂中庸是指不偏不頗，處於兩個極端的中間。亞氏認為，人的一切行為都有過度、不及和適中三種狀態，只有中庸才是美德的特性。對於社會而言也是如此，社會分為極富者（常逞強放肆以致犯罪）、極貧者（往往懶散無賴易犯小罪）和中產階級。唯有中產階級是貧富兩階級矛盾的「最好的中性的仲裁者」。因此，中產階級最適宜擔任統治者和立法者。
（三）正義與法律的關系
法律是建立在正義基礎之上的，由正義延伸出法律。正義的原則寓於實體法之中。自由正義導致了自然法的形成，而這成為國家制定實在法的依據。
三、法律的定義、作用、分類
（一）關於法律的定義
法律是政治上的正義，是世所公認的公正不偏的權衡標准，是理性的體現，又是一個合同式的契約。法律的特性包括：(1)公正性：法律是正義的體現，它對一切人，包括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平等的；(2)可變性，法律應該允許變革，當然這咱變革須要慎重；(3)必須遵守性。法律是一種特殊的社會規范，是人們的行為准則，人人都必須遵守它。
（二）關於法律的作用
法律的作用和目的全在於為了城邦的「善業」，為了「善德」，為了追求「公共福利」，增進人類的道德。
（三）關於法律的分類
1.自然法與制定法。自然法是人類理性的體現，是以正義為基礎的，是存在於社會的普遍原則，是反映「自然存在秩序」的法律；制定法即實在法，是由人制定的。自然法高於制定法；
2.基本法和非基本法。基本法實際上也就是憲法，它規定國家的治理形式，規定統治者的人數及產生的辦法，規定公民在城邦中的地位；
3.良法與惡法。凡是正宗政體下制定的法律為良法；凡是在變態政體下制定的法律為惡法；
4.成文法和習慣法。習慣法即希臘城邦中長期存在的習俗或稱禮儀。
四、法治主義理論
（一）法治的涵義
法治包含兩重意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這就是說，所謂法治，即良法與守法的結合。
（二）法治的具體體現
1.立法方面：亞氏強調立法必須遵守以下原則：一是反映中產階級的利益；二是研究國家的情況；三是考慮對公民尤其是青少年加強教育；四是靈活性與穩定性相結合。
2.執法思想。國家執政人員要嚴格執行法律。法律有明確規定的，應嚴格依法執行；法律規定不同詳的或沒有規定的，必須按照法律的原則來公正地處理和裁決案件。
3.守法思想。守法是法治的關鍵。國家必須加強對公民守法觀念的培養和訓練。
（三）法治的優越性
法治的優越性是相對於人治而言的，而這種優越性主要體現在：第一，法律是集體智慧和審慎考慮的產物；第二，法律沒有感情，不會偏私，具有公正性；第三，法律不會說話，不能象人那樣信口開河；第四，法律藉助規范形式，具有明確性；第五，實行人治容易貽誤國家大事，特別是世襲制更是如此；第六，時代要求實行法治，不能實行人治；第七，實行一人之治較為困難，君主的能力和精力畢竟有限；第八，一人之治剝奪了大家輪流執政的權利。
（四）法治缺陷的彌補
在法律有所不及的地方可以採取三種補救措施：以個人的權力或若幹人聯合組成的權力「作為補助」；對某些不完善的法律進行適當的變更；加強法律解釋。主要是指法律的精神（法意）來對案件作出公正的處理和裁決。
五、亞里士多德法律思想的特點
第一，與柏拉圖一樣，均從倫理學入手來探討理想的政治生活方式，由此開創了西方法哲學的理論傳統，並在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實現；
第二，將法與政治合而為一進行研究，使法律社會學或者政治法律學的學科構造奠定了基本的原型；
第三，具有鮮明的現實主義的特點，分析問題的立足點是考察現實，使用的方法主要是歸納法，即通過分析、比較，然後得出結論。所以有人稱，柏拉圖給予後人以更多的激情與理想，而亞氏則留下較成熟的體系與邏輯；[1]
第四，推崇法治的精神，對於西方成熟的法治理論的建立，有著重要的意義。
中葯學術語。即如法炮製。指按中葯傳統炮製法（相沿成習，為葯業共同遵守的方法）加工中葯材。一般加有其他輔料。如法半夏、法制豆豉等。
綜上所述，某些人過分強調「人」在其中的作用，純粹是在混淆概念。我們探討人治與法制的區別，是說二者最根本區別在於實際運作的客觀載體依據不同。而不是在探討事件的運作主體是什麼。法制之所以強於人治，正是因為法制的內涵是，以容易驗證的客觀事實為基礎。以透明的程序為載體。以利益相關者的監督為制約。
還有人說，如果「領導」不允許---即不是人治的話，法制何來？這就是更深一層的問題了，是專制體制與民主體制的不同「行為結果」。
專制體制下，「領導」是「主人」。
民主體制下，「領導」是「僕人」。
也就是說，要探討這個問題，就要先劃定一個論域：專制體制還是民主體制。但我們現在常用的是「民主體制」，而別有用心者或邏輯混亂者，卻是在有意無意的混淆這兩個論域。

❽ 關於法治的經典事例

清朝末期，頒布了欽定憲法大綱，規定了臣民的義務和權力 中華民國建立時，頒專布了臨時屬約法，那是中國第一部資產階級憲法，對袁世凱的權利進行了約束。還提出了五權分立，國民的權利等等。 在1922年，國民政府收回了部分關稅自主權，在1943年完全...

❾ 有關法制的資料

根據《關於禁毒的決定》第8條規定，吸毒行為一般分為吸毒行為和成癮行為兩種內。行為人的行為只要容具備下述三個特徵就可認定為吸毒。吸毒成癮一般有三個主要特徵：1．葯物耐受性。即指不斷地使用同一種葯物以後其效果的退化，需要加大劑量才能獲得與以前同樣的或相似的效果；2．身體上的依賴性。即指在某一段時間內不斷服用某種葯物帶來的生理上的變化，需要繼續服用這種葯物來維持身體上的要求。3。心理上的依賴性。即指某人精神上需要某種毒品，一般就是習慣。從實踐中的情況來看，凡是吸毒成癮者，其症狀普遍表現為身體虛弱，面色臘黃，精神禿廢，萎靡不振，一旦毒癮發作，有的涕涎交流，頓足捶胸：有的站立不起，咳血不止；有的亂碰亂撞，啃牆吃土；有的滿地打滾，哭天喊地。種種丑態，不一而足。吸毒者雖然吸毒但未形成癮癖，也不能認定為吸毒行為。只有同時具備這兩點，對行為人才能按照關於吸毒成癮的規定予以處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