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主張法治

㈠ 法家主張什麼

法家是先秦諸子中對法律最為重視的一派。他們以主張「以法治國」的「法治」而聞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這為後來建立的中央集權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論依據，後來的漢朝繼承了秦朝的集權體制以及法律體制，這就是我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與法制主體。

法家在法理學方面做出了貢獻，對於法律的起源、本質、作用以及法律同社會經濟、時代要求、國家政權、倫理道德、風俗習慣、自然環境以及人口、人性的關系等基本的問題都做了探討，而且卓有成效。

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極力誇大法律的作用，強調用重刑來治理國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對輕罪實行重罰，迷信法律的作用。他們認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沒有什麼道德的標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榮譽來誘導人民去做。比如戰爭，如果立下戰功就給予很高的賞賜，包括官職，這樣來激勵士兵與將領奮勇作戰。這也許是秦國軍隊戰鬥力強大的原因之一，滅六國統一中國，法家的作用應該肯定，盡管它有一些不足。

㈡ 法家的「法治」思想和現在的「以法治國」有何不同

法家主張「以法治國」以「權,術,勢」逐級統治為根本.講究「以刑去刑」版「輕罪重罰權」
假如你偷了東西,就有可能被砍頭,如果你殺了人或是更嚴重的罪,就會被腰斬.
和現在的「以法治國」 有很大區別,一個是用重罪來威懾人們,一個是用一個適當的刑罰來給予告誡.
至於中央集權制也是和法家有很大淵源.法家也正是將一切的權力全都集中到了君王身上.讓君王擁有權勢可以懲罰違法之人.
法家的「法治」 是用重刑來威懾人他人,以達到懲罰威懾他人的作用.
而現在的「以法治國」更多的是來保護受害者的權益.也讓那些違反了法律的人有的相應的處罰,以與警示.

㈢ 古代法家的法治觀念是什麼

法家的基本考慮，乃是君王如何使用「法」這個手段去最有效地控制、役使、驅趕、壓榨人內民，使之最大限度地滿容足統治者單方面的要求。至於臣民有什麼權利則絕對在他們的視線之外。如果給出邏輯定義，那就是：中國古代法家的『法』是為最有效率地役使人民，去最大限度地滿足統治者意願而制定出來的不受制約、不容非議的一系列政令」。

正因為它著眼於為統治者的意志服務，徹底無視人民的基本權利，所以它不具備雙向的社會契約的性質，完全是單向強迫命令，既毫無制約，又不容非議，更沒有「雙方協商解約」的可能。這才會有秦法因毫無制約而越訂越苛，最後弄到「偶語棄市，道路以目」的極端地步（兩人在公眾場合對話就犯了死罪，因此熟人在路上遇到只能行注目禮），使得連忍耐力天下第一的中國百姓都忍無可忍，讓「失期當斬」的陳勝吳廣橫下一條心，決定「等死，死國可乎？」反正都是死，還不如拼個魚死網破，顛覆秦王朝。

㈣ 法家學派主張的什麼

法家：代表人物：韓非、李斯。作品：《韓非子》

法家是戰國時期的重要學派之一，因主張以法治國，「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故稱之為法家。春秋時期，管仲、子產即是法家的先驅。戰國初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開創了法家學派。至戰國末期，韓非綜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勢」和申不害的「術」，以集法家思想學說之大成。

這一學派，經濟上主張廢井田，重農抑商、獎勵耕戰；政治上主張廢分封，設郡縣，君主專制，仗勢用術，以嚴刑峻法進行統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則主張禁斷諸子百家學說，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其學說為君主專制的大一統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論根據和行動方略。

《漢書·藝文志》著錄法家著作有二百十七篇，今存近半，其中最重要的是《商君書》和《韓非子》。

㈤ 法家的基本主張和主觀理論是什麼

先秦法家法治思想是適應百家爭鳴的社會大變革應運而生的產物，在諸子百家中自成一體，獨成一家。春秋時期，法家還沒有成為獨立學派，法治思想還在萌發時期。當時，管仲、子產已有重視法治的思想，是法家的先驅者，戰國時期，法家正式形成，商鞅是法家法治思想體系的奠基者，韓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從管仲提出「以法治國」的主張，到商鞅治國重「法」，再到韓非「法術勢」相結合的法治理論的構建，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經歷了一個從萌芽到發展再到成熟的衍變過程，本文擬通過對《管子》、《商君書》和《韓非子》法治思想的剖析，來揭示這一衍變過程。一、{(管子》「以法治國」思想的提出——法治思想的萌芽管仲是春秋時期傑出的思想家、政治家，盡管他不是先秦法家的代表人物，但是他在中國歷史上最早提出「以法治國」概念，也是先秦法治思想的最初萌芽。「以法治國」語最早出《管子·明法》：「威不兩錯，法不二門，以法治國，則舉措而已。」意思是說，統治者治理國家，不必要把自己的權威建立在更多的基礎之上，只要以法治國，就會象人們舉手抬足那樣，輕而易舉地治理好國家了。1．《管子》對法的闡釋《管子·形勢解》中說：「儀者，萬物之程式也。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管子·七法》中又說：「盡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管子》的這兩段論述准確地闡述了「法」的概念，指出了「法」是衡量人們言行是非、曲直、功過及行事的客觀標准，是普天下之民眾應該遵守的行為准則，是保證國家得以平穩順利發展的根本保障。這是《管子》對我國古代法治思想的偉大貢獻。『2．將「以法治國」上升為治國理念基於對法的認識，《管子·論法》篇中說：「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聖君之實用也」、「不法法則事無常，法不法則令不行」、「法者民之父母也」，《管子》強調法是最高之至道、治國之根本。如果沒有這個根本則民無保障、國無秩序、民心不向、國將不國，可見《管子》將「以法治國」上升為一種治國的理念。並且，《管子》在不同的篇章中又多次提及並且反復告誡君主要依「法」治國，《管子·任法》篇說：「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圓；雖聖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立國。故雖有明智高行，背法而治，是廢規矩而正方圓也。」《明法》篇還以先王的榜樣來教誨現任統治者：「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不為惠於法之內也。」甚至，為了做到「以法治國」，《管子·論法》還要求統治者以身作則，帶頭守法：「法而不行，則修令者不審也；審而不行，則賞罰輕也；重而不行，則賞罰不信也；信而不行，則不以身先之也。故日：禁勝於身。」然而，在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土壤中註定不可能產出如兩千多年前亞里士多德所講的「法治」，而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法治」，只能是作為統治者的「人」工具性地「以法治國」。這種認識奠定24了以後法家對「以法治國」認識的根基。同時，在主張「以法治國」的同時，管仲也很重視德、禮。管仲把禮、義、廉、恥稱為國之「四維」，認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管子·牧民》)。管仲從來沒有否認過禮的作用，在某些場合他依然把禮作為頭等需要維護的大事，但是他在提升法的作用時無疑已經不自覺地降低了禮的功能。3．「法自君出、法道」這是《管子》在立法方面所體現出的思想。雖然管仲認為「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管子·任法》)，但又主張法自君出，只有君王有權立法，人民不過是法所役使的對象，還有貴賤之別。而且「憲律制度必法道⋯⋯此正民之經也」(《管子·法法》)。君主雖然有權立法，但不能隨意立法，而應以「道」為法。這就要求：必須「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鳥獸草木之生物」(《管子·七法》)，即必須注意適應「天則」，即自然法則，必須從民情的好惡出發，必須「量民力」，切忌強迫人民去干力所不及的事情和對人民作過多過苛的欲求。所以他們說：「令於人之所能為則令行，使於人之所能為則事成」(《管子·形勢解》)，否則「令於人之所不能為，故其令廢，使於人之所不能為，故其事敗」(同上)。立法必須統一、嚴肅和具有相對穩定性。如果「君之置其儀也不一，則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管子·法禁》)。法令雖然必須適應時代要求。「隨時而變，因俗而動」(《管子·正世》)，但不可朝令夕改。4．「號令必著明，賞罰必信密」這是《管子》在行法方面所貫徹的思想。《管子》從好利惡害的人性論出發，認為關鍵在於善於運用賞罰：為了使法令成為行賞施罰的標准，法令的內容必須明確，而且必須公諸於眾，使人們有所遵循，即所謂「號令必著明」。法令公布後，必須信賞必罰，要求「見必然之政，立必勝之罰」(《管子·七巨七主》)，使「民知所必就，而知所必去」(同上)。反對君臣，特別是君主「釋法而行私」(《管子·君臣》)。管仲認為阻礙法令貫徹的禍害，莫過於執法者行私，而能否杜絕行私，關鍵在於君主。要求君主本人必須以身作則，「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管子·法法》)。主張「重令」與「尊君」。但是《管子》沒有把賞罰特別是刑罰的作用絕對化，《管子·君臣下》說：「君之所以為君者，賞罰以為君。至賞則匱，至罰則虐。財匱而令虐，所以失其民也」。還說「誅殺不以理，重賦斂、竭民財、急使令、疲民力」，就必然會造成「誅罰重而亂愈起」的結局。所以《管子》認為「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管子·治國》)。這種思想源於管仲的「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管子·牧民》)，顯然受到儒家「富民」和道家「無為」思想的影響。《管子》在對法的系統性認識基礎上最早提出了「以法治國」的主張，並且將其上升為一種治國的理念，認為君王治理國家需「以法治國，法禮並重」，充分體現了其禮法兼顧的思想。在立法和行法方面，《管子》則提出通過使法令內容明確、富民、君主以身作則等方法保障法令深入人心的思想，非常有借鑒意義。但是「以法治國」畢竟是在明君臣之別的君主政體問題中提出來的，所以《管子》的「法治」概念是君主專制政治的產物。二、《商君書》「緣法而治」理念的施行——法治思想的發展商鞅作為先秦法家的一個主要代表人物，其法治思想在《商君書》中有較為完整的體現。商鞅重「法」，是法家法治思想體系的奠基者，在《管子》提出較為系統的「以法治國」概念的基礎上，《商君書》更加強調「法」的重要性及「法」的應用。1．《商君書》對法的認識《管子》對法的認識大多從法的特性和功用方面體現出來，《商君書》則對法的起源有了更為詳盡的論述。商鞅認為，法律不是從來就有的，而是人類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他在《開塞》篇中說：在上古時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這時，既沒有國家，也沒有法律。「刑政不用而治」，後來人口越來越多，民眾則爭，爭則亂。為了避免爭奪與混亂，就要「定分」、「立禁」、「立官」、「立君」，於是就產生了國家和法律。所謂「定分」，是指「土地、貨財、男女之分」，其中主要是指以土地私有制為基礎的財產所有權。這就是說，法律是為確定與保護財產所有權而產生的，被稱之為「定分止爭」的法律起源論。2．《商君書》的治國理念——以法治國與管仲「以法治國，德禮並用」的治國理念不同，商鞅主張「以法治國」，根本否定道德教育的作用。商鞅認為，「好利惡害」是人的天然本性：「民之性，飢而求逸，苦則索樂，辱則求榮，此民之情也。」(《商君書·錯法》)正是「人生而好惡，故民可治矣⋯⋯夫人情好爵祿而惡刑罰，人君設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同上)因此，不能用所謂的仁義道德、教化來治理國家，只能實行法治。同時，商鞅是從獎勵農耕、富國強兵以及人的「好利惡害」的本性為出發點來論證實行法治的必要性的。商鞅認為，要富國強兵，最重要的是君主要重視農戰、推行農戰、獎勵農戰，「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蕁」(《商君書·農戰》)，而為達到這一目的，最有效的辦法就是以賞罰為主要內容的法治，獎賞有功於農戰的人，懲罰破壞農戰的人。3．「刑無等級，一斷於法」商鞅「刑無等級」思想是其法律思想中最為精彩的部分。商鞅反對儒家「刑不上大夫」的論點，首先正式提出了「刑無等級」的主張。他認為有了法就必須得到遵守，而要使法得到遵守，僅靠一般民眾遵守是不夠的。他說：「所謂一刑者，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於前，有敗於後，不為損刑；有善於前，有過於後，不為虧法。忠臣孝子有過，必以其數斷。守法守職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商君書·賞刑》)即無論是誰，只要違法犯罪，都要按法律處刑，矛頭直指舊貴族，這是對商周以來「刑不上大夫，札不下庶人」思想的直接否定。正如司馬遷所概括的那樣：「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史記·太史公自序》)4．「嚴刑峻法，以刑去刑」商鞅不僅重視以法治國，還認為君主用以治理人民的法律一定要嚴厲。他在上引「開塞」篇中說：「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於治，而治莫康於立君。立君之道，莫廣於勝法，勝法之務，莫急於去奸；去奸之本，奠深於嚴刑。」就是說，要使天下安定，人民得利，說到底，最有效的辦法就是設立君主，以嚴刑峻罰控制人民。《商君書》將法視為治國之本，重視「變法」取向，把法作為推動社會變革的基本手段，造成法與禮的尖銳對立。而且為了實現富國強兵的目標，商鞅認為需立足於法之實行，但是他將法不能實施的原因歸結為「刑輕」，因而提出「重刑」主張。商鞅認為。重刑是力量的源泉，是禁奸、止邪的根本，可以導致「無刑」。他主張通過重刑達到「無刑」，是其法治的最高理想。三、《韓非子》「以君為主、法術勢相輔」法治思想體系的構建——法治思想的成熟韓非到秦時，距離秦孝公時期商鞅變法已經大約有123年之久，韓非在保留了商鞅等對「法治」的重要理論的同時，對治國之道進行了系統的分析，將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如何保證「法治」更好地實施上面來。1．韓非對法的認識韓非在管仲、商鞅、申不害等法家成果的基礎之上，進而追本溯源研究了法是什麼和世界上為什麼會有法存在的問題。「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故法莫如顯」；(《韓非子·難三》)「法者，憲令著於官府，賞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韓非子·定法》)這是韓非對法的簡要定義，也指出了法的一些基本特點：一是法應該是公布於眾的成文法；二是法是由國家制定或認可的；三是法以國家強制力為後盾。與現在我們對法的基本特徵的認識基本相同。他和商鞅一樣，也認為法律是人類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擺脫了天命神權的束縛，力求從社會內部並緊密聯系物質生活條件來探索法律的起源。2．以君為主，法術勢相結合韓非繼承了商鞅的某些法治思想，如片面誇大法律的作用、治國只能靠法而不能靠仁義道德、重刑等思想，但是作為先秦時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綜合三家，以君勢為體，以法術為用，復參以黃老之無為，逐創成法家思想最完備之系統」，[1]在其綜合的過程中，還對法家的一些核心問題進行了深化。韓非批判吸收了前期法家的思想，指出商鞅、申不害、慎到等雖從不同角度提出過「法」、「術」、「勢」等思想，但「皆未盡善也」(《韓非子·定法》)。商鞅治秦只講「法」不講「術」，雖然國富兵強，「然而無術以知奸，則以其富強也資人臣而已矣」(同上)，故「戰勝則大臣尊，益地則私封立，主無術以知奸也」(同上)。因為不善於權術，人君得不到利益，大權旁落，未能達到帝王之治；申不害治韓「徒法而無術」，「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奸多」(同上)。雖用術於上，法不勤飾於官，所以韓國不能稱霸。在韓非看來，只有堅持以法為本，做到「抱法」、「處勢」與「行術」三者的有機統一，方為明主治國之道。「法」和「術」是人主統治臣民最重要的26工具，而「勢」是運用法和術的前提條件，三者不可或缺。即：「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勢者，勝眾之資也」(《韓非子·八經》)；他還說：「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韓非子·難三》)。同時韓非又認為，要推行法術必須佔有權勢地位，「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韓非子·人主》)，失去權勢地位就無法推行法治，法治和權勢的關系是「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韓非子·難勢》)。韓非明確提出將「法」、「術」、「勢」結合起來，形成完整的法治理論，構建了「以君為主，法、術、勢相輔」的法治思想體系。「法術勢皆帝王之具，它們三者都是達到君權目的的法治方法。韓非法治思想同君權一開始就是並行不悖的，他的法治觀，不僅不限制專制，而且是加強專制、鞏固專制、服務於專制。韓非法治思想體系表現出極其強烈的權治特點。」可見，韓非的思想體系在綜合以往法家思想的基礎上，已經超越了對法治重要性的論證。在充分肯定這個前提的情況下，他將法家思想的發展更加推進了一步，將重點放在了如何保證法的實施上面來，形成了完整的法治理論，使得法家法治思想臻於成熟。從管仲提出「以法治國」的主張，到商鞅重「法」，竭力為達到富國強兵的目標而「垂法而治」，再到韓非構建法術勢相結合的法治思想體系，「法治」成為法家的口號，進而成為其法治思想的核心。在對法的認識方面，更加全面和准確，包括對法的定義、法的功能和作用、法的特點、法的起源乃至本質等問題有了越來越清楚的認識；在治國方略方面，由最初強調法的功能和作用，但並未拋棄德禮，到後來完全否定德禮的作用，只主張「以法治國」，說明商鞅、韓非等後期法家對治國方略的認識已有了質的變化，片面強調法的作用，鼓吹法律萬能論，這對樹立法的權威、推行法治無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在立法方面，《管子》就認識到君主的立法權問題以及法令制定時應遵循的一些原則，商鞅則進一步提出了「刑無等級」的主張，盡管在理論上具有積極意義，但現實中，這卻成了一張幾乎不能兌現的空頭支票。在行法方面，《管子》提出通過使法令內容明確、富民、君主以身作則等方法保障法令深入人心的思想，非常有借鑒意義。以商鞅、韓非為代表的後期法家則否定道德教育的作用，加之性惡論的影響，他們主張重刑，使管仲通過富民、君主以身作則等德治措施所付出的種種努力化為泡影，將嚴刑峻法當作保障法令實施的至上法寶，在法治思想發展史上無疑是退步的。但是韓非在集中之前法家思想的基礎上，獨樹一幟，創立了法術勢相結合的思想體系，將法家對法治問題的研究推向了高潮，這意味著法家的法治思想已趨向成熟。法家的法治思想在秦統一中國的歷史過程中確實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法家的「以法治國」無論如何都與真正的法治精神相去甚遠，始終沒有脫出君主專制下「以法治國」的巢臼。鑒於《管子》、《商君書》和《韓非子》的代表性，筆者以它們為中心闡述了其中所體現的法家的法治思想，展示了先秦法家法治思想的衍變過程。事實上，在眾多先秦法家中，還有李悝、申不害、慎到等前期和後期法家在「法治」問題上都有過很多論述，提出了豐富的法治思想，對後世影響亦為深遠，限於篇幅，這里不再論列。[參考文獻][1]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195．

㈥ 法家思想主張以法治國德法並舉嗎

法家的主流思想主張以法治國，並不主張德法並舉 。只有法家的一個分支學派——春秋戰國時期的齊國法家主張先德後刑、德法並舉。

㈦ 法家的主要主張是什麼

法家，是先秦諸子中的另類。在先秦諸子諸家當中，唯獨法家的思想，是必須獻出性命來實踐，流出鮮血來祭奠，是血染的思想。這裡面流血的、付出生命的，不但有當時許多有罪或者無辜的貴族和貧民，還有法家學派的代表人物，比如商鞅和韓非。

1 法家重視法律，而反對儒家的「禮」。
2 法律的第一個作用就是「定分止爭」，也就是明確物的所有權。第二個作用是「興功懼暴」，即鼓勵人們立戰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懼。
3 法家認為人都有「好利惡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
4 法家反對保守的復古思想，主張銳意改革。
5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別提倡重法、重勢、重術，各有特點。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時，韓非提出了將三者緊密結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勢指的是君主的權勢，要獨掌軍政大權，術是指的駕御群臣、掌握政權、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覺、防止犯上作亂，維護君主地位。

法家思想和我們現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具有根本的區別，最大的就是法家極力主張君主集權，而且是絕對的。

㈧ 法家主張的「法治」的翻譯是：什麼意思

法家的「法治」用「嚴刑酷罰」來統治社會，是維護封建統治階級專制統治的工具，其目的在於維護權力。

㈨ 法家韓非子主張什麼思想

韓非子是法家代表，主張法制，加強中央集權，實行軍主專制，秦始皇就是採用他的學說，統一了中國，建立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

韓非是韓國的王公貴族，但是他的學說不被當時的韓王所採納。在悲憤之下，寫出了《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等十餘萬言的著作。

後來這些著作傳到了秦國，秦王政看完後，發出了「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的感嘆。但韓非在出使秦國時，沒有得到秦王政的信任，更被李斯、姚賈陷害，被毒死在秦獄中。

(9)法家主張法治擴展閱讀

韓非子繼承和總結了戰國時期法家的思想和實踐，提出了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法家實踐理論。韓非的這些主張，反映了新興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和要求，為結束諸侯割據，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提供了理論依據。

韓非子另主張『『名實相符』』，認為君主應根據臣民的言論與實績是否相符來決定功過賞罰。

對於民眾，他吸收了其老師荀子的「性本惡」理論，認為民眾的本性是「惡勞而好逸」，要以法來約束民眾，施刑於民，才可「禁奸於未萌」。因此他認為施刑法恰恰是愛民的表現。

韓非的這些主張，反映了新興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和要求。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採取的許多政治措施，就是韓非理論的應用和發展。

《韓非子》是戰國末期韓國法家集大成者韓非的著作。這部書現存五十五篇，約十餘萬言，大部分為韓非自己的作品。《韓非子》一書，重點宣揚了韓非法、術、勢相結合的法治理論，達到了先秦法家理論的最高峰，為秦統一六國提供了理論武器，同時，也為以後的封建專制制度提供了理論根據。

當時，在中國思想界以儒家、墨家為顯學，崇尚「法先王」和「復古」，韓非子的觀點是反對復古，主張因時制宜。韓非子根據當時的形勢情況，主張法治，提出重賞、重罰、重農、重戰四個政策。韓非子提倡君權神授，自秦以後，中國歷代封建王朝的治國理念都頗受韓非子學說的影響。

㈩ 法家提出的執法主張是

法家提出的執法主張是：明法 ， 任法 ，壹法， 從法。

法家的法治一個最重要的實踐就是秦國的商鞅變法。眾所周知，秦原本是一個"僻在雍州"的經濟政治文化相對落後的小國，無權參與中原各國的事務，常受中原諸侯的鄙視，直至秦孝公重用商鞅開始"棄禮任法"，實行"法治"而使秦一躍為七國中實力最強的國家並最終實現了"六王畢，四海一"的偉業，可見其"法治"是具有其積極意義的。其實，法家法治思想中有很多具有持久生命力和可供現代法治借鑒的東西。法家的法治也有諸多負面性。

法律萬能主義

法作為一種社會現象不是從來就有的，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才出現的，這就決定了法本身的局限性，它不可能是萬能的，有其滯後性，不可能涉及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誠然，法作為人類階級社會的調節器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把它的作用加以無限擴大，就會產生負面作用。秦二世而亡即是明證。法家要求"事皆斷於法"，否定道德的作用，犯了法律萬能主義的錯誤。現代法治社會雖然法律是至高無上的，但是依然需要道德的調解作用來緩解社會矛盾。如果一切都用法律來調節，除非是機器人才能做到。

法律專制主義

法家認為"權制斷於君則威"，主張立法權掌握在君王手裡，臣下不得行使，建立起一種"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的君主極端專制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比起"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有其進步性。但是它卻把君王給漏掉了，如果君王犯法，怎麼辦?沒法辦。法家是以法治國而不是依法治國，法律並不是至高無上的，它只是君王用於統治的工具。這與以民主為基礎的現代法治有根本上的區別。現代法治沒有誰能凌駕於法律之上，而法律是由民主選舉出來的立法機構制定的。民主是現代法治的重要基礎。

極權主義

諸子百家的目標是富國強兵，法家也不例外。如何實現這一目標呢?法家認為是農戰。然而，法家實行法治的基礎是人性好利惡害，而"民之內事，莫苦於農，民之外事，莫難於戰"，農事之苦，戰事之難是推行農戰的極大障礙。那麼如何驅民耕戰呢?法家認為，必須"強國弱民"，置民於貧窮困弱之中，然後利用賞罰的手段，民才有可能從令如流，克己之難，以赴耕戰，只有人民努力耕戰，國家才能強盛。在法家看來，富國與富民，強國與強民是對立的，二者不可兼得，商鞅說:"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法家的"強國弱民"理論體現了國家與人民的權利義務界限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法家主張無限的擴大國家權利而縮小人民利益，這體現了法家的極權主義。法家的法治下，富的只是國，不是家，強的也只是兵，而不是民。這也是與我們以人為本的思想相抵觸的。法家的富國強兵只是滿足了統治者的個人私慾，並沒有帶給人民以真正的富強。現代法治雖然依法治國，但是貫徹的卻是以人為本的原則，與法家為了滿足統治者的一己私慾的嚴刑酷法有極大的不同。

重刑主義

在法家看來，重刑是力量的源泉，是禁止犯罪的根本，可以導致"無刑"。"鑄刑鼎"的子產曾經說過:"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這可謂重刑論的萌芽。在法家看來，之所以"禁奸止過莫若重刑"是因為"刑重而必得，故民不敢試，故國無刑民"。因此，在實踐上，法家的代表人物基本上都有酷吏的評價。"刑用於將過"則是重刑主義的極端表現，法家認為在人們將要犯罪而尚未構成犯罪時，就應處以刑罰。然而，從犯罪構成的角度來看，將要犯罪僅僅只有犯罪的思想，尚未實施犯罪行為，尚未產生危害社會的後果，不應定罪處罰。處罰"將過"實質上是按人們的思想定罪而不是按行為定罪。這是極不符合法理的，而且，這還混淆了罪與非罪的界限。法家思想主張"不法古，不循今"，核心精神是以法制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