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之司法

㈠ 論述「法治」與「法制」的區別。

法治，又稱法律的統治，是與「人治」相對應的一種治國方法。人治，是法治的對專立概念，屬是指依靠個人權威性和個人崇拜的作用來管理政權實行政治統治。法治與法制的區別主要表現在：

（l）內涵的差異。法治表達的是法律運行的狀態、方式、程序和過程，包括法律的至上權威，法律的公正性、普遍性、公開性等基本要求，以及法律制約公共權力與保障人權等基本原則；法制只是「法律和制度」的簡稱。

（2）價值取向的差異。法治強調人民主權（民主精神）、法律平等、權力制約和人權保障；法制則不預設價值取向。

（3）在與人治的關繫上，法治明確地與人治相對立，有人治無法治，而法制可以與人治共存，可以有「人治下的法制」。

（4）在配套環境方面，法治需要市場經濟、民主政治等環境，法制則可以在各種經院政治、文化體制中存在。法制指一個國家的法及其法律制度，而法治卻強調一個國家處於依法治理的一種狀態。法制的內涵比法治要小的多。法制著重講的是法的一系列規則、原則及與此相關的制度，而法治的內容就要豐富的多。

㈡ 為什麼法治需要司法獨立

如果司法和行政合一，那麼行政boss便可以操作裁決，法律作為社會普遍認同的規則便失去了意義

㈢ 法治與法制的區別

1、意思不同。

法制：狹義的法制，認為法制即法律制度。詳細來說，是指掌握政權的社會集團按照自己的意志、通過國家政權建立起來的法律和制度。廣義的法制，是指一切社會關系的參加者嚴格地、平等地執行和遵守法律，依法辦事的原則和制度。

法治：法治是人類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現代社會的一個基本框架。大到國家的政體，小到個人的言行，都需要在法治的框架中運行。對於現代中國，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才是真正的法治。

2、出處不同：

法制出自現代作家巴金的《作家要有勇氣，文藝要有法制》：「這就說明發揚民主要講兩方面，一方面要講勇氣，一方面還要有健全的法制來保障。」

法治出自春秋時期晏子的《晏子春秋·諫上九》：「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狹於今，修法治，廣政教，以霸諸侯。白話釋義：原來的國君桓公統治的土地比今天小，但是他整治法的統治，擴大政治與教化，所以稱霸諸侯。

(3)法治之司法擴展閱讀：

法治與法制：

兩者都強調了靜態的法律制度以及將這種靜態的法律制度運用到社會生活當中的過程。

兩者最大的不同表現在：法制的概念不包含價值；法治包含了價值內涵，強調了人民主權。

法制只是強調形式意義方面的內容，而法治既強調形式意義的內容又強調實質意義的內容。法制更偏重於法律的形式化方面，強調「以法治國」的制度、程序及其運行機制本身，它所關注的焦點是法律的有效性和社會秩序的穩定。

這也正是法治的第一方面（形式意義的法治）所要求達到的目標。由此可見，法制是法治的前提條件和基礎。沒有法制，也就談不上法治。但另一方面，僅僅強調法律的形式化方面，還並不能揭示法治（尤其是實質意義的法治）的更深一層的內涵。

㈣ 如何理解法治一般模式和司法客觀規律

從國家工作人員的角度看，法治固有的取向是：權力來源於法律，權力受制於法律，權力與責任相統一，權力要尊重權利。一般來說，法治思維具有以下五個特點：
1、法治思維是規則思維
規則是一定程度上凝聚眾人意志並為眾人所認同的行為規范，具有確定性、可預期、可執行等特點，是人們對事物理性期待的體現。規則思維的邏輯起點是：既定的規則告訴人們哪些可為（權利）、哪些不可為（義務），以及如何行為（程序）；人們的行為後果是可預期的；規則的確定性、可預期是可兌現的。對政法機關來說，維護社會穩定，首先要嚴守規則，維護規則的穩定，否則就會破壞人們的預期，理性就變成感性、心安就變成恐懼、有序就變成無序。作為規則思維，法治思維有兩個基本特性：一是普遍性優於特殊性。即使適用規則眼前會產生不盡如人意的結果，也不能以需要解決問題的特殊性排斥規則的普遍性，更不能以下不為例為借口突破規則。二是恪守非人格化權威。善於運用法治思維，就要自覺接受非人格化制約，用法律規則推動工作、解決問題。
2、法治思維是權利義務思維
權利和義務是法律關系的關鍵要素，是判斷是非對錯的標准。法治思維的實質就是從權利和義務角度觀察、分析、處理問題，通過權利和義務的運行，實現法的指引、評價、預測、教育、懲罰功能。法治思維以界定、分析權利義務為主線。既定規則以權利和義務為核心內容，其意義在於：一是使人們知道可以做什麼，應當做什麼，不能做什麼。二是使人們對行為後果有明確預期。三是遇到矛盾時，當事人與裁判者能找到共同的評判標准。法治思維具有推定特性。權利問題上，凡法律所不禁止的，便應推定是公民的權利。權力問題上，凡法律未明確授權的，都應推定為不得行使。法治思維中，還有一些特定的推定內容，比如無罪推定原則、負面清單制度等。這些推定表明公權力的有限性，其功能是每做一項權利推定，就是給公權力劃定邊界。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首先要用法治思維認清、把握權力的本質，增強用制度約束權力的自覺性。
3、法治思維是程序性思維
程序的基本含義：一是任何人不能做自己的法官。二是同等情況同等對待、同等關注。三是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在監督中行使。四是執法司法者不能從當事人那裡謀利，否則會出現偏私。程序的本質是一種形式合理性。可實踐的理性。藉助程序這個「形式性操作杠桿」，就把利益的博奔和價值衡量轉化為在法治規程上表達的訴求，人情、關系、偏見、恣意才會被消除，相應糾紛和問題最後都會在法治軌道上得以解決。
4、法治思維是權衡思維
法治作為定分止爭的實踐理性，突出特徵在於對各種價值和正當利益的合理平衡，因而法治思維必然體現著權衡利弊、瞻前顧後、兼顧各方的思維特徵。它所要求的是，看問題、作決策，要依法處理好當前和長遠、局部和全局、個別和一般的關系，盡可能把事情考慮得更周全，把方案設計得更縝密，努力把負面影響消化掉，不能為了解決一個問題，不管會不會引發新問題；為了出台一個政策，不管會不會引起負面效應。權衡精於度。由於社會關系的復雜性和價值取向的差異性，法治思維要求在利益與正義、自由與秩序、公平與效率、安全與限制、平等與差別、生存與發展等不問價值之間進行平衡，力求消除沖突，做到既尊重多數又保護少數，既維護秩序又尊重自由，既維穩又維權，既注重形式正義又注重實體正義，以實現各價值追求的耦合，實現雙贏甚至多贏。關鍵是依法辦事。凡事要拿捏好，是很難的。
5、法治思維是建設性思維
建設性思維以建設社會、修復被損害的社會關系為目的。從人類社會發展史看，法治作為治國理政方式，從來都是建設性而不是破壞性的。法治思維以建設性思路確定製度，修復社會關系，解決社會問題。根據法治思維在不同領域、不同問題上的運用，可分為三個層次：一是認知判斷層次，即運用法治原理和法律規定對社會問題進行觀察、認識，自行得出初步判斷。這是普通社會成員應具備的法治思維。二是邏輯推理層次，即運用法治原理和法律規定，對社會問題進行分析判斷、綜合推理，得出相應結論或者拿出解決辦法。這是法律職業人員應具備的法治思維。三是綜合決策和制度建構層次，即在上述兩個層次基礎上，結合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因素進行綜合衡量，作出符合法治要求的決策或者建構法律制度，對更宏觀的問題提出長遠的解決方案。這是領導幹部應具備的法治思維。

㈤ 從立法,執法,司法,守法是個方面談談全面依法治國如何從我做起

似乎依法執法司法這三方面，普通人可能無所施展

㈥ 法治中國的司法建設

人民法院是中國的審判機關。人民檢察院是中國的法律監督機關。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依照《憲法》、《人民法院組織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和《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分別獨立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
中國審判機關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和軍事法院等專門人民法院。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分為基層人民法院、中級人民法院、高級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是最高審判機關，監督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和專門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上級人民法院監督下級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
中國建立健全了審判制度，完善了民事、行政和刑事三大審判體系，形成了符合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要求的現代司法制度，努力維護司法公正和社會正義。
公開審判制度。人民法院審判案件實行依法公開、及時公開的原則。離婚案件和涉及商業秘密的民事訴訟案件，當事人申請不公開審理的，可以不公開審理。其他的案件，除涉及國家秘密、個人隱私和未成年人犯罪外，人民法院審理案件一律公開進行。對公開開庭審理的案件預先公告，允許公民和新聞媒體記者旁聽審理過程。人民法院還主動邀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旁聽案件的審理，在審理過程中公開舉證、質證，公開審判，在法定時限內快速完整地公開與保護當事人權利有關的立案、審判、執行工作各重要環節的有效信息。
合議制度。人民法院審判第一審案件，除簡單的民事案件、輕微的刑事案件和法律另有規定的案件可以適用簡易程序由審判員一人獨任審判外，由審判員組成合議庭或者由審判員和人民陪審員組成合議庭進行；審判上訴和抗訴案件，由審判員組成合議庭進行。合議庭的成員人數，必須是單數。
人民陪審員制度。為保障公民依法參加審判活動，促進司法公正，除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案件和法律另有規定的案件外，人民法院審理社會影響較大的民事、行政和刑事訴訟案件，以及刑事案件被告人、民事案件原告或者被告、行政案件原告申請由人民陪審員參加的一審案件，由人民陪審員和法官組成合議庭進行。人民陪審員依法參加合議庭審判案件，除不得擔任審判長外，與合議庭其他成員享有同等的權利，承擔同等的義務，並共同對事實認定、法律適用獨立行使表決權。
辯護制度。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確保刑事訴訟程序正義，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享有辯護權，人民法院有義務保證被告人獲得辯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辯護權外，還可以委託一至二人作為辯護人。辯護人依據事實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
訴訟代理制度。在民事、行政訴訟活動中，無訴訟行為能力人由其監護人作為法定代理人代為訴訟，法定代理人之間相互推諉代理責任的，由人民法院指定其中一人代為訴訟。當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託一至二人作為訴訟代理人。在刑事訴訟活動中，公訴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親屬、自訴案件的自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附帶民事訴訟的當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均有權委託訴訟代理人。律師、當事人的近親屬、有關的社會團體或者所在單位推薦的人，經人民法院許可的其他公民，都可以被委託為訴訟代理人。訴訟代理人以當事人的名義參加訴訟活動，實現和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迴避制度。案件當事人如果認為審判人員與本案有利害關系或者與本案當事人有其他關系，可能影響對案件公正審理的，有權申請審判人員迴避。審判人員如果是案件當事人、訴訟代理人的近親屬，或者認為自己與案件有利害關系或者其他關系的，必須迴避。
司法調解制度。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依照「能調則調，當判則判，調判結合，案結事了」的原則，根據自願、合法、民主的要求，在審判人員的主持下，採取調解的方式，促使雙方當事人達成和解，解決民事權益的爭議。2006年全國民事一審案件的調解撤訴率約為56%。
司法救助制度。對於經濟確有困難的當事人，為維護自己合法權益而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行政訴訟的，人民法院實行緩交、減交、免交訴訟費用的救助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關於對經濟確有困難的當事人提供司法救助的規定》，依法保障弱勢群體的訴訟權利。
兩審終審的審級制度。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第一審案件的判決或者裁定，在法定期限內，當事人可以依法向上一級人民法院上訴；當事人不上訴的，法定期滿即發生法律效力。對上訴、抗訴的案件的判決和裁定，上一級人民法院作出的判決和裁定，除死刑案件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復核外，都是終審判決和裁定。最高人民法院審判的第一審案件的判決和裁定，是終審判決和裁定。
死刑復核制度。死刑復核制度是獨立於兩審終審的審級制度以外的、對判處死刑的案件進行復查核準的重要制度。死刑除了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決的以外，都應當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關於復核死刑案件若干問題的決定》，嚴格掌握和統一死刑適用的標准、統一死刑案件的證據標准，嚴格規范死刑復核程序，確保死刑案件的慎重與公正。從2006年下半年起，所有死刑二審案件全部開庭審理。
中國檢察機關包括最高人民檢察院、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和軍事檢察院等專門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是最高檢察機關，領導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和專門人民檢察院的工作，上級人民檢察院領導下級人民檢察院的工作。
人民檢察院的職責是維護司法公正和法律的正確實施。法律規定，人民檢察院對叛國案、分裂國家案以及嚴重破壞國家的政策、法律、政令統一實施的重大犯罪案件，行使檢察權；對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貪污受賄、瀆職侵權等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進行偵查；對公安機關提請批准逮捕的案件，依法決定是否批准逮捕；對公安機關移送起訴的案件，進行審查後，依法作出起訴或者不起訴的決定；對刑事案件提起公訴或支持公訴等。法律還規定，檢察機關對人民法院的審判活動，公安機關和國家安全機關的偵查活動，監獄的執法活動的合法性進行監督。各級人民檢察院設立檢察委員會，在檢察長的主持下，討論決定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問題。
中國制定了《仲裁法》、《律師法》、《公證法》、《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等法律，建立了仲裁製度、律師制度、公證制度、法律援助制度和司法考試制度等制度。
《仲裁法》規定，根據自願原則，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之間發生的合同糾紛和其他財產權益糾紛，可以仲裁；婚姻、收養、監護、扶養、繼承糾紛和應當由行政機關處理的行政爭議不能仲裁。中國實行一裁終局的制度。除非人民法院依法裁定撤銷或者不予執行，當事人不能就同一糾紛再次申請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訴。《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規定，用人單位與勞動者發生爭議，當事人不願協商、協商不成或者達成和解協議後不履行的，可以向調解組織申請調解；不願調解、調解不成或者達成調解協議後不履行的，可以向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對仲裁裁決不服的，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律師法》規定，通過國家統一司法考試的人員申請律師執業，必須擁護憲法，在律師事務所實習滿一年，品行良好，才能取得律師執業證書。律師可以接受聘請擔任法律顧問，可以接受委託擔任訴訟代理人，可以為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幫助，擔任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辯護人。律師依法執業受法律保護。截至2006年底，全國共有律師事務所13000多個，執業律師130000多人。中國的律師事務所可以由律師合夥或者個人設立，也可以由國家出資設立。
《公證法》規定，擔任公證員必須通過國家司法考試取得執業資格。根據當事人的申請，公證機構可以對民事法律行為、有法律意義的事實和文書的真實性、合法性予以證明。公證文書具有法定的效力，主要包括證據效力、強制執行效力、法律行為要件效力、公示及對抗第三人效力、不可撤銷效力等。全國公證機構年辦證量均在1000萬件左右，其中涉外公證300多萬件，發往100多個國家和地區使用。截至2006年底，全國共有公證機構3000多家，執業公證員近12000人。
中國自1994年起開始建立法律援助制度。公民因經濟困難沒有委託代理人，依法請求國家賠償，請求給予社會保險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請求發給撫恤金、救濟金，請求給付贍養費、撫養費、扶養費，請求支付勞動報酬，主張因見義勇為行為產生的民事權益的，可以按照國家規定申請法律援助。在刑事訴訟中，公民因經濟困難沒有聘請律師、委託訴訟代理人或者辯護人的，可以按照國家規定申請法律援助；對於被告人是盲、聾、啞或者未成年人而沒有委託辯護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處死刑而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應當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各級政府建立了法律援助機構，設置了法律援助專職工作人員。

㈦ 司法不是獨立，還講什麼法治

如何處理好輿論監督與司法公正的關系，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在西方法律界，不論是海洋法系還是大陸法系的國家都排斥「輿論監督司法」這樣的概念，擔心造成公眾對司法的不信任，從而損失法律的權威性；而在西方新聞界，則習慣於擔當與主流政治制度對抗的角色，司法便是主流政治制度的替身。但是，由於傳媒和司法至少在形式上都宣布其價值追求是「公正」，因而各法治國家均將新聞自由和司法獨立作為基本價值予以肯定。同時我們還應注意，司法追求的是法律公正，而傳媒體現的則是自身或受眾觀念上的、道德意義的公正。這兩者的差異正是本文企圖理清的。 （一） 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媒介與司法都是在黨的領導下，都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不應處於根本對立的態勢。但是在具體的操作中，也確實出現過媒介不大正確的輿論壓力影響司法公正的事件，出現過司法壓制正確輿論監督的事件。矛盾的產生在於二者社會職能和工作性質的差異。這種差異在於： 第一，媒介的職業特徵就是報道動態的東西、超常的事情；而司法對待糾紛的態度則是消極的，它按照法律規定的管轄許可權和程序去消弭糾紛。 第二，媒介要求盡可能在第一時間內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報道，而司法審判的時效要寬松得多，以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第三，新聞語言力求標新立異，扣人心弦；而司法語言講求用詞嚴謹，前後一致。 第四，新聞事實是記者的所見所聞或采訪所得，而司法事實則是指有確鑿證據的事實。 第五，輿論監督缺乏明確的法律定位，而司法則代表著國家強制力與終局裁量權。 出現傳媒與司法之間的矛盾是正常的，問題在於如何尋找兩者之間的平衡點。 （二） 目前，我國的輿論監督和司法公正都存在著職業化程度不高的問題。某些司法部門一方面未完全履行職責，另一方面又不斷地越權和擴張權力。有些媒介也在利益驅動下，以輿論監督司法的名義進行炒作，這種非規范行為對司法的損害是很大的。這里特別就傳媒對於司法報道的炒作態勢多講幾句。 我國傳統的犯罪案件報道，本來有「聲討、公審、槍斃」的模式，忽視司法獨立、實行輿論審判的積習較深厚。現在又多了一層對經濟利益的追求，出現了越來越多干擾司法審判的情形。例如在報道蔣艷萍經濟犯罪案件時，各媒體的報道都一邊倒，使人難以看到或聽到不同的、客觀的評說。沒等法庭進行庭審調查，報道中就說起訴書「言之鑿鑿」（那麼何必還要法院審判呢？）；審理過程中，又把律師和蔣的申訴斥責為「強行狡辯」、「百般抵賴」（那麼何必還要設置辯護制度呢？）。再如張君搶劫殺人案審理時，某家全國性報紙發表《重慶滿街聲討「魔頭」》的通訊，搶在法庭判決前，做了大量的渲染，諸如「張君該千刀萬剮」、「殺一儆百」、「用張君人頭祭奠亡靈」等等極端的語句，缺乏基本的文明。這種「文革」式的對案件報道的「熱心」，顯然會妨礙司法的公正審判。 針對這類情況，可以考慮一些解決問題的應景措施（作為道德性質的要求，它們尚是相當軟弱的）。例如，媒介對於司法的監督需要做好以下幾點： 首先，報道中絕不能有意炒作，要表現出尊重事實的嚴肅態度。 第二，遵循新聞職業道德，只宜評論已有的審判結果，而不應在未判決前對審判施加影響。 第三，媒介的評論文章，應限於意見范疇，不應追求聳人聽聞的情節，不應帶有民意審判的意味。 第四，要與上級司法和紀檢部門保持聯系，以得到支持，並以較高的職業化操作面對那些非職業化操作的司法行為，這可以保障監督的分寸適當。 （三） 對司法腐敗問題進行輿論監督是必要的，但還要考慮到，司法是解決社會糾紛基本的、最後的合法手段，所以，在任何情況下，一個國家的司法要給人以希望、安全感和信賴感。如果當事人頻繁地找尋記者解決各種糾紛，這是很不正常的，它只能說明司法和行政功能的某些缺失。因此，應有系統地報道一些司法公正的正面事例，說明什麼是法，司法如何保障社會公正，給媒介受眾指出一條通過司法正確解決糾紛的路子，給他們以信心。 司法方面也要致力於樹立自身的良好形象與權威，加快法制體制的改革，以保障司法公正和司法獨立。同時，必須提高司法人員的素質和專業化水平，現在傳媒介入司法越位越多，除了傳媒自身的原因外，也與司法體制上出現較多紕漏，以及人員素質較差有關。因此，重建司法救濟手段在公眾中的威信，會有助於減少傳媒監督司法中較多的越位現象。 （四）從長遠考慮，僅憑介紹幾個做得較好的輿論監督司法的媒介欄目是不夠的，也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這需要在三方面形成媒介與司法關系的法律框架： 一、界定媒介的地位和基本權利與義務。這方面的基本內容應當包括：新聞自由不能侵犯到司法獨立，不能違背「無罪推論」的原則；在此前提下，傳媒有權利報道和評論庭審活動。如果報道失誤，傳媒應承擔責任。 二、明確輿論監督權與公正審判權相互沖突與協調的制度空間。這需要考慮規范傳媒介入司法的程序和范圍、傳媒評論司法的職業道德方面的限定（不能誹謗、侮辱和有失公正與平衡的原則）、健全監督的外部環境等問題。 三、改革司法，減少司法公正對外部因素的依賴。在改革司法方面，同樣有傳媒監督的廣闊天地，可以像監督普通人一樣，監督司法人員的非職務行為和職業行為中的違法行為；同時應監督各種干預司法獨立的司法外部的行為。 在這些法律框架還沒有成形之前，法學界和新聞學界要有經常的學術交流，首先要在職業道德方面達成共識，什麼是可以做的，什麼是不可以做的。然後，爭取形成較明確的法律框架，最後形成法律或法規。 總之，活躍而健康的輿論監督，不是司法獨立的障礙。恰恰相反，它在更大程度上保障了司法公正。司法公正主要由司法獨立來保證，輿論監督則通過客觀地展示和評論司法過程，協助實現這種公 ?！? （新聞傳播）

㈧ 法治的含義是什麼

法治是指以民主為前提和基礎，以嚴格依法辦事為核心，以制約權力為關鍵的社會管理機制、社會活動方式和社會秩序狀態。

法治的優越性是相對於人治而言的，而這種優越性主要體現在：

第一，法治社會的法律作為成文的衡量是非對錯的標准，由於沒有特別針對某一部分人群，所以具有普遍適用性；

第二由於條文明確規范，所以能夠約束社會每個人和每個全體的行為；

第三法律不隨時間或者具體應用情況而改變，這些保證了法律的公正性和權威；

第四法治社會的法律出發點為保證每個社會成員的基本權利和自由，這位法律制定的本身提供了正當性。而對於以上的每一條，人治社會都無法給予保證。

(8)法治之司法擴展閱讀：

法制與法治的區別和聯系

法制和法治是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兩個概念，不容混淆。法制指法律和制度，包括政治經濟文化與司法等領域的各類法律規范及其制度。

任何一個政權要維持正常的國家機構的運作與社會秩序的穩定，都必須用法制規范人們的行為，調整不同利益群體和個人的利益。法治則意味著不僅要有完備的法律體系和制度，而且要求樹立法律的權威，以此保障社會主體認真對待和遵從法律，切實依照法律治理國家。

從另一個方面看，法制存在於各種政體之中，有國家就必然有維護國家秩序的法律和制度，而法治的實踐只會存在於民主與共和的政體之中。二者的主要區別在於：

1、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簡稱，屬於制度的范疇，是一種實際存在的東西；而法治是法律統治的簡稱，是一種治國原則和方法，是相對於「人治」而言的，是對法制這種實際存在東西的完善和改造。

2、法制的產生和發展與所有國家直接相聯系，在任何國家都存在法制；而法治的產生和發展卻不與所有國家直接相聯系，只在民主制國家才存在法治。

3、法制的基本要求是各項工作都法律化、制度化，並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而法治的基本要求是嚴格依法辦事，法律在各種社會調整措施中具有至上性、權威性和強制性，不是當權者的任性。

4、實行法制的主要標志，是一個國家從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到法律監督等方面，都有比較完備的法律和制度；而實行法治的主要標志，是一個國家的任何機關、團體和個人，包括國家最高領導人在內，都嚴格遵守法律和依法辦事。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法治

㈨ 《法治中國》第五集《公正司法》（下）的主要內容是什麼

司法為民是中國共產黨建設法治中國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解決立案難，降低了專當事人的訴訟門檻屬；繁簡分流，提升了司法公正的效率；破解執行難，讓法律不再無奈。讓每一位公民都享受到平等的訴訟權利。以司法公開促司法公正，堅持體制機制改革與科技應用深度融合，創造司法公正和司法為民的「中國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