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發展與司法改革研究中心

㈠ 廈門大學法學院博導的資料

1、姓名： 蔡從燕 職稱： 教授、博導
主要講授課程 《國際經濟法》，碩士生學位課
《國際公法》，本科生主幹課
《國際公法》，碩士生學位課

2、姓名： 劉志雲 職稱： 教授、博導
劉志雲，江西瑞金人，1994年至1998年就讀於廈門大學歷史系旅遊管理專業，獲學士學位；1998年至2001年就讀於廈門大學法學院經濟法學專業，師從盧炯星教授，獲碩士學位；2001年至2004年就讀於廈門大學法學院國際法專業，師從徐崇利教授，獲博士學位。
研究旨趣為國際關系理論與國際法學交叉研究、國際經濟法與涉外經濟法、投資法與金融法等領域。至今已在《中國社會科學》等雜志公開發表法學論文110餘篇；已出版個人專著3部；參與專著或教材撰寫若干。從2009年起主持「廈門大學法學院經濟法學文庫」的出版。
2004年9月獲得博士學位後任教於廈門大學法學院經濟法教研室，同時為國際經濟法研究所與經濟法研究中心研究人員。
2005年被廈門大學研究生院正式遴選為碩士生導師。
2006年被廈門大學破格聘為副教授、任副教授期間被破格聘為博士生導師。
2007年入選「2007年度福建省高等學校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
2008年被廈門大學破格聘為教授。
2008年入選「2008年度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
2010年入選「福建省法學會第二屆中青年優秀法學人才」；被評為「福建省第六屆青年優秀社會科學專家」。
2010年起擔任Frontiers of Law in China 編委。
2010年起擔任福州大學兼職教授。

2001年：廈門大學第一屆「十大學術新人」；
2003年：「廈門大學嘉庚獎學金」；
2003年：廈門大學第二屆「十大學術新人」；
2006年：廈門大學工商銀行科研獎。
2006年：「廈門大學優秀博士論文獎」；
2007年：「福建省優秀博士學位論文獎」；
2007年：「廈門市第七屆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獎」；
2007年：「福建省第七屆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
2008年：聯合主講的《金融法研究》評為福建省優質碩士學位課程；
2009年：「福建省第八屆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
2010年：「廈門大學『中國銀行』科研獎」。
2010年: 中國國際法學會2004-2009年度「航天科技」國際法優秀科研成果獎；
2010年：福建省法學會第三屆優秀法學成果（著作類）二等獎。

3、 姓名： 張榕 職稱： 教授、博導
要講授課程 《民事訴訟法》
《證據法》
《法律診所》
司法部2001年度法治建設與法學理論研究科研課題《仲裁製度研究與〈仲裁法〉的修改》的主要參加人。
廈門大學育題基金項目《中國證券市場的法律規制》項目負責人。
司法部2005年度法治建設與法學理論研究科研課題《司法能動性與司法解釋的規制》主持人。
福建省2007年社科基金項目《事實認定過程中的法官自由裁量權——以民事訴訟為中心》主持人。
福建省2009年社科基金項目《通過有限判例制度實現正義》主持人

4、 姓名： 曾華群 職稱： 教授、博導
主要講授課程 本科生課程：「國際經濟法學」、「國際經濟法總論」、「國際投資法」、「香港法概論」、「WTO法專題」；
碩士生學位課程：「國際經濟法理論」、「香港經貿法專題」、「國際經貿條約專題」、「國際投資法專題」；
博士生學位課程：「國際經濟法理論」、「國際法專題研究」
主要學術觀點 國際經濟秩序的新舊更替和國際經濟法的破舊立新是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矛盾和對立中產生和發展的，是由發展中國家率先發動，發達國家消極應付的。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如同逆水行舟，每一個進步，都需要艱辛的斗爭和努力，稍有懈怠，已取得的成果可能得而復失或名存實亡。對於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和國際經濟法新規范的長期性和艱巨性，發展中國家應有戰略的眼光和充分的准備。
中國屬於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國際經濟法的研究服務於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這決定了中國國際經濟法學界在吸收西方國家有關研究成果的同時，應有符合本國國情和目標的研究方法。從中國國際經濟法學發展的經驗看，今後應繼續堅持和發展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立足本國實際的方法；歷史和現實結合的方法；綜合研究的方法；比較研究的方法；法律與經濟相結合的方法。

研究理念和特點 國際經濟法學是世界性的，中國國際經濟法學是世界性國際經濟法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國際經濟法學的發展和繁榮在一定程度上有賴於世界性國際經濟法學的發展和繁榮，世界性國際經濟法學的發展和繁榮也不能缺少中國國際經濟法學的參與和奉獻。
中國國際經濟法學者應繼續借鑒和吸收外國的相關研究成果，積極主動地開展國際學術交流和合作，在國際學術論壇上，對國際經濟法學的重要理論和實踐問題提出中國學者的見解，表明中國的立場，為世界性國際經濟法學的發展和繁榮作出應有的貢獻。同時，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學者，應從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目標出發，具有破舊立新的歷史責任感、決心和勇氣，既不能對西方法律觀念亦步亦趨，更不能對少數發達國家在處理國際事務中踐踏民主的霸權行徑熟視無睹、束手無策，而應當擺脫阻礙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西方法律觀念的羈絆，為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而創建和發展新的法律概念、觀念和理論。

5、 姓名： 徐崇利 職稱： 教授、博導
主要講授課程 專科生：《關貿總協定法律制度》
本科生：《國際經濟法總論》《國際經濟法概論》《國際貨幣金融法》《國際投資法》《國際私法》
碩士生：《國際經濟條約研究》《國際投資法研究》《國際私法研究》《國際關系理論與國際法》
博士生：《國際法理論研究》《國際法專題研究》

6、姓名： 齊樹潔 職稱： 教授、博導
主要講授課程 本科生：《民事訴訟法》、《民事司法改革》、《律師制度與實務》。
研究生：《民事訴訟法》、《證據法》、《外國民商法》、《程序法基本原理》、《訴訟法文獻選讀》。
主要學術觀點 1.司法資源是有限的。訴訟並不是最好的糾紛解決方式。司法改革的推進不應僅限於訴訟領域，還應包括相關的制度。為實現司法的公正和效率，除了改革和完善訴訟制度外，還必須建立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機制，包括協商、調解、行政處理、仲裁等各種ADR方式，並且賦予當事人解決糾紛的程序選擇權。
2.司法改革不但應當是全局性的，而且應當是合法有序的。當務之急是由全國人大設立司法改革委員會，並取得法律的授權，統一領導、規劃、協調全國的司法改革。
3.司法改革應當立足於本土資源，在移植外國制度時，必須結合我國的具體國情進行充分的論證。司法改革還應當重視借鑒域外經驗，如果僅僅局限於對本國現行制度的考察，我國的司法改革將很難取得突破性的進展。
承擔項目 1.福建省社會科學研究項目：《一國兩制與廈門涉台立法》（1996），任課題組長。
2.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涉台法律問題研究項目：《維護大陸居民在台灣的正當權益》（1998），任課題組長。
3.中歐高等教育合作項目：《英國、德國民事司法改革及其對中國的借鑒》
（1999），獨立承擔。
4.司法部法治建設與法學理論研究部級科研項目：《仲裁製度研究與仲裁法的修改》（2001），任課題組長。
5.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十五」規劃項目：《英國民事司法改革研究》（2001），任課題組長。
6.司法部法治建設與法學研究理論研究部級科研項目:《公證制度研究與破產制度的完善》（2003），任課題組長。
7.廈門大學人文社科橫向課題：《環境糾紛解決機制研究》（2004），任課題組長。
8.廈門大學人文社科橫向課題：《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立法研究》（2004），任課題組長。
9.福建省社會科學研究「十五」規劃項目：《和諧社會與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構建》（2005），任課題組長。
10.廈門大學人文社科橫向課題：《公證制度理論研究與實證分析》（2006），任課題組長。
11.廈門大學人文社科橫向課題：《權利保護法律與實務研究》（2007），任課題組長。
12.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與和諧社會的構建》（2007），任課題組長。
13.福建省法學會法學研究重點課題：《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機制改革問題研究》（2007），任課題組長。
14.廈門大學人文社科橫向課題：《權利保護與糾紛解決機制研究》（2008），任課題組長。
15.廈門大學人文社科橫向課題：《涉及公證的訴訟案例分析》（2008），任課題組長。
16.廈門大學人文社科橫向課題：《運用多元化糾紛解決方式，為東莞產業轉型升級提供司法保障》（2008），任課題組長。
17.廈門大學人文社科橫向課題：《優化法制環境，促進珠三角地區改革發展的司法統計分析》（2009），任課題組長。
18.廈門大學人文社科橫向課題：《香港民事訴訟制度研究》（2010），任課題組長。
19.廈門大學人文社科橫向課題：《繁簡分流與快速處理機制研究》（2010），任課題組長。

主要著作 1.主編：《律師訴訟案例》，廈門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
2.副主編：《中國民事訴訟法要論》（譚兵主編），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
3.參編：《訴訟法大辭典》（錢國耀等主編），復旦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
4.副主編：《台灣民法研究》（胡大展主編），廈門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
5.參編：《民事訴訟法新論》（章武生主編），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
6.副主編：《中國民法》（柳經緯主編），廈門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7.參編：《中國審判實務大辭典》（馬原等主編），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
8.參編：《海峽兩岸法律制度比較·訴訟法》（薛景元主編），廈門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9.主編：《商法概論》，廈門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10.參編：《海峽兩岸交往中的法律問題研究》（陳安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11.參編:《台灣法律大全》（陳安主編），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8年版。
12.主編：《民事程序法》，廈門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13.主編：《給個說法：老百姓法律顧問叢書》（第1-6輯），廈門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14.主編：《給個說法：老百姓法律顧問叢書》（第7-12輯），廈門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15.參編：《民事訴訟法》（江偉主編），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16.主編：《民事司法改革研究》，廈門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17.副主編：《仲裁法新論》（張斌生主編），廈門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18.主編：《英國證據法》，廈門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19.總主編：《民事證據法專論》，廈門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20.總主編：《ADR原理與實務》，廈門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21.參編：《比較民事訴訟法》（常怡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22.參編：《民事訴訟法》（田平安主編），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
23.參編：《民事訴訟法》（第2版，江偉主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24.主編：《民事司法改革研究》（修訂版），廈門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25.副主編：《仲裁法新論》（修訂版，張斌生主編），廈門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26.主編:《破產法研究》，廈門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27.總主編：《強制執行法》，廈門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28.主編：《證據法案例精解》，廈門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29.主編：《英國民事司法改革》，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30.專著:《程序正義與司法改革》，廈門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31.主編：《破產法研究》（修訂版），廈門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32.參編：《民事訴訟法·訴訟程序篇》（廖中洪主編），廈門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33.總主編:《公證制度新論》，廈門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34.主編:《環境糾紛解決機制研究》，廈門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35.參編：《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原理與實務》（沈恆斌主編），廈門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35.主編：《英國司法制度》，廈門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36.總主編：《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廈門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37.主編:《民事司法改革研究》（第3版），廈門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38.主編：《民事程序法》（第4版），廈門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39.專著：《民事上訴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40.總主編：《公證制度新論》（第2版），廈門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41.主編：《美國司法制度》，廈門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42.主編:《民事程序法》（第5版），廈門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43.主編:《民事程序法》（第6版），廈門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44.主編：《英國司法制度》（第2版），廈門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45.主編:《司法改革論評》（第5輯），廈門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46.專著:《民事程序法研究》，科學出版社2007年版。
47.主編：《民事訴訟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48.主編:《破產法》，廈門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49.主編：《民事訴訟法》，廈門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50.參編：《外國民事訴訟法學研究》（湯維建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51.參編：《民事訴訟法》（第3版，江偉主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52.主編:《司法改革論評》（第6輯），廈門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53.主編：《民事程序法》（第7版），廈門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54.主編：《民事訴訟法》（第2版），廈門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55.副主編：《仲裁法新論》（第3版，張斌生主編），廈門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56.主編：《民事訴訟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57.主編：《司法改革論評》（第7輯），廈門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58.參編：《民事訴訟法學》（常怡主編），中國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
59.主編：《司法改革論評》（第8輯），廈門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60.總主編：《公證制度新論》（第3版），廈門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61.總主編：《調解銜接機制理論與實踐》，廈門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63.主編：《東南司法評論》（2008年卷），廈門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64.主編：《民事訴訟法備考與拓展》，廈門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65.主編：《民事訴訟法》（第3版），廈門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66.主編：《東南司法評論》（2009年卷），廈門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67.總主編：《調解銜接機制理論與實踐》（第2版），廈門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68.主編：《司法改革論評》（第9輯），廈門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69.主編：《民事審前程序》，廈門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70.主編：《民事訴訟法》（第4版），廈門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71.主編：《司法改革論評》（第10輯），廈門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72.主編：《台港澳民事訴訟制度》，廈門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73.主編：《糾紛解決與和諧社會》，廈門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74.副主編：《仲裁法新論》（第4版，張斌生主編），廈門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75.主編：《美國司法制度》（第2版），廈門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76.總主編：《法官視野中的司法》，廈門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77.主編：《民事訴訟法》（第2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78.總主編：《德國司法制度》，廈門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79.專著：《程序正義與司法改革》（第2版），廈門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80.主編：《東南司法評論》（2010年卷），廈門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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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中國的法治發展的歷史

1949年新中國成立，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該綱領提出：「廢除國民黨反動政府一切壓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護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正式以法律的形式宣告了國民黨舊法統的滅亡。國民黨舊法統的廢除，宣告了國民政府政權的徹底終結，為新中國的法治建設排除了障礙、奠定了基礎。 為了建立和健全社會主義法治，我國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規。

1954年，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社會主義類型的憲法——《1954年憲法》誕生，奠定了新中國立國、治國的最根本的法律基礎，也為「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提供強有力的法律依據。新中國的法治發展道路並非一帆風順，也歷經曲折。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高度重視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確立法律的地位和權威。1982年憲法作出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法律的地位和權威通過根本大法的形式得到了確認與保障，並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方針指導下，我國現行基本法律相繼出台。同時，為適應改革開放的需要，還制定頒布了涉外經濟法律法規。

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正式把「依法治國」確立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報告指出：「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1999年3月15日，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又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載入憲法，上升為國家意志，使其具有了法律效力。一批民商、經濟、行政、社會領域的法律法規相繼制定。這一時期，我國共制定、修改法律190條，行政法規353條，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各個法律部門已經齊全，以憲法為統帥，由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規章組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初步形成。從此，我國法治建設進入以貫徹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為主要內容、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為奮斗目標的新的發展階段。

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把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緊密結合起來，揭開了中國法治建設的新篇章。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宣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這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法治建設所取得的一項極其重大的成就。一個以憲法為統帥和根本依據，部門齊全、數量適度、體例科學、質量較高、內在統一、外在協調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與此同時，我國公民法律素質明顯提高。

由上可知，我國法治建設在新中國成立以來走過了輝煌歷程，取得了偉大成就。但同時毋庸諱言的是，我國法治建設也歷經曲折和磨難，在立法、執法、司法、普法等各個環節也的確程度不同地存在這樣那樣的不足。我國法治建設是一項艱巨復雜的系統工程，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同時，也要認識到存在的不足。只有這樣，才能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奮斗目標的指引下，不斷把我國法治建設勝利地推向前進。

㈢ 有哪些地方立法權造成了地方保護主義

首先，地方立法權擴容謹防「法盲立法」。當前大多數設區的市，不論是組織機構還是人員素質皆難以擔當地方立法的重任。目前享有地方立法權的49個城市，包括直轄市、省會城市、經濟特區所在地城市等等，其一般經濟文化比較發達，人大常委會的組織機構比較健全，常委會委員或人大代表的素質相對較高。而此次擬新擴容的設區的市，其不僅大多沒有專司立法的專門委員會或者是工作機構，常委會組成人員中法律背景出身的比例極低，熟悉立法理論與實踐的人才幾乎缺乏儲備，在此種情況下，未經任何試錯即輕率打開地方立法之門，其後果委實難以想像，此種後果在實踐中最突出的體現可能便是地方性法律簡單拼湊乃至直接抄襲上位法。
其次，地方立法權擴容提防地方保護主義法律化。賦予更多的城市以地方立法權，雖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地方積極性得以發揮，但地方黨委、政府藉助地方立法權以加強其地方保護主義和地方利益的擔憂亦絕非杞人憂天。立法是一項妥協的藝術，也是權力配置合理下的利益表達、意志設定過程。享有立法權主體的行政層級越低，其與具體公民、企業、社會組織的利益糾葛越緊，對公民和社會權益的損害就越大，因此享有地方立法權主體過多過濫，定會助長地方保護主義、本位保護主義的盛行。通俗地講，便是所謂的「屁股決定腦袋」，享有地方立法權的城市難免不將自身的利益「塞進」地方性立法當中，使其地方保護主義在「法律化」的掩飾下顯得「名正言順」，尤其是在地方立法公眾參與制度、地方立法監督制度尚未完善的情形下，此種擔憂表現得更為突出。
再次，地方立法權擴容避免危及法制統一。我國作為單一制國家，法制統一的意義尤為重大，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更是作為一項憲法原則。又由於我國地域遼闊、民族眾多，各地之間在經濟、文化方面的差距較大，為此形成了多層次的立法體制，除國家層面的立法外，部分地方亦可進行立法。但地方立法權的迅速擴容，在一定程度上會挑戰我國法制的統一。具體有二：一是某些地方在立法之時，有意或者無意地突破中央與地方之間的立法許可權，或是地方在國家立法已有規定的情況下制定與之相悖的地方性立法。如轟動一時的「洛陽種子案」所涉及的《河南省農作物種子管理條例》便被認為違反了作為上位法的《種子法》。二是地方立法原本符合上位法的規定，但由於上位法立、改、廢活動較為頻繁，而地方性立法由於諸方面的緣由未能及時進行相應的調整，如此一來便出現了地方性立法與上位法相抵牾的情形。尤其在活化的違憲審查制度和司法審查制度闕如的情況下，地方性法規依法又是司法裁判必須援引的依據，地方立法權主體的率爾擴容弄不好會顯在或潛在地助長司法的地方化。
誠如上述，地方立法權擴容背後的原因諸多。賦予更多的設區的市以地方立法權，即便有諸多積極效應和客觀需要，但真得如《立法法修正案（草案）》那般急劇增加享有地方立法權的城市數量？答案應是否定的。其中最關鍵的理由便是：探索型改革基於降低試錯風險和改革成本的需要，往往趨向於「分步走」的改革路徑。於此層面而言，分批賦予設區的市以地方立法權或許更為穩妥與合理，當然賦予地方立法權的條件可不如批准「較大的市」那般苛刻，《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對此所做的制度設計可謂合理，其規定：「前款規定的其他設區的市，開始制定地方性法規的具體步驟和時間，由省、自治區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根據本省、自治區所轄的設區的市的人口數量、地域面積、經濟社會發展情況等因素確定」。
地方立法權的擴容除選擇「分步走」的路徑之外，尚須確保地方性立法的科學性，具體而言，以下舉措值得考慮：
第一，委託第三方起草地方性立法草案。在現有的體制之下，法律草案往往由行政機關或是人大有關機構直接起草，此種作法自有其優勢，但由此導致的後果有二：一是由行政機關起草法律草案，立法草案難免不受部門利益的影響。試舉一例，在交通管理領域的地方立法過程中，實踐中通常是由政府交通管理部門負責起草法律草案，如此一來，交通管理部門既是游戲規則的制定者，亦是游戲的參與者，這不僅直接造成了立法的不公，並間接導致了執法的不公。基於此，委託中立的第三方起草法律草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部門利益對立法的挾持與干涉。二是委託第三方起草法律草案可以避免「法盲立法」的窘境。因為受委託的第三方大多是高等院校、科研機構等，其通常具有立法所需的專業性知識。十八屆四中全會亦提出：「探索委託第三方起草法律法規草案」，在過去的地方立法實踐中類似的舉措亦不在少，1993年通過的《廣東省經紀人管理條例》即為我國首次委託專家學者起草的法律草案。但此項制度的建立尚存諸多問題有待明確與解決，譬如第三方選擇的方式，是直接委託還是公開招標抑或是其他方式；如何確保第三方不受相關機關的牽制，如何實現第三方不偏不倚地起草法律草案；如何避免第三方起草法律草案制度步法律草案徵求意見制度的後塵，即使第三方起草法律草案不至於流於形式，法律草案符合立法者的利益時就採納，不符合其利益時便棄之一旁。
第二，健全對地方立法權的監督機制。為了避免地方立法權的濫用，有效的監督勢不可缺。此種監督無外乎事前與事後兩種主要形式，前者主要指的是地方性立法生效的前置程序，譬如我國《立法法》要求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地方性法規須報省、自治區的人大常委會批准後方可施行。後者則是對既已施行的地方性立法進行合憲性、合法性審查，並對其中違憲、違法的地方立法予以撤銷，我國《憲法》、《立法法》對此均有所規定，但該制度設計在實踐中並未能取得預期的效果。現如今，隨著地方立法權的擴容，地方立法的數量勢必增加，違背上位法的地方立法的數量同樣會隨之增加，在此情形下，若上述審查、撤銷制度依舊處於「冰凍」狀態，其後果不言自明。於此層面而言，欲使地方立法權擴容不至於遭到濫用，對地方性立法的審查與撤銷制度無疑需要「解凍」。
第三，劃定設區的市在進行地方性立法中的許可權。在立法體制中，許可權劃分的方式有二：一是負面清單的模式，即只要不屬於國家立法權的專屬范圍，地方皆可進行立法；二是正面清單的模式，即唯有明確授權的事項，地方始可進行立法。二者各有優劣，我國現行《立法法》便是第一種模式，即《立法法》第八條規定的事項為國家立法權所專屬，除特別授權外，不容許由法規、規章等進行規定，其中諸如犯罪和刑罰等內容甚至不允許進行特別授權。為防止擴容後的地方立法權出現尚難以預期的濫用，對設區的市的地方立法權可通過正面清單的方式予以限制，即在保障這些地方擁有城市發展所需的立法許可權的同時，又不至於為地方性立法僭越國家立法創造「條件」。《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對其許可權的規定為：「較大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規限於城市建設、市容衛生、環境保護等城市管理方面的事項。」需要進一步研究的是：《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對立法許可權的限制是否溯及過去已享有地方立法權的較大的市，如何使立法法有關較大市的規定與憲法相關規定對接？此外，尚需要指出的是此許可權並非一成不變的，可根據實際情況進行相應的調整。

㈣ 趙旭光的科研項目及著作

1. 參加王新清教授主編《法律職業道德》（法律出版社出版，已申報教育部「十一五規劃教材」）的編寫，本人撰寫約7萬字。
2. 2006年4月，參加陳衛東教授主持「中美取保候審改革項目」實證調研階段工作。
3. 2006年11月，參加美國律師協會（ABA）、紐約州立大學法學院與中國人民大學訴訟制度與司法改革研究中心聯合舉行的「刑事二審開庭審理程序改革項目」。
4. 2007年6月，司法部「國家法治與法學理論研究項目」中青年課題——民刑交叉案件管轄問題研究（07SFB3015），本人為課題組第一成員。
5. 2008年12月，主持華北電力大學博士基金項目——「偵查行為規制理論研究」，項目編號「200822035」，項目資助經費2萬元。07.09-07.12，中國農村能源發展研究，科研份額3萬元。
6. 2010年12月-2013年12月，「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一般項目」青年基金項目——刑事訴訟中目的不正當的公權力行為研究（10YJC820168），主持人，項目資助經費7萬元。

㈤ 談談你對中國司法制度的發展與改革的認識

您好，湖南天星教育為您解答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的政治經濟形勢和社會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隨著我國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現行的司法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矛盾越來越突出，日益顯露出諸多的弊端，在很多方面不能滿足市場經濟的需要。目前，司法改革受到越來越廣泛的關注，越來越多的人們對所謂的司法不公表現出的強烈不滿，為司法改革提供了難得的契機與動力。司法改革已經成為時下整個社會的強烈期待。。因此，盡快改革司法制度，使之最大限度地發揮司法職能為市場經濟服務，成為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
一 、 當前我國司法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 司法權地方化 由於我國現行的地方各級人民法院是按行政區域設置的，司法機構的人、財、物等有形資源均由各級行政機關支配和管理，具體表現為：一是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的經費依靠地方政府供給；二是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的人員編制由地方政府決定，法官及院長由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選舉和任免；三是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工作條件的改善、裝備的更新依賴地方政府及有關部門的批准。這種體制上的弊端導致司法機關在適用法律解決案件時受地方政府的干涉或者潛在的威脅。其後果是使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喪失了作為國家司法機關應有的中立性而淪為保護地方利益和部門利益的司法工具。使國家的司法活動地方化，使國家的某些法院成了「地方的法院」，不僅嚴重製約了審判工作的發展，而且破壞了國家法制的統一，直接影響國家法律的權威。 （二）司法權行政化 由於受到傳統文化的制約，我國的司法體制、運行過程帶有明顯的行政化色彩。一方面，在法院同其他國家機關的外部關繫上，法院往往被視為同級黨委、政府領導下的一個專門負責司法活動的職能部門，它和同級黨委、政府領導下的其他下屬部門之間只是分工不同，而抹煞了司法機關自身的特性。另一方面，從法院內部結構看，司法行政化表現為從檢察長（院長）、副檢察長（副院長）、處（科、庭）長到普通檢察官、法官形成一個等級體系，這種等級是按照行政官員的職級套用的。工資獎金也一律只與其行政級別掛鉤。行政性職級成為檢察官、法官能力與水平高低的計量器。從而使司法過程貫穿著強烈的行政管理色彩。法官在司法中難以獨立、自主的進行審理，必然影響司法公正的實現。 (三)法官素質不高 我國的法官隊伍基本上形成於《法官法》頒布以前。當時以工代乾的人可以成為法官，法院的司機、打字員能提成法官，還有復轉軍人等皆可輕而易舉地成為法官。《法官法》將法官入門的起點規定為大學本科以上。但目前，我國法院符合規定的卻不足三分之一。長期以來人們對法官職業認識上的偏差，導致了法官選拔標准與程序上的偏差，表現為：一是准入條件過低，導致法官精英程度不高。在我國，以往的初任法官考試和人大任命審判員考試內容難度尚不及律師資格考試，無論是否經過正規的法律教育，是否有從事法律職業的知識背景，是否從事審判工作，有無審判職稱等，都屬法官之列，一律叫法官，造成我國法官絕對數量龐大，與世界通行的法官精英化格格不入。二是任命格次較低，不利於法官地位的提高。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審判員由同級人大常委會任命，任命者格次不夠高。而且，助理審判員由本院院長任命，而助理審判員也屬於法官，這樣無疑削弱了法官任命的崇高性，實際上降低了法官的地位。低素質的法官給法院工作帶來了很不利的影響，直接產生兩個方面的惡果。一方面是錯案往往難免，由於一些法官素質不高，對法條理解能力偏低，對證據的判斷失誤，不能勝任高度專業化的審判工作；辦案水平低，超審限辦案問題依然存在；部分法官缺乏對審判技能的熟練掌握和運用，審判技能較差，無法獨立地、高質量地處理復雜案件，不能很好地履行法律賦予的公正司法的職責；另一方面是法官違法違紀情況時有發生。有的法官甚至貪贓枉法，辦「人情案」、「關系案」、「金錢案」，殉私舞弊。這兩個惡果已嚴重危害了法院的權威性和司法的公正性。 （ 四） 審判方式不科學 1.長期以來，我們實行的審判方式是法官職權主義，由法官一手操作立案、調查取證、審理、裁判等全過程。而這種操作往往又在「暗箱」里封閉進行，從而使審判權的行使得不到監督和制約，給法官偏袒一方創造了條件，這種「暗箱操作」難以保證實體公正的結果。 2.在我國，合議庭和審判委員會都是審判組織。合議庭負責審理絕大部分案件，審判委員會則對合議庭審理的重大、復雜、疑難案件進行討論並作出決定。但在實踐中，許多合議庭只是負責審查事實，提出適用法律的意見，最終判決則是通過請示領導等方式得到了最終結論後才能作出和宣判，從而導致了「先定後審」的走過場現象；法官對案件只有審理的權力，而無裁判的權力，審判委員會集權太多，討論案件過多，而審判委員會成員又大多不參予具體案件的審理，這就形成了審者不判、判者不審，審判分離的現象；這不僅不利於調動審判人員的積極性，還人為地延長了審判時間，導致超審限現象的出現。由於集體討論，責任分散，出了錯案無人負責，違法審判的責任追究落實不了。 3. 法院的審判結果最終要體現在裁判文書上。而過去裁判文書存在的突出問題是不講理，既不講判決的道理，也不講判決的法理，使當事人不信服，導致上訴、申訴居高不下。因此，為了實現審判結果的公正，體現裁判結果的法律文書的改革勢在必行。 （五）「執行難」問題 生效的判決應當執行，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應當受到保護，這是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和法律的基本要求，也是人民法院的一項重要職能。但多年來，法院「執行難」的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很好解決，已成為困擾法院工作，影響國家改革開放經濟建設的突出問題。執行機構互不隸屬，力量分散，裝備薄弱，嚴重製約執行效率，影響執行效果；整個社會的協助執行觀念仍很淡薄，對生效的法律文書缺乏應有的尊重；少數領導幹部濫用權力，以權壓法，公然非法干預人民法院的執行工作，生效的法律文書得不到執行，就會動搖人民群眾對國家法律的信心，損害法律的尊嚴。當發生糾紛時，許多當事人要麼是「屈死不告狀」，自認倒霉；要麼是以私了方式解決；更有甚者，僱傭社會黑勢力，以「黑」對「黑」，因經濟糾紛引起殺人越貨、綁架勒索的刑事案件時有發生，「執行難」已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一大痼疾。 （六）司法腐敗嚴重 司法腐敗，是對當今社會危害最大的一種腐敗，因為它危害的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對公平正義的信念和追求。司法腐敗表現在個人身上，就是將公共權力私有化；表現在地方，是將公共權力地方化。國家賦予司法人員的職權，成為個人、地方謀取個人私利、部門利益、行業利益的手段，司法活動被用作權錢交易的工具。近幾年來一些法官吃、拿、卡、要，索賄受賄，執法犯法，貪贓枉法；有些法院辦關系案、人情案、金錢案，導致司法不公的問題較突出；這些司法腐敗現象，引起了社會的強烈不滿，不僅嚴重地損害了司法機關的形象和司法的權威,而且嚴重地敗壞了黨和國家的崇高威望。已經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 二、關於我國司法制度改革的幾點思考 （一）改革司法體制，確保司法獨立 實現司法獨立是我們實現法治、追求司法公正的必要前提。國家的司法審判權只能有國家的司法審判機關來行使，其它任何機關均不得行使這項權力。為了使法院擺脫行政的束縛，就必須改革現有法院的組織方式、司法人員的任免程序和方式，改變各級地方司法機關的財政體制。首先要打破司法機關按行政區劃設置的體系，創制出一套適合中國國情的可使司法機關免受利益誘惑和其他地方權力影響的司法體系。同時還必須改革現行司法機關的財政、人事體制，讓司法機關擺脫在經費上對地方上的依賴，在人事上受地方上控制。解決這一問題的途徑在於：（1）改「平行管理」模式為「垂直管理」模式，收回各級行政機關對司法機關人、財、物的決定權和供應權，改由中央統一管理。地方不再負擔司法機關的經費。充分發揮中央對地方司法權的支配作用，從而實現國家法制的統一。（2）將法院的行政管理事務分中央和地方兩級進行管理。中央司法管理機關行使對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級人民法院的管理權，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司法管理機關行使對中級人民法院和基層人民法院的管理權。 (二) 改革司法人事制度，提高司法審判人員的整體素質 司法人事制度的改革，就是要從行政管理模式向依據審判規律而形成的模式轉換，全面提高司法人員的隊伍素質，建立嚴格的選拔制度和淘汰制度：一是要提高法官資格取得的難度，嚴格法官的任免程序，把好選拔關，要嚴格按照修正後的法官法、檢察官法和國家統一的司法考試制度，選拔、任用、管理法官、檢察官，要大力拓展經過正規高等教育的法律人才進入司法機關的渠道，建立一套從律師隊伍中選拔檢察官、法官的制度，堅決杜絕非專業人員進入司法隊伍從事司法工作。調離、辭退業務能力低下的檢察官、法官。推行法官逐級選任，縮減法官人數，實現法官精英化。二是要完善培訓機制，實行法官輪訓制，努力造就一批精通法律業務、熟悉國際貿易規則、懂外語的專家型法官。三是提高法官待遇，以吸引全社會的優秀人才充實到法官隊伍中來。在法院組織體系、人事體制改革方面逐步使地方法院與地方政府發生脫離，通過人事制度改革以減少或消除司法的地方保護主義現象。 （三） 改革審判方式，確保程序公正 審判方式的改革首先應以審判公開為核心，公開審判的實質就是要當庭舉證、質證、認證和裁判，案件事實調查和認定的整個過程都應當在法庭公開。其次要改革審判方式：一是庭審方式要從詢問制向對抗制轉變，強調當事人舉證，加強對證據的質證和開庭辯論，充分發揮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參與訴訟的積極性。把開庭審理的過程真正變成調查案件事實、核實證據和雙方當事人說理辯論的過程；二是審判方式要採取法官的獨立負責的責任制，改革現行合議制與審判委員會制，建立主審法官制。改變現行中的審判集體負責制，要改變審者不判、判者不審，審與判脫節的狀況，取消層層審批制度，使參加案件審理的主審法官享有獨立裁判的權力，同時讓其真正獨立地負起責任。合議庭與審判委員會應對主審法官起監督和指導作用，但不能代替主審法官承擔責任，一旦出現錯案，應由主審法官個人承擔責任。同時還要確定法官獨立審判必須遵守的行為規范，並且對違反該行為規范的後果作出具體規定，從而在制度上確保審判是在嚴格遵循訴訟程序的前提之下實現的。三是簡化訴訟程序，真正體現「兩便」原則，避免重復勞動，以最少的訴訟消耗，取得最佳的審判效果。擴大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實現案件繁簡分離，從機制上確保案件審理的快捷高效，使一般經濟糾紛，能得以及時處理，及時解決。四是凡是能夠調解，當事人也願意調解的，開庭前可以調解，庭上庭下也可以進行調解。調解不成的，應當及時依照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由審判庭予以受理和審判，不應久調不決。 （四）切實解決「執行難」 切實解決「執行難」，維護法律的權威，使審判的正義、高效、有序落到實處，必須加快建立執行工作的新體制和新機制，設立獨立執行局，對執行工作實行統一管理和協調，統一調度指揮執行裝備和力量，組織進行集中執行；確定執行重點地區、重點案件，組織、實施對重大案件的專項執行。各級法院還要積極探索解決執行難的有效途徑，強化執行措施，加大執行力度，依法懲處拒不執行生效裁判的犯罪行為，維護案件勝訴方的合法權益。規范執行程序和秩序，對秩序中應當公開的事項一律公開，增大執行工作的透明度，自覺將人民法院的執行活動充分置於人民群眾的監督之下。同時，加大對弱勢群體的保護和執行救濟，提高執行的公信度。 （五） 強化司法監督機制，懲治司法腐敗 懲治司法腐敗，實現司法公正，是一項長期的任務，要解決這個問題，根本措施是靠推進司法改革，完善司法監督機制，從制度上保證司法機關依法公正地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我國的新聞輿論素來以正面報道為主，司法、行政、權力機關之間未形成有效的權力制衡機制，由於缺乏必要的監督和制約，必然導致司法權的專橫和濫用，司法腐敗的出現也就不足為奇了。我認為加強和完善我國的司法監督機制，充分發揮司法監督的作用，應著重從以下四個方面努力 1.加強人大司法監督力度 根據憲法和地方組織法的規定，我國的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是各級國家權力機關，也是法律監督機關。我國審判機關、檢察機關等都由同級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其負責並報告工作，受其監督。雖然人大在一定程度上確實履行了監督職責，但力度遠遠不夠，存在許多問題，主要體現在：監督機構不健全，對監督的保障沒有制度化，監督隊伍的素質不夠理想。因此，要盡快進行監督立法，建立專門的監督機構，確立監督責任。由於目前地方保護主義及裁判不公問題較為嚴重，因此要求加強人大對司法審判活動的監督的呼聲較為強烈。我認為，強化人大的監督確有必要，但是，人大的監督應是整體、抽象、一般的監督，即透過一個時期、一批案件所暴露出來的現象，發現問題，進行調查，以利決策；而不應是對個案的直接監督。在具體操作上，人大不應該過多地針對某個具體案件要求聽匯報、調案卷，甚至提出處理意見。即使是對個案的監督，也主要應是事後的監督。如果人大的監督特別是個案監督影響了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和法院作為社會糾紛最終裁決人的地位，干涉了法院對具體案件的正當審理，違反了司法獨立的原則，從而使法院的獨立審判權實際上被干擾或剝奪；無疑是不可取的。要是人大發現法院或法官在案件的審理過程中，確有違法行為，可以建議追究有關人員的法律責任，但並不能對案件進行任何的指示。加強和完善人大監督，有利於從宏觀政治角度保證司法工作符合國家的根本利益和人民的意願，促進司法的公正性。 2.建立有效的內部監督機制 為了保障實現審判管理體制的正義價值，必須建立並實行嚴格錯案追究制度。權力的約束和制衡是防止司法腐敗的重要手段，隨著審判組織的獨立和法官職權的擴大，必須大力強化對審判主體的制約和監督，保障實體正確。對獨任審判員錯誤裁判，應由獨任審判員承擔責任。對合議庭成員評議案件時，故意歪曲事實，曲解法律，致使合議結果錯誤，造成錯判的，由導致錯誤結果產生的成員承擔責任。對審判委員會研究案件，違背事實，曲解法律，導致錯案發生的，由有過錯的審委會委員或主持人承擔責任。對院長、庭長工作不負責任，好人主義，知錯不糾，導致錯判的，要由院長、庭長與有過錯的法官分別承擔相應的責任。要客觀分析產生錯案的原因，准確界定錯案范圍，嚴格執行錯案追究程序。區分錯案性質、過錯程度，把錯案責任追究到人，保障實體正義價值的實現。對司法人員在司法程序中的職務犯罪行為，要根據刑事訴訟程序進行處理。 3.強化檢察監督 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依法對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負有監督的職能。人民檢察院的監督，是一種來自法院外部的監督，它體現了檢察權與審判權的互相制衡，這種制衡，不僅要體現在刑事案件的審理上，同樣也應在民事、經濟案件中得到落實。監督僅僅出自內部是肯定不夠的，如果缺乏來自外部的、直接針對個案的監督，並不足以保障當事人所應該享有的權益。人民檢察院作為國家法律監督機關，其監督應當觸及司法活動的各個領域，對少數法官在訴訟過程中的吃、拿、要、卡、貪、占等行為應及時追究其法律責任。同時，改革檢察監督系統，健全檢察監督制度，改變目前檢察監督軟弱無力的局面。 4.加強和規范輿論的監督 對司法活動的監督除了立法權的監督外，還應當受到輿論的監督，所謂輿論監督，是指輿論界（主要指新聞界）利用新聞媒體對司法活動的過程和結果予以報道、傳播、評論，以行使監督的權利。西方一些國家將輿論監督視為除立法、司法、行政以外的第四種權力。近年來，國外的一些重大腐敗案件大多是被新聞媒體披露出來的，如美國的「伊朗門」事件、日本的利庫路特案等。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在全國法院教育整頓工作座談會上強調，法院要自覺接受輿論監督，各類案件除涉及國家機密、公民個人隱私、未成年人犯罪以及法律另有規定不予公開審理外，一律實行公開審判制度，不許實行「暗箱操作」。允許新聞機構以對法律自負其責的態度如實報道。司法****產生的直接原因就是某些審判人員利用手中的權力進行著各種庭前、幕後的非法交易和操作，使原本應該公開的審判活動變成了一種「暗箱操作」，新聞輿論監督可體現為客觀、公正、全面地報道案情，使廣大民眾和社會各界都能了解法院的審理經過和判決結果，這對司法就是一種約束，可以防範司法人員暗中弄虛作假，任意枉判。，從而形成有效的監督機制，杜絕司法腐敗現象的發生。我們在肯定輿論和媒體的監督的正面作用的同時，也應當看到過濫的渲染性報道的負面影響。要使輿論和媒體的監督發揮正面作用，必須使其規范化起來。現實情況是，一方面新聞輿論對司法活動的監督力度不夠，尚未形成足夠的社會壓力；另一方面過濫的渲染性報道又可能造成對司法活動的不公平影響。損害司法獨立和司法活動的中立性。因此我們必須通過立法對新聞監督予以規范，遏制和減少其監督過程中的非規范行為，以避免其產生錯誤的導向，干擾司法獨立。 保障人民法院審判權的正確行使，必須強化監督機制。尤其是隨著法官獨立審判和實行責任制的實施，法官權力進一步擴大。權力若不受監督和制約，必然導致專斷和濫用，必然導致司法腐敗。但在強化監督的同時，我們必須堅決反對對司法審判活動的亂干預，個別領導幹部以言代法、干預法院獨立辦案的行為，不僅不是正當的監督，而且是違法的，應堅決糾正。

㈥ 誰有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的具體介紹

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簡介

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成立於2005年8月18日，是專門從事刑事法學研究的、中國刑事法學領域首家且目前唯一的具有獨立性、實體性、綜合性的學術研究機構。研究院的建立，旨在建設全國領先並與國際知名刑事法學機構看齊的新型刑事法學術機構，本著刑事法學一體化的精神，逐步全面發展刑事法的學術領域，培養高級刑事法學專門人才，努力為我國法學研究和高層次人才培養作出新的探索和較大的貢獻。

一、研究院建設

研究院成立以來，即在學術隊伍、機構設置、規章制度等各方面努力探索，積極嘗試，從而使各項工作日益走上正軌，並呈現出健康、良性發展之態勢。

1.學術隊伍

研究院由著名中年刑法學者趙秉志教授擔任院長，盧建平教授擔任常務副院長，首批專職研究人員10餘位，初步構成研究院的學術中堅力量。目前，研究院正在廣納人才，力爭在一年左右使專職研究人員達到25人的規模，並在此之後的三年內達到40人左右。

研究院聘請了包括高銘暄教授、王作富教授、馬克昌教授、儲槐植教授等老一輩著名刑法學家、20餘位中央與地方政法機關副部長級以上專家型領導以及重要國際組織領導人等在內的國內外著名的刑事法專家、學者擔任特聘顧問教授，並聘請了包括資深刑法學家、著名中青年刑法學者以及中央和地方政法機關廳局級專家型領導等在內的40餘位國內知名的刑事法專家學者擔任研究院疑難刑事問題研究咨詢專家委員會委員，還聘請了一批兼職教授（研究員）。

2.機構設置

研究院已設立學術委員會，並將與學校其他法學單位共建校學位委員會法學分會。

研究院以常設機構研究所為基本架構，並輔之以研究交流中心、項目辦公室，從而保障和促進研究工作的正常開展與繁榮、深化。

目前，研究院已設立及擬設立的研究所主要有：

（1）中國刑法研究所；

（2）外國刑法與比較刑法研究所；

（3）國際刑法研究所；

（4）犯罪學與刑事政策學研究所；

（5）刑事執行法研究所；

（6）刑事訴訟法研究所。

研究院已設立及擬設立的研究交流中心暨項目辦公室主要有：

（1）中日刑事法研究中心；

（2）中美刑事法研究交流中心；

（3）中歐刑事法研究交流中心；

（4）中俄刑事法研究交流中心；

（5）中國區際刑事法研究交流中心；

（6）刑事法律制度與司法改革研究中心；

（7）促進國際刑事法院項目辦公室。

研究院還設立有處理日常事務的辦公室。

3.規章制度

研究院正著力進行規章制度建設，包括日常工作制度、財務制度、人事制度、外事制度、人才引進制度、業績考核制度、科研獎懲制度等。

4.發展規劃

研究院正著手研究和制定三年暨六年的發展規劃，希望在學校的領導和支持下，在各有關方面的鼎力幫助下，通過發展規劃的制定與貫徹落實，逐步將研究院建成名副其實的國家刑事法學研究重鎮。

5.人才培養

培養高層次法律人才是研究院的基本任務。根據北京師范大學有關研究生招生工作的文件精神和培養高層次人才工作的需要，研究院已正式開展博士研究生、碩士研究生和博士後、訪問學者的招生與招收工作。

二、積極舉辦國際學術會議

1.第三屆中韓刑法學術研討會

由中國法學會刑法學研究會和西南政法大學主辦、由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和西南政法大學毒品犯罪與治理對策研究中心承辦的「第三屆中韓刑法學術研討會」，於2005年8月21-22日在中國著名山城重慶市隆重召開。來自中韓兩國的專家學者共計60餘人出席了研討會。此次研討會的主要議題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國際暨區際刑事司法協助問題；二是有組織犯罪（包含毒品犯罪、偷渡犯罪、黑社會犯罪等）的懲治暨中韓相關刑事司法合作問題。研究院院長、中國法學會刑法學研究會會長趙秉志教授不僅在開幕式上致詞，而且還作了題為「中國刑事法治一年來的新進展」的學術演講。

2.21世紀第4次中日刑事法學術研討會

由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所屬的中日刑事法研究中心主辦、吉林大學法學院承辦並得到吉林省高級人民法院、吉林省人民檢察院、黑龍江省人民檢察院、長春市中級人民法院、長春市人民檢察院等單位協辦的「21世紀第4次（總計第10次）中日刑事法學術研討會」，於2005年8月28日至30日在長春市吉林大學隆重舉行。來自中日兩國刑事法學界的近百位專家學者參加了會議。會議以「危險犯與危險概念」為主題，中日兩國刑事法學者提交了10篇相關論文作為研討的基礎。

3.世界法律大會國際刑法專題研討會

法學界舉世矚目的第22屆世界法律大會於2005年9月5日至9日在北京、上海兩地隆重舉行。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院長趙秉志教授、常務副院長盧建平教授、專職研究員黃風教授和王秀梅副教授，研究院特聘顧問教授高銘暄教授（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昌教授（武漢大學）和儲槐植教授（北京大學）等參加了此次盛會。研究院還配合最高人民法院協辦了「國際刑法專題論壇」。研究院院長趙秉志教授和美國西蘭克斯大學法學院塞繆爾·J·李維教授作為該論壇的主席，共同主持了這一國際熱點論壇。

4.研究院主要人員主持、承辦「首屆當代刑法國際論壇」

2005年8月26-27日，由中國人民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主辦的「首屆當代刑法國際論壇」在京召開。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全體同仁作為論壇的主要負責人和籌備者參與組織、籌辦和主持了此次論壇。來自聯合國、國際刑事法院、國際刑法學協會等國際組織和美國、德國等近十個法治發達國家的著名刑事法學者、專家，以及我國大陸與香港、澳門地區的刑法學界同行共計150餘人出席了此次論壇。該論壇圍繞「全球化時代的刑法變革——國際社會的經驗及其對中國的啟示」這一主題，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交流。

三、相繼簽訂對外學術交流協議

研究院研究人員以往即非常注重對外學術交流，並與歐美等法治發達國家的諸多學術機構開展了十分密切的交流與合作。在原有對外交流合作關系的基礎上，研究院成立不久即相繼與德國、韓國、西班牙等國的學術機構簽訂了正式學術交流協議。

1.與德國、韓國、澳門有關學術機構簽訂學術交流協議

2005年8月27日晚，正值首屆「當代刑法國際論壇」在京落下帷幕之際，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院長趙秉志教授與參加論壇的德國慕尼黑大學法哲學研究所所長許乃曼教授、韓國東亞大學法學院院長許一泰教授、澳門科技大學法學院常務副院長楊誠教授分別代表所在單位簽訂了雙方學術交流與合作協議。

2.與西班牙有關學術機構簽訂學術交流協議

2005年9月4日晚，值第22屆世界法律大會在北京召開前夕，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院長趙秉志教授與西班牙巴斯克犯罪學研究院主任（國際刑法學協會主席）德·拉·奎斯塔教授分別代表兩機構簽訂了學術交流與合作協議，相互承諾在人員交流、資料交換和項目研究等方面開展更為深入而廣泛的合作。

四、組團赴加拿大考察訪問

為了進一步拓展中加之間的合作領域，應加拿大刑法改革與刑事政策國際中心的邀請，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特組成以趙秉志教授為團長、盧建平教授為副團長的刑事法學術考察訪問團，於2005年9月16-28日對加拿大溫哥華、渥太華、多倫多等地進行了學術訪問。

作為中加雙方合作項目之重要組成部分，此次學術訪問旨在通過考察加拿大貫徹聯合國反腐敗公約、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的立法與實踐，為中國刑事司法中貫徹國際標准提供借鑒。在加拿大刑法改革與刑事政策國際中心的精心策劃和組織下，考察訪問團不僅與加拿大皇家騎警高級顧問、加拿大有關刑事法專家以及加拿大外交部所邀請的實務專家分別進行座談研討，而且還參觀訪問了SFU犯罪學研究院、BC省司法學院、多倫多大學法學院以及加拿大國家司法學院等培訓與研究機構。此次訪問不僅達到了預期的目標，而且還促使中國公安部與加拿大有關各方初步達成了合作的意向，可謂取得了非常圓滿的成功。

五、主辦「名家講座」系列

研究院近期邀請了幾位國際上知名的專家學者作了學術講座。具體包括：

1.「名家講座」第1講——中國與禁止酷刑國際公約

2005年8月26日晚，研究院在北京友誼賓館舉辦首期「名家講座」。此次講座的主講人為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兩屆前任主席、聯合國附屬研究機構加拿大刑法改革與刑事政策國際中心董事長、布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名譽院長彼得？伯恩斯先生。伯恩斯先生主講的題目為《中國與禁止酷刑國際公約》。

2.「名家講座」第2講——全球化與刑法公正

2005年9月4日晚，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在學校主樓314學術報告廳主辦「名家講座」第2講，主講人為國際刑法學協會主席、西班牙巴斯克犯罪學研究院主任德？拉？奎斯塔教授。德？拉？奎斯塔教授主講的題目為《全球化與刑法公正》。

3.「名家講座」第3講——國際刑事法院中的普遍管轄權問題

2005年9月9日上午，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在京聘請著名國際刑法專家、前南國際刑事法庭上訴庭庭長劉大群先生為客座教授，並舉行名家講座第3講。劉大群法官主講的題目為《國際刑事法院中的普遍管轄權問題》。

此外，「名家講座」第4講也將於2005年10月11日在北京師范大學舉行，演講者為美國紐約大學法學院教授、資深中國法專家科恩先生。

六、科學研究與成果出版

科學研究應是研究院的重心，也是研究院學術水平與地位的標志。在主要研究人員以往科學研究的基礎上，研究院把學術研究的組織和開展放在首位，並取得了初步成果。

（一）創建「京師刑事法文庫」

為保證學術研究的規模、效應和成果積累，研究院成立伊始便建立了系列性著作項目，即「京師刑事法文庫」。目前，該文庫第一本專著，即趙秉志教授所著《刑法基本理論專題研究》，已由法律出版社公開出版。而研究院講師陰建峰博士所著《現代赦免制度論衡》和研究院兼職研究人員袁登明博士所著《行刑社會化研究》亦已被納入該文庫，並將於近期出版。

（二）繼續創辦學術叢刊

研究院主要成員多年來主編、編輯了多種學術論叢和年刊。為營造前沿性學術陣地，研究院調整了《刑法論叢》、《刑法評論》、《刑事法判解研究》、《刑事法治發展研究報告》、《刑法學的新動向》等學術叢刊的主辦單位和編輯隊伍，並繼續向社會公開推出。

目前，由研究院主辦的《刑事法判解研究》2005年第2-4輯總第11-13輯已由人民法院出版社公開出版。研究院近期面世或即將交稿的學術叢刊主要包括：《刑法論叢》第10卷、《刑法評論》第8卷、《刑事法治發展研究報告》（2005年卷）。此外，研究院還創辦了我國首份《國際刑法評論》雜志，其首卷也將於2005年底前出版。

（三）出版多種學術著作

除了建立「京師刑事法文庫」、創辦學術叢刊外，研究院同時也專注於其他有分量、有影響的學術專著的出版。概而言之，研究院成員近期將出版的學術書籍主要有：《中韓刑事制裁的新動向》（趙秉志教授主編，中韓刑法比較研究系列之二，中國法學會刑法學研究會於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合作項目）、《當代刑事法熱點問題研究》（趙秉志教授與盧建平教授主持，中英文對照，系列著作之一）、《中美刑法熱點問題研究》（，趙秉志教授主編，中英文對照）、《仇視性犯罪》（王秀梅副教授譯著）等。研究院還計劃陸續組織撰著、編輯和出版其他一系列刑事法著作。

七、網路信息與圖書資料建設

網路信息與圖書資料已經成為信息時代不可或缺的宣傳和交流的工具。通過網路信息與圖書資料建設，可以加強與各界的交流，有助於運用現代信息技術進行刑事法治的宣傳和咨詢。通過網路信息的反饋，可以調查收集一些基礎性研究數據，從而為刑事法治的實證研究提供參考資料。因此，研究院的信息資料與網路建設應當是基礎性學術建設的重要環節。在北京師范大學網路中心的鼎力支持與協助下，研究院研究人員已經創建了「京師刑事法治網」。同時，研究院的圖書資料建設亦已初具規模。當然，研究院將繼續積極創造條件，更加努力工作，不斷建設和完善「京師刑事法治網」與圖書資料室，為全國刑事法學研究、刑事法學信息資料交流、刑事法治建設、刑事法治宣傳提供服務與便利。

北京師范大學

㈦ 司法體制四項改革是什麼會議提出的

司法體制四項改革通過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的目標，並從維護憲法法律權威、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健全司法權力運行機制和完善人權司法保障制度等多個方面推動司法體制改革。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次會議審議通過《關於深化司法體制和社會體制改革的意見及貫徹實施分工方案》，明確了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的目標、原則，制定了各項改革任務的路線圖和時間表，第三次會議審議通過《關於司法體制改革試點若干問題的框架意見》和《上海市司法改革試點工作方案》，對若乾重點難點問題確定了政策導向。

一次次會議，一項項部署，努力把藍圖變成方案、把方案變成現實。嚴格規范減刑、假釋、保外就醫，建立國家司法救助制度，執法司法公開全面推進……隨著一系列帶有頂層設計與實踐探索相結合的改革舉措陸續推出，司法體制改革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向縱深推進。

司法體制改革意義：

1、司法體制改革要符合人民代表大會的根本政治制度，堅持社會主義方向不動搖。

現代社會，任何一種政治體制模式，都需要對國家權力建立必要的監督制約機制，以保障社會的公平、正義、自由、秩序和安寧。至於權力監督制約機制的具體形式，則與一個國家的政權性質、政治體制和本國國情等緊密相聯。中國實行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三權分立的憲政制度的根本區別在於國家權力統一由人民代表大會行使。但並不是所有的權力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直接行使，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下設立的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分別代表國家行使行政權、審判權和檢察權。行政機關、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都由權力機關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人民代表大會既是國家的權力機關，又是監督行政機關、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工作的監督機關。這是中國憲政制度在國家權力監督制約方面的一個重要特色。

與西方憲政制度另一個不同的是，中國的檢察機關是在人大之下與行政機關、審判機關平行的國家機關，它和審判機關共同構成中國的司法機關，檢察機關的任務是以履行國家的法律監督為專門職責，目的是維護國家法制的統一正確實施。這是中國憲政制度在國家權力監督制約方面的又一個重要特色。

2、司法體制改革要有利於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中國現行的司法制度，是適應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的需要而建立和發展起來的，是貫徹依法治國方略必不可少的重要環節。2006年黨中央做出了《關於進一步加強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工作的決定》，《決定》深刻闡述了新形勢下加強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工作的重要意義，進一步明確了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的性質、地位和作用，指出了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在貫徹依法治國基本方略中所肩負的重要使命，對發揮審判和檢察職能作用、加強法官和檢察官隊伍建設等提出了新的要求。

黨中央專門就加強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的工作做出決定，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是第一次。深化司法體制改革，要與深入貫徹好《決定》的精神和要求結合起來，推動嚴格執法和公正司法，充分發揮司法機關在貫徹依法治國方略中的重要作用，進一步加快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

3、司法體制改革要有利於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司法需求，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各種社會矛盾也呈現出新的階段性特徵。特別是隨著民主法制建設的推進，公民的權利意識、法律意識不斷增強，經濟社會轉型中各種利益沖突和矛盾糾紛大量地以訴訟形式進入司法領域，人民群眾對通過司法手段維護合法權益和保障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的要求越來越高。

司法環境出現的這種新變化，必然要對司法工作提出相應的新要求。司法體制改革就是要適應這種新變化、新要求，把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作為推進司法改革的根本出發點，牢固樹立「公正司法、一心為民」的觀念，改革的措施要充分反映人民群眾的期望，從人民群眾反映最突出、要求最強烈的問題入手，從制約司法公正的環節入手，使改革的成果不斷滿足人民群眾的願望，切實有效地維護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

4、司法體制改革要有利於在全社會實現公平正義，促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

保障在全社會實現公平和正義，這是十六大以來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功能和作用作出的新論斷、新概括，也是對新時期司法工作提出的新要求。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要求。胡錦濤總書記指出，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

司法機關是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力量，是保障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後防線，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肩負著重大責任。要把司法體制改革放在黨和國家政治文明、和諧社會建設的大局中來考慮，突破制約司法工作發展的體制性、制度性、機制性障礙，以更好地履行司法職能，使司法成為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堅強後盾，成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保障。

5、司法體制改革要有利於加強黨對司法工作的領導。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黨的執政地位是通過對國家政權機關和社會的領導來實現的。當然，黨不是政權本身，不能取代政權機關的職能。黨對各級政權機關、組織和團體等的領導，主要體現在支持和保證它們依法履行職責方面。在司法領域，黨對司法的領導重點是對司法工作實行思想、政治和組織上的領導，保證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地履行司法職責。

推進司法體制改革要進一步發揮黨統攬全局、協調各方的優勢，改革要在黨的領導下進行，改革的舉措要有利於加強黨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對司法工作的領導，有利於確保司法機關的領導權始終掌握在忠於黨、忠於國家、忠於人民、忠於法律的人手中，有利於切實保障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

㈧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知識產權研究中心的任務與目標

該中心的基本任務是：依據教育部提出的建設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的五項標准，以建設我國知識產權的重點研究基地、人才培養基地、學術交流基地、情報資料基地、研究咨詢基地為目標，積極開展知識產權學術研究活動，引導和促進我國知識產權學科的繁榮和發展，加強國際合作與交流，深入研究國內外知識產權制度的理論和最新發展，為我國法制建設和司法改革建言獻策。
該中心的發展目標是：1）保持學術研究水平居於全國一流地位，在知識產權領域發揮組織協調作用，成為全國知識產權學術交流中心，使之成為國內外有重大影響的科研基地。2）通過學術研究與學術活動，不斷培養和造就高素質的知識產權人才，成為中國知識產權高層次人才的培養基地，充分發揮知識產權人才庫的作用。3）努力建設該中心設備先進的圖書資料庫，建成全國知識產權研究的信息交流中心，繼續完善《知識產權論壇》和「中國知識產權研究網」等專業性期刊和網站的運作，積極推進知識產權研究的學術和信息交流。4）參與國家立法和司法咨詢，積極承擔實際部門的應用研究課題，採取多種形式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和法律咨詢，使該中心成為全國知識產權研究的「思想庫」和咨詢服務基地。5）繼續加強該中心與國內外知識產權學術界的學術交流與合作研究，開闊研究視野，保證研究課題與研究內容的時代性，努力站在該學科的前沿。

㈨ 山東大學法學院的研究所

法學院設有來理論法自學研究所、憲法與行政法學研究所、刑法學研究所、民商法學研究所、國際法研究所、法史學研究所、經濟法學研究所、訴訟法學研究所以及法學研究所、知識產權與科技法研究中心、人權研究中心、歐盟法研究中心、美國法研究中心、刑事法律研究中心等多個研究機構，先後承擔中國法制史研究、人權研究、政府執法研究、司法改革研究、物權法研究、侵權法研究、擔保法研究、權力制約研究、中國立法問題研究、有組織犯罪研究、金融犯罪研究等50多項國家和省部級研究課題。其中，中國法制史研究、人權與法治研究、司法改革研究、侵權法研究、比較法研究、民間法研究、法律解釋學等學術領域的研究成果在國內外有較大影響。
近幾年來，法學院教師在國家核心期刊上發表學術論文500餘篇，在海外發表學術文章20餘篇，出版學術專著和高水平教材65部，獲得國家及省部級獎勵達60餘項。由法學院組織、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法理學文庫獲得法學界的高度評價。法學院知名教授主持的《人權研究》、《民間法》、《法律方法》等學術刊物在學界有著重要影響。2000年，山東省啟動社會科學研究基地建設，法學研究基地設在山東大學法學院。

㈩ 司改如何才能擁抱新技術

剛剛結束的第四屆世界互聯網大會，讓人們的目光再度聚焦信息技術。

「以大數據、互聯網、雲計算、人工智慧為代表的現代信息技術正向我們撲面而來，已經、正在或即將改變人類社會的方方面面，帶給人類社會的深刻變化遠遠超出了人類的想像空間。在全面依法治國的背景下，伴隨著司法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信息雲技術正在不斷影響司法實踐，司法改革擁抱新技術，司法與科技深度融合，是適應社會發展潮流的必然結果，也是我們未來的必然選擇。」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陳衛東指出，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的深化司法體制綜合配套改革，本身就包含了司法與科技的融合。

12月2日，由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法學院、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區域一體化法治研究中心、中國人民大學訴訟制度與司法改革研究中心、騰訊網路安全與犯罪研究基地共同主辦的「智慧司法與司法改革」研討會在廣州舉行。來自實務界、高校及科研院所的40餘位專家學者參加了此次研討會，圍繞「智慧司法」「司法改革」這兩個關鍵詞進行深入探討。

1.老百姓從智慧司法中得到哪些實惠？

「嘀！」正在晨練的陳女士聽到手機簡訊提示音後打開一看，法院發來執行案件款項已到賬的告知，陳女士露出了笑容；出差在外的周律師通過智慧檢察院實現了視頻會見，與當事人進行了及時、充分的溝通……

生活中，智慧司法越來越受到當事人的歡迎，以前費事費力的打官司過程變得越來越快捷、舒心。

「大數據和信息化在司法領域運用的廣度和深度能夠改變傳統的司法模式，成為改革的主要動力。」騰訊「互聯網+」創新研究中心主任、騰訊安全管理部副總經理湯錦淮介紹說，今年以來，騰訊在探索大數據新技術在司法領域的運用上取得了一定的進展，比如與廣州越秀區法院合作的全國首例刑事案件證人微信出庭，為推動庭審體制改革做出了有力嘗試；與江蘇省高院共同打造的全國首個微法院提供全方位的司法服務，讓群眾少跑腿，讓法官少受累。

「『阿爾法狗』向人們展示了人工智慧發展的無限可能，但人工智慧和司法活動最根本的區別是什麼，這是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阿爾法狗』解決的是未來的東西，而司法活動是回溯性的認識活動，這是它最大的特點。」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顧永忠指出，我們要的顯然並不只是一個結果。因此，通過什麼方式、什麼途徑、什麼手段把過去幾年甚至幾十年的案件事實判斷清楚，這不是靠「阿爾法狗」就能解決的問題。

他同時強調，這種回溯性的過程不允許不擇手段，而恰恰需要用公正、正當的手段，保障回溯性活動所直接涉及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權利以及相關合法權利。而這一系列活動共同組成了司法活動。

3.智慧司法的底線在哪裡？

「在司法領域，機器不能代替人，結論和判斷只能由司法人員做出，不能任由科技公司無限制地開發下去，要讓人工智慧結合司法規律，確定哪些方面可以突破，哪些方面不能突破。發展司法領域的人工智慧，互聯網公司必須和專業司法人員緊密合作，必須保證司法應有的元素、內在的原則、必要的親歷性，不能讓技術牽著司法的鼻子走。」陳衛東強調。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卞建林也指出，司改在熱情擁抱科技革命的同時，必須明確智慧司法的目標。司法改革的總目標就是司法公正，就是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義。科技應當遵循司法規律，服務而不是引領司法，以達到促進司法公正、維護保障權利的最終目的。法學界更應在學習的基礎上根據司法自身的特性參與進來，形成理論、科技、實務的結合，通過研究讓實務部門在運用大數據的同時保持清醒的認識。

顧永忠認為，擁抱科技是人類社會發展的趨勢，誰也無法阻擋。但是，在司法和政法工作中如何運用科技，是否無選擇、無條件地運用，值得思考和研究。

他以司法的親歷性舉例說，親歷性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如何親歷、如何參與。「我們提出庭審實質化改革，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如果審判人員拿著書面化的卷宗就來審理案件，而不進行開庭，我們能不能接受這是一種親歷性，能不能認為這樣的過程是公平公正的？」

顧永忠指出，親歷更重要的是用什麼方式來參與，包含了價值選擇和價值追求。「要體現程序正當性、防止冤假錯案，庭審活動中的面對面就至關重要。視頻技術未來可能實現與面對面等同，但在當下顯然還不行。庭審中所有訴訟參與人坐到一起，這種只能感受不能言傳的親歷性很難通過信息化手段得到。因此，我們要理性地思考和選擇，比如，信息化在監控、管理、服務、信息傳遞、決策等訴訟活動中都有非常廣闊的運用空間，但我們同時必須清楚地認識到，有部分司法活動是不能也不應被取代的。」

中山大學法學院教授楊建廣也表示，智慧司法可以涉及司法的方方面面，但唯獨律師會見被告不應被涉及。如果通過遠程視頻進行會見，就涉及可能被錄音錄像的問題，而法律對此是有明確規定的。因此，開發類似技術時，最基本的就是絕對不能違反法律規定，必須依法積極穩妥推進。

最高人民檢察院司改辦副主任高景峰指出，大數據對司法工作帶來的沖擊非常明顯，比如在證據收集的過程中，辦案人員如果侵入犯罪嫌疑人的私人電腦獲取數據，能否作為證據來使用值得探討。「如何制定新的證據規則，這也是人工智慧、大數據、新科技對司法改革提出的新要求。我們必須通過學習跟上時代、掌握科技，真正保障人工智慧、大數據為我們所用，成為我們的工具而不是我們受其牽制。」高景峰說。

真正做到運用到現實上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