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要稅收授權立法

Ⅰ 我國為什麼要全面落實稅收法定原則

我國目前現行的大部分稅種都是國務院通過制定稅收暫行條例來制定的。這個依據就是1985年全國人大給國務院的授權，當時是出於改革和發展的需要，這些年確實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在通過法律管理經濟方面積累起了豐富的經驗，所以，稅收法定的條件已經逐漸成熟了，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都明確提出來，要落實稅收法定原則。

簡而言之，稅收法定就是政府收什麼稅，向誰收，收多少，怎麼收，都要通過人大來立法決定。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要審議的立法法修正案草案當中，就對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稅收專屬立法權作了更加明確的規定。

「如果這次大會能夠通過這部立法法，今後就要加快稅收法定原則落實的步伐，以後凡是開征新稅的，要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稅收法律；凡是要對現行稅收條例進行修改的，一般都要上升為法律；其他的稅收條例，要區別輕重緩急，逐步地上升為法律。」

Ⅱ 為什麼增值稅沒有立法，而所得稅已經立法了，立法與不立法實際有什麼不同謝謝了！

與增值稅相關的：

全國人大
《關於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適用增值稅、內消費稅、營業稅等稅容收暫行條例的決定》
《關於懲治虛開、偽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犯罪的決定》

國務院
《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暫行條例》
《國務院關於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適用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等稅收暫行條例有關問題的通知》

財政部
《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暫行條例實施細則》

國家稅務總局
《增值稅一般納稅人資格認定管理辦法》
《增值稅防偽稅控開票系統服務監督管理辦法》
《國家稅務總局關於涉外稅收實施增值稅有關征管問題的通知》
《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加強增值稅徵收管理若干問題的通知》
《國家稅務總局 國家質量技術監督局關於加油機安裝稅控裝置和生產使用稅控加油機有關問題的通知》
《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加油站一律按照增值稅一般納稅人征稅的通知》

Ⅲ 稅收的立法原則是什麼

稅收立法原則是指在稅收立法活動中必須遵循的准則。我國的稅收立法原則是根據我國的社會性質和具體國情確定的，是立法機關根據社會經濟活動、經濟關系，特別是稅收征納雙方的特點確定的，並貫穿於稅收立法上作始終的指導方針。稅收立法主要應遵循以下幾個原則：

一、從實際出發的原則
從實際出發，這是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在稅收立法實踐中的運用和體現。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要求我們在一切工作中必須從實際出發，也就是從客觀存在的事實出發，從客觀存在的事物中，引出規律，來指導我們的行動。貫徹這個原則，首先要求稅收立法必須根據經濟、政治發展的客觀需要，反映客觀規律，也就是從中國國情出發，充分尊重社會經濟發展規律和稅收分配理論。其次，要客觀反映一定時期國家社會、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實際情況，既不能被某些條條框框所束縛，也不能盲目抄襲別國的立法模式，在此基礎上，充分運用科學的知識和技術手段，不斷豐富稅收立法理論，完善稅法體系，以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

二、公平原則
在稅收立法中一定要體現公平原則。所謂公平，就是要體現合理負擔原則。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參加市場競爭的各個主體需要有一個平等競爭的環境，而稅收的公平是實現平等競爭的重要條件。公平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從稅收負擔能力上看，負擔能力大的應多納稅，負擔能力小的應少納稅，沒有負擔能力的不納稅。二是從納稅人所處的生產和經營環境看，由於客觀環境優越而取得超額收入或級差收益者多納稅，反之少納稅。三是從稅負平衡看，不同地區、不同行業間及多種經濟成分之間的實際稅負必須盡可能公平。

三、民主決策的原則
民主決策的原則主要指稅收立法過程中必須充分傾聽群眾的意見，嚴格按照法定程序進行，確保稅收法律能體現廣大群眾的根本利益。堅持這個原則，要求稅收立法的主體應以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為主，按照法定程序進行；對稅收法案的審議，要進行充分的辯論，傾聽各方面意見；稅收立法過程要公開化，讓廣大公眾及時了解稅收立法的全過程，以及立法過程中各個環節的爭論情況和如何達成共識的。

四、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的原則
在制定稅法時，要求明確、具體、嚴謹、周密。但是，為了保證稅法制定後在全國范圍內、在各個地區都能貫徹執行，不致與現實脫節，又要求在制定稅法時，不能規定得過細過死，這就要求必須堅持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的原則。具體講，就是必須貫徹法制的統一性與因時、因地制宜相結合。法制的統一性，表現在稅收立法上，就是稅收立法權只能由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來行使，各地區、各部門不能擅自製定違背國家憲法和法律的所謂「土政策」，「土規定」。但是，我國又是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多民族的國家，各地區的經濟文化發展水平不平衡，政治狀況也不盡相同，因而對不同地區不能強求一樣。因此，為了照顧不同地區、特別是少數民族地區不同的情況和特點，為了充分發揮地方的積極性，在某些情況下，允許地方在遵守國家法律、法規的前提下，制定適合當地實施辦法等。因此，只有貫徹這個原則，才能制定出既符合全國統一性要求，又能適應各地區實際情況的稅法。

五、法律的穩定性、連續性與廢、改、立相結合的原則
唯物辯證法認為，一切事物都是發展的，而在發展過程中，又有著不同的發展階段。制定稅法，是與一定經濟基礎相適應的，稅法一旦制定，在一定階段內就要保持其穩定性，不能朝令夕改，變化不定。如果稅法經常變動，不僅會破壞稅法的權威和嚴肅性，而且會給國家經濟生活造成非常不利的影響。但是，這種穩定性不是絕對的，因為社會政治、經濟狀況是不斷變化的，稅法也要進行相應的發展變化。這種發展變化具體表現在：有的稅法，已經過時，需要廢除；有的稅法，部分失去效力，需要修改、補充；根據新的情況，需要制定新的稅法。此外，還必須注意保持稅法的連續性，即稅法不能中斷，在新的稅法未制定前，原有的稅法不應隨便中止生效；在修改、補充或制定新的稅法時，應保持與原有稅法的承續關系，應在原有稅法的基礎上，結合新的實踐經驗，修改、補充原有的稅法和制定新的稅法。只有遵循這個原則，才能制定出符合社會政治、經濟發展規律的稅法。

綜上所述，稅收立法主要應遵循是：從實際出發的原則；公平原則；民主決策的原則；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的原則；法律的穩定性、連續性與廢、改、立相結合的原則

Ⅳ 代表提議，稅收立法權回歸人大的意義何在拜託各位了 3Q

稅收法定原則有利於約束征稅機關的公權力、維護納稅人的基本權利。

1.人大是具有立法權的權利機構，國務院是行政機構理論上不具有立法權，人大的作用就是將權利關進籠子，盡可能的使人民受益；
2.要立法得要經過人大，也就是需要有一定比例的代表同意才能通過，而國務院授權立法則不需要這一前提條件；
3.假設人民代表能代表人民利益，而國務院作為一個行政機構要絕對服從領導人的命令，那麼國務院授權的立法必定不是以滿足人民的意願為先決條件，而有可能是在服從領導及其所屬的利益集團的利益為先決條件，也就是說不需要經過人大的認可就可以擅自頒布或修改稅收制度。

Ⅳ 是稅收行政法規還是人大授權國務院立法

否收稅收授權：全要認真研究析

答關於否收稅收授權問題信春鷹說立第8條規定全專屬立權范圍稅收立權力授權19841985全授權務院稅收、改革放、經濟改革等面制定行政規1984授權決定已廢除1985授權決定現依效

說至於候收稅收授權全要認真研究析適候考慮問題

關於勞教制度改革：用太間定效

郎勝說勞教制度需要與俱進進行改革說勞教養制度早產於世紀50代預防減少犯罪、維護廣民群眾合權益受侵犯、維護社秩序等發揮應作用隨著民主制建設斷發展律制度斷健全隨著尊重保障權憲原則落實公民維護自身權利意識提高弊端逐漸暴露

何改革執行幾十制度些工作要做郎勝說比現些體制機制要作相應調整關律規定要進行清理修改各關部門認真研究做准備工作積極穩妥推進項改革我想用太間項工作定效展示給家關於預算審查監督問題：

首先要加強公共預算監督

答關於預算審查監督問題姚勝說全主要通三途徑發揮作用：決定預算二監督預算執行三規范預算管理近全歷預算審查提70條意見建議整體平衡基礎強調保障民、教育、科技、社保障等領域重點支同貧困群眾補助、扶貧等再提要求

說政府全口徑收支預算、決算進行監督全預算審查監督重要部步要督促政府部門進步完善規范全口徑預算編制工作同建立規范性預算編制制度

說加強預算審查監督首先要加強公共預算監督同進步加資本經營預算、社保險基金預算、政府性基金預算審查監督今全委展加強政府全口徑預決算審查監督專項調研進步摸清情況加強預決算審查監督

32代表提交征稅權收議案

3月7午4山東代表團審議政府工作報告全代表趙冬苓拋份《關於終止授權務院制定稅收暫行規定或條例議案》向廣代表發徵集代表簽名邀請截至3月817隨著全代表樊芸趙冬苓領銜議案簽名該議案簽名代表達32位達定聯署數趙冬苓說自10式交份《關於終止授權務院制定稅收暫行規定或條例議案》

根據《立》規定或委授權情況務院才制定稅收規據悉1984根據經濟發展形勢需要全委授權務院改革工商稅制發布試行關稅收條例翌全授權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與外放面制定暫行規定或條例

趙冬苓認現家經濟快速發展我財政收入已達10萬億元旁落已近30候收

Ⅵ 國務院授權立法制定了哪些稅收條例

我記得，好象除了個人所得稅法和企業得稅法以外，其他的稅種都是稅收條例吧。稅收條例（如增值稅、消費稅、城建稅、土地增值稅等）都是國務院授權制定的吧。

Ⅶ 稅收立法權收歸人大有什麼好處，求指點，謝謝。

1.人大是具有立法權的權利機構，國務院是行政機構理論上不具有立法權，人回大的作用就答是將權利關進籠子，盡可能的使人民受益；
2.要立法得要經過人大，也就是需要有一定比例的代表同意才能通過，而國務院授權立法則不需要這一前提條件；
3.假設人民代表能代表人民利益，而國務院作為一個行政機構要絕對服從領導人的命令，那麼國務院授權的立法必定不是以滿足人民的意願為先決條件，而有可能是在服從領導及其所屬的利益集團的利益為先決條件，也就是說不需要經過人大的認可就可以擅自頒布或修改稅收制度。

舉例來說，近來的房產交易環節個人所得稅按所得額的20%徵收就是國務院未經人大審議就通過的一項通知，這是與人民的利益直接相關的，但卻不經過納稅人的代表同意大的。事實上我國18項稅法只有3項是經過人大審批通過的法律。

個人以為，今天的這種情況是過去的歷史造成的，而現狀難以改變則是由於現實的約束（其中有些是客觀條件的缺失，有些則是認為的因素）。這種人大授權立法可能是有利於效率而不利於公平的，需要辯證看待。

想要更具體的了解，建議學習下人大、國務院、稅收法治等詞條

Ⅷ 目前我國的稅收立法存在哪些問題

目前稅收立法權存在的問題
（一）政府及其部門稅收立法權過大
198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關於授權國務院改革工商稅制發布有關稅收條例（草案）試行的決定》，在我國開了授權立法的先河。從目前情況來看，除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徵收管理法》、《外商投資企業所得稅法》和《個人所得稅法》等三部法律由全國人大立法外，其他有關稅收方面的法律、法規等全部授權國務院及其相關主管部門頒布、發布、制定、修訂等。為此筆者認為，授權立法雖然順應了稅收在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新情況，但同時也生以下問題。
1．大量的立法授權，其透明度不夠。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外商投資企業、私營企業等各種性質的企業層出不窮，企業的經濟效益不斷提高，職工和個人的收入也隨之不斷增長，稅收已涉及到千家萬戶和每個公民。任何法律、法規或者規章，都要有人來執行和遵守。因此稅收立法程序透明、公開、公正顯得尤為重要。按照目前我國的立法程序，稅收法律是經國務院提議，由代表全國人民意志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通過，具有相當的廣泛性、代表性和透明度，很大程度上體現了人民的意志。而國務院及其稅務主管機關制定的稅收法規，尤其是稅務主管機關制定的稅收法規，其廣泛性、代表性、透明度可以說很低。首先立法不講程序。如我們在日常工作看到的稅務機關頒發的文件中，常常用到「經國務院領導同意……」的字眼，或者乾脆把某某領導同志的講話作為文件下發也不乏其有。在行政立法過程中普遍存在「有程序規定不照辦，沒有程序規定更好辦」的情況。其次對稅收立法缺少有力的監控機制。在我國現行的立法體制中，對稅收立法的監控規定不是很完善，不論是事前的監督，還是事後的監督，具體的監督部門、監督措施甚至監督程序無法落實，從而使得帶有部門利益傾向的稅收立法紛紛出台。如稅收任務作為考核指標後，有的地方把稅收收入作為對稅務部門主要的考核指標，任務完成有獎，完不成一切免談，實行一票否決，於是在一些地方稅務部門為了本部門利益，出現收取「過頭稅」、「寅吃卯糧」虛假入庫等種種奇怪現象。
2．立法層次較低，缺乏權威性。我國憲法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行使國家立法權。作為國家經濟生活中重要的稅收立法，很少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絕大部分由其授權政府部門來制定，如當前我國稅收收入中，絕大部分是增、消、營流轉稅、企業所得稅等，而這些稅收立法權、解釋權、修訂權等在國務院及其主管行政部門。誠然，作為國務院及其主管的行政部門制定的法規和規章，是在人大授權的范圍之內，也具有相當的嚴肅性和權威性，但不可否認的，這些並不是法律，不具有與人大所制定的法律有同等的地位。
3．絕大部分稅權具有濃厚的行政命令。在任何國家或地區，凡是涉及到國民財富的調整，涉及到企業財產的再分配的稅收制度的問題，其稅權立法權必須由立法機關制定相關法律，政府和行政部門必須嚴格執行。然而我們國家恰恰相反，幾乎所有涉及到企業和個人的財產和財富的分配，均由政府部門及其行政部門制定相關制度，然後命令下級政府部門及其行政部門遵照執行。如1993年國務院頒布《關於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的決定》（國發[1993]85號）、《批轉國家稅務總局工商稅制改革實施方案的通知》（國發[1993]90號），這兩大牽涉到中央與地方經濟利益，牽涉到所有國人和企事業單位財富分配的重大財稅體制改革的制度，全部由政府部門制定，時至今日，始終沒有超越這種行政行為的局面。
4．立法權與執法權出於同一主體，不能保證執法的公正。這里講的立法權是指稅務機關在其職權范圍內制定的法規、規章、決定等具有普遍約束力的稅收規范性文件的權力。從法理上講，稅務機關在法律規定的授權范圍內制定相關稅收政策似乎是合理的，也是合法的，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因為它也是稅收執法部門。首先，它是行政立法，不是由民意代表制定，廣大納稅人參與的機會少，且程序相對簡單，有的根本不按程序，並不能保證依法治稅和保護納稅人權利；其次，有些稅務法規具有很強的特需性，即稅務機關往往根據自身的需要制定一些特定的規定。
（二）政府部門稅收立法權部門利益化傾向日趨嚴重。
1．行政利益和行政自利性非常明顯。現代社會利益多元化趨向日趨明顯，行政管理領域內除了國家利益、社會利益、個人利益以外，還有不容忽視的行政利益，即行政機關在上述利益之外所獨立主張和追求的、純粹出於行政考慮的利益。就與公共性相對應的行政自利性而言，行政機關是由人組成的，自然不能擺脫人所固有的自利性。行政利益和行政自利性是非法定的，但卻是客觀存在的。如最近鬧得沸沸揚揚的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統一的問題，主管財稅財政部認為，隨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過渡期以來，內外資企業稅負不均，既有悖於稅收的國民待遇原則，不利於平等公平競爭，也影響內資企業進一步提高競爭能力，強調內外資企業所得稅並軌必須進行；而在同一問題上主管外國企業投資管理和吸引外資的商務部對此並不認同，認為給外資企業一定的優惠並不違反世貿組織的國民待遇原則，不同意馬上取消這一稅收優惠政策。這本來是全國人大立法機構的事，而由於我國目前的稅收立法體製造成了國務院兩個主管部門出於不同利益考慮，對同一問題得出相反的結論，這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
2．稅收法規制定權不符合規定。根據我國目前的稅收管理體制，稅收法規的制定權應在國務院及其主管全國稅務機關的國家稅務總局。如《稅收徵收管理法》規定，凡由稅務機關徵收的各種稅收徵收管理，均使用於該法，同時規定，國務院稅務主管部門主管全國稅收徵收管理工作，這就意味著，國務院對凡涉及《稅收徵收管理法》所轄的一切涉稅事務，能授權的均應授權給國家稅務總局負責管理。但就目前情況看並非如此。如全國人大授權給國務院的《增值稅條例》、《消費稅條例》等，其實施細則均由財政部負責頒布，由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負責對其進行解釋 。財政部與國家稅務總局的職能和職責范圍有很大區別，財政部參與類似上述純粹稅收法規的制定，與全國人大頒布的《稅收徵收管理法》有關立法精神不符。
3．立法活動與立法過程中的利益驅動現象。對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在立法過程中廣泛存在，尤其是部門利益、地方利益在立法過程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由於每一件立法的出現，都必然意味著某種國家權力的授予或分配，而權力則意味著某種潛在的利益，因是之故，各種五花八門的立法也就有可能出台。雖然我國《立法法》就關於立法許可權的分配問題已經十分明確，但除了客觀方面的原因外，在立法過程中對自身利益、部門利益追求現象存在不爭的事實。如中央三令五申要維護國家稅收法律、法規的統一性、嚴肅性和權威性，各地方政府和部門不得擅自出台稅收優惠政策。但各地政府和部門為了吸引外來投資，以發展地方經濟為由，競相設立所謂的經濟開發區、工業園區，大開稅收優惠政策口子，今天這個地方出台企業所得稅二免三減半政策，明天那個地方馬上出台更優惠的稅收政策，為了自身利益，濫用《立法法》所賦予的權力，完全把國家稅收法律置於腦後。
4．行政「立法」，實質上就是利益分配的產物。所有的立法，都是權力和權利的再分配，涉及稅收立法權的爭奪也是如此，不客氣地借用經濟學的術語，是「設租」與「尋租」的產物。通過這些立法，某些政府部門所擁有的審批權、管理權、許可權得到了擴張，其所謂的利益（隱性的、潛在的、不易人們發覺的）得到了維護，因此，有些部門在立法過程中根本不顧社會公正與大眾利益，甚至是國家利益，不怕麻煩，想方設法地拚命把所謂的權力攬在懷中，以在社會管理中取得最大權力。這種情況在某些社會性立法及政府對經濟的管制性立法中也極為常見。
（三）征納對象之間的法律地位及不對稱。
從目前立法程序和立法精神的情況來看，由於我國的稅收立法主要是行政立法，幾乎所有涉及到納稅人的法規、規章等，主要強調的國家權力和納稅人的義務，而相對忽視對國家權力的制約和對納稅人權利的保護。這種情況從我國的稅收法規中最高法律《稅收征管法》中就有體現。如《稅收征管法》中規定，對納稅人偷稅的，由稅務機關追繳其不繳或者少繳的稅款、滯納金，並處不繳或者少繳的稅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罰款，等等。這些行政處罰的幅度過大，會造成稅務機關的自由裁量權過大；在《稅收征管法》 未明確、全面規定納稅人的權利，稅收征管中侵犯納稅人合法權益的現象時有發生。如前幾年國家大量賒欠企業出口退稅現象十分嚴重，要知道享受國家出口退稅是國家給予出口企業法定的優惠政策，也是國際慣例，納稅人這些權利沒有得到應有的保護。

Ⅸ 我國為什麼要堅持稅收法定主義

一、堅持稅收法定主義，符合憲法尊重和保障納稅人基本權利的精神
稅收法定主義起源於中世紀的英國，1215年的《大憲章》被公認為是其源頭。經過1628年《權利請願書》和1689年的《權利法案》，正式確立了現代意義的稅收法定主義。它的產生有其深刻的政治目的和動機，是各方利益主體相互妥協的結果，但其本質上有利於促進納稅人權利保障這一內核。從人類歷史的發展進程看，稅收法定主義在各國的確立是和各國人民爭取自身權利的歷史進程聯系在一起的，並體現在各國的憲法中。例如，1787年《美國憲法》第1條規定，「一切征稅議案首先應當由眾議院提出」，「國會有權賦課並徵收稅收」。
《法國憲法》第34條規定，「各種性質的賦稅和征稅基礎、稅率和徵收方式必須以法律規定。」
可以看到，人類爭取人權，要求建立現代民主憲政的歷史，一直是與稅收法定主義的確立和發展密切相關的。在現代社會，堅持稅收法定主義，仍然是民主憲政的基本要求。因為稅收法定主義要求對國家征稅權的行使，施加合理的限制，以保障納稅人的合法財產權益不受國家征稅權的過度侵犯。稅收法定主義中的「法」是指狹義上的法律，其本旨在於規范國家權力的運用，同時保障納稅人的權益。稅收法定主義的落實，是實現私人財產課稅法治化的必經途徑，體現了國家通過稅收，扶持納稅人生存、發展的精神。
2004年，我國對憲法進行了重要修改，其中兩個最為引人關注的變化是：憲法明確規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和「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稅收，是國家對公民私有財產權的依法「剝奪」。稅收法定則要求國家「剝奪」公民私有財產時嚴格依據法律規范進行。這既限制了征稅機關的活動范圍，又能保障公民合法私有財產權不受侵犯。本質上看，稅收法定體現了保障納稅人權利的要求，是對憲法中「尊重和保障人權」條款的落實。憲法是一國的根本大法，在社會生活中應當具有最高權威，2004年修憲時加入的保護合法私有財產和保障人權條款，是具有鮮明時代特徵的憲法條款，體現了中國憲法的與時俱進。而在稅收領域，要體現這兩項憲法原則，就是應當堅持稅收法定主義。
二、堅持稅收法定主義，體現了財稅民主的價值觀
堅持稅收法定、確保基本稅收制度必須制定法律，同時嚴格對國務院的授權立法進行嚴格限制，是財稅民主和財稅法治實現的衡量指標之一。我國的法律體系是由憲法、法律、法規、規章組成的效力由高到低排列的「金字塔」結構，處於不同效力位階的法律淵源雖然從形式上看，只是立法權主體的不同，但不同法律規范制定過程實際上反映的是人民參與程度和人民意志代表程度的差異，即民主性差異。由此可見，堅持稅收法定主義，是以嚴格的法定程序確保民主性和代表性在稅收領域最大程度的實現。
具體說，由於稅法不僅關涉對公民財產權的剝奪，同樣也關涉剝奪的這部分財產如何被合理地運用於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的提供。因此強調法律的形式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只有法律是人民意志的充分體現，納稅才會是人民的自願決定；只有稅收的使用能夠切實體現人民的真實需求，這樣的公共服務才具有正當性和公共性。
三、堅持稅收法定主義，是建設法治國家的客觀要求
人們一定會問：有關稅收的規范為什麼主要是法律而不是行政法規呢？除上述理由外，還有以下理由：
第一，重大稅收事項以法律確定是立法法的要求。《立法法》第8條規定，稅收基本制度只能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立法。這是稅收法定的直接法律依據，對這一條款的遵照與執行，本身就反映著法治的實現程度。
第二，法律具有其他淵源不可相比的優勢。法律的制定程序嚴格，稅收立法採用狹義法律的模式進行，有利於在更高層次實現財政民主和保護納稅人權利。稅法規定稅收領域的基本事項，對所有的稅法主體和稅收行為都有約束力和指導效力，因而也更容易確保稅收活動的宏觀秩序。由於法律具有穩定性和可預測性，一旦立法程序完成，在具體的執行過程中，立法機關自己也必須受其約束，不能隨意變動。稅收法律，更易於協調各階層的利益沖突，便於納稅人調整自己的生產、生活。法律的穩定性和可預測性又會增加稅法制度的被遵從度。
第三，我國現行稅收立法採用授權立法制，其立法依據導源於1984年和1985年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頒行的授權立法條例。授權立法的積極作用毋庸置疑，其消極作用也顯而易見：級次不高，穩定性不夠，名稱各異，結構分散，沖突嚴重，不利於保障納稅人合法權益和稅務機關依法行政，更沖擊了稅收法定原則，增加了執法的難度和成本。《立法法》第11條規定：授權立法事項，經過時間檢驗，制定法律條件成熟，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即可制定法律，也為授權立法的終止設定了規則。有鑒於此，對稅收授權立法的揚棄，改變授權立法的模式，回到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稅法，自是必然。收回授權立法並非對授權立法的全盤否定，授出再收回，是對授權立法邏輯規則的遵從。
第四，稅法實踐為提升法律位階積累了豐富的立法實踐，效力位階提升是稅法發展進步的經驗模式。以企業所得稅法為例，我國的企業所得稅經歷了工商所得稅、依據企業性質分別立法和統一的企業所得稅三個階段，直至2007年統一的《企業所得稅法》頒布，我國多年的立法實踐，延續著從條例到法律的發展進程，每一次變革，都對企業所得稅的征管、企業的發展乃至經濟社會的發展其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從條例到法律的變革，一方面固然是企業所得稅本身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也體現著對稅收法定主義的遵守。
第五，對法律的重視不排斥行政法規等其他淵源。不同的法律淵源，在各自的效力范圍內都發揮著促進稅收法制的作用，從稅法的發展和現狀看，即便制定了特定的稅種法，也需要相應的實施條例來細化和具體化，同時還需要行政規章的配套，才能有效實施。這種金字塔式的法規體系，其源頭的淵源位階越高，其整體權威性也越高、效力范圍越廣、可預期性越強。稅收法定並不是說對一切稅收問題都必須制定法律，而是強調稅收行為必須滿足合法性的要件，必須獲得法律的明確許可或立法機關的專門授權。對於稅收基本制度，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法律，國務院進行執行性立法、補充性立法和授權性立法。
四、堅持稅收法定主義，有利於提高稅法的權威性
當前，我國稅法體系中僅有4部法律，而有約30部稅收行政法規、約50部稅收行政規章和超過5500部稅收通告，在實踐中，發揮最主要作用的是這些稅收通告。由此可見我國稅收規范性文件的效力層級較低，與之相應的便是實踐中，這些規范性文件的穩定性非常欠缺，進而影響到稅法規范的權威性。堅持稅收法定主義，要求對這些大量存在的低位階規范性文件進行清理，將不合時宜的規范性文件廢止，同時因時制宜地將部分經過實踐檢驗、證明運行效果較為理想的稅收規章、稅收通告上升為法律或行政法規，以提高其穩定性和權威性。
2011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宣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我們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生活的主要方面已經做到了有法可依。稅收活動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即便是從與其他部門法律的協調與配合角度出發，也應該更多的由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來制定法律，以期達到法律淵源之間的協調與平衡。
總之，稅收領域堅持稅收法定主義，無論對稅收立法、執法、司法和守法的完善，健全和優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更好地尊重和保障對納稅人的基本權利，構建和諧的稅收征納關系，其意義重大而深遠。
全文刊載在《中國稅務報》2012年2月22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