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答法治

Ⅰ 簡答：如何健全社會主義法治

健全社會主義法治要做到以下四個方面：
一、科學立法

科學立法是黨科學執政、科學決策的必然要求，是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必然要求。只有在立法工作中堅持科學立法，才能夠滿足人民對法律的需求，立法的目的才能夠真正實現。科學立法必須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立足我國國情，遵循客觀規律，科學合理地規定權利、義務、權力與責任，健全立法程序。

二、民主立法

民主立法要求在立法過程中堅持群眾路線，體現人民的意志和要求，確認和保障人民的利益。堅持民主立法，既要體現立法內容的民主，又要體現立法程序的民主。堅持民主立法，必須堅持立法為民。增強立法主體自身的民主性，擴大公眾參與立法。

三、法制統一

從立法層面堅持法制統一原則，包括三層含義：一是一切法律法規都不得與憲法相抵觸；二是下位階的法不能與上位階的法相抵觸；三是相同位階的法相互之間不能抵觸。這三者結合起來，才能保證我國的法律體系的內部和諧一致，從而保證國家法制的統一。堅持法制統-，必須維護憲法作為根本法的地位，嚴格執行立法法對立法許可權的劃分，保證地方立法與中央立法的統-，加強立法解釋和立法監督。

四、體系完備

按照黨的十七大的要求，今後立法工作要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要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繼續制定和完善起支架作用的法律，更多地修改、完善法律和制定配套法規，適時進行法律清理和法典編纂。

Ⅱ 簡答 5、簡述法治精神的體現。(10分)

所謂守法，簡而言之，也就是法的遵守。守法精神的深刻底蘊在於接受法律。從更廣的范圍來看，接受法律不僅僅意味著行為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社會主體在意識上能夠對法律予以理解和支持。從狹義上理解，守法是社會主體依照法的規定履行義務的活動。從廣義上理解，守法意味著一個國家和社會主體嚴格依照法律辦事的活動和狀態。守法的內涵十分豐富，具體應包含如下幾方面內容：一是服從法律。這是指一個國家和社會主體履行法律規定的義務或承擔法律規定的責任。二是運用法律。這是指一個國家和社會主體根據法律規定行使法定權利，維護或爭取正當權益的活動。三是信仰法律。信仰法律是守法精神的最高境界。「信仰法律」，簡而言之，是指社會主體發自內心地對法律的敬仰和信守。信仰法律的核心是法律至上。對法律的信仰本質上就是要求生活在法律統治下的民眾忠誠和信賴法律，並將法律內化為自己的信念，外化為自己的守法行為。

Ⅲ 簡答題 什麼是依法治國依法治國的基本要求

依法治國就是依照體現人民意志和社會發展規律的法律治理國家，而不是依照個人意志、主張治理國家；要求國家的政治、經濟運作、社會各方面的活動通通依照法律進行，而不受任何個人意志的干預、阻礙或破壞。
簡而言之，依法治國就是依照憲法和法律來治理國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也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顯著標志，還是國家長治久安的必要保障。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人民當家做主根本保證。
"依法治國"的基本要求，可以用16個字來概括，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立法機關要嚴格按照立法法制定法律，逐步建立起完備的法律體系，使國家各項事業有法可依。有法可依是實現依法治國的前提條件。有法必依就是法律制定出來後，必須遵守和執行。行政機關要嚴格依法行政。依法行政就是要求各級政府及其工作人員嚴格依法行使其權力，依法處理國家各種事務。它是依法治國的重要環節。執法必嚴就是嚴格執法，它要求執法機關和執法人員嚴格按照法律規定，行使國家行政執法權和司法權，司法機關要公正司法、嚴格執法。違法必究就是對一切違法犯罪行為都要遵照"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的原則，給予懲處。

Ⅳ 請問學生們根據所學的知識,簡答法治在社會生活的作用,並舉出實例

你好，我來回答你的問題，根據所學的知識，簡單的法治，在社會生活的作用下，這個我感覺就是說現在的這個法制社會能夠給人們提高一的幸福度，人們的幸福感增加了，所以人們在這個違法犯罪上的這個事情就會減

Ⅳ 簡答全面依法治國的基本格局是什麼

黨的十八大提出全面依法治國的基本格局是，依憲治國是核心、科學立法是前提、嚴格執法是關鍵、公正司法是防線、全民守法是基礎、依法執政是保證，以及法治精神、法治文化是靈魂。我國的法治建設將呈現出一種全方位、全覆蓋的大格局與新氣象。

(5)簡答法治擴展閱讀

全面依法治國的基本格局，覆蓋了立法、執法、司法和守法四個方面的工作部署，即突出依憲治國是核心、科學立法是前提、嚴格執法是關鍵、公正司法是防線、全民守法是基礎、依法執政是保證，以及法治精神、法治文化是靈魂。

1、科學立法是前提。健全有立法權的人大主導立法工作的體制機制，發揮人大及其常委會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導作用;加強和改進政府立法制度建設，完善行政法規、規章制定程序，完善公眾參與政府立法機制。

2、嚴格執法是關鍵。嚴格執法主要包括6大方面，即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職能，健全依法決策機制，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嚴格規范公正文明執法，強化對行政權力的制約和監督，以及全面推進政務公開。

3、公正司法是防線。要完善司法體制、，科學配置司法職權，建立科學的權力運行機制，健全人權司法保障制度。

4、全民守法是基礎。要強化道德對法治文化的支撐作用，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建設法治文化。發揮市民公約、鄉規民約、行業規章、團體章程等社會規范在社會治理中的積極作用，堅持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和源頭治理，提高社會治理法治化水平。

十八大24字新核心價值觀——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積極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參考資料：人民網 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Ⅵ 法律簡答題

一、基本框架的概覽

在國際學術界，相對於規范主義經濟憲法學的發展狀況和影響力來說，實證主義經濟憲法學顯得弱許多。直到90年代中後期實證主義經濟憲法學仍然被認為處於其發展的幼年期，原因一方面在於憲政主義更傾向於規范性的研究，另一方面是因為在這一領域內得出有力的經驗性結論有其固有的困難。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可以將實證主義經濟憲法學的研究區分為兩個部分，一是運用經濟學的方法研究「各個社會實際上是如何選擇他們的憲法規則」，二是研究「各種憲法規則不同的經濟影響」。[3]（P2）這種分類繼承了90年代初布坎南所提出的觀點，即認為經濟憲法學家對規則的研究不但包括了對規則選擇的研究，還包括了對規則功能（functionality）的研究。[4]借鑒這種區分，可以大致上勾勒出實證主義經濟憲法學研究的基本框架（如下圖）：

以下將結合英美法國家學者對實證主義經濟憲法學各部分的研究成果進行論述，從而使這一簡單的勾勒逐步豐滿。

二、對制憲程序及其影響因素的經濟研究

實證主義經濟憲法學的第一個組成部分是「對制憲程序及其影響因素的經濟研究」，這一領域中的學者主要借鑒了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從靜態與動態兩個方面對形成憲法規則的程序進行分析。

（一）靜態經濟研究

靜態經濟研究主要是對制憲過程中影響因素的經濟研究。這種實證主義經濟憲法學的研究將憲法規則視為制憲程序的函數，借鑒經濟學中理性自利人的假設，承認不同個體的利益衡量、偏好、價值觀、意識形態都會對制憲程序的運行產生影響，並且注重研究一個社會中特定的經濟環境、風俗、習慣、社會規范以及諸如社會組織、利益集團、供以參考的其他國家的憲政制度等對制憲程序產生的影響。

在靜態經濟研究中，20世紀初美國著名歷史學家查爾斯•比爾德（Charles A Beard）對1787年美國聯邦憲法制定過程背後隱藏的經濟力量——特別是參加制定憲法的代表們背後隱藏的經濟驅動力——的卓越研究，就屬於其中典型的例子。雖然規范主義經濟憲法學的代表詹姆斯•布坎南不認為比爾德的研究屬於對憲法的經濟分析[②]，但是實證主義經濟憲法學家們則通常將比爾德的研究納入自身的領域中。[5]比爾德將美國聯邦憲法視為「一群財產利益直接遭受威脅的人們，以十分高明的手段寫下的經濟文獻，而且直接地、正確地訴諸全國的一般利害與共的集團。」[6]（P130）在這一觀念的指導下，比爾德通過對歷史數據的實證研究發現，當時美國的經濟並沒有想像的那麼糟糕，制憲的主要原因在於當時中央政府無法控制地方議會，導致地方議會權力過大並不斷的侵犯不動產利益集團和動產利益集團的利益，由此引發了這兩個利益集團的強烈訴求。[6]（P41-42）在費城制憲會議的代表中至少有六分之五的人與制憲的結果有著直接的利害關系，並且會由於憲法的通過或多或少的獲得經濟利益。這一研究令人信服的論證了美國憲法的制定並非出於公益或愛國主義，而是出於個體利益的訴求。

繼比爾德之後，麥克吉爾（R. McGuire）和歐斯菲爾德特（R. Ohsfeldt）在20世紀80年代運用現代計量經濟學方法，對費城制憲會議中代表的投票行為以及13個州召開的批准憲法會議中的代表的投票行為進行了分析。計量經濟學的分析結果顯示當時美國的商人、西部地區地主、金融家、大量的公債持有者等都支持新憲法，而債務人、奴隸主等都反對新憲法。另外，他們還將兩種會議代表的行為置於經濟學中的「委託—代理」模式（the principal-agent model）中進行分析，區分了會議代表的利益和他們所代表的人群的利益，指出在費城制憲會議中代表的意見很好的反映了他們所代表的人群的利益，而在各州批准憲法的會議上情況則恰恰相反。兩位學者對此做出的解釋是因為在費城制憲會議上代表們顧慮到憲法最終必須得到9個州的批准才能生效，而在各州批准憲法的會議上的代表們則沒有這個顧慮。進而他們提出在美國制憲活動過程中並不存在布坎南在其規范主義經濟憲法學中所提出的「不確定之幕」，[7]（P35）相反將其歸於「日常政治」層面反到更合適。[5]

以上的實證主義經濟憲法學研究都表明是制憲過程中參與者的理性自利行為決定了憲法的成型，不過也有學者對此提出了質疑，認為制憲過程並不只受個體理性自利的影響，這一研究來自瓊•埃爾斯特（J. Elster）對1787年美國費城制憲會議和1789年—1791年法國巴黎制憲會議所進行的比較制度分析。埃爾斯特從制憲會議的召集、代表選任、委任許可權的確認、代表資格的審核、議事的程序和憲法通過的模式六個方面分別對兩個進行了比較研究。他雖然承認理性自利假設的重要意義，但卻認為在這兩個制憲會議中，一部分與會者仍然是從維護公益（common good）的角度發表意見，並且更重要的是當時危急的環境決定了那些即使真的只是理性自利的主體們，也不得不暫時放棄純粹的理性自利，而從公益的角度出發進行協商討論，他稱之為「偽善的教化力量」（the civilizing force of hypocrisy）。也正是從這一點出發，埃爾斯特核心的觀點在於是「辯論」（arguing）而不是「交易」（bargaining）促成了兩部憲法的誕生。[8]

（二）動態經濟研究

如果說上述對憲法制定程序的靜態經濟研究關注憲法的整體型塑，那麼對憲法制定程序的動態經濟研究則關注憲法的部分變遷，這種變遷可分為顯形憲法變遷（explicit constitutional change）和隱性憲法變遷（implicit constitutional change）兩種類型。

1. 對顯形憲法變遷的經濟研究

對顯形憲法變遷的經濟研究指運用經濟學的分析方法研究「憲法文本本身產生變動」。[2]亞瑟•丹澤（Arthur Denzau）所作的努力是一個典型例子。他研究了顯形憲法變遷中憲法變遷和議程式控制制（agenda control）之間的關系，將傳統公共選擇理論引入憲法變遷領域，指出憲政領域內的事項只不過是運用另一種方法從事普通政治領域內的事項而已，憲法修正案（constitutional amendment）或者制憲大會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同樣反映了普通立法領域內的政治動機和利益驅動。[9]丹澤重點研究了議程啟動控制（agenda access）與憲法變遷之間的關系。所謂的議程啟動控制是指「提議對現狀（status quo）進行改變的能力，這種提議將得到有權做出這種改變的主體的認真考慮」，[9]而政治制度則可以被視為一個議程啟動控制的體系，不同的主體在立法程序的不同階段擁有各自的議程啟動控制權。議程啟動控制的重要性在於當不存在明確的多數票勝者（a clear majority-rule winner）的情況下，它決定了政治的均衡狀態的產生。因此，不同的議程啟動控制的制度設置將產生不同的結果，這種結果的一般特徵是有利於掌握議程式控制制啟動權的主體。丹澤通過比較四種不同的制度設置——公民表決（popular referenm）、兩院制立法議會（bicameral legislature）、公民提議立法（popular initiative）和行政否決制（executive veto）——得出結論認為對議程啟動控制強度越高的主體從議程中獲取的利益也越多，特別是制憲大會比普通立法機關更有可能啟動諸如重新分配議會席位、否決立法等與普通立法機關本身有著密切利益關系的事項。[9]

除了丹澤以外，布得里克斯（Donald J. Boudreaux）和比特查爾德（A.C. Pritchard）也曾進行過一項關於顯形憲法變遷的經濟學研究，建構了一個解釋美國憲法修正案形成過程的經濟學框架，他們對利益集團選擇通過憲法修正案來促進自身利益的條件進行了精闢的分析。[10]秉承經濟學的研究思路，兩位學者假設了人們總是理性自利的主體，這種本性在進入政治領域內也並沒有發生改變，政府的各個部門就是各種利益集團（interest group）謀求自利的一系列制度設置，「尋租」（rent – seeking）現象無處不在。因此，「人們尋求憲法變動就是為了促進自身的利益」。[10]立法機關同樣是利益集團尋求自利的媒介，利益集團通過立法機關尋求促進自身利益可以通過兩種方式：一種是促使立法機關頒布一項新的法律，另一種則是促使通過一項憲法修正案。現實情況表明人們更多的是通過前一種方式來實現自身的利益，那麼為什麼後一種方式運用的很少呢？這「毫無疑問存在著一種經濟學的回答：憲法修正案成本更高」。[10]他們的研究指出利益集團做出選擇時主要有兩種需要考慮的因素：一種是「持續成本」（maintenance cost）；另一種是「預期的反對力量的強度及其在時間緯度上的變化」（strength and timing of expected opposition）。「持續成本」是指「隨著時間的流逝，一個利益集團為了能夠持續的、有效的獲取政府賦予的特權而付出的成本。」 [10]經過極為細致的經濟學分析，兩位學者指出「總的來說，我們的經濟理論預測認為一項提案的鼓吹者在具有較高的『持續成本』或反對力量目前很弱但將來會變強時，他們選擇通過憲法修正案來維護自己的利益。」 [10]

2. 對隱性憲法變遷的經濟研究

隱性憲法變遷指「憲法文本沒有產生變動，也就是說通過對固定不變憲法規則進行不同的解釋所導致憲法變動。」[2]它是另外一種重要的憲法部分變動方式，這種變動與顯形憲法變遷不同之處在於它並沒有造成憲法文本本身的改變，而主要是通過外在主體對憲法文本進行「解釋」（interpretation）的方式實現。運用經濟學分析方法研究隱形憲法變遷構成了實證主義經濟憲法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

隱形憲法變遷存在的客觀原因在於憲法文本內容一般具有抽象性，它一般不對政府[③]的行為做具體的規定，因此任何一個代表政府的主體的行為都會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空間。從這個意義上說，每一個政府的代表都在解釋憲法並帶來了一定意義上的隱性憲法變遷。正因為此，瓦格特（Stefan Voigt）教授才將三權分立的理論作為他對隱形憲法變遷研究的起點，認為政府的三個分支都可以引起憲法的隱形變遷。

瓦格特通過經濟學模型的建構和分析將隱性憲法變遷分為兩種方式：第一種主要由司法部門的行為所產生。特別是存在司法審查的國家中，法院擁有對憲法的解釋權（比如美國最高法院的違憲審查權），通過解釋過程表達出自身對憲法含義的理解，而在三權分立的體制之下，其他政府部門（比如立法機關）由於集體行動成本的存在，無法組織有效的反對力量來推翻法院做出的解釋，由此而形成的隱性憲法變遷。這種變遷也可以稱之為「由於權力分立的交易成本而導致的隱性憲法變遷」；[11]第二種隱形憲法變遷是由於政府的三分支在不同時間段上對憲法做出不同解釋而引起的。如果說第一種類型的隱性憲法變遷是由於在同一個時間點上，政府三個分支對憲法解釋所表現出來的不同偏好導致的，那麼第二種類型的隱性憲法變遷就是由於政府在不同時間點上表現出來的不同解釋偏好所導致的，這種變遷也可以稱之為「隨著時間的流逝，變化著的解釋所導致的隱性憲法變遷」。[11]同時經濟學的分析顯示，在隱性憲法變遷發生時，憲法文本並非人們通常所認為的那樣重要，相反比起其他制約因素來說，憲法文本本身扮演了一個相對邊緣的角色。[11]

三、對憲法規則產生的經濟影響的研究

對憲法規則產生的經濟影響的研究構成了實證主義經濟憲法學的第二個重要組成部分。由於近代憲法主要包括了統治結構（Frame of Government）和權利法案（Bill of Rights）兩個部分，前者主要規定國家統治結構的組織與授權，後者主要規定人、人民、國民或公民在憲法上基本權利。[12]因此，這一部分的研究可以劃分為對「憲法權利的經濟影響」的研究和對「統治結構的經濟影響」的研究。

（一）對「憲法權利的經濟影響」的研究

憲法權利主要表現為兩種自由[④]：經濟自由（economic freedom）和政治自由（political freedom）。將這兩種自由進行區分是很重要的，因為兩種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有著很大的不同。經濟自由是指個體在經濟活動中進行自由交易的權利的多少，它關注的是一個市場經濟制度體系的「質量」（quality）問題，需要一個保護產權和促進契約經濟的有限政府。而政治自由可以區分為政治權利（political rights）和市民自由（civil liberties）兩種類型。前者指社會個體選擇自己的統治者以及自身被統治的方式的權利，比如普選權等，主要表現為通常意義上的民主制度。後者是指在不侵犯其他個體權利的前提下，社會個體可以自由做出自己選擇的權利，比如宗教自由、言論自由等[⑤]。政治權利是一種「積極自由」（positive liberty） ，而市民自由是一種「消極自由」（negative liberty）。經濟自由與政治自由對經濟發展產生的影響各不相同，實證主義經濟憲法學的研究者們對此作了大量的學術探討。

1. 政治自由（權利）的經濟影響

政治自由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為何？這個問題的討論由來已久，許多經濟憲法學者對此都做過實證的研究，而答案則相差甚殊，不但有正面的結論，也有反面的結論。但目前的研究結果更趨向於認為政治自由並不是決定經濟發展的原因。

實證主義經濟憲法學者最常使用的對政治自由的評價數據體系有兩個：一是Freedom House出版的年度報告[⑥]，另一個是普利澤瓦斯基（A. Prezeworski）等人編寫的《民主和發展：世界政治制度和福利，1950-1990》（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Political Institutional and Well-being In The World，1950-1990）。通過對這些實證數據的運用，學者們對政治自由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得出了相類似的結論。比如凡塞（De.X.Vanssay ）和斯賓德勒（A.Z.Spindler）的通過實證研究認為政治權利（包括政治結構和各種以憲法規定保障的積極自由）對經濟發展並沒有顯著的影響[⑦]。巴羅（Brro）的實證研究發現民主的程度對經濟發展並沒有影。[13]他在另一篇研究文章中還指出如果將民主從廣義上理解包含了法治，那麼勉強可以認為會對經濟發展產生影響。但是如果不從這個角度定義民主，那麼民主即使對促進法治的發展也沒有顯著的作用，更不用說通過促進法治來促進經濟的發展了。[14]更有學者通過研究政治自由、經濟自由和社會財富之間的因果關系指出，民主（政治自由）是由財富決定的，而財富是由經濟自由決定的，並且這個過程無法反向推導。[15]

2. 經濟自由（權利）的經濟影響

經濟自由與經濟發展之間也有密切的聯系，這是因為經濟自由是憲法中規定的一種制度體系，而有效率的制度體系（也就是正數意義上的經濟自由）可以通過以下幾種方式促進生產經濟性和生產效率的提高：通過對個體財產的有效保護確保經濟活動主體通過生產性活動獲取高回報；使社會的精英力量集中在最有價值的領域；營造一個充滿活力的、實驗性的經濟體系，在這個經濟體系中可以容納各種經濟活動的嘗試性實驗和錯誤，並且不同的經濟主體由於政府幹涉的退位而可以展開有益的自由競爭；通過較低的、穩定的通貨膨脹率確保可預期的、理性的決策行為的形成；促進貿易繁榮以及資本投向可以滿足人們偏好並且有高回報率的領域。[16]

從這種理論基調出發，實證主義經濟憲法學家們運用兩個經濟自由評價數據體系——即《經濟自由指數》（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⑧]和《世界經濟自由》（ 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⑨]——對經濟自由的經濟影響進行了卓越的研究，取得了豐富的有時卻是相反的結論。比如許多經濟憲法學者利用《世界經濟自由》的評價體系深入研究了經濟自由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有學者研究發現在某段確定的時期內，在這一時期起點上經濟自由的水平一般無法解釋經濟發展的原因，但是一旦經濟自由度發生正向的變化是，就可以明顯的發現經濟自由對經濟發展正面的影響[⑩]，但另外一些學者則發現起點位置的經濟自由水平對經濟發展有積極的意義[11]，但是總體來說經濟自由度正向變化對經濟發展的積極意義大於起點位置經濟自由水平對經濟發展的積極意義。也有學者研究發現，在發展中國家中，經濟權利得到很好保護的國家比經濟權利保護不利的國家經濟發展速度快，並且擁有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和富裕。[17]還有學者研究了政治自由、經濟自由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他們發現經濟自由對經濟發展有重要意義，而高度的收入水平則可以促進政治自由的發展。[18]

經濟憲法學者的研究還發現，《世界經濟自由》中不同的經濟自由組成部分對經濟發展速度的影響並不相同。[19]具體到某一特定組成部分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各學者之間經驗研究的結論有很大的差異。比如對於「政府規模」這一因素與經濟發展速度之間的關系，有些學者研究認為政府規模大小與經濟發展速度有著反比例的聯系，也就是政府規模越大，對經濟發展就越有負面影響[12]，可另外一些學者卻發現兩者之間沒有關系，[20]甚至還有學者發現政府規模越小，經濟發展速度就越低。[19]因此，事實上有可能是某些政府行為對經濟發展具有促進的作用，而另外一些具有阻礙作用，並且更重要的是可能存在某種政府對經濟干預強度的特定標准，高於或低於這個標準的政府行為都會對經濟發展造成阻礙，也就是說「政府規模」這一因素與經濟發展之間的聯系是「非線形」（nonlinear）的。

（二）對「統治結構的經濟影響」的研究

憲法中規定的統治結構對於經濟發展的影響目前的實證研究為數還不多，已有的學術成果大都集中在對「分權制度的經濟影響」和「財政預算規則的經濟影響」兩個方面。

1. 分權制度的經濟影響

憲法中的分權可以分為橫向分權（the horizontal separation）和縱向分權（the vertical separation）兩種，前者分為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後者分為單一制和聯邦制。雷（Lane）對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中的國家進行了實證性的比較分析，他發現在這些國家中，實行聯邦制、總統制和兩院制的國家比其他國家公共開支更少並且人均GDP值更高。[21]他和另一位研究者愛爾森（Ersson）的工作則發現實行兩院制的立法機關將導致低的公共支出和高的財政盈餘。[22]弗伯（Vaubel）對65個國家從1989年到1991年的數據進行了實證考察，他發現在實行聯邦制的國家中公共支出比不實行聯邦制的國家分散，並且中央政府的支出在總的公共支出中比例較小，因此聯邦制通過對政府開支的數量的影響進而會對經濟發展產生影響。[23]

2. 財政預算規則的經濟影響

有許多研究表明財政預算規則與政府支出規模之間有密切的聯系。哈根（Hagen）教授對美國各州的財政預算規則進行了實證分析，得出結論認為財政預算規則越嚴格，政府的預算赤字（budget deficit）和政府債務（public debt）就越小。[24]西蘭尼（Lopez-de-Silane）等學者實證研究了美國各州「私營化」（privatization）的問題，所謂的「私營化」是指美國的一些地方政府將一些公共服務委託給私人公司經營，比如委託私人公司清掃垃圾、保持城市公園的衛生、提供救護車、經營學校和飛機場，甚至提供警察和消防隊員等，學者發現在那些具有嚴格的財政預算規則限制的州更傾向於「私營化」。[25]因此可以發現財政預算規則越嚴格，則政府支出就越受到限制。

也有諸多的實證研究顯示政府支出的增加對經濟發展速度有著負面的影響，比如雷（J.E.Lane）對歐洲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中國家的相關數據進行了詳細的分析，他發現那些政府賦予權利（比如說社會保障、醫療保險等福利）十分廣泛的福利國家的經濟發展速度比那些政府僅就個別的必須的權利進行賦予的國家要慢許多，從1965年到1991年兩者人均國民生產總值（GNP per capita）的比例為2.3% ：1.8%，他認為在憲政框架內包含過多的「政府賦予的權利」——也就是政府支出過多——就長期來看對經濟發展有負面的影響。[21]（P209-211）由此可以推導出嚴格的財政預算規則對經濟發展具有正面的影響。值得一體的是國內的憲法學者也已經開始注意到財政預算規則的憲政意義，並對財政憲法進行了專題研究。[26]

四、結 語

實證主義經濟憲法學研究是經濟憲法學體系中不可缺少的一個組成部分，這一方面研究的薄弱已經影響了經濟憲法學理論的深入發展，這一點在我國憲法學界體現的尤為明顯。我國的憲法學者們大都習慣於憲法的規范性（normative）分析，偏好從應然價值的角度對憲法進行研究，這一方面是因為學術傳統的影響，使大多數學者並不習慣對憲法進行實證研究；另一方面也因為憲法領域中經驗數據的統計以及獲取有著其固有的困難，使學者們缺乏這方面的學術資料。不過，要進一步促進我國經濟憲法學的發展完善，實證主義經濟憲法學的研究卻不能被忽視。這一方面要求經濟憲法學者們了解已有的學術研究成果，並進行總結、吸收，以便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望的更遠，另一方面也要求經濟憲法學者們開闊視野，勇於突破舊有的學術研究框架，充分利用現有的經驗數據資料（比如兩種經濟自由評價體系的經驗數據都可以從網上免費獲取），拓展自己的研究領域，豐富經濟憲法學理論體系。本文所做的工作屬於前者，但後者或許更重要。

注釋:
[①]本文所分析的主要是英美法傳統的經濟憲法學，而非大陸法傳統的經濟憲法學。前者側重於運用經濟學的方法研究憲法，而後者主要研究成文憲法中的經濟性條款。大陸法傳統的經濟憲法學興盛於德國，一個基礎的介紹參見[德]烏茨·施利斯基：《經濟公法》，喻文光譯，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9-109頁。目前國內對經濟憲法學的研究大都偏重於大陸法傳統，而關於英美法傳統經濟憲法學的研究為數甚少。筆者將另行撰文論述大陸法傳統的經濟憲法學。

Ⅶ （法理）簡答：法制與德治的區別有哪些

「法治」與「德治」是一個國家長治久安的不可偏廢的兩種途徑，而兩者的理性統一實際上要求建立一種憲政秩序。作為法治的最高形式，憲政不但為法治提供了道德源泉，而且也為實現德治提供了法治的保障。
一、法治離不開德治

自改革開放以來，全國上下已普遍認識到法治的必要性與重要性。盡管由於種種原因，中國目前的法治現狀還不盡如人意，但法治對於發展市場經濟和維護社會安定
的重要作用，已經成為社會的共識。有學者甚至論證，市場經濟和「法治經濟」是完全等同的兩個范疇。
事實上，對法治重要性的認識和法治在中國的相對落後狀態形成了鮮明的反差，而正是這種反差促使了「依法治國」與「法治國家」的理念成為憲法規范。在中國的
政治、經濟與社會改革實踐中，法治理念的提出無疑是一次歷史性的進步，其意義無庸本文贅述。

然而，在強調法治重要性的同時，也產生了一種「法治萬能主義」，並導致對法治的盲目崇拜。在學術界，法治概念的范圍也因未受到准確的界定而具有無限擴大的
傾向。「法治」成為一種包羅萬象、十全十美的抽象理念，一種超越民族傳統和國情的追求目標，一種包醫中國百病的萬靈葯。對於這種傾向，法學界已有學者提出
了批評。
筆者認為，法治概念雖然重要，但也具有其內在的局限性。 畢竟，法治既不是萬能的，也不是完備的。有兩大類理由表明，法治離不開德治。法治不但在概念上取決於一個民族對於道德規范的認同與選擇，而且一旦離開了德治就不可能實現。
1．法治的道德基礎

首先，法治概念的內涵必須以適當的道德理論為基礎。法治的首要問題是：究竟依什麼「法」治國？筆者認為，「法治」概念本身並不能完全回答這個問題。在現代
法治國家中，「依法治國」顯然是一個重要目標。但如果沒有其它條件的補充與約束，法治往往是空洞的，甚至並不見得能實現良好的社會目標。設想如果沒有健全
的民主程序，一部法律並不能代表社會的普遍利益；它可能成為少數人利用並駕馭社會的工具，並在實施過程中理所當然地受到各種抗拒和阻礙。這在古今中外並不
少見，戰國和秦朝中央集權時期的法家所崇尚的「嚴刑峻法」就是一個例子。強求實現這樣的「法治」，顯然不能達到一種社會的理想狀態。由此可見，我們崇尚法
治的前提是存在一種基於民主之上的合理決策機制；「法治」的「法」應該是符合民意的「良法」，而不是以犧牲公共利益為前提的維護社會少數人利益的「惡
法」。 然而，「法治」並不是「民主」的同義詞，且在狹義上似乎也不必然要求「良法」的統治。
至少，強調依「法」治國本身並不能提供鑒別「良法」與「惡法」的標准。後者是一項道德選擇，超越了純粹「法」的范圍。對此，聯邦德國的《基本法》很能說明
問題：德國的基本國體有4個特徵：民主、社會、法治、聯邦，而「法治」僅是其中的一個特徵。
這本身就說明了法治並不是一個完備的理念。如果沒有道德目標的指引以及民主政治程序的保障，法治的實現未必能帶來良好的社會效果。

事實上，法律具有內在的規范性（normativity）。我們所關心的法律並不只是一種客觀描述的事實，而且還必然帶有人作為主體的價值判斷。我們不僅
關心法律在過去、現狀與未來「是什麼」，而且更關心法律「應該是什麼」。根據所謂的「休謨定律」，
規范性和實證性是在邏輯上不可相互約化的兩種特性。為什麼違約者必須賠償對方的預期利益之損失（expectation
interest）？或犯罪嫌疑人在被法院定罪前應被假定無罪（事實上我們僅在不久之前才如此認為）？或被告行政機關應該對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承擔舉證
責任？無論如何詳盡的法律規定都不能回答這些問題；這些問題屬於一個完全不同的層面，因而要求不同性質的答案：如「只有這樣才能使契約雙方達到資源配置最
佳狀態」，或「這樣做雖然可能會錯誤地放過一些壞人，但能保證更多的好人不受冤枉」，或「盡管這樣會給行政機關帶來一些成本，但它有助於保障公民的合法權
益」。我們在此假定以上的每一項陳述本身都是值得（因此「應該」）追求的「好事」（如「這個社會應該達到一種資源配置的最佳狀態」）——或者因為它們本身
被認為是「好」的，或者是別的什麼值得追求的事情為它們提供了理由。這種規范性的推理最終形成了一種「等級秩序」（hierarchical
order），其中更高（或基本）的規范為其它較為次要的規范提供了理由。
在這個秩序等級的頂端是一個或一些最高規范——如聯邦德國《基本法》中的「人格尊嚴」（human
dignity）不可侵犯，它們決定而不取決於其它所有規范。在這個理性的等級秩序中，究竟選擇什麼作為最高的法律規范，乃是法治本身所不能確定的。它屬
於在法治的實現之前就必須作出的基本道德選擇。
2．法治的實現

更重要的是，法治要求法律不僅僅是寫在紙上的，而且在現實生活中能獲得充分實施，而法治的實現也同樣依賴德治。事實上，這一命題是可以用現代社會科學理論
嚴格論證的。對法律的服從只能通過兩種途徑——自願的或強制的，並可以利用兩種資源——理性的或非理性的（尤其是道德理念）。
根據理性選擇理論，對法律的自願服從要求遵守法律的行為符合每個人的理性利益。以下簡要論證，法治的實現不可能純粹通過強制懲罰以及對它的畏懼，而對法律
的自願服從又不可能純粹通過個人在狹隘意義上的理性選擇自動實現，因而必須藉助於社會的道德資源。

法治當然意味著遵循規則，因而有必要先從實用主義的角度來考察一下規則的性質與意義。幾乎沒有例外，規則所要求的是一種社會認為必要的合作行為（例如不盜
竊鄰居的財物），而對於任何具有重要意義的規則而言，參與合作都意味著遵守規則的個人必須舍棄至少是眼前的切身利益；否則，這種規則幾乎註定是沒有意義的
——如果一件事情對每個人都有利（例如在不損害他人的前提下跑步、喝水或呼吸空氣），那還有什麼必要硬行規定（例如禁止不喝水或不跑步）？因此，有意義的
規則必定意味著，服從規則本身至少對某些人而言具有代價；個人必須作出某些犧牲（例如不隨地吐痰就「犧牲」了至少某些人的方便），以換取他人對規則的遵
守。但沒有強制措施或其它影響個人利益的實施方式，這就成了一個典型的「囚犯困境」（Prisoner』s
Dillemma）問題：既然他人都遵循規則，那麼自己不遵循規則並不會導致合作狀態的破壞（例如只有一人隨地吐痰並不足以污染環境）；而如果他人都不遵
循規則，那麼自己遵循規則並不能防止合作狀態的破壞（只有一人不隨地吐痰並不足以保護環境）。因此，「囚犯困境」的結果必然是所有人都不會加入合作，因為
遵循規則將使他付出一筆不必要的代價。從理性選擇的角度來看，人類不可能純粹基於理性利益的計算而自動實現必要的合作；任何重要規則只能通過其它方式——
如道德約束或暴力懲罰——才能獲得實施。

如果規則不可能純粹通過理性計算而自動實施，那麼它是否可能通過國家運用暴力懲罰而強制實施？這時，國家通過有選擇地對不合作行為加以制裁，從而改變博弈
的收益結構，使這類被定義為「違法」的行為與合作（守法）行為相比無利可圖。但可以論證，法律的實施僅依靠對懲罰的恐懼是不夠的，它還依靠人們對法律的一
種尊重與自願服從。如果沒有一套良好道德的調控，如果人們遵循法律只是出於對自身利益的考慮，那麼「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狀態是不可能達到
的，除非在古典法家學派所設想的極端專制集權國家，其中國家維持著一支龐大且權力無限的警察隊伍，而公民則沒有任何保護自己的權利——包括基本的隱私權。
且即使在這種國家裡，依法監督不僅成本巨大，而且也幾乎不可能實現，因為在這種社會中到處面臨著執法者與監督者本人違法的危險，而不論國家的最高統治者本
身具有如何良好的意願或理性利益維持法治，他們都沒有能力禁止其龐大的官僚下屬機構違法亂紀。 因此，「徒法不足以自行」。
孟子的這一經典論斷，無疑是歷代儒家攻擊法家的法治萬能主義傾向的有力論據。
我們只剩下一種選擇：法治國家的實現需要公民對法律的尊重與自願服從，
而後者又離不開一種道德文化的支持。法治本身就預先設定了道德約束力的有效運作，因為不符合道德規則——因而不為大多數人所接受——的「法」是不可能在現
實生活中獲得有效實施的（俗曰「法不責眾」）；沒有德治，法治也就成為不可實現的幻想。

事實上，這一點也充分被法治國家的經驗所證明。美國通常被認為是一個法治國家，而美國法治的中心樞紐在於法院的司法保障。但有什麼機制保障法官們自己依法
判案？有什麼制度能有效保證監督者自己受到監督？這是一個美國朝野不斷爭論的問題。結論——如果存在的話——似乎是無論監督機制如何完善，最終都離不開法
官本身的職業素質與社會道德感。有意思的是，在美國這個崇尚法治與個人自由的社會，對法官甚至政界要人的道德素質卻有相當高的要求。前總統柯林頓因在職期
間行為不檢點而險些遭到彈劾，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 在最近的「合眾國訴微軟案」，
一審法官因在審理期間接受媒體暗訪而違反了《聯邦法官行為准則》的規定，因而在上訴時被部分取消資格。這些例子都表明，「德治」在法治國家中發揮著重要作
用。沒有政府本身的「德治」，很難說像美國這樣的國家是否還能維持目前的法治。
二、德治離不開法治

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自古以來，德治一直是中國的治國理想，甚至在境界上被認為超過了法治。
或許是由於中國歷史上法治不完善，中華文明的延續和儒家所提倡的「德治」是分不開的。以上的討論說明，法治國家的建立離不開德治。德治和法治之間具有不可
分割的聯系。在某種意義上，「法律就是成文化的道德。」
事實上，法治理念本身就是一種道德訴求。與此同時，片面地強調德治會造成中國傳統中的泛道德主義，且如果道德目標定得太高而得不到實現，那麼所謂「德治」
也就成了空談甚至虛偽。因此，德治也面臨著幾個和法治類似的根本問題。可以論證，德治的實現同樣離不開法治。
1．德治的內涵

首先，德治也存在著以什麼樣的「德」治國的問題，而這是一個「德治」本身所不能回答的問題。一個顯著的問題是，現代社會是一個講求平等的民主社會。只有當
德治帶上法治意義上的平等，它才能為現代民主社會所接受。但傳統的「德治」（尤其是「禮」所體現的道德規則）是以家長制的封建社會為背景，因而具有現代民
主社會所不可接受的不平等傾向。這種傾向即使在儒家的經典名著中也體現得十分明顯。在孔子與孟子的倫理世界裡，一直存在著君臣、父子、男女、「君子」與
「小人」、「勞心者」與「勞力者」等社會或道德分別，
不同社會與道德地位的人群被認為應適用不同的教育、習俗甚至法律。這種不平等傾向在歷代受到包括法家在內的其它學派的抨擊，並在五四運動時期理所當然地受
到了激烈批判。值得強調的是，法治要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而提供了傳統「德治」所不具備而現代社會又不可缺少的平等原則。

其次，片面依賴德治將損害法治，並最後損害德治本身。這是傳統德治中的一項根本缺陷，其首要原因還是在於它對人類行為所作的不平等的二分法假定。在儒家思
想家的眼中，有的人是「君子」，有的人是「小人」；「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他們假設，用胸懷大義的「君子」去統治社會，自然就達到了天下太平的境界；而賦予那些自私自利的「小人」們以統治自己的權利，則似乎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
情。儒家在這里忽略了一個基本社會事實：即人類在本性上是共同的；在某種意義上，每個人都是「君子」，也都是「小人」，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事實是，每個人
都關心（其實也應該關心）自己的利益，即使是道德高尚的「君子」也不例外，並有可能在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發生沖突的時候濫用自己所掌握的公共權力。正如美
國憲政思想家麥迪遜（James
Madison）在《聯邦黨文集》第51篇指出：「假如人都是神，那麼政府就沒有必要存在了；如果能夠以神來統治人，那麼無論外部或內部的政府制約也就沒
必要存在了。要形成一個以人管理人的政府，其最大的困難在於，你首先必須使政府能夠控制被統治者；其次必須迫使政府控制自己。」
正是因為沒有人是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也不可能藉助從不會犯錯誤的「神」來統治人，所以人類才需要政府並同時對政府進行制約。剝奪平民百姓保護自己的權
利，實際上是使得官員的權力失去外部制衡，從而變相鼓勵他們濫用權力，並使公共利益的實現完全取決於當權者的個人意願。當然，道德自律對於約束權力發揮一
定的作用。然而經驗告訴我們，僅僅依靠自律並不能有效控制權力的濫用。純粹依靠德治必將使德治成為一句空話，並最終重蹈人治的覆轍。
2．德治的實現

另一方面，即使德治的理念可以為社會普遍接受，它也未必能獲得有效的施行。正如孟子本人指出，「徒善不足以為政」。
傳統的「德治」強調用道德力量去正面感化人的心靈，通過說服教育促使人自覺遵循社會的道德規范。但現實生活的經驗表明，治理國家不可能完全依靠道德教育；
在必要的時候，社會必須對嚴重損害他人利益的行為進行法律制裁。過分依賴道德說教，又勢必導致中國文化傳統所熟悉的泛道德主義，從而抑制經濟與社會的發
展。在現代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泛道德主義尤其不可行，因為市場經濟強調個人在法律允許范圍內自由追求幸福的權利，而不主張對個人施加任意的道德約束來抑制
追求合法利益的慾望；即便可行，這類禁慾主義規則的實施也將給社會帶來消極後果，因為每一項道德規則的實施都需要花費一定的社會資源，因而產生不必要的社
會成本。因此，如果給社會施加了過分沉重的負擔，那麼道德規則本身就是不合理的，而且也很難獲得實施。

更重要的是，德治的實現最終還是要依靠法治。事實上，這一點也是可以較為嚴格地論證的。「德治」不是停留在理論上的空談。就和法律一樣，一項道德規則只有
在實際生活中有效實施才能贏得人們的尊敬與服從；就和不能實施的法律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法」一樣，不能實施的道德規則也不能算做「德」的一部分。歷史證
明，社會道德規則經常是由政府維持甚至制訂的，而只有政府官員自己遵守道德規則，規則才會受到社會的普遍尊重。德治固然要求社會的全體成員都遵守道德，但
關鍵在於政府官員首先要遵從基本的道德規范；否則，「上行下效」，社會就很快會陷入人人不講道德的「囚犯困境」。但既然人的本性「主要是自私的」（休謨
語），要純粹依靠自律來實現德治是不現實的。在基本的道德規則受到侵犯時，只是靠社會輿論的譴責是不夠的。處於強勢地位的政府官員尤其具有理性利益，利用
手中的權力去換取其它形式的社會資源（例如「權錢交易」），並壓制他人的揭露與批評。因此，要維護德治，就必然要求社會具有某種外在機制去控制政府行為，
而最有效的機制就是讓社會的全體成員都能夠通過法律途徑保護自己的合法利益不受官員的無理侵犯。

固然，官員與官員之間的制衡也是重要的——無論是中國古代的「御史」，還是現代西方的「三權分立」，都反映了這個道理。然而，沒有全社會參與的制衡，德治
最終被證明是脆弱的；中國古今的種種冤假錯案，正是說明了政治權力未能受到充分的社會監督。在現代社會，社會監督主要通過兩種方式：代議制民主政治與普通
公民可以參與的司法程序。民主政治通過選舉保證符合公共利益的人選進入政府，並迫使官員適當行使公共權力，否則將在以後的選舉中使其面臨落選的風險；司法
控制則保證官員嚴格按照法律的文字與精神行動，從而防止他們侵犯公民的合法權利。由此可見，德治的實現必然依靠建立在法治基礎上的他律。只有依靠民主與法
治——尤其是行政法治，才能在維持社會道德的同時又不帶來人治與專制的任意性。

總之，要克服傳統德治中的弊病，就必須消除二分法的行為假定，同時代之以平等適用於社會中所有人的道德規范。畢竟，人的本性中不可避免地具有自私的一面；
只要不損害他人的利益，人對自身利益的追求就應該受到法律的正當保護。在這個意義上，每個人都是平等的，都和社會中其他人具有同樣的權利，也都受制於同樣
的法律義務。只有形成一套平等的「游戲規則」，使政府行為受到公民通過法律與政治程序的控制，社會才能進入真正的「德治」；否則，「德治」只能是依賴統治
者良好意願的人治。而一旦形成了一套能為每一個理性的人所接受的基本游戲規則，法治也就將通過德治而進入憲政。

Ⅷ 簡答依法治國的含義及意義

依法治國的含義：

依照體現人民意志和社會發展規律的法律治理國家，而不是依照個人意志、主張治理國家;要求國家的政治、經濟運作、社會各方面的活動統統依照法律進行，而不受任何個人意志的干預、阻礙或破壞。

簡而言之，依法治國就是依照法律來治理國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也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顯著標志，還是國家長治久安的必要保障。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人民當家做主根本保證。

而依法治國的意義有以下六點：

1、依法治國是中國共產黨執政方式的重大轉變，有利於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

2、依法治國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保證；

3、依法治國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擴大對外開放的客觀需要；

4、依法治國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顯著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5、依法治國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現代政治文明的基本標志；

6、依法治國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條件。

(8)簡答法治擴展閱讀：

依法治國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國家民主法治進步的重要標志，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條件，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依法治國把堅持黨的領導、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和嚴格依法辦事統一起來，從制度和法律上保證黨的基本路線和基本方針的貫徹實施，保證中國共產黨始終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

Ⅸ 簡答題：法治社會的特徵

法治社會的特徵:

法治，是指在某一社會中，法律具有凌駕一切的地位。所謂『凌駕一切』內，指的是不容單止任何人都必需遵守、甚至是管治機構的包括制訂者和執行者本身亦需要，而法律本身亦被賦與一個非常崇高的地位，不能被輕慢。政府（特別是行政機關）的行為必須是法律許可的，而這些法律本身是經過某一特定程序產生的。即，法律是社會最高的規則，沒有任何人或機構可以凌駕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