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昭武法學

⑴ 自動取款機故障，引誘顧客「犯罪」，是否也是犯罪

我覺得xuting上訴的律來師抗辯的理由是值自得考慮的：xuting每次取款都是經過ATM機的正確操作的，而且如果ATM本身顯示「交易成功」，那銀行就不能以盜竊金融機構罪起訴xuting，因為取款過程是合乎程序的。
另外，我覺得上面幾位仁兄比喻的不恰當：家裡不鎖門你當然不可以隨意進入拿東西。但是ATM交易不是那麼簡單的「沒有鎖門」的問題。因為ATM交易時要用到密碼，這等於是一把鑰匙。許霆有密碼，相當於他有進入「房子」的合法權力。問題是，銀行在放在「房子」裡面的「倉管」隨便亂發錢：本來你盒子裡面有100塊，你只能一次取出。現在我盒子裡面放100元，我說拿100塊，你居然還讓我拿了100次。這就是你銀行的監管疏忽啦！！在你笑臉迎門的把我送走之後，你發現了之前的錯誤，回過頭來你居然撕毀我們之前的交易合同，宣布我「盜竊」了你的房子。與法不容，於理不合。

⑵ 雲南大學哪些專業最好

民族學和生態學最厲害的啊。中國民族史、概率論與數理統計、中國經濟史、工商管理、植物學、國際經濟與貿易、基礎數學、材料物理與化學、信息科學與技術、國際關系、民族法學、有機化學、思想政治教育、遺傳學、旅遊管理、人口資源與環境經濟學、微生物學、化學、專門史、理論經濟學、信息與通信工程、環境科學與工程、文藝學、公共管理、理論物理、氣象學、系統分析與集成、生物學、金融數學、產業經濟學、行政管理、物理化學、民族文化學、政治學、金融學。這些都是重點學科

⑶ 雲南大學哪些專業最值得讀

給大家點我自己很了解的專業建議吧，我自己的專業就不做介紹了，工作是很好找，可奈何我學了四年都沒喜歡上自己這個專業。。。

1、新聞學

作為一個一直想去文科專業的理科生，這是我大以下學期糾結是否要轉的專業。一直想去新聞學院以後可以參與傳媒類的工作，真的想想都覺得開心。但是，最後回歸理智找新聞學院的學姐了解過，專業就業情況很不理想，找工作想專業對口很不容易。不是說雲南大學的新聞學不好，而是整個雲南的新聞學的工作專業對口的太少。最後還是留在了我的高考調劑專業。心裡一直有個沒有勇敢一次的遺憾。

3、外國語學院

這是我大三時候仍不放棄我的文科夢，輔修了外國語學院的泰語。真的是很喜歡，部分老師是外教，剩下的老師也是經常去泰國的。外國語學院大三都要去國外交換學習一年，你啥專業就去哪。學的很開心，感覺也學了蠻多的，要不是後來自己的課太多了，沒修完，我真的會堅持修完學分的。

好啦好啦，先說這三個，想問啥具體專業的可以找我，我給你好好講講，要是我不太清楚，我還可以幫你去問嘞。

⑷ 犯罪集團參考文獻，必須要有[M],[J]這樣的格式，15個就可以了，謝謝！

[1] 趙秉志.《外國刑法原理(大陸法系)》〔M〕.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版.
[2] 趙秉志.《集團犯罪下主從犯認定———以職務犯罪為視角》〔J〕. 中國法學，2004.
[3] 趙秉志、肖中華.《有關集團犯罪若干問題探討》〔J〕. 檢察日報, 2009.
[4] 趙秉志.《犯罪主體論》〔M〕.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89.
[5] 陳興良.《共同犯罪論》〔M〕.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第1版。
[6] 陳興良.《共同犯罪論》(第二版)〔M〕.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6.
[7] 張明楷.《刑法通論》〔M〕. 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6.
[8] 張明楷.《外國刑法綱要》〔M〕. 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版.
[9] 高銘暄.《新中國刑法的理論與實踐》〔M〕. 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10] 高銘暄.《刑法學原理:第1卷》〔M〕.北京:中國人民人學出版社，1993.
[11] 何秉松.《刑法教科書》〔M〕. 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 1995.
[12] 馬克昌.《刑法學》〔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13] 謝治東.《犯罪集團問題深究——以共同正犯為例》〔J〕.廣西社會科學，2002年第5期.
[14] 陳家林.《共同正犯研究》〔M〕 . 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4.
[15] 林山田.《刑法通論》〔M〕. 台北: 三民書局, 1986.
[16] 韓忠漠.《刑法原理》〔M〕. 北京: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2.
[17] 杜國強.《集團犯罪研究》〔M〕 . 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
[18] 西田典之.《日本刑法總論》〔M〕. 劉明祥、王昭武譯.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7.

⑸ 壯學的特點

任何學科都有自己獨具一格的特點，壯學同樣不會例外。從壯學經歷的形成、發展和繁榮期的過程中看，筆者認為壯學學科具有以下幾個主要特點： 壯學學科具有綜合性特點已為壯學界一致公認，壯學的綜合性由壯族及其壯族研究的知識體系兩方面所決定，即前述的意蘊豐富的「壯」（族）與意蘊廣博的「學」（問、科）組合而成的「壯學」具有綜合性特點，而非由壯族單方面的客觀存在所決定。
從研究主題上看，壯學學科的綜合性特點表現為涵蓋壯族歷史文化和壯族現代化兩大主題。
從研究內容上看，壯學學科的綜合性特點表現為從小到大、從點到面的漸進擴大。在壯學形成期（20世紀50～60年代），壯學研究的課題以歷史（包括壯族淵源、社會發展史、人物史、反抗史、革命史）、語言、文學、藝術（包括壯族民歌、歌仙劉三姐、左江花山崖壁畫、青銅器與銅鼓）、考古、壯族土司制度、壯醫葯為主，開始具有了綜合性特點。到了發展期（1978年～20世紀80年代），壯學研究內容上的綜合性特點表現為在形成期的基礎上的深化、擴大和推陳出新。這一時期壯族史學、文學、藝術以及語言和文字研究得以深化和完善，壯族的別稱、地名、文化、民風習俗、婚姻、都老制、羈縻制、歌圩、歌會、文學、葬制、俍兵、近現代歷史人物、圖騰、社會經濟、農業種植、住居、巫術、神話、史詩、原始宗教、哲學、音樂、莊田制度、人口、壯漢民族關系等方面的研究新內容問世，從而突現出了研究內容上的壯學綜合性特點。進入繁榮期（20世紀90年代～至今），壯學研究內容上的綜合性特點進一步得以彰明，表現為壯族文化研究的深化以及對新內容的開拓。壯族的「大石鏟文化」、「布洛陀文化」、「波乜文化」（即原始信仰文化）、「那文化」（即稻作文化）、「銅鼓文化」（即青銅文化）、「干欄文化」（即居住文化）、「圖騰文化」、「諾雞文化」（即原始宗教文化）、「麽文化」（即原始麽教文化）、「篩文化」（師公文化）、「僚歌文化」（即壯歌文化）、「蛙婆文化」（即歌謠文化）、「圩蓬文化」或「航端文化」（即歌圩文化）、「岜萊文化」（即花山崖壁畫藝術文化）、「壯錦文化」、「壯劇文化」、「依託文化」（即古醫葯文化）、「盤古文化」、「紅水河文化」、「左江文化」、「右江文化」、「劉三姐文化」等重要概念以及它們當中的一些壯學研究新內容，皆在這一時期相繼登台亮相並逐步建構了部分文化體系，提出了「壯族地區早在距今9000多年以前就出現了原始的稻作農業，成為稻作農業的起源地之一」的新觀點，解明了壯族「那文化」對華南以及東南亞地區作出的傑出貢獻。壯學繁榮期有力推動和促進了現代「布洛陀文化」、「銅鼓文化」、「僚歌文化」、「蛙婆文化」、「歌圩文化」、「劉三姐文化」的發展以及壯醫葯的體系形成和完善。這些皆為八桂學派的「黃派」、「覃派」、「壯醫葯派」、「文藝派」和「院派」等支派成員共同努力的結果，當中尤以「覃派」（以廣西民族研究所研究員「三覃」為代表）的覃乃昌、覃彩鑾、覃聖敏；「黃派」的粟冠昌、歐陽若修、周作秋、黃紹清、何龍群、覃德清；「壯醫葯派」的班秀文、黃瑾明、黃漢儒；「文藝派」的藍鴻恩、潘其旭、鄭超雄、覃國生、韋蘇文、范西姆、農冠品、農學冠、丘振聲、黃桂秋、廖明君；「院派」的蔣廷瑜、范宏貴、黃成授、蕭永孜、李富強等人貢獻突出，俱功甚大。
除此之外，在壯學繁榮期，壯族的體質人類學、教育、壯泰文化關系等研究新內容先後問世。這一切完全展現出研究內容上壯學學科的綜合性特點。 壯學學科具有的交叉性特點，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為史料運用和研究方法的交叉性（包括多樣化和融會貫通性），二為學科的交叉性。
從史料和研究方法上看，壯學形成期主要以調查資料（包括統計史料和口述史料）、歷史文獻、考古史料等涵蓋文獻史料、考古史料、口述史料的交叉性史料為基，運用民族學、文化人類學、歷史學、語言學、考古學、民俗學等不同學科的交叉性研究方法（義指多樣化和交叉化）展開研究。到了發展期和繁榮期，這種交叉性研究方法得以進一步擴大，開始借用哲學、歷史學、地理學、語言學、心理學、經濟學、法學、政治學、社會學、民族學、民俗學、教育學、人口學、文化學、考古學、宗教學、文化人類學、體質人類學以及自然科學等多學科的理論和交叉性研究方法對壯族展開多維度研究。
從學科上看，在壯學的發展期和繁榮期展開的壯漢民族關系研究、壯侗語民族論、壯泰民族傳統文化比較研究，皆屬壯學與其它學科的交叉性研究。當然，這種壯學與其他學科的交叉性研究成果，不能只算作壯學單方面的成果，應屬多學科成果。
壯學學科的交叉性特點由壯學的綜合性特點以及壯族的地域性特點所決定。壯族人民主要世代居住在當今的廣西壯族自治區，這里有壯、漢、瑤、苗、侗、仫佬、毛南、回、京、彝、水、仡佬等12個主要民族，自治區西南又與越南交接。因此，歷史上壯族與其他民族交往密切，各民族間的文化交流源遠流長，特別是歷史關繫上同源異流的壯泰文化關系密切。這就決定了壯學與傳統漢學、泰學和新興的瑤學、苗學、侗學等有著必然關聯，從而決定了 壯學學科的交叉性特點。由這些方面看，壯學學科屬典型的交叉學科或邊緣學科。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央人民政府實行民族平等、團結和各民族共同繁榮的政策，壯族被確認為多民族祖國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員，享受民族區域自治的權利。特別是民族學家費孝通、黃現璠等人於1951年領導中央民族訪問團中南訪問團廣西分團（團長費孝通，副團長黃現璠）訪問廣西各縣後，經過民族訪問團深入的調查和專家論證以及壯族各界代表協商，將分布較廣的「布壯」和支系多達20多種的壯族分支統一起來稱為「僮族」，這一族稱為沿有壯族歷史上的舊族稱。不久，始於宋代的「僮族」民族稱謂，即由中央人民政府正式確認為祖國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個民族，僮族（1965年周恩來總理建議將「僮族」改為「壯族」，取健壯、強壯之意）作為一個歷史悠久的民族歷史上第一次得到中央政府的承認。為此，專門以壯族為研究主題的壯學開始得以萌芽和確立，進而在改革開放新時期得以發展和繁榮。壯學的萌芽始於20世紀50年代上半期壯族歷史學家黃現璠參與的民族識別工作以及領導開展的一系列壯族社會歷史調查活動和撰寫的調查報告。國家實施的民族平等政策以及壯族學者強烈的民族振興自覺意識，可說是壯學萌芽的基礎。壯學的萌芽、確立、發展和繁榮可說與黃派和八桂學派的興起、確立、發展及其壯大具有同步性。
按照學科成立的必要條件——客觀存在的明確單一研究對象、理論（包括指導理論）、研究方法的一應俱全，一般認為，壯學形成的起點以1957年黃現璠教授撰述並發表和出版的一系列論著《廣西僮族反抗壓迫史》（廣西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印，1957年1月）、《廣西省大新縣僮族調查資料》（36萬余字，廣西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印，1957年2月）、《談壯歌》（《廣西日報》1957年2月10日）《壯族在廣西的歷史分布情況》（載《廣西日報》1957年4月19日）和《廣西僮族簡史》（廣西人民出版社，1957年6月）為標志。黃現璠在這些論著中首先將壯族當作了明確單一的研究對象，第一次全面、系統的介紹和研究了壯族歷史。正如權威的《壯族網路辭典》指出：《廣西僮族簡史》是「一本最早的全面、系統的介紹和研究壯族的專著。」 廣西大學教授徐君慧等人明確指出：「壯族是我國少數民族中人口最多、經濟文化發達、歷史悠久的民族，但在黃老之前，還沒有一部自己獨立的歷史著作。壯族有自己獨立的歷史著作，自黃老始。因而，黃老不僅是壯族人民的好兒子，也是中華民族的好兒子。」 黃現璠的「這一開拓性的研究成果，不僅填補了壯族史研究的空白，而且為宣傳壯族，讓世人了解壯族，確立壯族的歷史地位，爭取民族的自治權利和廣西壯族自治區的建立，都具有積極的意義。」黃氏之書「為成立廣西壯族自治區提供了史料准備。」 「他是最早對壯族進行全面、系統田野調查的學者。」由此有了黃現璠「壯族史學奠基人」和「壯學宗師」的盛名。 黃現璠所著《廣西僮族簡史》的學術價值不僅僅在於此，它推陳出新的記敘體例，直接或間接影響到後來相繼問世的一些壯學論著，正如日本學者冢田誠之教授明確指出：「《廣西僮族簡史》雖說是『簡史』，但論述的范圍較為廣泛，內容涉及到壯族的分布和起源、社會組織、革命斗爭史、生產、衣食住、婚喪習俗、文化藝術、語言文字、教育等……這種新模式與後來由《壯族簡史》編寫組編寫的《壯族簡史》（1963年初稿，1980年正式出版）比較而言，雖然兩書細節上稍有差別，但顯而易見，《壯族簡史》的體例大體上繼承著《廣西僮族簡史》的新模式。」 「新中國成立後，民族志的記述體例除了包含有革命斗爭、階級斗爭、摩爾根的單系進化論等程式化連續性外，還存在著以黃現璠為代表的站在少數民族立場和視點上展開記述的民族志模式的連續性。」 這些評價為黃現璠的民族學在舊民族志與新民族志的此疆彼界間作了准確的定位，扭轉了千年來只有大民族主義史家隨意一味歪曲壯族傳統歷史和文化的格局，揭示出黃氏之書的問世對20世紀中國民族學研究和壯學發軔起到了篳路藍縷作用。由此表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黃現璠教授最先以壯族為專門研究對象而展開的一系列壯族田野調查及其系統化的學術研究成果，滿足了壯學形成的基本要件，標志著壯學的形成。而且，將20世紀50年代開始的壯學研究與民國時期華南民族史或廣西民族史研究中涉及到的壯族論述比較而言，可以明顯看到，無論在研究對象和方法上，還是在觀點、民族思維和指導理論上，兩者既無絲毫關聯，更無一脈相承的關系，這從黃現璠等人的著述對早期研究中有關壯族的論述無絲毫引用而多為批判的客觀事實方面同樣可窺一貌。壯族正是在壯學形成期開始擁有了自己的知識主體——歷史和民族文化，而且從中引出了自己的主題思考——壯族族源、古代社會性質、歷史人物評價及其民族語言、文化、藝術特質，並從中提出和論證一系列問題，提煉出一些概念和理論，從而形成一門獨立的壯學學科。
特別是國家在1957年11月正式推出了以拉丁文為基礎的拼音壯文後，黃現璠的學生韋慶穩便開始了長期專門從事壯語及其文字的研究，碩果累累。「黃派」（由黃現璠及其眾多弟子組成）弟子周作秋教授於1958年秋季在廣西師范學院（現廣西師范大學，下同）首次開設了「壯族及其他少數民族文學」課，並一直延續到「文化大革命」爆發前，成為將壯學研究課題列為大學教育課程的第一位學者。與此同時，中央民族學院（今中央民族大學）語文系設置了僮語言文學專業本科。由此表明，壯學學科不僅作為相對獨立的知識體系已經成立，而且標志著壯學學科作為「教學科目」的同步誕生。 1956年，黃現璠參與組建「廣西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任副組長，領導了廣西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工作。正如壯學專家指出「1956年8月，先生（指黃現璠，下同）受全國人大民委之託，參與組建『廣西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任副組長，實際負責全組工作，領導開展了廣西有史以來第一次大規模的、全面深入的少數民族歷史和傳統文化的調查。先生以年近花甲之齡，在交通條件和生活條件十分艱苦的情況下，帶領調查組成員，爬山涉水，歷盡艱辛，深入廣西崇左、龍州、憑祥、天等、德保、大新等地的壯族鄉村進行調查訪問，收集了一大批珍貴資料，為開展對壯族社會歷史文化的全面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礎。隨著壯族社會的發展與變遷，這些資料彌顯珍貴，直到現在，仍然是壯學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料。當時跟隨先生從事調查工作的部分成員，後來成了廣西民族研究所的基本力量。所以說，這些有組織的大規模的調查工作，既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珍貴資料，也培養了人材，為廣西民族研究所的建立和壯學的發展創造了條件。調查結束後，先生將其中一部分整理出10多萬字的調查報告，並力陳將廣西省改為廣西壯族自治區的必要性，從理論上為廣西的民族區域自治規劃提供了依據。1956年，先生在出席全國人大一屆三次會議後，就壯族問題徵求周恩來總理的意見。在周總理的啟發和鼓勵下，開始編著《廣西僮族簡史》，並於翌年出版。這一開拓性的研究成果，不僅填補了壯族史研究的空白，而且為宣傳壯族，讓世人了解壯族，確立壯族的歷史地位，爭取民族的自治權利和廣西壯族自治區的建立，都具有積極的意義。」 特別是1956年在黃現璠教授領導成立的「廣西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的基礎上成立了「廣西民族研究所」，該所的研究工作為推進壯學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1962年和1963年，學術界分別在南寧和北京召開了壯族歷史科學討論會，著重圍繞著壯族歷史上的三大問題，即壯族族源問題、壯族是否經過奴隸社會問題和儂智高起兵反宋的性質問題展開了廣泛討論，進而促進了壯學的發展。在壯學發展期，黃現璠及其黃派門人弟子不顧當時「左傾思潮」的泛濫，排除「階級斗爭理論」的干擾，繼續冒著政治風險從事壯學研究，學術成果層出疊見，例如黃現璠撰《儂智高起兵反宋是正義的戰爭》（載《廣西日報》1962年4月2日）、《土司制度在桂西》（載《壯瑤史科學討論會論文集》第一集，1962年7月）、《僮族女將瓦氏領兵抗倭》（載《廣西壯族自治區歷史學會成立大會論文集》，1963年3月）；粟冠昌撰《關於僮族族源的探討》（載《民族研究》1958年第9期）、《關於僮族族源問題的商榷》（載《民族研究》1959年第9期）、《廣西土官民族成份初探》（載《民族團結》1963年第2、3期）；黃增慶撰《從出土文物看廣西僮族的古代社會》（載《廣西日報》1962年6月20日）、《廣西出土銅鼓初探》（載《考古》第11期，1964年）、《從考古資料看廣西壯族的由來及其在原始社會的生活情況》（載《廣西日報》1967年4月19日）；司馬驊、李干芬合撰《關於僮族瑤族歷史上幾個問題的不同意見》（載《廣西日報》1962年8月8日）；周宗賢、李干芬合撰《關於僮、瑤族幾個歷史問題的討論》（載《歷史研究》1962年第5期）等等，深入探討和辨析了壯學傳統研究課題存在的一些問題。特別是「黃派」宗師黃現璠及其黃派名賢黃增慶、粟冠昌、蕭澤昌、歐陽若修、周作秋、黃紹清、李干芬、周宗賢（後兩者為廣西民族研究所資深研究員，李干芬即為「廣西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調查成員）等教授或研究員在這一時期對「僮族考古」、「僮族山歌」、「瓦氏夫人」、「太平天國革命中的壯族子弟」、「花山壁畫」、「銅鼓」、「劉三姐」、「土司制度」、「壯族文學史」等壯學課題的研究中，不僅具有開拓性貢獻，而且擴大了壯學研究的課題，對促進壯學的發展和「八桂學派」的興盛皆起到了重要的承前啟後作用。除此之外，八桂學派的支派「文藝派」主將韋其麟、藍鴻恩、黃勇剎、莎紅等人同樣在發展期推出了一些壯學研究成果。
1979年改革開放後，黃現璠及其「黃門十八賢」的壯學成果更是不勝枚舉。具體成果可參看覃乃昌教授和陳吉生教授的研究論文。 這一時期以韋慶穩、覃國生合著《壯語簡志》（1980年）；《壯族歷史人物傳》（1982年）；胡仲實編《壯族文學概論》（1982年）；黃現璠遺著《儂智高》（1983年）；廣西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編《漢壯詞彙》、《壯漢詞彙》（1984年）；韋以強編《壯文論文集》（1984年），韋慶穩著《壯語語法研究》（1985年），歐陽若修、周作秋、黃紹清、曾慶全合著《壯族文學史》（3卷，1986年）；黃現璠、黃增慶、張一民合著《壯族通史》（1988年）；《廣西壯語地名選集》（1988年）；黎國軸著《論韋拔群》（1989年）；黎國軸,嚴永通合著《韋拔群傳》（1989年）；廣西民族古籍整理領導小組辦公室編寫《古壯字字典》（1989年）等壯學論著名高一時。特別是黃現璠遺著《壯族通史》，專家評曰：「本書以豐富充實的史料為佐證，詳盡地論述了壯族的起源，全面地介紹了壯族各個歷史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的發展狀況。它是目前我國第一部壯族通史，本書豐富了我國少數民族歷史的研究成果，也為壯族史的研究提供了較新較全的資料，是不可多得的參考書。」 「《壯族通史》被我國史學界推為最具開創性、科學性和學術理論價值的經典巨作。」 「另外，1988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百餘萬字的巨著《壯族通史》，為壯醫尤其是壯醫史的研究提供了可參依據。」 正如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教授馬克·本德爾評價說：「從黃老教授親自組織、參加和領導過的多次少數民族社會歷史的重要調查活動及其身居的學術和政治地位上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民族識別、廣西省桂西壯族自治區的成立以至廣西壯族自治區的成立等重大事件中，他無疑都曾作出過重要貢獻。同時，他將大量實地調查所獲得的第一手史料與歷史文獻有機地結合起來，運用自己博古通今的史眼史才、深厚的考據學功底和古文字學識，去偽存真，客觀地寫出了自己民族的第一部歷史，從而結束了具有數千年悠久歷史的壯族沒有一部完整歷史記載的歷史，可謂具有劃時代的里程碑意義。以後黃老教授撰寫出版的《儂智高》、《壯族通史》等著作，同樣史料豐富，學術價值極高，均為國際民族學界開山之作，由此開拓出壯學研究的一代風氣。」 由此便有了國際學術界將黃現璠尊稱為「壯學之父」的蓋棺論定。 這絕非溢美之詞，蓋自有其緣由。事實表明：在壯學的形成期和發展期，八桂學派領袖黃現璠及其「黃門十八賢」（黃現璠的學生、私淑弟子和助手，計有黃增慶、張一民、粟冠昌、周宗賢、李干芬、黎國軸、覃樹冠、蕭澤昌、黃偉城、歐陽若修、周作秋、黃紹清、周作明、何英德、何龍群、玉時階、龔永輝、覃德清等18人）皆起到了重要作用，這已為世所公認。由此加速了壯學的發展，使得壯學進入繁榮期。 任何學科的形成或產生都必須經過一段時期的知識積累，只有當它的知識積累到一定程度，人們開始認識到它的存在以及對這種知識體系進行回顧、歸納和總結，方會出現對這一知識體系的命名，給出一個適當的稱謂。壯學正是經過了形成期和發展期大量研究成果的知識積累，建立了初具規模的知識體系，始有了繁榮期對前期壯學研究知識體系的回顧、歸納和總結從而提出「壯學」概念，這是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壯學概念的思維形成不可能來自毫無客觀事實依據和毫無壯學知識積累基礎的憑空想像而一夜之間一蹴而就，這顯然不符合新生事物形成和發展的客觀規律。沒有壯學形成期和發展期的大量知識積累，壯學概念提出的認識思維觀念基礎如同無源之水或無根之木，這是顯而易見的。因此，壯學學科概念的形成或產生，實與蒙古學和藏學學科概念的形成或產生具有相似性，即這些學科概念的提出或產生，皆經歷過學科形成期或發展期的知識積累，即在一定的知識體系已經建立的基礎上方會產生。
壯學進入繁榮期以1991年1月21日成立的「廣西壯學學會」為重要標志，壯學概念的提出即產生於此時。1999年4月15日在廣西武鳴縣舉行的壯學首屆國際學術研討會，則是壯學繁榮的象徵以及壯學走向世界的標志。壯學從形成期經發展期到繁榮期，學術研究成果汗牛充棟，據統計，從20世紀50年代到世紀末，國內公開出版的壯學論著共100多部，發表的壯學論文達800多篇，尤以繁榮期碩果累累，具體成果可參看覃乃昌教授和陳吉生教授的研究論文，於此不復贅列。在這一時期，八桂學派的五大支派黃派 、覃派、壯醫葯派、文藝派、院派等派中成員對促進壯學進入繁榮期皆發揮了重要作用。除此之外，區內外學者莫俊卿研究員（壯）；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韋慶穩研究員（黃現璠的學生）；中國社科院民研所王昭武研究員（曾任黃現璠的助手）；貴州民族研究所的雷廣正；國家出版局研究室的韋文宣研究員（壯）；中南民族學院的黃印慶教授（壯）；貴州社科院的朱俊明研究員；中央民族大學教授梁庭望等人，皆對促進壯學的繁榮做出了積極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