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去地方化
您好，湖南天星教育為您解答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的政治經濟形勢和社會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隨著我國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現行的司法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矛盾越來越突出，日益顯露出諸多的弊端，在很多方面不能滿足市場經濟的需要。目前，司法改革受到越來越廣泛的關注，越來越多的人們對所謂的司法不公表現出的強烈不滿，為司法改革提供了難得的契機與動力。司法改革已經成為時下整個社會的強烈期待。。因此，盡快改革司法制度，使之最大限度地發揮司法職能為市場經濟服務，成為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一、當前我國司法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一)司法權地方化由於我國現行的地方各級人民法院是按行政區域設置的，司法機構的人、財、物等有形資源均由各級行政機關支配和管理，具體表現為：一是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的經費依靠地方政府供給；二是地方各級人民法院的人員編制由地方政府決定，法官及院長由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選舉和任免；三是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工作條件的改善、裝備的更新依賴地方政府及有關部門的批准。這種體制上的弊端導致司法機關在適用法律解決案件時受地方政府的干涉或者潛在的威脅。其後果是使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喪失了作為國家司法機關應有的中立性而淪為保護地方利益和部門利益的司法工具。使國家的司法活動地方化，使國家的某些法院成了「地方的法院」，不僅嚴重製約了審判工作的發展，而且破壞了國家法制的統一，直接影響國家法律的權威。（二）司法權行政化由於受到傳統文化的制約，我國的司法體制、運行過程帶有明顯的行政化色彩。一方面，在法院同其他國家機關的外部關繫上，法院往往被視為同級黨委、政府領導下的一個專門負責司法活動的職能部門，它和同級黨委、政府領導下的其他下屬部門之間只是分工不同，而抹煞了司法機關自身的特性。另一方面，從法院內部結構看，司法行政化表現為從檢察長（院長）、副檢察長（副院長）、處（科、庭）長到普通檢察官、法官形成一個等級體系，這種等級是按照行政官員的職級套用的。工資獎金也一律只與其行政級別掛鉤。行政性職級成為檢察官、法官能力與水平高低的計量器。從而使司法過程貫穿著強烈的行政管理色彩。法官在司法中難以獨立、自主的進行審理，必然影響司法公正的實現。(三)法官素質不高我國的法官隊伍基本上形成於《法官法》頒布以前。當時以工代乾的人可以成為法官，法院的司機、打字員能提成法官，還有復轉軍人等皆可輕而易舉地成為法官。《法官法》將法官入門的起點規定為大學本科以上。但目前，我國法院符合規定的卻不足三分之一。長期以來人們對法官職業認識上的偏差，導致了法官選拔標准與程序上的偏差，表現為：一是准入條件過低，導致法官精英程度不高。在我國，以往的初任法官考試和人大任命審判員考試內容難度尚不及律師資格考試，無論是否經過正規的法律教育，是否有從事法律職業的知識背景，是否從事審判工作，有無審判職稱等，都屬法官之列，一律叫法官，造成我國法官絕對數量龐大，與世界通行的法官精英化格格不入。二是任命格次較低，不利於法官地位的提高。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審判員由同級人大常委會任命，任命者格次不夠高。而且，助理審判員由本院院長任命，而助理審判員也屬於法官，這樣無疑削弱了法官任命的崇高性，實際上降低了法官的地位。低素質的法官給法院工作帶來了很不利的影響，直接產生兩個方面的惡果。一方面是錯案往往難免，由於一些法官素質不高，對法條理解能力偏低，對證據的判斷失誤，不能勝任高度專業化的審判工作；案水平低，超審限案問題依然存在；部分法官缺乏對審判技能的熟練掌握和運用，審判技能較差，無法獨立地、高質量地處理復雜案件，不能很好地履行法律賦予的公正司法的職責；另一方面是法官違法違紀情況時有發生。有的法官甚至貪贓枉法，「人情案」、「關系案」、「金錢案」，殉私舞弊。這兩個惡果已嚴重危害了法院的權威性和司法的公正性。（四）審判方式不科學1.長期以來，我們實行的審判方式是法官職權主義，由法官一手操作立案、調查取證、審理、裁判等全過程。而這種操作往往又在「暗箱」里封閉進行，從而使審判權的行使得不到監督和制約，給法官偏袒一方創造了條件，這種「暗箱操作」難以保證實體公正的結果。2.在我國，合議庭和審判委員會都是審判組織。合議庭負責審理絕大部分案件，審判委員會則對合議庭審理的重大、復雜、疑難案件進行討論並作出決定。但在實踐中，許多合議庭只是負責審查事實，提出適用法律的意見，最終判決則是通過請示領導等方式得到了最終結論後才能作出和宣判，從而導致了「先定後審」的走過場現象；法官對案件只有審理的權力，而無裁判的權力，審判委員會集權太多，討論案件過多，而審判委員會成員又大多不參予具體案件的審理，這就形成了審者不判、判者不審，審判分離的現象；這不僅不利於調動審判人員的積極性，還人為地延長了審判時間，導致超審限現象的出現。由於集體討論，責任分散，出了錯案無人負責，違法審判的責任追究落實不了。3.法院的審判結果最終要體現在裁判文書上。而過去裁判文書存在的突出問題是不講理，既不講判決的道理，也不講判決的法理，使當事人不信服，導致上訴、申訴居高不下。因此，為了實現審判結果的公正，體現裁判結果的法律文書的改革勢在必行。（五）「執行難」問題生效的判決應當執行，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應當受到保護，這是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和法律的基本要求，也是人民法院的一項重要職能。但多年來，法院「執行難」的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很好解決，已成為困擾法院工作，影響國家改革開放經濟建設的突出問題。執行機構互不隸屬，力量分散，裝備薄弱，嚴重製約執行效率，影響執行效果；整個社會的協助執行觀念仍很淡薄，對生效的法律文書缺乏應有的尊重；少數領導幹部濫用權力，以權壓法，公然非法干預人民法院的執行工作，生效的法律文書得不到執行，就會動搖人民群眾對國家法律的信心，損害法律的尊嚴。當發生糾紛時，許多當事人要麼是「屈死不告狀」，自認倒霉；要麼是以私了方式解決；更有甚者，僱傭社會黑勢力，以「黑」對「黑」，因經濟糾紛引起殺人越貨、綁架勒索的刑事案件時有發生，「執行難」已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一大痼疾。（六）司法腐敗嚴重司法腐敗，是對當今社會危害最大的一種腐敗，因為它危害的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對公平正義的信念和追求。司法腐敗表現在個人身上，就是將公共權力私有化；表現在地方，是將公共權力地方化。國家賦予司法人員的職權，成為個人、地方謀取個人私利、部門利益、行業利益的手段，司法活動被用作權錢交易的工具。近幾年來一些法官吃、拿、卡、要，索賄受賄，執法犯法，貪贓枉法；有些法院關系案、人情案、金錢案，導致司法不公的問題較突出；這些司法腐敗現象，引起了社會的強烈不滿，不僅嚴重地損害了司法機關的形象和司法的權威,而且嚴重地敗壞了黨和國家的崇高威望。已經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二、關於我國司法制度改革的幾點思考（一）改革司法體制，確保司法獨立實現司法獨立是我們實現法治、追求司法公正的必要前提。國家的司法審判權只能有國家的司法審判機關來行使，其它任何機關均不得行使這項權力。為了使法院擺脫行政的束縛，就必須改革現有法院的組織方式、司法人員的任免程序和方式，改變各級地方司法機關的財政體制。首先要打破司法機關按行政區劃設置的體系，創制出一套適合中國國情的可使司法機關免受利益誘惑和其他地方權力影響的司法體系。同時還必須改革現行司法機關的財政、人事體制，讓司法機關擺脫在經費上對地方上的依賴，在人事上受地方上控制。解決這一問題的途徑在於：（1）改「平行管理」模式為「垂直管理」模式，收回各級行政機關對司法機關人、財、物的決定權和供應權，改由中央統一管理。地方不再負擔司法機關的經費。充分發揮中央對地方司法權的支配作用，從而實現國家法制的統一。（2）將法院的行政管理事務分中央和地方兩級進行管理。中央司法管理機關行使對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級人民法院的管理權，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司法管理機關行使對中級人民法院和基層人民法院的管理權。(二)改革司法人事制度，提高司法審判人員的整體素質司法人事制度的改革，就是要從行政管理模式向依據審判規律而形成的模式轉換，全面提高司法人員的隊伍素質，建立嚴格的選拔制度和淘汰制度：一是要提高法官資格取得的難度，嚴格法官的任免程序，把好選拔關，要嚴格按照修正後的法官法、檢察官法和國家統一的司法考試制度，選拔、任用、管理法官、檢察官，要大力拓展經過正規高等教育的法律人才進入司法機關的渠道，建立一套從律師隊伍中選拔檢察官、法官的制度，堅決杜絕非專業人員進入司法隊伍從事司法工作。調離、辭退業務能力低下的檢察官、法官。推行法官逐級選任，縮減法官人數，實現法官精英化。二是要完善培訓機制，實行法官輪訓制，努力造就一批精通法律業務、熟悉國際貿易規則、懂外語的專家型法官。三是提高法官待遇，以吸引全社會的優秀人才充實到法官隊伍中來。在法院組織體系、人事體制改革方面逐步使地方法院與地方政府發生脫離，通過人事制度改革以減少或消除司法的地方保護主義現象。（三）改革審判方式，確保程序公正審判方式的改革首先應以審判公開為核心，公開審判的實質就是要當庭舉證、質證、認證和裁判，案件事實調查和認定的整個過程都應當在法庭公開。其次要改革審判方式：一是庭審方式要從詢問制向對抗制轉變，強調當事人舉證，加強對證據的質證和開庭辯論，充分發揮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參與訴訟的積極性。把開庭審理的過程真正變成調查案件事實、核實證據和雙方當事人說理辯論的過程；二是審判方式要採取法官的獨立負責的責任制，改革現行合議制與審判委員會制，建立主審法官制。改變現行中的審判集體負責制，要改變審者不判、判者不審，審與判脫節的狀況，取消層層審批制度，使參加案件審理的主審法官享有獨立裁判的權力，同時讓其真正獨立地負起責任。合議庭與審判委員會應對主審法官起監督和指導作用，但不能代替主審法官承擔責任，一旦出現錯案，應由主審法官個人承擔責任。同時還要確定法官獨立審判必須遵守的行為規范，並且對違反該行為規范的後果作出具體規定，從而在制度上確保審判是在嚴格遵循訴訟程序的前提之下實現的。三是簡化訴訟程序，真正體現「兩便」原則，避免重復勞動，以最少的訴訟消耗，取得最佳的審判效果。擴大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實現案件繁簡分離，從機制上確保案件審理的快捷高效，使一般經濟糾紛，能得以及時處理，及時解決。四是凡是能夠調解，當事人也願意調解的，開庭前可以調解，庭上庭下也可以進行調解。調解不成的，應當及時依照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由審判庭予以受理和審判，不應久調不決。（四）切實解決「執行難」切實解決「執行難」，維護法律的權威，使審判的正義、高效、有序落到實處，必須加快建立執行工作的新體制和新機制，設立獨立執行局，對執行工作實行統一管理和協調，統一調度指揮執行裝備和力量，組織進行集中執行；確定執行重點地區、重點案件，組織、實施對重大案件的專項執行。各級法院還要積極探索解決執行難的有效途徑，強化執行措施，加大執行力度，依法懲處拒不執行生效裁判的犯罪行為，維護案件勝訴方的合法權益。規范執行程序和秩序，對秩序中應當公開的事項一律公開，增大執行工作的透明度，自覺將人民法院的執行活動充分置於人民群眾的監督之下。同時，加大對弱勢群體的保護和執行救濟，提高執行的公信度。（五）強化司法監督機制，懲治司法腐敗懲治司法腐敗，實現司法公正，是一項長期的任務，要解決這個問題，根本措施是靠推進司法改革，完善司法監督機制，從制度上保證司法機關依法公正地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我國的新聞輿論素來以正面報道為主，司法、行政、權力機關之間未形成有效的權力制衡機制，由於缺乏必要的監督和制約，必然導致司法權的專橫和濫用，司法腐敗的出現也就不足為奇了。我認為加強和完善我國的司法監督機制，充分發揮司法監督的作用，應著重從以下四個方面努力1.加強人大司法監督力度根據憲法和地方組織法的規定，我國的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是各級國家權力機關，也是法律監督機關。我國審判機關、檢察機關等都由同級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其負責並報告工作，受其監督。雖然人大在一定程度上確實履行了監督職責，但力度遠遠不夠，存在許多問題，主要體現在：監督機構不健全，對監督的保障沒有制度化，監督隊伍的素質不夠理想。因此，要盡快進行監督立法，建立專門的監督機構，確立監督責任。由於目前地方保護主義及裁判不公問題較為嚴重，因此要求加強人大對司法審判活動的監督的呼聲較為強烈。我認為，強化人大的監督確有必要，但是，人大的監督應是整體、抽象、一般的監督，即透過一個時期、一批案件所暴露出來的現象，發現問題，進行調查，以利決策；而不應是對個案的直接監督。在具體操作上，人大不應該過多地針對某個具體案件要求聽匯報、調案卷，甚至提出處理意見。即使是對個案的監督，也主要應是事後的監督。如果人大的監督特別是個案監督影響了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和法院作為社會糾紛最終裁決人的地位，干涉了法院對具體案件的正當審理，違反了司法獨立的原則，從而使法院的獨立審判權實際上被干擾或剝奪；無疑是不可取的。要是人大發現法院或法官在案件的審理過程中，確有違法行為，可以建議追究有關人員的法律責任，但並不能對案件進行任何的指示。加強和完善人大監督，有利於從宏觀政治角度保證司法工作符合國家的根本利益和人民的意願，促進司法的公正性。2.建立有效的內部監督機制為了保障實現審判管理體制的正義價值，必須建立並實行嚴格錯案追究制度。權力的約束和制衡是防止司法腐敗的重要手段，隨著審判組織的獨立和法官職權的擴大，必須大力強化對審判主體的制約和監督，保障實體正確。對獨任審判員錯誤裁判，應由獨任審判員承擔責任。對合議庭成員評議案件時，故意歪曲事實，曲解法律，致使合議結果錯誤，造成錯判的，由導致錯誤結果產生的成員承擔責任。對審判委員會研究案件，違背事實，曲解法律，導致錯案發生的，由有過錯的審委會委員或主持人承擔責任。對院長、庭長工作不負責任，好人主義，知錯不糾，導致錯判的，要由院長、庭長與有過錯的法官分別承擔相應的責任。要客觀分析產生錯案的原因，准確界定錯案范圍，嚴格執行錯案追究程序。區分錯案性質、過錯程度，把錯案責任追究到人，保障實體正義價值的實現。對司法人員在司法程序中的職務犯罪行為，要根據刑事訴訟程序進行處理。3.強化檢察監督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依法對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負有監督的職能。人民檢察院的監督，是一種來自法院外部的監督，它體現了檢察權與審判權的互相制衡，這種制衡，不僅要體現在刑事案件的審理上，同樣也應在民事、經濟案件中得到落實。監督僅僅出自內部是肯定不夠的，如果缺乏來自外部的、直接針對個案的監督，並不足以保障當事人所應該享有的權益。人民檢察院作為國家法律監督機關，其監督應當觸及司法活動的各個領域，對少數法官在訴訟過程中的吃、拿、要、卡、貪、占等行為應及時追究其法律責任。同時，改革檢察監督系統，健全檢察監督制度，改變目前檢察監督軟弱無力的局面。4.加強和規范輿論的監督對司法活動的監督除了立法權的監督外，還應當受到輿論的監督，所謂輿論監督，是指輿論界（主要指新聞界）利用新聞媒體對司法活動的過程和結果予以報道、傳播、評論，以行使監督的權利。西方一些國家將輿論監督視為除立法、司法、行政以外的第四種權力。近年來，國外的一些重大腐敗案件大多是被新聞媒體披露出來的，如美國的「伊朗門」事件、日本的利庫路特案等。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肖揚在全國法院教育整頓工作座談會上強調，法院要自覺接受輿論監督，各類案件除涉及國家機密、公民個人隱私、未成年人犯罪以及法律另有規定不予公開審理外，一律實行公開審判制度，不許實行「暗箱操作」。允許新聞機構以對法律自負其責的態度如實報道。司法****產生的直接原因就是某些審判人員利用手中的權力進行著各種庭前、幕後的非法交易和操作，使原本應該公開的審判活動變成了一種「暗箱操作」，新聞輿論監督可體現為客觀、公正、全面地報道案情，使廣大民眾和社會各界都能了解法院的審理經過和判決結果，這對司法就是一種約束，可以防範司法人員暗中弄虛作假，任意枉判。，從而形成有效的監督機制，杜絕司法腐敗現象的發生。我們在肯定輿論和媒體的監督的正面作用的同時，也應當看到過濫的渲染性報道的負面影響。要使輿論和媒體的監督發揮正面作用，必須使其規范化起來。現實情況是，一方面新聞輿論對司法活動的監督力度不夠，尚未形成足夠的社會壓力；另一方面過濫的渲染性報道又可能造成對司法活動的不公平影響。損害司法獨立和司法活動的中立性。因此我們必須通過立法對新聞監督予以規范，遏制和減少其監督過程中的非規范行為，以避免其產生錯誤的導向，干擾司法獨立。保障人民法院審判權的正確行使，必須強化監督機制。尤其是隨著法官獨立審判和實行責任制的實施，法官權力進一步擴大。權力若不受監督和制約，必然導致專斷和濫用，必然導致司法腐敗。但在強化監督的同時，我們必須堅決反對對司法審判活動的亂干預，個別領導幹部以言代法、干預法院獨立案的行為，不僅不是正當的監督，而且是違法的，應堅決糾正。
㈡ 法院去行政化有多難
司法地方化是司法行政化的根源，也是去行政化改革的基礎障礙。
法院內部對人財物及法官職務晉升的管理和干預，這是司法行政化的最大阻礙。
首先，法官要獨立序列管理，誰來管理？僅靠一個地級市中級法院，上不能突破地市級的束縛，下不能越過縣區級的管轄，因此，這種獨立是徒勞的。
其次，人員的政治待遇沒有了級別，法官靠什麼來區別？法官等級那一點點差別嗎？顯然是不行的，即使實施了「審判長津貼」，也不得不按一個個基本不存在的法庭繼續設置庭長、副庭長，從而對應主任科員、副主任科員等待遇。
第三，法官享受更高的待遇，讓其他公務員想不通。一方面，在他們心目中，法官的工作與其他行政工作並無二致，工作量也不比其他公務員多。那麼去了行政化，如何解決地方上的這些疑慮？對此，在一個將其地位與「公檢司」等同列的地方黨委政府眼裡，法院的任何解釋往往都是蒼白的。
第四，法院內部對人財物及法官職務晉升的管理和干預，是司法行政化的最大阻礙。這種內部既包括一個法院內部，也包括上下級法院內部。事實上，現在黨政及其他機關單位，直接干預案件的情形基本不存在了，即使要干預，也會通過法院內部領導進行干預。但法院內部就不同，法院內部的案件干預，法官往往很難拒絕，因為行政領導掌握著法官個人的人財物以及職務晉升的資源，因此，這種干預不論是原來的庭長審批制，還是審判長負責制，都是無法解決的，甚至於審判長負責後，這種行政化干預更甚。
㈢ 中央政法委員會關於深化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若干問題的意見
2008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關於深化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若干問題的意見》，從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加快建設法治國家的戰略高度，對司法體制改革作出了戰略部署。目前，此「意見」已在政法系統內下發，中央政法委正在抓緊制定實施改革意見的分工方案，改革實施工作正在積極穩妥推進。這是2009年和今後一個時期政法機關的一項重要任務。
中央推出的司法體制改革方案的指導思想是：在繼續抓好2004年中央確定的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事項的基礎上，從人民群眾的司法需求出發，以維護人民利益為根本，以促進社會和諧為主線，以加強權力監督制約為重點，緊緊抓住影響司法公正、制約司法能力的關鍵環節，進一步解決體制性、機制性、保障性障礙，優化司法職權配置，規范司法行為，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為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順利運行，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提供堅強可靠的司法保障和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核心是調整司法職權配置，加強權力監督制約，促進司法獨立。主要改革內容包括政法經費保障、司法職權重新配置、規范司法行為、落實寬嚴相濟政策、加強政法隊伍建設等方面。
一、建立政法系統財政保障機制，政法經費由中央財政統一保障
長期以來，我國司法不獨立的一個重要根源在於司法受制於當地政府，法院的經費及其法官工資、檢察院的經費及其檢察官工資等，都是由當地政府財政部門解決，司法機關的「財權」由政府部門「把持」，使得司法難以「硬」起來，司法很容易受到來自當地政府的干擾，形成司法地方保護主義。從財政負擔上看，2006年全國檢察系統的全部財政支出大約150億元，法院系統大約200億元，一共不到400億元，加上基本建設費用和適當增加工資福利，總量仍在財政可承受范圍之內。本次司法體制改革將建立政法系統財政保障機制，以後法院、檢察院的經費將由中央財政專項確定，建立分類保障政策和公用經費正常增長機制，解決基層法院的經費保障問題，從而開始打破司法經費由地方保障的格局，逐步化解司法的地方化難題。具體有可能會採取分地區，分級別，結合案件數量和訴訟費收入情況，採用因素計演算法確定各法院的財政撥款數。
二、檢察院刑偵職能劃歸公安局管轄，檢察院專司法律監督
檢察院作為法律監督機關，原有的《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院享有對經濟犯罪和職務犯罪等部分刑事案件的偵查權（自偵權）。對於公安機關偵查的案件，可以由檢察院進行法律監督，但是對於檢察院的自偵案件，則長期缺乏必要的制度性限制，只在檢察院內部進行監督。根據「有權利就有監督」的原則，本次司法體制改革將檢察院對經濟犯罪和職務犯罪的刑偵職能從檢察院剝離開，劃歸公安局管轄，檢察院主要專心做法律監督建設，以實現加強權力監督制約的目標，其中包括對法院的監督和對於司法系統其他部門的監督。
三、法院執行職能劃歸司法局管轄，法院其他有關行政職能劃歸司法行政機關管轄，法院專司審判
在我國，法院判決後案件「執行難」很突出，影響到法院判決的權威性和嚴肅性。本次司法體制改革將包括法院執行在內的有關行政職能劃歸司法行政機關管轄，法院專司審判。
四、看守所劃歸司法局管轄
長期以來，看守所作為主要的羈押場所，由同級公安機關管理。在偵查、羈押、改造主體一體化的管理模式下，看守所對偵查機關的訊問活動缺乏有效的監督，容易出現刑訊逼供現象。近年來曝光的佘祥林案、聶樹斌案中，都存在刑訊逼供，這些案件主要發生在看守所。許多學者提出，為了體現程序公正和控辯平衡，必須做到偵查權和羈押權的分權與制約。本次司法體制改革將看守所的管理移交到司法部(局)體系之下。
五、決定勞教權力由法院行駛
長期以來，由於其未經審判即限制人身自由的特點，勞教制度受到很多專家學者的質疑。北京理工大學教授胡星斗長期呼籲取消勞教制度。勞動教養制度主要的依據是1957年8月3日國務院公布實施的《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以及1979年由國務院公布施行的補充規定和1982年由國辦轉發的試行辦法。胡教授認為，一個決定實施半個世紀，一個試行辦法試行20多年，已難以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本次司法體制改革將此項權力由公安機關移交調整到法院來行使，以確保這項權力的行使更加規范化。
六、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
司法體制改革提出要把寬嚴相濟刑事政策上升為法律制度，轉化為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落實到執法實踐中去，使之既有利於控制社會治安大局、增強群眾安全感，又有利於減少社會對抗、促進社會和諧。一方面，適應新時期犯罪行為發生的變化，對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安全的犯罪從嚴打擊。另一方面，對輕微犯罪、未成年人犯罪，按照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實行寬緩處理，盡量教育挽救，增加社會和諧。
七、加強政法隊伍建設
司法體制改革本著「從嚴治警」與「從優待警」相結合的原則，提出完善政法幹警招錄和培訓機制，完善政法幹警行為規范和職業保障制度，加強政法機關廉政建設，嚴肅查處政法幹警違法違紀行為，改革完善司法考試制度和律師制度等。
㈣ 我國司法獨立的困境是什麼
1、司法機關與黨政機關的關系：
在我國，司法獨立是黨領導下的「獨立」，各級黨委及其政法委員會領導和協調公、檢、法工作的機制一直在運行，這在事實上形成了我國司法領域中「一個家長，三個孩子」的制度現實。雖然現在各級黨委、政法委審批案件的做法已大為減少，但一些「重要」案件的處理還是必須要向黨委或政法委請示或者接受其「過問」。
雖然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但是不能脫離黨的領導，無論是司法機關還是行政機關所有的領導幹部基本屬於黨的成員，因此其受黨的領導和管理是必然的問題。如此一來，司法機關是不可能脫離政黨對其的干預，無論是在有形還是無形，都不可避免的造成干擾。
2、司法機關與地方政府的關系：
地方各級人民法院、檢察院在人、財、物的配置上受制於同級地方黨委和政府，這不僅包括司法機關的日常經費開支，更包括了司法機關的工作人員的工資、獎金等現實的開支，具體的數額和項目都是由地方政府自己預算的，缺乏獨立性，經濟保障不足且財政供應體制不順，有時難以避免手捧帽子向自己的當事人乞討的尷尬。
由於地方各級法院的人、財、物均掌握在地方，從而使得我國這樣一個統一的單一制國家，司法卻不能獨立於地方。我們的司法機關在人事、財政上嚴重地依賴於地方，地方法院和檢察院都同在一個地方政府制約下，檢察院的法律監督職能不能充分發揮作用，也不可能不受當地經濟利益的左右。辦金錢案、人情案，司法活動中的腐敗現象突出。
3、司法機關與人大的關系：
我國憲法在確立司法獨立原則時，沒有規定司法機關有權獨立於權力機關。我國憲法採用的是議行合一的政體，國家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全部國家權力由人民代表大會即權力機關行使，司法機關由國家權力機關依法產生，司法機關應該對權力機關負責，並接受其監督。
由於憲法第一百二十六條未排除人大對法院審判活動的事前干預，現實中已出現了多起人大代表在人民法院審理案件過程中進行「個案監督」的事例，產生了許多負面影響，人大對司法的監督機制還有待完善，而且缺乏有效地制約。實踐證明，不講究黨的領導方式和人大監督機制的合理化，必然會影響司法獨立的實現。
4、公、檢、法之間的關系：
我國憲法和法律規定，檢察機關是法律監督機關，負有審判監督的職責。這種監督的方式和程度雖然受到法律的嚴格制約，而且目前看也有弱化趨勢，但畢竟與法院形成一種監督上的上位與下位關系。
而且就刑事案件辦理，憲法第一百五十三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應當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以保證准確有效地執行法律。」要求人民法院與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在辦理刑事案件時「互相配合」，這種平等的配合制約關系，使得以審判至上為前提的司法獨立難以有效貫徹，很明顯與司法獨立的核心要求是不相吻合的。
㈤ 問: 國家利益比個人自由重要, 詳述原因.
在國家體制和機構設立中，司法是被多數國家視為「個人自由的保護者」而建立的。法國憲法第66條規定：「如何人不得被無故拘留，作為個人自由保護者的司法機關，依照法律規定的條件保證尊重這個原則。」美國也認為，獨立的司法「可視為人民維護公正與安全的支柱」， 「法官之獨立對保衛憲法與人權亦具同樣重要意義」。因此，作為自由價值的體現者，在利益沖突和紐結面前，司法權的使命在於保持相對超脫的地位，不偏袒任何一方，確保公正價值的實現。
訴諸司法保障公正還源於一國存在著多重利益之間的糾紛和沖突，需要法官在利益面前作出判定，實現公正。自改革開放以來，由於我國經濟的飛速發展，改變了過去單一利益主體的格局，各種利益主體一定程度上獲得法律上的正當地位。社會關系的復雜，民事交往活動的頻繁增加了出現糾紛的可能性，對公正的要求也就比以往任何時候更為強烈。在此情況下，法官須在沖突的不同利益主體面前確立自己恰當的身份定位和取態，以消彌沖突，實現司法公正。
公正價值可欲性的社會基礎和法理根據
在我國，公正價值的可欲性及時代呼喚司法公正的強烈程度與我國社會結構改變和確立法治國家的目標緊密相連。自進入轉型期以來，我國社會社會結構發生了很大轉變。隨著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出現了各種所有制和多重利益主體並存的局面，改變了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利益絕對優位的格局，各種利益獲得了正當的法律地位。同時，社會關系的復雜及各種經濟因素的活躍，使得不同利益主體發生糾紛和沖突的可能性大為增加，當其利益發生缺損時，需要司法救濟予以補救，恢復法律上的權利設定和平衡。因此，與計劃經濟體制相比，個人自由在法律和實踐中極大了拓展了自己的生存空間。伴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我國政府管理社會的方式也發生了很大轉變，國家從社會生活的諸多領域撤出，依靠市場運行機制，一定程度上讓位於社會力量的自力發展，改變了過去深入社會、無所不入的干預狀態，能動的國家權力有較大程度的減弱和收斂。與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相依隨，有限政府的觀念得以確立，政府開始自覺地訴諸法治手段管理社會。這一切意味著單一的國家一元結構的解體，逐漸讓位於國家社會、-經濟的分離和一定程度上的國家-社會二元結構，私權與公權的沖突開始加強。在此情形下，舊體制下國家利益獨步天下的態勢有所緩解，個人自由和國家利益獲得了同等重要的法律地位。因此，個人自由和國家利益遂成為公正價值的深層評價體系，制約著國家司法權的運行，時代和社會發展也增強了公眾對司法公正的心理期待。
之所以訴諸司法保護個人自由之重任，源於司法權的屬性特徵。美國多數人持這一觀點，認為在所有國家權力中，司法權是危險最小的一支。建國之初聯邦黨人對司法權所做的闡述一直被認為是有關司法權的經典解釋。「司法部門既無-、又無財權，不能支配社會的力量與財富，不能採取任何主動的行動，」為三權中最弱的一個。在西方國家的-制度中，國家權力和公民權利始終共處於同一認知框架中，離開公民自由和權利就無法理解國家權力的存在。任何國家權力的行使是為了保護公民權利的實現，且他們對國家權力始終保持足夠的警惕。其危險性最小建立在與立法權和行政權比較的基礎之上。立法權歸根結底是主動和積極的，它可以制定一部法律，改變權利分配的框架和格局，設定新的權利義務，從而在較大范圍和較長時間內改變公民的權利義務結構。行政權的主動性則更強，所有的法律都由它實施和執行，並通過它轉變為具體的權利義務現實。惟有司法權的啟動是被動的，所以，「不告不理」和中國古之所謂的「民不告，官不究」是司法權被動屬性的概括。司法權的這一屬性正符合了西方法學家們對權利的分類，即所謂「積極權力positiveright」和「消極權力negativeright」，或者freedom from state和freedom to state.公民權利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免於國家干涉就能實現的，國家參與有可能適得其反，造成事實上侵犯公民權利的結果。司法權自身的屬性使它在這方面的危險性較小。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談到將司法權逐出行政領域時說道：「政府不斷介入司法的天然領域，而我們聽之任之；其實權力的混亂在這兩個方面同樣危險，甚至後者更危險；因為法庭干預政府只對案件有害，政府幹預法庭則使人們墮落，使他們變得兼有革命性和奴性」。所以，法院的危險性在於如果錯判，只對該案件本身有害，而不會由此波及其他（當然，其他的害處還是有的）。美國總統林肯也說過同樣的話，「一個判決只能解決一個案件，不能解決一個法律，更不能解決國家未來」。這既可看作是對司法權危險性較小的解釋，也可看作是對司法權軟弱的一種無奈。因此，將保障自由和公正的重任賦予司法權既是維護國家政體平衡的需要，也因為與其他權力相比，司法權對二者的實現有更高程度的保證。
但是，在我國，由於多重復雜因素的共同作用，對個人自由與國家利益之間的關系及司法公正的價值的理解和認識並沒有與社會同步發展，法官代表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一直在理論和觀念上占據正統地位，在實踐中制約著司法權力的良性和有效運行，影響司法公正價值的實現。這一意識的形成在我國有著深刻和較長時期的社會-文化根源。一方面，我國封建-制度缺乏分權傳統，國家權力太過強盛，個人自由在國家觀念和制度中未安放一個合適和恰當的位置。封建-文化和-制度著重維護國家利益，法官應代表和維護國家利益、公共利益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不需要對此進行討論；另一方面，這一理論之所以深深植根於幾乎是社會全體的公眾意識中，還因為自新中國成立以來至改革開放，我國一直是以社會利益主體一元化為基礎的社會。奉行國家至上，整個社會只有單一的利益主體，個人獨立的利益要求在實踐中受到很大限制，由此導致認識上的這一結論：個人利益和與社會利益整體利益永遠是一致的，是不會發生沖突的，並且，其利益只有當國家與社會整體利益得到維護時才能實現。既然不存在利益之間的沖突，也就不可能引起糾紛。這一狀況和認識的形成既是由所有制決定的，也是傳統文化長期積淀的結果。解放後我國實行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經濟體制，理論和實踐上難以界定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的分野，或者融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之中，或者公共利益代表個人利益，在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間缺乏明確清晰之界分。同時，源自東方文化所秉承的群體利益和個人利益之間、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之間的位階傳統，及東方文化那種根深蒂固的個人只有在群體中才能獲得存在，才能實現其自身價值的觀念信奉，即使在新中國成立後依然在意識上主宰著人們的行為，成為人們行為的觀念參照。這一始終不以個體獨立存在為價值參照坐標的意識對司法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以致於衍生出這一命題：即國家利益、公共利益具有不證自明的正當性，前者在道德上獲得了不可質疑的品格。在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發生沖突時，出錯的只能是個人，國家和公眾是不會有錯的，司法權只有維護國家利益才是其合法存在。
因此，隨著各種利益正當性的獲得，必須轉變舊體制下形成的陳舊意識，確立與當代社會相契合的國家利益和個人自由觀念，使司法權履行法律賦予自己的職責。
平衡國家利益和個人自由之間的沖突
既然社會各利益主體之間存在沖突，就必須有解決沖突和的機制。設想如果這一機制不能在當事人之間實現公正、公允，那麼誰願意將糾紛提交給法院呢？既然國家、社會和個人都有可能超出自己的的利益范圍，侵犯他人，法院就是這一糾紛的裁決者，法官對公正的把握也是對國家法律和整體秩序的維護。「各國良好的憲法應該建立在權利與義務的正當比例上。否定這種平衡便會把權利變成特權，其結果國家就會瓦解」。這一斷言同樣適用於我國。在一國的制度中，國家利益、社會利益和個人利益的分配都有適當比例，破壞這一比例有可能破壞該社會的基礎，威脅該社會的基石和整個秩序。在法律已經對各利益主體的權利進行適度分配的情況下，司法的使命就在於運用司法權保證既設權利分配的實現。因此，法官在涉及不同利益主體的糾紛和爭訟之時，處於相對超脫和獨立地位是司法審判權的應有之意和主要功能。
該問題在我國目前非常突出，值得爭論和探討，其認識上的模糊在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實踐中都有表現，以在刑事訴訟中表現得最為突出和徹底。民事訴訟中地方保護主義的泛濫也與此有關。法官之所以在訴訟中偏袒所在地方之利益，除卻體制上法官的自身利益與地方有擺脫不掉的千絲萬縷的聯系外，另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法官無法把握自身在利益面前的從屬，無法使自己確立一個符合司法價值和精神的姿態。刑事訴訟中法官代表國家利益和公共利益更使訴訟和裁判機制顯得荒唐：「代表國家和公眾利益的檢察官在法庭上理直氣壯地指控被告人犯有某種罪行，同樣代表國家和公眾的法官則滿懷熱情地傾聽著兄弟機關的代表的指控，而被告則可憐兮兮地被孤立於法庭的一角，心情復雜地等待著對自己的宣判-在律師制度改革以前，他還必須防備也是代表國家利益並以國家工作人員身份出現的律師向他射來的暗箭。如果不是神經有毛病，他有什麼理由相信法官對他的裁判是公平和正義的呢？」有人會說，司法權本身就是國家權力的一部分，註定法院只能是國家利益的維護者，當國家、社會和個人利益發生沖突時，法院只能佔在國家立場上，否則法院就不是國家機構了。回答該問題須區分幾點，什麼是國家利益？國家利益和以國家為主體的利益有何差別？法律所保護的利益是不是國家利益？是否需要區分合法的國家利益與非法的國家利益？
法治國家的國家利益泛指一切國家法律予以保護的利益。某一利益，一旦經國家法律規定，就成為國家利益而受法律保護。如美國最高法院在審理羅伊案一案時，將孕婦健康和潛在生命都視為「國家利益」。大法官布萊克曼指出：決定墮胎與否的個人隱私並不是絕對自由。在妊娠期間，存在著兩種「重要和正當」的國家利益，一是保護孕婦健康，二是保護潛在生命，政府得為實現這兩種利益而制定限制墮胎的法律。但是，這兩種利益在妊娠期間分別存在，各自在某時間地點成為「不可抗拒的國家利益」。美國大法官的這一解釋說明，國家利益不是一個孤立的概念，它是一個集合體，所有法律保護的利益都可以稱之為國家利益。在羅伊判例中，婦女終止妊娠的選擇權與胎兒的保護及生命權都可以構成重要的國家利益而受法律保護。不同的是，在一個特定案件或某一糾紛中，法律所保護的不同國家利益之間發生了沖突，需要法官在不同利益主體之間作出裁定，判斷和闡述哪一個利益更為重要，從而在根本意義上不再構成「國家利益」而不受法律保護。法官在相互矛盾的兩種法律和兩個不同利益之間作出司法裁決是常見之事。
並不是那些只有以國家為主體的利益才可以構成國家利益。在前述案件中，當事人都不是國家，但這並不妨礙他們所訴請的利益成為「國家利益」而受法律保護。這里須區分國家利益和以國家為主體的利益之間的差別。「國家利益」不同於「國家」利益。前者是所有受國家法律保護的利益，後者僅指以國家為主體的利益。在不涉及-性的案件中，國家經常以普通身份成為某一利益之代表，如國家和個人之間某一具體的民事、勞動糾紛。因此，在觀念上必須明確，不是所有以國家為主體的利益在道德和法律上都是永遠正確的。封建社會中，君主主權和專制統治國家既確認了以國家為主體的利益道德上的優越性，也使這一利益獲得了法律上的合法性，此外，當不同利益發生沖突時，還確立了國家優位的權利序列。以人民主權為基礎的法治國家在上述三方面與前法治國家有著根本上的不同。首先，在法治國家，國家利益道德上的優越性受到了挑戰。國家利益同樣須受某一標准以檢視其合法性。法律面前平等的思想將一切利益主體置於平等地位，國家也不例外，從而消弭了國家利益道德上的優越地位；其次，國家利益的合法性問題。國家利益既然不存在道德上的優越，則國家利益也有合法非法之分。法治國家確立的政府概念是「有限政府」，政府的權力是有限的，即使絕對權威的政府也只有有限的權力執行其意志。基於這一概念，政府有可能超出某一「界限」之外，從而構成政府所主張利益的非法性。在此情形下，法官須依據法律而不是別的作出裁決，不是依據主體而是依據某一權利主張的合法性以確定哪一利益受法律保護，以便在更大、更宏觀或更長遠的意義上防止國家利益受損或受到更大的破壞。在此情形下，如果法官不分青紅皂白地判定所有以國家為主體的利益都必須受法律保護，排斥保護哪些非國家為主體的利益，就有可能保護了非法的國家利益，而把另一個重要的國家利益置之法外了，從而有可能影響更大、更重要的國家利益，也極有可能產生這樣一種後果：法院保護了某一具體的「國家」利益，但卻傷害了整個「國家利益」。
國家利益是一籠統概念，國家利益須區分普通利益和-利益。如果某一糾紛涉及-利益，法院不予介入和評價，屬於國家裁量的范疇。如果是普通利益，則國家、社會和個人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在利益面前是平等的。在第一種情況下，法官一般不作為糾紛的裁決者。這也是為什麼多數國家實行司法與-分離的制度，法院不幹預屬於-范圍內的事務的原因。如果某一案件被法院認定為-性案件，它可以通過拒絕受理來避免對涉及國家重大利益的事務作出判斷。這是因為，基於人民主權的理念，司法權缺乏制定政策所需的民主性。司法的剋制與保守正是其明智與能力欠缺的表現。但在涉及普通利益的糾紛中，作為利益主體的國家有可能超出法律賦予它的許可權范圍，在此情形下，作為糾紛的仲裁者，法官必須保持中立的立場，有責任作出符合法律的裁斷。廣義上，這是法官代表國家利益的一種表現；狹義上，他本身不代表任何意志和利益，「而只能通過自己的理性和良知，在各種利益之間進行權衡，並依據現行法律以及法律的精神，確定哪些利益應當受到排斥，哪些利益應予保護」。因此，只有當個人利益、國家利益和社會利益受到同樣保護，才是在更深刻的意義上維護國家整體利益。
通過分析可以看出，法官即使在裁斷涉及國家利益的是非中，也並無與自己的身份發生內在沖突，相反，法官相對中立的立場是維護國家利益的另一種方式，目的是防止國家利益受到更大的損害。
因此，針對我國目前司法體制的現狀，在實現司法公正，平衡自由與國家利益的沖突過程中，需要在觀念上廓清個人自由與國家利益之間的關系，改變那種僅將法官作為代表和維護狹隘的國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認識，確立多極利益主體及國家利益復合體的概念。此外，還需要進一步完善我國的司法體制，正確處理審判獨立與民主性之間的沖突，使法官在憲政體制內回應「民憤」和傳媒監督，在司法能動與保守之間保持平衡。同時，必須在體制上解決國家法院的地方化趨勢，排除地方行使司法自治，杜絕地方的-化傾向，改善法院內部審判職能和管理職能混亂的現狀，避免司法行政化趨勢的進一步加重，從而確立法官作為公正化身的身份定位和心理認同，使法官在審理案件的過程中，維護個人自由，增進國家利益，實現司法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