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轉型與中國法治
Ⅰ 中國歷史上的兩次社會轉型對國家治理方式有什麼影響
社會轉型在人之後，失誤的是上層，治理國家也是上層領導，如果不及時採取措施，那麼很難說清社會的團結穩定，治理也應該合情合理，強壓不是能力的表現，心疼哎
Ⅱ 中國社會轉型期的特點是什麼
中國社會轉型期的特點：
一、轉型過程漫長。中國的農業文明非常發達，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對整個社會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對人們的思想觀念、生活方式有著強大的影響。因此，現代工業社會取代傳統農業社會的過程難以在短時間內完成。
同時，由於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在這樣一個龐大經濟社會體中實現社會轉型是一個嶄新的歷史課題，既沒有現成的歷史經驗、也沒有其他國家的成功實踐可供借鑒，完全是一個獨自探索的課題。這樣，一方面，傳統農業社會的影響根深蒂固，需要較長的時間才能轉換。
另一方面，當今中國的社會轉型又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新課題，需要較長的時間去探索，這兩方面的因素決定了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二、轉型過程復雜。中國社會的轉型是在已實現了現代化的西方社會遭遇深刻危機、出現一系列弊端之後開始的，如何揚其長而避其短是一個復雜的課題。這可以使當代中國的社會轉型少走彎路，但也使這一過程更加復雜。
可以說，當中國社會還沒有完全享受到現代化積極成果的時候，西方就已經開始了對現代化的全面而尖銳的批評，尤其是後現代主義更是主張拋棄現代性，以避免人類的毀滅。這種時代的落差使我國實現現代化的境遇更加復雜化。
三、轉型中矛盾尖銳。西方現代社會開始於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西方傳統文明與現代文明的沖突是相對平緩地進行的。
而中國的社會轉型最初是外源式的，是在外來侵略者的堅船利炮下啟動的，它不僅無法像西方國家那樣從殖民擴張中獲得原始資本積累，相反自己就是西方殖民擴張的對象。
由此形成了民族矛盾、階級矛盾在社會轉型過程中相互交織的狀態。這種情況必然影響當代中國社會轉型的進程。
四、轉型所處的國際環境復雜多變。當代中國的社會轉型是在復雜的國際環境中進行的。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世界社會主義遭遇嚴重挫折。
這就決定了當今中國的社會轉型是在更為復雜多變的國際格局中推進的，國際格局的不確定性增加了轉型的難度。因此，研究當代中國的社會轉型，一定要把多變的國際環境考慮進來，認識到由此帶來的影響。當代中國社會轉型的艱巨性還表現在它是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推進的。
世界各國和地區經濟的相互影響與制約從未如此強烈，各個國家、民族的政治文化也相互影響，任何國家和民族都不可能孤立地求得生存和發展。這種情況對後發展國家的制約作用更加明顯，這也直接形成了當代中國社會轉型中的機遇與挑戰。
(2)社會轉型與中國法治擴展閱讀：
社會轉型期的主要社會風險
一、制度性風險
現階段中國社會面臨的諸多風險，更核心的來源是社會制度結構層面。關於制度性風險，目前學界通常理解是由於制度變化太快，產生不確定性而帶給人們行為的不確定性，這實際上並非制度性風險而是人們的行為風險。
真正意義上的制度性風險是指制度自身被預期的功能缺失或發生偏差而導致社會不穩定的可能性，它具體表現為現有制度的不公正、缺乏新的制度應對風險、制度規則運轉失靈所帶來的社會風險，如貧富差距、社會保障滯後、腐敗問題等。
二、階層性風險
一個公正、合理、開放的社會階層結構是現代社會穩定與發展的前提條件。合理、適當的社會分層和差距既可以激發社會的活力，又可以維持社會的穩定。但如果社會階層結構出現畸形化趨勢，就會影響競爭的公平，進而影響社會的穩定。
三、文化心理性風險
文化心理性風險主要是由於經濟增長的短視效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缺失和社會多元文化的沖突等多重原因所造成文化的混亂和心理的扭曲，從而形成各種社會不穩定的因素。不可否認，當前中國的經濟獲得了巨大發展，同時也帶來了文化心理層面的各種風險。
經濟的增長並未帶來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相反的貧富差距逐步拉大，極易民眾心理產生極大的反差，社會不滿、不信任、隔閡和焦慮情緒就會與日俱增，導致仇富、仇腐心理的出現和平均主義心態的復發，從而增加社會動盪的風險。
參考資料來源：人民網-當代中國社會轉型的特點
Ⅲ 當今中國社會轉型狀況如何
當今中國的社會轉型，是在沒有進行工業化和政治民主化的進程下，在一個農業文明的基礎上生發出來一個試圖政治現代化和社會市場化的邏輯。因此，中國的當下，是猶如通過歷史三峽的社會轉型，更是一種試圖崛起的瘋狂的跳躍式轉型，從根本上來說沒有超越「超英趕美」的單純經濟因素的轉型思維。與西方的漸進轉型不同，中國歷史的多種轉型擠壓到了現代這個特定的時代，工業化轉型、政治民主化轉型、科學技術化轉型、全球化轉型、經濟市場化轉型、知識社會化轉型、資本知識化轉型和文明轉型一起堆積。
Ⅳ 朱蘇力的社會轉型與中國法制中認為中國法制中,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分層,很多人的利益不大一樣了嗎
什麼是所謂的「朱蘇力」?！大家知道只有「朱古力」……
Ⅳ 中國經濟轉型的法治取向有哪三大方面
法制、法治社會到底是怎麼樣的？如何判斷是不是法制、法治社會？（周群回答網友提問三十九）
法制、法治社會的基礎：政治上人人權利平等不存在壓迫；經濟上按勞分配不存在剝削。
即：法制、法治的社會沒有剝削壓迫。
法制、法治社會的標志：不存在人民群眾最不要的黑社會、娼妓、毒品、貧民窟和高犯罪率。
即：法制、法治的社會沒有社會弊病。
所以資本主義私有制社會、封建社會帝皇制都絕對不可能做到法制、法治社會。
我們社會主義時期的法制、法律以「有益於人民的是好、有害於人民的是壞」標准作為基礎理念建設的。
也就是以「有益於人民的是好、有害於人民的是壞」作為標准來衡量一切、評判一切，裁定任何事、任何人。
但現在不是社會主義而是資本主義了，所以改革開放的法制、法律以「有益於官僚資產階級的是好、有害於官僚資產階級的是壞」標准作為基礎理念建設了。
法律本來是保護和保障每個人的權益的，但損害別人權益的投機倒把、爾虞我詐行為卻會被資本主義社會捧為榜樣楷模。比如現在的資本主義社會，十元錢的東西如果能設法賣出二十元、三十元、四十元、……，或者搞個小公司使用欺騙手段吞掉了大公司，也都不屬於詐騙，反而會被人們交口稱贊，且更是會被媒體大肆炒作為成功人士、當代英雄。
而且資本主義社會更怪異的是，一邊自稱是言論自由的社會環境，一邊卻不管是什麼話也不管這是大家都同樣在說的話，只要是有人要找茬告你，就能以你說了這個話而開庭把你當被告。因此資本主義私有制社會有很多靠告人出名、靠告人生存的人，甚至還有純粹基於自己的覺得好玩而經常抓住別人的一言半語來告人玩興趣。典型例子，台灣李敖告了許許多多的人，連他自己都記不得告過哪些人了。
社會性質和制度：
封建社會帝皇制：整個國家的資源和財富由一個大家族霸佔，唯獨皇帝有權把生產資料分封給親屬私有或臣僚私有，大多數人沒有生存所需的生產資料，要活著就得去為少數人（地主階級）服務、勞動受壓迫剝削。
資本主義私有制：整個國家的資源和財富由少數人霸佔，大多數人沒有生存所需的生產資料，要活著就得去為少數人（資產階級）服務、勞動受壓迫剝削。
社會主義公有制：整個國家的資源和財富由整個國家的人民共同擁有、共同生產、共同享受，任何私人不佔有生產資料，使得沒有任何人可以騎到任何人頭上剝削壓迫。
目前我們人類所用的經濟衡量指標：一、人民的醫療、教育、就業、住房、養老社會福利保障狀況。二、物價穩定狀況、失業率狀況、財政收支狀況。（此標准用於任何國家或時期，不以此標准衡量的一律無效！）
目前我們人類所用的衡量社會或時代好壞的指標：一、人民群眾最不要的黑社會、娼妓、毒品、貧民窟和高犯罪率的狀況。二、人民群眾最需要的醫療、教育、就業、住房、養老社會福利保障和安寧的社會環境狀況。（此標准用於任何社會或時代，不以此標准衡量的一律無效！）
人民的概念：不喜歡剝削壓迫的人和群體。
人民的敵人概念：喜歡騎在別人頭上剝削壓迫的人和群體。
賤奴（賤人、賤貨）的概念：喜歡被人騎在頭上剝削壓迫的人和群體。
目前我們人類所用的衡量事物好壞的標准即是：有益於人民的是好；有害於人民的是壞。
目前我們人類所用的衡量人好壞的標准即是：言行有益於人民的是好人；言行有害於人民的是壞人。
用這些標准去衡量任何人與事都能立即清清楚楚、分明無誤（但僅限於人類，而畜生不會也不懂得使用這些標准衡量）。
目前的當務之急：
1、提高無產階級革命陣營的思想境界、理論水平和思維能力，識別假左。
2、組建全國各地共產主義小組，構織應對即將來臨的經濟崩潰之全國性大網。
3、指明推翻資本主義私有制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是走出血腥大災難的唯一途徑通道。
Ⅵ 誰能為我描述一下中國法治的現狀，發展進程，發展過程中的優點和不足之處。
供你參考：
中國特色法制現代化道路淺議
實現現代法治是中國有識之士近百年的追求和夢想。但是，作為現代政治文明的法治，難以與自然經濟相嫁接，更與集權政體和以宗法倫理為核心的儒家道德觀念相抵晤，追求現代法治的努力幾經磨難，屢遭挫折。黨的十一屆三全會開始以理性的眼光審視歷史與現實，並將法治植根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肥沃土壤，逐步地、分層次地建構現代法治的制度結構與觀念體系。認真分析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法制現代化建設所處的歷史方位和和特徵，有助於認識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法治建設道路問題。
一、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背景
當代中國的法制現代化開始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當時的中國面臨著國內外一系列新情況和新問題，它決定著中國法制現代化的方向和特徵。
1．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中國法制現代化面臨的基礎性變革
中國是一個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和一個時間不長的新民主主義社會而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十分薄弱。在1957年以後的近20年的時間內，我們在理論上認為可以跨越商品經濟充分發展的階段，而直接實行產品經濟，在實踐上則建立了一套權力過分集中的計劃管理體制，從而窒息了人們為追求自身利益而煥發出來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尤其是遏制了現代社會建立的基礎——現代商品經濟的發展。而此時的西方國家，則在以計算機技術為核心的新技術革命的推動下，穩步發展。與我國相鄰的周邊國家或地區也進入了經濟騰飛的階段，從而對我國形成了巨大的壓力。實現四個現代化，改變經濟落後狀況，不僅是當時人民的迫切期望，而且是中華民族自立於民族之林的刻不容緩的任務。
經濟的落後和非市場化，必然影響中國法制現代化的進程。現代法治的內核是民主政治，而現代民主政治必然是現代商品經濟的產物。因為經濟上的商品等價交換原則派生平等觀念，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實行民主政治，平等地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反映在法律上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權。正如馬克思所說：「平等和自由不僅在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交換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換價值的交換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產生的現實基礎。」⑴以行政命令為特徵的計劃經濟壓抑了個體對自身利益的追求，扼制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現代法治觀念的形成。同時，以行政指令連接起來的社會生產活動也缺乏對現代法治的社會需求。因此，通過改革推動經濟的發展和市場化，既是中華民族生存的迫切需要，也是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基礎性條件。
2．改革傳統的人治型政治體制的迫切要求。中國有著兩千多年封建專制主義傳統，「父為家君，君為國父」、「皇權至上」、「法隨君出」等已經形成了傳統中國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封建社會的政治理論和法制理論，無論是主張以法治國的法家，還是主張以「禮」治國的儒家，無一例外都主張君權至上，其理論的中心就是論證如何治民，維護封建統治，鞏固君主萬世一系的家天下。新中國建立後，經過了七年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短暫時期後，就長期按照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理論，指導國家的政治生活。因此，在政治體制和法制建設方面，集中批判和否定了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法制的理論和制度，而對有著兩千多年歷史的封建專制主義制度和思想始終未進行有效的清算，使個人專制、權力集中、法外特權等封建殘余，在戰爭年代形成並沿用下來的權力過分集中的領導體制中，以制度的形式生長和蔓延，形成了人治色彩極濃的政治體制。
這種人治型政治體制扭曲了人民的政治參與熱情，抑制了民主政治的發展，導致了二十多年來一系列重大決策的失誤。誠如鄧小平所言：「我們過去所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⑵而法制現代化是一種新的制度設計，這種制度設計的核心就是民主政治，因此，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完善一系列民主制度，是法制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意，是從人治走向法治的客觀要求。
3．發展與穩定的兩難選擇。秩序和穩定是任何一個社會實現宏觀管理的基礎性條件。雖然發展和改革是當今中國面臨的最重要的使命，然而這兩項任務的實現也都要求有一個安定團結、穩定有序的社會環境。但是，改革是一個新舊體制的交替過程，體制的轉換導致了利益結構的重新調整，在原有舊體制下長期相對穩定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伴隨而來的是利益結構的多元化、復雜化，從而引起各種局部利益的矛盾和沖突。這些矛盾和沖突得不到及時、正確、合理的調節和處理，在一些地區、在一定條件下可能導致激化，破壞社會的穩定。
法制現代化所追求的目標之一就是人人在法制原則下去思考和行為的社會秩序狀態，同時，中國的法制現代化也是從制度層面上對我國的政治、經濟體制進行重新設計和整合的過程，它既以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為基礎，又促進和保障改革的發展，並以制度的形式反映改革的成果。選擇什麼樣的價值目標，既促進改革，又保持社會的穩定，這是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面臨的重要課題。
4．濃厚的封建人治法律傳統和和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建制設。中國封建社會有著兩千多年的漫長歲月，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家國一體化的集權體制，「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倫理道德觀念構成了封建社會三位一體的超穩定結構。它給我們留下的是各種各樣的封建主義文化遺產。在法律制度方面最典型的是，以人治為核心的「德主刑輔」的治國理論，立法、行政、司法合一的專制體制，刑民不分的法律體系，「刑不上大夫」的刑罰制度，以義務為本位的法律觀念，懼訟、厭訟的民眾法律心理，等等。到了近代，在西方思想影響下，中國也曾出現過呼喚民主和法治的思潮，但是由於缺乏經濟基礎和社會變革的支持，在中國始終未建立起現代意義的法律制度。
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向法制現代化邁開了重要的步伐。但是，隨著將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矛盾規定為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開始了對「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等所謂「資產階級法治觀」的批判，導致了法律虛無主義思潮泛濫。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我們所面臨的是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制建設：法律規范體系不僅數量少而且殘缺不全，作為根本大法的憲法充斥著左傾思想的陳詞濫調，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民事訴訟法等一個國家正常運轉的基本法律付諸闕如；司法體制遭到破壞，檢察機關被撤銷，辯護制度、律師制度被廢除。司法機關的職能被簡單化為「階級斗爭的工具」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刀把子」；現代法治觀念十分淡薄。人們不僅缺乏現代社會應有的公民權利觀念和守法意識，甚至對法律的權威性都喪失了信心。
二、法制現代化道路的中國特色
中國法制現代化起步階段的歷史背景，決定了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有其獨特的發展道路和特徵，認識這些特徵是把握其發展規律的關鍵。
1．發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導性。一個國家法制現代化的過程，一般來說是與這個國家整個現代化過程分不開的。當代發達國家的法制現代化起步於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是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市民社會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實現的，是一種自下而上的，由社會生活領域推動的運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國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種消極的「守夜人」角色。而當代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發生於20世紀最後20年，這時的中國社會缺乏商品經濟對民主法治意識的啟蒙，更面對著政治、經濟和法制飛速發展的世界。發達國家的政治影響和經濟壓力，國內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決定了我國法制現代化的任務極為艱巨。這就需要有一個充分行使公共職能的強大國家來推動法制的轉型，需要國家和政府自覺地擔負起正確引導法治發展的時代責任，從而決定了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在發展方式上帶有政府主導性。三中全會以來，黨和政府領導全國人民在法治理論上進行撥亂反正，確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現代法治觀念，提出了加強民主法制，實現依法治國的法治現代化任務；面對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制建設，領導制定了法制現代化綱領和宏大的立法規劃，並在短短20年間，完成了西方國家上百年走過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憲法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領導了大規模的普法教育，有規劃有組織地傳播法律知識，肅清封建法制觀念，培育現代法治意識。總之，在當代國內外背景下，沒有黨和政府的領導，希望像西方國家那樣通過市民社會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實現現代法治，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我國法制現代化的政府主導性，客觀上要求維護政府的權威，但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改變黨和國家運行機制中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擴大公民的政治參與，實現民主政治。因此，維護政府權威不能走集權、擴大權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過建立一個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權力的運行合法化、合理化來實現。因此，黨和政府行為法治化，領導行為法治化，當是中國實現法制現代化的前提。
2．目標的階段性。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面對國內相對落後的經濟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來自國外的壓力和挑戰，其目標的選擇必須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帶有階段性。
作為一個社會主義民主制國家，國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規定，是人民的國家制度，國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環節：人不是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為國家而存在，而是國家為人民而存在。「國家制度在這里表現出它的本來面目，即人的自由產物。」⑶可見，充分實現公民的權利與自由是法制現代化的根本目標。為此，首先要運用法律機制，確認和實現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參與權，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憲法原則落到實處。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機制，務使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根據法律的要求來行使，把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納入法制軌道，建立和健全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權力的法律制約機制，防止國家權力的濫用，防止一切公權力對公民權利的侵犯。
這樣一種法治狀況，是法制現代化的理想目標。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為此而作出了艱辛的努力。但是，經濟發展的內部沖動和國際競爭的強大壓力，使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無可選擇地將社會政治穩定前提下的經濟快速發展確定為相當長一個時期內的階段性目標。首先，當代中國所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盡快發展經濟，解決幾億人「吃飯」和「溫飽問題。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中，能否迅速地將經濟發展起來，使本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綜合國力趕上或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已經成為國家政權最終存在的合法性基礎。其次，公民權尤其是公民政治參與權的全面實現和公民權利觀念的形成，有賴於市場經濟的充分發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質的提高。因為，「作為商品交換關系總和的『市場』，它對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權利保障」。⑷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不足溫飽的物質生活水平，不可能產生對現代法治的強烈需求，不可能產生更多的政治參與要求，「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⑸第三，當代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一個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觀念更新的社會急劇變化過程。經濟的發展，利益階層的分化、價值觀念的沖突、民眾政治參與期望的提高，對政府的凝聚力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同時，中國的現代化過程還始終面臨著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影響與滲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著「民主」與「人權」的旗號，瓦解中國黨和政府的政治權威。如果一開始就將中國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定位於全面實現包括政治參與權在內的公民權，則會超出現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權威分崩離析，經濟的趕超計劃也會毀於一旦。因此，分階段實現法制現代化目標，是中國在當今國際國內特殊環境下的一種現實可行的選擇，即首先圍繞政治穩定和市場經濟發展建立和完善相應的法律保障體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穩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進公民政治權利的實現。
3．價值取向的雙重性。事物的價值是事物作為客體對主體的生存、幸福和發展的肯定關系或否定關系。凡是對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夠滿足人的某種需要，有助於實現目標的東西，就是有價值的，反之就是無價值的。法制現代化作為一種制度設計，也有一個價值選擇的問題。一般說來，法制現代化的價值是多重的，包括正義、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權利等等。在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選擇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制度和其基本國情基礎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現為對公平與效率關系的合理解決。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逐步確立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法制現代化價值取向。
首先，中國的法制化應當把盡快發展經濟，提高效率作為其價值取向。在社會主義社會，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所決定，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鄧小平明確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不發展生產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說是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⑹。因此，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應成為評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標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堅持「兩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設服務於經濟：一方面，抓緊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為市場主體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使市場主體在經濟生活中擁有廣泛的選擇自由，保障市場主體的合法利益，促進經濟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擊經濟犯罪，維護經濟秩序，為經濟的發展和效率的提高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其次，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另一個價值取向乃是實現社會正義。人類社會的法律從其誕生時起，就同正義結下了不解之緣。正義所蘊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權利等價值內涵，成為政治社會中所有價值體系追求的最高目標。社會正義也就自然構成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理想。在當代中國，社會正義具體表現為：消滅階級，消除兩極分化，實現社會的共同富裕。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⑺因此，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將關注和解決社會公平或社會正義問題作為自己的根本的價值取向。為此，三中全會以來，我們一方面通過立法確認和保護社會主體在機會和手段選擇過程中的平等權利；另一方面，通過制定一系列有關公民社會經濟文化權利的法律法規和保護弱者群體的法律法規，如勞動法、工會法、殘疾人保護法、教育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消費者權益保障法、社會保險法和最低工資制度等法律法規，強化法律的利益調控職能，促進社會利益需求與實現的平衡發展，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現象，在目前經濟政治環境允許的情況下，最大限度地實現社會公正。
當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實現有賴於社會資源的極大豐富，在普遍貧窮的社會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公正與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經濟基礎上的平均主義。因此，經濟的發展和物質的豐富是社會公正的基礎。在發展經濟成為核心任務的當代中國，公正會帶來民心的歸附和政治的穩定，但是發展會在更高的基礎上實現社會的公正。「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反映了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因而也是中國法治現代化的價值選擇。
4．過程的非協調性與不足：
法制的現代化應該是一個立法、司法、執法、守法協調發展的過程。但是，如前所述，中國的法制現代化一方面帶有政府主導性，另一方面，它是作為最強音的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的一種回應——為改革和發展服務，其目標的選擇帶有強烈的功利性。因而，其發展過程不可避免地帶有非協調性的特點。在立法上，表現為立法速度快、數量多，在短短的二十年內，我國的立法已走過了西方上百年的歷程。但質量不高，可操作性差，立法程序立法技術不科學，部門法之間畸輕畸重現象嚴重。在立法與執法和司法的關繫上，集中表現為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甚至貪贓枉法現象嚴重，使立法與法律的實施之間出現較大差距。在立法和法律實施的基礎和手段的關繫上，表現為立法超前，基礎和手段不足。許多法律制定出來，卻沒有或缺乏實施法律的人員和物質條件，甚至一些法律的制定沒有建立在社會需求的基礎之上（如80年代制定的《破產法》），因而使這些法律處於虛置半虛置狀態。在法治觀念上，不同層次的公民對於法治的理解存在嚴重不協調狀態：國家領導人談的「法治」是「治國方略」；法學專家談的法治是指法對整個國家和社會的統治，法律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一些執法和司法人員認為「法治」就是依法管理，甚至以法治民；而更多的老百姓認為「法治」就是規規矩矩的守法，不犯法。這樣一種復雜的觀念狀態表明，中國當代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尚不像經濟現代化目標那樣，為全國人民所明了和認同。
中國法制現代化過程的非協調性，是當代不發達國家在急速推進經濟現代化過程中表現出來的規律性特徵。它是經濟上的不成熟（市場經濟的不完善）在法制上的表現，同時也表明，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基礎上，穩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和法治觀念的變革，已經成為推動法制現代化進程的關鍵。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展開的中國社會變革，實際上是要完成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歷史轉型。在這一轉型過程中，當代中國法制建設也呈現出現代化的發展趨勢。由於文化傳統和所處的歷史方位，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必然帶有自己的特徵。認識這些特徵的目的，在於將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置於現實可行的基礎上，客觀地看待其進程中的成績與不足，既克服不顧國情，追求抽象的法治理念的理想主義，又可以喚起由人治走向法治這一艱難進程中消極主義者的信心。
Ⅶ 十二公民 中國在這個轉型時期如何現實地處理人治與法治的關系
延續千年的封建社會和中央集權制度所沉澱下來的極權式思維,大概是中國人法治進程中的深層障礙之一
他所能導致的群體溝通災難恰恰是電影十二公民理性討論以追求公正的
Ⅷ 社會轉型時期，中國憲法與現實的沖突有什麼特徵
根據實際情況不同，中國憲法與現實的沖突可分為如下幾種： 以沖突的危害程度為標准,可以把沖突分為正常的沖突與非正常的沖突。這是沖突的基本分類。憲法運行中規范與現實的不一致現象有時表現為正常運行軌道之內的現象,靠自身的規則與程序能夠得到合理的解決;當規范與現實的不一致已達到十分尖銳的程度,以原有的規則與程序難以解決兩者的矛盾時憲法運行進入到非規范的階段,形成非正常的沖突。由憲法的規范性與現實生活各自的特點所決定,憲法運行中兩者完全一致的狀態是不可能存在的,總是在矛盾中得到發展,不斷地克服沖突所帶來的各種障礙。因規范或現實的變動而引起的沖突現象,可以在正常沖突的范疇內予以協調。從某種意義上說,正常沖突是憲法發展的內在動力,不斷賦予憲法以新的營養與豐富的社會基礎。實際上,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所看到的因規范與現實沖突而出現的大量現象是一種正常沖突,不能把這種沖突簡單地歸結為違憲現象。良性運行的社會應當允許在自身的社會體制中存在規范與現實的沖突。正如科塞所說的,沖突對社會有積極的一面,靈活性大的社會允許沖突存在,僵硬的社會不允許沖突的存在,壓制沖突,所以一旦發生沖突,則會出現危機。正常沖突一般是在規范體系的價值已確定並獲得普遍共識的條件下出現的,靠規范的調整功能可以解決出現的沖突現象。當正常沖突得不到有效遏制時沖突便發展為非正常沖突,即在某一階段出現的規范與現實的沖突已脫離正常發展的軌道,社會運行出現嚴重障礙,憲法規范基本上喪失對社會生活的調整功能。出現非正常沖突後,現有的規范體系與運行方式難以提供有效的解決沖突的對策,憲法規範本身面臨深刻的變化。正常沖突與非正常沖突的區別與憲法規范的變動形式有著密切聯系。憲法規范一般有合法的變動與不合法的變動兩種形式。合法的變動具體分為憲法修改、根據憲法解釋的變更、基於下位規范的變動;不合法的變動主要有發生革命或政變等引起的變動,如憲法廢棄、憲法停止等。從憲法運行的基本過程看,正常沖突與憲法規范的合法變動是相適應的,通過規范自身的變動可以為沖突的解決尋求可行的方案。非正常沖突一般是在憲法規范的變動出現不合法的情況下出現的,通過規范的自身調整難以實現解決沖突的目的。
以沖突發生的影響為標准,可以把沖突分為整體沖突與局部沖突。整體沖突是指憲法運行中指導思想或基本原理方面出現的沖突與矛盾,它對整個憲法秩序帶來重大的損害。整體沖突是在規范與現實的矛盾得不到及時調整而出現的,靠規范自身的局部調整難以解決沖突,一般採用憲法修改方式。整體沖突容易出現在社會變革初期,集中表現在經濟政策的制訂、社會改革措施的調整、中央與地方權力的劃分等方面。局部沖突是憲法運行中經常出現的一種現象,一般發生在社會生活的局部領域,主要涉及到國家政策的具體內容的調整或具體的改革措施的出台等。對局部沖突問題不宜採用激烈的變動方式,一般採用對社會生活秩序變動最小的方式,盡可能以緩和的方式解決社會的矛盾。
以沖突發生的領域為標准,沖突可分為立法沖突、司法沖突與行政沖突。1 立法沖突。立法是法治的基礎,健全的法治首先以科學、合理的立法體制的存在為其基本特徵。在現代社會中科學、合理的立法又是以是否符合憲法為其判斷標准。如果立法違背憲法的實質和形式要求,則會造成立法與憲法的沖突。一般說來,立法沖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立法指導思想與憲法價值的沖突,即法律產生的社會基礎與追求的價值脫離了憲法規定的價值體系。(2)立法程序違背憲法的規定。立法許可權的劃分是通過憲法確定的,部門法律不能規定應由憲法規定的立法許可權劃分。(3)法律體系內部出現的沖突。任何一部法律都是依據憲法制訂的,法律之間的沖突實際上導致法律與憲法的沖突,損害憲法的形象。(4)立法沖突還表現在法律解釋過程中。解釋法律必須要遵循憲法規定的原則,不得違背法律中體現的憲法理念與原則。2 司法沖突。司法沖突主要表現在運用司法權的過程中出現的違背憲法規定與原則的現象。司法與憲法的沖突主要表現在:(1)司法權運行原則與憲法的沖突,即司法權的運作脫離憲法規定的基本精神,不能合理地確定司法的活動領域。(2)司法組織體系與運作程序不符合憲法的原則,不能全面地體現憲法對司法許可權制的要求,甚至出現以司法的特殊性突破憲法界限的現象。(3)司法解釋超越其合理的界限,侵犯固有的立法機關的許可權,造成司法權的濫用。(4)司法腐敗現象對於憲法的基本價值具有很大的破壞作用,直接同憲法規定相抵觸,加劇了憲法與司法權運行過程的沖突。3 行政沖突。行政沖突是指行政權運行過程中出現的同憲法相矛盾的現象。憲法對行政權產生基礎、運行程序、運行原則、權力的界限等作了具體的規定。行政權與憲法沖突主要表現在:(1)行政權產生過程與憲法規定的沖突。憲法對不同層次行政權產生過程作了具體規定,但有些行政機關的行政權沒有合憲性基礎。(2)行政決策過程與憲法原則相抵觸。憲法規定與原則不僅制約行政權產生過程,同時在重要的行政決策過程中應遵循憲法的基本原則和具體程序,使決策具有合理的憲法基礎。(3)行政裁量與憲法的人權價值的沖突問題。行政裁量是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形式,在特定條件下可能與憲法規定的價值產生不一致。權力行使的憲法界限本身,特別是人權的憲法保障容易與行政的效率性發生沖突,需要在行政的運行中為裁量權的合理運用提供憲法的基礎。(4)行政立法與憲法的沖突。現代社會中行政立法在行政管理活動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同時兩者的沖突在這一領域表現的更為突出。
Ⅸ 中國社會轉型的幾個階段.
1、鄉土中國階段，正如費孝通所說：從基層上看，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
2·城鄉中國階段，這個階段一半農村人，一半城裡人。這一階段變化最為劇烈，而城市化並不能代表這個階段。
3、城市中國階段，這是最成熟的階段。三個階段中，最為關鍵的就是城鄉中國這個階段，因為這一階段中結構轉變最快、要素流動最活躍、城鄉關系變化最大。
(9)社會轉型與中國法治擴展閱讀
當前中國已經步入「城鄉中國」階段，主要理由有以下四點：
第一，農二代與鄉村的關系已經發生徹底改變。不管城市是否接納，不可否認的是農民開始變成城裡人。
第二，農業部門正經歷重大變革。原來定義的農業，就是糧食農業的概念。但是現在發生很大的變化，農業份額大幅度下降，農業產值份額到2014年只有9%。中國農業轉型最重要的標志就是從以高勞動投入提高勞動生產率轉向以機械投入提高勞動生產率為主的增長模式。
第三，「熟人社會」的村莊制度正在發生劇烈變動。維系鄉土中國最重要的制度就是村莊制度，這套村莊制度現在發生了幾個方面的變化：
一個是村莊隨人口代際差異而變化，農一代，人走資本回、出村再回村；農二代，人走資本不回、出村卻不再回村。第二個是村莊制度趨於瓦解，本村人變陌生人，人際關系斷裂與非人際關系的進入，禮治秩序瓦解，公私關系模糊。第三個是村莊分化加劇，大部分村莊破敗與少部分復活。
第四，城鄉生產要素對流不斷增加。上一輪中國城市化進程，主要生產要素土地、資本和勞動力從單向流動轉向對流。土地配置縣一級土地指標僅200畝—300畝，資本是完全往城市走，勞動力從鄉村往城市轉移。但是城鄉中國階段發生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變化，這三個要素都開始出現城鄉之間的對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