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與法治
㈠ 什麼是「一帶一路」「一帶一路」建設當前面臨哪些機遇和挑戰
「一帶一路」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簡稱，「一帶一路」的戰略構想順應了我國對外開放區域結構轉型的需要，必將使得我國對外開放的地理格局發生重大調整，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東、中、西部的區域失衡。
眾所周知，1978年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征程。從1979年開始，我們先後建立了包括深圳等5個經濟特區，開放和開發了14個沿海港口城市和上海浦東新區，相繼開放了13個沿邊、6個沿江和18個內陸省會城市，建立了眾多的特殊政策園區。
但顯然，前期的對外開放重點在東南沿海，廣東、福建、江蘇、浙江、上海等省市成為了「領頭羊」和最先的受益者，而廣大的中西部地區始終扮演著「追隨者」的角色，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東、中、西部的區域失衡。
「一帶一路」尤其是「一帶」起始於西部，也主要經過西部通向西亞和歐洲，這必將使得我國對外開放的地理格局發生重大調整，由中西部地區作為新的牽動者承擔著開發與振興占國土面積三分之二廣大區域的重任，與東部地區一起承擔著中國走出去的重任。
同時，東部地區正在通過連片式的「自由貿易區」建設進一步提升對外開放的水平，依然是我國全面對外開放的重要引擎。
(1)一帶一路與法治擴展閱讀
「一帶一路」戰略構想順應了國際經貿合作與經貿機制轉型的需要。2001年，中國加入了WTO，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
中國「入世」對我國經濟的方方面面都產生了巨大影響。可以說，WTO這一被大多數成員國一致遵守國家經貿機制，在一定程度上沖破了少數國家對中國經濟的封鎖。但是，近年來國際經貿機制又在發生深刻變化並有新的動向。
「一帶一路」戰略與中國自由貿易區戰略是緊密聯系的。有資料顯示，目前我國在建自貿區，涉及32個國家和地區。在建的自由貿易區中，大部分是處於「一帶一路」沿線上。
因此，中國的自由貿易區戰略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而得到落實和發展。
㈡ 一帶一路秉持的理念是
「一帶一路」秉持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理念，全方位推進務實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
「一帶一路」倡議作為我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實行全方位對外開放的重大舉措，是推行互利共贏的重要平台。共建「一帶一路」既是中國基於自身發展需要作出的戰略抉擇，同時也是以實際行動推動經濟全球化，造福世界各國人民。
(2)一帶一路與法治擴展閱讀：
共建「一帶一路」為完善全球治理體系變革作出了新貢獻，對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意義深遠。「一帶一路」倡議秉持「大家的事由大家商量著辦」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努力消除舊秩序里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之間的貧富懸殊，深度參與國際秩序調整，讓世界向著更加和諧、美好方向發展。
共建「一帶一路」為完善全球治理體系變革作出了重要貢獻，將有力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事業不斷向前發展。「一帶一路」倡議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綻放的和平、發展、合作、共贏之花，必將為促進世界經濟發展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㈢ 一帶一路秉持的理念是什麼
一帶一路秉持的理念
1.開放包容、共商共建共享共贏原則。全方位拓展醫療衛生領域對外交流合作，向發展中國家和友好鄰國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拓展與周邊國家的互利共贏合作，實現中國與周邊國家衛生發展的繁榮，共同構建包容、穩定、合理的區域和全球衛生治理體系。
2.雙、多邊並舉，深化睦鄰友好原則。在「一帶一路」倡議框架下，對接區域內現有合作機制與平台。一方面要強化多邊合作機製作用；另一方面要加強與相關國家的雙邊溝通，讓更多的國家和地區參與「一帶一路」衛生合作。
3.政府引導、市場運作原則。遵循國際通行規則，既要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激發社會活力，還要理順體制機制，提升政府宏觀謀劃、政策支持和指導服務作用，尤其是管理公共衛生安全、災害衛生應急救援等其他具有外部性效應的衛生合作領域，提升合作的軟、硬體水平。
4.依法規范、法治管理原則。積極促進區域健康合作的法制化和規范化，與沿線國家共商共建衛生領域貨物貿易、服務貿易的監管，並逐步實現與國際先進醫療服務管理體制的接軌，加強彼此的政策銜接，提升監管信息化水平。通過區域及雙邊衛生產品和服務貿易的法制化、標准化建設的探索，為全球衛生治理作出積極貢獻。
5.分層分類、重點突破原則。鞏固現有衛生合作機制和合作內容，並對不同區域、不同發展水平、不同合作需求和不同合作基礎的沿線國家進行分層分類，統籌協調國內東中西部資源，先行啟動一批條件成熟的優先項目。根據互利共贏的原則，在一些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領域，重點突破和拓展創新合作的范圍、層次、內容、形式。以點帶面，從線到片，逐步形成國際上與「一帶一路」周邊國家、國內與絲綢之路沿線省區及城市大開放、大合作、大發展格局。
㈣ 如何正確理解並構建「一帶一路爭端解決機制」
」一帶一路」倡議對於世界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意義，已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認可。公平、有效的爭議解決機制，是推行和實施「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保障。近期，中國進一步倡導建立「一帶一路」爭端解決中心，這無疑又是一項頗富有遠見卓識的偉大構想。但對於何謂「一帶一路」爭端解決中心，以及該項工作應如何具體推進和開展，各界尚存較多的困惑和疑慮。
為加強對這一重要命題的基礎性研究，武漢大學海外投資法律研究中心組織人手，於近期撰寫了《構建一帶一路爭端解決機制研究報告》，全文將分期轉載於本公眾號，以饗讀者。
報告將首先探討「一帶一路爭端解決中心」的基本定位，並就「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現有爭端解決機制及其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進而在借鑒現有各類爭端解決機制有益經驗的基礎上，為推動建立「一帶一路爭端解決中心」提供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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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帶一路」爭議解決現狀與問題
（一）「一帶一路」民商事糾紛解決
民商事爭議主要是指私人主體在民商事交往過程中產生的違約和財產性侵權糾紛。由於民商事關系往往基於民商事合同，其中大都會約定爭端解決方式，因此違約糾紛一般都可以按照合同約定的方式解決。有些侵權糾紛，也可以由雙方在事後達成約定解決。通過合同和雙方協商所不能解決的民商事爭議，一般可以通過訴訟和非訴訟方式解決。
1.「一帶一路」民商事糾紛的訴訟解決
依據一國國內法，尋求法院等司法機構的救濟是最根本的爭端解決方式。「一帶一路」沿線大部分國家都能提供基本的司法救濟手段。但要想通過當地訴訟解決國際民商事糾紛，仍存在較大難度和一系列的問題：
（1）沿線各國法律制度差異大。「一帶一路」沿線既有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國家，又有信奉伊斯蘭法律等政教合一的國家，還有一些國家的法律同時融合了這幾種法系的特徵。各國法律制度差異很大，對於從事跨國商事活動的外國私人而言，很難掌握甚至通曉當地法律。
（2）沿線多國政局不穩、法制不健全。有些國家由於戰亂和恐怖活動頻發、政局不穩等因素，例如伊朗、阿富汗、葉門；有的國家則因為獨立或分立不久，法治建設起步晚，發展慢，例如原南聯盟分立的黑山、塞爾維亞等。有的國家雖然法制較全，但並不完善，如印度尼西亞。印度尼西亞「法律體系整體比較完整，但也有很多法律規定模糊，可操作性差，且不同的法律之間存在矛盾和沖突。」[1]
（3）沿線多國民族主義和排外勢力強烈。有些國家在司法程序中對外國當事人不公，如葉門、印度尼西亞、土庫曼等。以葉門為例，該國政府部門對當地企業採取特殊的庇護措施，外國投資者卻經常遭到地方部落索要保護費。在勞資糾紛處理過程中，外國投資者也很難得到勞動管理部門的公平對待。當外國投資者利益遭受當地投資夥伴侵犯時，警察等執法部門很少採取有效措施進行保護。[2]
（4）執法和司法程序繁瑣或緩慢，司法判決執行難。一些國家，如汶萊，由於生活安逸，生活節奏很慢，反映到政府部門的工作效率上，行政審批等程序隨意性較強、耗時較長。[3]司法判決執行難也是沿線各國普遍存在的問題，在約旦、越南、亞塞拜然等國尤為典型。以約旦為例，根據《對外投資合作指南》對約旦法律制度的調研顯示，該國司法程序一般要經歷3到4年，而從獲得裁決到執行一般要等待12到18個月。[4]
因此，通過訴訟解決「一帶一路」民商事糾紛，在很多國家都存在著較大的不確定性，往往並非當事人的最佳選擇。如何克服屬地管轄和用盡當地救濟的限制，力爭民商事糾紛的域外管轄及替代性爭議解決是構建一帶一路爭議解決中心需要解決的焦點問題。
2.「一帶一路」民商事糾紛的非訴訟解決
無論是從「一帶一路」所倡導的「以和為貴」的理念，還是從民商事爭議解決的實際效果來看，非訴訟解決爭端的方式相對而言能夠更好地解決「一帶一路」民商事爭議。2016年5月「中國-中東歐國家最高法院院長會議」上通過的《蘇州共識》指出：「中國和中東歐國家認同調解、仲裁等訴訟外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可以為民眾提供高效、便捷的糾紛解決途徑。」[5]在各種非訴訟爭端解決方式中，仲裁和調解尤受肯定和青睞。
在「一帶一路」沿線的65個國家中，「大部分沿線國家（35個）都根據《國際商事仲裁示範法》制定了本國的仲裁立法，這為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通過仲裁解決民商事爭議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條件。」[6]對於仲裁立法，存在「雙軌制」和「單一制」兩種模式。目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采「雙軌制」，如新加坡，針對國內仲裁和國際仲裁分別適用《新加坡仲仲裁法》和《新加坡國際仲裁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採用此制的還有俄羅斯、菲律賓、越南、緬甸、汶萊等國。「單一制」則是指，國內仲裁和國際仲裁適用統一的法律。採用「單一制」的國家包括英國、荷蘭、埃及、模里西斯、馬來西亞、泰國、印尼、寮國、柬浦寨等國。我國亦屬此列，有關仲裁的法律即《仲裁法》，其中對國際仲裁進行了專章規定。
「一帶一路」沿線仲裁和調解機構眾多，專門的仲裁和調解機構主要包括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吉隆坡區域仲裁中心、泰國仲裁協會、泰國商事仲裁協會、柬埔寨國家商務仲裁中心、越南國際仲裁中心、黎巴嫩仲裁中心、阿布扎比商務調解仲裁中心、迪拜國際仲裁中心、迪拜金融中心-倫敦國際仲裁院、開羅國際商事仲裁區域中心、德里國際仲裁中心、俄羅斯工商會國際商事仲裁院、阿富汗商業糾紛仲裁中心、蒙古國國際及國內仲裁委員會、克羅埃西亞經濟商會調解中心、羅馬尼亞國際商業仲裁法院，等等。此外，很多國家國內司法機構中還設立了可提供調解和仲裁服務的法庭，如匈牙利的調解庭和仲裁庭，它們做出的裁決與普通法院判決具有同等效力。[7]
中國的仲裁製度發展也很快。從中國商事仲裁網公布的消息來看，我國國內仲裁機構目前已超過160家。[8]最近幾年，我國國際仲裁製度呈現快速發展趨勢，出現了一系列的重大革新：（1）涉外仲裁機構大量涌現。除了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以下簡稱為「貿仲委」）和中國海事仲裁委員會以外，新興的涉外仲裁機構（包括原國內仲裁機構的轉型）包括北京仲裁委員會（即北京國際仲裁中心），上海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即上海國際仲裁中心），深圳國際仲裁院（即華南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香港國際仲裁中心，以及由廣州仲裁委員會、香港、澳門地區的仲裁機構及法律專家共同組建設立的南沙國際仲裁中心等。（2）臨時仲裁得到承認。我國《仲裁法》規定了嚴格的「選定仲裁委員會」的要求。因此，長期以來，我國是不承認臨時仲裁的。2017年3月23日，《橫琴自由貿易試驗區臨時仲裁規則》正式頒布，標志著臨時仲裁在中國境內的真正落地。[9]可以預見，臨時仲裁將會逐漸在我國仲裁實踐中得到推廣。（3）國際商事仲裁機構的引入。國際上許多知名商事爭議解決機構，如香港國際仲裁中心、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和國際商會仲裁院都已在上海自貿區設立辦事處。這將有助於我國對這些國際商事仲裁機構的利用，拓寬糾紛解決的選擇渠道。
「一帶一路」沿線眾多仲裁和調解機構為「一帶一路」民商事主體糾紛解決提供了較多選擇，但是目前通過非訴訟方式解決「一帶一路」民商事糾紛還存在以下問題：（1）仲裁機構進入他國市場的待遇問題。以我國為例，雖然眾多國際商事仲裁機構在我國上海自貿區設立了辦事處，但中國WTO 入世議定書（「附件9」中關於服務貿易的具體承諾）和《自由貿易試驗區外商投資准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均沒有對仲裁機構法律服務作出明確規定。境外仲裁機構入駐後能否在華享受同國內仲裁機構相同的待遇，尚不明確。[10]（2）仲裁和調解機構選擇多但仲裁製度並不完善。「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的仲裁製度在適用規則、臨時仲裁、友好仲裁、證據制度等重要問題上有很大差異。有些國家的仲裁製度局限性很大。以我國為例，我國如今仍然有很多仲裁機構不承認臨時仲裁，未採納友好仲裁。（3）裁決的執行問題。「一帶一路」沿線目前還有伊拉克、土庫曼、馬爾地夫、葉門等國沒有加入《1958年承認和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以下簡稱為《紐約公約》）。即便是《紐約公約》的成員，有些國家在加入時也做出了「互惠」保留，只對同為公約締約國的國家所做的仲裁裁決予以承認和執行，如俄羅斯。因此，仲裁裁決在「一帶一路」沿線部分國家的承認和執行尚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
（二）「一帶一路」混合爭議解決
混合爭議是指因國家行政行為而產生的私人與國家之間的爭端，主要表現為外國投資者和東道國政府之間的投資爭端。
1．「一帶一路」投資環境
本文所指投資環境主要是政治法律環境，不考慮「一帶一路」很多地區所存在的恐怖主義、戰亂、武裝沖突、自然災害等社會風險和自然風險。「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在法治文化和政治制度等方面都存在較大差異。來自不同背景的投資者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將面臨較高的政治風險，尤其是東道國投資管制行為和稅收行為產生的徵收風險和法律政策變動等帶來的違約風險。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外資立法，及相關的執法和司法活動中沒有為外資提供充分保護。
外資立法方面存在的問題主要包括：（1）有些國家沒有專門的外資立法，關於外國投資的准入、投資行業、待遇等問題的規定散落在民法、商法、公司法等其他法律法規中。如印度、阿聯酋、巴林、塞普勒斯、拉脫維亞等。（2）有些國家雖有專門的外資立法，但並不是正式的法律。這類國家包括土庫曼、羅馬尼亞和不丹等。以羅馬尼亞為例，除公司法外，其有關投資的重要法律文件為1992年《促進直接投資政府經濟法令》、2008年《促進投資政府緊急法令》、2014年《關於設立鼓勵對經濟領域有重要影響投資國家援助計劃的政府決定》和《關於設立鼓勵對創造工作崗位鍍金地區發展投資國家援助計劃的政府決定》。[11]以法規、法令，甚至政府政令的形式調整投資活動，由於政策的輕率性和多變性，很容易給投資者及其投資帶來風險。（3）外資法缺乏操作性。以葉門為例，雖然葉門有專門的《投資法》，但並未頒布相關的實施細則，致使有關規定和政策缺乏操作性，形同虛設。[12]
執法與司法方面的問題包括：（1）程序隨意且缺乏透明度，以土庫曼為例，由於該國法治建設慢，常以總統令、政府決定等調整外資活動，執法過程隨意，透明度較低[13]；（2）執法和司法不公。這一點上文已經有所介紹，茲不贅述。
綜上可知，通過國內司法途徑解決「一帶一路」投資爭端仍然存在很多問題。近年來，國際投資爭端解決出現了一些新趨勢，如通過商事仲裁機構解決投資爭端。「一帶一路」域內已有一些商事仲裁機構可受理投資爭端，包括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14]、迪拜金融中心-倫敦國際仲裁院仲裁中心等。另外，我國深圳國際仲裁院2016年新版仲裁規則規定：「仲裁院受理一國政府與他國投資者之間的投資爭議仲裁案件。」[15]此外，哈薩克也表示，將借鑒迪拜的做法，在阿斯塔納建立具有國際大部分仲裁員參與的國際仲裁中心，其中專門設置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16]除了傳統的法院訴訟、仲裁機制以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針對投資爭端的解決還創立了一些有特色的制度。比如，埃及所創設的爭議解決委員會，專門為解決投資者和政府機構之間的爭議提供建議。[17]另外，我國商務部於2015年1月19日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投資法（草案徵求意見稿）》第一百二十條還建立了專門的投訴協調處理機制和外國投資投訴協調處理中心，負責外國投資者、外國投資企業與行政機關之間投資爭議的協調和處理。這些可能成為未來投資爭端解決機制的發展方向。「一帶一路投資爭端解決中心」在構建具體制度過程中可以考慮並參考相關的制度。
2．「一帶一路」與投資有關的條約締結情況
從雙邊層面來看，「一帶一路」域內已有53個國家同中國簽訂了避免雙重征稅協定。有57個國家與中國簽訂了雙邊投資協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BIT）。其中有49個BITs引入了國際仲裁機制，以解決投資者與東道國之間的爭端。多邊層面最具影響力的投資條約是《華盛頓公約》。根據公約建立的ICSID主要通過仲裁和調解解決投資爭端。「中心」的管轄權須基於一國對公約的批准加入，以及一國對「中心」管轄的同意。我國雖然很早就加入了《華盛頓公約》，但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都保留了對ICSID機制的引入。近年來，我國在對外簽訂投資協定時，逐漸放開，越來越多地引入ICSID機制。至今為止，在我國對外簽訂的BITs中，共有14個引入了ICSID機制。從ICSID的仲裁實踐來看，如2014年北京城建集團公司訴葉門政府案，建設工程項目被仲裁庭認定為符合《華盛頓公約》項下關於投資的要求。[18]因此，「一帶一路」戰略實施過程中所涉及的許多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爭端，是可以通過這一機制解決的。「一帶一路」沿線大多數國家是《華盛頓公約》的締約國，只有少數國家沒有加入該公約，包括緬甸、寮國、泰國、巴勒斯坦、波蘭、塔吉克、印度、馬爾地夫和不丹。
總的來說，「一帶一路」國家在締結與投資有關的條約方面，存在以下問題：（1）各國之間BIT締約不充分，不能覆蓋「一帶一路」所有投資者及其投資。由於目前世界上不存在多邊投資條約。BIT是投資者及其投資的主要國際法維權手段。從我國與「一帶一路」國家簽署BITs情況來看，「一帶一路」各國之間的BIT仍然有很大的締約空間。（2）有些BITs缺乏投資者訴東道國爭端解決機制（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以下簡稱為「ISDS機制」）。以中外BITs為例，其中仍有少數缺乏ISDS機制，如中國與泰國，以及中國與土庫曼間的BITs。（3）國際仲裁適用的爭議范圍有限。從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其他國家之間的BITs來看，大部分BITs都規定，只有與徵收補償數額有關的爭議可通過國際仲裁解決。有部分BITs則規定，除補償數額爭議之外，締約雙方同意的其他爭議也可以提交國際仲裁。只有與緬甸、伊朗、土耳其、葉門、希臘、塞普勒斯、羅馬尼亞、烏茲別克、俄羅斯、印度之間的BITs將國際仲裁適用的投資爭端擴大到了其他投資爭議。（4）ICSID機制的適用范圍受限。由於「一帶一路」沿線部分國家未加入ICSID公約，ICSID仲裁機制不能完全覆蓋到「一帶一路」沿線投資者及其投資。以上這些問題都為「一帶一路」沿線投資者通過國際仲裁解決與東道國之間的爭端帶來了阻礙。
3．「一帶一路」投資爭端仲裁實踐
從「一帶一路」國家在投資仲裁案件中的被訴情況來看，「一帶一路」沿線有不少國家屢遭投資者起訴。其中，被訴超過10次及以上的國家包括捷克、埃及、吉爾吉斯斯坦、烏克蘭、俄羅斯、波蘭、哈薩克、印度、斯洛伐克、土耳其。這直接體現出，這些國家對於外國投資者利益侵犯的情況時有發生。這些國家頻頻被訴諸國際仲裁，一方面說明，這些國家國內法為投資者提供的救濟是不充分或不被投資者所信賴的，另一方面也說明，國際仲裁機制在這些國家的投資爭端解決方面比較暢通。
另外，從「一帶一路」國家投資仲裁所適用的仲裁機制來看，機構仲裁遠比專設仲裁多。而且，在各個仲裁機構中，ICSID被適用的最多，足見這一多邊投資仲裁機制的重要性。其次，SCC、ICC和PCA被適用的情況也比較多。可見西歐發達國家所建立的仲裁機制頗受「一帶一路」投資者的青睞。相反，「一帶一路」域內的仲裁機構，如CRCICA，明顯受到冷落。由此可見，「一帶一路」域內的仲裁機制亟待完善，以取得「一帶一路」域內投資者的信賴。
（三）國家間的經貿爭端解決
國家間的經貿爭端，主要是在貿易和投資協定適用和解釋過程中產生的國家間貿易和投資爭端，具體包括投資條約解釋和適用所產生的國家間爭端、國家因違反WTO和其他區域貿易協定的義務所產生的的爭端，以及WTO和其他貿易協定的解釋所產生的爭端。
1.「一帶一路」國家與國家間投資條約爭端解決
對於投資條約解釋和適用所產生的爭端，主要通過投資條約規定的國家與國家間爭端解決機制（State-StateDispute Settlement，SSDS）來解決。SSDS機制具體適用於三種情形[19]：（1）條約規定含義不明或締約方對條約規定有不同解讀時，所引發的條約解釋爭端；（2）締約一方投資者遭受締約另一方侵害時，所觸發的外交保護爭端；（3）締約一方提出損害賠償請求之前，先行確認締約另一方行為違反條約的程序。
SSDS機制中的爭端解決方式一般包括外交談判和國家間仲裁。實踐中，基於投資條約的國家間仲裁案件，目前已知的總共只有三例[20]。且三案當事人都非「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可見，「一帶一路」國家因投資條約解釋和適用產生的國家間爭端主要通過外交途徑解決，不會選擇訴諸國際仲裁。
2．「一帶一路」區域貿易協定爭端解決機制
「一帶一路」區域貿易協定和安排大體有兩種類型。比較多的一類是國家之間基於友好關系，為加強經貿合作而建立的框架性和原則性的區域經貿協定及組織。如，上海合作組織、中亞區域經濟合作、歐亞經濟共同體等。這些組織和協定主要不是以規則來維系，更多地是依賴於各國之間的夥伴關系，因此很少有關於爭端解決的安排。[21]
另一類則是規則主導型的區域貿易協定，以中國與東盟間的自由貿易協定為代表。雙方訂有專門的《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爭端解決協議》[22]（以下簡稱為《爭端解決協議》）。《爭端解決協議》規定的爭端解決方式包括磋商、調解、調停、仲裁，且非常注重非訴訟方式。在仲裁程序中，爭端當事方可以隨時同意進行調解或調停。[23]另外，《爭端解決協議》並沒有設立實體性的裁決機構，而是採用了臨時仲裁的形式，且仲裁沒有上訴程序。裁決的執行方面，雖然規定了一系列針對不履行仲裁裁決行為的補償和中止減讓或利益規定，但補償是自願的，中止減讓或利益需滿足許多條件。[24]另外，由於缺乏負責執行監督的常設機構，執行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爭端方的自律。總體而言，「一帶一路」沿線的區域貿易協定欠缺有強制力的爭端解決機制。
3．「一帶一路」國家與WTO爭端解決機制
WTO的爭端解決機制適用於成員方違反WTO義務而產生的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知識產權等爭端。爭端解決適用的規則包括《關於爭端解決規則與程序的諒解》（即DSU）以及WTO協定各涵蓋協定中的爭端解決條款。爭端解決步驟包括磋商、專家組審查、上訴機構審查、報告的執行及其監督。相比「一帶一路」區域貿易協定的爭端解決機制，WTO爭端解決機制主要有如下優越之處：（1）上訴機制。這有效地避免了專家組審理的許多錯誤。而且由於上訴機構是常設性的，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WTO爭端解決裁決的一致性以及成員方的預期。（2）執行機制。WTO有專門的執行監督機構，對違約方實施報告中建議的情況進行持續監督，這就保證了違約方的執行。
WTO爭端解決機制是全球范圍內最成功的國際爭端解決機制。「一帶一路」國家經貿爭端的解決與WTO爭端解決機制關系深切。這一方面體現在，「一帶一路」沿線有許多國家都是WTO爭端解決機制的「常用客戶」。在WTO進行申訴超過十次及以上的「一帶一路」國家包括印度（24次）、中國（17次，僅指中國大陸）、泰國（13次）和印度尼西亞（10次）。在WTO被訴十次及以上的「一帶一路」國家包括中國（39次）、印度（24次）和印度尼西亞（14次）。[25]另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訂立的雙邊和區域貿易協定，在爭端解決部分很多都依賴於WTO。以中國為例，中國與東盟以及中國與新加坡間的貿易協定，在爭端解決部分都規定，當爭端當事方在一定期限內不能就仲裁庭主席的任命取得一致意見時，應請求WTO總幹事指定仲裁庭主席。[26]
「一帶一路」國家在經貿爭端解決中利用WTO爭端解決機制所存在的主要問題是，目前「一帶一路」沿線有很多並非WTO成員，包括哈薩克等13國。因此，WTO爭端解決機制不能完全覆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間的貿易爭端。
㈤ 法制與法治的區別
法制和法治是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兩個概念，不容混淆。二者的主要區別在於：
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簡稱，屬於制度的范疇，是一種實際存在的東西。
而法治是法律統治的簡稱，是一種治國原則和方法，是相對於「人治」而言的，是對法制這種實際存在東西的完善和改造。
法制的產生和發展與所有國家直接相聯系，在任何國家都存在法制。
而法治的產生和發展卻不與所有國家直接相聯系，只在民主制國家才存在法治。
法制的基本要求是各項工作都法律化、制度化，並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而法治的基本要求是嚴格依法辦事，法律在各種社會調整措施中具有至上性、權威性和強制性，不是當權者的任性。
實行法制的主要標志，是一個國家從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到法律監督等方面，都有比較完備的法律和制度。
而實行法治的主要標志，是一個國家的任何機關、團體和個人，包括國家最高領導人在內，都嚴格遵守法律和依法辦事。
拓展內容：
法制：
「法制」我國古代已有之，在現代，人們對於法制概念的理解和使用是不一樣的。
其一，狹義的法制，認為法制即法律制度。詳細來說，是指掌握政權的社會集團按照自己的意志、通過國家政權建立起來的法律和制度。
其二，廣義的法制，是指一切社會關系的參加者嚴格地、平等地執行和遵守法律，依法辦事的原則和制度。
其三，法制是一個多層次的概念，它不僅包括法律制度，而且包括法律實施和法律監督等一系列活動過程。
法制是法律和制度的總稱。統治階級以法律化、制度化的方式管理國家事務，並且嚴格依法辦事的原則，也是統治階級按照自己的意志通過國家權力建立的用以維護本階級專政的法律和制度。
任何國家都有法，但並非有法制。法制在不同國家其內容和形式不同。在君主制國家，君主之言即為法。
法治：
是人類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現代社會的一個基本框架。大到國家的政體，小到個人的言行，都需要在法治的框架中運行。
對於現代中國，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才是真正的法治。
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才是真正的依法；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進，才是真正的法治。
無論是經濟改革還是政治改革，法治都可謂先行者，對於法治的重要性，可以說怎麼強調都不為過。
實施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既是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客觀要求，也是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確保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保障。
㈥ 一帶一路法律問題有哪些
您好，
一、「一帶一路」建設中法律風險產生的原因
「一帶一路」沿線各國資源稟賦各異，經濟互補性較強，彼此合作潛力和空間很大。共建「一帶一路」旨在促進經濟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和市場深度融合，推動沿線各國實現經濟政策協調，開展更大范圍、更高水平、更深層次的區域合作，共同打造開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區域經濟合作架構。政策溝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是「一帶一路」建設中的重點合作領域。「一帶一路」多是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投資周期長、資金量大、運行維護不易，［2］其所涉地區還存在著復雜的宗教、民族矛盾，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滋生蔓延。［3］而且，「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對外開放程度、法治狀況和市場化水平差異較大，我國市場主體在參與共建「一帶一路」中必將會面臨諸多法律風險。
1.因沿線國家隸屬法系不同而引發。「一帶一路」沿線60多個國家，依照其法系不同，主要分為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兩大類，除此以外，還有一些國家屬於伊斯蘭法系。根據「一帶一路」所含范圍，蒙古、韓國、日本等東亞國家，除阿富汗外的中亞國家，緬甸、泰國、寮國等東南亞國家，俄羅斯以及法國、德國為核心的絕大多數歐洲國家，都屬於大陸法系。印度、巴基斯坦等亞洲國家，坦尚尼亞、肯亞等非洲國家，以及歐洲的英國和愛爾蘭等屬於英美法系。阿富汗以及除伊拉克、以色列等少數國家外的絕大部分中東國家屬於伊斯蘭法系，均實行伊斯蘭教法。
不同法系國家的法律分類與術語、法律表現形式、審判模式與技巧、法律適用規則等差異較大，同一糾紛在不同法系國家之間的處理方式各異，法律的適用性會被削弱。同時，因所屬法系不同而產生的法律信息不對稱，也可能會給投資者帶來許多無法預測的風險。
2.因沿線國家法治狀況和國民道德水平不同而產生。「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基礎設施、貿易投資等領域的法律法規、稅收規定與國內有很大不同，許多國家有關投資貿易的立法仍處在不斷調整完善之中，相關法律的修訂比較頻繁，並且存在不同層級的立法主體，使投資者很難把握即時交易規則，導致貿易難度加大。一些國家的行政執法、行政監管十分復雜，執法透明度不高，對外國或外資企業在執法力度上有所歧視，甚至會基於本國政治、經濟利益和安全的考慮，有針對性地對某些跨國公司或者海外企業進行一定程度的法律管制。這些因素的存在，必然會對我國企業的海外投資與貿易活動產生諸多不利影響與潛在風險。［4］同時，沿線國家的國民道德水平和守法意識參差不齊，還可能產生違約、欺詐等商業道德風險。
3.因貿易保護主義而引起。貿易保護主義有利有弊，利在於可以通過限制進口保護本國商品在國內市場免受外國商品競爭。弊則不利於本國工業的進步，易導致國內資源的低效配置，甚至可能失去參與國際分工，獲取比較利益的機會。消除投資和貿易壁壘，實現貿易暢通和投資貿易便利化、自由化，構建良好的營商環境，激發釋放合作潛力，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點內容。
當今世界部分地區貿易保護主義勢力抬頭，嚴重製約著全球貿易自由化進程的推進。貿易保護主義主要是通過關稅壁壘和以綠色壁壘、技術壁壘、認證、認可制度、安全審查、反傾銷、知識產權保護等非關稅壁壘來限制投資貿易的自由與便利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大多數都屬於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和民主法治程度都不是很高，可能會重拾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以維護本國（地區）的狹隘利益。這樣會消解沿線國家和地區為實現投資貿易便利化所做的努力，並可能由此引發投資貿易法律糾紛和風險。
二、「一帶一路」建設中法律風險的類型化分析
由於「一帶一路」沿線各國政治體制、法律制度、法律環境和法律文化差異巨大，各國法治建設水平極不平衡，參與建設的市場主體在不同國家或地區將面臨不同的法律風險。
1.因直接投資產生的法律風險。由於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利益並不完全相同，一些國家的法律出於意識形態、國家利益、安全等方面的考量，會對合營企業中外國投資者的投資范圍和持股比例設定許多限制，或是要求合營企業中必須有所在國政府及其委派機構參與經營。即使有些國家沒有此類法律限制，其政府也往往擁有對合營企業重大決策的否決權，從而極大地削減了合營企業的自主經營權。一些國家的法律出於反壟斷和維護有效競爭的考慮，對外國投資者的跨國並購提出了特別要求，或建立了不透明的跨國並購審查程序，可能會大大增加我國企業海外跨國並購的難度。而且，當所在國一旦對特定的跨國並購項目持有懷疑時，有時甚至會藉助「臨時立法」的方法加以限制，從而形成較為嚴重的法律風險。由於跨國並購可能會導致壟斷，進而擾亂所在國及周邊地區的市場秩序，甚至打壓所在國及周邊相關產業，因此，還可能遭遇所在國及相關機構的反壟斷審查風險。此外，跨國並購還可能面臨目標企業的反並購風險、並購程序的合法性風險，以及被並購的目標企業隱瞞自身涉及的擔保、訴訟糾紛等情況，使跨國並購後的企業陷入因信息不對稱而引發的法律僵局。
2.因市場准入產生的法律風險。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准入制度，其目的是促進市場的合理競爭和適度保護。「一帶一路」建設中，一些貿易夥伴出於對保護本國經濟利益的考慮，往往會通過設置嚴格的法律和市場准入門檻，以及苛刻的通關程序，來限制海外投資主體及產品進入其本國市場。例如，歐盟對於食品等商品所設置的准入標准就十分嚴格，符合中國標準的商品進入歐盟時，將會面臨許多不確定性，從而隱含著巨大的准入風險。近年來，隨著貿易保護主義勢力的抬頭，從以往赤裸裸的訴諸關稅壁壘，到今天各種隱形非關稅壁壘的實施，貿易保護主義的形式可謂五花八門，由此引發的法律風險愈演愈烈。中海油收購優尼科失敗就與美國對外國投資安全審查制度和貿易投資保護政策有關。
3.因知識產權保護產生的法律風險。知識產權作為一種競爭性資源要素在國家的經濟和科技發展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擁有知識產權的數量及質量決定著一個國家或企業在全球化經濟中進行資源配置和國際分工時的地位。［5］當前，國際投資法發展的一個重要特徵是高標準的知識產權保護，這方面的規定甚至比WTO《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的要求更高，這就要求一些國家對其現有的知識產權法進行有效調整。［6］「一帶一路」建設中的投資貿易行為，必然會引發知識產權保護問題。如果對外投資與貿易各方對知識產權保護考慮不周，措施不到位，很容易造成知識產權資源的流失，甚至引發知識產權糾紛。我國企業在過去的對外投資貿易中，由於不熟悉知識產權國際保護規則和方法，不懂得如何運用知識產權戰略和策略去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獲得和保持競爭優勢，教訓十分深刻。
4.因國際金融交易產生的法律風險。國際投資分為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國際直接投資是指伴有企業經營管理權和控股權的投資。國際間接投資是指投資者不參加企業經營管理，也不享有企業的控制權或支配權，而僅以資本增值為目的，以取得利息或股息等為形式，以被投資國的證券等為對象的跨國投資。因此，國際間接投資實際上就是國際金融投資。
隨著中國企業「走出去」步伐的加快，中國企業參與國際金融投資的情況越來越多。然而，國際金融交易和監管十分復雜，且涉及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的金融交易法和金融監管法，這就決定了國際金融交易風險較國際貿易風險和國際直接投資風險更大。同時，國際金融交易風險還具有影響范圍廣、破壞性擴張性強、控制難度大等特點。近年，中國平安、中信泰富的巨額海外金融投資虧損，蒙牛、雨潤、太子奶和中華英才網等因簽訂對賭協議所導致的「對賭危機」都是因盲目進行海外金融投資所產生的法律風險。［7］
5.因勞工問題引發的法律風險。隨著國際社會對人權關注程度的增加，勞工標准作為工作中的人權，已逐漸滲透到國際投資法、國際貿易法等領域。勞工權保護已成為國家的義務、企業的社會責任。「一帶一路」建設中因勞工問題可能引發的法律風險主要有：一是因不平等招工，忽視所在國特有的民族問題、性別問題等，觸犯平等勞動及反歧視相關的法律，將會面臨行政罰款等處罰；二是漠視所在國法律賦予工會的權力，未能與當地工人及工會形成良好關系，可能會面臨罷工和激烈抗議的風險；三是在僱工待遇和福利保障方面，如果觸犯所在國的勞動法，可能面臨處罰、訴訟，甚至導致並購失敗等風險；四是企業在進行人員裁減或調整時，要特別注意所在國有關裁員力度、裁員補償等方面的法律，否則也容易引發糾紛。
6.因環境問題產生的法律風險。隨著國際環境法的發展和生態文明價值凸顯，世界各國尤其是發達國家的環境保護標准和法律越來越嚴。「一帶一路」建設中，海外企業如果不能嚴格遵守所在國的環境標准和法律，將會引發嚴重的環境問題。由於部分中資企業在海外投資中履行環保社會責任存在缺陷，［8］中國投資者在海外已面臨過多起此類事件。例如，在柬埔寨，當地政府曾因環境問題收回了中國投資者的森林採伐權。中石油和中石化在蒙古、印度尼西亞等國的某些項目也都遇到了當地環境組織的抵制及政府環境規制方面的問題。［9］大量的事實、經驗告訴我們，企業只有遵循綠色「一帶一路」建設思路，努力適應國外環境標准和法律，才能減少因環境問題而引發的法律爭端。
7.因經營管理不善產生的法律風險。由於法律意識的淡薄和固有的商業慣性，我國海外投資企業在經營管理中容易出偏，觸犯法律，從而產生法律風險。一是可能產生商業腐敗法律風險。歐洲等國家對企業腐敗有嚴格法律規定，一旦發現企業有行賄、貪污等問題，將面臨嚴重的競業禁止和制裁風險，企業聲譽可能毀於一旦；二是可能產生稅收法律風險。同一主權國家都會根據其本國法律對同一納稅實體進行征稅。因此，企業在境外經營時，既要根據屬人原則向我國政府納稅，又要根據屬地原則向所在國政府納稅。如果企業的納稅情況及避稅手段不符合所在國的稅收法律，則會面臨復雜的稅收法律風險。三是可能產生項目規劃設計法律風險。如果某一項目的規劃設計不符合東道國相關法律的規定，項目完成後，就無法通過東道國的驗收，從而導致投資遭受重大損失。四是可能產生合同管理法律風險。現代的合同管理涉及合同的談判、起草、簽訂、履行、變更、終止、違約處理等過程。在這一全過程管理中，任何一個疏漏，都可能引起爭議或糾紛，從而產生風險，造成損失。
三、「一帶一路」建設中法律風險的應對之策
進行任何一項投資貿易活動都存在風險，關鍵在於對風險的認知和管控。有效應對「一帶一路」建設中的法律風險，應從政府和企業兩個層面入手。
政府既是「一帶一路」戰略的倡導者，又是該戰略的組織者、引領者和實施者。因此，政府應是法律風險的宏觀管控者。政府的應對之策主要有：
1.簽署雙邊或多邊投資保護協定，實現沿線國家法制協同。為實行投資貿易便利化，消除投資貿易壁壘，「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必須加強法制協同，通過與投資夥伴國簽訂雙邊或多邊協定，掃清因沿線國家法制不統一的法律障礙，為海外投資者創造良好的法律環境。目前，中國已同俄羅斯、塔吉克、哈薩克、卡達、科威特等國簽署了與「一帶一路」建設有關的合作協議。已同東盟、新加坡、巴基斯坦等國簽署了12個自貿協定。這些雙邊或多邊貿易投資合作協議既是「一帶一路」建設的引領力量，又是消解「一帶一路」建設法律障礙的有效手段。我們應充分利用這些雙邊和多邊投資與貿易合作協定，盡可能通過簽訂項目合同、合營合同等方式，將合作各方的權利義務予以明確、細化，從而避免產生不必要的法律風險。
2.建立海外投資貿易咨詢、指導、服務機構及相關制度。一是探索建立促進「一帶一路」投資貿易的專門機構，對相關投資貿易活動提供規劃咨詢、指導服務、跟蹤監督；二是建立「一帶一路」信息管理制度和「一帶一路」大資料庫，通過數據收集、編碼、加工以及系統化，實現數據信息的同步化和全覆蓋，為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提供強大的數據信息支持；［10］三是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法律政策的有效對接。［11］在不同投資貿易領域，各國的管理制度和規范千差萬別，在制度未對接到位的情況下，相關部門應提醒投資貿易方注意做好前期調研，主動適應制度性落差，防止陷入「制度陷阱」；四是政府相關部門應定期編制「一帶一路」投資貿易國別指導目錄、發布國家風險報告，指導人們理性開展海外投資貿易活動。
3.加強風險評估、預警研究，有針對性地開展法律風險管控專項培訓。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應組織協調相關部門和人員，組建專業化的法律專家團隊深入「一帶一路」支點城市和沿線國家進行科學調研，專題研究「一帶一路」建設可能涉及的投資、貿易和金融法律風險問題，全面了解「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法治環境，充分評估投資貿易夥伴的資產經營、產業運營、法律資質、經營范圍等方面的現狀，制定出一系列法律風險防範策略和辦法。通過各種有效便利的方式為海外投資實務部門和企業提供有針對性的海外投資項目風險管理培訓。
4.優化創新海外投資保險制度。我國已由中國信用保險公司建立起了海外投資保險制度，但是，該公司海外投資保險的險種非常有限，難以滿足「一帶一路」建設法律風險防範需求。因此需要通過創新保險制度，鼓勵相關保險機構擴大其業務范圍，提升其保險能力，以滿足我國企業的海外投資保險需求。
企業是「一帶一路」建設的直接參與者，是法律風險的微觀管控者。企業的應對之策主要有：
1.學習和研究「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法律，避開法律「雷區」。長期以來，人們對發達國家的法律較為重視，介紹和研究較多，但對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不發達國家的法律關注不夠。「一帶一路」戰略涉及的60多個國家中大多數都是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許多國家的法律體制還不盡完善，人治多於法治，部分國家還有被殖民的歷史，其法律制度比較復雜，我們對中亞、南亞和西亞等國家的法律和政策知之甚少。因此，學習和研究「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法律和政策，就成為防範「一帶一路」法律風險的首要前提。
2.自覺遵守所在國法律制度，嚴格依法經營。中國企業在海外投資時出現的問題，很多都是由於沒有遵守當地的法律和政策造成的。因此，中國企業在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時，一定要嚴格遵守當地的法律、法規，自覺履行法律賦予的義務，與當地政府和民眾建立友好合作關系，樹立中國企業的良好形象，這樣才能有效促進投資貿易。
3.合理利用國際貿易規則，科學評估爭端解決機制。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投資貿易沖突和摩擦可能增多。企業應從被動應訴，變為主動利用各種國際貿易規則和法律機制來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同時，我們還要認識到，沿線許多國家，如哈薩克、土庫曼、伊拉克、黎巴嫩等都不是WTO成員方，這些國家將不受WTO關於國際貿易爭端解決機制的約束。此外，還有一些國家不是《紐約公約》締約國，這就意味著針對這些國家的投資貿易爭端，即使通過國際貿易仲裁取得了有利於我方的裁決，但其承認和執行仍存在著很大的不確定性。因此，當糾紛無法避免，形成國際法問題時，一定要認真評估各種爭端解決機制的利弊，正確選擇和確定應對之策。
4.善於利用中介機構，加強盡職調查。企業要強化風險意識，改善信息管理方式，注意信息搜集、信息分類、信息分析和信息應用。加強與其他利益相關方溝通，充分利用國外中介機構，對投資貿易方的國別環境、行業和項目進行盡職調查，提高自身風險防範意識。企業在海外投資後，應當立即聘請當地律師，與企業法律服務人員協同配合，做好法律風險防範工作。
（作者：李玉璧，西北師范大學中亞研究院研究員；王蘭，西北師范大學中亞研究院副研究員）
［參考文獻］
［1］ ［法］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第一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181.
［2］ 王義桅.「一帶一路」：機遇與挑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85.
［3］ 包運成.「一帶一路」建設的法律思考［J］.前沿，2015（1）.
［4］ 趙大程.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法律服務［M］.人民日報，2016-11-17.
［5］ 李玉璧.我國知識產權戰略的國際比較及政策建議［J］.思想戰線，2005（5）.
［6］ 劉敬東.「一帶一路」戰略的法治化構想［N］.經濟參考報，2015-04-28.
［7］ 王 錚.嚴防海外金融投資風險［J］.上海國資，2008（18）.
［8］ 厲以寧等.讀懂「一帶一路」［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209.
［9］ 韓秀麗.中國海外投資中的環境保護問題［J］.國際問題研究，2013（5）.
［10］ 趙可金.「一帶一路」：從願景到行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294.
［11］ 夏文斌.絲綢之路經濟帶視角下的向西開放［N］.光明日報，2015-06-25.
㈦ 一帶一路的絲路精神是指什麼
一帶一路的絲路精神是指：團結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鑒、合作共贏，不同種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國家可以共享和平，共同發展的精神。
中國追求自身發展，同時注重與他國共同發展，中國歡迎各國「搭車」。2017年5月14日，習近平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上的演講指出，古絲綢之路綿亘萬里，積淀了新時期以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為核心的絲路精神。
(7)一帶一路與法治擴展閱讀
弘揚絲路精神，就是要尊重道路選擇。一個國家發展道路合不合適，只有這個國家的人民才最有發言權。正像我們不能要求所有花朵都變成紫羅蘭這一種花，我們也不能要求有著不同文化傳統、歷史遭遇、現實國情的國家都採用同一種發展模式。
在「一帶一路」建設中，農業是重要領域，推動農業信息互通、技術互補、經驗互享和模式互鑒，助力各國更好地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是我們新聞媒體的重要責任，也是時代賦予我們的重大機遇，抓住、用好這一機遇有助於提升媒體的傳播力、影響力。
和平發展、攜手合作已經成為當今各國實現共贏、多贏的時代要求。互聯互通、融合發展已成為各國媒體創新發展的必然選擇。加強新聞共享，積極探索可持續多樣化的合作方式，當好文明互鑒的橋梁紐帶，以法治的視角共同講好和平安寧、合作共贏、成果共享的一帶一路故事。
㈧ 我想知道一帶一路的十大亮點要簡單明了的回答
一是積極開展國際抗疫合作。認真落實中塔兩國元首關於團結協作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重要共識，派遣聯合工作組赴塔吉克助力抗疫合作。向15個國家22個國際友城，17個國家26個陝籍海外僑社團組織，我國駐外使領館，15個國家陝籍海外留學生以及4個友好組織等捐贈價值686萬元的各類抗疫醫療物資。陝西省內醫療機構先後與40餘個國家開展網路視頻學術交流，向國際社會分享抗疫經驗。落實「外防輸入」要求，2020年累計承接209架次國際航班分流任務，為全國疫情防控大局作出貢獻。
二是中歐班列西安集結中心納入國家示範工程。陝西省市合力搶抓國家開展中歐班列集結中心示範工程機遇，認真謀劃、精心組織，積極爭取中歐班列西安集結中心順利納入國家示範工程，獲得中央預算內投資4300萬元。集結中心對推動中歐班列長安號開行由「點對點」向「樞紐對樞紐」轉變、實現班列高效運行、提升服務國家物流干支通道能力等起到積極促進作用。目前，集結中心輻射和承載能級加快提升，全國首個鐵路自動化無人碼頭、西安港綜合口岸建成完工，「+西歐」聯合開行模式持續拓展，全國15個省份的貨源在西安港進行集散分撥，陝西省內合作開行城市4個。2020年中歐班列長安號全年開行3720列，開行線路15條，推出公共班列、定製班列、德國快線等創新產品，中亞方向班列在全國率先實現市場化運營，核心指標穩居全國前列。
三是上合組織農業技術交流培訓示範基地揭牌。歷時一年多，上合組織農業技術交流培訓示範基地於2020年10月22日正式揭牌。基地將聚焦「交流、培訓、示範」核心功能定位，開展與成員國間的農業科研交流合作、現代農業科技人才培養培訓、國際農業產業園區建設，實現區域間互利共贏。目前，基地各項工作穩步推進，現代農業交流中心開工建設，現代農業國際合作多語種翻譯服務中心揭牌成立，現代農業發展研究院正式組建，農業技術實訓基地提升工程全面展開。疫情期間，創新開展面向上合組織國家的遠程農業技術教育培訓，累計在線學慣用戶2000餘人，得到上合組織秘書處認可。
四是西安「一帶一路」國際商事法律服務示範區加快建設。經積極爭取，司法部同意在西安「一帶一路」國際商事法律服務示範區設立中國-上海合作組織法律服務委員會西安中心、「一帶一路」律師聯盟西安中心、西安「一帶一路」國際商事爭端解決中心和國家生物安全證據基地，並於2020年12月1日揭牌。示範區將打造成為立足陝西、服務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國家和地區的法治創新聚集區和法律服務高地，為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高質量發展提供全方位的法治保障與法律服務。
五是國際航空樞紐加快建設。印發《西安國際航空樞紐戰略規劃》，西安咸陽國際機場三期擴建工程啟動建設。西安臨空經濟示範區建設提速，西北保稅航油業務全面開展。持續拓展航線網路，截至2020年底，通達全球36個國家和地區，新開6條全貨運航線，全貨運航線累計達33條，開通首條洲際第五航權全貨運航線「首爾-西安-洛杉磯」，2020年貨郵吞吐量實現跨越式增長，達37.63萬噸，排名躍升全國第十。
六是開放平檯布局持續優化。設立6個首批協同創新區。西咸空港綜合保稅區（一期）、寶雞綜合保稅區正式通過國家驗收。中歐合作產業園起步區進展順利，中俄絲路創新園建成使用。西安國際港務區新築物流基地一期工程、寶雞陽平鐵路物流基地建成投用。建成「海外倉」34個。
七是金融服務開放步伐不斷加快。推動創建中歐班列長安號數字金融綜合服務平台，穩妥推進本外幣合一銀行結算賬戶體系試點，開展「優質可信企業跨境人民幣業務便利化」專項行動。開展資本項目收入支付便利化試點、貿易外匯收支便利化試點和跨境金融區塊鏈服務平台試點，截至2020年12月底，分別實現試點業務金額12.13億美元、2.97億美元和1.27億美元。
八是對外貿易新業態新模式加快培育。西安國際港務區獲批國家級進口貿易促進創新示範區，西安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和外貿綜合服務平台加快建設，2020年西安跨境電商進出口交易額累計達到69億元。推進「互聯網+物流」建設，2020年共完成西安貨達等55家企業網路貨運線上服務能力認定工作。
九是人文交流合作持續深化。西安交通大學正式加入環太平洋大學聯盟，長安大學加入「一帶一路」建築類大學國際聯盟，中外合作辦學項目和機構達到44個，陝西已成為中亞國家學生首選出國留學目的地之一。成功舉辦2020世界文化旅遊大會、第七屆絲綢之路國際電影節等重大活動，西安與廈門達成旅遊戰略合作，促進「海絲陸絲」聯動，實現雙贏合作。
十是「一帶一路」項目支撐能力顯著增強。加強重大項目謀劃和儲備力度，以中歐班列西安集結中心示範工程為代表的「一帶一路」相關項目首獲中央預算內投資支持，西安港綜合口岸等4個項目累計發行地方政府專項債券32.2億元。發起設立首期20億規模的陝西省絲綢之路產業平台建設基金，為陝西省「一帶一路」建設提供多元化資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