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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國外

發布時間: 2021-12-20 01:44:10

⑴ 中國的法制和外國的有什麼不同

最根本的一條:
中國規定公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私人財產受保護;而國外是私人財產神聖不可侵犯。這是本質的不同。
外國法制經過多年發展,已經十分完備具體;而中國因為封建王朝和半殖民地半封建時期較長,民主政權建立較短,法制還很欠缺。
外國法制大多比中國法制處罰要輕。

⑵ 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為什麼不能照搬外國法治理念和模式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強調,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需要吸收國外法律文明的成果,借鑒國外法治有益經驗,但決不能照搬外國法治理念和模式。
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的社會制度是社會主義制度,中國是由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國家,中國的國情,國家體制,政治體制與西方國家大相徑庭,不顧中國國情照搬國外法治理念和模式,就會出現水土不服。
中國改革開放30年已經形成了中國特色的法律體系,中國的法律正在逐步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體系、制度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根本遵循。必須從我國基本國情出發,同改革開放不斷深化相適應,總結和運用黨領導人民實行法治的成功經驗,圍繞社會主義法治建設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推進法治理論創新,發展符合中國實際、具有中國特色、體現社會發展規律的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為依法治國提供理論指導和學理支撐。汲取中華法律文化精華,借鑒國外法治有益經驗,但決不照搬外國法治理念和模式。

⑶ 結合國內外形勢談談依法治國的緊迫性和重要性

一、依法治國不僅是治國的基本方略,而且是我們黨的重要價值目標
法治是一種治國之道,同時也是一種價值觀念,法治或人治的取捨實質上是一種價值選擇。依法治國成為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重要內容,並被視為社會進步、社會文明的一個重要標志。把「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作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戰略目標,不僅是我們黨就治國方式作出的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決策,而且也是一個重要的價值選擇。把法治設定為國家建設的重要目標,意味著法治不僅被當作一種治理國家和社會的工具和手段,而且成為黨和國家所追求的一種價值觀念。
二、依法治國在本質上與「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目標和要求相一致
法治是被世界各國長期的歷史實踐所證明了的治理國家和社會的有效辦法,是全人類文明和智慧的結晶,代表了世界文化的進步。就社會主義中國而言,法治針對的是權力的濫用,它反對特權,維護民眾的合法權益,反映了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社會主義法治是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是發展先進生產力的客觀要求。因此,依法治國本質上反映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也是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途徑和有力保障。另一方面,「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體現了社會主義法的價值取向,反映了社會主義法治的本質要求。可以說,「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國法治建設的靈魂,是依法治國的指導思想,也是衡量我國法治建設成敗得失的標准。我們立法和執法的整個過程都要體現和服務於「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三、依法治國與黨的領導和人民當家作主是有機結合、辯證統一的
黨的領導是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根本保證。黨對國家和社會的領導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組織上的領導,主要表現為「制定大政方針,提出立法建議,推薦重要幹部,進行思想宣傳,發揮黨組織和黨員的作用,堅持依法執政。作為執政黨,黨的領導的核心內容是領導和保障人民當家作主,掌管國家權力,途徑是人民代表大會。作為國家權力機關,人大的基本職能是立法和監督法律的實施。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需要通過人大法定程序上升為國家法律;黨組織推薦的國家政權機關的領導人須經人大認可。黨領導、指導立法,但又受到憲法和法律的約束。依法治國既保證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地位,又要求黨通過法治來實施對國家和社會的領導,從而避免以黨代政、黨政不分。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核心內容,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都必須服務於人民當家作主。在當前的情況下,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關鍵是要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使其職能和作用得以真正實現和充分發揮。
四、依法治國的關鍵是依法執政
把依法治國作為治國方略,標志著我們黨執政方式和社會主義國家治理方式的重大發展和轉變。依法執政的基本內涵和要求是:加強黨對立法工作的領導,使黨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序上升為國家意志,從制度上、法律上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實施,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和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全黨同志特別是領導幹部要牢固樹立法制觀念,堅持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帶頭維護憲法和法律的權威;督促、支持和保證國家機關依法行使職權,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權益;加強和改進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支持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提高司法人員素質,加強對司法活動的監督和保障;以保證司法公正為目標,逐步推進司法體制改革,形成權責明確、相互配合、相互制約、高效運行的司法體制,為在全社會實現公平和正義提供法制保障。在我們黨長期執政的情況下,國家政權機關中的骨幹絕大多數是中共黨員。這就意味著,我國能否實行依法治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黨及其廣大黨政幹部能否做到依法執政。當前,依法執政是依法治國的關鍵所在。
五、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輔相成
以德治國的基本含義和要求是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以集體主義為原則,以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為基本要求,以職業道德、社會公德、家庭美德的建設為落腳點,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與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相配套的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並使之成為全體人民普遍認同和自覺遵守的行為規范。道德和法律作為上層建築的中要組成部分,是規范人們的思想和行為的重要手段。法律以強制手段規范社會成員的行為,道德以其說服力和勸導力培養和提高社會成員的修養和思想覺悟。兩者具有共同的社會目的,即維護社會秩序,保證社會穩定、和諧與發展。我們在強調依法治國的同時,也必須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做到德治和法治並舉,「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片面強調法治而忽視德治的思想是錯誤和有害的。法治以德治為基礎,良好的道德風尚是法治有效性的社會基礎,只有法治和德治並舉方可長治久安。法治和德治相結合是治國安邦的基本方略;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和社會主義道德同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目標。

⑷ 依法治國和以法治國的區別很大嗎

依法治國和以法治國雖然一字之差,但是它們區別很大,具體區別如下。

一、兩者概念不同

1、依法治國就是依照憲法和法律來治理國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也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顯著標志,還是國家長治久安的必要保障。是依照體現人民意志和社會發展規律的法律治理國家,而不是依照個人意志、主張治理國家的方略。

2、以法治國是韓非法律思想用語。指的是用法律治理國家。主體是人,根本上還是人治,法律是工具,可用則用,不可用則不用。不強調法律的權威性。因此與依法治國的法治根本性不同。

二、兩者的歷史背景不同

1、以法治國、以法為本是韓非法律思想用語,是秦朝法制的重要思想。法家奉行「以法治國」,主張「國不可一日無法」。即使在獨尊儒術以後,其法治的精神也滲透到儒術之中。尤其是法家的君主獨裁的主張,奠定了秦以後專制主義政治制度的理論基礎。

2、依法治國是對新中國歷史經驗進行深刻總結的結果。建國以後,中國民主和法制建設一度有過長足的發展,但由於「左」的指導思想,而使民主法制建設的良好勢頭急轉直下,最終釀成十年「文革」的歷史性悲劇。「文革」的教訓極為慘痛和深刻。鄧小平同志提出我們要認真建立社會主義的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法制。只有這樣,才能解決問題。

三、兩者的意義不同

1、法家反對「禮治」,主張「法治」的重要觀點,對秦朝法制的發展有重大影響,對中國封建法制的確立、鞏固和發展起過重要作用。

2、實行全面依法治國是中國共產黨執政方式的重大轉變,有利於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依法治國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保證,也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擴大對外開放的客觀需要。依法治國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顯著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依法治國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現代政治文明的基本標志。

⑸ 一個國外的法制電視節目

我也在找這樣的節目 以前在國內電視台播放過 叫做 ( 以眼還眼)

⑹ 國外怎樣認識「法治社會」這個概念

法治社會是按法律管理國家,而不是用權力管理。

⑺ 國外法治與國內法治的異同

法治是歷史久遠的話題,針對的主要是人治。其核心觀點是,個人會有情感,有偏好,不確定;領導人交替,可能改變規則和政策,引發政治不穩定。但現代西方社會強調法治不僅如此,還因現代經濟社會發展引發的一系列條件。馬克思在一系列著作中曾對資本主義法治理念有過比較初步但很深入的分析:法治屬於一個國家的上層建築,是由一個社會的經濟基礎以及其他社會條件決定的;與之相伴的法治觀點並非一種抽象的理論、普遍的真理,而是對西方近現代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一種回應,是對西方國家的法治實踐一種理論總結,同時會隨著社會的變化而發展。
在封建的歐洲,是以小農經濟為主的封建生產方式,各個封建邦國的法律法規和風俗習慣極不統一。這種"各自為陣"的小型社會秩序和法律無法滿足商品交換對更大范圍內的統一市場的要求,成為市場經濟發展的一種障礙。新興的資產階級要實現其經濟利益和政治理想,必須消滅封建主義地方秩序,在更大區域內形成統一的國家,並形成不矛盾的、明確的和普遍適用的規則體系。由此產生的法治的理念,隱含的也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的公平效率等等理念。
促成西方法治理念的另一個要素是現代民族國家的興起和確立,表現為主權國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自身發展要求在更大范圍內形成統一規則體系,但這種變化會遭遇封建勢力的抵抗;為促進資本主義發展,要在一定的疆域內確認統一的法律,並保證規則有效貫徹執行,這就一定要求一個對社會更具有控制和管理能力的國家。由此出現了資本主義的現代民族國家。與基於傳統和"君權神授"的封建國家不同,民族國家強調政治共同體,強調國家主權的至高無上,強調由國家制定和頒布統一的規則,強調國家為保證規則執行所必需的暴力的合法壟斷。由此也就產生了主權至上、法律至上、依法治國的理念。
在英美,法治更多是藉助普通法的漸進傳統逐步完成了法治的基本統一;而在歐洲大陸,特別是法國和德國,則更多是通過國家的政治統一以法典方式促成了法治的統一。這兩大法系國家的法治思想的具體表述和核心關注也有所差別。不僅有地域的差別,還有因時代變化引發了不同的問題,因此形成的相關法治觀念和法制觀念之表達也不同。例如,最早的17世紀的英國的資產階級法學家大致提出了近代法治的"主權至上"、"個人權利"以及"權力制約"這三個要素。強調主權至上是鑒於英國內戰時期的慘痛經驗;霍布斯認為,只有最高公共權力的建立或存在,才可能有每個人的社會生活所必需的基本的和平與安全,因此主權應當是絕對的,對主權的制約與分割都將導致主權的被架空與和平的喪失。但霍布斯並不是倡導專制主義,事實上他認為國家的權力來自個體的人,人是為了獲得和平而通過契約建立了國家,這一理論否定"君權神授",同時也奠定了國家權力來自人民的思想。霍布斯強調的是單一的"生命權",洛克則將公民的個人權利擴展至"生命、自由與財產"的權利,認為國家必須保護這三項基本權利。而為了保證公民權利,限制政府權力(當時是王權),洛克還提出了"以權利約束權力"以及"權力分立"的主張;但他把司法權歸在行政權之下。
英國的法治思想直接影響了美國革命和美國的法治理念。在美國革命和建國過程中,美國政治家思想家除了強調基於個人自由和平等的民主政治(這與美國的移民社會直接相關),更是將洛克的分權思想付諸政治實踐。分權有兩個方面,一是針對美國的政治現實(13個殖民地)創造了中央與地方分權的聯邦制,二是在政府層面則強調立法、行政和司法的分權。但分權也是有限度的,聯邦分權不允許分裂國家(包括後來的南北戰爭),確立了聯邦至上(主權至上),保證了美國作為民族國家的統一;同時又藉助聯邦至上原則努力促進全國經濟的整合,為統一的市場經濟創造了條件,支持了國家的政治統一。而三權分立則是為了權力的相互制衡,但這一制度在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都沒有採納。
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法治學說的代表人物是孟德斯鳩和盧梭。孟德斯鳩在法治的最主要發展是,基於對英國經驗的錯誤理解,提出三權分立理論,把司法權獨立出來;這一思想在美國得以實踐。盧梭的法治思想與孟德斯鳩相反,他強調人民主權,強調法律是人民"公意"的體現,強調主權對公共利益的表達和維護;盧梭強調,法治的目的在於自由,但他的自由並不是消極的,而是任何公民都不能拒絕的;為實現真正的法治,盧梭甚至認為,應當強迫那些拒不服從公意的人服從公意,也就是要"迫使他們自由"。
德國的資本主義發展較晚。19世紀末,才通過鐵血政策完成了德國的統一,進而完成了法治的統一。德國法治思想的一個重要貢獻是"民族精神",強調法治要在本國文化基礎上回應本國需要;另一個思想是"法治國",特別強調國家為公民提供福利性權利,在制度安排上則強調行政權力與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和可預測性,強調嚴格執法。20世紀之後,隨著資本主義危機的不斷發生,資本主義國家進一步加強了國家對社會的治理與調控。特別是在20世紀30年代大危機之後,福利國家與法律社會化成為20世紀上半期的主流社會思潮,勞工法和各種社會福利保障的法律發展起來了。到20世紀下半葉,隨著資本主義進一步擴張,以及同社會主義制度的競爭,資本主義國家的法治更強調法律的同等保護、正當程序以及普遍人權。特別是後者,這已不僅是馬克思分析的資本主義擴張(特別是全球化)的制度要求,同時也是資本主義同其他制度競爭的重要意識形態武器,是把西方文化普世化的一種戰略性努力。

盡管不同時、空以及不同理論學派之間有眾多差異,但可以對資本主義法治思想做一些最粗略的概括:
1、努力維系國家主權和法治統一。
2、保障公民權利和人權。
3、權力的分立制衡。
西方法治的核心觀點體現了人類近代以來為在世俗社會的基礎上構建現代民族國家,保證本國社會和平和安定,推進本國資本主義發展和國際競爭而進行的探索與思考,凝結了西方各國政治法律實踐的一般經驗。
鑒於現、當代中國在一定程度上,也處於這一歷史進程,這些經驗也為我國當前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經濟政治和社會轉型,為中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提供了大量可供借鑒與汲取的思想和制度資源。
西方資本主義法治理念的核心內容與價值仍然回應了當時當地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基礎的需要,它反映了資產階級法律思想家對資本主義經濟以及本國問題的理論思考,不僅具有階級的局限,而且有強烈的時代以及地域(本國)的印記。就根本而言,資本主義法治思想最初回應的是資本主義發展帶來的新的社會秩序的重建問題,是為建立本國的統一市場、維護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秩序服務的。其最終關心的是本國的、特別是本國資產階級的利益,努力以國家政治法律力量來推動本國在國際經濟爭奪和競爭中的優勢。從政治上看,它首先關心本國的穩定和有效統治,充分利用法律調控來緩和國內各階級、階層、種族和民族之間的矛盾;對外,資本主義法治及其理念在歷史上曾經與新、老殖民主義,帝國主義以及霸權主義相聯系,與本國的戰略利益保持和擴張相聯系。即使其法治理念以普遍方式表達,抽象的代表了全人類的理想,但就這些思想之發生就針對的是本國問題,在其近代的傳播中,也往往會服從本國長遠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利益和戰略,並構成了本國國際競爭力之一。特別是到20世紀中期之後,資本主義國家的對外擴張逐漸由商品輸出和武力征服轉向了資本輸出與意識形態產品輸出,"法治"與"民主"、"人權"等資本主義核心價值一起,成為了資本主義全球戰略,維系近現代以來西方主導世界格局、防止其他大國崛起的政治措施和意識形態的核心部分之一。
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和發展中,特別是在改革開放的經濟、社會發展中,在當代中國政治和法治實踐過程中逐漸形成與發展起來,是對中國法治建設的經驗教訓的一個初步總結。。
第一是當代中國。這是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時、空規定。大國,人口多,底子薄,多民族,發展中國家,而且各地政治經濟文化發展不平衡,而且面臨著激烈的國際競爭,不僅是經濟的、政治的,而且有文化的和意識形態的;所有這些特點,是中國法治發展一個根本的物質性條件,既是制約,也是促成。中國法治回答的不是某抽象國家的問題,也不是回答某西方國家的問題,它必須回答的是中國問題。其根本出發點必定也必須是中國國情。
第二是社會主義。這是關於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政治性規定。中國要走社會主義道路,而不是其他的道路,是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政治空間和地域內建立起植根於並超越傳統中華文明、符合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根本利益的法治,必須凝聚中國社會的高度共識,而不是在中國簡單移植一種符合西方資本主義法治理念或模式的法治。中國法治必須同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政治和社會制度相兼容,支撐並受制於這一制度。如果脫離了這個根本的經濟政治社會制度,即使理論上頭頭是道,或在西方曾行之有效,也未必有助於中國的當代和長遠社會發展的要求。
第三是法治實踐。這是關於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實踐性規定。盡管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必然會而且要借鑒西方法治思想,但法治理念不可能僅僅附著於抽象的理論思考,而必須基於中國的法治實踐,必須總結中國法治實踐的經驗教訓。
依法治國是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新中國成立之初建立的是計劃經濟體制,需要法律,但計劃是管理社會的主要手段。隨著中國社會的發展,特別是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取代了計劃經濟體制,一定需要有與之相匹配、能夠更有效參與國際經濟競爭的上層建築。市場經濟要求相對統一的規則,令市場交易主體對於未來有相對穩定的預期,這些都需要依靠法治。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要創建比較完善的統一市場,需要打破區域間的分割和封鎖,這都要求依法治國和法治統一。
依法治國也是中國基本國情的要求。中國是一個大國,各地區之間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還不很平衡;這使中國與英國、法國、德國這些相對來說疆域較小的國家有重要區別。要在當代國際環境下有效治理這樣一個大國,必須穩定保持中央的高度政治權威,保障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團結,同時還必須充分發揮地方的積極性,因地制宜地回答和解決地方性問題。法治不僅可以保證基本規則和政策的穩定性,而且有助於制度化中央的權威以及與地方的關系。不僅使問題處理不再依賴於當代人智慧,而且可以藉助制度凝結的前代人智慧,並通過各層級之間以及同一層級的各國家機構的有效分工合作得以實現,從而保證了效率和公正。
堅持依法治國也是近代以來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經驗教訓決定的。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變革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經過一百多年艱苦卓絕的努力,新中國的建立和社會主義改造,中華民族從革命轉入了建設時期。革命時期不可能通過常規化的制度來處理問題,往往必須更多依賴個人智慧在各地獨立判斷和處理問題。建設時期,社會需要也漸漸趨於穩定,社會呈現的問題盡管新穎卻更多是常規性問題,因此可能通過相對統一規則和程序保證同類型的問題都得到類似處理。由於面對社會主義建設這一全新的事業缺乏經驗,未能及時地根據社會變遷加強法治建設,中國社會曾為此付出了重大代價。錯誤的根源之一,正如鄧小平同志指出:"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隨著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清醒冷靜地轉向執政黨,與時俱進,在總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依法治國最終被確立為治國的基本方略。
借鑒中華傳統文明和西方法治的經驗,基於中國當代的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面對當代中國社會的諸多轉型,中國的法治不僅一定要反映這個社會的核心價值和核心道德,並且要努力通過包括司法在內的法治實踐逐步凝聚中國社會在一些根本價值問題上的共識。必須注意,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中,盡管都說公平正義,但許多具體的理解會有某些差別。在一個陌生人社會,人們相對會更強調抽象平等,更多訴諸司法解決糾紛;在熟人社會,則會更強調實質公平,人們會更傾向以保持面子的方式解決。因此,如一味強調正式司法,即使從正式規定上看似公平的判決,也許不能為某些民眾所接受;公平正義因此隱含了合情合理的維度。在更強調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社會中,一般認為,言行只要不影響他人就不視為問題,但在更強調社區和社會價值的社會中,卻仍可能引發沖突。因此,中國社會主義法治的公平正義雖不拒絕參考但並不可能等同於抽象自由主義的公平正義,而必須在符合中國社會發展的整體和長遠利益的基礎上兼顧與依法治國並不必然對立的某些傳統的、民族的乃至地方的價值和習俗。對法治的公平正義的理解是要注意中國社會和文化背景的。

⑻ 結合材料 說明依法治國為什麼既要借鑒國外法治有益經驗

你好,

祝學習進步!!

⑼ 外國名畫中的法治故事

⑽ 【法制】國外有哪些關於虛擬財產繼承的案例/法令

1.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2003年提出並頒布了《保護數字遺產的憲章》。《保護數字遺產的憲章》指出,在法律法規允許的范圍內,任何機構或是個體均不得違令損壞、刪除具備審美價值以及思想文化價值的網路信息,並將加大對於網路數字遺產的支持與維護,在任何情況下,確保其具有思想價值的數字產品的完整性,使其能夠在網路世界中正常發展和運行。《保護數字遺產的憲章》對於虛擬財產繼承問題的相關法律指導以及立法的形成提供了價值度很高的指導意義以及借鑒意義。


美國俄克拉荷馬州還頒布了通過遺囑的方式執行虛擬財產繼承的事項,充分肯定了網路財產繼承和分配的合法性。此外,美國也有不少應對網路虛擬財產繼承問題的專門網站。比如,遺物守護者、財產鎖定、超級數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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