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立法體制的缺陷

1. 我國食品安全法律體系還存在哪些缺陷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我國在完善食品安全法律體系方面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仍然存在一下缺陷和不足。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食品安全法律責任的相關規定不詳細。 目前，我國食品安全方面的法律包括《食品衛生法》、《保健食品管理辦法》、《保健食品標識規定》、《保健食品批准證書》、《進口保健食品批准證書》等20多部。已經初步建立了以《食品安全法》為主的食品安全法律體系。但配套的法律、法規仍需完善。以《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為例，其中第八十四條、八十五條、八十六條、九十一條規定違反本法規定的罰款金額為「二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該規定會導致在實際的執法活動中，執法人員有較大的自由裁決空間，處罰的自由裁量度過大。
（2）食品安全監督管理體制不完善。 具體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有效的信息披露機制。雖然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定消費者享有知情權，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受利益的驅使，企業往往對消費者隱瞞某些對其生產經營不利的信息。（2）食品安全知識普及。大多數公眾在日常生活中沒有形成維護權益的自覺性與主動性，公眾對食品質量認證標志等基本知識了解不夠，對食品安全事故的危害性及嚴重後果認識不夠。（3）責任追究機制。由於監督管理體制上存在多頭監管、職責不明等缺陷，由此經常會發生監管失職、執法不力的情況。
（3）執法部門運作效率低。 我們國食品衛生安全監管主體單位有：衛生部、食品安全委員會、食品葯品監督管理局、農業部、工商行政管理總局等等，各監管部門之間信息不共享。某一執法活動涉及其他部門時，其他相關部門會因為怕受牽連或利益受損，也會害怕引起重復執法的嫌疑而退縮，不參加聯合執法。

2. 我國立法體制是什麼

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體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立法許可權、立法權運行和立法主體諸方面制度構成的有機整體。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幾經變化，逐步形成了現在的立法體制：（1）1954年普選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前，實行相當分權的立法體制。在中央，根據共同綱領和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體會議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制定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當時行使中央立法權的主要是中央人民政府，它享有制定和解釋法律、頒布法令的權力，批准許多規范性法律文件。共同綱領和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沒有規定政務院享有立法權，但實際上政務院也制定和頒布規范性法律文件，它還批准許多地方性法令、條例和法規。在地方，根據各地方政府組織通則，大行政區、省、市、縣的政府可擬定法令、條例或單行法規；根據1952年民族區域自治實施綱要，從最基層的民族自治鄉往上，各級民族自治機關都有權制定單行法規。（2）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大召開後，中國立法體制，變為實行中央相當集權的體制。根據1954年憲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行使國家立法權的唯一機關，有權修改憲法，制定法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有權解釋法律，制定法令；國家主席公布法律和法令。憲法除規定國務院有權向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提出議案外，沒有規定國務院有其他立法職權，但事實上國務院規定的行政措施，發布的決議和命令，被視為國家法規，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法律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法令一起收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法規匯編》中。1954年憲法取消了一般地方享有法令、條例或單行法規的擬定權，僅規定民族自治地方有權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立法體制上相對的分權與集權，在當時都有其原因並都發揮過有益的作用。但開始時連縣政府都有擬定法令、條例的權力，未免分權過甚；以後又取消民族自治地方以外的所有地方的立法權，未免集權過甚。（3）1979年後，中國立法體制在朝著完善化的方向發展的過程中有多次改革。首先是1979年地方組織法揭開中國立法體制改革的序幕，規定省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享有地方性法規制定權。之後1982年憲法從多方面推進了這一改革，確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共同行使國家立法權，國務院行使行政法規制定權，並確定了國家立法權、行政法規制定權、地方性法規制定權、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制定權的劃分、歸屬及其基本關系。接著1982年和1986年兩次修改地方組織法，把地方性法規制定權逐漸擴大到省級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經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這期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還多次授權國務院和有關省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單行法規，形成了一個主要由國家立法權、行政法規創制權、地方性法規創制權、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創制權、授權立法權所構成的新的立法體制。同當代媒界普遍存在的單一的立法體制、復合的立法體制、制衡的立法體制相比，中國立法體制是獨具特色的立法體制：（1）它實行中央統一領導，強調國家立法權屬於中央並在整個立法體制中處於領導地位。國家立法權只能由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及其常設機關行使，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要以憲法和法律為依據，不得與之相抵觸。（2）它實行多級（多層次）並存，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國務院，一般地方，在立法職權上以及在它們制定的規范性法律文件的效力上有級別之差，它們並存於中國立法體制中。（3）它實行多類結合，即上述立法權同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權和有關方面享有授權立法權，有類別之差。中國立法體制中的各種立法權不是都可用「級」的概念表明它們的關系：其一，制定自治條例、單行條例與一般地方制定地方性法規不同，後者以不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為前提，前者無此前提但須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或備案；只有省、直轄市和國家確認的重大的市的國家權力機關及其常設機構有權制定地方性法規，但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都可以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其二，行政法規一般能在全國有效，自治條例、單行條例不能在全國有效，因此行政法規比後者高一級；但後者不象一般地方性法規那樣必須以行政法規為依據，有的還是經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的，在這點上又不能說比行政法規低一級；把兩者看成平級更不妥。其三，根據授權而行使的立法權更不可能以「級」或「層次」來表明它們在中國立法體制中的地位及其與別的立法權的關系。當代中國這種立法體制，是中央統一領導和適當分權，多級並存、多類結合，相當靈活的民主集中制的立法體制。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制定憲法法律，統率全局、國務院有重大的規范創制權，但不得與憲法、法律相抵觸；地方也享有相當大的規范創制權，但不得予憲法、法律和國務院的行政法規相抵觸

3. 如何改革與完善我國當前立法體制機制中存在的問題

復（一）抓緊制定《制立法法》。使憲法等所規定的立法許可權得以進一步明確、具體。界定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立法范圍，國務院的立法范圍、有立法權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立法范圍。對有關授權立法的問題也作出規定，如作出授權立法的機關、授權立法的內容限制以及授權立法的時限等。
（二）加強立法監督。我國立法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大都與缺乏監督或監督不力相關聯。各有關機關應充分行使憲法所賦予的「改變或撤銷」之權，以保證法制協調發展。一方面，完善相關制度，健全有關機構；另一方面，加強監督力量，增加必要的人員，可考慮聘請一些專家學者作顧問，或直接參與審查，提供專家意見。
（三）加強法律、法規的審查清理。
（四）轉變立法觀念，完善立法技術。立法機關，尤其是法律、法規的起草者應下大力氣調查研究，不能借口不了解情況，不熟悉業務而草率立法。應使立的法能夠有效實施。

4. 求立法學論文_論中國立法制度的不足和完善

樓主，可以參考：

我國立法制度的不足和完善

我國的《立法法》是一部規定立法規則、確立立法制度的基本法律，涉及「立法許可權」、「立法程序」、「法律效力等級」和「法律監督」四大問題。立法立法必須嚴格執行《立法法》的規定，堅決克服「立法不法」的現象。
立法是法治的關鍵和核心，其目的在於合理配置立法權力，有效規范行
政權力的運作，從而為公民權利的行使提供充分保障，實現公平、正義、自由、
秩序等價值目標。實質意義上的法治不僅要求法的權威性和依法而治的法的工具
價值，而且強調立法對普遍認同的價值理念的追求、法的內容的合理性等法的實
質理性。法治已經演進為一個綜合概念，它融匯了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諸
多價值觀念，包含著法律至上、民主政治、權力制約、司法獨立、立法等豐
富的制度意蘊，其核心則是依法行使國家權力。幾個世紀以來，法治理論與實踐
對政府權力予以高度關注，這與立法權力作用范圍的廣泛性、與人們生活聯系的
直接性密切相關。二十世紀以來，立法權在很多國家的權力結構中極度擴張的事
實，不斷提醒人們，對立法權力的制約是國家權力制約的重中之重。
在我國，立法尚處在初級階段，立法法治還面臨十分艱巨的任務，無論
是觀念上還是制度上都面臨著挑戰。因此，立法是一場深刻的觀念更新和制
度變革。當前，我國立法面臨的挑戰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一、在思想意識方面，有些立法機關工作人員特別是有些
領導幹部的觀念與立法的要求不相適應
鄧小平同志指出：「舊中國留給我們的，封建專制傳統比較多，民主法律傳
統很少。解放以後，我們也沒有自覺地、系統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各項制
度，法制很不完備，也很不受重視，特權現象有時受到限制、批評和打擊，有時
又重新滋長。」由於我國缺乏依法治國、立法的傳統，人們的民主法制觀念
淡薄，特別是一些非常有害的觀念或思想，嚴重阻礙著立法的實現。它們是：
第一，人治觀念。有些立法機關工作人員特別是有些領導幹部對立法重要性
的認識還不到位，有的是不重視，總認為立法不管用，按法定程序辦事太麻
煩。因此，在一些地方和部門，立法還多是說在嘴上、寫在紙上，並沒有真
正落實到行動上；有些領導幹部甚至「以言代法」、「以權壓法」，置法律於不
顧。第二，治民不治官的觀念。有些領導幹部往往把自己擺在了超越法律之上的
位置，總習慣地認為法律只管老百姓，忘記了自己同樣需要接受法律的約束，從
而無視法律的規定。第三，法律工具主義觀念。將法律僅視為一種治人的工具，
而不具有法律的目標價值觀念。甚至認為，當對自己有利時就拿來適用，對自己
不利時就不執行。這些都嚴重阻礙了立法觀念的根植和立法方略的推
行。
因此，實行立法必須要大力培養和增強全民的法治觀念，重點是抓好各
級領導幹部特別是立法領導幹部和執法人員的法治觀念建設，切實地進行為依法
立法所要求的觀念更新。
1．樹立法治觀念。為此，必須明確：第一，憲法至上。法治的實質是憲治，
依法治國首先是依憲治國。憲法至上是法治的最高體現，是中國法治建設的靈魂。
第二，法律具有極大權威。任何組織和個人必須嚴格依法辦事，而不允許有超越
憲法和法律的特權。第三，法大於權。任何人不得以權代法、以權壓法、以權亂
法、以權廢法。第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2．樹立權力制約觀念。不受制約的權力，必然會被濫用，必然導致腐敗。
這是人類歷史證明了的真理。
3．樹立人權觀念。作為社會主義國家，作為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宗旨
的執政黨，必須把保護人民的權利作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和歸宿。社會主義
最講公平、最重視保護人民的權利。我們應該理直氣壯地講人權，高舉人權的旗
幟。
4．矯正法律工具主義觀念，樹立法律工具主義與法律目標主義並重的觀念。
將法律視作既管老百姓又管政府的同時，結合法律目的，把立法、依法治國
的重心轉向人民權利的保障及正義的實現，應是我國實行立法、依法治國的
策略選擇。
二、在立法立法方面，有關立法立法空白
較多，所立之法缺陷較大
目前，以憲法為核心和基礎的中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框架已初步形成，國家
的政治生活、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的主要方面已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但與改
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相比，我國的立法法制建設還比較滯後，立法管理
的某些方面還存在立法空白，立法質量也有待於進一步提高。突出表現在現存的
法律、法規與規章之間缺乏協調和統一，使立法執法者難以適從；有些法律、法
規的一些條款太原則，不便操作和畸輕畸重；還有一些法律、法規對某些立法機
關設置的職權過大，尤其對自由裁量權，往往規定的幅度過大，並且沒有顧及到
公民權利一旦受到侵害後的法律責任，容易造成少數立法執法人員毫無顧忌地濫
用立法權；立法程序法律制度很不健全，沒有實現立法程序法律化，嚴重影響了
立法機關的立法。因此，我們必須進一步完善立法法律體系，為立法創
造法律條件。
首先，必須加快立法步伐，改變某些領域無法可依或有法難依的狀況。當前，
特別要抓緊制定規范市場主體行為、市場經濟秩序、宏觀調控、社會保障和救濟、
規范收入分配等方面的法律法規；解決在建立商品市場、原材料市場、金融、資
本市場、房地產市場、勞動力市場等方面執法依據不足的狀況；改變實施細則滯
後、法規不配套現象，盡可能使法律法規及規章同步出台，並加強立法解釋工作，
使法律規范更加適應實際，操作性更強，以解決有法難依問題。
其次，注重立法質量，糾正片面追求數量而忽視立法質量的傾向。法律、法
規的生命力在於其質量。近年來我國頒布實施的許多法律文件修改過於頻繁，並
且有些在實踐中難以施行，問題的要害在於立法時，立法者對該法所調整的社會
關系缺乏科學而精細的調查研究，或者著力於通過立法解決本部門的編制、級別、
經費及其他種種具體問題。應當看到，一個法律文件制定得成功與否以至於最終
能否被有效地施行，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該法是否正確而深刻地反映了廣大人民群
眾的意志和利益，以及它所要調整的那部分社會事務發展的客觀規律。因此，立
法必須提高民主化和科學化程度，使法律充分體現民意，與社會生活相一致，符
合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要防止立法中滲入局部利益和部門利益而影響法律的全
面、公正和完整。同時，避免各種規范性文件在調整社會事務時發生重復、沖突
或疏漏，維護國家法制的統一。
再次，抓緊制定立法程序法，改變立法程序缺乏法律規范的現狀。可以說，
離開了立法程序法，就不可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立法。
最後，立法要依法。
三、在立法執法方面，現存的立法執法體制不順，
影響了法律、法規與規章的執行效果
現存的立法執法體制不順。具體表現為：第一，政企不分，政事不分。從法
理上說，執法主體只能是國家的立法機關、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企事業單位不
能擁有執法權，然而目前立法執法主體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的現象並不少見。以
政企不分為例，工商部門管市場，又辦市場；城建部門管理城市建設，自己也搞
城市建設，並進行自我質量監督；種子公司既是種子的生產經營者，又是種子生
產經營的管理監督者，等等。這種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的局面，人為形成監督
不力。第二，立法執法部門縱向集權，條塊分割，部門壁壘，相互之間缺乏協調
配合，結果造成執法工作形不成合力，相互掣肘，辦事效率不高。第三，管理系
統交叉過多，職責不清。如對個體戶的管理，涉及到工商、稅務、物價、衛生等
多家執法部門，由於對同種法律行為有多種不同執法依據的交叉，客觀造成立法
執法者不作為、亂作為或難作為。與此同時，我國立法執法隊伍建設雖然經過多
年努力，有了長足進步，但是整體素質仍然不高。目前立法執法中存在的問題不
少，如越權執法、不作為違法、隨意執法、亂施處罰等問題的出現，既有不懂法
而出錯的，也有濫用權力而違法的。
因此，必須理順現行立法執法體制，按照條塊結合、適當分權、便於執法、
講求實效的原則，走綜合執法之路。要積極推行立法執法責任制。1997年，
黨的十五大報告提出：「一切政府機關都必須立法，切實保障公民權利，實
行執法責任制和評議考核制。」立法執法責任制的核心是通過明確政府機關法定
立法執法職責，健全立法執法評議考核體系，落實立法責任追究機制，實現規范
立法執法行為的目的。立法執法責任制，要力求做到實際、簡明、准確、可操作
性強。具體推行時，關鍵要抓好三個環節：一是清理立法執法主體，明確執法依
據和執法許可權，切實減少立法機關在執法活動中的推諉扯皮現象，努力提高立法
效能；二是確定執法崗位，分解執法職責，嚴密執法程序，細化執法標准，切實
改變過去那種執法崗位不清，職責不明，權力行使層級之間「上侵」、「下奪」、
「左擠」、「右占」，相互扯皮、攬功諉過的現象，有效地規范立法機關內部管
理秩序，提高立法效率；三是架構執法評考體系，突出執法效能評估，完善立法
責任追究機制，將立法職權的行使與執法人員的年度考核獎懲緊密掛鉤，實現行
政權的規范運作。
同時，要提高立法執法隊伍的整體素質。其關鍵是要堅持「公開、平等、競
爭、擇優」的原則，健全對立法執法人員的錄用、考核、晉升、獎懲、辭職、辭
退等具體制度，突出嚴字，嚴格管理，嚴明紀律，賞罰分明，形成「能者上、平
者讓、庸者下、劣者汰」的良好機制。
四、在立法監督方面，現行立法執法
監督體系乏力，存在缺陷
目前，我國對立法權力的監督制約形成了自己的體系，這一體系包括權力機
關的監督、審判機關的監督、檢察機關的監督、立法機關自身的監督、黨的監督
以及新聞輿論、人民群眾、各民主黨派、社會團體等的社會監督。應該說，我國
的監督體系是比較全面和嚴密的，它在實際工作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實踐
中存在的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以及腐敗現象的滋生和蔓延表明了立法
權力監督乏力和監督體系存在缺陷。這其中有立法方面的原因，也有監督機制上
的原因。立法方面，主要是缺乏監督的法律規定，以致使人民群眾等一些社會監
督流於形式而得不到落實。監督機制上，主要表現為有些監督缺乏必要的獨立性，
直接影響其監督作用的發揮。例如，作為立法系統內的專門監督的立法監察，由
於它與立法機關有著立法隸屬關系，使得這種監督在實踐中很難真正履行其監督
職責，以致弱監、虛監、失監現象相當嚴重。還有，立法復議也存在著一些亟待
解決的問題。目前，有些同志怕麻煩、推諉等不願受理立法復議申請的情況還在
相當程度上存在，在立法復議決定上，還存在該撤銷或者變更而維持的情況，上
下級之間「官官相護」的問題尚未徹底解決，等等。
因此，必須強化和完善立法執法監督制約機制，確保嚴格、公正執法。首先，
加強權力機關對立法執法工作的監督。完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監督職能，盡快
制定《人大監督法》。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在選舉和任免幹部時，應該把是否具
備必要的法律知識，是否依法辦事作為衡量幹部是否稱職的重要標准。在聽取他
們的述職報告時，應把他們領導的地區或部門的執法狀況作為重要的考察內容。
各級人大常委會要通過聽取和審議所在政府和單位實施法律、法規工作報告以及
組織代表檢查、視察、評議執法工作等形式，督促立法機關做好執法工作。其次，
民主黨派的監督、社會團體、人民群眾以及新聞輿論的監督也必須努力落到實處，
使它們共同服務於人大監督這個中心，並形成監督合力。
綜上所述，我國要實現立法，必須革除一切與立法的要求不相適應
的舊觀念，必須進一步完善立法法律體系，必須理順現行立法執法體制，提高執
法隊伍素質，必須強化和完善立法執法監督機制。惟其如此，才能為解決我國依
法立法中存在的現實問題創造條件，不斷推進立法的進程，實現依法治國的
宏偉方略。
資料來源：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網
http://www.drcnet.com.cn/ 12/04/2003

5. 論述我國的立法體制！！！

我國是統一的、單一制的國家，各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又很不平衡。與這一國情相適應，在最高國家權力機關集中行使立法權的前提下，為了使我們的法律既能通行全國，又能適應各地方千差萬別的不同情況的需要，在實踐中能行得通，憲法和立法法根據憲法確定的「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充分發揮地方的主動性、積極性」的原則，確立了我國的統一而又分層次的立法體制：

(一)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行使國家立法權。全國人大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國家機構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和修改除應當由全國人大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國人大閉會期間，對全國人大制定的法律進行部分補充和修改，但不得同該法律的基本原則相抵觸。

(二)國務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根據憲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規。

(三)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根據本行政區域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在不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規；較大的市(包括省、自治區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經濟特區所在地的市和經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根據本市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在不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和本省、自治區的地方性法規相抵觸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規，報省、自治區的人大常委會批准後施行。

(四)經濟特區所在地的省、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根據全國人大的授權決定，還可以制定法規，在經濟特區范圍內實施。

(五)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的人大還有權依照當地民族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特點，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對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作出變通規定。自治區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報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後生效， 自治州、自治縣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報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大常委會批准後生效。

(六)國務院各部、各委員會、中國人民銀行、審計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職能的直屬機構，可以根據法律和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在本部門的許可權范圍內，制定規章。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據法律、行政法規和本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地方性法規，制定規章。

這種分層次的立法體制又是怎樣體現和保證法制統一的呢?主要是兩方面：一方面，明確不同層次法律規范的效力。憲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法律的效力高於行政法規，行政法規不得同法律相抵觸。法律、行政法規的效力高於地方性法規和規章，地方性法規和規章不得同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地方性法規的效力高於地方政府規章，地方政府規章不得同地方性法規相抵觸。另一方面，實行立法監督制度。行政法規要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地方性法規要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備案，規章要向國務院備案。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撤銷同憲法、法律相抵觸的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國務院有權改變或者撤銷不適當的規章。

6. 我國立法關於用益物權規定的缺陷！

盡管我國現行立法中規定了一些用益物權，但從整體上說，我國的用益物權制度還是比較雜亂的，還存在著相當多的缺陷，主要可以概括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立法概念不準確。我國的民事立法，一直沒有使用過物權及用益物權的用語。《民法通則》使用的「與財產所有權有關的財產權」，學者們通常認為指的就是用益物權。〔16〕歷史已經證明，用益物權是一個既准確，又嚴謹的概念，為各國物權法所通用。用「與財產所有權有關的財產權」這一中國獨有、但卻極不準確的非法律概念來代替用益物權，明顯違反了立法的技術要求，導致了立法概念的模糊。法律規定如此，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亦是如此，在大量的有關典權的司法解釋中，典權都被典當所取代。而實際上，典權與典當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法律制度：一為物權，一為債權。
其二，立法內容不完整。在我國《民法通則》中，涉及用益物權的規定少得可憐，被認為是用益物權規定的條文只有4條。區區幾個條文，怎能容納下用益物權的豐富內容！盡管在其他法律、法規中有一些更為具體的規定，但這畢竟不是民事基本法的規定，而且這些規定往往帶有明顯的行政色彩。這種規定的結果，不僅使用益物權的立法內容過於簡單、原則、分散，留下許多空白點，而且往往使民事權利無形中帶上了行政管理的枷鎖，給權利人行使民事權利帶來不便。
其三，立法體系不科學。從羅馬法，一直到《德國民法典》，盡管各國設置的用益物權種類不盡相同，但各國民法無不都有自己完備的用益物權體系，以涵蓋本國所有權與其權能相分離的各種形式。我國《民法通則》雖然規定了一些用益物權，司法解釋中也確認了某些用益物權，但我國的用益物權尚沒有形成一個科學、完整的體系。有學者認為，最典型的用益物權體系，應當包括地上權、地役權、永佃權、德國和瑞士法中規定的用益權和我國古代法固有的典權。我們姑且不論這種主張正確與否，單就這些用益物權而言，我國的民事立法都未明文規定，更不用說完善的用益物權體系了。
我國用益物權立法的上述缺陷，嚴重影響了用益物權作用的發揮。為了適應市場經濟條件下，優化資源配置的需要，解決資產閑置和資源缺乏的矛盾，我們必須建立完善的用益物權制度。

7. 中國立法制度改革的缺陷,如何改善

這個問題問得有點兒大，從立法層面上講，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依照相關回規定進行立法工答作，這與其立法機關的職能相符合，依筆者看，目前中國存在的缺陷就是立法制度的滯後性，不符合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很多立法都是矛盾非要解決不可的時候出台，沒有前瞻性和長期性，但這也與中國固有的思維相一致，改革是漸進的過程，包括立法改革。綜上，談論這個問題有點大。

8. 簡述我國的立法體制！

我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共產黨是國家的領導核心，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統一的單一制國家是歷史形成的傳統，這些因素決定我國的立法許可權必須相對集中，不能過於分散，以利於維護法制的統一和國家的統一。

同時，由於我國地域廣闊，各地情況很不相同，要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我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實行民族區域自治。

我國正在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和其他各項改革，需要不斷完善法制，等等，這些因素又決定我國的立法許可權不能過於集中，必須適應各種不同情況，有利於充分調動各方面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有利於促進改革發展穩定和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

(8)我國立法體制的缺陷擴展閱讀

憲法、立法法和有關法律在認真總結建國以來我國法制建設的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對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的各自許可權范圍，作了明確規定。主要內容是：

法律。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行使國家立法權。全國人大修改憲法，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國家機構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和修改除應當由全國人大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國人大閉會期間，對全國人大制定的法律進行部分補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該法律的基本原則相抵觸。

1982年憲法賦予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法律的權力，是我國立法體制的一個重要改革。30多年來，我國的多數法律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

9. 最大誠信原則在我國的立法缺陷與司法困境以及如何完善

我國1995年制定的《保險法》，帶有明顯計劃經濟體制烙印，存在一些法律空白和缺陷，無論在內容上，還是在范圍上，都已越來越不適應保險業自身發展和保險經營環境的變化。本文約5000餘字，試從保險立法中「近因」原則的缺失；不利解釋原則適用上的模糊；合同陷阱的隱藏；不易把握的明確說明義務及滯後的保證保險立法等五個方面分析了我國保險法律法規存在的問題及缺陷；並從完善保險活動的基本原則、規范保險人義務，加大對投保人合法權益的保護、強化監管機構職能，提高監管水平等方面提出了對建立與國際慣例相一致的現代化保險法律法規體系的建議，以求拋磚引玉。

《中華人民共和國保險法》第二條規定：「保險是指投保人根據合同約定，向保險人支付保險費，保險人對於合同約定的可能發生的事故因其發生所造成的財產損失承擔賠償保證金責任，或者當被保險人死亡、傷殘、疾病或者達到合同約定的年齡，期限時承擔給付保險金責任的商業保險行為。」投保人為了預防危險，將一定的保險費支付給保險人，如果危險事故發生或出現合同約定的條件，保險人則須按合同約定向被保險人或者保險受益人支付賠償金或保險金；作為保險人的保險公司則通過建立保險基金來分散危險，消化損失。由此可見，保險是為了分散危險、消化損失的一種商業活動，其目的是通過合同法律行為來實現的。保險合同具有「最大善意」、「雙務、有償」、「射幸」等特徵。

我國自1980年恢復國內保險業務以來，保險立法經歷了以無到有，由粗到細的過程，逐步完善了相關法規：1983年實施《財產保險合同條例》，1985年發布《保險企業管理暫行條例》，1992年通過《海商法》，1995年通過了《保險法》。為了更好地貫徹實施《保險法》，中國人民銀行於1996年、1997年、1998年分別發布了《保險管理暫行規定》、《保險代理人管理規定（試行）》、《保險經紀人暫行規定（試行）》。這些法律法規對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促進保險事業的發生，解決保險爭議，完善商事法制建設，都具有重要意義。但也還有許多不成熟和不規范的地方，對比世界其他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完善的保險體系還 存在著相當的差距。主要表現為保險活動的基本原則不夠全面，規范保險新業務的立法相對滯後等方面，以下筆者試從「近因」原則缺失、條款文字歧義等方面分析我國保險法律體系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以求拋磚引玉：

一、「近因」原則的缺失

《保險法》規定保險活動的基本原則有：自願原則、試實信用原則和遵守法律和行政法規的原則。而「近因原則」這一被國際保險業普遍運用的原則在我國缺乏運用的法律依據。所謂「近因原則」是指保險人按照約定的保險責任范圍承擔責任時，其所承保危險的發生與保險標的的損害之間必須存在因果關系。在近因原則中造成保險標的損害的主要的，起決定作用的原因，即屬近因。只有近因屬於保險責任，保險人才承擔保險責任。而近因原則的缺失正是導致保險合同當事人，尤其是投保人產生凡是投保的利益遭到損失時皆可獲得賠償的想法的根源，從而導致一些不必要的糾爭。近因原則作為常用的確定保險人對保險標的的損失是否負保險責任以及負何種保險責任的一條重要原則，在我國《保險法》、《海商法》竟未作出明文規定，不得不說是我國保險立法的一重大缺憾。

二、不利解釋原則適用上的模糊

投保人和保險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是通過保險合同來確立的，而作為附合合同的保險合同，不論是投保單、保險單還是特約條款，大部分都由保險人制定，在制定時，必然經過深思熟慮，反復推敲，內容多對自己有利，且已經基本實現了格式化。格式保險合同由保險人備制，極少反映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的意思，投保人在訂立保險合同時，一般只能表示接受或者不接受保險人擬就的條款。再者，保險合同的格式化也實現了合同術語的專業化，保險合同所用術語非普通人所能理解，這在客觀上有利於保險人的利益。因此，一旦合同成立而雙方發生糾紛，投保人將處於不利的地位。為了保護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的利益，各國在長期的保險實務中積累發展了不利解釋原則，以示對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給予救濟。在格式保險合同的條款發生文義不清或者有多種解釋時，應當作不利於保險人的解釋，實際上是作有利於被保險人的解釋。我國合同法第四十一條規定「對格式條款有兩種以上解釋的，應當作不利於提供格式條款一方的解釋。」保險法第三十條也規定：「對於保險合同的條款，保險人與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有爭議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關應當作有利於被保險人和受益人的解釋。」我國關於保險合同條款解釋的規定，已經實際上確立了不利解釋原則，與國際慣例是相一致的。這對於被保險人和受益人（經濟上的弱者）的利益維護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但在司法實踐中，由於缺乏統一明確的標准，以及不承認判例的拘束力，不同種類的保險合同用語經不同的法院解釋，關於該用語的正確含義，所表達的當事人意圖，以及由此產生的效果，可能會存在相互沖突甚至截然相反的結論。而由於不利解釋原則在適用上缺乏統一的標准，究竟何種條款能適用該原則，特別是不利原則能否適用於國家保險管理機關核定發布的基本保險條款，將直接影響保險合同雙方當事人的爭議結果。而我國保險法律法規中對此既沒有相應規定，關於這方面的案例和研究也鮮見於眾。

依照我國保險法第一百零六條規定。商業保險的主要險種的基本保險條款，如保險法第十八條規定的保險人、投保人、被保險人名稱和住所；保險標的；保險責任和責任免除；保險價值；保險金額等條款，由金融監督管理部門制訂。基本保險條款是運用於主要商業保險險種的保險條款；商業保險的主要險種，由金融監督管理部門核定；凡金融監督管理部門核定為商業保險的主要險種的，金融監督管理部門應當制訂基本保險條款。國家發布的基本保險條款，各保險公司應當執行。此類條款所使用的語言被保險管理機構依法規定核准，理應不存在歧義，但實際生活中，保險人根據其自己的認識水平和為了謀取最大化的利益，在備制保險合同時依自己需要將基本條款插入其中，而投保人對保險合同的備制不能做任何事情，而且往往在訂約時也難以全面知曉保險合同的性質和內容，根本就無從知曉哪些條款屬於基本條款，就更別提理解了，例如對「現金價值」一詞，有的保險合同中將其定義為：「本合同的保證現金價值、所有繳清增值保險的現金價值以及累計紅利之和。」有的保險公司則乾脆對其未作任何解釋，投保人對該詞只有靠自己理解，但實際上「現金價值」一詞的定義應該是責任准備金扣除退保費用後的金額，而責任保證金指的是保險公司從保戶累積的保險費中扣除被保險人的死亡成本以及分攤保險公司所發生的費用再加上利息計算後所得金額。所以被保險人在訂立保險合同中的弱勢地位是顯而易見的。一旦當事人對基本條款發生歧義或者文義不清的爭議時，法院對是否應當適用不利解釋原則就會因缺乏統一的認知標准而感到無所適從，不僅會影響被保險人的利益和保險人的商業信譽，也會給國家法制的統一和法院裁判的權威性帶來不利的影響。

三、合同陷阱的隱藏

根據《保險法》的規定，保險人與投保人應各自依約履行義務，承擔責任，其中投保人的主要義務和責任有：告知義務、維護義務（包括維護保險合同標的安全及其危險程度增加的通知義務）、繳納保險費的義務；保險人的主要義務和責任則是：說明義務、及時賠償、解約限制和承擔費用等。可以看出，在交付保險費與賠償方面，投保人的交付保險費的義務與責任，與保險人承擔賠償的義務與責任，兩者是相互獨立的。誰違反自己的該項義務，便要承擔與該項義務相應的責任。但雙方的義務與責任之間不具有此消彼長的對應性，投保人交付保險費義務的違反，並不必然導致保險人賠償責任的減輕或免除。但有些保險公司（主要指財產保險公司）在使用格式合同與投保人協商財產保險費的交付與賠償方式時，作出了如下約定：經雙方同意，投保人未按約定繳付首期保險費的，保險合同不生效，發生保險事故保險人不予賠償；投保人未按約定繳付第二期保險費的，發生保險責任范圍內保險事故，保險人按下列一種方法賠償或承擔保險責任：1、按實交保費與應交保費比例折扣支付賠償金額；2、按實交保費計算保險期限，過期不負賠償責任。上述賠償方法是按實交保險費與應交保險費的比例，來確定保險人承擔的賠償責任。實際上將投保人違反交費義務的責任，規定為減輕或免除保險人賠償義務的依據。通過保險人制定解釋格式條款的優勢，全部或部分地剝奪了投保人獲取賠償的主要權利，加重了投保人的責任，這與《合同法》的公平原則和《保險法》的立法宗旨是明顯相悖的。而且該賠償方法還隱藏著非經留意難以發現的合同陷阱。如按第1種方法，當投保人交付了第一期保險費後，在第二期交費義務履行期限未至時，如發生保險事故，盡管投保人無任何違約行為，也只能獲得部分賠償。按第2種方法，實際上賦予了保險人根據投保人交費情況而單方變更保險期限的權利，甚至免責，對保險事故不負擔任何責任。保險人巧妙地利用格式合同設置了能使自己規避應盡的部分或全部義務而使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喪失利益的陷阱，充分說明保險人在擬制這種格式合同時，已經嚴重地違背了誠信原則。此類條款的適用，違背了現代社會民事法律關系中最基本的公平與誠信原則，損害了許多被保險人的利益，應受到保險監管部門依職權的主動干涉。

四、不易把握的明確說明義務

《保險法》第十六條詳細規定了投保人對保險標的或者被保險人情況的說明義務以及保險人對保險條款的說明義務，第十七條則規定了保險人對免責條款的明確說明義務。上述兩款雖對投保人履行「如實告知」義務和違背義務的責任，作了詳細明確的描述和規定，但對保險人的「明確說明」義務的履行卻沒有規定相應的形式，使其在實踐具有極大的彈性和不確定性。僅從以上述條款的字面上來看，第十六條針對投保人故意隱瞞事實，不履行或因過失未履行如實告知義務的情形分別賦予保險人有解除保險合同、不承擔賠償或給付保險的責任、不退還保險費或視情況退還保險費的權力。而對保險人未盡明確說明保險條款的責任則未作任何規定，而保險人對其責任免除條款未作明確說明的後果也僅是導致該有關條款不產生效力而已。通過對比，不難看出《保險法》在這一問題上對投保人明顯科以了較保險人為重的責任，有違民事主體雙方權利義務平等原則之嫌。作為素有「最大善意和最大誠信合同」之稱的保險合同，在現實生活中，卻因保險合同雙方當事人在履約過程中對合同中使用的語言文字理解不同從而產生爭議的例子屢見不鮮，恐怕與《保險法》對保險人上述義務的規定太過寵統有著一定的關系。此外，因《保險法》對有關保險中介組織規定不完善，以及國內保險行業體系的不成熟，目前國內還沒有一家專業化的保險代理公司或經紀公司，一些保險公司大量聘用（嚴格意義上來說，只能算是使用，因保險公司與個人代理人員之間並未建立勞動關系）個人代理從業人員，此類人員數量雖多，素質卻差次不齊，而且流動性極大，他們為了獲取傭金，在對一些可能影響投保人決定的合同條款進行說明時，也難免會為了一己之利而有意作出含混甚至違背條款本義的解釋，所以導致爭議的發生也就無足為奇了。

五、滯後的保證保險立法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日趨活躍，在商品流通過程中出現了許多新的交易方式，建立在信用基礎上的交易方式日漸增多，特別是隨著分期付款這一現代消費方式的出現，涉及到保證保險的問題越來越多，不少保險公司均開辦了此類業務，但《保險法》除在第九十一條確定財產保險業務范圍時提到信用保險外，根本沒涉及到保證保險。作為一種特殊的財產保險合同，保證保險合同是保險人為被保證人（債務人）向被保險人（債權人）提供擔保而成立的保險合同。投保人向保險人支付保險費，在被保險人因債務人不履行債務等原因遭受損失時，由保險人承擔賠償責任。保險人的地位相當於保證合同中的保證人，所以也可以說保證保險合同實際上屬於保證合同的范疇，只不過採用了保險的形式。在保證保險合同中，保險利益是債權人的債權，而債權屬於財產權，因此，保證保險在性質上仍屬於財產保險，原則上法律對於財產保險的規定也可適用於保證保險，但其與一般的財產保險又存在著顯著區別，保證保險承保的危險是針對被保證人信用不良造成的主觀性損害，具有明顯的信用性。由於保證保險是從擔保法中的保證制度演變而來，同時兼具二者的特徵，是保證制度同保險制度的融合，其當事人（關系人）在法律上具有多重身份，使之難以同保證合同截然分開。

由於《保險法》未對保證保險合同作出明確的規定，對保證保險的性質及保證保險和保證的關系也存在爭議，所以就導致當事人在訂立合同時往往只考慮自己的利益，保險人除考慮收取保險費外，常常在保證保險合同中訂立很多的免責條款，而被保險人卻以為一經投保即可萬事大吉，糾紛的產生也就不足為奇了。由於保證保險既涉及保證又涉及保險，對此類糾紛是適用但保法還是保險法？由於保證保險合同往往與另一合同相關，如汽車買賣合同、借款合同等，而且保險合同一般是買賣合同或借款合同的附屬合同，因而發生糾紛時，涉及兩個合同、三方當事人，債權人或被保險人如何起訴就存在著爭議。在司法實踐中也極易將保證保險合同糾紛定性為保證合同糾紛，從而導致適用法律的混亂和失誤。

綜上所述，由於我國在保險立法上存在的一些法律空白和缺陷，現行的帶有明顯計劃經濟體制烙印的《保險法》無論在內容上，還是在范圍上，都已越來越不適應保險業自身發展和保險經營環境的變化，不能滿足社會發展的實際需要。特別是在我國加入WTO後，中國的保險市場必將逐步同國際接軌。1997年底，佔全球金融服務貿易95%以上的70個WTO成員國在《服務貿易總協定》基礎上又達成《金融服務協議》。其中，有六個基本准則適用於發展中國家保險業的開放問題：1、最惠國待遇准則；2、透明度准則；3、發展中國家更多參與准則；4、國民待遇准則；5、市場准入准則；6、逐步自由化准則。這些基本准則中任何一項准則都會對我國現行的計劃保險制度提出明確的挑戰，任何一項准則的實施都將沖擊我國現行的保險制度。如何抓住保險業面臨的機遇和挑戰，加強保險立法建設，盡快調整、修改、制定出符合WTO要求的保險法律法規，優化保險市場的法制環境，以引導並保障我國還處於初步階段的保險業健康發展，使其在規范軌道上運行，就顯得尤為迫切。在此，筆者僅就如何完善我國保險法律法規發表一下個人的淺見。

一是完善保險活動的基本原則。要在進一步完善自願、最大誠信和遵守法律和行政法規原則的基礎上，在保險立法中將公平原則、近因原則等符合民法基本原則和國際保險行業普遍運用的原則作明文規定，以充分發揮保險合同「最大善意」、「最大誠信」的作用。此外，還應根據WTO成員國約定的協議與保險市場發展的趨勢，將考慮市場准入政策、取消外資優待、實行國民待遇，逐步自由化等問題的規范化納入立法的視界，盡快建立起與國際慣例接軌的保險基本法律制度，促進國內保險業的規范化發展，以更好地參與競爭，迎接挑戰。

二是規范保險人義務，加大對投保人合法權益的保護。主要是要強化保險人在訂立保險合同時應履行的解釋、告知等義務和責任，對超額保險、重復保險等規定應載入保險合同的專項備注條款，並盡善意提配和說明的義務，當保險人未盡上述義務時，賦予投保人變更或者解除合同的權力，使保險合同雙方當事人的權利義務平等，以保護弱勢地位的投保人合法權益。此外，還可推行《確認書》制度，對於雙方應履行的告知和說明義務，由雙方逐項簽署一式兩份確認書來作為雙方已盡各自義務的證明，以把保險合同的最大誠信原則落到實處。既可維護保險合同的穩定性，又可避免雙方在發生糾紛時各執一詞卻又無法提供證據。

三是強化監管機構職能，提高監管水平。保險業監督管理機關要在檢查保險公司的義務狀況、財務狀況、資金運用狀況和對保險公司償付能力進行監督管理的同時，加強對商業保險合同中非主要條款和保險費率的監管，對存在合同陷阱，規避法律法規和加重對方義務責任等情況的合同條款要依職權主動進行查處，責令限期改正，並予以一定經濟處罰。同時對一些應用廣泛，易引起歧義如「現金價值」一類的保險專業詞彙，實行統一的標准化解釋，並作為強行標准載入相關合同條款，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紛爭的出現，促進保險業的健康發展。

四是要逐步建立與國際慣例相一致的保險法律法規體系。通過借鑒發達國家保險業制度的先進之處，結合我國保險業發展的實際情況，進一步完善保險投資的相關法規，通過立法，據展投資領域，控制投資比例，細化保險資金運用的規范，提高保險投資的盈利能力，為保險公司提高投資回報率創造條件；完善有關保險中介組織的法律法規，加強對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及其相關組織的管理，規范保險中介行業及其從業人員的責、權、利；加快保險精算報告、保險機構資產管理及保險機構的接管等配套法律法規的建設，以建立起一整套既具有中國特色，又能與國際慣例接軌的保險法律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