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法治原則

Ⅰ 中國戰勝疫情的根本保證是什麼根本立場是什麼法治保障是什麼

根本保證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根本立場是以人民為中心，始終以人民生命健康至上原則
法治保障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

Ⅱ 論述法治原則基本內容

法制是與人治相對的一種國家管理模式，其核心在於崇尚憲法和法律在國家經濟，政治和社會中的地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社會主義法治的基本原則是尊重和保障人權。
人權是人之作為人都應該享有的權利，是現代社會的道德和法律對人的主體地位、尊嚴、自由和利益的最低限度的確認。人權來源於人的理性、尊嚴和價值。基本人權則是當代國際社會所確認的一切人所應當共同具備的權利。人的主體地位、尊嚴、自由和利益之所以被宣布或確認為權利，不僅是因為它們經常面臨著被侵犯、被否定的危險，需要社會道德的支持和國家強制力量的保護，而且是因為人權是社會文明進步的標尺和動力。現代法律就是保護人權的一種制度安排和強制力量。正是人權體現了現代法律的精神，正是人權保障奠定了現代法律的合理性基礎。在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革命年代，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推翻一切剝削階級和剝削制度，建立社會主義政權，就是為了爭取和實現人權；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全面改革開放的時代，隨著我國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不斷完善，社會利益多元化和社會矛盾復雜化的趨勢日益明顯，中國共產黨作為長期執政的黨要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必須突破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理論，樹立尊重和保障人權的觀念，高度重視和維護群眾最現實、最關心、最直接的利益，高度重視解決群眾生產生活中面臨的困難問題，把工作重點從調整對立的階級關系轉移到承認和保護社會利益多元化的政治關系、經濟關系、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等權利義務關繫上來，轉變重政權輕民權的觀念，克服「防民」思想，提高人權保障意識和依法執政的能力。當前，在刑事司法領域，一些執法人員還存在著重打擊犯罪、輕人權保障的觀念，習慣於有罪推定，忽視刑事司法的人權保障功能。因此，我們必須著力提倡打擊與保護並重的觀念，增強以人為本、文明執法的意識。
其它的內容也簡要列一下：
一，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是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核心和精髓；
二，公平正義是社會主義法治的基本價值取向；
三，尊重和保障人權是社會主義法治的基本原則；
四，法律權威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要求；
五，監督制約是社會主義法治的內在機制；
六，自由平等是社會主義法治的理想和尺度。

Ⅲ 疫情期間什麼政策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Ⅳ 什麼是疫情防控

疫情防控首先要遵循的三項原則是：科學化、法治化和人性化。

原則1：堅持科學化防控，強調防控要講究理性和專業主義，讓專業的人員和知識在防控中發揮更大作用。

疫情防控科學是由公共衛生科學、流行病科學、治理科學、心理科學等多種科學組成，要讓防控政策有科學性，就需要發揮多科學的作用。例如小區層面的消毒通道就不要建立了，應該重點把工作放在貫徹和落實本地小區管理的工作中，做好「最後一公里」防控。各個地方可以根據實際盡快成立公共衛生決策咨詢委員會，讓防控建立在堅實的科學基礎之上。

原則2：堅持法治化防控，強調防控要按照法律規則和精神來進行，使得防控有法可依、有法必依、違法必究。

防控政策一定要貫徹國家法律和法規，如《傳染病防治法》《突發事件應對法》，以及本地的規章制度，使得整個疫情防控在法治限度來運行。上級政府也需要進行法律審查，對於一些不符合國家法律精神的措施要進行「依法審查」，如有一些地方的高速公路不允許車主下車，一些小區不允許租戶或者醫護工作者返回，這些都需要及時糾正。

原則3：堅持人性化防控，強調防控要體現對人民生命和身體健康的真正關懷，從關心人和將心比心出發，做好各項防控工作。

防控既要講科學和法治，也要講情感和溫度，要在防控中體現人類的大愛，避免以鄰為壑。例如，一家三口打麻將被處理，男主人遭連扇耳光，這些既違法，又沒有體現人性關懷。疫情防控應該激發人類的利他主義，真正實現「同舟共濟」，而不是自私自利。

Ⅳ 什麼是法治原則

權力制約原則 嚴格的法治，首先應該建立對行政權的嚴格控制制度，要求依法行政，因為行政權代表公權力，行使的廣泛性、主動性、強制性、單方面性 控權的有效辦法是權力分立和以權制權，立法權、司法權、行政權分立和制約 在法治國家中，對公權力的三大制約方式為道德制約、一種權力對另一種權力的制約、權利對權力的制約，但最終表現為法律對權力的控制。這是法治政府的基本特徵 2、權利保障原則 尊重和保障人權：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權是法治的終極性的價值目標，對國家權力的限制目的就是保障人權。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①首先法律的適用上平等，即執法和司法上平等②要求在立法上平等分配各種社會資源③尊重社會多種價值觀和生活方式，消除偏見 權利和義務相一致：①確認和保障主體的權利和自由是法治的根本目的②權利和義務又有一致性，沒有無權利的義務，沒有無義務的權利。對國家權力而言，在資源分配上要平等分配權利和義務。對社會主體而言，行使權利時，要尊重他人和社會的相應權利，不能只享有權利不承擔義務。 3、權利保障原則與社會自由原則 權利保障原則 權利的保障制度開始形成於法律對權利的宣告，即法律宣告了公民的權利，同時限制了國家的權力，權利宣告就是法律在告知權力有多大限度 權利宣告是權利制度的第一性機制；其次依次為：權利侵害的預防機制、侵害發生時的救濟機制，以及公民個人獲得權利遇到障礙時的國家幫助機制。這四種機制的統一，構成實效的權利保障制度。 社會自由原則 權利制度不可缺少的條件是社會自由原則。 在法律上，權利與自由的關系是種屬關系，而在法治上，權利與自由代表不同價值，實定化的權利只有一個來源，即法律規定；而自由不局限於法律，法不禁止即自由，自由的范圍大於權利。 自由對待國家是排拒的，自由要求國家把限制減到最低限度，這便是社會自由原則。此原則有以下含義：①自由只受法律限制②自由不僅存在於法律之中，還存在於法律之外，法不禁止即自由③法律意義上的自由指的是受法律保護的自由，而不是法律范圍的自由。 法治對於自由的價值表現為以法束縛權力以防權力對自由干涉和限制，保障自由實現 權力與責任相統一原則 現在的權力責任，除由濫權及怠權所產生的責任外，還有滿足公民權利請求的責任和由管理而帶來的保證責任。 國家責任的主體應該是全方位的，不論哪種權力主體只要啟動了權力，就應預設責任於其運動之後，以使權責成為不可分的整體和使國家任何一個權力主體都無法逃避其責任 公民義務的法律化和相對化原則 法治意味著公民義務的法律化和相對化義務的相對化，就是指在義務的種類確定後，公民承擔任何一類義務都有法律的定量，義務的法律化和相對化需要兩條法治原則，即法律不得溯及既往和法定義務需具有明確性 法治條件下義務：①為實現國家和公共利益而需承擔的基本義務②與自己權利相伴的對應義務③自願承擔的義務 ④高素質的執法、司法人員 ⑤較高的全民法律意識

記得採納啊

Ⅵ 法治原則主要有哪些內容

法治也稱「法的統治」，是指按照民主要求把國家事務法律化、制度化，並嚴格內依法進行管理的一容種國家組織原則。其核心內容是：依法組織和治理國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對任何機關、組織和個人享有法律之外的特權。與法治對立的主要是人治。凡是法律權威高於個人權威的都是法治，而法律權威屈從於個人權威的則是人治，法治和人治絕不可能結合起來的。法治一詞並不意味著只是單純的法律存在，它是要創造一種法律的統治而非人的統治，也就是說，法的權威高於人的權威，由法律支配權力才是法治的根本。

Ⅶ 依法抗疫的基本前提是什麼

2月9日，浙江省政府辦公廳發布疫情防控2號責任令，要求制止無理由擅自升級管理措施，以及層層加碼的簡單化管理手段。比如隨意限制普通居民正常出行、隨意關閉居民生活必需品門店等，確保科學恢復生產秩序。
依法治國是我國基本方略之一，即使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期也必須堅持，本次抗擊新冠肺炎當然不例外。然而從根本上講，法治與應急處置之間存在天然的緊張關系，應急措施經常是「少法可依」。
原因有二：
首先，法治的前提是「有法可依」。立法者提供規則作為常備工具，執法者照章辦事處理具體事務。然而突發事件出沒無常，全社會都缺乏常備應對工具。尤其像新冠肺炎，不僅在醫學史上從未見過，還一上來就暴擊九省通衢的大都市武漢，再加上春節人口大遷移，可資沿用的應急經驗不多，出現局部「亂作為」也在意料之中。
其次，法治的另一要素是規則穩定，不能朝令夕改，以便全社會形成穩定預期，將規則內化為「從心所欲而不逾矩」的習慣。然而面對「非常態」的突發事件，原本處理常態事務的規則可能不再適用，決策者必須「見招拆招」，甚至必要時「臨陣變招」。如此一來，出現「亂招」也在所難免。
簡而言之，「少法可依」的應急狀態是對法治的天然考驗。面對新冠肺炎這種突發疫情，不管政府還是個人，都沒有「久病成醫」的現成經驗，只能在事發後見機行事。在迎難而上的應急處置中，一些措施雖以防疫為出發點，卻可能引發「次生災害」。比如有疫情輕微地區將疫情嚴重地區的緊缺防護物資徵用，有地方挖斷公路阻斷交通要道，有小區禁止醫護人員返家，有基層對湖北籍住戶鐵鏈封門等，不一而足。面對這些亂象，立法者固然無法一一預見並事先防範，但藉助法治的基本框架，我們至少可以從三個層面解決應急措施的合法性問題：其一，政府應急擴權時，其手段的界限何在？其二，政府決定應急措施時，應受到何種程序約束？其三，個人對政府和他人，可以採取何種應急措施？
第一、政府應急擴權的界限何在？
根據《傳染病防治法》和《突發事件應對法》等概括性授權，面對新冠肺炎這類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政府權力得以臨時性擴張，可以強制隔離、限制聚集、管制場所/交通或停工/停業/停課等。視疫情發展，政府還可以靈活調整應急措施的種類和力度。然而公權擴張的代價是私許可權縮，盡管立法上沒有明確的紅線，政府應急措施依然受到法治原則的強力約束。簡而言之，可歸結為「一條底線、三條准繩」。
「一條底線」指保障基本權利，至少是不得因應急措施危及個人生命安全。比如在強制隔離時，一要進行必要的醫療救治，二要滿足飲食住宿等基本生活條件，三要對被隔離者撫養的無生活能力者提供幫助，欠缺任何一項都構成違法。同理，大范圍地關停糧油蔬菜等民生必需品商店，也因威脅到公眾生存權而違法。
「三條准繩」指「禁止過度」的比例原則的三層意思。一是手段有效，即對私權的限制必須有助於維護所追求的公共利益。比如新冠肺炎期間限售退燒葯，可以避免感染者私下購葯壓降體溫以逃避隔離治療，屬於有助於保護公眾健康的合法手段。相比之下，如果限售糖尿病人必須的胰島素，則屬於不合法的無效手段。
二是侵害最小，即在足以實現相同目標的多種手段中，選擇對私權侵害最小的一種。比如對強制居家隔離的個人，可以採用貼封條、電子監控或鎖死入戶門等多種辦法。前者的侵害程度最低，當屬首選。後者固然效果好，但同時造成消防和急救等隱患，對私權侵害過大，不應採用。
三是損益均衡，即所保護的利益和付出的代價大致相稱，不存在「高射炮打蚊子」的極端選擇。比如若非疫情極其嚴重地區，不宜採用徹底封城、全民禁足的措施，也不能「一刀切」地關停包括民生必需品在內的銷售門店，或是隨意拔高復工標准阻止企業復工。由此，必須警惕抗疫措施「比誰更狠」的傾向，在這一點上，先有公安部反復強調不得擅自封堵交通要道，後有浙江省政府專門發文糾正過激措施，都值得各級決策者認真借鑒。
第二、政府應急決策應受何種程序約束？
決策程序本身不是應急手段，但卻足以提升手段的正當性。應急決策與日常立法不一樣，首先是緊急，必須迅速決策並立即實施；其次是獨斷，沒有時間通過民主程序進行充分論證。即便如此，法治原則也對決策程序有以下約束：
一是不得越權決策。根據《傳染病防治法》和《突發事件應對法》，涉及限制個人權利的多數隔離/管制類應急措施，只有縣級以上政府有權實施，街道/鄉鎮、派出所/衛生所、社區/村隊以及業主委員會、物業服務公司等主體，都無權自行決定。像鐵鏈封門、禁止醫護人員進小區這種從未上過縣級以上政府紅頭文件的做法，顯然就屬於非法越權決策。
二是強調專家參與。應急決策效率優先，大規模民主協商不可行，但應盡量小范圍聽取專業意見，尤其要注意一線專家的聲音。比如面對新冠肺炎這種新型傳染病，風險如何、應否封城等關鍵判斷，國家高級別專家組的意見極為重要；但在確診標准、是否人傳人等問題上，一線醫生的意見就值得特別關注。畢竟相比遠程指揮的高級參謀，與敵人刀槍相對的一線將士可能有更深刻的認識。
三是保留調整空間。應急決策事出緊急，又經常缺乏成例可循，考慮不周甚至掛一漏萬在所難免。正是因此，在迅速「一刀切」實施的同時，必須保留調整空間。具體而言，首先要允許執行中對特殊情況「開口子」，並暢通「開口子」的決策通道，比如封城時要為非傳染病重症患者保留異地求醫可能，暫停公共交通時要考慮醫務人員的出行需求等。其次要善於改進，該修正先前決策時絕不猶豫。畢竟應急決策重在效率和效果，而不求規則穩定。這就要求決策系統保持信息暢通，及時接收並處理決策實施中的反饋信號。
第三、個人可以採取何種應急措施？
就應急抗疫法律關系而言，個人主要有三種角色：一是政府行為的相對人，也即私權受到臨時限制的個體；二是自治成員，包括村社成員、小區業主等身份；三是市場主體，尤其是經營抗疫防護用品和緊缺生活必需品的商家。第一個角色相對被動；第二三類角色則可能成為侵犯他人權利的主體。
作為公權相對人，個人除容忍並服從政府的應急擴權行為之外，還應保持足夠的權利敏感，一則避免自身權利受到過度侵蝕，二則提醒政府及時修正不合理的應急抗疫措施。
作為村社成員、小區業主等自治成員，個人在應急抗疫中又很容易壓制他人權利。比如集體投票禁止醫務人員進小區、挖斷村道阻止外人進村等行為，其非法性本來不難判斷，但一則民眾大多不熟悉法律，二則借口非常時期集體決策而有恃無恐。問題的解決，一要靠政府尤其是公安機關嚴格執法，「該出手時就出手」，二要靠民眾強化共情心理，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更多換位思考。
至於作為抗疫商品經營者的個人，必須認識到應急狀態下的商品價格並不必然反映供需關系。或許多數經營者不懂相關法律，但只需記住一點即可：任何輕易賺大錢或快錢的方法，尤其是在應急背景下，都一定寫在了《刑法》中。
（作者：蘭榮傑，西南財經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法律博士）
(責編：章華維、高紅霞)

Ⅷ 概括實現疫情防控法治化需要哪些方面的努力

各個行業領域法律法規的科學制定和不斷及時的完善， 法律知識的宣傳和普及程度。執法力度的加強，執法人員的業務水平和職業道德素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