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驗式立法

㈠ 隱性采訪的方式有那些如何避免隱性采訪的法律糾紛

一、 關於隱性采訪的概述
（一）、隱性采訪的含義
隱性采訪，在學理上稱為暗訪、秘密采訪，俗稱偷拍偷錄等。它是指新聞記者不透露自己的真實身份，也不告知對方采訪的目的，在被采訪對象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將其形象和聲音用暗藏的攝像機或錄音機記錄下來，在新聞媒體上進行公開傳播的行為。1甘惜分主編的《新聞學大辭典》對隱性采訪的定義是：「記者隱瞞記者身份或采訪目的而進行的采訪。」 2在馮健等主編的《中國新聞實用大詞典》中的定義是：「不公開記者的身份，或公開記者身份但不道出真實采訪意圖的采訪。」3但一般認為隱性采訪，是在采訪對象不知情的情況下，通過偷拍、偷錄等記錄方式，或者隱瞞記者的身份以體驗的方式，或者以其他方式，不公開獵取已發生或正在發生而並未披露的新聞素材的從而所採取的一種采訪形式。
（二）、隱性采訪的分類
隱性采訪既可分為廣義的隱性采訪和狹義的隱性采訪，廣義的隱性采訪是指沒有徵得被采訪的當事人同意以至是在他不覺察時采訪的，如果這是在公開場所對於人們公開活動的采訪，那就十分常見。我們媒體上每天都在發表這樣的照片、錄像和各種相關的資料。有的新聞照片和藝術照片，就是要當事人不覺察時才拍得好。這是合法的。狹義的偷拍偷錄，是指明知或者估計當事人不會同意，因而拍攝者故意隱瞞甚至偽裝身份、意圖，偷偷進行的拍攝、錄音。這種做法就比較復雜，有合法的，也有按照現行法律規定就可以確定是非法的，即侵害他人合法權益或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的。
按照記者介入新聞事件的程度和方法，隱性采訪又可分為觀察式和介入式兩種方式，觀察式隱性采訪是記者以一個旁觀者、記錄者的身份，在暗地裡不動聲色地進行觀察、採制新聞事件的全過程。而介入式則是記者在采訪對象不知情的情況下，以一種參與者的身份「介入」所要采訪的事件。
（三）、隱性采訪起因
隱性采訪作為現今大多數媒體的一種采訪報道方式，其這種現象的出現有一些實在的原因：第一,采訪到真實性材料越來越難。現在存在一種違法亂紀普遍現象，而新聞媒體卻難以得到真實可靠的報道材料的事實。而採取隱性采訪可以減少許多交涉的環節，所采訪到的材料也會更加真實；第二，正常的采訪受到各種盤根錯節的關系的阻撓。由於利益相關，地方各級主管（包括黨政部門和母公司）的保護使得公開采訪更為困難；特別是我國行政機關實行問責制以來，不少地方政府及個人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採取了許多妨礙新聞采訪的措施，各單位各部門只對正面的新聞報道感興趣。第三，社會與公眾贊成、認可隱性采訪。在現代社會中，公眾急切需要新聞媒體提供大量真實的、有現實意義的消息，尤其是揭露現實中陰暗面的事實，以端正黨風，凈化社會空氣，推進精神文明建設。隱性采訪滿足了社會和公眾的這種需要，因而受到群眾的歡迎和肯定。第四，新聞媒體受利益的驅使。由於受眾對於各種新、奇、特的報道情有獨忠，而各新聞媒體也感到了這一「賣點」所來的可觀的效益，作為兩全其美的事又何樂而不為呢。於是，當事的記者們接連不斷地採用暗訪和偷拍的方法，即使有些受眾感到不妥，也會諒解。
從新聞發展的角度來看，隱性采訪是一種正常現象，目前雖然沒有明文禁止，但也不受法律的保護。它現在所以沒有受到輿論的普遍譴責，一是因為被揭露的事情維護了多數人的利益，兩害相比，揭露壞事明顯更重要；二是公眾的法律意識還不太強，我國的管理體制和各種監督機制還不健全。一旦其他監督機制健全了，公眾的法律意識提升了，媒體普遍採用這種采訪方式將會被關注並受到廣泛批評。所以，我們的立法部門與其讓事情這樣發展下去，不如早些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規和新聞行業的職業規范，多總結和推廣些公開采訪的技巧，提高記者的采訪水平，從而減少不必要的法律爭端。
二、隱性采涉及的法律問題
（一）、隱性采訪的合法性問題
在目前的國家立法中，對於隱性采訪是沒有成文規定的。以至於隱性采訪成了一個懸而不決的問題。確認隱性采訪的合法性問題尤其顯著，當然，確認隱性采訪的合法，並不是說進行隱性采訪就毫無限制，相反，由於隱性采訪涉及到眾多法律上的問題，特別是對公民、法人的權利的保護問題，新聞界認為對於隱性采訪只能不得已而為之，因此就更應當受到嚴格的限制：一、所要獲取的信息對於公眾利益至關重要；二、沒有別的辦法可以獲取這些信息；三、這種偽裝欺騙所造成的不良影響比起揭露對方的行為所制止或避免的損害來顯得微不足道；四、記者在採取隱身手段前作了深思熟慮，對這種手段的必要性、給受騙的對方造成的結果、對新聞界公信力的負面影響、與自身任務的關系、可能涉及的法律問題等等作了全面考量；五、事先向上司匯報並取得許可，必要時還應征詢本公司法律顧問的意見；六、行動不可超越法律界限。
可是，在現實中，新聞媒體對於一些通過正常采訪無法采訪得到的新聞素材，運用隱性采訪的手段，全面、真實地了解事實真相，將那些見不得陽光的丑惡事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使之受到正直的人們的鞭撻，滿足了廣大民眾知悉社會真實情況的要求，受到各界的歡迎。社會與公眾的認可，是隱性采訪合法性的基礎，是法律對一項行為是否確認其具有合法性的重要依據。當然，根據這種采訪製成的新聞和其他文字，公開發表以後，有的也引起麻煩，在法律上引起糾紛，甚至於被判決賠償精神損害。因此，隱性采訪迫切地需要有一個可衡量的法律界線。
（二）、隱性采訪的法律界線
對於非法的采訪，我國早就有法律明文禁止的。但歸納起來不過就發下幾個方面：1、不可獲取和泄露國家機密，包括軍事機密。2、不可泄露和侵犯商業秘密。3、不可侵害公民的人身權利，主要包括隱私權和名譽權、肖像權等。4、不可侵害未成年人和婦女的合法權益。5、不得干擾法庭審判活動。6、在采訪手段上，不得非法使用竊聽、竊照等專用間諜器材等等。但是，權利主體對其所享有的權利，只要法律沒有做出禁止性的規定，是可以依照權利人的意志行使這種權利的。按照隱性采訪是采訪權利的內容，法律上沒有禁止性的規定，並且受到公眾的歡迎和認可，不應當認為新聞媒體不能使用隱性采訪的手段進行采訪。
最高法院曹建明副院長說：「以前法院按規定對當事人採取的偷拍偷錄手段獲取的證據一律不予採用，而在實踐中發現這一規定不夠完善，經法律界人士廣泛研討論證後，現在做了修改，只有一下兩種情況下的偷拍偷錄，法院不予採用。第一，違反一般法律規定，比如擅自將竊聽器安裝在他人住處竊聽獲取的證據；第二，偷拍偷錄不得侵害他人合法權益，不得違反社會公共利益和社會公德。」所以，對於隱性采訪采訪問題，我們應該用辯證的觀點地去看待。筆者認為，採用隱性采訪方式，首先，必須經過新聞機構的特別批准，不得由記者自行實施。其次，應當遵守法律、法規的具體規定，明確規定不得錄音、錄像的，進行偷拍、偷錄，就是違法。再次，應當遵守保護公民、法人人格權的規定，隱性采訪不應當以侵害被采訪對象的人格權為代價。
三、 關於隱性采訪的權利與法律所保護的人格權的沖突問題
《憲法》第四十一條已經蘊含了解決隱性采訪法律沖突問題的基本方案：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實進行誣告陷害。」「對於公民的申訴、控告或者檢舉，有關國家機關必須查清事實，負責處理。任何人不得壓制和打擊報復。」 盡管如此，在「新聞官司」中卻仍然存在著「兩權相衡」的現象。公民在行使權利的同時也同樣有可與法律所保護的人格權的沖突問題。下面就容易產生沖突的幾種權利作進一步的探討。
（一）、隱性采訪所具有的權利
1、新聞機構及其工作者的采訪權
采訪，就是採集（信息）和訪問。採集信息包括觀察、聆聽、體驗、記錄、查閱、寫生以及使用一定工具的如攝影、錄音、錄象等手段。訪問就是同他人交談、詢問。學術界對記者采訪權的定義是：「所有新聞媒介及其記者均擁有根據自身特點自主地采訪受眾關心的一切社會生活，尤其與公眾利益密切相關的事件的權利」。 4采訪權來源於言論自由，采訪權來源於知情權，是知情權的具體化。新聞記者並不擁有行政司法特權。采訪權是新聞機構及其從業人員的權力，因而不具有強制性。采訪既然是一種權力，那麼，隱性采訪作為采訪的一種方式就是合法的。筆者認為，采訪權究竟是權力還是權利不能這樣簡單地推論。應當弄清它的理論基礎和淵源。
首先，必須准確理解權力和權利的概念。權力是公法上的概念，是政治上的強制力量，以及職責范圍內的支配力量；而權利，則既是公法上的概念，也是私法上的概念，與義務相對，是法律對法律關系主體能夠作出或者不作出一定行為，以及要求他人相應作出或不作出一定行為的許可和保障。其次，應當弄清采訪權的來源。采訪權是新聞權的組成部分，新聞權是由采訪權和報道權構成的。所謂的新聞權，其權利來源是新聞自由，按照我國《憲法》的規定，新聞自由的權利來源是言論和出版自由；而言論和出版自由的本身不是一種權力，而是一種權利，是一種自由權利。既然如此，采訪權當然是一種與義務相對應的權利，而不是具有國家強制力的權力。采訪權不是具有強制力的權力，並不是說隱性采訪就不具有合法性，采訪權既然是權利，就采訪而言，就應當是合法的行為。這就要看采訪所採用的具體方式是否合法。
2、新聞媒介的輿論監督權
所謂的輿論監督是指新聞工作者以及其他人依法通過新聞媒介發表評論，對社會的政治生活、經濟生活、文化生活等方面進行批評，實行監督。輿論監督屬於新聞自由的范圍，它是維護社會正常運行，維護國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重要措施。因此法律必須保護公民正當行使輿論監督權。我國現行《憲法》貫穿了權力必須受到監督的精神，規定了包括人民監督在內的各種監督形式，因此理應有一部《監督法》，把監督制度落到實處。《監督法》當然要有保護輿論監督的規范，包括從實體到程序上規定有關機關處理輿論監督的義務和責任、規定處理妨礙輿論監督壓制批評打擊報復的行為，等等。《監督法》屬於憲法部門法，憲法高於普通法，當憲法規定的監督原則具體化以後，「新聞侵權法」就可以有新的突破，處理因輿論監督而引起的「新聞官司」就可以受憲法規范的調整。
3、公眾知情權
知情權，又稱「了解權」、「知曉權」。是指人們通過視、聽、嗅、觸等方式，感觸外界信息，接受他人傳遞的情報資料，獲得與已有關（如自己的檔案材料）或與已無關（如社會新聞）的種種情況的權利。5而在隱性采訪中，由於記者是隱瞞自己的真實身份又不告知對方采訪目的，秘密地進行的采訪，雖然滿足了公眾的知情權，與此同時，被采訪對象「知的權利」卻遭到了忽視，理所當然也就失去了一定的言論自由，包括選擇不「說」（拒絕表達）的權利即沉默的權利；即使在「說」的時候，也失去了選擇何種方式、在何種范圍進行表達的權利；是在「私人范圍說」，還是在「一定群體組織范圍說」，還是「面向社會說（公開表達）」的權利。6對於知情權究竟是公法上的權利，還是私法上的權利，還沒有定論，通常所指的公眾知情權主要是指公民知悉國家、社會的公共事務的政治權利，所以承擔公開信息義務的，主要就是有關的國家機關、社會公共機構及其工作人員。而隱性采訪作為新聞采訪的一種方式，在對政府部門的采訪是最敏感的，沒有上級單位的支持和本級部門的配合，要進行實現公眾知情權，一般比較困難。這裡面涉及到有關國家秘密等問題，所以在進行具體操作方面，當慎之又慎。
（二）被采訪者的權益方面。
人身權是公民很重要的民事權利。人身權包括生命權、健康權、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和自由權等重要內容。人身權是一種關於人的生命和身體健康、人的合法意志和合法行為的自由以及人的應有的社會評價、人格尊嚴等方面的權利。這種權利是國家以法律賦予公民的。7記者隱性采訪的結果往往是被采訪對象由於精力不集中，忽視了新聞報道的問題。而新聞媒體又在被采訪對象不知情的情況下將其形象或聲音原樣錄制了、播出了，這樣的做法侵犯了被采訪對象的隱私權，包括姓名、肖像、住址、電話等，甚至會使對方的名譽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害。雖然，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國家利益、社會利益、集體利益高於個人的利益，個人利益必須服從國家、社會和集體的利益。但所有公民的自由和權利都平等地得到法律的保護，任何人都不得借口行使自己的權利和自由去侵犯他人的權利和自由。否則就構成違法、侵權乃至犯罪，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1、公民的隱私權
（1）隱私權的含義
所謂隱私，是指個人的與社會公共生活無關的而不願為他人知悉或者受他人干涉的私事。這個定義包含兩個要件：一是與社會公共生活無關的私事，即所謂「私」，與社會公共生活有關或者有損於社會公共生活的，即使完全是個人行為，如秘密進行的犯罪行為，當然不是什麼私事；二是本人不願為他人知悉或者受他人干預，即所謂「隱」，本人自願公開，就無所可隱。隱私具有真實性和秘密性兩項特徵。」一般認為，隱私是公民個人身體或者日常生活中不願向他人公開的或被知悉的秘密，主要包括個人的健康狀況、生理缺陷和殘疾狀況，戀愛、婚姻與家庭生活，私人日記、信函、生活習慣、出生秘密等。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140條規定:「以書面、口頭等形式宣揚他人隱私，或者捏造事實公然醜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誹謗等方式損害他人名譽，造成一定影響的，應當認定為侵害公民名譽權的行為」。又如最高人民法院在1993年《關於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規定，以書面或口頭形式侮辱或者誹謗他人，或擅自公布他人的隱私材料，致他人名譽受到損害的，均應認定為侵害他人名譽權。這就是我國目前對隱私權進行保護的主要法律依據。這樣看來，我國《民法通則》中並沒有規定公民享有隱私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中將公民隱私的保護納入到名譽權之中，僅為權宜之計。
公民的隱私未經本人同意不得披露，作為現代法治對公民基本權利予以嚴格保護之本質要求。隱私為公民不希望社會外界知道的一種個人秘密性客觀事物，如為社會外界所知悉，則會因世俗觀念、偏見等的因素，降低對公民的社會評價，或為該公民周邊的社會所容納，甚至陷入極端困苦、孤立無援的境地，成為社會拋棄的人員，由此可見，隱私非法披露的後果比一般名譽權侵權的後果要嚴重得多。正因為隱私為公民個人秘密性的客觀事物，隱私權作為一種權利對待。而新聞侵犯隱私權是指新聞媒介和記者未經當事人允許，在作品中披露了當事人與社會公共生活無關的個人信息、個人事物及其他與公共利益無關的私生活情況。8
（2）對侵犯隱私的合理排除
在實際生活之中，人是個體性和社會性的統一，人既需要「獨處」，又需要廣泛的相互交往，在現代社會，一個人如果把自己完全封閉起來，他幾乎難以生活，如果人人要這樣封閉起來，社會就不可能維系。所以我們對於未經許可的拍攝錄音要有很多的排除。最基本的排除就是對於個人在公共場合的公共活動某些自主權的排除，我們可以把它稱為「默示的公開」，因為行為人本身就處於公開的狀態，他可以預見到自己在公共場合的行為的後果。而且有許多行為本身目的就是要公開。這里有幾種情況，一是群體的活動，比如一個大規模的公眾集會，或者是在一個人頭攢動的商場里，那裡出現了很多人，每個人作為這個群體的一員，個體性被淡化了，這需要排除。二是在公開的場合中公開的表現，這包括演講、表演，或者是在大庭廣眾中大聲發表意見，這也應當排除。第三種排除就是公共利益的排除，有一些事情是違反社會公德、違法犯罪的行為，行為人的權利應當減縮。也就是說，為了社會公共的利益，由於你自己的行為違法，那就對不起了。這也就是所謂「公序良俗」的排除。
2、公民的肖像權。
肖像權是公民所享有的以自己的肖像上所體現的利益為內容的具體人格權。9《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簡稱《民法通則》）第五章第四節第100條規定：「公民享有肖像權，未經本人同意，不得以營利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但是這項規定並不意味著他人在不以營利為目的的任何情況下均可發無條件地擅自使用公民的肖像而不被視為侵權。不以營利為目的而又超出合理使用范圍之外的擅自使用他人肖像的行為仍然構成侵權行為，應依法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肖像權法律保護的內容，是肖像所體現的精神利益和物質利益。作為一項具體的人格權，肖像權與其他人格權不同，表現為對精神利益即價值的保護，肖像人享有維護其自身形象完整的權利，有權禁止他人歪曲、毀損、玷污或非法使用其肖像。同時，由於肖像固定在物質載體上，與肖像在客觀上相分離，因而可以被使用並產生一定的財產利益，因此肖像權與其他人格權相比，具有明顯的物質利益內容，當然，這種物質利益是由精神利益所派生而來的利益。
肖像權是公民的專用權，對公民肖像權的使用應取得肖像權人的同意和授權，未經本人同意而使用其肖像，不但侵害了肖像權人精神利益（人格尊嚴），也侵害了肖像權人可能就其肖像實現的財產利益，但是，從辯證唯物主義角度出發，公民的任何權利都不是絕對的。公民的肖像權亦受到一定的限制，即為了國家和社會的公共利益或者肖像權主體本人的利益，應當允許在一定范圍內未經本人同意而使用其肖像。比如報刊、電視台在時事新聞報道中，發攝影、攝像等方式製作使用公民肖像；國家司法機關或行政機關為行政執法活動或訴訟活動製作使用公民肖像；刊登尋人啟事等為公民本人利益而使用其肖像等等。這種使用必須以有利於國家或社會公共利益和不損害肖像權主體本人利益為原則。
3、公民的名譽權。
名譽權是指公民和法人依法對其名譽所享有的權利。那麼什麼是名譽呢？《辭海》上解釋說：「名為命名，譽為美譽，有令名始獲美譽，因謂令名曰名譽。」《布萊克法律辭典》的解釋是：名譽是「關於一個人品格或其他特點的共同的或一般的評價（Commen or general estwmate of a person with respect to character or other qualities）。10自從名譽權作為一項獨立的人格權以來，許多學者曾對名譽權的概念從法律上作出了多種解釋。但一般認都認為指「根據他的觀點、行為、作用、工作表現等所形成的關於他的品德、才幹及其他素質的社會評價，也就是對他的社會價值的一般認識。」11名譽權分為兩類，即公民的名譽權和法人的名譽權。所謂公民的名譽權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權個人名譽不受侵害有權利，而法人的名譽權是指法人對其全部活動報產生的社會評價享有不可侵犯的權利。這就是說名譽權乃是特定的人要求他人進行客觀公正的評價並排斥他人貶低毀損自己的名譽的權利。新聞記者在進行采訪報道時尤其應當注意避免與名譽權產生沖突。

㈡ 委員建議立法破解家長教育問題，家長應該如何教育孩子

在兩會期間有很多委員也是針對於孩子們的教育問題提出了很多建議，也讓很多家長們對於這些建議表示非常的認同。比如說一些家長們他們在平時教育孩子的過程中可能會面臨很多的難題，比如說孩子如果有一些問題不會做的話，他們在想問父母的過程中，可能父母由於上班或者是加班的原因，不能夠在第一時間來輔導孩子們的作業，這也讓很多家長們感覺到非常的自責。

而且如果家長在向老師咨詢自己的孩子成績是否有下降，這種問題一些老師也會把這些責任推卸到家長的身上。從這個情況來看的話，也是不利於整個教育過程的。畢竟對於孩子們來說，他們在上學的過程中也是應該在學校裡面能夠學習相應的知識，並且最好一些問題能在學校期間就能夠完成，不要把一些事情都拖拉到放學之後在家完成。

㈢ 為國歌立法有什麼意義

國歌是是一個國家的標志，代表著國家的尊嚴，是民族凝聚力的體現。我國憲法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是《義勇軍進行曲》。國歌凝結著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富裕的全部奮斗，是鼓舞人民奮勇前進的強勁旋律，是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鮮活教材。熱愛、尊重國歌，學唱、傳唱國歌，規范、普及國歌奏唱禮儀，對於激發人們愛國報國情感、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具有重要作用。

在開展對違反國歌奏唱禮儀行為的監督的同時，應盡快考慮為國歌立法，像制定國旗法、國徽法那樣，將國歌的正式文本、國歌的演奏或演唱的場所或時間、國歌的製作與發行、對侮辱或破壞國歌形象行為的懲治等內容進行專門立法，從法律層面捍衛國歌神聖，真正讓國歌成為凝聚民族精神、動員和鼓舞全國人民團結奮斗的一面鮮艷的旗幟。

㈣ 人民代表大會立法機制變化歷程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符合我國人民民主專政、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權組織形式，是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它由人民革命直接創造產生，反映了我國國家的性質，代表了我國國家生活的全面，決定國家的其他制度，是我國國家力量的源泉。
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召開，至今已經五十年。人大制度萌芽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經過艱苦奮斗，長期探索，終於走上了蓬勃發展的道路，極大地推進和保障了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
一、從一切權力歸農會到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是我國人民的偉大創造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根據我國人民革命根據地政權建設的長期經驗和建國後五年的經驗，並參照前蘇聯和一些人民民主國家的經驗建立的。在我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產生了農民協會、罷工工人代表大會。大大推動了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發展。毛澤東當時指出：「地主權力既倒，農會便成了惟一的權力機關，真正辦到了人們所謂『一切權力歸農會』，如海員罷工……上海香港兩處的大罷工所表現的力量，就可知工業無產階級在中國革命中所處的地位的重要」。這時產生的組織形式可說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萌芽。
在第二次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曾指出，根據地建立了工農兵代表會，應當使代表會或代表大會發揮作用。1931年在江西瑞金召開了第一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通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宣布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1934年召開了第二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通過修正憲法大綱，規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最高政權為全國工農兵蘇維埃代表大會，閉會期間中央執行委員會為最高政權機關，其下設人民委員會，處理日常事務。這可說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雛形，在革命斗爭中起了巨大的作用。
在抗日戰爭時期，由於形勢的變化，民族矛盾成為主要矛盾，各革命根據地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權，它是一切贊成抗日又贊成民主的政權，它與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工農民主專政又有區別。它的組織形式是各級參議會，根據《陝甘寧邊區各級參議會組織條例》的規定，「邊區各級參議會，為邊區各級之人民代表機關」。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上發表了演說，指出「參議會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建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這一政權組織形式促進了根據地的建設和抗日戰爭的勝利。
在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在解放區出現了人民代表會議，毛澤東指出這「是一項極可寶貴的經驗……這樣的人民代表會議一經建立，就應當成為當地的人民的權力機關」。這種政權組織形式在進行土地改革和取得解放戰爭的勝利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國家最高政權機關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以前，由中國人民政治仂商會議全體會議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從1949年到1954年我國經過各項社會改革、國民經濟的恢復和抗美援朝的勝利，各地先後進行了選舉，召開了人民代表會議或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全國人大會議的條件已成熟。1954年9月15日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召開，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這樣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就正式確定在全國實行，成為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可見，它是在我國長期革命和建設中產生的，是來之不易的，是我國人民的偉大創造。
二。1982年憲法加強和完善國家權力機關及其他國家機關是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發展的新階段1954年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在全國建立以後，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不久由於「左」的錯誤思想影響，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破壞，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基本停開。粉碎「四人幫」以後，各級人大陸續召開，特別是1982年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通過頒布了現行憲法，1982年憲法總結了1954年以來的經驗教訓，系統全面地加強和完善了國家權力機關的建設，使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發展，進入一個新階段。這一制度的加強和完善主要表現在：（一）適當擴大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職權是加強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重大舉措和有效辦法。我國地廣人多，全國人大代表人數不宜太少，但人數多了，又不便於開展工作。所以1982年憲法將原來屬於全國人大的一部分職權，交由它的常委會行使，這樣就有力地加強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同時也加強了全國人大。如全國人大和它的常委會行使國家立法權，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制定和修改除應當由全國人大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國人大閉會期間，對全國人大制定的法律進行部分補充和修改，但不得同該法律的基本原則相抵觸，在全國人大閉會期間，審查和批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國家預算在執行過程中必須作的部分調整方案，在全國人大閉會期間，根據國務院總理的提名，決定部長、委員會主任、審計長、秘書長的人選，全國人大常委會組成人員不得擔任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的職務。
（二）加強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組織，使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經常性工作，能得到更好處理。如增設了法律委員會、財政經濟委員會、教育科學文化衛生委員會、外事委員會等專門委員會，各專門委員會在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領導下，研究、審議和擬定有關議案。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副委員長。秘書長組成委員長會議，這就能及時地處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重要日常工作。全國人大常委會還設有工作機構，各司其職。
（三）恢復建立國家主席和副主席、設立國家中央軍事委員會，規定國家領導人員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國務院實行總理負責制，取消了領導職務終身制。規定了共產黨須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進一步完善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規定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等內容。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更加完善。
（四）規定中央和地方的國家機構職權劃分，遵循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充分發揮地方的主動性、積極性的原則。加強了地方政權的建設，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大設立常委會。省、直轄市的人大和它的常委會有權制定和頒布地方性法規，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實行首長負責制，設立鄉政權。
三。憲法增寫鄧小平理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依法治國等為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注入新的活力1982年憲法頒布以來，我國的社會經濟情況發生了巨大變化，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日益發展，幾次黨的代表大會提出許多新的理論觀點和重大的方針政策，1982年憲法也經歷了幾次部分修改，增寫了許多新的內容，使現行憲法更加完善，也為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活動注人了新的活力，促進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蓬勃發展。
（一）鄧小平理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是改革開放時期的馬克思主義，是與時俱進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這一理論寫入憲法，就規定了它在國家中的法律地位，說明它是國家的指導思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地方各級人大機關都要以這一理論為指針，這就使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活動方向更加明確，更加符合改革開放的精神。人民代表大會的立法、監督、決定重大問題和任命等各項工作也更加符合這一指針。所以鄧小平理論寫入憲法，對於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發展，有著重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二）增寫實行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鄧小平同志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這就從根本上解除了人們長期將計劃經濟作為社會主義的特徵和優點的問題的思想束縛，使思想上獲得一次大解放。1993年修改憲法時，將」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寫入憲法，1999年修改憲法時又將」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寫入憲法序言。使憲法更為完善，憲法在這里為人民代表大會的活動提出了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任務，要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同時要鼓勵、支持和引導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重要組成部分的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並依法實行監督和管理等。為了實現這些任務，人民代表大會必須加強經濟立法，特別是有關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面的法律，為不斷解放生產力和擴大開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提供強有力的法律保證。
（三）增寫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內容。總結建國後的經驗，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訓，我國現行憲法規定了社會主義法制原則，規定憲法「是我國的根本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全國各族人民……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准則」：「國家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由於憲法的規定，我國的法治得到加強，無法可依的情況基本改變。由於我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廣大群眾的迫切要求，1999年修改憲法，在第五條增加了一款：「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使我國的法治進入一個新的里程碑。這就要求人民代表大會進一步加強立法工作、監督工作，各級政府要依法行政，司法機關要依法審判，保持司法公正。憲法頒布以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了大量法律，省級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了大批地方性法規，還加強了執法檢查和幹部述職、評議工作。現在我國社會主義的法律體系基本形成，各級人大的工作十分活躍，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得到蓬勃發展。
四、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為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發展提出重要的指針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起來。」這是我國近年來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重要經驗，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根本要求。也是社會主義民主和資本主義民主的本質區別。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社會主義民主的核心和根本體現，它正是以上述經驗和要求作為自己工作的重要指針，因而得到蓬勃的發展。
黨的領導是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保證，也是發展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根本保證。要發展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就必須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人民代表大會也只有接受黨的政治思想和方針政策的領導，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依照法定程序將黨的意志上升為國家意志，任免國家機關負責人員，在工作中緊密依靠黨的領導，才能使人民代表大會的工作沿著黨指引的方向不斷前進，才能使它的工作符合實際，得到廣大人民的支持。
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也是發展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必由之路。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的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人民代表大會的任務首先是制定法律、法規，將黨和人民的意志變成國家的意志，監督各級人民政府和司法機關貫徹、執行，使全國人民都能遵守它。其次，人民代表大會要嚴格依法對各項重要問題和事項作出決定和決議，才能保證這些決定和決議的正確性和可行性。所以這些年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發展，又是和堅持依法治國分不開的。

㈤ 破產的立法過程

從1994年開始，企業破產法就列入了中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規劃之中。這部法律起草經歷了三屆中國人大任期，費時十二年之久，期間幾次擱淺。1994年3月， 根據八屆中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的要求，八屆中國人大財經委開始組織有關部門和研究單位成立起草組，開始研究起草破產法草案。為了廣泛聽取意見，起草組組織若干調研組到各地進行了深入的調查研究，同時委託遼寧、四川兩省人大財經委分別起草出一份草稿。並就《企業破產法(試行)》和《民事訴訟法》第十九章「企業法人破產還債程序」及國務院有關規定的實施經驗進行了總結。在上述工作的基礎上，起草組經過深入研究論證，廣泛徵求意見，擬訂出破產法草案初稿，經向有關部門、地方和國內外專家多次徵求意見，形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破產法(草案)》，經八屆中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全體會議討論通過後，於1995年提交中國人大常委會。但是，由於對本法的出台時機是否成熟存在不同意見，以及社會保險制度及其立法一時難以配套等原因，草案當時未能進入中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程序。
九屆中國人大期間，起草組繼續進行這一工作，一方面對當時企業改革與破產現狀進行總結研究，同時著手繼續修改破產法草案。2000年3月，起草組召開會議，就草案的修改問題進行了研究。大家認為，隨著國有企業改革的進一步深入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將草案提交常委會審議的時機已基本成熟，草案包含的內容經過反復修改，廣泛徵求意見，已基本可行，起草組應當抓緊工作，爭取早日提交常委會審議，會議還就草案修改的原則提出了具體意見，原擬於2002年上半年再次上報中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後因個別地方出現了企業不穩定現象並引起人們對國有企業破產有關問題的分歧意見，這一工作又暫告一段落。
十屆中國人大成立後，企業破產法再次被列入五年立法規劃，確定繼續由中國人大財經委員會負責組織起草。財經委員會於2003年8月調整起草機構，再次啟動草案修改起草工作。起草組根據中國人大常委會領導的指示和立法指導思想，總結以往工作，結合中國國情和實踐經驗，廣泛開展調查研究，多次召開立法座談論證會，認真聽取各方意見，不斷修改完善草案，並於2003年11月將草案再次送各地和有關部門徵求意見。就草案涉及的一些重要問題，採取登門拜訪的形式，與有關方面多次進行協商，基本取得一致意見。2004年5月，起草組再次召開大規模座談會，徵求人民法院、國務院有關部門、地方、企業、職工和破產清算從業人員的意見，就一些重要問題進一步達成共識。5月28日，草案經中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正式徵求國務院意見。隨後，起草組逐條研究國務院等各方面反饋的意見，再次對草案進行了修改完善，形成正式草案，經中國人大財經委全體會議審議通過後，於2004年6月21日正式提交十屆中國人大常委會第十次會議進行初審。
此後，十屆中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二次會議在2004年10月對草案進行了第二次審議。本來是再經過一次修改審議以後，就可以通過了，但恰恰在這一關鍵時刻，在破產清算、債務清償順序問題上出現了爭議，爭議的焦點是到底勞動債權優先，還是擔保債權優先？這一爭就是兩年。
兩個優先都有硬道理。立法時到底把哪個放在優先的地位，就成了立法者的難題，處在兩難之間，難以取捨。在中國人大和國務院領導的關注下，中國人大法律委員會、法工委和國務院法制辦以及許多專家學者進行廣泛調研，做了大量工作，終於找到了結合點與突破點，提出了這一「新老劃斷」的方案。這是立法工作的重大突破，解決了歷史遺留難題，也和立法的指導思想統一起來，掃除了障礙，同時也凸顯出這部法律的中國特色。這一處理方式得到了各方面的廣泛認同，在這次常委會審議修改之後，以157票贊成，2票反對，2票棄權獲得通過。
起草過程中爭議較大的問題
在法律起草過程中，在適用范圍、破產原因、重整制度、破產企業職工權益保護、金融機構的破產等問題上都曾有過爭論： 早先的草案對於企業破產原因規定為：「債務人不能清償到期債務的，依照本法規定的程序清理債務」。這樣規定，簡單明了、易於操作。在徵求意見和審議中，有不少人存在一種擔心，即僅以這樣一個原因即允許債權人或債務人申請破產，會不會引發大量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破產呢？會不會給一些惡意申請者以借口？也有意見認為，如今有一些國有企業不同程度存在不能清償到期債務的問題，如不加限制地以一種原因作為破產原因也不利於這類國企的脫困。根據這一情況，立法機關將破產原因修改為，企業法人不能清償到期債務，並且資產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或者明顯缺乏清償能力。
第三個問題，關於金融機構的破產。依據本法規定，商業銀行、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的破產從大的方面應適用本法。但由於這類企業比較特殊，對於這類企業的破產要有一定的特殊措施。故在起草過程中，曾有人建議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的破產不適用本法。但後來考慮到如不適用本法，就這類企業的破產專門制定破產法既不可能，也不符合立法的經濟性原則，而且本法規定的相關程序對這些企業也是適用的。故在最後通過的法律中，對金融機構的破產做了較為具體的規定，同時規定由國務院依據本法和其他有關法律的規定製定實施辦法，即對這類企業破產的一些特殊事宜，要按照國務院依據企業破產法和商業銀行法等法律、行政法規制定的實施辦法來辦理。

㈥ 食品安全法的立法經歷了從什麼到什麼都轉變

【新區別於從前的條例】從1995年施行的《食品衛生法》到今年頒布的《食品安全法》，由「衛生」到「安全」，兩個字的改變，折射的是我國食品安全從立法觀念到監管模式的全方位巨大轉變。這部與每一個人生命健康息息相關的民生法律有哪些亮點，有關專家對這部法律進行了解讀。 消費者可索10倍賠償 《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六條規定，違反本法規定，造成人身、財產或者其他損害的，依法承擔賠償責任。生產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或者銷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消費者除要求賠償損失外，還可以向生產者或者銷售者要求支付價款10倍的賠償金。 專家解讀：各類食品問題層出不窮，關鍵就是食品企業的違法成本很低。新《食品安全法》將賠償標准大大提高，這種既有人身損害賠償，又有懲罰性賠償，加大了經營者的違法成本，對其起到震懾作用。 明星代言要擔責 《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五條規定，社會團體或者其他組織、個人在虛假廣告中向消費者推薦食品，使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的，與食品生產經營者承擔連帶責任。 專家解讀：當前食品安全問題的始作俑者是食品生產者和經營者，但明星的虛假代言也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明星對虛假廣告給消費者造成的損失承擔連帶責任於理公平，也有必要，對目前愈演愈烈的虛假廣告起到遏製作用。 統一食品安全國家標准 《食品安全法》第三章共九條明確了統一制定食品安全國家標準的原則。要求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對現行的食用農產品質量安全標准、食品衛生標准、食品質量標准等予以整合，統一公布為食品安全國家標准。 專家解讀：目前我國食品標准散、亂、差，衛生標准、質量標准、國家標准等重復交叉、層次不清，部分標准老化，缺乏前瞻性。《食品安全法》從四個角度嚴格食品安全標准，即統一發布，動態調整，以人為本，鼓勵企業制定嚴於、高於國家、地方標準的企業標准。 「問題食品」要召回 《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三條規定，國家建立食品召回制度。食品生產者發現其生產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標准，應當立即停止生產，召回已經上市銷售的食品，通知相關生產經營者和消費者，並記錄召回和通知情況。 專家解讀：實行食品召回制度，不僅要靠企業自覺，還要強調政府的責任，在企業不主動召回的情況下，政府要責令企業召回不合格食品。縣級以上質量監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葯品監督管理部門可以責令其召回或者停止經營。 食品免檢成歷史名詞 《食品安全法》第六十條規定，食品安全監督管理部門對食品不得實施免檢。縣級以上質量監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葯品監督管理部門應當對食品進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的抽樣檢驗。進行抽樣檢驗，應當購買抽取的樣品，不收取檢驗費和其他任何費用。 專家解讀：現在出現安全問題的食品不少都是免檢產品，「三鹿奶粉事件」表明免檢並不等於安全。為此，新法明確規定食品不得實施免檢，將此前國務院廢除免檢的措施法制化。 目錄以外的任何添加劑都不能用 《食品安全法》從第四十三到第四十八條規范了食品添加劑的生產和應用，食品添加劑應當在技術上確有必要且經過風險評估證明安全可靠，方可列入允許使用的范圍；不得在食品生產中使用食品添加劑以外的化學物質和其他可能危害人體健康的物質。 專家解讀：食品添加劑就像一把「雙刃劍」，一方面能改善食品品質、延長食品保存期、便於食品加工和增加食品營養成分，同時也可能帶來危害。新法規定添加了食品添加劑目錄以外的物質，哪怕是對人體無害，也是違法行為，這為「蒙牛」特侖蘇事件作了註解。 安全評價由「事後」提至「事前」 《食品安全法》第二章共七條規定了國家建立食品安全風險監測和評估制度，要求對食源性疾病、食品污染以及食品中的有害因素進行監測；對食品、食品添加劑中生物性、物理性和化學性危害進行風險評估。 專家解讀：建立食品安全風險監測與評估制度是確保我國食品安全的基礎性工程，意味著我國食品安全監管的重點由外在表面現象為主，深入到食品內在的安全因素，由被動的、亡羊補牢、事後處理的舊思路轉變為主動的、源頭治理、預防為主的新思路。這是一個很大的轉變。

㈦ 邊沁 道德與立法原理

哦，個人認為道德與立法兩個是不沖突的，即使它看似沖突

㈧ 國外教育立法經歷了哪幾個發展階段

比較教育發展的第一階段是從1817 年至19 世紀末。1817 年朱利安在他的《比較教育的研究計劃與初步意見 》這本小冊子中，第一個提出了「比較教育」和「比較教育學」的概念而被譽為「比較教育之父」，因此，1817 年就成為比較教育正式誕生之時。在比較教育發展第一階段使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是派遣到國外考察，寫成描述和評論性報告書，以達到教育借鑒的目的。這一階段還是比較教育的「初創時期」，其研究重點，是把各種描述性資料進行分類編目並加以比較 。
比較教育發展的第二階段是 20 世紀上半葉的時期。比較教育的重點從單純地、無批判地借鑒外國的教育經驗轉向對 決定各國教育制度的主要因素進行分析，以探求改革本國教育的途徑。所以有人稱這一階段為「因素分析時代 」。這一階段的比較教育學者康德爾、漢斯、施奈德等人都主要採用了歷史學的方法來研究比較教育。 然而這種占支配地位的歷史法，大部分是以傳統的歷史觀為依據而進行的宏觀研究，探討各國教育制度「為什 么是那樣」的理由和因素。它是一種「借用」的方法，幾乎沒有利用社會科學的見解、概念和研究成果。因此 ，這一階段的比較教育研究仍然存在較大局限性，其研究方法比較單一，缺乏多元的科學方法來進行研究。
比較教育發展的第三階段從20 世紀50年代開始直到現在。60年代以後，比較教育的研究逐漸脫離過去以歷史——因素法為主的研究，而引進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 多種研究方法，所以有人稱這一時期為社會科學方法時代。 在這一階段，隨著生產和科技的進一步發展，比較教育在研究方法上出現了多方面探索的新形勢，不僅「 引進」各種方法，而且出現了自搞一套比較教育特有研究方法的局面，因而形成了方法上百家爭鳴的繁榮局面。

㈨ 如何加快自動駕駛汽車立法

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將於3月5日在北京召開。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廣汽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曾慶洪本次主要圍繞汽車行業、國企改革、精準扶貧、民生等領域的問題提出建議，特別是在出行方面，圍繞停車難、充電難、事故處理難、廢舊電池報廢難等消費者關注的問題，提出不少建議。以下是建議摘要：

㈩ 海底撈空桌排隊被質疑飢餓營銷，飢餓營銷是否該立法抵制

海底撈空桌排隊被質疑飢餓營銷，飢餓營銷是否該立法抵制？

海底撈是我們大家非常熟知的一個火鍋品牌，由於海底撈的服務各方面都做得非常的好，大家去海底撈就餐的時候都會有一個非常滿意的就餐體驗，在國內，海底撈可以算是一個相對來說比較成功的火鍋品牌了，很多的人在朋友聚餐的時候都會選擇去海底撈，因為服務確實是非常的好，有消費者曝光說，在山東煙台有一家海底撈火鍋店，明明空桌子很多，卻不讓客人進入就餐，反而卻讓這些客人們長時間的等待，所以，這位消費者就質疑海底撈火鍋店存在飢餓營銷的情況，然而海底撈方面卻表示，當時員工在倒班，所以關閉了一部分的區域，有一部分員工被安排正在休息，雖然海底撈給出了這樣的說法可是大家卻紛紛表示不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