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治替代法治
A. 舉例說明人治和法治的區別
人治就是個人或少數人因緣歷史原因掌握了社會公共權力，以軍事、經濟、政治、法律、文化、倫理等物質的與精神的手段，對占社會絕大多數的其他成員進行等級統治的社會體制。人治是儒家學說倡導的一種的治國理論，被封建統治者長期奉為正統思想。
法治即法的統治，強調法律作為一種社會治理工具在社會生活中的至上地位，並且關切民主、人權、自由等價值目標。
法治與人治是根本相對立的，是不同的治國理念。人治強調個人權力在法律之上，而法治理念正好與其相反。要法治就不要人治，要人治就沒有法治。但要強調，國家依靠法治並不是不要依靠人的力量和人的作用，因為再好的法律與制度都需要人來實現與執行。但是，不可以將「人的作用」與「人治」相等同，兩者是根本不同的概念。
B. 人治與法治的根本區別
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簡稱，它是相對於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文化制度以及其他各種制度而言的。
法治則是與人治相對的一個概念：主張法治意味著否定人治，贊成人治則意味著反對法治。
法治和人治被人們在對立的意義上加以使用，在中外歷史上已經存在了幾千年。中國近代資本主義思想家政治家如孫中山等也倡導以民主政治和法治取代封建專制政治和人治，並有精闢論述。尤其是中國共產黨的歷任領導人中，也同樣是在與人治相對的意義上運用法治一詞。
C. 人治與法治相比，哪個好
「法制」與「法治」都是法律文化中的重要內容，都是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其中，「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簡稱，「法治」則是一種與「人治」相對應的治理社會的理論、原則、理念和方法。簡而言之，法制是一種社會制度，屬於法律文化中的器物層面；法治是一種社會意識，屬於法律文化中的觀念層面。與鄉規民約、民俗風情、倫理道德等非正式的社會規范相比，法制是一種正式的、相對穩定的、制度化的社會規范。法治與人治則是相對立的兩種法律文化，前者的核心是強調社會治理規則（主要是法律形式的規則）的普適性、穩定性和權威性；後者的核心是強調社會治理主體的自覺性、能動性和權變性。雖然法律也是由人來制定的，而且法治也不排斥人的能動性，但從法律的制定、執行到修改都必須按照法律本身制定的規則，人的能動性只能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發揮作用，而不能超越法律，這正是法治內在的本質要求。
法治與人治這兩種治理社會的理念曾經在古希臘同時並存。柏拉圖曾經熱烈主張的「賢人政治」實際上就是人治。他的基本立場是人治優於法治。他認為，如果一個國家的統治者不是哲學家，則法治要比人治好。然而法治只能稱為「第二等好的」的政治，終究不如賢人政治好。亞里士多德在批評柏拉圖的人治論的基礎上建立起法治論。他明確指出：「法治應當優於一人之治」。應當說，西方社會的法治傳統發軔於亞里士多德的法治論。不過，在亞里士多德所處的奴隸社會里的法治和現代西方社會的法治顯然不是一回事，奴隸連人身自由都沒有，更遑論在法律面前與奴隸主平等了。根據英國法學家戴雪對於法治的經典定義，法治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第一，法律具有超越也包括政府的廣泛裁量權在內的任何專制權力的至高無上的權威；第二，任何公民都必須服從在一般法院里實施的國家一般法律；第三，權力不是建立在抽象的憲法性文件上，而是建立在法院的實際判決上。」顯然，這樣的法治只能是啟蒙運動以來逐漸形成的。
在法律產生之前，當然也就沒有法制，更不會有法治，調節、制約人們社會行為的是風俗習慣、倫理道德，這樣的社會只能是人治社會。只有在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後，尤其是國家出現之後，法律才產生。但是，法制的產生，並不意味著法治的誕生。作為一種社會制度，法制並不必然地排斥人治，法制既可以與法治相結合，也可以與人治相結合。當法制與人治相結合時，法律權威是第二位的，政府權威（在封建社會就是皇權）是第一位的，法律制度是為人治理念服務的。在那裡，調節國家行為的主要是政府權威，調節民間行為的主要是道德權威，法律權威只是起一種補充和輔助的作用。當法制與法治相結合時，法律權威是第一位的，是一種超越所有權威，包括政府權威、道德權威在內的社會權威，法律成了所有社會群體、社會個人的行為准則。在那裡，政府權威源於法律權威，服從法律權威，道德權威只是起一種補充和輔助的作用。在法治社會里，法律權威源於大多數社會成員對法律的「合法性」的認同。所謂合法性，是指人們對法律或規則或制度的一種態度，是對有關規則的產生或有關規則制定者及其權威的判斷。正如英國法學家阿蒂亞所說的那樣，「只有當人們認為有某種道義上的義務遵守法律時，人們才有可能遵守法律。」所以，法治社會不僅是法治意識與法律制度相結合的產物，往往也是與民主制度相結合的產物請採納為最佳答案
D. 人治和法治有什麼區別啊中國歷來是重人治而不重法治嗎
沒有區別,
人治需要法律,法律要由人來執行,
E. 「人治」好還是「法治」好
對於一個社會來說，人治好還是法治好？恐怕如今沒有人不說法治好。但是我們現在說的是學術評價。 在學術評價中，所謂的「法治」，如今自然就是「量化」──單位時間內發表了多少SCI、EI、CSSCI論文、出版了多少專著（許多地方還要統計字數）、得了多少數量多少級別的獎項、拿到多少「課題」、入賬多少經費……，這些數據是「硬杠杠」，有了這些「硬杠杠」，往上一套，人人平等，似乎優劣立判。各種各樣的評估、申報等等，也都只看這些數據。這套做法近年愈演愈烈，許多有識之士都已經指出其種種弊端。然而維護這套做法的理由也很雄辯：你說這樣不好，那怎樣更好？！ 當年梁啟超向清華校長推薦陳寅恪，校長問陳有何學位？，梁說沒有；問有何著作？梁說也沒有，校長表示，這就很難接受了。但梁啟超說，陳的論文，價值遠在我梁啟超的許許多多著作之上。校長相信了梁啟超的推薦，遂聘陳為導師。 在上面這個故事中，清華校長起先是打算「法治」的──講學位、著作之類的「硬杠杠」，但最後他卻採納了「人治」──人治者，信任某些個人的判斷力也。梁啟超學問深湛，名滿天下，校長認為他的判斷力是可以信任的。梁既享此大名，自己亦必愛惜羽毛，決不至於胡亂推薦。 沿著這個故事往下思考，我們可以看到「人治」和「法治」的兩種結果。 先看「人治」：陳寅恪之受聘清華，果名副其實，則在校長為用人有方，在任公為薦賢有力；如其名不副實，則在校長為用人不當，在任公為薦人失誤。校長即使想要推卸責任，至多隻能說一句「任公誤我」，作為校長，終究難辭其咎。 那麼如果某人有了學位和著作，受聘之後卻名不副實（這種現象如今太多了），又怎麼辦？我們能不能指責清華校長用人失當呢？也不能，因為他可以辯解說：他「硬杠杠」過硬，我怎麼能知道他會名不副實呢？學位是別的大學頒授的，著作是別的學術機構審查的，高學位而低能，學術著作中有水份，這些都非我個人之力所能左右，要解決這些問題「必須全社會共同努力」，怎能專責我個人？ 更重要的是，既是「法治」，聘任必經過某種委員會會議通過，通常，校長個人在這樣的委員會中也只有一票，這就更難要他承擔責任了。 在陳、梁故事發生的年代，在學術界實行「人治」是可行的——甚至可以說那時就是以「人治」為主的。但是現在的學術界能不能回到「人治」去呢？恐怕很難。周振鶴教授有名言曰：「現在是平庸的時代，是沒有大師的時代」，沒有大師，即使真想「人治」，恐亦不可得也。何況大師如今又很容易被指為「學霸」或「學閥」。 說到這里，我還是很想重復一遍當年梅貽琦的名言：「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現在這句話已經被人重復濫了（盡管經常有文字出入，甚至張冠李戴），許多大學校長也經常提提這句話。但是，很多人骨子裡其實根本沒有認同這句話。 為什麼？因為在量化考核中，「大樓」和「大師」的優劣是再清楚不過的：「大樓」可以「驗收」，可以「得分」啊！——「實驗室面積」多少多少平方米、「辦公用房」多少多少平方米……，這些都是實實在在的「政績」啊！而「大師」算什麼？可以「驗收」嗎？可以「得分」嗎？「大師」不僅不能為量化考核作出貢獻，反而要花錢供養他，他還可能不聽校長院長系主任的話，我們要這種東西干什麼呢？ 所以我們就遠離「人治」，依賴「法治」——就是量化考核。
F. 人治和法治，法制有什麼區別
1、意思不同。
法制：狹義的法制，認為法制即法律制度。詳細來說，是指掌握政權的社會集團按照自己的意志、通過國家政權建立起來的法律和制度。廣義的法制，是指一切社會關系的參加者嚴格地、平等地執行和遵守法律，依法辦事的原則和制度。
人治：個人或少數人因歷史原因掌握了社會公共權力，以軍事、經濟、政治、法律、文化、倫理等物質的與精神的手段，對占社會絕大多數的其他成員進行等級統治的社會體制。人治是儒家學說倡導的一種的治國理論，被封建統治者長期奉為正統思想。
法治：法治是人類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現代社會的一個基本框架。大到國家的政體，小到個人的言行，都需要在法治的框架中運行。對於現代中國，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才是真正的法治。
2、出處不同：
法制出自現代作家巴金的《作家要有勇氣，文藝要有法制》：「這就說明發揚民主要講兩方面，一方面要講勇氣，一方面還要有健全的法制來保障。」
人治出自戰國時期孟子的《孟子.離婁上》：「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白話釋義：君主仁，沒有誰不仁；君主義，沒有誰不義；君主正，沒有誰不正。一旦使君主端正了，國家就安定了。
法治出自春秋時期晏子的《晏子春秋·諫上九》：「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狹於今，修法治，廣政教，以霸諸侯。白話釋義：原來的國君桓公統治的土地比今天小，但是他整治法的統治，擴大政治與教化，所以稱霸諸侯。
(6)人治替代法治擴展閱讀：
人治的特徵：
特徵是權力一元化的狀態。這是一種單向的、自上而下的、等級森嚴的「線狀」控權模式。這種模式最大的弊端就在於缺乏平等的利益集團或政治權力與國家權力間的橫向控制，從而滋生「獨裁」與「專制」。
而憲政賴以建立的權力基礎卻是社會上的多元平等的利益集團或政治權力間互相控制、相互制約而結成的多元化「網狀」控權模式。 「人治」的一元化傳統及「線狀」控權模式是憲政生成的政治障礙。
G. 法治和人治，法治和法制的區別
法制、法治以及人治是三個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概念。
首先，從約定俗成的意義上說，法制和法治兩個概念的用法歷來不同。
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簡稱，它是相對於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文化制度以及其他各種制度而言的。
法治則是與人治相對的一個概念：主張法治意味著否定人治，贊成人治則意味著反對法治。
法治和人治被人們在對立的意義上加以使用，在中外歷史上已經存在了幾千年。中國近代資本主義思想家政治家如孫中山等也倡導以民主政治和法治取代封建專制政治和人治，並有精闢論述。尤其是中國共產黨的歷任領導人中，也同樣是在與人治相對的意義上運用法治一詞。
其次，法制與法治兩個概念的內涵不同。法制的基本內涵是指法律以及與法律的制定和實施相關的各種制度（如立法制度、司法制度等）。法治的基本內涵是與人治不同甚至對立的一種治國理論和治國方略或原則。作為一種治國理論，法治和人治探討的是一個國家長治久安、興旺發達的關鍵問題。「法治論」認為，關鍵在於要有一套良好的法律制度，並予以充分實施；「人治論」則相反，認為關鍵在於國家領導人是不是賢明，「法律只能作為辦事的參考".主張法制並不意味著否定領導人可以發揮巨大作用，而是認為領導人賢明與否不應成為決定國家前途命運的關鍵所在。作為一種治國原則，「法治論」主張法律應有極大甚至無上的權威，不能聽任個人和組織的權威凌駕於法律之上；「人治論」則相反，它主張或默認組織和個人的權威高於法律的權威，權大於法。
再次，雖然法治與法制具有內在聯系，即實行法治必須要有法制。但我們不能說有了法制就必定有法治。從人類的政治法律實踐看，任何國家在任何時期都有這樣或那樣的法制，但卻不一定是在實行法治，如當年希特勒統治的德國和蔣介石統治的中國也有法制，但都不是在實行法治。
最後，即使在動態意義上理解「法制」，也與現代意義的「法治」相去甚遠。「法制」的動態含義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簡單地說就是有法可依，依法辦事。對此，我們可以提出兩方面的問題，一是有什麼法？「惡法"還是「良法」？二是如何才能保證做到「依法」？「依法」的程度如何？顯然，這些都是動態意義上的「法制」概念所不曾也無法回答的。與此不同，現代「法治」與民主政治密切相關，它不局限於形式或邏輯意義上考慮問題，不單純以「有法」、法律完備為滿足，還要求在價值層面上考慮法律的好壞，而且，作為現代「法治」的一個鮮明特徵，它還強調《憲法》和法律應該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得凌駕於《憲法》和法律之上。因此，現代「法治」要求在法律制定和實施的各個環節上貫徹民主原則，實行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的分離和互相制約，嚴格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體現法律的正當程序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