違背新聞道德新聞

❶ 求一些違背新聞道德的事例

近年來，我國新聞界在弘揚新聞職業精神和加強職業道德建設內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由容於各種主客觀原因，在新聞傳媒領域引進競爭機制後，一些新聞從業人員放鬆了對自己的要求，一些喪失新聞職業精神的報道時有出現。如《新聞記者》雜志每年公布的「十大假新聞」，2007年度轟動全國的「毒香蕉」事件和「紙餡包子」事件，四家記者站記者向企業索要錢財、涉嫌敲詐案件等。這些只是缺乏新聞職業精神表現的典型事例，其他一些喪失職業精神和違反職業道德的行為還可歸結為「有償新聞」、「受賄新聞」、「策劃新聞」、「收受紅包禮品」、「偷拍偷錄侵犯公民隱私權」、「媒介越軌審判」、「虛假低俗廣告」以及「炒作明星緋聞和犯罪新聞」等。這些現象的產生使得新聞媒體的公信力受到嚴重侵害，新聞工作者的社會形象也遭到嚴重破壞，造成極為惡劣的社會影響。

❷ 最近有沒有媒體違背新聞道德的一些新聞呢急！有加分

幾乎都是

❸ 當前我國媒體違背新聞職業道德的現象有哪些具體表現

表現
違背新聞職業道德
包括報道虛假新聞

❹ 什麼叫違反新聞道德

這個問題就很大了，各種各方面吧，當然主要是指違背新聞的真實性，或者為了博人眼球攫取利益而不顧當事人的利益和社會公眾的需要而進行的報道。

❺ 違背新聞行業道德規范,會給社會帶來什麼問題

違背新聞道德規范，不僅會給社會帶來對新聞隊伍，新聞行業認識上的偏見，更是降低了人們對於新聞的信任度！

❻ 不講究新聞道德而從事新聞事業的實力

下面這兩篇論文里有你要的事例

一、論新聞底線道德的法律運作：如何面對新聞道德失范

肖燕雄

摘要：新聞道德失范是當前我國新聞媒體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近十年來國內6次媒介調查結果顯示，新聞道德失范的危害性極大，經由自律路徑根治新聞道德失范幾乎不可能。從道德分層理論、道德與法律關系、道德的現實境遇以及新聞道德本身的特性分析，文章認為，新聞底線道德的法律運作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並初步論述了它應該如何操作。道德的法律運作的主要方面並不是在何種程度下觸犯道德規范該受何等懲罰的量化問題，更重要的是，它應該對某些新聞職業道德概念作一個明確而具體的定義。同時，我們也必須仔細考慮違犯新聞道德規范後進行救濟的多種可能性。總之，新聞底線道德的法律運作應落實法對道德的形式化和技術化，重視道德規范的運作機制的建設。

關鍵詞：新聞道德 底線道德 法律化 必要性 可能性 形式化

一、研究緣起兼新聞道德法律運作的必要性之一

新聞道德失范現象由來已久，近年來其勢尤烈，剛剛過去的2003年就接連爆出幾件大事。這一年的4月20日，「紅包」媒體控制上海車展，報紙、電視鋪天蓋地的新聞竟然與車商們自己所做的廣告相差無幾，在廠商的操控下，部分新聞傳媒完全喪失了客觀立場。同年的9月15日，新華社發布了令人震驚的消息：11名新聞記者（其中有4名新華社記者）在采訪山西繁峙礦難過程中，收受當地有關負責人及非法礦主賄送的現金和金元寶，上演一出「有償不聞」的丑劇。《新聞記者》雜志連續三年評出的「年度十大假新聞」更是從較為專業的角度向我們展示了當前新聞道德失范的一個重要方面。

對於上面所談到的種種有違新聞職業道德的現象，業內人士或專家給出了一些大同小異的界定。有的學者將其稱之為新聞腐敗現象，有的稱之為新聞道德淪喪或傳媒操守問題。但無論如何界定這一現象，其實它們都與新聞道德有關。對於各種形式的違背新聞道德的現象，社會必須作出反應，必須通過一系列的措施來徹底解決之。近年來，業界及政府對新聞道德失范也進行了一系列的整治，並出台了一系列的規約，但效果並不明顯。1991年，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制訂了《中國新聞工作者職業道德准則》，並在1994和1997年經過兩次修訂。1993年，中宣部和國家新聞出版署聯合發出了《關於加強新聞隊伍職業道德建設、禁止「有償新聞」的通知》。但是，此後的新聞道德失范不光沒有得到遏制，反而大有潰退之勢，而且花樣翻新，走向了多種形式的新聞尋租。有事實為證。國內（含港台）關於新聞從業人員職業道德狀況的6次調查[1]有力地說明了我國最近十年來新聞道德建設方面面臨的觀念上和實踐中的危機。這些調查顯示，新聞從業人員在新聞職業道德方面違約現象嚴重，且普遍存在著「言行不一」的情況（特別是在大陸地區），認識是一回事，行動是另一回事。可見，職業道德的訴求效果是很有限的。因為道德的召喚建基於新聞主體內心某一天突然的向善追求。但是，太多的外在誘惑，不良的媒介生態，過低的倫理素養，在道德上希望某些新聞傳媒與新聞記者自律，無異於與虎謀皮。多數媒體認識到，防止新聞道德失范光靠思想教育和職業自律不夠，它迫切需要社會監督和建立相關制度。2003年9月26日，新華社自曝家醜，並公布舉報電話、電子信箱和通信地址。中國記協、中央電視台也分別對外公布舉報電話，吁請社會監督。11月5日，人民日報 、新華社、《求是》雜志、光明日報、經濟日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央電視台聯合發布《「弘揚職業精神、恪守職業道德、維護隊伍形象」自律公約》，公布監督電話，表示「自覺接受監督，嚴肅查處違規違紀問題」。其實，對自律與他律相結合的重要性的認識，也不是自此時始。早在1997年1月，全國記協就公布了《關於建立新聞工作者接受社會監督制度的公告》，歡迎社會各界對新聞工作者的職業道德行為進行監督。為此，全國記協還樹立包括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電視台等在內的41家新聞機構作為「精神文明示範單位」，以促進全國新聞界的職業道德和精神文明建設。但是同樣收效甚微。這也進一步證明，即便是有了明確的接受社會監督的意識和要求，「但是由於缺乏相應的監督機制，導致規章制度的執行常常出現『梗阻』，導致對教育後的效果檢驗和行為監督缺少相應的手段，而流於形式的現象……當前我國的新聞職業道德建設和行業自律，應當在完善和加強監督機制上多下功夫，要強化對媒體和新聞工作者職業行為的監督檢查，要加大督察結果的處罰力度，以形成一個健全、完善、有效的監督機制」。[2]這個監督機制的有效性必須以理性的和剛性的制度存在為前提，而新聞職業道德監督制度中最為理性化的剛性制度就是法律。所以本文就來討論法律介入新聞道德的問題，看它是否必要，是否可能，在何種程度下可能，以及如何實現其運作。

二、新聞道德法律運作的必要性之二：道德與德治的現實境遇

西方著名倫理學家麥金太爾有一個基本見解：道德理論是隨著社會生活本身的變化而變化的，任何一種道德理論都有其深刻的社會學根基。在現代社會，人們通常把沖破身份、等級和出身等傳統對個人的制約的樊籬和現代自我的出現看作是歷史的進步。而麥氏則認為，這種脫離社會規定性的「自我」，即不具有任何必然的社會內容和必然的社會身份的自我，恰恰是當代道德問題最深刻的根源所在，因為在社會道德的意義上，人們在慶賀自己獲得歷史性勝利的同時，卻把人類傳統道德的社會根基也一並鏟除了。如果道德判斷的標准只出於「自我」，那將不可避免地導致不可捉摸的道德相對主義。正是道德相對主義導致了現代社會的「道德裂變」或「現代性道德危機」。由此，道德權威喪失；道德觀念一致性缺失；道德理論的哲學本性、價值觀和世界觀本性脫離了其本體論的意義和地位，道德取向純粹工具化，認識論的時代取代了本體論的主導地位。[3]

如何應對這種危機？簡略地說，應對全球道德危機有兩條路線可走，一是走麥金太爾所主張的重建道德哲學世界觀的「上層路線」。但在異質性的現代社會里，這似乎不太可能。一是走尊重底線倫理中內在法制意蘊的「法律化」「下層路線」，重新釐清現代社會中道德與法律的關系。我們先論前一條路線在中國當下的不可能性，下文再論後一條路線，即法律道德化的可能性。

從社會形態的角度討論，傳統社會是小型簡單社會，是同質性社會；現代社會是大型復雜社會，是社會分工日益精細的異質性社會，隨著各種利益集團的形成，道德相對主義風行。前者是熟人群居的空間，人際關系也就是社會關系，約束個人行為的是倫理規范；後者是「陌生人的社會」，是一個政治社會、規則社會，它需要制度理性來保證社會秩序。所以從傳統社會進入現代社會後，傳統的「境界倫理」、「美德倫理」、「身份倫理」應分別改造為「境遇倫理」、「規則倫理」、「契約倫理」。真正意義的新聞本來就是現代社會的產物，新聞道德是從一個國家、民族、社區的「公共」生活中發展出來的，它關乎公共事務，而不是個人事務。新聞道德規范需要以制度理性來取代道德理想，新聞從業人員的行為必須被約束在公共規則之下，道德理想的未來性、務虛性必須讓渡給制度安排的現實性、務實性。總之，道德的轉型是時代使然，是地球人的「別無選擇」之選擇。

從行為方式的角度討論，道德觀則可分為程序道德觀和賢人道德觀。賢人道德觀是建立在人性善的假定之上的，這種道德觀不僅要求人人都是利他主義者，而且要求人人都是自知、自愛、自省、自律的聖賢。它確立的是最高的道德境界。中國傳統的道德觀是這樣，計劃經濟時代的道德觀也是如此。程序道德觀是建立在人性惡的假定之上的。它認為，人類的本性中總是潛伏著某種作惡和不道德的基因，人們不光是自私自利的，而且人人都是道德機會主義者。這種道德觀主張，只有通過抑惡來揚善，才能改變為惡的方式，減少為惡的程度。在市場經濟時代，僅僅依靠道德教化和自省自律，是無法建立良好的道德循序和道德社會的。要形成良好的道德秩序和建立道德社會，必須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一方面，對不道德者的惡行給予嚴厲懲處，增大其作惡的機會成本；另一方面，對有道德的善行以巨大的激勵，提高為善的預期收益。如此，法律制裁與道德勸導相結合才是最有效的。政府與其替代個人作出道德判斷和價值判斷，不如努力創造適當的社會氛圍和制度條件；與其直接倡導和從事道德建設，不如下大力氣建立和健全法制。[4]眼前的例子是，《今日美國》因為手下記者造假，於今年3月19日在頭版做了一次「自首」式曝光，為未能發現並阻止該報著名記者傑克·科利憑空捏造「重大新聞」而道歉。這種自首並不說明《今日美國》記者和管理層有著天生的社會責任感和自律精神，只說明他們懾於嚴厲的監督和懲罰機制而不得不這樣做。因為他們知道，掩蓋的代價遠遠大於自我曝光的代價。

再就我國現在的具體情況而言，由於絕大多數不道德行為的發生都是行為者明知不對而仍要為之，這就意味著我國目前的道德建設狀況不佳，主要原因不在於道德說教的不到位，而是制度安排存在問題，急需檢討。首先，制度安排不夠完整，欠缺制度結構上和操作方法上的信息反饋機制和保障機制。其次，制度安排不夠合理，包括體制的不合理和細節的不合理。第三，制度安排缺乏預見性。第四，制度安排有失偏頗，導致道德惡果。[5]比如：一、人們遵從道德的代價太大（原因詳下文），而違反道德的行為需要付出的代價太小，於是道德勸導和道德說教效果不大。相反，一些人故意跟道德過不去，恣意「蹂躪道德」。[6]二、一些政府部門和行政法規肆意提高行政成本，扭曲市場經濟秩序，致使那些遵從道德和社會良知的企業和個人只能「棄明投暗」。良知太重，道德太重，超出了大多數人的負荷能力就成了「懸空」之物。所以此時，法制是基本前提，上位的道德還是奢侈的東西。這就需要認真考慮基本道德的制度建設問題。但是，我國各行各業在反腐敗的斗爭中都存在著道德化傾向。表現為：第一、對於腐敗的認識道德化，即認為腐敗主要是一種道德品質的問題。第二、將反腐敗的手段道德化，即看重道德教育在反腐敗中的作用。第三、反腐敗的制度建設帶有一定的道德化色彩。第四、反腐敗在適用法律時自由裁量空間太大，且反腐敗法律不夠嚴格和周密。[7]可是，在現代法治和道德精神的背景下，這種作為「他治」形式的「德治」是難以操作的，也難以從正當性上證成。首先，德治意味著要形成統一、普適、確定的道德體系，而道德是多元的，非建構的、標准模糊的，因此，無論是創建新的道德體系，抑或在現有的多元道德生活中確認某一種道德標准，都涉及創制或選擇的主體、資格和程序的正當性問題。其次，德治究竟是只針對行為抑或還指向內心？如果只針對行為，則違背道德的本性：因為道德區別於法律的最重要本性，在於它無論認同或責難都是指向內心的。如果它追究內在動機，那麼這種「他治」意義上的德治該如何操作？是不是讓道德訴求成了誅心之論？最後，道德的非程序性、非可訴性，使得德治無法憑借道德自身來實現「他治」，而必須藉助某種道德以外的力量，如一定的公共權力和社會資源，以及為公共選擇和決定所需要的專門制度和程序。[8]在我國，許多這種看似道德的問題其實是法律問題，將這部分道德實行法律運作實有必要。

三、新聞道德法律運作的可能性之一：道德法律化

道德是一個廣泛的概念范疇。黑格爾將道德分為抽象法、道德、倫理三層；康德分為完全的義務、不完全的義務；哈貝馬斯將實踐理性分為實用的、倫理的和道德的；羅爾斯則區分了責任和超責任，等。我國學者認為，現代道德更是一個復雜的系統構成：它既有不同領域中道德性質（政治道德、經濟道德、公共道德、職業道德、家庭倫理道德等等）區分，又有不同層次的道德規范（常德、美德、聖德）劃分。通常情況下，道德的層次性劃分，主要體現在公共道德或政治道德領域中，職業道德、經濟道德、家庭道德大都是以常德規范構成，如誠信自律、正直守法等等，一般不需要舍己為人的聖德。（但在特殊情況下或在特殊領域中，一些職業道德行為也具有聖德性質，譬如警察和軍人的犧牲精神，既是職業道德，也具有崇高性質）。所以，現代職業道德、經濟道德、家庭道德等，皆可涵蓋在常德之中。常德所規范的領域寬大，聖德所規范領域狹窄，這也符合道德自下而上金字塔形構成規律。由常德向上到美德再到聖德，所賴以生成的心理基礎是不同的，個人道德實踐的難度也是不同的。在現代社會中，通常應當是常德被全體社會成員實踐、美德被多數社會成員實踐、聖德由少數社會成員實踐，由此形成金字塔結構，正好構成文明社會穩定的道德基礎。但我們既往的倫理倡導正好逆反：常德被忽略、美德被拔高、聖德被泛化。[9]於是，人們遵從道德的代價太大。這位學者所說的常德就是我們所說的底線倫理，也即下文的「義務的道德」。恪守職業道德底線是公民的義務，它表現為自覺守法的良好品行。這就促使我們去思考道德與法律的關系問題。

道德與法律的關系問題，是困擾法學的一個哥德巴赫式猜想，德國法學家耶林曾將其比擬為法學中的「好望角」。美國當代著名法學者波斯納在其著作中對道德與法律理論作了精闢的論述。在談到道德的約束力時，他認為，道德確實是一種社會控制制度，是一套對於他者(others)的義務，而不是他人對我們的義務。道德需要人們自覺遵守。其中有許多規則都自動執行：如果你不同他人合作，他人也就不同你合作，因此你就會失去合作的收益。這些規則內在化了，違反了就會產生我們稱之為「內疚」的不快感。但是當有些規則完全沒有制裁時，就很難理解一個人為什麼會服從這樣一個道德原則。所以，盡管道德所起的作用是制約我們的沖動，這並不必然就使道德成了一種理性，「道德對於行為的影響程度比道德學家認為的程度要小」。[10]所以，波斯納更看重法律對人們的行為的制約作用。法律存在於事實與規范之間。它既是社會現實的一部分，又是規范性（道德）秩序的一部分。法律運用強制，並因此保證了人們對那些並沒有提出道德義務的法律或某個具體法律的服從。在談到道德與法律的關系問題時，波斯納認為，道德理論也許看來是法律的一個不可避免的關注，因為道德責任與法律責任之間有重迭。一方面，法律確實強化了道德。也許有人會因此說法律支持了道德，給良心制裁增加了世俗的制裁（盡管是有選擇地）。而另一方面，有許多為法律所制裁的行為卻與道德無關。許許多多的道德爭議可以省略，或者可以重新表述為解釋的問題、制度能力問題、實踐政治的問題、分權的問題或遵循先例的問題，或者作為一個要求司法自製的強有力的理由。也就是說，他認為道德的法律化是一個現實的問題，此時的道德已沒有了道德學家的爭論席位，它必須以法律的形式進行。[11]

現代自然法學派的代表人物，美國著名法學家富勒在其名著《法律的道德性》(the Morality of Law)一書中也專門就法律與道德的關系進行了探討。他把道德區分為「願望的道德」和「義務的道德」。他認為前者是人們對至善的追求。若某人在追求「願望的道德」方面取得了進步，則會受到人們的贊賞；若不去追求「願望的道德」，也不會受到人們的譴責。而「義務的道德」是對人類過有秩序的社會生活的基本要求，故人們遵守了它也不會受到贊賞；但違反了它，則會受到譴責和懲罰。「願望的道德」是用「你應該如此」這樣的句式來表達的，而「義務的道德」則是用「你不應該如此」這樣的句式來表達的。由於「願望的道德」代表的是一種理想，所以它不是一種現實的行為規范，而「義務的道德」則要求人人必須遵循踐行。按照富勒的說法，「義務的道德」可以直接轉化為法律，而「願望的道德」則不能，但能對法律產生間接的影響。富勒說，義務的道德所譴責的行為一般說就是法律所禁止或應當禁止的行為。不同之處所僅僅在於，法律在禁止這些行為時應區別行為本身的嚴重程度和危害大小。比如道德對於大賭和小賭之分似乎不太關心，而法律則要做區分。美國學者博登海默認為，在道德價值這個等級體系中，可以區分出兩類要求和原則，第一類包括社會有序化的基本要求,它們對於有效地履行一個有組織的社會必須承擔的任務來講，被認為是必不可少的、必要的，或極為可欲的。避免暴力和傷害、忠實地履行協議、協調家庭關系，也許還有對群體的某種程度的效忠，均屬於這類基本要求。第二類道德規范包括那些極為有助於提高生活質量和增進人與人之間的緊密聯系的原則，但是這些原則對人們提出的要求則遠遠超過了那種被認為是維持社會生活的必要條件所必需的要求。慷慨、仁慈、博愛、無私和富有愛心等價值都屬於第二類道德規范。這與富勒的觀點如出一轍。在這兩類道德中只有第一類適宜於轉化為法律規則，而第二類則不能。[12]

近代以來西方的立法實踐也貫徹了道德的法律運作取向，如有關誠實信用原則等底線道德的法律化就很能說明問題。1863年的《撒克遜民法典》第858條規定，契約之履行，除依特約法規外，應遵守誠實信用原則，依誠實人之所為者為之。19世紀後期制定的《德國民法典》中的第242條規定，債務人須依誠實與信用，並照顧交易慣例，履行其給付。《瑞士民法典》第2條規定：無論何人行使權利或義務均應依誠實信用為之。《美國統一商法典》第203條規定：「凡本法范圍內之任何合同或義務均要求（當事人）必須以誠信履行或執行之。」該法典的《正式評論》解釋說：「本條確立了一個貫穿全法典的基本原則，即在商業交易中，要求所有的協議或義務以誠信履行之或執行之。」可見，在西方民法典或商法典中，作為道德原則的誠實信用被轉化為最高的法律原則，故學者稱其為「帝王條款」。

有人害怕以道德的法律化來拯救道德將傷害法律又傷害道德。因為，法律可使社會有序，卻難以促成社會的美好；可使人獲得安全的保障，卻不能使人過上優良的生活；可使人循規蹈矩，卻不能使人有更高尚的追求。可是，沒有「有序」，何談「美好」？沒有「安全的保障」，何談「優良的生活」？沒有「循規蹈矩」，何談自由而高尚的追求？那麼，法律何以能強制執行「義務的道德」？這就在於站在現代法律的立場，法律所強制執行的「義務的道德」無論從應然講、還是從實然言都具有「普適性」的緣故。也許，從實證的角度而言，現代各國法律中的義務規定大相徑庭，從而使現代法律所強制執行的是一種「普適性」道德的結論被輕易證偽。但事實上，各國法律中所強制執行的道德，其差異性只在於基於不同歷史文化傳統而對「願望的道德」與「義務的道德」的不同劃界。這不能否認法律為道德的底線之命題的成立。[13]正如哈特所言，法律的存在指的是某些人類行為不再是選擇性的，而是在某些意義上是義務性的。

四、新聞道德法律運作的可能性之二及其如何操作

法哲學家博登海默指出，那些被視為是社會關往的基本而必要的道德正當原則，在所有的社會中都被賦予了具有強大力量的強制性質。這些道德原則的約束力的增強，是通過將它們轉化為法律規則而實現的。中國學者認為，民法中的平等、公平、誠實信用原則，刑法中對殺人、搶劫、強奸等惡行的犯罪化，都是社會底線道德法律化運作的一般例子。對約束政府官員權力的道德原則法律化的，則有美國的《從政道德法》（1987年通過），對政府官員申報私人財產、收受禮品等作出規定；《在陽光下的政府法》規定了政務活動的公開性，以便於群眾監督。有關立法、司法、行政執法等領域中的道德自律要求也都可以法律化，如中國的法官法、檢察官法、警察法、公務員條例中，都有各自的職業道德的法律規定。[14]

新聞道德對新聞記者的行為和新聞報道的要求實在是基本的，甚至是「低級的」。各種新聞職業道德規范鮮有對道德理想和境界的追求的明示，它沒有要求記者去實現智慧、博愛、美等「願望的道德」，它規范的是記者忠實報道社會生活和認真對待公民精神權利的基本義務。分析《聯合國國際新聞道德信條草案》、《國際新聞記者聯合會記者行為原則宣言》、《美洲報業協會新聞道德信條》，有關「願望的道德」的文字分別計有：「職業行為的崇高標准，是要求獻身於公共利益。謀求個人便利，及爭取任何有違大眾福利的私利，不論所持理由為何，均與這種職業行為不相符合。」「新聞記者要維護兩項原則：忠實收集和發表新聞的自由，及公正評論與批評的權利。」「在辯論時，保持冷靜和高尚的態度。」「將……『非出乎正人君子之口吻，即不足以充任記者，而從事寫作』作為座右銘」。其他條款則是新聞正確性查證、新聞更正、尊重個人名譽與隱私、慎重處理消息來源、保守職業秘密、保證客觀公正、不抄襲、不污衊誹謗、不能接受賄賂處理新聞，這些規定都是可以實行「法治」的制度性的道德義務，而且這些義務都是公共道德，與私人道德無關。 [15]主張道德強制理論的英國的法官德富林認為，既然公共道德對社會是必需的，那麼社會就有權利運用法律手段保護它。[16]在一些領域，底線道德就是法律，法律也就是底線道德，但在我國的新聞道德規范里，留存的多是黨建觀念，少見行業制度理性，底線道德建構不全面，本該與一些底線道德觀念因應產生的法律理念更是付之闕如，比如在隱私權、公開權、公眾人物、消息來源隱匿權等方面就是這樣。新聞法更是千呼萬喚出不來。所以對於我們而言，最為當緊的是，將反對虛假新聞和有償新聞、保護消息來源等底線倫理規范實行法律運作，同時在民法典中建構公民隱私權概念。其實，在遏止虛假新聞方面，在香港、台灣和國外有先例可資借鑒或可資反思。1951年的《刊物管理綜合條例》第6條款是關於發布虛假新聞的內容，1986年該條例被刪除時，此條款被納入《公安（修訂）條例草案》中，成為其中的第27條。根據該條款，發布虛假新聞者，最高可被判罰入獄2年及罰款10萬元，以督促報業謹慎從事新聞發布工作，使得公眾人士免受虛假新聞的危害。並規定，任何根據該條被起訴的人，可以舉證先前曾有合理的原因相信被指是虛假新聞之內容是真實的，藉此作為抗辯理由。不過，該條款因遭「草擬不良」的口實，已於1988年12月被撤銷。[17] 1989年，我國台灣的沈君山教授提出，對於虛假報道，若涉及政府，台灣「新聞局」有權公布有關媒體和記者的名單。這一「示眾」式的行政處罰建議在學者、業界和政府官員之間引起了爭論。學界和業界多持反對意見，政府官員多持肯定意見。但學者們只是反對動用政府行政力量，而認同司法介入的解決辦法。[18]大陸法系的法國和德國，也在有關新聞事業的專門法中作出規定，不得刊登、傳播「虛假新聞」。1920年，在美國，一個提案被提交到紐約州立法機構，並且最後被宣布為法律。這條提案寫道：「任何人如果有意識地故意向任何報紙、雜志、出版物、期刊或系列出版物的報紙管理人、主編、發行人、記者或發行人的其他雇員，通過任何手段陳述、傳遞或傳輸涉及任何個人或企業的虛假和不真實的事實陳述，並預期有關內容會照樣刊登，都屬輕罪。」[19]

新聞底線道德法律運作後，有關的道德規范不會立即從職業道德准則中消失（但從長遠看，一些道德規定也許會完全演變為法律制度，就如法律史中所顯示的那樣），而是仍將存在，只不過是它多了一個法律的輔佐和確證，使它更可行、更有可操作性。比如，《中國新聞工作者職業道德准則》中規定新聞不得揭人隱私，而我國的民法中沒有建構隱私權概念。這就會影響到什麼是隱私、什麼樣的行為構成侵犯隱私等基本問題的判斷。在法治社會里，這樣的概念應該是由法律而不是由各種利益團體來界定的，這就需要我們將這個道德概念法律化。所以，道德的法律運作的主要方面並不是在何種程度下觸犯道德規范該受何等懲罰的量化問題，更重要的是，它應該對諸如「弄虛作假」、「真實」、「有償新聞」、「新聞廣告」、「剽竊抄襲」等等作一個明確而具體的定義——就如社會科學的定量研究中對概念進行定義那樣。還有，我們也必須仔細考慮違犯新聞道德規范後進行救濟的多種可能性。如《准則》規定，「如有失實，應主動承擔責任，及時更正」。問題是，更正並主動承擔責任以後是否不再需要面對法律訴訟？（如大陸法系那樣）抑或承擔責任本身就意味著面臨訴訟威脅，「更正」只是法律判決後的理所當然之舉？（如海洋法系那樣）當然，道德的法律運作不只指道德規范的實用化，還包括從法律上賦予新聞行業組織（如新聞評議會）以處理新聞道德失范現象的權力。如義大利的新聞法確定了行業機構——記者協會的法律地位，並且從法律上保證該協會有權制裁任何違反新聞道德的行為，而且授權該協會制定新聞職業行為規章或道德准則。[20]

總之，新聞底線道德的法律運作應落實法對道德的形式化和技術化，重視道德規范的運作機制的建設，否則法律運作後的底線道德就跟空洞的道德呼籲沒有什麼區別。畢竟，新聞底線道德的法律運作直指的是新聞道德規范條文的「懸空」，而不是「道德」本身。如是，說我們是在討論新聞道德法「律」運作，毋寧說是在討論新聞道德法「治」運作。道德的法律運作其實就是一種道德的社會權力化運作過程。法律不只是國家、政府的強制行為，它還包括民間及中間組織的權力行為，即所謂社會權力。社會權力是指社會主體（公民特別是社會團體

❼ 關於法律、道德的新聞

1、《衛校女生摔死親生兒？》
2月21日上午，網友在新浪微博爆料稱「內昆明衛生職業學院三校容區一女生在宿舍內誕下一名嬰兒，之後竟將嬰兒從宿舍樓上扔下，致嬰兒死亡」，並對該名初為人母的女生進行辱罵。
2、《湖南14歲男孩網吧刺死父親》2月18日晚9時許，湖南省婁底市新化縣東盛網吧，肖福民在此找到14歲的兒子小陽，父子發生口角之後，小陽用彈簧刀刺中肖福民心臟，肖不治身亡。虎毒不食子，子毒反弒父。教育方式是關鍵，父親暴力是主因，但此子即使不死，以後也是一大禍害。
3、《暴力行為不可取，以暴制暴更是對社會文明的踐踏》20142.21.記者在微博上看到這樣一則信息，網友稱：浙江大學附屬第二醫院一懷孕護士被病人及家屬惡意毆打，腦震盪先兆流產，留院觀察。而此次醫患矛盾的起因，僅僅是因為患者要求加號，護士告知其需要再等一會。

❽ 除了暗訪外，還有哪些獲得新聞的方法違背新聞道德但是不違法

1，買新聞。
2，直接用公關稿或宣傳稿。
3，在通訊員稿件上直接署自己名字。

❾ 求：不道德的新聞事件（小事或大事）

人民日報華東新聞：「拆遷離婚」的集體不道德 本報記者 郝洪 當不道德成為某種集體有意識行為時，事件本身就超出了道德與否的范疇。 各種群體都希望從政策和制度的調控中公平獲利。當要求無法實現時，他們可能會採取一些非常手段。有時表現為集體不道德───以集體的不道德對抗制度的不合理。 上周，北方某城市一小區居民為拆遷而「離婚」的新聞，在人民網上引起廣泛討論。 討論之所以熱烈，緣於參與「拆遷離婚」人數之眾令人吃驚。來自《北京青年報》的消息說，在上述兩小區附近，為了拆遷時多領7萬元錢，大夥兒「扎堆」離婚，最多時每天有100多對夫妻辦理離婚手續，甚至還有六七十歲的老兩口。 討論在道德與非道德、違法與循規則之間熱烈進行著。 道德的追問很有趣。有說是以婚姻為謀利工具，有說是不誠信。以前，這樣的事很隱晦，街坊鄰里之間只在眼神里交流關於某某「拆遷離婚」的信息。那時，離婚是件不能夠隨便拿出來晾曬的事，更何況是為了某種利益的假離婚呢？現在不同了，所有「拆遷離婚」者都毫不避諱，理直氣壯。「每個人都是一團和氣，說說笑笑。已經辦完手續的人還十分熱心地幫助後來的人……大家都笑逐顏開地辦理著離婚手續，有點兒眾志成城的味道」。 「眾志成城」───這是整個事件的關鍵所在。當不道德成為某種集體有意識行為時，事件本身已超出了道德與否的范疇。 參與者認為，以這樣的方式獲得本來拿不到的7萬元拆遷費很正常───「我們沒別的招兒，就是離婚。」旁觀者也抱有同樣觀點───「干嗎不離呢？老百姓掙7萬元錢多難吶？」 這里隱藏著復雜的社會心態： 每個人都在追逐自己的利益，各種群體都希望從政府政策和制度的調控中，公平獲利，當這一要求無法實現，或者沒有達到預期目標時，他們會採取一些非常手段。有時候，這些非常手段表現為集體不道德，以集體的不道德對抗制度的不合理。 在動遷問題上，人們對政府的期待在哪裡呢？不外乎是期待一個合理制度。公正、公開是合理制度的基礎。公正是要擺正利益關系，也就是能夠有一套高效的機制，幫助實現國家利益、公民利益的雙贏。公開是要求政策透明、操作程序透明、操作結果透明。前者基於城市管理者的角色定位，後者則基於城市管理者的具體操作水平，而前者決定著後者。 如果不擺正國家利益和公民利益的關系，管理者在「拆遷行動」中的角色就常常會混淆不清，其制度的制定也難免走偏方向。 我們常常會遭遇這樣的一些問題，某一地區借口要進行諸如公共綠地、劇院、學校等公共設施建設，要求一地居民拆遷，而實際上卻是與某商業集團合作，進行商業開發。有一城市為建一地鐵站，要求城市中心某一路段的居民拆遷，拆遷補償標準是按照政府規定的地鐵建設拆遷補償標准來實施的。但事實上，在該地鐵站上，有某房產集團開發的商品房。市民為國家利益做出了讓步，卻使商業集團從這樣的讓步中獲得利潤。 還有一種，有些地區政府本身就有下屬的房地產開發公司，當公司參與地區的開發建設的時候，地區管理者在拆遷利益平衡上就更顯得微妙。上海律師薄海豹在今年上海市第十二屆人大一次會議上提交了《優化土地開發機制，減少動遷矛盾》的議案中直言，在動遷過程中，政府不能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以免激化動遷矛盾。 隨著城市化步伐加快，各地政府都可能面臨巨大的動遷壓力，而城市改造並不是動遷的最終目的。當動遷地上建設起美麗的花園和高樓大廈的時候，從這一地塊上撤出的居民也應該能夠生活在他們理想的居所。他們應該是經濟發展、城市建設中理所當然的受益人。 動遷問題關乎一個城市的建設，也關乎我們政務改革的方向。一如薄海豹所說，「也關繫到『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落實，即能否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❿ 求不道德新聞的事例

1、江蘇老人摔倒街頭國人漠然無人幫扶，道出了社會啥問題？
是怕被「訛」了？
7月10日中午12時許，江蘇興化陽山大橋，一名老人騎三輪車下橋時不慎摔倒，躺倒在地爬不起來，其間不少徒步路人和駕車人經過該處，有人甚至駐足圍觀，始終無人伸手拉老人一把，表情漠然。為什麼會這樣呢？據稱是，害怕做好事被訛，這是大家不願意去做善事的主要原因。但也有人表示，如果在給自己留下「清白證據」的情況下，才會幫扶老人一把？ 老人躺在路上無人相助
昨天下午，論壇上出現了一則題為《老人摔倒路中央，一眾路人不敢幫》的帖子。發帖者「芃芃」稱，當天中午12點10分左右，他騎摩托車從當地瓜果市場回家，路過興化陽山大橋下坡段時，看到一名老人躺在馬路中央，旁邊是側翻的小三輪車，老人躺在地上一動不動，左側眉骨處有血滲出，估計小便已經失禁，因為短褲濕了。
現場有不少人圍觀，就是沒有人上前敢拉老人一把。有人還在現場提醒其他人「不能扶他起來啊，會『沾』在手上」的。後來只能是被120急救車接走的。
「好事能不能做」引發熱議
有目擊現場的網民說，事情就發生在他家店鋪對面，當時他看到圍了好些人，便跑了過去。在現場，他就聽到有人在提醒說：「別扶啊」。現場圍觀的人都只是在看熱鬧，沒有一人伸手。讓他想起南京徐老太事件，就離開回到了店裡。
有網友稱，河南一大學生去扶了一下摔倒的老人，結果被判定賠償近8萬元，所以現在看到這種事情大家全「慌」了。如果自己在現場，所做的也只會打電話報警。但如果有人願意為他全程攝像做證，他可以「考慮」出手拉老人一把？
也有網友「枯藤樹」發表自己的觀點：做好事不妨也「用用心」。比如，為給自己留下「清白證據」，在扶老人之前，可以和他對話，對話時用手機錄音，也可以拍下手機視頻等等。
這不是偶然事件，一出出生動的社會問題說明，有那麼多的路人那麼多的車流漠然地從老人身邊駛過，卻無人幫扶，沒有人去做好事。理由是，如果非要做好事的話，可以人為地設定一個個條件，否則是不敢去做善事的，怕引火燒身。現實再次地向我們發出警告，道出了我們的社會狀況，如果沒有一個『仁愛』的社會，沒有這樣一個慈善心的國人，那是非常危險的。難道國人去做善事都要處處設防，處處設限受掣嗎？那是悲哀的！
2、為資產管理注入「道德」基因 民生加銀踐行社會責任
近日，基金行業上演了一版真實的「攙扶老人」事件，給出了值得點贊的明確答案。8月21日晚，民生加銀基金客服部員工樊煌彪回家途中，路徑一處綠化帶時見一老人在雨中趴卧，但周圍人均未駐足或給予任何關注，樊煌彪見狀當即撥通120急救電話並在現場看護老人等待救援，因施救及時，老人平安無事。
對此，業內人士高度點評說，中國資產管理行業的健康發展必須注入優秀的道德基因。此次事件對於民生加銀基金來說，並非個案和偶然，是公司歷來倡導的企業文化激發員工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
社會責任成資管行業新標尺
企業社會責任的關鍵詞主要有四個：賺錢，合規，道德，慈善。對於專業的資產管理機構——基金公司來說，賺錢＋合規，是基金公司的職責體現和基本要求，道德＋慈善所代表的「社會責任」則成為公司在上一層面上的外延和深化。
員工能夠在壓力面前做好人好事，個人道德素養是一方面，據樊煌彪表示，民生加銀基金公司歷來倡導的企業文化是促使其不斷踐行好人好事的源源不斷動力。多年來，在資產管理規模的高速發展中，民生加銀基金公司奉行「誠信、穩健、專業、創新」的企業文化，其中就包含道德層面的誠信、友善、愛國等，與我國的社會會主義價值觀相輔相成。
這些企業文化的潛移默化，一方面促使員工在投資管理業務上盡職盡力，專業合規，同時也將社會責任帶入基金公司的日常工作中和點點滴滴滲透到員工的日常工作、生活中。作為一家資產管理公司，民生加銀基金始終保持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在企業誠信、投資研究等方面內外並舉，積極踐行社會責任。本次事件的主人公樊煌彪身為客服部員工，首先具備較高的專業素質，經記者從公示信息查閱具有專業的證券從業資格，在日常的客戶工作重專業、耐心、細心，同時在工作中被視為道德模範，給企業中其他員工提供可供仿效的榜樣，對民生加銀基金企業文化的形成和強化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
社會責任踐行的表現方方面面，基金公司日常的公益活動也很多，如民生加銀基金曾於2014年探訪北京弱智福利院，在2015年也開展了六一「送溫暖，送愛心」捐贈活動並且擬成立「大學生創業公益基金」，長期扶持大學生創業項目。
道德基因催化基金公司快速發展
民生加銀基金錶示，對於基金公司來說，企業社會責任是指在為投資者創造更高的收益的同時，還要承擔對員工、持有人、社會的責任，要求企業必須超越「唯利潤」論的傳統理念，強調對人的價值的關注，強調對社會的貢獻。社會責任是經濟責任、法律責任、道德責任與慈善責任的統一。對持有人負責，爭取為投資者創造更高的收益，本身也是基金公司社會責任的體現。而合規，是基金公司自覺、自主、自律的社會責任。道德和慈善一方面可以理解為上述的公益活動，一方面也在於基金公司對其行業的促進和發展。同時，體制創新等利於長遠行業發展的舉動，也是社會責任的體現。
在資產管理行業的社會責任上，民生加銀基金錶現也很突出。如在近幾個月的市場震盪中，民生加銀基金為推動行業良性發展，與持有人共擔進退，積極自購旗下資金2000萬元。
在創新上，民生加銀基金在行業內率先展開了「虛擬基金+事業部制」，在公募基金的平台上搭建一個私募的機制，為基金經理創造一個高成長性、高激勵性的工作空間，促進基金行業人才的良性發展。
「每一次管理模式的創新，都是基金公司對利益格局進行重新權衡。」民生加銀基金董事長萬青元表示。事業部制是未來行業發展的大方向，這無疑是站在資產管理高度上做出的社會責任選擇。
道德基因催化基金公司高速發展，社會責任推動自管地位不斷提高。民生加銀基金在基金業績及資產管理上取得優秀成績自然是水到渠成。據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數據統計，截止2015年6月底，民生加銀基金及其子公司資產管理總規模達6956億元，位列行業第四，相比於去年底漲幅達30.0%。民生加銀基金系僅僅用了四年時間從幾十億到近7000億的規模增長。優秀的業績同樣受到業內認可，2015年3月，公司榮獲《中國證券報》頒發的2014年度「債券投資金牛基金公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