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治法治辯論賽視頻
Ⅰ 關於法治高於德治的辯論材料
經過了"文化大革命"這場民族浩劫,中國走向了"改革開放"和社會秩序的重建。痛感"文革"期間"無法無天"狀況所造成的嚴重後果,人們的一個主要關注點就是中國應當如何從"人治"過渡到"法治"。人們在提出"官大還是法大"、"權大還是法大"的問題時,呼喚的是"依法治國",所以法治建設成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內容之一。法治建設對於中國社會的現代化發展是至關重要的,這毫無疑義。我們在這里所要提出的問題是:單憑法律的健全和完善是否就能夠解決當前中國存在的所有的社會弊病和問題呢?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對於源自西方社會的"法治"的真正含義和實行的條件並不清楚,或者說認識並不統一,我們當中有一些人在指責中國"人治"弊病的同時,認為西方式的"法治"是萬能的,似乎只要有了西方式周密、詳盡的法律,在解決社會矛盾和人們行為規范方面的一切問題也就統統迎刃而解。可是在現實社會當中,問題卻並不這么簡單。首先,近年來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正式通過的各項法律已經相當多了,應當說人們的行為似乎"有章可循"。但是"作姦犯科"的人卻越來越多,案子也越來越大。其次,隨著我國社會近年來的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人們的收入和消費水準不斷提高,按過去的說法是人們應當有物質條件來遵守社會的基本道德規范了("知恥"),但是近來反映在現實社會中人的基本道德方面出現的問題不是減少了,反而有不斷增加之勢。
現在無論是從人們的街談巷議還是新聞媒介的報道來看,對於社會上普遍的道德水準均有"世風日下"之議。而且我們還可以發現很有一些人坦然地以"只要我不犯法,就無可指責"作為冠冕堂皇的理由來做一些不道德的事。如看到路邊有人受重傷須送醫院搶救,許多過路車輛就是不停車;有個別過路人好心把傷者送到醫院,反被傷者家屬訛詐。遇到歹徒行凶,許多人畏縮躲避;如偶有勇者挺身與歹徒搏鬥,其餘的人仍大多袖手旁觀。公園里兒童落水呼救,可以聚集到數千人圍觀而無人下水。至於製造偽劣商品、偽造證件文書、在經營交易中的損公肥私等現象,更是比比皆是。當你詢問人們對這些行為的看法時,他們會一致地譴責其為"不道德"的行為,但一旦這類事件再次發生,你會發現大多數當事人、旁觀者的行為依然如故。為了防止和懲罰這些不道德的行為,國家不斷頒布新的法律和具有法律效力的懲罰辦法,對不贍養老人、虐待兒童、見死不救、造假等行為進行懲罰。但是實際效果又如何呢?憑靠不斷地增加和細化法律能否真正扭轉當前"世風日下"的趨勢?近年政府對"見義勇為者"的表彰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從人們的內心深處改變他們的價值觀念和行為規范?這些都是值得懷疑的問題。
我們在努力向"法治"的目標前進,但是憑靠法律(或"法治")能否完全解決中國社會中當前普遍存在的道德問題?何況在現實社會中有許許多多的不道德行為其本身並不直接觸犯法律。中國社會的發展已經有幾千年的歷史,在這幾千年的歷史中,我們的傳統社會都採用了哪些辦法來使人們的行為符合普遍的道德規范?其中一些過去行之有效的辦法對於今人是否能夠提供一些有益的啟示?
一、"罪"與"孽"
從古至今,中國人常常用"罪孽深重"來形容做壞事的人。但是如果仔細思考,應當說"罪"與"孽"在其與法律的關繫上是有區別的。"罪"指的主要是直接觸犯了法律的行為,是可以通過刑事訴訟、法庭判決來對其行為違反法律的程度予以測度並給予具體懲罰的。而"孽"則主要是指不直接觸犯朝廷或政府制定的世俗法律,但是違反了社會普遍道德准則的行為,這些行為受到世人的道德輿論譴責,當事人如有良知,也會受到自己良心的譴責。對於"犯罪"與"作孽",中國民間社會把兩者是分得很清的。前者將會受到朝廷刑律的懲罰,而後者則會遭受"天譴",受到神靈和冤鬼的懲罰。
1997年上映了一部反映上海赴雲南知識青年返城後經歷的電視連續劇《孽債》。為了取得婚姻上"單身"的資格而能夠返回上海,他們與當地的妻子離異、相互離異並把孩子寄養給當地農戶,他們當時的動機可以理解,行為也沒有觸犯法律,但卻使其他善良的人和孩子們受到傷害,並使自己也陷入良心自責之中,通過幾個赴上海尋親的孩子所造成的感情波瀾而生動地表現出來,一個"孽"字在這里使用得就十分貼切。
《辭海》對於"孽"的解釋有五種:(1)古時指庶子("孽子"),即妾所生之子;(2)壞事,罪惡(《書·太甲中》:"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3)妖孽,災殃;(4)病,害;(5)忤逆,不孝。第一種解釋久已不用,人們今天日常生活中常說的"孽"主要是指第二種解釋,指的是人做的壞事和罪惡,而且其懲罰是無法免除和逃避的,所謂"自作孽,不可活"。在中國的傳統社會中,小孩子自懂事時起,人們就在對他灌輸樸素的道德規范,當他由於無知而折磨小動物時,老人就會搖頭說,"不要作孽呀"。當一個貧苦的童養媳被餓飯、被毆打時(這在當時既不犯法也不違禮)
,鄰居們就會搖頭說,"真是作孽呀"。在抗日戰爭時期,當一個村民為邀賞向日寇出賣抗日戰士時,人們會說,"作孽呀,他怎麼不怕出門被雷劈死"。可見,"孽"是與良心和良知相關的,不一定由這個世俗社會的法律來評判與懲罰,而且有時甚至與當權者的法律和意志是相違背的(如漢奸的行為符合當時"政府"的規則,但被民眾所不齒)。
官方的法律總會有漏洞,執法者也難得做到"明察秋毫"並把犯法者統統繩之以法。如《胡雪岩》中的刑名師爺所說"大致古今律法,不論如何細密,總有漏洞",社會上總有一些人在設法利用這些漏洞以謀私。但是,與觸犯世俗法律的行為相比,"作了孽總是要遭報應的",這叫做"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這些報應也許在現世("現世現報"),也許在陰間,也許在來世;這些報應也許應在本人,也許延及子孫。從"報應"的觀點看,"孽"與我國的民間宗教有著密切的關系,正如"律法"與皇權有著密切的關系,"禮教"與儒家有著密切的關系一樣。
法治的刑律所針對的是對人身、財產的侵害,並制定了詳盡的懲罰辦法,也就是所謂"他律",憑靠的是外在的制度和力量。民間所謂的"作孽"觀念主要譴責的是強者對弱者的欺凌,弱者的范圍可以包括平民、老人、婦女、兒童甚至其他生靈(牲畜、貓狗等),譴責其手段的不道德(如倚強欺弱、詐騙、無信義、向官府進讒言等)。對於"作孽"行為的懲罰主要是"天譴"式的報應(死後在陰間地獄中受苦、來世托生變驢變馬甚或殃及子女也要代為償還孽債等),而不是直接的世俗刑律的懲罰。人們根據社會普遍倫理與道德規范來行為,自覺自願地不去違背或觸犯這些規范,即是人們的"自律"。
薩姆納(W.H.Sumner)認為,在行為規范方面的民俗為社區大眾所長久接受之後,會產生一種神秘化(Mythification)的社會過程,而轉化為"民德"(Mores,民間道德規范),在這個轉化過程中,宗教或懼鬼(Ghostfear)
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原本產生於民眾日常生活與行為中的民俗(習慣性行為),經由原始宗教或懼鬼或魔術等因素的神秘化作用而轉化之後,成為具有約束力或制裁力的"民德"(民間道德規范)。違反這一"民德"的行為,就是作孽。
二、"人治"、"禮治"與"德治"(道德規范)
"所謂人治與法治之別,不在人和法這兩個字上,而是在維持秩序時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據的規范的性質。"那種把"人治"理解為指有權力的人任憑一己的好惡來規定社會上人和人關系,而沒有一定的規范可守,這種"人治"事實上是不可能的。按照費孝通先生的觀點,中國傳統社會中實行的乃是一種"禮治秩序"。當然,那些"開國皇帝"在制定新皇朝的規范時是會具有一定的"能動性",多少會帶有一些"人治"的色彩。但他們也會受到社會傳統規范的束縛,不可能隨心所欲。
有些學者認為中國傳統社會實行的是通過紳權來實施的"禮治",並把其與西方社會的"法治"作為相互對立的兩種法律制度。但是,與朝廷官府的"法治"和(社區紳權的)"禮治"相對應的,應當說在我國傳統社會中還存在著由於民間道德規范約束而在民眾生活中實際發生作用的"德治"(以"積德"為宗旨,以善惡之報為法則),或者說存在著民間的對於一般行為的普遍性的道德規范。當然這一提法(稱之為"德治"並與"法治"、"人治"、"禮治"相並列)還需要進一步的推敲論證,但只講"禮治"並不能完全涵蓋我國民間的全部道德規范。我國傳統社會中的"禮治"是有其特定含義的,"禮義由賢者出"(《孟子·梁惠王下》),"禮"是特定文化中由聖賢制定的行為准則,而不同於民間樸素的倫理規范(民間的"積德")。
從某種意義上說,"人治"、"禮治"、"法治"這些列於經傳的、與政治權威相聯系的行為規范都可以歸類於人類學所說的"大傳統",而一些流行於民間樸素的道德規范(民間的"德治",訓誡人們"不要作孽")也許可以歸類於"小傳統"。
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中提到了"法律"、"禮"和"道德":"禮……顯然是和法律不同的,甚至不同於普通所謂道德。法律是從外部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罰是由特定的權力所加之於個人的。人可以逃避法網,逃得脫還可以自己驕傲、得意。道德是社會輿論所維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見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唾棄,是恥。禮則有甚於道德:如果失禮,不但不好,而且不對、不合、不成。……禮是……經教化過程而成為主動性的服膺於傳統的習慣。"費孝通先生的這段話講明了"法律"、"禮治"和"道德"三者之間的不同。"法律"是朝廷政府制定的刑律,"禮"被傳統社會認為是士大夫所必須遵循的道德規范,但這是由統治者為維護"三綱五常"和"尊卑有別"社會秩序而倡導並"教化"民眾的正統的、自上而下推行的規范。而民間的道德則源自於民眾中多少帶有些自發性的如"積德"、"從善","惻隱之心"、"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些樸素的觀念。
所以,"禮治"與"德治"並不完全是一回事。"禮治"的行為規則是維護君權、族權、父權、夫權和鄉紳利益的,根據巴金小說改編的電影《家》非常生動地說明了"禮教"的"吃人"與不道德。在一些社會場景中,"禮治"壓制了民間的樸素道德觀。如"禮"所維護的"三綱五常"推崇"烈婦",年輕寡婦自殺殉夫是會受到家族、社區乃至朝廷的表彰的,要立"貞節牌坊",但老百姓在背後會嘆息落淚,說這是"作孽"。雖然儒家推崇的"守禮"與民間流行的"積德"在某些行為規范上是重合的(如孝敬父母),但同時也有不少事例可以說明兩者之間也存在沖突(如寡婦殉夫),所以"禮治"並不能等於以樸素道德觀念來規范人們行為的"德治"。這里稱"德治"並不是指由統治者推行的"治理之術",而僅僅表示一種行為規范和相應形成的多少帶有自發性的民間的社會秩序。
我國傳統的農村,幾乎村村都有廟宇,其中有佛寺和道觀,但更多的是城隍、土地、龍王和當地"有靈驗"的地方神癨\。人們會到城隍廟里去求簽問卜和哭訴自己的冤屈。民眾對於"作孽會遭天譴"的敬畏形成了他們在思想和行為方面自我約束的某種"德治"的精神基礎和文化氛圍。但是這種民間樸素的"德治"自解放以來,隨著歷次政治運動的滌盪已不復存在。
6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以革命的名義"對其他人(包括親戚、同事、鄰居、老師等)進行的關押迫害、人身侮辱、武鬥等等行為,從傳統道德的觀點來看都是"作孽",但是卻成為得到政府提倡和支持的"最革命"的時髦行為。"鬥私批修"可以說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禮",而這種"以革命的名義"實施的"紅色禮治"與封建社會的"禮治"一樣在實踐中同樣有違反基本人性的"作孽"的一面。
同時,解放以來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舊"運動直接與全面地沖擊了民間宗教,這在某種意義上也摧毀了民間關於"積德"和"作孽"會遭報應的信仰體系。除了那些居住在偏遠山區與世隔絕的村落里的人們,現在的祖父母和青年父母們已經不大會對孩子們講"不要作孽"這樣的道德訓誡了,恐怕向孩子們重復頻率最高的是功利主義的訓誡"好好讀書,將來才能掙錢做官,才能有出息"。"孽"這個詞彙在人們日常生活中使用和出現得越來越少了。這標志著社會的發展呢?
還是某種意義上在道德方面的墮落?
在強調法律的同時,社會中關於"孽"的意識的普遍淡化,不考慮做了"缺德事"是否會"遭報應"或者根本否認"報應"的存在,是否是當今人們行為中道德水準下降的原因之一?杜克海姆(E.Durkheim)認為"如果道德力量失去了它的社會權威,那必然是一種強權就是公理的混亂狀態"。
中國民間的傳統道德規范(如"孽")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視為我國在規范社會行為方面的某種民間鄉土資源而加以改造和利用?在今天對我們的傳統文化的精華與糟粕的梳理中,在我們對自己文化的再認識與達到"文化自覺"的過程中,這也許仍然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罪與孽:中國的"法治"與"德治"概說
⊙馬戎
三、中國傳統社會中的"法律"與實為"治法"的"法治"
人類自形成為社會之後,就必須產生一定的規范來防止個人、群體之間的沖突和相互損害,為處理解決人與人之間的矛盾糾紛制定一系列調解和懲罰規則。其中既有由政府制定並強制執行的國家法(訴諸於國家法的稱做"打官司"),也有流行於民間"約定俗成"的習慣法(訴諸於民間習慣法的稱做"私了",即糾紛的"私下了結")。
人們對於中國傳統社會中法律的作用評價不一,有的人批評中國缺乏西方社會那樣的"真正的法治"精神,所以社會的發展缺乏明確的規則;另一些人則基於對注重法律形式程序的西方法律表示懷疑,從而從自然法的角度認為中國文化傳統對於倫理的重視和追求"無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對於中國傳統社會法律的這兩種不同觀點,可以啟發我們從不同的角度和從法律所涵蓋的不同行為對象來分析中國傳統社會中的法律運作。
費正清認為中國法律是刑事的而不是民事的,是世俗的而不是以宗教原則為基礎的,是支持國家權力而不是限制專制的,"法律只代表了統治者的命令,……大部分是行政性的和刑事的,是民眾避之惟恐不及的東西"。中國歷史可分為"亂世"與"治世","亂世用重典",即用加重的刑罰來把偏離社會規范的各種行為糾正回來。
在西方,"法治"是與"人治"相對立的,而"人治"被認為是隨意性的、沒有客觀標準的、體現的是統治者的個人意志。中國傳統社會通常被認為是"人治"的社會。但是正如費孝通先生所說,除了個別皇帝的意志給當時的法律打下自己的"烙印"之外,歷朝歷代還是循著"禮法"在統治。儒家主張"禮治",重視道德倫理對人的教化作用,提倡"無訟";法家主張"依法而治"(Rulebylaw),重視的是刑律的實施,用懲罰作為維持社會秩序的主要手段。當然,法家強調法律的作用,也暗含著對君主"人治"的限制在裡面。但是,這種"依法而治"(Rulebylaw)與西方真正的"法治"(Ruleoflaw)在本質上是不相同的,與其稱之為"法治"不如稱之為"治法"。
四、不同社會制度下的國家法、民間法與民間的道德規范
Ⅱ 辯論賽 法治重要還是德治重要
法治離不開德治
自改革開放以來，全國上下已普遍認識到法治的必要性與重要內性。容盡管由於種種原因，中國目前的法治現狀還不盡如人意，但法治對於發展市場經濟和維護社會安定的重要作用，已經成為社會的共識。有學者甚至論證，市場經濟和「法治經濟」是完全等同的兩個范疇。2 事實上，對法治重要性的認識和法治在中國的相對落後狀態形成了鮮明的反差，而正是這種反差促使了「依法治國」與「法治國家」的理念成為憲法規范。在中國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改革實踐中，法治理念的提出無疑是一次歷史性的進步，其意義無庸本文贅述。
然而，在強調法治重要性的同時，也產生了一種「法治萬能主義」，並導致對法治的盲目崇拜。在學術界，法治概念的范圍也因未受到准確的界定而具有無限擴大的傾向。「法治」成為一種包羅萬象、十全十美的抽象理念，一種超越民族傳統和國情的追求目標，一種包醫中國百病的萬靈葯。對於這種傾向，法學界已有學者提出了批評。
筆者認為，法治概念雖然重要，但也具有其內在的局限性。5 畢竟，法治既不是萬能的，也不是完備的。有兩大類理由表明，法治離不開德治。法治不但在概念上取決於一個民族對於道德規范的認同與選擇，而且一旦離開了德治就不可能實現。
Ⅲ 德治還是法治的辯論賽！我方觀點是德治！求幫忙想想問題和例證，最好有視頻，謝了！
你是大學生還是高中生？辯論我略懂……不同的情況論證的側重點不同，先說說你多大了，我慢慢給你講。我會告訴你，我是辯論賽的輔導老師嗎？
Ⅳ 求:當今中國更需要德治(法治)的辯論詞
法治與德治是一個國家長治久安的不可偏廢的兩種途徑，德治是基礎,法治是保障。
法治離不開德治，它需要道德基礎；德治離不開法治，它的實現需要依靠法律。
可見，純粹的法治是不可行的，而純粹的德治又是不可靠的。沒有德治對人類良知的呼喚，法治是不可實現、不可維持的空想；而沒有法治及其所設定的外部制約，道德自律必然是一句空話。因此，一個理性的社會秩序必然是德治與法治的理性統一。對一個國家的治理來說，法治與德治，從來都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廢。法治屬於政治建設、屬於政治文明，德治屬於思想建設、屬於精神文明。二者范疇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
Ⅳ 辯論賽：國家需要德治還是法治 德治比法治更好的地方在哪裡
作為一名法律人。我當然會說國家需要的是法治。
國家近年來的意圖也很明顯。
之前鄧提出法制。江提出法治。胡提出社會主義法治理念。
這是層層遞進的關系。
不過看問題，你是站在德治這一方。
那麼德治的優點在於：
1、法治需要好的法律制度來支撐，法制不完善，法治也難以實現。而德治只需要一般的社會普遍倫理道德，無需強力的制度支撐，簡單易行。
2、法治的缺點同時在於法律的穩定性和社會發展的迅捷性的沖突。法律條文的更新往往跟不上社會發展的節奏，這導致社會發展中出現的一些新情況往往無法得到公平正義的解決。德治則可以審時度勢，妥善解決。
3、法治需要的完善的法律體系條文繁雜，名目眾多。不容易為普通民眾所熟知、理解。事到臨頭，民眾往往不知如何依法辦事。德治依照社會基本道德處理事務，民眾容易理解、接受。也易於施行。
4、法治的施行需要培養一大批法律精英，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嚴格按照程序辦事，社會成本較高。德治簡單易行，易變通。社會成本較低。
5、法律追求的是公平正義。但是在實質正義與程序正義中，偏重於程序正義。而且若果法律本身制定的不恰當，也會導致社會中不公平的產生。德治追求實質正義。
不過，法治優於德治在當今社會是毫無疑問的。所以作為反方，難度比較大。
所以，個人建議你，第一，研究法治優於德治的地方，尋找對方的破綻。
第二，論點可以採取迂迴戰術。不否定法治，也不必強調德治優於法治。但是一定要凸顯德治的重要性。說明德治乃是社會治理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Ⅵ 中國社會更需要法治還是德治的辯論賽的視頻
最強效的道德教化莫過於監獄，然而根據統計罪犯回籠的再犯機率為23%，
惡意回犯罪的在押犯人，答有類似犯罪史的比例則高達41%，
足證明一個社會人格定型的人，其不當的社會行為的矯正是很難立竿見影的。
古人有雲，上樑不正下樑歪，
社會道德沉淪是一個社會的普遍現像，不然不會有今天這場辯論題目的存在價值，
而在這樣一個病態社會里，每一個人都在學習適應這個社會，
這不是每一個人的「生存」問題，
讓這些己經適應此種生存法則的人心裡想一套，現實做一套，
再賴以這些人在下一代面前樹立正確模範，這簡直是椽木求魚。
道德二字不能被拆開來，
行之以道方能有德，說的就是法治重於德治，道才能在前德在後。
Ⅶ 以德治校 依法治校 辯論賽的全過程
德不在於治，而在於感；
法才在於治，卻不可用於校，只可用於人；
校不在於治，而在於管；
管不在於法，而在於規；
故有「xx同學遵守校紀校規」的說法；
因此，以規管校！
Ⅷ 辯論賽中國社會需要德治還是法治攻辯問題
攻辯問題：復
1、我們應明確:法,能使人制知錯,但,德能使人知道什麼是錯,為什麼會錯,怎麼去改錯。試問對方,豈不知「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的道理嗎?
2、「德治」 「法治」都有一個「治」字。那麼請問:治的含義何在?治的、根本目的又何在？
3、難道說當今社會通過法治把中國僅僅建設成一個的犯罪率的國家就可以了么?
Ⅸ 急求幾個辯論會自由辯論階段的問題 辯題 德治，法治哪一個對和諧社會更重要 我是德治，問題要犀利一點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專題研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問題,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指導思想、目標任務、基本原則和重點舉措,為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提供了根本遵循。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一個系統工程,是國家治理領域一場廣泛而深刻的革命。檢察機關作為黨領導下的國家司法機關,是法治建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進程中擔負著重要使命。深入學習貫徹四中全會精神,是檢察機關當前的首要政治任務。我們要緊密結合檢察工作實際,確保全會精神落地生根結果,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推動檢察工作全面上水平。
要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牢牢把握檢察工作正確方向。《決定》規定,建立領導幹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建立健全司法人員履行法定職責保護機制,為依法獨立公正行使檢察權提供了制度保障。檢察機關要正確處理黨的領導與依法獨立公正行使職權的關系,正確處理黨的政策和國家法律的關系,把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人民當家作主體現和落實到各項檢察工作中,自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確保黨的政策和國家法律得到統一正確實施。
要充分發揮檢察職能作用,為全面深化改革營造良好法治環境。全面深化改革是經濟社會發展的不竭動力,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國家長治久安的制度保障。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天津檢察機關緊緊圍繞市委「促發展、惠民生、上水平—推動萬企轉型升級」、實施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建設美麗天津等重大部署,開展一系列司法調研服務活動,制定實施了檢察機關依法保障和促進民營經濟健康發展的意見、依法嚴厲打擊環境污染違法犯罪有關問題的意見等,充分發揮服務大局促發展、打擊犯罪保穩定、懲治腐敗促廉政、強化監督促公正、化解矛盾促和諧等職能作用,為經濟發展、平安建設、民生改善、環境保護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天津自貿區方案正在等待國務院最後批准,我們要積極做好前期調研和准備工作,找准檢察機關服務自貿區建設的切入點和著力點。
要主動適應反腐敗斗爭的新常態,著力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懲治腐敗的能力。全會對深入推進反腐敗斗爭提出了新要求。日前,中央正式批准最高檢成立新的反貪總局,著力打造中國特色反腐敗專門機構。在此之前,天津市檢察院已經進行了探索,撤銷了反貪污賄賂局、反瀆職侵權局,成立職務犯罪偵查局,增強查大案辦要案的能力。下一步,我們要積極應對職務犯罪系統化、區域化、家族化、群體化等新趨勢,統籌運用提辦、交辦、改變管轄和區域聯動辦案等方式,提升協同作戰能力,打好反腐敗整體戰。
要深入推進檢察改革,切實提升嚴格規范公正文明司法水平。《決定》強調,司法公正對社會公正具有重要引領作用,司法不公對社會公正具有致命破壞作用。四中全會從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戰略高度,著眼於保證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進一步細化了三中全會提出的司法改革任務,部署了許多新的重大改革措施。天津已經被確定為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第三批試點地區,我們要加強調查研究,積極建言獻策,扎實開展試點工作,確保各項檢察改革穩步推進、取得實效。檢察機關作為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在堅持嚴格司法、深化檢務公開、自覺接受監督的同時,要大力加強對刑事訴訟、民事訴訟、行政訴訟的法律監督,切實維護司法公正、保障法律實施。
要建設高素質檢察隊伍,為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提供強有力的組織和人才保障。《決定》提出,建設高素質法治專門隊伍,推進法治專門隊伍正規化、專業化、職業化,提高職業素養和專業水平。隊伍建設始終是根本。近年來,天津市檢察院緊緊抓住領導班子建設這個關鍵,突出政治標准,採取輪崗交流、三級院交叉任職等方式,把善於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動工作的人選拔到領導崗位上來、安排到適合的崗位上去,院級和中層領導班子建設顯著加強。我們改革人員招錄制度,在全市率先實行全系統新進人員由市院統一招錄,嚴把入口關。組織開展天津檢察精神大討論活動,提煉出以「忠誠為民、依法監督、務實創新、公正清廉」為主要內容的天津檢察精神。每年舉辦天津檢察講壇、天津檢察論壇,不斷創新教育培訓模式,檢察隊伍的職業素養和專業水平不斷提升。我們要按照四中全會關於隊伍建設的新要求,大力提高檢察隊伍的思想政治素質、業務工作能力、職業道德水準,著力建設一支信仰法治、堅守法治的高素質檢察隊伍。
Ⅹ 德治與法治辯論賽
所謂「法制」與「德治」，我們可以簡單理解為「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本文的目的，就是試圖從「法制」與「德治」或者說「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本質，去看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二者的關系。
要看清二者的本質，我們得首先弄清法律和道德的本質。
所謂法律，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觀點，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即把統治階級的意志上升為國家意志，依照法定程序制定並頒布，並由國家強制力（軍隊、法庭院等國家暴力機關）保證實施的規范總稱（網路解釋為法律是全體國民意志的體現）。是國家統治工具。
所謂道德，按照詞典的解釋，道德「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是人們共同生活及其行為的准則與規范。道德往往代表著社會的正面價值取向，起判斷行為正當與否的作用。 道德是指以善惡為標准，通過社會輿論、內心信念和傳統習慣來評價人的行為，調整人與人之間以及個人與社會之間相互關系的行動規范的總和。道德由一定社會的經濟基礎所決定，並為一定的社會經濟基礎服務。不同的時代，不同的階級具有不同的道德觀念。」如此，我們暫且拋開道德的階級性不談，可以簡單理解為道德的基礎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大眾的共同生活及其行為的准則與規范，也可以說道德體現的是人民大眾的意志，是廣大人民的意志體現。
據此，我們可以進一步理解，所謂「法治」即「依法治國」，就是用統治階級的意志治理國家。所謂「德治」即「以德治國」，就是用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大眾的意志治理國家。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法律作為「國家統治工具。」實際上就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工具！
我們接下來再看看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二者的關系。
首先，我們任務以中國為例，按照《憲法》中「工人階級是國家的統治階級」，那麼中國的法律是以共產黨為代表的廣大工人階級的意志體現。《憲法》又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也就是說人民民主專政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統治手段。主體是指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勞動人民；對象是指那些違反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勞動人民意志（道德+法律）的人或事。不僅僅是指違反工人階級的意志。如此一來，在社會主義國家，法律作為統治階級即工人階級的意志體現，無法滿足人民民主專政的需要，而道德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又是占包括工人階級在內的廣大勞動大眾意志！所以說 「德治」，無疑成為社會主義條件下真正實現人民民主專政的必須！
綜合以上，我們似乎可以得到這樣一個結論：「依法治國」和建設所謂「法治國家」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專利（如果對此感興趣的話我們以後可以專題探討）;「以德治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建設的應有之義！是社會主義國家真正的主要特色之一！「以德治國」無論從概念或內涵上都已經包括了「依法治國」的意思！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單純建設所謂「法治國家」或「法治社會」如果不是別有用心，也無異於痴人說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