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家何兵
① 許恆瑞的各方質疑
2011年9月10日，網路流傳11歲的中國人民大學（簡稱人民大學）新生許恆瑞，「涉嫌被其父親暗箱操作入讀人大」。對此，人民大學予以駁斥。稱許的錄取工作符合自主招生的程序和規定，並通過了評委會考核以及雲南高考一本分數線，不存在違規問題。
這篇名為《許恆瑞：暗箱下的「雲南2011高考天才」》的網帖，對許恆瑞被人民大學錄取的情況提出了質疑，網帖顯示作者是此前曾為許恆瑞進行輔導的一名老師。
網帖稱，許的父親為當地的富豪。「怕生、高度近視、孩童似的淘氣是我們這幾位老師對於他的基本印象；他成績並不算好，但卻是今年鐵定被塑造的雲南『高考天才』，因為人大5名博士生導師聯名推薦這位只有10歲的所謂『天才』。」
網帖描述，許的父親是一公司董事長，資助人民大學數百萬，「用錢開路鑽國家自主招生的空子」。 11歲少年就讀人大法學院一事傳開後，一些法學專家立即提出質疑。 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院長郭峰發微博稱，「我不贊成11歲的孩子讀法學。法學是調整人與人關系的社會之學，就讀者應當心智發育基本成熟，有一定社會認知和閱歷。在美國就讀法學前須本科畢業」。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郭世佑也表示，「法學教育既需要大量的閱讀與識記，也需要對社會歷史與現實的真切了解」。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何兵也認為，學法學需要一定社會閱歷，僅依靠純理論學習是不夠的。即使這名少年繼續深造，在20歲左右時從學校走向社會仍太年輕。他認為，11歲少年讀法學是「揠苗助長」。
人大法學院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教授告訴記者，目前我國尚未設置就讀法學專業的年齡限制。他表示，許恆瑞讀完本科時應該是15歲，可以選擇讀碩士和博士繼續深造，畢業後也可以走向社會。
彌勒一中一名負責人介紹，從小學二年級開始，許恆瑞覺得學校老師上課的教學進度太慢，就告知了父母。聽到孩子這樣的想法，父親許文林將他安排到昆明居住，由母親專門照顧，並聘請師大等學校的大批優秀老師為其單獨上課。不到半年時間，許恆瑞完成小學課程，初中的課程不到一年就學完了。
彌勒一中劉姓副校長稱，攻讀高中學業期間，許恆瑞的學籍仍在彌勒一中。「他只是偶爾來彌勒中學聽聽課，參加一些考試。」據一些老師回憶，平時每科考試的時間是兩個小時，許不到一個小時就能做完。
網友據《雲南省普通高中學生學籍管理辦法》，第十五條稱「學生學完一學年規定課程，學業考核成績、綜合素質評價、合格者，准予升級」，第十九條稱「學生不得曠課，不得無故遲到、早退」等內容，認為許恆瑞長期不在校，但學校依然給他注冊並掛靠學籍，涉嫌違規。對此，彌勒一中未作回應。
你的確有合謀詐騙的嫌疑。第一次錢是打在你的賬號上的。後面錢是你轉到A的賬上的。當然你最壞的打算，是你承擔部份責任。不會全部要你承擔的。保留錄音，為自已找律師吧！
③ 中國政法大學 何兵教授簡介 特別是籍貫出生地！謝謝！
答：中國政法大學何兵教授，男，1964年生於安徽巢湖。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行政法學研究所所長。先後從事民事訴訟法、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國家賠償法等課程的教學，主要作品有《現代社會的糾紛解決》《和諧社會與糾紛解決機制》（主編）等教材、專著類7部，《行政權力的結構與解構——一個個案解析》《永不鬆懈》《人民陪審員：我的經驗與感悟》等論文類70餘篇。 2012年4月，其在微博上爆料稱高齡奶牛靠激素產奶，引起網友普遍關注。
1983－1984年在肥東縣馬集中學任教。
1985－1988年在安徽省肥東縣團委任職。1988年考取律師資格。
1989－1990年在肥東縣律師事務所任專職律師，開始了法律職業生涯。
1990年9月入北京大學法律系，師從劉家興教授研習民事訴訟法，兼習劉教授的四川方言，1993年獲碩士學位。
1993年－1994年在深圳工作，先後在福田實業總公司、沙河高爾夫球會、平安保險總公司任職。
1994年－1998年在山東煙台大學法律任教，兼黃海律師事務所律師。
1998年考取北京大學法學院憲法行政法專業博士生，從姜明安教授習行政法，兼習姜教授的湖南方言。
2001年至今，中國政法大學任教。
2005年2月至5月，應瑞典隆德大學之邀，訪問瑞典、丹麥、挪威、芬蘭北歐四國，考察糾紛解決機制。
2006年2月，應紐西蘭維多利亞大學之邀，訪學。
2007年9月，應韓國慶北大學之邀，講學。
④ 最高法第二巡迴法庭首任庭長胡雲騰是個怎樣的法官
最高法第二巡迴法庭首任庭長胡雲騰是個怎樣的法官
2014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專職委員、研究室主任胡雲騰做了不少事情。他率交流團訪問了台灣；為北京市旅遊委全體黨員幹部解讀了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的精神，還向媒體介紹了一項新制度的突破：如存在性侵害、出賣、拒不履行監護職責長達6個月以上等七種嚴重情形，可以撤銷其監護人資格。
月中，他則在《紅旗文稿》上發表了長文《始終堅持黨的領導 保證獨立公正司法》。
隨著12月28日全國人大的一紙任命，他的生活變成另一種模樣：他將成為最高法巡迴法庭的一名庭長。
「毫無疑問，胡雲騰法官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學者型法官。」與他相識20多年的《民主與法制》總編輯劉桂明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表示，「由這樣一位學者型法官去執掌最高法首個巡迴法庭，可謂眾望所歸，人才難得。」
的確，胡雲騰身上最為人注意的標簽，是「學者」。
他擁有西南政法學院（1995年更名為西南政法大學）的碩士學位與中國人民大學的博士學位；在成為一名「學者型官員」之前，他曾是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的研究員，發表過超過100篇學術論文和近40部作品，其中《死刑通論》和《存與廢——死刑基本理論研究》在國內的死刑研究著作中相當有分量。
2008年，時任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的胡雲騰，依然在與同行的交流中一再提及「我是一個學者」。
劉桂明認為，對於巡迴法庭這一「需要堅持探索實踐、不斷總結經驗」的新生事物，正需要胡雲騰這樣一位「研究水平高深、協調能力高超、涉獵視線高遠的高精尖人才」。
很多人都對胡雲騰在1998年與邱興隆、張金龍合作的《死刑問題三人談》記憶猶新。不止一個人注意到，平時沉默寡言、甚至很少會哈哈大笑的胡雲騰，談起死刑問題時就會滔滔不絕。在調入最高法之前，他不止一次公開闡述過廢除死刑的理由：公正、人道、人權保障，以及「無論司法程序設計的多麼嚴密，適用死刑都可能錯殺無辜」等。
因為對這一問題的興趣與持續關注，他曾被學界戲稱為「胡死刑」。
那場對話正是由劉桂明主持的。他對胡雲騰更深的印象是，十幾年前，「眼見一位極具法學研究水平與才華的友人面臨絕境，他當即拉上我驅車300公里，前往友人所在的城市進行緊急協調，最終使他脫離了危險境地」。
「他是一位非常重情重義的人」，劉桂明總結說。
《法制晚報》2007年有一篇報道描述了藏身在專業法律術語後的法官胡雲騰：「不愛服輸」「特有韌勁兒」，可能是因為「小時候受的苦太多」了，所以「只知道埋頭苦幹」。
胡雲騰1955年出生於安徽省六安市，3年後，全家人被下放到農村。1979年參加高考，他填報了西南政法學院，可因為之前從沒填寫過簡歷，有幾年經歷沒填上，在政審這一關被攔了下來。
多年後他還帶著點沮喪形容自己「在命運的始發站，就跌了一個大跟頭」。不管怎樣，「生了一個假期的悶氣」之後，他不得不去安徽師大政教系報到。
四年後，在大學里一直堅持自學法律的他再一次考上西南政法學院。
他的職業生涯也一直都圍繞著法律，最初在安徽大學法學院教書，博士畢業後去社科院做研究，八年後又到了最高法的研究室。
「他是體制內開明派」，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何兵教授說，「這也意味著他一直很穩妥，可靠」。
上世紀90年代初，胡雲騰曾在博士論文中提出過一個廢除死刑的「百年設想」。十多年後他在一本法律刊物上承認，自己當初的考慮並不完善，廢除死刑之路必須慢慢走。
「在一個封閉的、不透明的司法制度中，任何美好的制度設計都難以產生預期的好效果」，他當時說過。
同樣是在這場采訪中，他冷靜地拒絕了采訪者奉上的高帽子：「知名的法學家和出色的律師這兩頂帽子均不適合我戴，因為本人還有自知之明。但作為一個法學科研人員，我認為應當創造條件聯系實際。」
他進一步解釋道，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法學家應當到司法實務部門去工作一段時期」：「我認為法學理論工作者在現階段應當多關注中國的司法實踐，尤其在我國的司法體制正在進行改革，正在建立現代司法制度時期，法學家應當積極參與其中。」
如今這一切似乎都在他身上實現了。
兩年前，在一場關於「司法改革」的報告中，已經是最高法研究室主任的胡雲騰提醒台下的大學生，「我們的司法改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發展與完善」，「司法改革不是追求一些空洞的原則，而是要解決司法實際的問題」。
2014年4月24日這天，他與劉貴祥一同被任命為二級大法官。在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官制度中，這意味著他也成為一名副部級幹部。
2014年12月，在接受一家媒體采訪時，胡雲騰分享了他參與起草《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的經歷。據說，當時起草班子具有特別廣泛的代表性，到全國各地調研，有很多意見反復修改。比如《決定》中「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堅持依法執政首先要堅持依憲執政」這兩句話曾一度被拿掉，最後起草班子開會討論，還是達成統一意見把它們寫入其中，最後效果很好。
不過，12月28日的最新任命，將翻開這位大法官人生中全新的一頁。
胡雲騰在西南政法大學的校友、北京理工大學教授徐昕對此評論道，巡迴法庭「看似著力於解決司法地方化、落實『司法與行政轄區適當分離』等問題，實質上其所承擔的監督指導功能發揮有限，而主要解決送法『下鄉』、方便訴訟問題，更側重於分散最高法的工作量……其實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推進中國司法進步，但仍需要進一步設計和細化具體的方案」。
他在學界的老朋友何兵與邱興隆拒絕對此作出評價。
而劉桂明則表現出了更多的樂觀：「如果現實中更多涌現一些諸如鄒碧華法官這樣的探索實踐者，又如胡雲騰法官這樣的思考研究者，那麼法律職業共同體的構建將會變得迎刃而解。」
在很久之前，胡雲騰就對媒體表達過自己對法律的理解。艱澀的術語匯聚到最後，只留下一句非常簡單的話：「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⑤ 馬堯海的辯護律師
2010年4月6日，姚永安趕到南京，經過替換成為馬堯海的第二辯護律師。曾代理許霆案的姚永安表示他將為馬堯海作無罪辯護。至本報截稿時姚永安未寫一個字的辯護詞，他表示會在4月7日當庭作即興發揮。
馬堯海案成社會熱議後，不少聲音表示應廢除「聚眾淫亂罪」，但姚永安表示，即時按照現有的法律，也不能判馬堯海有罪。
「什麼叫做犯罪？簡單的講，那就是觸犯刑律、危害社會、依法當罰。」姚永安表示，刑法並沒有把馬堯海的「換偶」行為規定為犯罪；馬堯海的行為也沒有社會危害性。
「聚眾淫亂罪，屬於擾亂社會公共秩序罪，只有在公開的場合搞，才能擾亂社會公共秩序，他們只是在自己家裡搞，對社會沒有任何影響，連違法都談不上，何談犯罪？」姚永安說，聚眾淫亂，應該和聚眾斗毆一樣，兩幫人，看見人就打，不分對象，那才叫聚眾淫亂。他表示換偶是一種「有感情的自願的行為」，不能算作是 淫亂。
律師認為，聚眾淫亂罪侵犯的是社會公共秩序，而馬堯海等人的活動不涉及金錢交易，同時也具有封閉性和隱蔽性，故其沒有侵犯刑法保護的社會公共秩序，本案涉及的性聚會應該屬於私權的范疇，不應當以刑法處罰。 姚永安表示，庭審上的勝負將由「聚眾淫亂」的解釋而決定。「但現在的問題是，聚眾淫亂根本沒有一個權威解釋，立法、司法、學理都沒有解釋。」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何兵表示，聚眾淫亂確實不好界定。
「什麼叫眾？不知道，三人或三人以上這是一般意義上的解釋，但這不是權威的共識；淫亂這個詞也不是很清晰的，它是一個道德色彩濃厚的詞，它不是對行為的描述，是對道德的描述。」
何兵認為，馬堯海案的法學意義，是提醒了法律，「當人們的社會觀念、行為規則都已經發生變化的時候，它應該如何變化？」何兵認為「聚眾淫亂罪」已經到了需要修訂的時候。馬堯海案正好為了修改該法的一個契機。
至於如何修訂，何兵表示「應該進行比較研究，就是看其他國家是怎麼界定『聚眾淫亂』的。」
⑥ 律師界是如何看待袁裕來、何兵這一類人的
我不想回答這個問題，因為大部分的答案的眼睛是是雪亮的，把他看得很清楚，當我看到有些人企圖混淆視聽，我就忍不住說一下話了。我不否認他在回答中提到的問題。很難提出一個案件，司法機構受到干擾，而小的冤屈很難得到解決。這些情況是司法制度的真正問題。但問題是如何改變!
所以說，在我們律師的角度來看，我們不僅僅是為了保護當事人利益而存在的，我們也有修正，維護國家法律的義務！
⑦ 何兵的概述
1983－1984年在肥東縣馬集中學任教。
1985－1988年在安徽省肥東縣團委任職。1988年考取律師資格。
1989－1990年在肥東縣律師事務所任專職律師，開始了法律職業生涯。
1990年9月入北京大學法律系，師從劉家興教授研習民事訴訟法，兼習劉教授的四川方言，1993年獲碩士學位。
1993年－1994年在深圳工作，先後在福田實業總公司、沙河高爾夫球會、平安保險總公司任職。
1994年－1998年在山東煙台大學法律任教，兼黃海律師事務所律師。
1998年考取北京大學法學院憲法行政法專業博士生，從姜明安教授習行政法，兼習姜教授的湖南方言。
2001年至今，中國政法大學任教。
2005年2月至5月，應瑞典隆德大學之邀，訪問瑞典、丹麥、挪威、芬蘭北歐四國，考察糾紛解決機制。
2006年2月，應紐西蘭維多利亞大學之邀，訪學。
2007年9月，應韓國慶北大學之邀，講學。 青島仲裁委員會仲裁員
威海仲裁委員會仲裁員 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行政法案例研習、國家賠償法
外語語種： 英語 1998年被評為北京大學法學院十佳教師
2002年被評為中國政法大學優秀教師
⑧ 何兵的重要觀點
關於司法職業化與民主化
主張我國從清末即開始構建現代意義上的法院，但至今仍不盡人意。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處理好法官職業化與司法民主化之間的關系。文革以後至今司法建設所走的路線總體來說為司法職業化。由於未配合以司法民主化建設，導致司法職業化上未成型，司法官僚化嚴重。主張克服此弊病的努力方向應當是司法民主化建設。司法建設在強調法官職業化的同時，必須高舉司法民主化的旗幟。法官職業化與司法民主化的制度結合點在於陪審制。陪審制不僅僅是一項司法制度，更是一項政治制度。代表作：《司法職業化與民主化》，載《法學研究》2005年第4期。
關於現代社會中行政權力的結構與解構
從高等院校對學生性行為進行管制這一行為入手，通過對高等院校對學生性行為管制權力形成的歷史背景、構造過程及其在當代社會所面臨的困境這一具體微妙的行政權力演變過程的解析，展示了社會變革過程中，個人、社會與國家之間關系的微妙調整，並就相關問題提出一些建設性意見。代表作：《行政權力的結構與解構：一個個案解析》 ，載《中國法學》，2005年第3期。
關於糾紛解決機制
主張並非一切糾紛都適合法院解決，適合法院解決的糾紛也未必要由法官躬親。國家從司法政策的角度考慮，不應讓法官大包大攬——將一切糾紛讓法院扛，而應將訴訟作為解決糾紛的「最後一手」 。法院應與其他糾紛解決機制聯手，構築化解社會糾紛的有效系統。通過對近十年來法院受理案件的數量的分析，預見性的提出訴訟爆炸現象已經在我國初呈徵兆，而且勢將愈演愈烈，國家必須全面構建民間的、行政的、庭前的糾紛化解機制，主張糾紛解決機制之重構。代表作：《糾紛解決機制之重構》，載《中外法學》，2002年第1期。
⑨ 何兵致辭全文
同學們，朋友吧，大家下午好！我們開辦了《燕山大講堂》，我想稍微向大家介紹一下，為什麼要開辦這樣的講堂？我始終有一個信念，就是政法大學要想實現它的夢想，成為中國一流品牌的法學院、一流品牌的大學，它一定是產生和擴散著思想的地方。也就是說，在很大程度上，政法大學要成為思想的發散地和集散地，這是我個人的一個想法。
有了這個想法以後，我看到《嶺南大講堂》，給了我很好的引發，我覺得在北方也應該有一個聲音，我們就創辦了《燕山大講堂》。為什麼起名為燕山？大家知道燕山是北京地區的代表，它象徵著一種沉穩。一說燕山，大家就知道像山一樣的沉穩、穩健，代表北方，又代表一種強健的思想。這么一個講堂，我們和騰訊網的李方經過溝通，大家達成了共識，很快促成的這么一個講堂，我覺得將來在中國法律史上會有重要意義發生。
第一，它是建設性的。學術的責任在於批評，而批評的目的在於建設。第二，它一定是開放性的，這個論壇不僅僅是一個法治論壇，我們會請各方面的專家，包括經濟的、社會的等等，從學科裡面來說是完全開放的。這一點學者層面上，我們既可以請高端的學者，也可以請在野的名流，只要有思想的人，就應該讓他有說話的地方，所以第二點，它是開放性的。第三，它是前沿性的。作為燕山大講堂，我們的想法是，它應該引領著中國思想的前沿。第四，既然是一個學術講堂，要保持它的學術性，只有學術性，才具有它的影響力。所以我們一定要提高品牌講堂的學術品位。
這是我對燕山大講堂初步的定位。按照我們初步的設想，這個講堂目前是兩周辦一次，最後形成規范運轉。我們的聽眾也是開放性的，但因為座位有限，可能開放到100到200人。
非常感謝騰訊網，給我們提供資金支持，提供評論網。像我們這樣的人到了中年，每個人都掌握了一定的資源，我們一定要懷著感恩的心情來回報這個社會，回報社會，實際上也在回報我們自己。所以在這樣的基礎上達成了共識，所以這個講堂是一個學術性的，而沒有任何其他的考慮。
這就是我對講堂的介紹。我還要以個人的名義向江平教授表示我的敬意和謝意，敬意不僅是江平教授在學術方面的貢獻，更重要的是他在法學上所說的「我所能做的就是吶喊」。
⑩ 何兵的科研成就
《公益行政訴訟研究》，主持人，2005至2007年司法部法制建設與法學理論研究部級科研項目
《行政執法與行政程序研究》，子課題《行政確認與行政程序研究》負責人，2001至2004年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十五」規劃第一批重大委託研究項目
《和諧社會建設中的利益沖突及其法律調整》，子課題《行政關系中的利益沖突及行政法調整》負責人，2005年至2008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
《中國行政管理體制現狀調查和對策研究》，子課題《中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法律保障》負責人，2006年至2009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
《法治背景下的社會預警機制和應急管理》，參與人，2006年至2009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
《行政執法問題研究》，參與人，2001至2003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
《科技資源保護與共享立法研究》，參與人，2003年至2004年科技部國家科技基礎條件平台工作重點項目
《上訪問題的法律對策：糾紛解決機制現代化研究》，參與人，2004年至2006年司法部法治建設與法學理論研究部級科研項目
《環境侵權救濟機制立法及研究》，參與人， 2005年至2007年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
《民政部門一站式服務研究》，參與人，2005年至2006年北京市民政局項目
《北京市社會救助管理研究》，參與人，2006年1月至2006年12月北京市民政局項目 教材與專著類
《現代社會的糾紛解決》（專著），法律出版社，2003年1 月
《利害的分配——我們身邊的法律》（專著），上海三聯出版社，2005年6月
《和諧社會與糾紛解決機制》（主編），法律出版社，2007年2 月
《行政法案例研習》（主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6月
《行政執法研究》（參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6月
《行政訴訟法學》（參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12月
《行政訴訟法學》（參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年9月
論文類
《糾紛解決機制之重構》，中外法學，2002年第1期
《行政權力的結構與解構――一個個案解析》，中國法學，2005第3期
《司法的職業化與民主化》，法學研究，2005第4期
《從專業課程設置析大學自治與政府管制》，行政法學研究，2005第2期
《印度的公益訴訟制度》，行政法學研究，2007年第3期
《論行政解決民事糾紛》，行政法論叢，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司法之根本：最後的審判抑或最好的審判？》，比較法研究，2000年第4期
《高等學校的自律與他律——論學生受教育權、隱私權的法律保護》，法哲學、法社會學論叢（六），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
《永不鬆懈》，法大評論，2004年第3卷
《司法的陽學與學術的殿堂》，中國訴訟法制判解，中國檢察出版社，2003年
《人民群眾進法院》，法律適用，第3期
《「小產權」值得大討論》，法制日報，2007年7月4日
《公產致害的賠償責任》，人民法院報，2005年11月
《張某訴民政局請求確認繼母婚姻無效案》，人民法院報，2005年9月
《學位評定委員會的法律定性》，人民法院報，2005年8月
《如何對待教授們課堂上的錯誤言論》，法制日報，2005年5月
《陪審制度的意義》，人民法院報，2005年4月
《主官截斷，幕友輔助》，人民法院報，2005年1月
《抓大放小，重刑輕民》，人民法院報，2005年1月
《無訟是求，教化為先》，人民法院報，2005年1月
《法律程序的價值與弊端》，人民法院報，2004年5月
《人民陪審員：我的經驗與感悟》，人民法院報，2004年11月
《我的檢察官父親》，檢察日報，2004年12月
《冥河彼岸的重託》，檢察日報，2004年11月
《軍嫂請我做顧問》，檢察日報，2004年10月
《公共警告 必須謹慎發布》，檢察日報，2004年9月
《當野男人蒞臨家門》，檢察日報，2004年9月
《誰有權評定「中國名牌」》，新京報，2004年9月
《縣委書記該有什麼名譽權》，檢察日報，2004年8月
《關於職稱外語考試的情理法》，檢察日報，2004年8月
《民間自治萬不可遠離法治》，檢察日報，2004年6月
《鑒定結論有時就是一根雞毛》，檢察日報，2004年6月
《「知假買假」不能雙倍賠償》，檢察日報，2004年5月
《深圳廢止駕駛證年審值得推廣》，新京報，2004年5月
《歷史學家需要敲碎每一片秦磚漢瓦嗎？》，檢察日報，2004年3月
《從「楓橋經驗」談訴訟與調解的互動》，人民法院報，2003年12月
《政府沒有判斷合同效力的權力》，南方都市報，2003年11月
《野蠻拆遷者的蠻勁從哪裡來？》，檢察日報，2003年11月
《法官的看家寶刀——推定》，法制日報，2003年11月
《校園不是特權者恣意的樂園》，法制日報，2003年10月
《企業等級劃分宜慎行》，法制日報，2003年10月
《婚宴上座著居心叵測的人》，法制日報，2003年10月
《法律專家意見書：施向法庭的無影神掌》，法制日報，2003年9月
《政務應當公開在陽光下》，二十一世紀經濟報道，2003年9月
《到了天堂，也要撤銷你的結婚證？》，法制日報，2003年9月
《最大的危險是激起公憤》，法制日報，2003年9月
《法院外糾紛解決機制之重構——民間調解篇》，法律服務時報，2003年8月
《沙化的社會 失聲的律師》，律師時代，2003年秋季
《實現公正，即使天塌下來》，南方周末，2003年6月
《法官不能為自己的判決搖旗吶》，法制日報，2003年5月
《從當前的新聞論爭性看司法理》，檢察日報，2003年5月
《梁實秋是條狗嗎———從當前的新聞訟爭看司法理性》，檢察日報，2003年5月
《誰為「盲流」謀幸福》，二十一世紀經濟報道，2003年2月
《法治建設三大重點》，二十一世紀經濟報道，2003年2月
《法意與民情》，法治的階梯，2003年
《行民主憲政，開萬世太平》，人民法院報，2002年12月
《法律下自由》，人民法院報，2002年10月
《程序正義與民間調解》，法制日報，2002年10月
《意義的陷阱》，人民法院報，2002年9月
《人大應作司法改革的領頭羊》，二十一世紀經濟報道，2002年9月
《一代新規要漸磨》，人民法院報，2002年9月
《意義的陷阱》，人民法院報，2002年9月
《民事公訴需緩行》，法制日報，2002年8月
《在何處為處利而斗爭》，人民法院報，2002年7月
《法官教大家寫作文》，法制日報，2002年6月
《一刀切得干凈嗎》，法制日報，2002年5月
《法律的雷池不容逾越》，人民法院報，2002年5月
《冥河對岸怨屈的月光》，法制日報，2002年4月
《法官：帶枷鎖舞者》，法制日報，2002年4月
《個案監督質疑》，人民法院報，2002年4月
《被唾沫淹沒的法律》，法制日報，2002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