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撤的法治

⑴ 蘇聯為什麼要撤走科學家

1958年蘇聯想要在中國駐軍，遭到了中國拒絕，1960年，蘇聯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圍攻中國代表團，中蘇交惡。在會議召開後的半個多月時間，蘇聯又召回支援中國的蘇聯專家。

從1960年7月28日開始到9月1日，蘇聯撤走全部在華專家1390名，終止派遣專家。蘇聯撤走專家時，帶走了全部圖紙、計劃和資料。

並停止供應我國建設急需的重要設備，大量減少成套設備和各種設備中關鍵部件的供應，使我國250多個企業和事業單位的建設處於停頓、半停頓狀態，給我國的經濟建設造成了重大損失，加重了我國的經濟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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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蘇聯解體後，這一優勢迅速瓦解。幾十萬的優秀人才全都流落到世界各地，帶著各自的最新研究成果去往了西方國家，像是美國、英國、德國等都是他們的優先選擇。

當然，面對優秀人才的大量湧入，西方國家是非常高興的。除了西方國家，中國也不失為一個好的去處，因此也有很多專家來到了中國。

中國對於這些優秀的人才充分利用，加速了中國科技的發展，在90年代的時候還特意開啟了「雙引工程」，給這些蘇聯人才進行撥款，待遇雖比不上西方國家，但是人情味更足。

最重要的是，中國的意識形態與蘇聯一樣，讓這些蘇聯人才倍感親切。這次人才的大量招攬，為中國的科技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加快了中國前進的步伐。

⑵ 蘇聯撤走專家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中蘇關系破裂。

⑶ 前蘇聯在1960年為什麼要撤走全部專家,單方面撕毀合同呢

56年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做里批判斯大林的秘密報告，中蘇在對馬列主義、共產主義的理解出現了分歧，對斯大林的評價也有了分歧。57年蘇對大躍進、人民公社的攻擊，毛認為干涉了內政。尤其在對波蘭、匈牙利等國家事變，蘇採取干預政策，加劇了毛對蘇的不信賴。後來要在旅順港建聯合海軍、在中國東北建立航空燈塔等問題，中國沒有答應。雖然兩國領導人都採取修復關系的行動，但是雙方分歧太大，沒有結果，由政治問題轉變為軍事、經濟問題。鄧小平的九評蘇共也是加劇了分歧原因之一。50年代末大躍進的貿然急進，加上60年代初的自然災害，中國經濟很困難，就在這時，蘇聯撤走專家，撕毀合同732項，帶走圖紙。中蘇關系惡化開始表面化。

⑷ 1960年蘇聯為何撤走專家,對中國的損失是什麼

損失主要是技術方面的。談談原因吧。兩國關系破裂主要有兩方面：
一是利益上的。蘇聯想在中國租借軍港，設立長波電台，控制大洋里的潛艇部隊和美國對抗。被毛拒絕，兩人交談不歡而散。當然，這個政策的另一層意思是逐步控制中國。
二是意識形態上的。蘇聯的赫魯曉夫提出了一系列政策，被我們激進的評為「三和一少」。簡單來說就是和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處、和平過渡、和平競爭，少支持各國的共產黨和解放運動。這種政策我們今天就是這么做得，應該說沒有問題，但當時的中國過於激進，認為這是修正主義，是向帝國主義低頭的表現。
另外還有一點就是毛在游泳池會見赫魯曉夫，中國工作人員在赫魯曉夫游泳時放肆的談笑也激怒了這位烏克蘭草原農民出身的大國領導人。
後來兩國邦交正常化時鄧小平說了一句話很准確，同時為中國人留了面子——你們不全錯，我們不全對。

⑸ 司馬光與蘇撤的故事

關於這個問題，研究已經多時，在此不加詳述，盡簡介耳。
三人生於同一時代，斯為中國文壇之大幸！然，又是中國政治之大不幸！
三個人幾乎都被推倒政治的波尖，所以，個人的功名進取、治國平天下心理，必定是相互排斥，不能達成一致！人之自私性於此可見一斑。況且，政治的解決辦法，恰恰是多方面的，不過各執一端耳！
三人同為歐陽修所提攜，為范仲淹和曾鞏贊賞。
王安石和司馬光的真正反目在王安石拜相之後。王安石推行新法，不料，過去的朋友之司馬光，一反常態，變成激烈的反對派和保守派。從此可見，朋友之間的裂痕，往往不是發達者的張揚，而是不發達者的不平。王安石對待司馬光，也還算是客氣，遣送到翰林院，讓他編訂史書了。
如果王安石變法能夠成功，中國將呈現另外一局面。
待到王安石變法失敗，司馬光拜相，於是盡廢新法。
兩人之間矛盾可謂不可調和矣！
在兩人之間的蘇軾，顯得更加無可奈何和無能為力，變法者已經有王安石，保守者已經有司馬光，而蘇軾的天才不再王安石之下，更是遠遠超乎司馬光之上。於是蘇軾的行動就有些可笑而可惜，王安石時代他守舊，到了司馬光時代，應該是司馬光的朋友了吧？可是蘇大學士又皺著眉頭說話了：我覺得新法也挺好的！
於是無論王安石時代還是司馬光時代，蘇軾被貶來貶去，周遊了半個南中國，也留下來不朽的作品。
往事忘矣，斯人遠矣！
沒有天才的中國是悲哀的，同時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天才的中國，同樣可悲。

⑹ 蘇聯破壞法制現象得到糾正是在什麼時期

赫魯曉夫當政時期，蘇聯提出「加強法制」的口號，並採取實際措施，進行平反和恢復 名譽、整頓國家安全機關、健全司法制度，逐步完善立法的工作。後來又廣泛建立人民志願 糾察隊和同志審判會等群眾組織，以協助國家機關維護社會秩序。
赫魯曉夫時期採取的這一系列措施，是有一定歷史背景的。人們知道，斯大林領導時期 的蘇聯，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方面取得了極其偉大的成就，但在工作中也犯有許 多嚴重的錯誤。其中之一，就是肅反擴大化，違反法制，冤枉了許多幹部和群眾。之所以發 生這樣的錯誤，有各方面的原因。當時在指導思想上對階級斗爭的形勢估計有錯誤，認為越 向社會主義前進，階級斗爭就越尖銳。負責肅反工作的國家安全機關，則權力過大，不受黨 和國家的監督，檢察機關和審判機關的應有職權受到限制和削弱。當時的立法對某些違法產 為的刑事責任規定得過嚴，許多重要立法又沒有及時修改和制定，因而不夠健全；所有這些 問題，在斯大林逝世之後，特別是在貝利亞垮台之後，便立即明顯地暴露出來。有些材料說， 當時「法院里堆放了幾百萬份上訴書，要求對仍被關在監獄和集中營里的人的案子重新進子 復查，或親屬要求為死者平反、恢復名譽。」 [1] 人們看到，在法制方面實行某些改革，已是勢在必行。
在這種情況下，在赫魯曉夫時期，蘇聯針對肅反擴大化的錯誤，提出「加強法制」的口 號，並反復加以強調。1953年4月6日，在為「醫生案件」平反之時，《真理報》發表題為 《蘇維埃社會主義法制不可侵犯》的社論，譴責國家安全機關違反法制，濫用職權。1955年4月12日， 《真理報》又發表題為《進一步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的社論，指責貝利亞等人採用恐怖手段迫害無辜的人們，強調採取重大措施來加強法制。1956年2月，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上進一步強調「加強法制」。他指責貝利亞企圖把國家安全機關「放在黨和政府之上」，並「造成目無法紀的專橫狀態」，宣稱「黨中央委員會過去和現在都很注意加強社會主義的法制」。 在強調「加強法制」的同時，赫魯曉夫等人採取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實際措施。
一、恢復名譽，釋放在押犯人
1.平反和恢復名譽
斯大林剛剛去世，「恢復名譽」的工作就已開始。1953年4月4日，內務部發表通告， 宣布為「醫生案件」平反。1954年，蘇共中央成立一個調查委員會，專門從事恢復名譽的工 作。這個委員會在1954—1955年間為了千多人恢復了名譽。蘇共二十大以後，恢復名譽的 工作大規模地開展起來。她們對三十年代以來的所有案件都重新作了審查。1957年5月14 日，蘇聯副總檢察長庫德里雅夫采夫在接見美國學者時就說： 「過去二十五年來所有被判處 服刑的人的案件已經加以重新審查或者正在重新審查，其中包括那些已經釋放或去世的人的 案件，以便能夠完全恢復名譽。最高蘇維埃的一個特別委員會派代表駐在各個勞動改造所， 他們有充分的權力可以不必請示莫斯科便在當地恢復囚犯的名譽。」
2．大赦和提前釋放在押犯人
在乎反和恢復名譽的同時，蘇聯還集中地進行了三次大赦。第一次是1953年3月27日，對那些「對國家並不構成重大危險的罪犯」進行大赦。這次大赦，使大部分犯人，。其中包括因政治罪行被判刑五年以下的所有犯人都獲得釋放。第二次是1955年9月17日，大赦在衛國戰爭時期「由於膽小或覺悟不高而被誘惑同佔領者勾結的那些蘇聯公民」，規定對「由於在德國軍隊、警察和德國特種部隊中服務而被判刑的人，不問刑期長短，一律予以釋放」。第三次是在1957年11月2日，大赦「沒有對國家犯有重大罪行的罪犯」。
除大赦以外，還採取措施提前釋放在押犯人。如蘇聯最高蘇維埃1954年4月24日的法令規定，不滿18歲時犯罪的犯人在服完刑期l／3以上後可提前免除以後的刑罰或縮短他們的刑期。同年7月14日的法令規定，在押犯人服完刑期2／3以上後，可從監禁場所獲得假釋，或用其他較輕的懲罰措施來代替剝奪自由。
究竟釋放了多少在押犯人，蘇聯未曾公布數字。有人估計，僅三次大赦，就「使好幾百 萬人免除了刑罰」。 [2] 據前面提到的蘇聯副總檢察長1957年5月14日的談話說：蘇聯自斯大 林逝世以後(還不包括第三次大赦在內)，在押犯人已有70％以上被釋放，西伯利亞的勞動 營已有2／3被解散，目前政治犯所佔的比例還不到2％。 [3]
二、整頓國家安全機關
1．撤換幹部
從1953年到1955年，蘇聯先後處決了一批原內務部和國家安全部的高級幹部，共20多人。 這些人留下的重要職位，由赫魯曉夫委派新人接任。原有的一般幹部，也大都離開了國家 安全部門，年老的安排退休，年輕的下放基層做其他工作，另從黨團組織中選派大批人馬來 充實國家安全部門。謝列平在蘇共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上就談到：」國家安全機關進行了改組， 機構大大縮減了，解除了一些非其本分的職能，消除了追求名利的分子。黨派了一支龐大的 黨的、蘇維埃的和共青團的工作者隊伍到這些機構去工作。」
2.限制職權
蘇聯內務部原本有許多司法特權。其中主要的是兩個：一個叫「特別會議」，一個叫「特 別程序」。內務部「特別會議」，是一個非訴訟的特別機構，根據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 民委員會1934年11月5日的決議設立，它有權對被認為是「危害社會的人」實行逮捕，並處以流放、驅逐出境、監禁等等刑罰。內務部「特別會議」在各邊疆區和州還曾有過相應的機構——「三人小組」。1953年9月1日，蘇聯頒布法令撤消了內務部「特別會議」，並責成 法院調查這個機構過去所判處的案件，對被監禁的人加以釋放或減輕刑罰。此後，規定非經 法院判決，不得對犯有這樣那樣罪行的人採取任何刑罰措施。
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1934年12月1日和1937年9月14日的決議還規定，對國事罪案件的 偵查和審理可以採用「特別程序」。其中規定：偵查在十日內終結；起訴書在法院開庭審理前 一晝夜送交被告人；審理案件無須當事人到庭；不準上訴；被判槍決者在判決後立即執行。 1956年4月19日，蘇聯頒布法令取消這種「特別程序」，規定對國事罪案件的偵查和審理也 應遵守正常程序。
3.調整機構
在蘇聯，國家安全機關時而獨立存在，時而隸屬於內務部。斯大林逝世後，蘇聯把國家 安全部和內務部合並為內務部，由貝利亞任部長，權力非常集中。貝利亞垮台後，蘇聯重新 把內務部一分為二，於1954年3月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即「克格勃」)。分開後的內 務部，變成一個只是維護社會治安的機構，權力大大縮小。1956年秋，各邊疆區和州的內務 部直屬局和民警局，被改組為統一的州(邊疆區)勞動人民代表蘇維埃執委會內務局，由內 務部和當時蘇維埃執委會實行雙重領導，不再象過去那樣只受內務部領導。這樣一來，便打破 了內務部自成體系的「獨立王國」，加強了黨政機關對內務系統的監督。1960年1月13日， 乾脆撤消了蘇聯內務部，將其職權轉交給各加盟共和國內務部。1962年8月30日，俄羅斯聯 邦把內務部改名為「社會治安部」，把各邊疆區和州的內務局改名為「社會治安局」。其他 加盟共和國的內務部及各邊疆區和州的內務局，隨後也相繼改了名。
至於新成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後來雖然發展成為一個龐大的間諜特務組織，起秘 密警察的作用，但它的地位和職權仍然趕不上過去的蘇聯內務部。它必須接受黨和政府的領 導和監督，也不能包攬逮捕、偵查、審理、執行判決的司法全過程。它不再象過去那樣凌駕 於黨和國家之上。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任主席謝羅夫說過，在貝利亞事件之後，蘇聯「根本 改變了國家安全機關的狀況，結束了無法無天的局面」。 [4]
三、健全司法制度
1．恢復檢察機關的職權
在赫魯曉夫時期，檢察機關的地位和職權發生了重大變化。過去，檢察長的監督權雖然 在憲法上有所規定，但這種權力被削弱了。檢察機關對內務機關和國家安全機關的監督，實 際上被取消了。甚至沒有一個規定檢察機關的權利和義務的全聯盟的立法文件；貝利亞事件 後，蘇聯領導人看到了這個問題，於1955年5月24日頒布了《蘇聯檢察長監督條例》。條例 規定了檢察機關的權利和義務以及檢察工作的原則和方法，它規定檢察機關要對一切機關、 公職人員和蘇聯公民是否准確遵守法律實行監督。還專門規定要對國家安全機關的活動實行 監督， 「使任何一個公民不致被非法地和無根據地追究刑事責任，或在權利上受到非法的限 制」， 「使任何人非經法院決定或檢察長批准，不受逮捕」。這一條例的頒布，提高了檢察 機關的威信，恢復並擴大了檢察機關的職權。
2.加強審判機關，擴大地方法院的權力
取消內務部「特別會議」，規定只有法院才能作出判決，這本身就是加強審判機關的重 要措施之一。此外，蘇聯還採取了其它許多措施。
第一，取消不必要的專門法院。1953年9月11日，蘇聯頒布法令撤消內務部隊的軍事法 庭。1957年2月12日，又撤消交通法院，將其職權劃為地方各級法院。
第二，在加盟共和國和州法院中設立主席團，以便按監督程序就地審理案件。1954年8 月14日頒布的法令，規定在自治共和國、邊疆區、州法院中設立主席團，從而「就有可能使 絕大多數案件都在州、邊疆區和自治共和國法院得到最後解決」。 [5]
第三，撤消蘇聯司法部和州司法局。1956年5月31日，頒布法令撤消蘇聯司法部，將其 職權分別轉交給加盟共和國司法部和蘇聯最高法院。1956年8月4日，又頒布法令撤消邊疆 區和州的司法局，授權邊疆區和州法院對人民法院的活動實行檢查和監督。
第四，明確蘇聯最高法院的職責。」57年2月12日頒布的《蘇聯最高法院條例》規定， 蘇聯最高法院有權對審判實踐中的問題作出指導性的解釋，有權按監督程序審理案件。但它 不象以前那樣可以審理一切案件，而只審理加盟共和國最高法院作為第一審審理過的案 件。 [6] 所有這些措施，都加強了審判機關，擴大了地方法院的權力。
3．重建律師制度；
過去，律師的地位被削弱，權利受限制。律師往往由於為公民作辯護而遭到紀律制裁。 蘇共二十大以後，提高了律師的作用，允許律師參加犯罪偵查。1962年7月25日，俄羅斯聯 邦頒布《蘇俄律師協會條例》，規定了律師協會的組織形式和活動原則以及律師的權利和義務。
四、修改法令，完善立法
在赫魯曉夫時期，蘇聯對過去許多立法進行了審查，、有的予以取消，有的加以修改。其 內容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減輕輕微違法行為的刑事責任；一是加重打擊危險犯罪行為。與 此同時，又頒布了一系列新的法律和法令，特別是全聯盟的立法綱要。
1．修改法令，取消或減輕某些違法行為的刑事責任
1953年3月27日的大赦令規定，要修改刑事立法，用行政處分和紀律處分來代替某些危 害性較小的犯罪行為所負的刑事責任，並減輕某些犯罪行為的刑事責任。根據這一精神，蘇 聯在幾年內修改了相當多的刑事法律，取消或減輕了某些違法行為的刑事責任。例如，取消了 孕婦墮胎的刑事責任，取消了擅自搭乘貨車的刑事責任，取消了關於售賣、交換、挪用設備 和材料的刑事責任。其中影響比較大的，是1956年4月25日的法令，它規定取消職工對自動 離職和無正當理由而曠工的法律責任。同時，還廢除了關於集體農庄庄員來完成最低限額的 勞動日、城市職工逃避參加農業工作的動員等等所負的刑事責任。1956年9月1日，蘇聯部 長會議作出決議，從鐵路、海運、河運、民航工作人員紀律章程和《漁業監督工作章程》中 取消把逮捕作為處罰措施的規定。
1959年蘇共二十一大以後，蘇聯進一步強調對輕微違法行為採取預防和教育措施。謝列 平在蘇共二十一大上就說，應當考慮讓社會團體「保釋那些誤入歧途而罪行較輕的人，以便 使他們有機會在集體中改過自新而不必服刑。」
2．制定法令，加重打擊危險犯罪行為
在減輕某些違法行為的刑事責任的同時，他們通過修改和制定法令加重了對危險犯罪 行為的刑事責任，特別是擴大了死刑的適用范圍。關於死刑，蘇聯有一個從廢除到恢復乃至 擴大適用范圍的過程。1947年5月26日，曾頒布法令，規定在和平時期廢除死刑。1950年1 月12日，則頒布法令，允許對祖國叛徒、間諜和反革命破壞分子適用死刑，作為最高刑罰方 法。1954年4月30日，又頒布法令，把死刑的適用范圍擴大到情節特別嚴重的殺人罪行。 1960年頒布的《蘇俄刑法典》，進一步擴大死刑的適用范圍，規定死刑可適用於「背叛祖國 罪、間諜活動罪、恐怖行為罪、武裝破壞罪、武裝伙匪罪」、 「情節特別嚴重的殺人罪」以 及「其他特別嚴重的犯罪」。
1959年蘇共二十一大以後的一、二年內，蘇聯的審判實踐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 過去，他們對一切犯罪行為，包括危害性不大的犯罪行為都適用剝奪自由的刑罰；現在，則 對危險的犯罪行為也不適當地減輕刑罰，過於寬大。針對這種情況，蘇聯從1961年起陸續頒 布一系列法令，加重打擊危險的犯罪行為。例如，196l午5月5日頒布《關於加強同特別危 險的犯罪行為作斗爭》的法令，1961年7月1日頒布《關於加重破壞外匯管理規則的刑事責 任》的法令，1962年2月15日頒布《關於加重侵害民警人員和人民志願糾察隊員的生命、健 康和人格的行為的責任》和X關於加重強奸罪的刑事責任》的法令，1962年2月20日頒布 《關於加重賄賂行為的刑事責任》的法令，等等。根據上述一系列法令，俄羅斯聯邦最高蘇 維埃1962年7月25日通過《關於修改和補充<蘇俄刑法典)》的法律。這一法律進一步擴大 了死刑的適用范圍，增加了嚴重犯罪行為的概念，加重了許多犯罪行為的刑事責任，還新規 定了十一種罪行的刑事責任。
3.頒布一系列新的立法綱要
1957年2月11日，蘇聯頒布一項法律，修改1936年憲法第14條，將制定民法典、刑法典 和訴訟法典等等的許可權劃歸加盟共和國，全聯盟只負責制定各種立法綱要(，原則)。 1958年12月，蘇聯最高蘇維埃通過一系列立法綱要，其中包括《刑事立法綱要》、《刑 事訴訟綱要》、《法院組織立法綱要》等等。當時的聯盟院法案委員會主席波利楊斯基作報 告說： 「現行的刑事立法綱要以及三十年前通過的其他許多刑事法律在許多方面都已過 時」，必須作「相應的修改」，目前這些法律的通過，「是蘇聯完善立法的一個「新的重要階 段」。
1961年12月，蘇聯最高蘇維埃又通過許多立法綱要，其中包括《民事立法綱要》、《民 事訴訟綱要》。人們知道，制定新的民事立法已屬迫切需要。舊的民法典還是1922年制定的， 其中規定公民有權創設工商企業和成立股份公司，因此早已過時。這一年的12月14日，俄羅 斯聯邦司法部長在《蘇維埃俄羅斯報》發表文章說，最近幾年對於蘇聯立法來說是「恢復青春 的年代」。
五、廣泛建立人民志願糾察隊和同志審判會
1．提出「國家職能轉交」論
1959年1月，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一次代表大會上提出： 「國家機關所履行的許多職能 應該逐漸過渡到由社會團體來履行。」其中特別說到： 「現在的問題是使維持社會秩序和社 會安全的職能，除了由民警機關、法院這些國家機關擔負外，同時也由社會團體來擔負」； 「社會主義社會要建立人民糾察隊、同志審判會以及諸如此類維持社會秩序的志願組織」； 「人民志願糾察隊應該負責維持本地社會秩序」，同志審判會「主要應當是防止各種違法行 為」， 「它不僅要審理生產問題，而且還要審理生活和道德問題，審理集體中的成員違背社 會秩序的不正當行為」。 此後，人民志願糾察隊和同志審判會便在蘇聯各地廣泛建立起來。
2．廣泛建立人民志願糾察隊
蘇共二十大前後，蘇聯一些城市曾出現一些由工會和共青團建立起來的群眾性團體，參 咖維護社會秩序的工作。共青團建立的這種組織，有的叫「糾察隊」，有的叫「共青團巡邏 隊」，有的叫「民警協助隊」。工會建立的這種組織，有的叫「工人民警隊」，有的叫「人 民糾察隊」。
蘇共二十一大以後，蘇共中央和蘇聯部長會議在1959年3月2日作出《關於勞動人民參 加維護國家和社會秩序》的決議，決定「在企業、建築單位、運輸單位、機關，國營農場、集 體農庄、學校和街道建立維護社會秩序的人民志願糾察隊」並批准了《人民志願糾察隊暫行 條例》。決議和條例規定：人民志願糾察隊的基本任務是「維護社會秩序」，它要在所負責的 地區內「巡邏、抽查、布崗、值班」；糾察隊員「由進步的工人、職員、集體農庄庄員、學 生和退休人員」組成，區(市)要設立指揮部。 [7]
根據決議和條例的規定，各地開始大批建立人民志願糾察隊。到1960年7月，莫斯科已建立 起將近二千個人民志願糾察隊，擁有隊員將近九萬人；俄羅斯聯邦組織的人民志願糾察隊，擁 有隊員一百三十萬人。 [8] 到1964年，俄羅斯聯邦的人民志願糾察隊員擴大到近四百萬人； [9] 莫 斯科的人民志願糾察隊發展到三千個，隊員擴大到二十四萬人； [10] 斯維爾德洛夫州也有人民 志願糾察隊二千一百個，擁有隊員二十三萬六千人。 [11]
3.廣泛建立同志審判會
同志審判會這種組織，在斯大林時期就有，但建立得不普遍，其職權也不太明確。1961 年7月3日，俄羅斯聯邦批准了《同志審判會條例》。條例規定：同志審判會在五十人以上 的企業、機關、團體、學校、街道、集體農庄、農村居民點建立，它的主要工作是「預防違 法行為和對社會有害的行為，用說服和社會制裁的方法來教育人們，建立一個不容許任何反 社會行為的環境」。同志審判會有權審理下列案件，違反勞動紀律，酗酒鬧事，不尊重婦 女，不履行教育子女的責任，不尊敬父母，公民之間五十盧布以下的財產糾紛，不引起刑事責 任的其他反社會行為，等等。同志審判會有權採取下列制裁措施：責成犯錯誤者向受害人和 集體公開道歉，給犯錯誤者以警告、輿論遣責、社會申斥，處以十盧布以下的罰款，建議單位 領導對犯錯誤者調任低報酬工作或降職，責成犯錯誤者賠償五十盧布以下的損失費，等等。 [12] 此後，同志審判會便在各地普遍建立起來。到1964年，俄羅斯聯邦建立起同志審判會九 萬個， [13] 斯維爾德洛夫州也建立起五千多個。 [14]
赫魯曉夫原來設想，通過廣泛吸收勞動人民參加維護社會秩序，使每一個公民都感到自 己是一位民警，從而可以消滅犯罪現象，實現「國家消亡」。然而這是不現實的。盡管人民 志願糾察隊和同志審判會在維護社會秩序方面能起某些積極的作用，但它們並沒有也決不能 消滅犯罪現象。而且，由於這些組織本身成份不純，許多成員自己就違法亂紀、胡作非為， 加之不少組織紀律鬆散，活動流於形式，因此很難起到官方文件上所規定的那種有效作用； 總的說來，赫魯曉夫時期在法制方面實行的改革，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得到多數人的 擁護。這或許是赫魯曉夫時期所有各種改革中最有成效的一項。但這種改革畢竟是有限的， 不徹底的，而且是充滿矛盾的。。例如，一旦出現危及自己統治地位的群眾事件，赫魯曉夫就 兇相畢露，不惜動用軍隊進行鎮壓。1956年3月在喬治亞首府第比利斯爆發的群眾示威， 1959年8月在捷米爾塔烏卡拉干達冶金企業發生的工人罷工以及隨後引起的群眾示威，1962年 6月在羅斯托夫發生的群眾示威，都遭到血腥的鎮壓，死傷了不少人。這看來是赫魯曉夫時期 的政治體制所無法解決的問題之一。

⑺ 蘇撤對王安石實行的青苗法持何態度

蘇軾的許多師友，包括當初賞識他的恩師歐陽修在內，因在新法的施行上與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見不合，被迫離京。朝野舊雨凋零，蘇軾眼中所見，已不是他二十歲時所見的 「平和世界」。 蘇軾因在返京的途中見到新法對普通老百姓的損害，又因其政治思想保守，很不同意參知政事王安石的做法，認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書反對。這樣做的一個結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離京的師友一樣，不容於朝廷。於是蘇軾自求外放，調任杭州通判。從此，蘇軾終其一生都對王安石等變法派存有某種誤解。

⑻ 當年蘇聯為什麼要撕毀約定，撤走所有專家技術人員

因為1960年初，中蘇關系惡化。

1960年7月16日，蘇聯駐華大使向中國外交部提交照會，指出中國向蘇聯專家散發《列寧主義萬歲》小冊子，是將「自己觀點強加於蘇聯專家」，是對蘇聯專家勞動的「公開的不尊重」，決定召回在中國的全部專家和顧問。

7月25日，不等中國答復，蘇聯政府通知中國政府說，在華工作的全部蘇聯專家將於7月28日到9月1日離境，並終止派遣按照協議應派出的900名專家。7月31日，中國政府復照會蘇聯政府，希望蘇聯政府重新考慮撤走專家的決定，並表示願意挽留在華工作的未到期的專家。

但是蘇聯政府對中國政府照會不予理會，在1個月內撤走在華工作的1390名專家，中斷中蘇兩國政府簽訂的12個協定、兩國科學院簽訂的1個協議書以及343個專家合同和合同補充書，廢止了257個科學技術合作項目，停止了許多重要設備和物資的供應。

(8)蘇撤的法治擴展閱讀：

1960年7月，赫魯曉夫的意氣用事，給中蘇關系造成了重大損失，中蘇走向分裂已不可避免。當一紙照會遞到時任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章漢夫面前時，蘇聯駐華使館臨時代辦蘇達利柯夫盡量使語氣顯得平靜些。他觀察著周圍中國外交官「完全出乎意料的表情」，而章漢夫的臉色也越發凝重起來。

此時，毛澤東、周恩來等國家領導人正在北戴河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收到中南海送來的照會譯文前，周恩來剛剛回顧了中蘇關系發展的幾個階段。

他結束發言時形象地說，赫魯曉夫曾抱怨中國向他的花園里丟荊棘，其實「我們是在給他拋金子」，指出他的錯誤，希望他改正，「我們現在還是堅持這個原則」。

事實上，1959年在天安門城樓上，赫魯曉夫就試探過中共，稱要把專家撤回蘇聯。當時的中蘇首席俄語翻譯李越然，生前一直對那段往事難以忘懷。

那天是國慶閱兵禮，他正坐在毛主席身邊，赫魯曉夫突然一句「關於生產原子彈的事，我們決定把專家們撤回去」，卻被毛澤東從容的回答硬生生頂了回去。毛澤東說：「需要是需要，也沒什麼大關系。技術上能幫助我們一下更好。不能幫就由你們考慮決定。」

在次年蘇聯決定全面撤回專家後，毛澤東同樣鎮定地告誡大家：「1917年到1945年，蘇聯是自力更生，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這是列寧主義的道路，我們也要走這個道路。」他還要求大家，要下決心搞尖端技術，赫魯曉夫不給「極好！如果給了，這個賬是很難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