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是治誰

Ⅰ 「法治」的概念最早是由誰提出的

世界上最早提出法治的是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

Ⅱ 法治這個詞是誰提出的

現在已經不得而知了 只是知道在近代我國第一個提出 依法治國（法治）的是李步雲。 而我國最早提出 法治的 一定是 諸子百家 法家的代表人物 韓非子。 關於 李步雲 的簡介： 李步雲，男，1933年生，湖南婁底人，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湖南大學法學院名譽院長、廣州大學人權研究中心主任。 1949年11月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1950年10月入朝參戰，1952年6月負傷回國，1955年1月轉業到地方工作。曾任部隊團政治處民運幹事，縣人民政府科員等職。1957年入北京大學法律系學習，1962年本科畢業，1965年研究生畢業。1967年2月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工作至今。曾任該所研究員，法理學研究室主任，所學術委員會委員，《法學研究》雜志主編，社科院人權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生院博士生導師。2000年10月起任湖南大學法學院名譽院長，湖南大學法治與人權研究中心主任。現兼任最高人民檢察院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中宣部、司法部「國家中高級幹部學法講師團」講師，國家行政學院等十餘所大學的教授 [1] 。 亞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年），古希臘斯吉塔拉人，世界古代史上最偉大的哲學家、科學家和教育家之一。 貌似 不是 法律人士。

Ⅲ 簡述法治和人治的區別

「法治」與「人治」的區別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法治」與民主相容，「人治」與專制相合

「法治」是與市場經濟、工業文明相適應的一種治國方式。現代民主政治建立在法治基礎之上。法治化的程度是衡量一個國家是否現代化的重要指標。

「人治」是與自然經濟、農業文明相適應的一種治國方式，君主專制是人治國家的主要統治形式。在人治國家中，一切人只服從擁有權力的人及其意志。

因此，「法治」是「人治」的對立物，也是「人治」的天敵。現代國家要走出「人治」的局限，清除「人治」的痼疾，最有效的途徑是採用「法治」。

第二，「法治」強調「權自法出」，人治強調「法自權出」。

「法治強調權自法出，即所有的公共權力都應當具有合法性根據，沒有合法性基礎便不得行使任何權力，即使人們在法律之外行使了相關權力，也不發生法律效力。『合法性』這個概念可以在兩種意義上使用，其一是政治哲學所使用的合法性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講，它與合理性概念有內在關聯；其二是法學上所使用的合法性概念，事實上，它所講的就是合法律性。」[v]

「人治」強調法律出自君主。正所謂「朕即國家」，「朕即法令」。在人治國家，君主和統治階層既能創生法律，又能超越法律。他們只是用法律管制和鎮壓老百姓，維護自己的統治。

第三，「法治」強調「法大於權」，「人治」強調「權大於法」。

「法治」強調一切公權力都應當服從法律，法律是最高的公共理性，也是公權力的產出之所。沒有法律根據的一切權力均為非法。即便是緊急狀態下政治權力的運用也要遵循依法行使的原則。[vi]所以，以法律為治的治理活動服從既定的規則，而不取決於統治者頭腦的一時聰明或其他什麼智慧。這種治理方式可以免受統治者個人的性情及好惡的影響，防止政治權力的濫用和個人獨裁的災難。

「人治」是最高統治者不受法律約束的「權治」。最高統治者的權力大於法律。誰擁有國家權力，誰就主宰國家和民眾。在人治國家，官本位觀念盛行，人們普遍地崇拜權力，漠視法律。因為掌握政治權力是發財致富、光宗耀祖的一條捷徑。正所謂「一人當官，雞犬升天」。中國古代自漢武帝以後的歷代皇朝尊崇儒學，倡導「以德治國」，隋唐以後還採用了科舉考試。但是，「人治」的「家天下」羅織了巨大而又嚴密的權力關系網，法律和道德在權力的沖擊下盪然無存，其結果是官場政治黑暗腐朽，貪官污吏大行其道。所以，中國古代歷代皇朝始終跳不出「政權興亡的周期率」。

第四，「法治」強調法律至上，「人治」強調領袖至上。

「法治」強調法律至上，包括兩方面的內容：「其一是和任何其他規則相比較，法律在治理社會活動中，在規范人們交往行為中具有至上性和首選性；其二是與任何組織和個人相比較，法律是至上的，任何組織和個人都要服從法律。」[vii] 因此，法治國家要求執政黨和國家領導人與普通公民一樣遵守法律。

「人治」強調的領袖至上，包括兩方面的內容，其一是掌握國家權力的領袖的意志高於法律，他可以一言立法，也可以一言廢法；其二是掌權國家權力的領袖決定國家的重大事務。他依靠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威，把自己的意志貫徹到整個社會並使之得以執行。所以，政治領袖個人權威成為維系國家統一和社會穩定的基礎。在君主專制的「人治國家」，國家與社會的命運寄託於「好君主」，一旦出現弱君或昏君，國家不是衰敗就是滅亡。中國古代歷代皇朝的滅亡幾乎都與皇朝末期的幾代皇帝昏庸無能有著直接的關聯。唐玄宗剛做皇帝時，勵精圖治，創立了「開元盛世」，但後來他寵愛楊貴妃，沉溺於後宮游樂，重用奸臣，經常不理朝政，以致出現「安史之亂」，使唐朝走向衰落。

總之，「法治」與「人治」的本質區別在於國家權力是否嚴格依法運作。法治國家要求樹立「法大於權」的觀念，創設「法大於權」的制度。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應當把民主與法治緊密結合在一起，「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 逐步清除「人治」和「權治」等遺留下來的不良影響。

Ⅳ 到底是法治還是人治

總的來說，還是人治。

原因在於，老百姓會背八榮八恥，包括大量網民會背各種各樣的民主自由法治理念，卻鮮有人明白何謂法治。

這與老百姓是否認可、是否有反對黨沒有半毛錢關系。日本、新加坡、台灣都數十年一黨把持政權，新加坡的嚴刑與肉刑一直飽受爭議，並不影響三地形成法治氛圍。很多時候，「沒有反對黨」能回答很多政治問題，並且在網上可以避免被問專業問題，的確是個很巧妙的高大上答案。

最關鍵的是大家都膚淺的背誦文字，以為有法律，按法律做就是法治，法律高於一切就是法制。

舉個剛剛發生的事情。剛剛我下樓散步，回到小區門口。一個搬家公司的卡車司機和門衛在爭執。
小區大門掛著「禁止大型貨車進入」。那究竟什麼算是「大型貨車」呢？還是有保安大叔來「目測」一下。

很明顯，小區有「區規」，但「法律條文」的模糊，導致形式上已經達到「依法辦事」，但實際上還是「人來判定」。保安大叔擁有判定權，而不是法律或者條文有判定權，仍然是「人治」

另一個很重要原因是，我國法治真正起步還是在八十年代之後。而判案的過程中，會有許多空白，需要人為填補。例如郭敬明與庄羽的抄襲官司，之前都是沒有相似案例的。需要人為認定。但認定之後，就能給後面的相似案例做參考。這就是法治的完善。

所以，我國的法治道路還有相當長要走。一方面是因為起步晚。一方面是因為法治精神並未深入人心。

Ⅳ 誰的法治才是真法治

「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簡稱，「法治」是主張嚴格依照法律治理國家的原則；是一種與「人治」相對應的治理社會的理論、原則、理念和方法。簡而言之，法制是一種社會制度，屬於法律文化中的器物層面；法治是一種社會意識．前者的核心是強調社會治理規則（主要是法律形式的規則）的普適性、穩定性和權威性；後者的核心是強調社會治理主體的自覺性、能動性和權變性。綜上，建議用法治。

Ⅵ 法治首先是守法之治是誰說的

是立法者說給守法者聽的。有守法者在，他們好犯法。這是你一生該牢記的話。

Ⅶ "到底是法治還是人治

法治社會是和人治社會相對而言的；它是指國家權力和社會關系按照明確的法律秩序運行，並且按照嚴格公正的司法程序協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解決社會糾紛，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不是依照執政者的個人喜好以及親疏關系來決定政治、經濟和社會等方面的公共事務。一個成熟的法治社會，具備精神和制度兩方面的因素，即具有法治的精神和反映法治精神的制度。簡約而言，法治的精神方面主要是指整個社會對法律至上地位的普遍認同和堅決的支持，養成了自覺遵守法律法規，並且通過法律或司法程序解決政治、經濟、社會和民事等方面的糾紛的習慣和意識。在法治民主的社會中，法律和行政法規等由規范的民主程序產生和制訂出來，並且其司法和執行過程通過規范的秩序受到全社會的公開監督。

Ⅷ 法治是什麼

法治」一詞很早就出現在古書中。《晏子春秋·諫上九》：「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狹於今，修法治，廣政教，以霸諸侯。」《淮南子·氾論訓》：「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而變；不知法治之源，雖循古終亂。」
但有時並非作為一個片語，如《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趙奢）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租，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
法家提倡的「法治」與儒家的「德治」相對
法治與人治是根本相對立的，是不同的治國理念。人治強調個人權力在法律之上，而法治理念正好與其相反。要法治就不要人治，要人治就沒有法治。但要強調，國家依靠法治並不是不要依靠人的力量和人的作用，因為再好的法律與制度都需要人來實現與執行。但是，不可以將「人的作用」與「人治」相等同，兩者是根本不同的概念。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法治包含兩個部分，即形式意義的法治和實質意義的法治，是兩者的統一體。形式意義的法治，強調「以法治國」、「依法辦事」的治國方式、制度及其運行機制。實質意義的法治，強調「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約權力」、「保障權利」的價值、原則和精神。形式意義的法治應當體現法治的價值、原則和精神，實質意義的法治也必須通過法律的形式化制度和運行機制予以實現，兩者均不可或缺。
法治是以民主自由為基礎，需要民主的力量，而我們的法治卻是官方在發動和推進，民眾似乎處在旁觀者的地位而表現出「被動」和「冷漠」。無論在理論上如何高瞻遠矚印證現行法治推行方式的科學性和合理性，但是，在現實的法治實踐中確實存在缺少政府和民眾的有效「互動」。冷靜地思考分析和對「依法治理」現狀的觀察，我們不難發現缺少這種「互動」的現實表現，可以表訴為「三治三不治」，即「治下不治上」、「治外不治內」、「治民不治官」。應當說，這種情況在「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縣」、「依法治鄉」、「依法治村」等依法治理的過程中並不少見。行政機關往往藉助手中的「立法權」，紛紛行使行政權力擴張法律化，也藉助於手中執法權力及對司法權的影響，來擴大其職能和實現其效用。這種片面的、出於「官本位」思想的「依法治理」嚴重悖離了法治精神和原則，在一定程度上是古代法家「垂法而治」的再版。而廣大民眾則處於「被動」的地位，既在客觀上不能有效介入國家法治實踐，又在主觀上無法正確參與和對之加以評價。[5]其深層原因在於人治思想與權力本位思想還在相當的領域中存在。尤其是在中央提出依法治國的口號之後，各級黨委和政府先後提出的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縣，甚至提出依法治校、依法治村等口號。這種形式主義做法使得依法治國的法治內涵與精神逐步喪失，結果最後演變為依法治民的政治治理觀。在他們眼裡，仍然認為依法治國就是用法律來治理國家，而且存在固有偏見，認為法律只是專管老百姓的，從而形成了法治的表層現象，其真正內涵沒有深刻理解並內化為堅實的信念和外化為行動。因此，「依法治國」成為僅僅理解為依據大量出自有據的規章、政策和法律來治理國家和人民，這種「葉公好龍」式的法治觀是法治非理性的表現形式，是傳統專制主義、人治主義和宗法思想沒有得到徹底清算的典型特徵。

Ⅸ 法治還是人治

要看對什麼文化，就中國目前的文化，法制幾乎行不通，兩者能夠有機結合是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