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據立法源於

『壹』 票據具有（ ）的法律特徵

票據具有如下法律特徵： (1)票據是完全的有價證券。指票據的權利與票據本身不可分離，離開了票據根本不能主張權利。 (2)票據為設權證券。指票據上的權利，必須作為證券才能發生，但票據的形成並非證明已經存在其權利，其票據上的權利完全是由票據行為所創設。 (3)票據是要式證券。指票據的作成必須符合法定的形式要件，否則不產生票據的效力。 (4)票據是文義證券。指票據上的權利義務必須而且只能根據票據上所記載的文義來確定其效力。 (5)票據是無因證券。指票據只要符合法定條件，權利即告成立。至於票據行為如何發生，持票人是如何取得票據的，則可不必過問。 (6)票據是流通證券。指票據除了可作為匯兌工具、支付工具、信用工具 的作用外，還可作為流通證券使用。即票據可以經過交付或背書轉讓的方式自 由轉讓其權利，且方式迅速簡便。

『貳』 票據法規由誰來實施

法律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依照立法程序制定和頒布的。
行政法規是國務院根據《憲法》和法律制定的，由總理簽署以國務院令頒布。
地方性法規是省、自治區、直轄市以及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根據本行政區域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在不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的前提下制定的。
規章包括國務院部門規章和地方政府規章，前者由國務院各部、委員會、中國人民銀行、審計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職能的直屬機構根據法律和國務院的行政法規、決定、命令在本部門的許可權范圍內制定，後者由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根據法律、行政法規和本地區的地方性法規制定。

因此，《票據法》就是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依照立法程序制定和頒布的。

以下就是相關的一些法律規章制度以及發布的單位

詳情可見「普蘭金融村」資訊版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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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叄』 美國關於票據的法律有哪些

美國關於票據的法律有：《統一商法典》和《票據法學》。
美國商業票據是指一些信譽良好的公司簽發的票據。發行公司主要有金融公司、非金融公司以及銀行持股公司等。美國的商業票據同國庫券一樣，不定利息，按折價發售。由於商業匯票期限短、收益穩定，因而吸引了眾多諸如銀行、非銀行機構、政府等投資者。

『肆』 匯票的立法

各國都對票據進行了立法。我國於1995年5月10日通過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票據法》，並於1996年1月1日起施行。票據可分為匯票、本票和支票。國際貿易結算中以使用匯票為主。

『伍』 49+我國票據立法關注法律與社會經濟現實的銜接,為確保規范有效運行的現實條件

摘要 票據制度和票據規則以單行立法的方式制定票據法，與大陸法系國家中的票據立法將票據法規定於商法典中（如法國）有所不同，也與將票據

『陸』 我國票據立法關注法律與社會經濟現實的銜接為確保規范有效運動的現，現實條件真正促進票據的流通，司法實

摘要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銀行結算制度進行了多次改革，票據業務逐步恢復和發展。1989年，我國制定並實施了以匯票、本票、支票為主體的新的結算制度，票據逐漸成為結算的主要工具。但是，在票據法制定前，有關的票據制度主要是由中國人民銀行以規章的形式發布的。這些規章還不夠系統、全面，法律效力也不夠高。在全國范圍內，票據行為不規范的現象還大量存在，利用票據進行犯罪活動的現象也時有發生。為了規范票據行為，保障票據活動中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經濟秩序，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制定票據法是十分必要的。

『柒』 票據法的立法宗旨

票據法的立法宗旨
1、規范票據行為。
2、保障票據活動中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3、維護社會經濟秩序。
4、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

『捌』 票據發展史

二、票據的形成：債權物化

債的概念最初源於羅馬法。早期的債具有強烈的人身特徵，當時的原則是：債權、債務僅能向繼承人轉移，而不能以其他方式在不同的人之間相互轉移。[④]該原則在羅馬法的發展進程中迫於貿易的需要而作出讓步，至東羅馬帝國時期，債權的轉讓已十分流行。根據羅馬法的傳統，物權和債權的劃分體現著一種根本的分離，以至於這兩個領域完全互不相干。因此，無論轉讓機制如何發達，債權的轉讓必須完全服從於債權的相對性原理。那麼，票據所代表的債權何以能夠突破這一禁區呢？理由和依據仍然是貿易發展的需要。

追溯票據的發展史，我們可以了解到一些基本的線索，並以此為基礎，勾畫債權物化的總體脈絡。票據是商品經濟發展的產物。當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時，商品生產者之間的買和賣在時間和空間上發生分離，錢、貨不能即時結清。作為一般等價物的貨幣已經不能滿足商品交換對其支付功能的需要，於是票據作為一種貨幣信用工具應運而生。[⑤]早期的票據，無論是中國宋代出現的「便錢」、「交子」，還是12世紀義大利兌換商發行的「兌換證書」和「付款委託書」都僅僅是特定當事人之間的兌換工具。票據關系未從基礎關系中獨立出來，票據是證明票據當事人之間基礎關系的債權契約。單純的債權只能依據債權轉讓的一般規則進行轉讓，不存在流通的問題。票據發展成為流通證券則是近現代商業信用制度不斷發展完善的產物。信用系指以協議或契約為保障的不同時間間隔下的經濟交易行為。[⑥]理論上分析，不論是一般的債權，還是作為一種物化債權的票據權利都是一種信用。表現為契約債權的信用具有強烈的相對性，它僅能滿足特定當事人之間享受權利和履行義務在時間上分離的需要。而要把信用發展成為一種可流通的，具有準貨幣性質的融通工具，則需要引入新的機制，創造新的載體，克服普通債權在流轉上的局限性，使得信用這種虛擬的資產在功能上能夠等價於客觀存在的實際資產。信用制度發展的這一需要最終在票據制度的形成和完善中得以體現。現代票據制度創造了符合這一設想的工具：代表一種物化債權的票據。票據制度最初體現為商業習慣，而後發展為法律制度。16世紀，背書制度出現，票據的流通史由此發端。1673年，法國路易十四頒布商事條例，其中第五章、第六章是關於票據的規定。這些規定被公認為是票據立法的開端。此後，各國的票據法相繼出台，形成法國法系、德國法系、英國法系三大法系。德國票據法的突出成就在於其將票據關系與基礎關系截然分開，使票據成為無因證券。這一規定極大地削弱了票據信用的相對性，符合商業流轉的需要，因此很快為其他國家所採納。當今世界，同樣是出於對商業上便利的考慮，各國要求統一票據法的呼聲日益高漲，世界范圍內的票據法律制度開始趨同。

分析現代票據法律制度，不難發現票據法作為一種商事法，具備有許多區別於債法的特徵，這些特徵亦決定著票據本身的命運和前途。首先，票據法秉承商事法的強制主義原則，為實現其價值目標，放棄任意規范之色彩，採納強制規范之規則，構築強制性規范體系。通過私法公法化的手段對票據關系施以強行調整。如抗辯制度對票據抗辯的限制不得由當事人合意變更，而當事人轉讓權利的契約自由亦受到背書制度的種種限制，如背書不得附條件，票據金額不得部分轉讓等。強制主義原則的另一重要體現是票據法對票據文義性、要式性的嚴格要求，使得票據權利成為一種相對靜態的，具備一定公信力的權利。由此可見，票據權利的種種特別之處，並非權利本身固有屬性的反映，而是票據法律制度強行改造的產物。其次，票據得以「便捷」，「安全」為立法宗旨，屬技術性法律規范。誠如台灣學者鄭玉波所言：「主張流通乃法律上對於票據所採取的最高原則，票據法之一切制度，無不以此為出發點。」[⑦]票據法的內容極少涉及當事人之間利益的衡平，而重在規范票據的使用、流通，保障交易安全。由於物的特徵更加適合流通的需要，票據法在設計上選擇了使債權物化的模式。這一模式的基本框架是：循物之客觀性特徵，啟動背書制度，樹立票據之文義性、要式性；從物之絕對性特徵，締造抗辯制度，成就票據之無因性。之所以有這樣的安排，完全是出於技術上的考慮，或者說是商業上的考慮。

『玖』 票據的基本原理是什麼 簡述下 謝謝

票據法作為商法的組成部分，遵循商法的基本原理，同時，商法是民法的特別法，票據法也與民亭法律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票據的抗辯與民法上的抗辯有許多相通之處。票據抗辯以民法上的抗辯為基礎，但又明顯不同於民法上的抗辯。在民法中，出於保護債務人的利益，特別規定了抗辯權的繼續。依照民法抗辯權的原理，即使債權轉讓，債務人對原債權人的抗辯，對新債權人仍然有效，並且隨債務本身而始終存在。而在票據法中;為了維護票據的流通性，適應並促進商品經濟發展的需要，票據法側重保護債權人的利益，規定了「人的抗辯的切斷」原理，即票據受讓人在從前手受讓票據權利時，並不同時受讓該票據權利存在的抗辯事由，除法定特別事由以外，票據債務人不得拒絕履行其義務。因此，票據抗辯與民法上的抗辯性質不同，其不同點在於：民法上的抗辯辮屬於完全抗辯、繼續抗辯，而票據抗辯則屬於不完全抗辯、切斷的抗辯、限制的抗辯。票據抗辯限制是票據抗辯中最突出的特點。
(二)票據抗辯限制原理的原因
票據抗辯的限制是保證票據流通的必然要求，是標據無因性的必然結果。如果像民法上的抗辯權那樣，票據債務人可以對任何票據債權人行使抗辯權，不論此票據被轉讓了多少次，那就意味著任何取得票據權利的當事人都將面臨被拒付的危險，而且，票據流通次數越多，這種被抗辯的可能性就越大。票據債權人時時處於戰戰兢兢、小心翼翼的狀態，顯然不利於票據的流通性。同時，票據的無因性原理表明，票據上的債權債務法律關系既獨立於基礎法律關系，也獨立於其他法律關系，正是票據法律關系的無因性才保障了票據的流通。票據債權人通過正當途徑取得票據，考慮的是票據本身所包含的權利，而不是持票人尤其是持票人前手的權利是否有瑕疵。他要取得的是票據上的權利，而不是非票據本身導致的爭議，乃至訴訟糾紛。因此，票據理論與實務的需要，要求側重保護債權人的利益，而對債務人的票據抗辯予以限制。
(三)對我國《票據法》票據抗辯限制的質疑
我國《票據法》第13條第1款規定：「票據債務人不得以自己與出票人戊者與持票人的前手之間的抗辯事由，對抗持票人。」這一規定無疑是票據抗辯在我國票據立法中的充分體現。
但是，在實務中，票據抗辯限制的效力要大打折扣，不利於保護票據債權人的利益。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我國票據立法的缺陷所致。我國《票據法》第10條第1款規定：「票據的簽發、取得和轉讓，應當遵循誠實信用的原則，具有真實的交易關系和債權債務關系。」從此規定可以看出：票據的流通依賴於真實的交易關系，依賴於真實的債權債務關系，換言之，票據的流通要依賴於基礎法律關系。這一點既不符合票據的基本原理，也實質上阻礙票據抗辯效力的發揮，導致票據債務人既可以自己與出票人存在不真實的交易關系、不真實的債權債務關系來拒絕承兌、拒絕付款，也可以自己與持票人的前手之間不存在真實的交易關系、債權債務關系對抗持票人現象的出現。因為票據債務人完全可以依《票據法》第 10條的規定，主張自己與發票人或與持票人的前手不存在真實的交易關系、真實的債權債務關系來對抗持票人。依據誰主張誰舉證的訴訟原理，票據債務人通過毫無時間限制的調查取證，證明基礎法律關系不存在，甚至可以通過消極的不作為來拖延履行義務，從而實際上達到拒絕承兌、拒付票據金額的目的。簡言之，票據的債務人完全以《票據法》第10條為借口，採取拖的戰術以達到拒絕履行票據義務的目的。這顯然與立法者的初衷相違背。
此外，我國《票據法》第21條第1款規定：「匯票的出票人必須與付款人具有真實的委託付款關系，並且具有支付匯票金額的可靠資金來源。」從中亦可以看出：匯票的流通要依賴出票人與付款人之間存在真實的法律關系，換言之，匯票的流通依賴於出票人與付款人之間存在的基礎法律關系。如依此規定，則付款人拒絕承兌、拒絕付款須證明自己與出票人無真實的委託付款關系。因為法律沒有相應的舉證時間的約束，票據持有人的權利的實現就會長期處於未定狀態，這顯然不利於保護債權人的利益。實際上，無論出票人與付款人是否存在這種法律關系，並不影響持票人權利的實現。當票據被拒絕承兌、拒絕付款時，持票人完全可以立即做成拒絕證書而向包括出票人在內的所有前手行使追索權，從而實現票據權利。因此，我國《票據法》第21條第1款規定的出票人必須與付款人具有真實的委託付款關系顯屬多餘，甚至對票據的流通造成不必要的麻煩。
總之，票據抗辯限制具有重要作用。如果對票據抗辯不加限制，必然與票據的無因性這一票據法的基本原理相左，與票據的流通性背道而馳。因此，票據抗辯的限制是票據抗辯的基本原則。但是，任何原則都有例外，票據抗辯限制同樣也有例外。
二、票據抗辯限制的例外
(一)惡意抗辯
1、惡意抗辯的含義
惡意抗辯系指對惡意取得票據的持票人，票據的債務人即承兌人或付款人可主張抗辯。我國《票據法》第 13條但書規定：「持票人明知存在抗辯事由而取得票據的除外。」即對明知存在抗辯事由仍取得票據的持票人，票據債務人仍可以以自己與發票人或持票人的前手存在的抗辯事由給以對抗;我國《票據法》明確規定了惡意抗辯，該法第12條規定：「以欺詐、偷盜或者脅迫等手段取得票據的，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於惡意取得票據的，不得享有票據權利。持票人因重大過失取得不符合本法規定的票據的，也不得享有票據權利。」
2、惡意抗辯的原因
如首所述，各國法律之所以規定票據抗辯的限制，目的在於保護善意的票據債權人，與此同時也保障了票據的流通。如果票據債務人不是依據票據本身字面含義的瑕疵來行使抗辯，而是依據此以外的理由采拒絕履行票據義務，那麼，票據債權人的利益就會受到威脅。但是，如果一味強調保護債權人的利益而忽略票據債務人的。權益，就會有違法律的公正性。當票據持票人取得票據是出於惡意，而不能允許票據債務人行使抗辯權，這無疑會縱容惡意而有失法律的公允。因此，各國法律都規定惡意抗辯制度。因此，為了追求法律的公正性，票據法賦予票據債務人對惡意取得票據的持票人可以行使抗辯權。
3、對我國《票據法》惡意抗辯的質疑
從以上各國法律規定可以看出，各國對票據流通中的「惡意」含義的規定有所不同：有的認為惡意系指行為人的主觀認識上是明知的，即故意而為之;有的認為惡意既包括故意，也包括重大過失。而我國則採取了模稜兩可、前後矛盾的態度。我國《票據法》第10條的但書之規定顯然以故意為惡意的主觀標准，而在該法13條卻可以看出以故意和重大過失都作為惡意的主觀標准。
筆者認為：不論行為人獲得票據是出於偷盜、欺詐、脅迫等故意的行為，還是出於未遵守印章使用管理的規章制度以至於導致票據被偽造或被無權代理的後果等重大過失，行為人主觀上都存在過錯，他應當為自己的過錯承擔責任，應當承擔票據被拒絕承兌、拒絕付款的法律後果。換言之，相對於票據債務人而言，他可依此為抗辯理由，主張抗辯。
(二)無對價抗辯
1、無對價抗辯的含義
無對價抗辯系指對沒有支付相應對價的票據持有人，票據債務人可以主張抗辯，行使抗辯權。對價本為英美法系的概念，但隨著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的融合，對價的概念為大陸法系所吸收，如我國《票據法》第10條規定：「票據的簽發、取得和轉讓，應當遵循誠實信用的原則，具有真實的交易關系和債權債務關系。票據的取得，必須給付對價，即應當給付票據雙方當事人認可的相對應的代價。」可見，票據的取得必須給付對價，這是票據流通應當遵循的重要原則，也是民商法要求的等價有償原則在票據法上的體現。
對支付了對價的持票人無疑不得行使抗辯權，那麼，對沒有支付對價的持栗人能否行使呢?對此，我國 《票據法》第11條第1款規定：「因稅收、繼承、贈與可以依法無償取得票據的不受給付對價的限制。但是，所享有的票據權利不得優於其前手的權利。」因此，依法而無償取得票據的持票人，在其前手的票據權利中如果存在有抗辯事由，票據債務人將仍能用來對抗持票人。這顯然是票據抗辯限制的例外。
2、無對價抗辯的原因
無對價抗辯與惡意抗辯一樣，也是票據抗辯限制的例外。當票據取得無對價，極有可能損害票據債務人的利益，而且無對價取得票據難免存在惡意，可能會損害票據債務人的利益。為對此予以防範，法律設置了無對價取得票據不享有優於前手的權利的制度。這樣既可以充分保障了票據債務人的權益，又不至於損害票據債權人的合法權益，從而在保障票據的流通與法律的公平上找到了平衡點。
3、對我國《票據法》無對價抗辯的質疑
從我國《票據法》第ll條的規定可以看出：我國法律對無對價立法例上採取了嚴格限制的原則，並且採取了列舉的立法例，即無對價抗辯僅適用於稅收、繼承和贈與受讓的情形，別無他路。但在實踐中無對價獲得票據的情形顯然不是這三種類型所能全都包容的，如公司合並取得票據債權等情形。如果一公司非法獲取一票據，為了防範被拒絕承兌、拒絕付款，那讀公司完全可以通過採取與其他公司合並的方式來實現，這顯然對票據債務人極不公平。因此，我國《票據法》對無對價抗辯採取列舉的的立法例不夠妥當。
三、立法建議
鑒於我國現行的《票據法》在票據抗辯限制及其例外中存在的問題，筆者提出如下立法修改意見：
(一》刪除《票據法》第10條第1款中「具有真實的交易關系和債權債務關系」的文句，僅保留「票據的簽發、取得和轉讓，應當遵循誠實信用的原則。」的文句。
(二》將《票據法》第11條第1款修改為：「因稅收、繼承、贈與以及其他依法無償取得票據的，不受給付對價的限制。但是，所享有的票據權利不得優於其前手的權利。」
(三》修改《票據法》第13條第1款為：「票據債務人不得以自己與出票人或者與持票人前手之間的抗辯事由，對抗持票人。但是，持票人明知或應知存在抗辯事由而取得票據的除外。」
(四》修改《票據法》第21務第1款為：「匯票的出票人必須具有支付匯票金額的可靠資金來源。」

淺析票據法上的拒絕證明
吳萬群
拒絕證明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其外在形式不是單一的，具有多樣性。在持票人直接取得拒絕證明困難時，一些機關的文件也起著拒絕證明的替代作用。在法定的條件下，持票人可以免除提供拒絕證明而行使追索權。
所謂拒絕證明是指票據法規定的，對持票人依法提示承兌或提示付款而被拒絕，或無法提示承兌或提示付款這一事實具有證據效力的文字證明，可分為拒絕承兌證明和拒絕付款證明。[1](P229)作成拒絕證明是追索權程序的重要手續之一，同時也是持票人行使追索權的重要程序之一。這是因為，追索權的行使雖然必須以持票人不獲承兌或不獲付款的發生為前提，即如果持票人未向付款人或承兌人提示承兌或提示付款的話，就不得行使追索權。但是追索權是持票人向其前手行使的，而其前手若要得知持票人已依法提示承兌或提示付款而被拒絕，並確定持票人已享有合法的追索權，就是需要持票人向其前手提供拒絕證明。這樣持票人的前手才能相信持票人可以行使追索權並向其履行債務。因此，拒絕證明在保全持票人的享有的票據權利方面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一、拒絕證明的外在形式
拒絕證明的外在形式，是指能承擔拒絕證明內容任務的載體。拒絕證明的外在形式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具有證據的作用與價值。一個國家的票據所規定的拒絕證明的形式具有多樣簡便的特性，就能更好的保全持票人的票據權利。反之，則使持票人的行使追索權時會遇到更大障礙和耗費更多的精力和財力。長期以來，大多數國家將由一定的機關作成的拒絕證書作為唯一的法定的證明形式。但是，隨著票據交易的日益發展，拒絕證書也因其手續繁瑣而越來越不適應新的經濟形式。於是，拒絕證明多樣性勢在必行。因此，雖然當今各國的票據法對拒絕證明的形式有著不同的規定，但是多數國家除規定拒絕證書這一主要的拒絕證明的形式外，還規定了其他一些簡便易行的證明形式。
(一)拒絕證書
拒絕證書是傳統的法定證明形式，它是用以證明持票人曾經依法行使票據權利，但未達目的或無從行使票據權利的要式公證書。由此可見拒絕證書應具有這些特點：(1)，拒絕證書只能有特定機關製作。拒絕證書是要式的公證書而非不要式的私證書，所以只能有一定機關作成而不能由私人作成。如《日本拒絕證書令》第一條規定：「票據或支票的拒絕證書，由公證人或執行官作成。」我國台灣地區的票據法第106條規定：「拒絕證書，由持票人請求拒絕承兌地或拒絕付款地之法院公證處、商會或銀行公會作成之。」但事實上仍只有公正機關製作。[2](P193)英國的《票據法》第51條第2款規定：「如果國內匯票遭到退票，只要持票人認為合適，得視具體情況或對拒絕承兌或拒絕付款作成公證記錄。」[3](2)，拒絕證書是法定的要式證明文書。拒絕證書作為要式的證明文件一方面可以為保護持票人的利益提供強有力的證據，持票人易於獲得賠償;另一方面對被追索人亦有益處，要求持票人作成拒絕證書而後賠償，由於其具有較強的可信度從而能更好的防止詐欺行為。[4](p295)(3)拒絕證書是證明持票人曾依法行使票據權利或無從行使票據權利的書面證明材料。因此，拒絕證書不具有證券的特點，它僅是為了證明一種法律事實的存在，而不表示權利[4](p295)。
我國的票據法雖然規定了略式拒絕證明形式，但是對於拒絕證書未作規定，這不能說不是立法方面的一個缺憾。在我國當前的《票據法》現有的規定下，雖然持票人在無拒絕證書的情況下，仍然可以有其他形式來證明持票人已依法行使票據權利而被拒絕或無法行使票據權利。但是，拒絕證書作為拒絕證明最有證明力的形式，則更為適合面額較大和流通性較強的票據。另外，拒絕證書形式的拒絕證明是各國普遍存在的，而其他的拒絕證明形式是在各國規定的極不統一。因此，無論從對內完善票據制度還是從對外便利經濟交流來看，我國《票據法》都應對於拒絕證書予以明確規定。
(二)拒絕證明的其他形式
拒絕證明的其他形式是指除拒絕證書之外的，能證明持票人依法提示承兌或提示付款而被拒絕的事實的法律文書。相對於手續繁瑣的拒絕證書來說，其可被稱為略式拒絕證明形式，主要包括退票理由書以及承兌人或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行在票據上記明提示日期、拒絕事由、拒絕日期並簽章。
退票理由書，一般是指在持票人向承兌人或付款人委託的代理銀行提示承兌或提示付款遭到拒絕後，由付款人委託的代理銀行出具的，記載銀行不承兌或不付款理由的書面證明文件。在市場經濟日益發達的現代社會里，隨著銀行業的發展，銀行作為社會活動的中介機構作用的增強，通過銀行辦理票據結算和轉帳結算，越來越成為社會經濟活動中法人或公民進行資金清算的主要形式。通過銀行辦理票據結算時，付款人應在發票前或票據到期日屆滿前，將資金存入其委託的付款銀行，持票人可直接向付款銀行提示承兌或提示付款，也可以委託其開戶銀行向付款銀行提示承兌或提示付款。如果付款人在發票後或票據到期日屆滿時，其帳戶上沒有足夠的資金支付票據金額，或有其他原因使持票人未獲承兌或未獲付款時，付款銀行應填具退票理由書，直接退給持票人，或退回收款銀行轉交持票人。退票理由書是持票人已經行使票據權利而未獲結果的證明，和拒絕證書一樣是拒絕證明的一種形式，持票人持退票理由書行使追索權和持拒絕證書一樣能夠行使追索權。我國的《票據法》就規定了這種略式拒絕證明形式，並且將出具退票理由書規定為承兌人或付款人的一項義務。《票據法》第62條第二款規定：「未出具拒絕證明或者退票理由書的，應承擔由此產生的民事責任。」①
持票人向付款人提示承兌，或者向承兌人或者付款人提示付款時，如果被拒絕承兌或付款的，持票人可以要求承兌人或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行在被拒絕承兌或被拒絕付款的票據上記明提示日期、拒絕事由並簽章。這種簽章式的拒絕證明形式比退票理由書更簡便易行且有更廣的適用范圍。因此，不僅在我國，其他許多國家對此也都有規定，如美國《統一商法典》第3-510條就規定：「下列事項應允許作為證據，並構成對拒絕證書和上述任何退票通知的推定：(一)前條規定的正規格式文件，其意圖是作成拒絕證書的;(二)則付款人、付款銀行或提示銀行在票據上或伴同票據所的專門蓋章或局面記載，載明承兌或付款因符合拒絕事由而遭拒絕的;(三)付款人，付款銀行，或任何托收銀行，在其通常業務過程中所作的任何簿冊或記錄，顯示拒絕的，即使由誰作的這種記錄沒有證明亦然。」[3]
二、拒絕證明的替代
無論是拒絕證書還是退票理由書都表現為直接從承兌人或付款人取得有關的證明。但是，在特別情況下，持票人無法直接從承兌人或者付款人處取得有關證明時，如果要行使追索權，則需要從有關機關取得相應的證明，以替代拒絕證明。
1、醫院、公安機關等有關單位出具的承兌人或付款人死亡的證明。依據《票據法》第63條的規定，持票人因承兌人或者付款人死亡不能取得拒絕證明的，可以依法取得其他證明。這里的「其他證明」一般是指醫院、公安機關等出具的死亡證明。另外，「其他證明」下可以是人民法院的宣告死亡判決書。
2、有關機關出具的承兌人、付款人逃匿的證明。依據我國的《票據法》第63條的規定，持票人因承兌人或者付款人逃匿而不能取得拒絕證明的，可依法取得其他相關證明。《票據管理實施辦法》第28條將出具當事人逃匿證明的機關限定為司法機關。在司法實踐中，司法機關之外國家機關出具承兌人、付款人逃匿的證明法院也通常予以認定有效。
3、人民法院的有關司法文書。《票據法》第64條第1款規定，承兌人或者付款人被人民法院依法宣告破產的，人民法院的有關司法文書具有拒絕證明的效力。換句話說，在承兌人或者付款人依法破產時，即喪失了對匯票進行承兌或者付款的能力，持票人不可能取得當事人直接出具的拒絕證明。《票據法》即允許持票人無須取得其他證明，而將人民法院有關的司法文書直接作為相應的證明，此時，即認為持票人具備行使追索權的有關形式要件。
4、有關行政主管部門的處罰決定。《票據法》第64條第2款規定：「承兌人或付款人因違法被禁令終止業務活動的，有關行政主管部門的處罰決定具有拒絕證明的效力。」與上述情形相同，承兌人或付款人因違法被責令終止業務活動時，承兌人或付款人不可能再為付款或承兌行為，持票人同樣也不可能取得當事人直接出具的拒絕證明，故《票據法》允許持票人將有關行政主管部門的處罰決定作為相應的證明。此時，也認為持票人具備行使追索權的有關形式要件。
由此可見，依照我國《票據法》的規定，上述四種情形中持票人取得的有關合法證明都具有代替承兌人或者付款人出具的拒絕證明的效力，持票人向其前手行使追索權可依據這些合法證明而進行。國外的票據法對拒絕證明的替代問題也有所規定，如日內瓦《統一匯票本票法》第44條第6款規定：「付款人不論其已否承兌，或不獲承兌匯票的發票人受破產宣告時，此種情況下，持票人行使追索權，只要出具法院的裁定書即可。」[3]德國的《匯票本票法》第44條第6款第2項規定：「提示登載在《聯合公報》上或登載在規定刊登法院公務公告的報紙上的法院裁決公告應受到與出示法院裁決同樣的重視。」[3]
三、拒絕證明的免除
一般而論，作成拒絕證明是為行使追索權的必經程序，如果持票人未在法定期限內請求作成拒絕證書，即發生喪失對前手的追索權的後果。但是，在一定的條件下也可以免除持票人請求作成拒絕證明。
1、在票據當事人有約定的條件下免除作成拒絕證明。作成拒絕證明雖為持票人行使追索權的必經程序，但由於作成拒絕證明的費用必須由被追索人負擔，且作成拒絕證明實際上等於向公眾證明該票據信用的不足，結果對票據債務人很不利。所以，票據法允許有關票據當事人在匯票上作「免除作成拒絕證明」或「退票時不承擔費用」的記載。這樣即節省了費用，又維護了票據債務人的信譽。[5](P120)如德國的《匯票本票法》第46條第2款就規定，經在匯票上加註「不負擔費用」、「免於作成拒絕證明書」的批語或具有類似含義的批語並簽名，出票人及任何背書人或保證人得免除持票人行使追索權而須作成拒絕證書或具有類似含義的證明的義務。[3]日內瓦《統一匯票本票法》第46條第1款也規定，發票人、背書人或票據保證人得在票據上記載「退票時不承擔費用」或「免除作成拒絕證書」，或其他同義之文字並簽名時，持票人可以不作成拒絕承兌證書或拒絕付款證書而行使其追索權。第三款規定，第一款記載，如為發票人所為，對於匯票上一切簽名人均發生效力。發票人已為第一款之記載，但持票人仍作成拒絕證書時，應自負擔其費用。但該記載如系背書人或票據保證人所為，而已作成拒絕證書者，其費用得向匯票上一切簽名之人要求償還。[3]我國台灣地區現行票據法第94條的規定與此基本相同。但我國台灣地區現行票據法第94條所規定的記載「免除作成拒絕證書」之人不包括票據保證人。我國的《票據法》對此問題未有規定，一般認為發票人或背書人或票據保證人如作此類記載的則不生票據法上的效力。
2、在符合法律規定的條件下免除作成拒絕證明。從國際上的立法規定來看，法定免除拒絕證明的事由主要是不可抗力。日內瓦《統一匯票本票法》第44條第4款規定：「如不可抗力之事由延至到期日後30日以外時，持票人得徑行行使追索權，無須提示或作成拒絕證書。」[3]我國的《票據法》對此也未有明確的規定，但是，由於民法的基本原理在商法未規定問題上可適用，從民法理論方面來解釋可以認為：當不可抗力發生並延續一定時間時，持票人如無法提示或作成拒絕證明，則持票人應可免除請求作成拒絕證明。
3、在已作成拒絕承兌證明時對拒絕付款證明的免除。對於此規則，筆者認為不需要法律予以明文規定，這是因為付款人既然拒絕承兌，則其為付款的可能性幾乎沒有了，所以能夠毫無爭議的認為拒絕承兌證明也可以當作拒絕付款證明。盡管如此，國際上的許多票據法都也進行了明確規定。如日內瓦《統一匯票本票法》第44條第款規定：「拒絕承兌證書作成後，無須再為付款之提示，也無須再付款之提示，也無須再請求作成拒絕付款證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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