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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治文章

發布時間: 2022-06-03 01:26:31

『壹』 民法典故事會徵文1500字

寫作思路:圍繞文章的中心思想,結合自身感受得描述,正文:

典,意味著規范,系統。法典,是對法律的提煉與整合。薩維尼說:「法典是對全部現有法律系統性的整理與編纂,並且具有由國家賦予的排他性的唯一的法律效力。」培根說:「應當制定一部法典的時代,必當在智慧上超越此前的一切時代,因此一個必然的結論是,其立法能力必定為其他時代所不及。」

近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新中國首部民法典的問世,為推進全面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保障人民權益具有重大意義。意味著,我們每個人的生活都將因這部法典的誕生而被深刻改變。

作為新時代的法典,民法典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保障人民權益得以實現。例如,民法典規范了自然人、法人等民事主體之間的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涉及經濟社會生活方方面面;

同人民群眾生產生活密不可分,同各行各業發展息息相關。民法典的到來,保障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讓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活動更加有序,讓社會更加和諧。

作為一部與每個人都息息相關的法律,民法典的實施,在我國立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他先後經過4次修改,歷時五年,終於頒布實施,實現了幾代人的夙願。

他的出台緊扣時代脈搏,回應時代需求,它標志著我國私權治理體系的雛形基本形成,我國對於民事權利的保護將進入全新的「民法典時代」。我們相信,作為中國法治現代化的標志之一,民法典必將成為新時代制度文明的重要基石。

「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隨著經濟社會不斷向前發展、經濟社會生活中各種利益關系不斷變化,民法典在實施過程中必然會遇到一些新情況新問題。這就要求我們全體黨員應順應時代潮流,以更高的標准嚴格要求自己。要堅持問題導向,適應技術發展進步新需要,在新的實踐基礎上推動民法典不斷完善和發展。

『貳』 你如何看待民法典的通過和推行論文

先富帶動後富,但先富了,後富卻很難帶動。
一個國家講的是整體,一部分富裕的人代表不了整個國家,最主要的還是普通大眾。
民法典的推行是勢在必行的。

『叄』 求民法性質的論文

論民法的性質
【內容提要】民法的性質集中表現為民法是市民社會的法。市民社會是純粹由個人作為主體參與的社會,是法律主體的生存之本。民法是私法,公法與私法的劃分仍然是法律的一種基本分類。民法體現了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一般條件。
【關 鍵 詞】民法/性質
【 正 文 】
民法乃一國法律體系中之基本法,與刑法行政法訴訟法等共同構成一國之部門法體系,為最重要的法律部門之一。
一、民法的性質:市民社會的法
民法的性質表現在四個方面:民法是市民社會的法;民法是私法;民法是實體法;民法體現了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一般條件。其中,市民社會的法是民法性質的集中體現。
(一)民法是市民社會的法
通過對民法一詞的語意與淵源考察我們已經得知,民法者,實乃市民法之簡稱也,而市民法者,當為市民社會之法也。何謂市民社會?社會的本質是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存在方式,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則依兩種方式發生,一種是直接面對其他社會成員而發生,包括家庭成員,另一種是通過國家這一中介而發生。由此形成兩種社會關系,前一種社會關系因直接發生於社會成員之間,故其有關內容取決於社會成員個人的意志,而後一種社會關系通過了國家的中介,國家必將其意志體現在其中。體現社會成員個人意志的社會關系當以個人或私人利益為出發點和歸宿,而體現國家意志的社會關系當以國家或公共利益為出發點和歸宿。由此,人所參與的全部社會關系不外乎此兩種類型,而社會也就因此可以不僅從理論上而且從實證上劃分為兩種,一種為純粹由個人作為主體參與的社會,即所謂市民社會,而另一種為有國家參與的社會,即所謂政治社會或政治國家。而規范政治社會關系的法律就是公法,它以保障國家權力的行使為目的。所以說,民法(市民法)是關於市民社會的法。
(二)民法是私法
「民法是私法」這一判斷在今天已是學界之共識,然而這一共識的取得在我國卻經歷了艱難的過程。當然,在認識上有一個發展過程, 這是完全正常的。
公法與私法的劃分盡管向無統一的標准,有利益說、效力說、主體說、統治關系說、意思說等,但自羅馬法以來人們都承認將法作這樣的劃分,查士丁尼在《法學總論》中即指出:「法律學習分為兩部分,即公法和私法。公法設計羅馬帝國的政體,私法則設計個人利益。」從最根本的意義上說,公法就是關於政治權力的結構、 行使、效力等的法,而私法就是關於市民權利的取得、行使、效力、保護等的法。一般認為,私法即指民法或民商法,公法則包括憲法、刑法、行政法、各種訴訟法等。究其實,私法乃關於私權利與私人利益之法,正如日本學者美濃部達吉指出的:「私法是關於個人相互間的關系的法,所以觀察個人相互間享有某種特定權利和負有之司法是否適合法律的秩序,就是私法規定的立法著眼點。私法所保護之法律的秩序,主要是該關系當事人之個人利益。
(三)民法是實體法
實體法與程序法也是法律的基本分類方法之一。其劃分標准在於法律的內容是規定法律主體在社會關系中的本體性權利義務還是規定法律主體在以司法機關為主導的訴訟關系中的程序性權利義務,如屬前者則為實體法,如屬後者則為程序法。是故,實體法乃決定了法律主體在發生常態交往時的具體權利義務,程序法則決定了法律主體在發生異態交往時即糾紛狀態時的訴訟權利義務。民法之內容在於規定私法主體在市民社會交往中具體的財產與人身方面的權利義務,所以民法屬於實體法。
與民法這一實體法對應的程序法是民事訴訟法(包括仲裁法)。學者多將實體法與程序法的關系看作形式與內容的關系,或主法與助法的關系,自不無道理,然須注意,程序法自有其價值與生命,而程序公平與程序正義本身即為法律公平與正義之應有之義,切不可以主助關系而犧牲程序價值以求實體價值。
(四)民法體現了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一般條件
按照經典經濟學家的分析,可以綜合出商品生產與商品交換的一般條件,即:社會分工;身份獨立;交換自由。而民法既是直接在這種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基礎上產生的,又反過來最直接地促進了這種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所以說民法體現了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一般條件。
社會分工是商品生產的首要條件,正如經典經濟學家所指出:「分工和私有制是兩個同義語,講的是同一件事情,一個是就活動而言,另一個是就活動的產品而言」。民法的所有權制度就是私有制的法律反映,所有權是市民社會主體獨立人格的物質前提和保障。而由所有權演變而成的他物權制度又進一步豐富了所有權的實現途徑,促進了社會分工。
交換不僅須有身份平等的主體,而且須有貫徹這種平等身份的形式或媒體,使人們能將自己的自由意志充分體現在交換的形式與內容中,從而使產品和社會財產的流轉能最大限度地符合人們的利益追求,使人們的經濟活動最大可能地接近價值規律的要求。這便是民法的契約自由制度。
由此觀之,民法的確是體現了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一般條件,是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基本法。

『肆』 民法典作文可以取什麼題目

學習的心得體會。千呼萬喚,新中國歷史上首個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終於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高票表決通過。民法,是調整和我們生活息息相關的幾乎所有的法律,因此,《民法典》也被大家稱為是社會生活的網路全書,是人民權利的寶典,每個公民的生活和工作,每個企業的設立和運營,都離不開它。這次《民法典》的出台,可以說亮點多多,從第一編的總則編,到第七遍的侵權責任編,都有不少和我們生活密切相關的新變化。充分認識頒布實施民法典的重大意義,推動民法典實施,以更好推進全面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更好保障人民權益。
加強宣傳教育、加大民法典普及力度。實施好民法典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保障人民權益實現和發展的必然要求。民法典調整規范自然人、法人等民事主體之間的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這是社會生活和經濟生活中最普通、最常見的社會關系和經濟關系,涉及經濟社會生活方方面面,同人民群眾生產生活密不可分,同各行各業發展息息相關。民法典實施得好,人民群眾權益就會得到法律保障,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活動就會更加有序,社會就會更加和諧。實施好民法典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鞏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必然要求。

『伍』 以《我身邊的民法》為題,寫一篇兩千字的法律文章

今年年初天還很冷的時候,一天晚上和老公一起吃飯;像往常一樣,老公照例都會講一些他一天中遇到的有趣事情和對一些新聞事件的看法。這也是我每天例行的向老公學習各方面知識的時間,因為在我心裡老公就是我的知識寶庫。老公在單位負責法制工作,平日里對法律方面的事情比較關注,常和我聊一些這方面的話題,我的那些支離破碎但卻非常寶貴的法律知識大多都是通過這樣的渠道從老公那裡學來的。
這天老公說的第一件事,是他們單位辦公樓的玻璃門讓一個來辦事的人給推掉下來撞碎了。不待老公講完,我脫口就說:那可得讓他賠!老公笑著問我:你憑什麼讓人家賠?我理直氣壯地說:他損壞了你們單位的東西,當然要賠,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啊!老公對我的判斷不置可否,繼續講完了整個事情。老公說,他們單位的那道門是雙扇的,其中一扇已經壞了好長時間了,一直沒修理。今天來辦事的那位先生,進來時推的是那扇好的,出去時推的是那扇壞的,結果一下子把整扇玻璃門從門框上推掉了,玻璃門自然摔得粉碎,萬幸的是沒傷著人。老公講完事情,給我解釋說,我國《民法通則》中有這樣的規定:建築物或者其他設施以及建築物上的擱置物、懸掛物發生倒塌、脫落、墜落造成他人損害的,它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應當承擔民事責任,但能夠證明自己沒有過錯的除外。也就是說,他們單位作為辦公樓的所有人和管理人對公眾進出他們辦公樓是負有安全責任的;如果他們單位作為辦公樓的所有人和管理人不能為公眾進出他們的辦公樓提供安全的服務設施,甚至由此造成公眾的人身傷害,那麼他們單位就需要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以發生在他們單位的這件事為例,那扇已經損壞的玻璃門是存在安全隱患的,盡管門上已經張貼了'此門損壞'的警示語,但其對公眾來說並不意味著他們單位就可以免責,因為公眾可能沒注意到,個別公眾不能識別警示語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老公繼續說,其實他們單位已經很幸運了,那扇破碎的玻璃門沒傷著那位先生,如果造成了人身傷害,麻煩可就大了。老公還告訴我說,在民事權利中,人身權是高於財產權的,在人身權和財產權發生沖突時,財產權是要讓位於人身權的。這是以人為本思想在民事法律中的重要體現。
老公有理有據的分析,讓我頓開茅塞,看來生活中有些事情僅憑想當然還真是不行的,我們是法治國家,社會生活中的許多環節都需要法律來保證。
老公這次給我「上」普法課提到的《民法通則》以前也聽說過,但還真沒認認真真學習過;請老公幫忙找來小冊子,不到半個小時就通讀了一遍。真是不看不知道,這一看還真發現自己在民事法律認知上存在不少問題。譬如《民法通則》第一百零六條和第一百三十二條規定的「公民、法人……沒有過錯,但法律規定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和「當事人對造成損害都沒有過錯的,可以根據實際情況,由當事人分擔民事責任。」就讓自己長了不少見識。如果不知道這就是法律規定,一旦遇到類似的事情,被法官判決承擔民事責任,一定還懷疑法官貪贓枉法呢。
也許是要「檢查」我學習《民法通則》的學以致用情況,在我學習《民法通則》後沒幾天,電視里就報出了一則涉及《民法通則》的案例。這是一場因有人在高層建築物上拋物造成樓下居民人身傷害,卻又無人承但責任,而引發的受害者將這棟樓上二層以上所有住戶統統告上法庭的民事訴訟,最終法庭判決這棟居民樓二層以上所有住戶一並承擔賠償責任。
我和老公一起看完了這條新聞後,老公問我:這棟居民樓上的住戶冤不冤?我不加思索地回答:當然冤了,一個人扔的東西,惹的禍,卻讓鄰居們一起跟著挨告,一起跟著賠償。但說完後,我馬上就意識到我的說法好像不太「合」法,剛學過的《民法通則》里好像有相關的法律規定;急忙找來《民法通則》小冊子,循著記憶一下子就找到了第一百三十二條。老公看我前幾天的《民法通則》還沒白學,滿意地笑了。
過去一說到法,人民很容易就會想到刑法和經濟法,而對於遠離犯罪和商業性經營活動的人們來說,法似乎離自己很遠。實際上,對於一個公民、一個生活在人群中的公民來說,他無時不刻都生活在法律營造的社會秩序中,特別是民法,更是時刻伴隨在我們的左右,維護我們的利益,為我們遮風擋雨。(來自網路網)

『陸』 民法典感想和體會200字

寫作思路:圍繞文章的中心思想,結合自身感受得描述,正文:

《民法典》內充分體現了人民的容意志和意願。因為它完全來自於人民的生活和實踐,無論是在生活中遇到高空拋物、還是在消費中遇到的「套路貸」「校園貸」「高利貸」等等。《民法典》都一一給了解答,豐富地展示了與人民相關的點點滴滴。

值得注意的是,《民法典》是具有生命力的,它堅持問題導向。而問題的提出和解決,自然是問政於民、問需於民、問計於民,了解民情、集中民智,《民法典》更好的體現人民的需求、人民的利益、人民的意志,能夠真正用來解決和調解現實生活中群眾迫切需要解決的各種矛盾和問題,回應社會關切。

為了加強民事立法相關活動和加強《民法典》執法司法活動,我們仍然有許多問題需要在實踐中檢驗、探索,還需要不斷配套、補充、細化,在新的實踐基礎上推動《民法典》不斷完善和發展。

同時把《民法典》作為行政決策、行政管理、行政監督的重要尺標,我們要秉持公正司法,提高民事案件審判水平和效率。發揮人民調解、商事仲裁等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作用,多方面推動《民法典》實施方案。

『柒』 求論侵害法人人格權的民事責任的文章2000字

法人人格權是與法人財產權同等重要的一項民事權利,它表現法人獨立的主體資格,標志法人全部活動的總的評價,並體現一定社會評價的權益。確認並保護法人的人格權,是我國法律的一項重要的任務。盡管我國《民法通則》對法人人格權及其民法保護問題作了一些原則性規定,但由於理論上的准備不足,這些規定仍很不盡人意。有鑒於此,本文試圖結合國內外關於法人人格權及其民法保護問題的理論與實踐,對法人人格權及其民法保護問題作一些初步探討。

一、法人人格權產生與發展的歷史軌跡

根據當代學者的觀點,法人制度萌芽於羅馬法時期。其最終被法律所確立,應首推1896年的《德國民法典》。從該法典的制定過程來看,法人人格權的確立經歷了-個步履艱難的過程。第一次草案只規定法人具有獨立的財產權利並負擔獨立的財產義務的能力,而法人人格權的確認與保護,還沒有提到議事日程。第二次草案則賦予法人以所有財產上的能力以及完整的權利能力。在第二次委員會上又特別賦予法人一種人格權-名稱權。德國多數學者主張保護法人的名稱權,但也有較強的反對意見,所以《德國民法典》第12條雖然明確規定保護自然人的姓名權,但並沒有明確規定該條的規定可適用於法人。直到1907年的《瑞士民法典》,才第一次對人格權作了一般規定。該法典第53條規定:「法人能享受一切權利,井負一切義務。但如性別、年齡、或親屬關系等,並以人類之天然性質為其前提者,不在此限。」我國台灣地區的民法典基本上採取了瑞士立法例,該法典第26條規定:「法人於法令限制內,有受權利、負擔義務之能力,但專屬於自然人之權利義務,不在此限。」 前蘇聯和東歐國家比較重視對人格權的保護。1964年的《蘇俄民法典》雖未提到人格權的概念,但規定了保護公民和組織名譽和威望的規則(第7條)。1978年修改的《匈牙利民法典》專門設立一章共計10條規定了人格權,並極力擴大人格權的范圍,它包括生命、身體、健康、肖像、榮譽、名譽、尊嚴、姓名、自由、個人生活秘密(及通訊秘密,營業秘密)等。「這里的新規定,是對人格權的保護規定,也必須適用於法人。」(1)該法典實際上已賦予法人具有名稱權、榮譽權、名譽權等。原《東德民法典》在第327條第一款規定了公民應受尊重的人格權,特別是他的榮譽、名譽、肖像、姓名、著作權或創造性活動產生的其他類似的應予保護的權利受到侵犯時的請求權;第二款規定了企業可以比照第一款享有這種請求權。這樣,該法典間接地賦予了法人具有名稱權、名譽權、榮譽權等幾種人格權。

我國《民法通則》設專節建立了人身權制度,它對法人人格權問題作了迄今最為集中、全面的規定,明確規定法人享有名稱權、名譽權、榮譽權等人格權。這是我國《民法通則》的獨創。

通過以上對法人人格權產生與發展的歷史軌跡分析,我們不難得出如下幾點結論:

1.盡管我國許多學者認為:「人格權的享有,是作為權利主體的基礎,是權利主體享有其他權利的前提。」(2)但從法人人格權產生與發展的歷史過程看,在早期的有關民事立法中,法人的民事主體與其人格權的確立並不是完全同步的,法人人格權的真正確立經歷了一個漫長、曲折的過程。嚴格地說,法人人格權的確立是20世紀的事情。

2.如果說在以前的民事立法中,有的忽略了法人的人格權,或有的僅把其作為一項民事利益而不是一種民事權利規定在民法債編侵權行為章節的話,那麼現代民事立法有的已經開始把它作為民事主體的一項基本權利確定下來,而且用獨立的章節加以系統地規定。

3.法人人格權的范圍越來越廣泛。到目前為止,一些國家的民事立法已把名稱權、名譽權、榮譽權、營業秘密等列入了法人的人格權,從某種意義上說,法人的人格權已經開始逐步實現從個別人格權到一般人格權的轉變。

4.法人人格權能否被法律所確認,與該國的政治制度尤其是經濟制度關系密切,就前蘇聯和東歐國家而言,在實行高度集權管理,推行計劃經濟條件下,沒有確認法人人格權的必要和可能。而在進行經濟體制改革之後,企業逐漸成為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在法律上享有法人資格,為維護法人的合法權益,有必要賦予法人以人格權。於是,這些國家在進行不同程度改革的同時,修改或重新制訂了民法典,對法人人格權作了不同程度的規定。

5.法人人格權的最終確認,不僅是社會生產力不斷發展,法人制度不斷完善的客觀要求,而且也是社會進步的內在表現。

二、法人人格權的法律特徵

法人與自然人雖然都具有民事主體資格,但法人畢竟不同於自然人,它是一種社會組織,法人人格權雖然與自然人人格權有其共性,如都是絕對權,但它仍有自己的特性。

首先,法人作為一種社會組織,不具有與生命密切相關的人格權,如生命健康權、肖像權、婚姻自主權等。

我國有的學者認為:法人依法享有的著作人格權,可稱為著作精神權,不法損害法人精神利益或精神權利者,可成立法人精神損害。(3)那麼,法人究竟能否享有著作人格權呢?各國著作權法規定不盡相同,學者們認識上也有嚴重分歧。一種主張認為,創作是自然人的心理活動過程,只有自然人才具有創作能力,法人和非法人單位事實上不可能直接創作。因而,作者只能是自然人,只有自然人才可能享有著作人格權,多數大陸法系的國家如德、法等國都持此種主張;另一種主張則認為,作者原則上應為自然人,但不排除法人和非法人單位在指定情況下,也可以成為職務作品的作者。英、美、日等國持此種主張。我國著作權法起草時,學者們對此也認識不一。不過,從我國《民法通則》第94條及《著作權法》第11條的規定來看,基本上採納的是後一種觀點。

盡管我國有關法律規定法人享有著作人格權,但我們認為,著作人格權雖名為人格權,卻與-般人格權完全不同:1.一般人格權是人人具有的,著作人格權僅作品的作者才享有;2.一般人格權的容體是權利主體的人格或精神利益,著作人格權的容體是作品;3.-般人格權與權利人人身是密切結合不可分的,著作人格權與權利人的人身是相互分離的,作品一旦完成就在人身之外而獨立存在;4.一般人格權存在於人的一生,著作人格權則始於作品形成,並不因權利人死亡而隨之消滅;5.一般人格權與人身不可分離,它不能被轉讓,也不能被放棄,著作人格權只是與作品直接聯系,因而並非絕對不能被轉讓或放棄;6.侵犯-般人格權,往往也就直接侵犯了權利人的人身或人格,而侵犯著作人格權並不是直接侵犯了權利人的人身或人格,只是有可能間接侵犯了他人的發表權或署名權,也就可能侵犯了他人的名譽權,但二者畢竟不是一回事。

其次,法人人格權一般來說與物質利益有密切的聯系,尤其是企業法人,其人格權也是一種無形財產。譬如說,聲譽較好的企業比較容易吸收社會資金,獲得銀行貸款,從而推進技術改造,擴大生產規模;信譽好,質量優的產品在市場上競爭力就強,就暢銷;企業對社會做出了比較大的貢獻,就能取得各種榮譽稱號,從而進一步促進企業的發展。從這種意義上說,企業的名譽、榮譽、名稱就是市場,就是財富。因此,我國許多學者認為法人的人格權既是一種人身權,又是一種財產權。1992年財政部發布的《企業會計准則》第31條規定企業的無形資產包括企業的商譽。《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第1條第2款將廠商名稱納入了工業產權的范圍。

再次,法人的某些人格權可以依法出售或轉讓,如我國《民法通則》第99條規定:「企業法人,個體工商戶,個人合夥有權使用,依法轉讓自己的名稱。」這主要是因為這類人格權本身也是一種財產權。

正因法人人格權具有上述特點,決定了對法人人格權的侵害,往往只會給法人造成財產上的損失,而不會造成什麼精神損害。對這個問題學者們認識不一。如台灣學者曾世雄認為,既然通說以實在說為法人的本質,那麼「在理論上法人亦因具有權利能力應同樣可為賠償權利人」,「權利能力之存在即足以支持非財產上損害賠償請求權,痛苦之感受乃客觀認定即為已足,實際上有無則非所問……更有進者,法人之人格權受侵害之結果,如其內部之自然人有痛苦之感受,以法人內部自然人為法人機關或法人機關中之配置,其痛苦之感受即為法人之感受,唯有如此認定,實在說-組織體說方始前後一貫。」(4)我國大陸一些學者也認為,法人的名稱被假冒,名譽、榮譽被污損,會給法人造成產品退貨、合同解除等財產損失,也會嚴重挫傷法人決策人員的決策情緒和工人的勞動熱情,造成精神上的損害。侵害法人的名兩極、名譽權和榮譽的,也可給法人造成精神損害。(5)

我們認為,法人的本質採取「實在說」,並不能得出法人會產生精神損害的結論,因為實在說只能說明法人是一個實實在在的民事主體,具有民事權利能力與民事行為能力,而不能得出法人也是一個實實在在的自然人。判斷決定自然人或法人能否會產生精神損害,關鍵並不取決於它是否具有民事主體資格或是否具有民事權利能力,而在於它是否具有產生精神損害的可能性。既然通說認為精神損害是指心理或感情上的痛苦,那麼作為社會組織的法人,因其自身根本不可能產生所謂「心理或感情上的痛苦」,也就不會產生所謂的精神損害。當然侵害法人的人格權,很可能給其決策人員及其他工作人員造成心理或感情上的痛苦,但這畢竟是其工作人員的痛苦。在這種情況下,法人雖不能請求精神損害賠償,但其工作人員則可請求精神損害賠償。如侵害法人的名譽,致其工作人員的名譽亦受侵害時,其工作人員可以請求侵害人給付慰撫金等。

我國有的學者認為:「國外理論界有入把資產階級的法人稱為『精神上』的人,這個概念比通常把法人稱為『擬制的人』具有更積極的意義,它表示法人人格具有精神上的屬性,摒棄了傳統民法認為『法人沒有精神可言』的見解。」(6)既然法人也有精神,那麼法人也就會產生精神損害。這種說法,是望文生義的結果。國外有人把法人稱為「精神上」的人,是針對以前民法理論只承認自然人具有民事主體資格這一現實而言的,它實質上是指在觀念上或思想、精神上把法人視為同自然人一樣,而不是說法人也有精神。

我們還必須注意到,非財產損害與精神損害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它們二者之間的關系是屬概念與種概念之間的關系。從世界各國的立法體例來看,幾乎所有國家的民法典都採用的是「非財產損害」的概念;從各國民法理論來看,德、奧、瑞等國的通說認為:非財產上損害,雖以精神痛苦為主,憂慮、絕望;怨憤、失意、悲傷、缺乏生趣,均為其表現形態,但尚應包括肉體上的痛苦在內。名譽遭受侵害者,被害人多僅生精神上的痛苦。但身體被侵害者,依其情性,亦會產生肉體的痛苦,精神與肉體均不具有財產上的價值,其所受的痛苦,應同屬非財產上的損害。台灣地區一些學者也認為:「所謂非財產上損害,抽象言之,系指權益受侵害。致被害人在非財產上價值遭受損失而言;就其具體內容而言,是為精神或肉體痛苦,其基本特色,在於不可以金錢價額予以計算。」(7)「所謂非財產上損害,指財產損害以外之所有損害而言,並非單指精神上痛苦或損害」,「蓋民法第195條所謂非財產上損害之范圍,原較精神上損害范圍為廣也。」(8)由此可見,精神損害只是非財產損害的一種,我們說法人不會產生精神損害,並不意味著法人不可能產生非財產上損害。

我國也有些學者認為,民法上的精神與哲學上的精神並非等同,哲學上的精神帶有主觀性,而民法上的精神並非全是意識的形態方面的現象,它具有一定的實在內容,因而表現出一定的客觀性。理論界有人把民法上的精神內容稱為「精神實體」,不但自然人有精神實體,法人也有精神實體,法人的名稱、名譽、榮譽等就是法人的精神實體,侵害了這些實體,就會給法人造成精神損害。(9)

我們認為,精神與精神實體有著本質的區別,前者帶有主觀性,是人腦的產物,而後者則具有客觀性,同時,自然人的精神實體與法人的精神實體也並不相同。自然人的精神實體是以具有生命機能的自然人的生物形態與心理形態為基礎發生的,而法人的精神實體是基於法人的社會形態和意識形態而發生的。可能正因為如此,有的日本學者認為,自然人的名譽可分為主觀名譽和客觀名譽,而法人的名譽指客觀名譽(社會評價的名譽)。(10)既然如此,就可得出這么一個結論:侵害自然人的精神實體可能產生精神損害,而侵害法人的精神實體不可能產生精神損害,但並不排除產生精神損害以外的其他非財產損害,如社會評價的降低等。

三、多數國家或地區關於法人人格權保護的理論與實踐

資本主義國家,雖然是確立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的先驅,但它們無論屬於大陸法系的,或是屬於英美法系的,都主張對侵害法人人格權所造成的非財產上的損害,由侵害人承擔非財產性的民事責任形式,如請求為謝罪廣告,或交付謝罪書狀,或在法庭當面謝罪(道歉),或將被害人勝訴判決書登載報紙,或登報更正或反駁等。

在大陸法系的國家和地區,如日本,學說與判例都曾認為法人名譽受到損害,僅得請求除去其侵害及請求賠償財產上損害,不得請求非財產上損害之賠償。我國台灣地區法院在處理有關案件中,也認為依法組織的法人,僅其社會價值與自然人相同而已,其名譽遭受損害,無精神痛苦可言,登報道歉已足恢復其名譽,不應再請求精神損害的賠償。多數學者對此種認識和處理表示贊同。

在英美法系國家,如根據英國學者肯尼斯?斯密斯和丹尼斯?凱尼的觀點:「法人,作為原告,能夠對其遭受的各種侵權行為提起訴訟,但是顯然對於某些類型的侵權行為如侮辱或凌辱,由於其本質屬性決定了法人不可能受這種侵權行為的損害,不過,法人對此給其生產經營活動造成的損失,仍有權提起訴訟。」(11)

當然,隨著法人地位的日益提高。對法人人格權保護的民事責任形式最近確有了一些新的變化,一些國家或地區的學說或判例肯定法人有非財產損害賠償之請求權。如最近日本東京地方法院認為,應該承認法人在受到侵害後,對其所遭受的非財產損害也享有不同於慰藉費的損害賠償請求權。日本東京最高法院認為,法人因名譽被侵害而產生的無形損害,只要可以用金錢加以評價,就應承認法人有非財產損害的賠償請求權。日本一些民法學者也一改傳統的否定說,認為法人亦有非財產損害賠償之請求權。(12)我國台灣地區法院在審理一仿造他人商標案的判決中認為:「上訴人偽造備該被上訴人之商品專用商標紙或包裝紙情事,自系不法侵害各該被上訴人之商品信譽權,而信譽權為名譽權之一種,依民法第195條第一項規定,縱非財產上之損害,亦非不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13)

盡管一些國家或地區的學說與判例肯定法人非財產損害賠償請求權,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法人也可以成為精神損害賠償請求權的主體。其一,如前所述,非財產損害與精神損害並非同一概念,精神損害只是非財產損害的一種表現形式。我們說法人不會產生精神損害,並不意味著法人不可能產生除精神損害以外的非財產損害;其二,毀損法人的名譽,可能導致該法人社會評價的降低,影響其信譽等,這只能說就是給該法人造成了精神損害以外的非財產損害;其三,名譽權受到侵害的法人,可享有非財產損害賠償請求權,但這種請求權不同於給付慰藉費的損害賠償請求權,且要以造成的非財產損害可以用金錢評價為前提。

在前蘇聯,民事立法的出發點,只限於賠償物質損害。這是因為,精神損害不能用價值、貨幣表現來衡量。這種賠償永遠只能是大概的,或者是象徵性的。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不允許受害人追償因侵犯其榮譽權和尊嚴權而造成的經濟損失。匈牙利1977年修訂並重新頒布民法典時,基於僅僅因為受害者的損害不能用金錢表示而使他得不到賠償是不公平的,何況這種非財產方面的後果,可能比財產上的損害更為嚴重,於是該法典規定,人格權被侵害的人有多種請求權,他可以主張一些特別的民法上的請求權,不僅可以請求停止侵害,並通過以侵害人的費用發表聲明而得到相應的名譽恢復,而且也有損害賠償請求權,並規定,對人格權保護,也必須適用於法人。

南斯拉夫債務法(1972年)正式以立法的形式肯定了法院的實踐,在該法第155條中為精神損害下了一個概括性定義:「對於他人造成生理的,心理的,或引起恐懼的損害」。根據這一定義,南斯拉夫債務法實質上只肯定自然人有精神損害賠償請求權,而對法人人格權的民法保護,仍然採用的是非財產性的民事責任形式。

四、我國關於法人人格權保護的立法與實踐

我國《民法通則》對法人人格權及其民法保護問題作了比較系統的規定。法人人格權受法律保護,如侵害了法人人格權造成財產損失的,侵害人要承擔損害賠償的責任;如僅造成了非財產損害呢?我國學者對侵害人要承擔非財產性的民事責任無異議,但對侵害人是否還要承擔財產性的民事責任卻有很大分歧。如有的學者根據《民法通則》第120條的規定,得出法人可以提起精神損害賠償的請求,但有的學者則認為,該條款不能作為自然人和法人精神損害賠償的依據。我們同意後者意見。

從民事損害這一概念的演變過程來看,由於早期的侵權法及合同法,一般只承認財產損害而不承認非財產損害,因而當時大多數民法學者均主張差額說,即以某人未受損害前之財產與已受損害後的財產相比較,所生的差額謂之損害。這時所說的損害可以說就是損失。然而,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物質文明尤其是精神文明的進步,個人人格的自覺,非財產損害逐漸受到重視,非財產損害賠償也逐漸被大多數國家的有關立法所確認,傳統的差額說已不能說明全部問題。事實上,民事損害不僅包括有財產的減少和應得利益的喪失,而且包括那些沒有造成損失,但確確實實存在的損害,如侵害他人的名譽,盡管不可能發生損失,卻不能否認損害的存在。在這里,損失是指經濟上的損害,即損害包括損失,損失只是損害的一種表現形式。

從民事損害的性質上來看,財產損害總是和受害人的財產損失相聯系,這種損害表現為受害人財產價值減少,完全或部分喪失等,它屬於有形損害,能用金錢來加以計算,因而財產損害又可稱為財產損失;而非財產損害通常和財產沒有直接聯系,造成的只是受害人精神上的痛苦等,它屬於無形損害,不能用金錢、貨幣來衡量。即使法律上規定這種損害也應賠償,但這種賠償嚴格上說只是一種物質上的慰藉,因為它永遠只能是大概或象徵性的。因此,那種認為「損失也可以是給他人造成非財產損失,即精神損害」的觀點是值得商榷的。

我們認為,《民法通則》第120條第一款規定的「並可以要求賠償損失」,並不是專門針對精神損害而言的,而是指當自然人的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遭受不法侵害並造成財產損害時,才可以要求賠償損失;如僅造成非財產損害,受害入只有權要求停止侵害,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禮道歉。即使《民法通則》第120條第一款,也並沒有規定自然人的精神損害可以用金錢賠償。既然如此,就不能由該條第一款推導出第二款是確立法人精神損害的立法依據。

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至今仍是否認法人有精神損害賠償請求權的,如西安蓮湖區法院和市中級法院審理康達醫療保健用品公司訴西北工商報社、陝西省醫療器械公司侵害法人名譽權一案所作的判決中,判處省醫療器械公司賠償康達公司一萬五千元,工商報社賠償康達公司五千元,兩被告所作的賠償僅是因其侵犯了原告的名譽權,致使有的用戶不再向康達公司訂貨,有的因此終止了購銷合同,結果使康達公司遭受了經濟損失,並沒有因此承認法人有精神損害賠償請求權。此外,從我國其他法院審理侵害法人人格權的案件來看;也都否認有精神損害賠償請求權。如上海靜安區法院在審理上海新亞醫用橡膠廠訴武進醫療用品廠損害法人名譽權糾紛案時就是這樣嚴再次,我國最高審判機關對此也持否定態度,如最高人民法院在1989年下達的《關於審理侵害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中認為:「法人名譽權受到侵害的,不存在精神撫慰問題。」最高人民法院在1993年頒發的《關於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中也指出:「公民、法人因名譽權受到侵害要求賠償的,侵權人應賠償侵權行為造成的經濟損失 l公民並提出精神損害賠償要求的,人民法院可根據侵權人的過錯程度、侵權行為的具體情節、給受害人造成精神損害的後果等情況酌定。」

『捌』 關於民法論文3000字

從民法的基本原則來認識公法與私法的劃分 關鍵詞] 公法;私法;法律規范體系 [摘要] 很長一段時間來,我國法學界不承認在我國法律規范體系中有公法和私法的劃分,過多 強調民事關系的國家意志性,忽視對公民和法人意志的尊重。近年來,隨著我國法制的不斷健全完善,我 們不得不修正原有的觀點,承認公法與私法的劃分。本文主要從民法的平等、自願、公平等基本原則的角 度來討論公法與私法的劃分。 近年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政治與經濟高度一體化格局開始分解,民事方面和商事方面的立法 逐漸增多,我國法學理論中的否認公法與私法劃分已不能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和要求。我國的 法學家們不得不重新審視和修正原有的觀點,接受公法與私法相對獨立的事實以及私法優先的觀點。 一般認為,公法主要調整國家與公民之間的關系,由此而形成的權利稱為公權。公法通常包括憲法、 行政法、訴訟法、刑法、稅收法和軍事法等。私法主要調整公民個人之間的關系,由此而形成的權利稱為 私權。私法通常特指民法。沒有哪一個國家的立法中明文規定「公法」或「私法」概念。最早提出公法與 私法的劃分是古羅馬的法學家馬爾比安。他認為,有關羅馬國家的法為公法;有關羅馬人的法為私法[1]。 而最初的劃分意義只在於使研習法律的人們便於認識法律、了解法律規范體系,後來法學家們認識到, 更重要的是這種劃分有利於研究法律的價值導向。由於《羅馬法》成了世界上第一個商品經濟的法律 ——《拿破崙法典》的基礎,因而,它的很多原理又為後世的許多民法系國家所普遍效法。 為什麼從羅馬法學家開始,幾乎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學家們都十分推崇公法與私法的劃分?筆 者認為其根本原因在於:一方面是為了防止體現每一個法律部門的固有本質或它的相對獨立性「異化」; 另一方面也是為了防止體現國家與公民之間的公權關系的法律對體現公民與公民之間的私權關系的法 律侵擾,以便建立起涇渭分明的部門法體系。那麼,為什麼公有制國家建立後,要極力摒棄公法與私法的 劃分呢?究其原因,正像列寧所說是為了擴大國家干預私權關系的范圍,包括國家擁有廢除私人合同的 權力,以便形成蘇維埃國家賴以存在的公有制基礎。從客觀上看,列寧不承認公法與私法的劃分,與布爾 什維克黨消滅私有制,實行土地、銀行、礦產、運輸等企業逐漸國有化的綱領和實踐是一致的。因為不這 樣,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難以在沒有現成的社會主義經濟萌芽的空地上建立起來。而我國法學理論在相當 長時期內也否認公法與私法的劃分,這與兩個原因不可分:其一,馬列主義經典之理論對我國約束太深; 其二,列寧的這一理論恰恰符合我國長期以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需要對社會經濟生活進行全面 干預的法律要求。其實,恩格斯早就有公法與私法的觀點,在論述法律產生時就指出:「在社會發展某個 很早的階段,產生了這樣的一種需要:把每天重復著的生產、分配和交換產品的行為用一個共同規則概 括起來,設法使個人服從生產和交換的一般條件。這個規則首先表現為習慣,後來便成了法律。隨著法 律的產生,就必然產生出以維護法律為職責的機關——公共權力,即國家。」[2]這一體現歷史和邏輯統一 的論述,不僅充分說明了在法律的進程中私法先於公法,更蘊含著一個深刻的觀點,即公法、公共權力是 為私法而設立的。而我們過去卻恰恰忽略了這一論述對法律分類的意義。 在現代法律體系中,公法與私法的劃分是現代法秩序的基礎,是建立法治國家的前提,在現代國家 一切法律規范,無不屬於公法或私法的一方,而且因其所屬不同而各有不同的效果。如何確立公法和私 法的劃分標准,大致有三種學說,其一為利益說,即以規定國家利益者為公法,以規定私人利益者為私 法;其二為意思說,即規定國家與公民之間的權力服從關系的意思為公法,規定有關公民相互間平等關 系的意思為私法(這也是以法律關系的內容和性質為區分標準的法律關系說);其三為主體說,即公法主 體至少有一方為國家或國家授予公權者,私法主體法律地位平等。其中第三種學說為法學家們普遍認 同。要正確認識公法和私法的劃分,筆者認為還得從民法的有關基本原則上加以考證。 一、民事主體地位平等原則。平等是一個具有多種不同含義的概念。我們在此討論的是私法主體所 涉及的法律地位平等。《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3條規定:「當事人在民事活動中的地位平等。」平 等原則是指民事主體享有獨立的法律人格,能夠獨立地表達自己的意志。作為民事主體當事人,是財產 在靜態中的所有者,在動態中的交換者,而不是國家行政管理關系中的上級下級。即使是國家作為民事 主體,也必須受民事規范的約束,與其他民事主體保持平等地位。民事主體所享有的民事權利在受到侵 害時,平等地位受到法律保護。自然人生而平等;法人不論行業、性質、財產狀況,人格也一律平等(法人 的人格平等是法人地位平等的依據)。從平等原則中就能讓我們領悟到,私法的法律關系是法律地位平 等的市場主體之間的關系,它與公法的法律關系即國家憑藉公共權力對市場進行干預的關系是截然不 同的。 不過,民事主體在人格上的平等,不等於在實際的民事法律關系中,每個當事人所享有的具體民事 權利和民事義務都是一樣的。在具體的民事法律關系中,各個當事人根據法律和自身的意志享有不同有 權利,承擔不同的義務,尤其是對法人而言,在權利的享有和義務的承擔上,還要受法人本身性質、法律 和行政命令以及法人的目的范圍等限制。 二、自願原則。《民法通則》第4條規定,民事活動應當遵循自願原則,它是指民事主體在從民事活動 時,應當充分表達自己的真實意志,根據自己的意願設立、變更和終止某種民事關系。該原則的確立就是 要賦予民事主體在法定范圍內享有廣泛的行為自由,實際上也是私法所奉行的意思自治原則的充分體 現。通過對傳統法學理論的學習和認識,可以概括出意思自治在三個層面上的內涵:第一,從法哲學和 法律社會學的角度看[3],意思自治是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哲學思潮的直接產物,這大致可定義為,每個社 會成員依自己的理性判斷,管理自己的事務,自主地選擇,自主地參與。黑格爾曾在《權利哲學》里指出, 國家應當賦予其公民以擁有私人財產的權利的同時給予個人以自由締結契約的權利[4]。第二,從公法與 私法劃分角度來看,意思自治是私法自治,其基本含義是私法主體有權自主實施私法行為,他人不得非 法干預;私法主體僅對基於自由表達的真實意思而實施的私法行為負責;在不違反強行法的前提下,私 法主體自願達到的協議優先於私法的適用,即私人間協議中變通私法。意思自治是羅馬法時期公法與私 法劃分理論的直接產物,它以承認民法是私法為理論前提,成為民法的精髓。隨著現代民法的發展,私法 自治分演為所有權絕對,契約自由和過失責任三大民法基本原則。第三,從沖突法角度來看[5],意思自治 是指為當事人協商選擇處理糾紛所適用的准據法的權利。意思自治原則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商品經 濟的客觀要求在民法上的必然反映,由於該原則恰恰符合歐洲資本主義發展時期個人本位和自由主義 的思想,所以被《拿破崙法典》以來的近現代民法始終奉為一項神聖的法律准則。但隨著現代國家干預主 義的興起,哲學上個人主義和經濟上自由主義的衰落,也必然導致意思自治原則的削弱。從本世紀開始, 民法上的契約自由原則受到沖擊,民事主體之間的交易自由不得與公共利益、道德規范和占支配地位的 公共政策相矛盾、相抵觸,許多國家的法律對以損害或侵擾社會其他成員的方式使用私人財產的行為作 出較為嚴厲的處罰規定,按照被其他商人或整個社會認為是完全不公正的慣例而進行的商業活動則受 到法律的限制。這樣,就使得意思自治原則因注入新的內容而所改變。 三、公平、等價有償原則。法律的一個理念是追求正義的實現。正義所蘊含的公平、公正、平等等價 值內涵,是政治社會中所有價值體系追求的最高目標。私法自然也將公平和正義作為其最終的理想。 《民法通則》第4條還規定,民事活動應當遵循公平原則,公平原則是道德規范的法律化。該原則要求民 事主體應以公平的觀念從事民事活動,正當地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在民事活動中兼顧他人利益和社會 公共利益,同時,司法機關在處理民事糾紛時,應根據公平原則,使案件的處理既符合法律又公平合理。 公平正義是一個極其復雜的問題,但就從事民事活動的主體來說,公平正義理念的要求體現在:第 一,一個社會的經濟結構必須為其每個成員的自由發展提供公平平等的機會,為其每個成員利益的獲取 和合理分配提供手段及程序規則,並且在利益分配和公平的實現出現不均衡時能夠予以有效補正及救 濟;第二,社會關系主體即社會成員的交易活動應當遵循普遍公認的行為准則,主體實現經濟目的的手 段應當是正當的、合理的,必須充分考慮社會利益並且自覺接受社會義務的約束。 根據《民法通則》第4條的規定,民事活動還應當遵循等價有償的原則。該原則在要求民事主體在從 事移轉財產等民事活動中要實行等價交換。任何一方不得無償佔有、剝奪他方的財產和侵害他方的權 益,如果構成對他方的損害,應負損害賠償的責任。筆者認為,該原則已涉及到交換對等之平等領域的有 關問題。例如在交換的交易中,人的正義感在某些情形下要求在允諾與對應允諾之間、在履行與對應履 行之間達到某種程度的平等。一般說來,合同當事人是通過行使其私人自治權來確定他們各自履行行為 的價值的,這與公法通過行使國家權力來確定公民行為價值是顯然不同的。 雖然公法與私法的劃分是以其不同的性質、內容來進行的,但從以上所討論到的民法有關原則上考 證,法律確實有公與私之分。不能把公法領域的強制性原則適用於平等、自願、互利的私法領域,換言之, 要收縮行政權力在私人或民間領域不適當的延伸和干預。在我國市場經濟體制下,強調公法與私法的分 離,有利於明確私人的獨立地位,私人權利義務的協商性以及民事權利不可侵犯性,尊重公民和法人在 民事交往中的意志;也有利於樹立私法是公法及整個法治的法律基礎的觀念。 [參考文獻 ] [1] 潘念之.法學總論——國外法學知識譯外[M].北京:知識出版社,1982. [2]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8卷[C].第538-539頁. [3] 姚輝.民法的精神[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36. [4] 〔德〕黑格爾.權利哲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 [5] 江平,張禮洪.市場與意思自治[J].載法學研究,1993,(6)

『玖』 民法典青少年道路上的保護傘的作文

寫作思路:圍繞《民法典》的中心思想,結合自身感受得描述,正文:

《民法內典》充分體現了青少容年成長路上的保護傘,人民的意志和意願。因為它完全來自於人民的生活和實踐,無論是在生活中遇到高空拋物、還是在消費中遇到的「套路貸」「校園貸」「高利貸」等等。《民法典》都一一給了解答,豐富地展示了與人民相關的點點滴滴。

值得注意的是,《民法典》是具有生命力的,它堅持問題導向。而問題的提出和解決,自然是問政於民、問需於民、問計於民,了解民情、集中民智,《民法典》更好的體現人民的需求、人民的利益、人民的意志,能夠真正用來解決和調解現實生活中群眾迫切需要解決的各種矛盾和問題,回應社會關切。

為了加強民事立法相關活動和加強《民法典》執法司法活動,我們仍然有許多問題需要在實踐中檢驗、探索,還需要不斷配套、補充、細化,在新的實踐基礎上推動《民法典》不斷完善和發展。

同時把《民法典》作為行政決策、行政管理、行政監督的重要尺標,我們要秉持公正司法,提高民事案件審判水平和效率。發揮人民調解、商事仲裁等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作用,多方面推動《民法典》實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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