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司法研究
1、司法機關僅指法院和檢察院，他們行使的是司法權；執法機關是行政機關，行使的是行政權。司法與執法 的區別主要表現在主體、內容、程序性要求、主動性四個方面。
2、主體方面：司法，司法機關（法院和檢察院）及其公職人員；執法，國家行政機關及其公職人員。
3、內容方面：司法，對象是案件，內容是解決糾紛；執法，以國家的名義對社會進行全面管理，內容比司法廣泛。
4、程序性要求：司法，有嚴格的程序性要求，如果違反程序，將導致司法行為的無效和不合法；執法，執法活動不如司法活動的程序性要求嚴格。主動性：司法丁被動性，「不告不理」；執法；主動性和單方面性。
拓展資料:
1.司法必須獨立，公正至上，主要為被統治者服務，活動范圍狹；執法不能獨立，效率至上，主要為統治活動服務，活動范圍廣。執法不過是嚴格依法辦事，執行法律；司法則不然，職能要廣泛些，如司法審查職能、造法職能等。
2.執法實行首長負責制，司法實行法官負責制。二者適用的法律程序區別很大。司法活動要依法進行。司法機關及其公職人員從事司法活動必須要在法定許可權內，在司法過程中要嚴格遵守程序法的有關規定，保證司法權正確、合法、及時地行使。
3.司法活動要有表明法律適用結果的法律文書。這些法律文書具有法律約束力，能夠引起法律關系產生、變更和消滅。
2. 我國立法和司法解釋在適用沖突規范制度方面分別做了怎樣的規定
一、識別：
（1） 有關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146條是一條關於侵權行為的識別規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私法示範法》第9條、第11條、第76條、第92條、第117條、第127條和第145條，分別涉及處理識別沖突的總原則以及對動產與不動產、知識產權、侵權行為和無人繼承財產的識別。
（2） 完善：總的來說，我國原有國際私法對於識別問題是很不重視的。這很容易在實踐中造成識別的困難及其解決方法的不合理。為此，我國國際私法學界在致力於國際私法立法的法典化過程中，應更重視完善與識別有關的規定。首先，在制定一國的國際私法之前要廣泛借鑒國內外學者從事比較法研究的成果，分析各國法律制度之間的差異，設想可能會發生識別沖突的情形，合理地制定沖突規范。其次，在國際私法中就識別的總原則加以規定，以指導法官根據具體情形行使自由裁量權，公平合理地處理個別案件中的識別沖突問題。最後，對於某些具體問題，也可以對其准據法的適用范圍作具體的規定，以避免在這些問題上發生額外的，不必要的識別。
二、反致：
（1） 有關規定：從我國的立法上看，目前大陸地區的《民法通則》和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有關《民法通則》的司法解釋，對反致問題沒有作出明文規定。1987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若干問題的解答中(現已廢止)，表明了我國在決定涉外合同的法律適用方面不採用反致。同時在司法實踐中也並無關於反致的案例。而在港,澳,台地區,在法律適用上都不同程度的接受了反致。在合同領域，我國的司法實踐對反致的態度保持了連續性。如2005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像各高級人民法院下發了《第二次全國涉外商事海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其中的第48條：「當事人協議選擇的法律，是指有關國家及地區的實體法規范，不包括沖突規范和程序法規范」；第49條規定：「人民法院按照最密切聯系原則確定的涉外商事合同應適用的法律，是指有關國家及地區的實體法規范，不包括沖突規范和程序法規范」。 最高法院關於《民法通則》的司法解釋第178條： 「人民法院在審理涉外民事關系的案件時，應當按照民法通則第八章的規定來確定應適用的實體法。」表明中國在司法實踐當中不接受反致。
（2） 完善：我國既然規定不接受反致，自有其合理之處：規定適用外國法是認為外國法與該民事關系聯系更密切；符合自己國家的主權；如果都採用反致不可能取得判決結果的一致；避免陷入不可解脫的循環。本人比較傾向於在國內立法上有限制的接受反致，因為反致在不損害本國主權的同時,可以擴大國內法的適用,實現內國實體法所體現的政策。採用反致可以增加法律選擇的靈活性，使各法域類推適用各自的國際私法。所以，反致制度符合解決我國區際法律沖突的需要。不可否認，反致也存在著弊端，如實踐中的「惡性循環」等。如果對其全面接受，也會產生負面影響，所以通過適用范圍和種類上進行有限制的接受，發揮反致的優勢，作到更好的維護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三、先決問題：
（1） 相關規定：無
（2） 建立完善：關於先決問題的解決方法，我個人比較贊同武漢大學肖永平教授的觀點，即依主要問題所屬國的沖突規則和依照法院地國的沖突規則來解決。及其兩種較新的觀點：其一是莫里斯提出的個案識別說，認為解決先決問題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一般原則（overall general rules），應當根據個案中的不同情況，看先決問題是與法院地法還是與主要問題准據法的關系更為密切，然後才能決定應當適用的法律。其二是適用主要問題准據法所屬國的法律處理先決問題。
四、法律規避：
（1） 相關規定：我國目前尚無有關法律規避的立法規定，但最高人民法院1988年《關於貫徹〈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194條規定：「當事人規避我國強制性或者禁止性法律規范的行為，不發生適用外國法律的效力。」不過，該條規定中的「法律規范」的外延並不明確，也就是說這里所指的「法律規范」是否包括中國所有層次的立法，還是只包括一定層次的立法，需要加以進一步解釋。對此，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12月發布的《第二次全國涉外商事海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規定：「當事人規避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或禁止性法規定的，不發生適用外國法律的效力，人民法院應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
（2） 完善：個人認為，關於法律規避問題，只要當事人規避的法律是本應適用的強行法或禁止性規定，則不論其是實體法還是沖突法，也不論其是內國法還是外國法，都可以構成法律規避。涉外民商事案件當事人凡屬規避我國法律的行為一律無效。而對規避外國法的行為，原則上不作審查，視為有效。但下列情況例外：（1）我國與當事人本國簽定或者共同參加了有關國際私法條約，或者按照互惠原則人民法院對其是否規避其他締約國法或有關外國法進行審查；（2）若當事人規避某外國法後而得以適用的法的規定與本國的公共秩序政策相抵觸，則可藉助公共秩序保留加以排除適用。因此，我認為我國可以從這個方向上考慮進行立法。
五、外國法內容查明：
（1） 相關規定：我國人民法院在審理國際民商事案件時遵循「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原則。當依據我國沖突規范的指定，應當適用的法律為外國法時，人民法院有責任查明外國法的內容，當事人也有舉證的責任。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193條的規定，對於應當適用的外國法律，可通過下列途徑查明：(1)由當事人提供；(2)由與我國訂立司法協助協定的締約對方的中央機關提供；(3)由我國駐該國使領館提供；(4)由該國駐我國使領館提供；(5)由中外法律專家提供。1988年2月8日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法蘭西共和國關於民事、商事司法協助的協定》第28條也規定：有關締約一方的法律、法規、習慣法和司法實踐的證明，可以由本國的外交或領事代表機關或者其他有資格的機關或個人以出具證明書的方式提交給締約另一方法院。我國在實踐中主張，通過各種途徑仍不能查明外國法時，人民法院應適用中國的法律代替外國法。另外，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12月發布的《第二次全國涉外商事海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對外國法的查明作了3條規定，即第51、52、53條的規定。我國1991年民事訴訟法規定，民事案件實行兩審終審制，無法律審與事實審的區別。根據「有錯必糾」的原則，對我國法院在審理國際民商事案件時發生的適用外國法的錯誤。無論是適用內國沖突規范的錯誤，還是適用外國法本身的錯誤，當事人均可對之提起上訴，要求加以糾正。
（2） 完善：我國對於外國法查明制度的規定還很不完善,目前僅在少數司法解釋中對其做出了規定,相關立法仍存在空白。由於立法缺失,司法實踐中各法院的做法不盡相同,較為混亂。而且,由於我國外國法查明制度缺乏可操作性,法院往往以無法查明外國法為由,進而排除准據法的適用。面對這一狀況，除了盡快完善外國法查明的立法外，我們認為還應在審判實務中積極予以應對：首先，各地、各級法院應提高對查明外國法重要性的認識，切實嚴格依照法律的規定正確查明外國法、適用外國法，克服「歸鄉情結」；其次，最高人民法院應通過司法解釋、案例、指示、批復等形式指導各級法院在查明外國法過程中進行規范的運作，發揮監督和指導作用，努力克服司法實踐中的不規范的局面。
六、公共秩序保留：
（1） 相關規定：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最早可見「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可見於1950年11月原中央人民政府法律委員會在《關於中國人與外僑，外僑與外僑婚姻問題的意見》中指出，中國人與外僑，外僑與外僑在中國結婚或離婚，不僅適用中國的婚姻法，而且宜於適當限度內照顧當事人本國的婚姻法，但「適用當事人的本國的婚姻法以不違背我國的公共秩序，公共利益和目前的基本政策為限度。」上述行文中明確使用了「公共秩序」，「公共利益」，「基本政策」的措辭，應該認為是關於公共秩序保留條款的規定。1985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經濟合同法》第4條規定：「訂立合同，必須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並不得損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公共利益」。該法第9條第1款又進而強調：「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或者社會公共利益的合同無效」。我國有學者指出，上述行文中的「法律」應理解為我國的強制性和禁止性法律規范，我認為此種解釋是正確的，如果不做此種解釋，則上述兩規定形同虛設。該法第5條第2款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履行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合同，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合同，中外合作勘探開放自然資源合同，應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涉外經濟合同法上的上述三個條款」，是間接限制外國法適用的立法規定，是積極（功能）的公共秩序保留條款。1986年《民法通則》第150條規定：「依照本章規定適用外國法律或國際慣例的，不得違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公共利益。」1982年制定的《民事訴訟法（試行）》第204條在對外國審判承認與執行方面作了關於公共秩序的規定，1991年《民事訴訟法》第268條規定：「對於外國法院要求我國承認和執行的判決，我國法院只有在查明該判決不違背「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的基本原則或者國家主權、安全、社會公共利益的，裁定承認其效力，需要執行的，發出執行令」；凡「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的基本原則或國家主權、安全、社會公共利益的不予承認和執行。」此外，中國《海商法》第276條、《民用航空法》第190條和《民事訴訟法》第262條也規定了公共秩序保留。
（2） 完善：我國公共秩序保留秩序還存在一定的缺陷：立法上以「社會公共利益」的措辭闡明公共秩序保留制度，似乎過於簡單、含糊；我國立法對適用公共秩序保留所採的標准並非一致；對適用公共秩序保留條款排除外國法後，應選擇什麼樣的法律，我國相關立法無此等規定。基於以上一些問題，我們國家在今後的立法當中採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時，應放棄「社會公共利益」的提法，而代之以國際上通行的「公共秩序」或「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或「公共秩序與法律的基本原則」的提法；我國應當統一採用結果說，以達到統一的適用標准，有利於司法實踐，這也是順應潮流的需要；應根據國際私法解決法律沖突和追求公正合理的結果的精神，按照最密切聯系原則選擇同案件有最密切聯系的其他法律，包括內國法和外國法。
3. 中國法學的投稿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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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談談自己對中國法制的建議
二：中國目前經濟能力有了，開始華多了～比如：甲聽乙說丙有點壞啦～因為乙是女性～這句話經過了無數的版本傳了幾圈最後就變成了丙道德敗壞，生活作風不檢點～如果當時在附近有類似案件～那多半此人是第一嫌疑犯～若是在85嚴打期間～就有可能再出包頭冤案！所以說：立法應該先在民眾輿論在於言上糾正以前的不正之風～讓人人知道什麼可講什麼他不可以講～～這樣不僅僅讓人在說話時候會有一個清晰的認知～才不會出現一時戲言釀成悲劇的苦果！
5. 有關法律法學的月刊雜志有哪些
1、《法學》月復刊
2、《中國製法學》
3、《北大法律評論》
4、《民主與法制》
5、《中外法學》
6、《法學研究》
7、《法學雜志》
8、《法學家》
9、《政法論壇》
10、《現代法學》
11、《當代法學》
12、《法商研究》
13、《法律科學》
14、《法學論壇》
15、《政治與法律》
等等。
6. 談談對中國法制史的認識
一、 正確看待和評價中國傳統法制 如何看待中國傳統法制和法律文化？從理論上講，似乎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人們都認同對其應持批判、繼承的態度，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然而，時至今日，人們在論及中國傳統法制和法律文化有哪些優良傳統時，仍是泛泛而論、空洞無物，而在說到其消極因素時卻生動具體，給人一種傳統法律文化「糟粕大於精華」的感覺，好像一部中國法律史除君主專制、刑罰殘酷、控制和鎮壓人民之外，沒有多少積極意義。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狀況？除了對基本的法律資料了解和研究不夠外，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囿於先入為主的框架，還沒有完全按照實事求是的認識論去審視中國法律史，對傳統法律文化的精華與糟粕還沒有給予恰當和充分的闡述。 新中國成立五十多年來，在如何對待傳統法制和法律文化的問題上，經歷了曲折的歷程。從20世紀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受法律虛無主義、「階級斗爭為綱」等左的思想影響，傳統法律被說成是封建主義的毒瘤，屬於被肅清的對象，受到全面的否定。「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幫」為篡黨奪權，批孔批儒，中國歷史被全面歪曲，更談不到傳統法律文化有什麼優良傳統。進入改革開放的新的歷史期以後，隨著民主和法制建設的加強，法史研究取得了重大進展。近二十多年來法史研究的實踐表明，凡是有建樹的學術成果，其成功之處都在於能夠實事求是地對待和評析傳統法文化，注重依據大量的史料得出研究的結論。但也應當看到，在法史研究中，一些非科學的認識論和研究方法論仍有市場。表現在脫離歷史實際，把中國傳統法制視為現代法治的對立物，割裂二者的傳承關系，簡單地以現代法學理念為尺度，凡是古代法制不符合現代法學理念的地方，就不加分析地予以否定；受舊的「以論代史」研究方法的影響，不是論從史出，而是摘錄史籍中的只言片語去證明自己預設的、批判傳統法制的觀點。受這種非科學的思想方法論的影響，就很難對中國傳統法製做出恰如其分的評價。 要科學地認識和闡述中國法制史，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認識論。實事求是是治學的基本原則，也是研究中國法制史的基本方法。把實事求是原則運用於法史研究，就是要以歷史實事為根據，客觀地再現中國法制史的面目，探討它發展的內在規律性。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克服兩種錯誤傾向：一種是歷史虛無主義。歷史虛無主義無視古代法制在推進中華文明進程中的作用，認為中國傳統法制漆黑一團，都是落後的、反科學和反民主的東西，不值得研究。另一種是苛救古人，無視古今法制的概念、內容及其他方面是否相同，以現代法治的理念套用、描繪和拔高古代法制。這兩種傾向都不符合實事求是的精神，因而不能正確地闡述中國法制史，也無法區分古代法制的精華與糟粕，達不到研究中國法制史的目的。在這兩種傾向中，前一種傾向是主要的，應特別注意予以克服。 以實事求是的認識論研究中國法制史，要求我們必須按照科學的發展觀和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正確評價傳統法制和法律文化。其一，要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去評價中國傳統法制。中國古代法制既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是維護和推動當時社會文明的法律保障。盡管古代法制與現代法治在許多方面理念不同，在今天看來也存在不少消極因素，但它總體上是同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和歷史進程相適應的。中華法系曾在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內，較之世界其他法系更為發達，並對周邊國家法制產生了重大影響。全面評析中國古代法制，應該說其在歷史上的積極作用是主要的。其二，要以科學的發展觀而不是形而上學的觀點去認識中國法制史。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上，社會在進步，法制也隨著不斷完善，後一代法制都是在吸收前一代法制建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既使當代中國的法制，也與歷史上的法制在許多方面有著傳承關系。因此，我們不能苛求古人，不能割斷歷史，更不能以今天的進步否定古人的貢獻。而應當以科學的發展觀，對歷史上的法制產生的原因、社會作用、功過是非作出客觀的評價。其三，要用辯證的而不是絕對的觀點去研究中國法制史。對於中國古代法制的積極因素和消極因素，應以事實為依據，進行科學的分析。有些在我們今天看來屬於消極的部分，在當時可能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應實事求是地做出評價。古代法律注重禮教，維護等級制度，致使法有等差，這是我們今天應該拋棄的。但是，禮教中的仁恕之道和慎刑原則，親屬相容隱不為罪的原則，仍有借鑒的價值，不能因其屬於禮教範疇一概否定。總之，只有實事求是地分析和評價古代法制，才能使本學科的內容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正確地區分古代傳統法制的精華與糟粕，更好地發揚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服務於當代法制建設。 二、全面認識中國古代法律體系 要科學地闡述中國法制發展史，必須對中國古代法律體系有一個全面認識。在中國古代法律體系中，律典是國家的刑法典，其內容是對有關違反國家和社會基本制度以及侵犯他人人身、財產犯罪行為進行刑事處罰的規定。律典屬於刑事法律的范疇，只是諸多法律中的一種。從古代法律的立法形式看，不僅名目繁多，有關法律形式的名稱以及各朝注重的法律形式也不盡一樣。如秦有律、命、令、制、詔、程、式、課等；漢有律、令、科、品、比；晉為律、令、故事；唐有律、令、格、式；宋於律令、格、式之外，重視編敕、又有斷例和指揮；元有詔制、條格、斷例；明、清兩代於律和各種法律形式的單行法外，廣泛適用例等。此外，歷朝還頒布了多種法律形式的地方法規。每一種法律形式都有其獨特的功能。以唐代為例，「律」是有關犯罪與刑罰的規定，「令」是指國家組織制度方面的規定和行政命令， 「格」是皇帝臨時頒布的各種單行敕令、指示的匯編，「式」是國家機關的公文程式的辦事細則，各種法律形式共同組成唐朝的法律體系。我們在了解中國古代法制的面貌時，不能只偏重刑事法律，而忽視其他形式的法律。 中國古代法律如按內容分類，是由行政、經濟、刑事、民事、軍事、文化教育、對外關系等方面的法律共同構成的法律體系，其中行政法律是大量的。各種形式的法律，其體例結構既有綜合性編纂方式，也有大量的各類單行法律法規。以明代為例。除《大明律》、《問刑條例》和一些單行刑事法律外，有關行政方面的單行法規有數十種之多，如《諸司職掌》、《六部條例》、《吏部條例》、《憲綱事類》、《宗藩條例》等。明代還制定了不少經濟、軍事、學校等方面的單行法規，制定了《教民榜文》這類民間訴訟和鄉里管理的單行法律，縣以上地方長官或衙門還以條例、則例、禁約、告示等形式頒行了大量的地方法規。要全面地認識中國法制的全貌或某一朝法制的全貌，必須對各種形式的法律有一個全面的了解。雖然我們不可能對每一種法律都進行深入研究，但起碼應做到不能把中國古代法律僅僅理解為刑事法律，不能把古代法制僅僅理解為是打擊犯罪。 在學習和研究中國古代法律體系時，應充分評估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對中華法系的貢獻。如北魏拓跋氏創立的《北魏律》，宗承漢律，並柔和了南朝各律而成，其結構體系和基本內容都為隋唐律奠定了基礎，唐律實際上是各民族法文化的綜合體。又如，《大明律》的分目不少與元代的條格相同，說明明初修律時曾吸收了元代的立法經驗。滿族入關前的一些民族習慣和行為規則，也融進了大清律、例。對於少數民族貴族集團建立的王朝的法律制度及在中華法系中的地位，應該予以恰如其分的評價。 三、客觀地論述中國古代的社會矛盾與法律的功能 中國歷史上任何一種法律和法律制度，都有其形成的深層社會原因，都是為了解決某些社會矛盾，適應時局的發展而制定的。因此，研究中國古代法制必須正確分析社會矛盾。傳統觀點在闡述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形成的歷史條件時，往往把當時的社會矛盾概括為階級矛盾。然而，無論是古代還是近、現代社會，並非只存在階級矛盾，還有大量的並不屬於階級斗爭范疇的各類社會矛盾，有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平民與平民之間的矛盾等。由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還存在嚴重的民族矛盾。在社會矛盾之外，還存在著人與自然的矛盾。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的朝代進行的各種立法活動，所面臨和需要解決的社會矛盾並不完全相同，每次立法的針對性也是很具體的。在分析古代社會矛盾時，應當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對那些用於解決階級矛盾、鎮壓勞動人民反抗的法律，自然可以運用階級分析的觀點予以評判。但對於那些用於行政、經濟、文化和其他社會生活管理以及處理民族矛盾和一些對外關系方面的法律，就應當按照歷史實際客觀地闡述當時的社會矛盾和立法的背景。 歷史上的各種類型的法律，因其內容不同，發揮著不同的功能。如西晉的《晉令》，南北朝時期的《梁令》，隋朝的《開皇令》、《大業令》，唐代的《貞觀令》，宋代的《天聖令》等，其內容都是以行政法律為主，詳細規定了國家的各種基本制度，屬於令典性質，是治理國家的基本法典。而宋代的《吏部條法》、明代的《諸司職掌》、清代的《欽定吏部則例》，其內容是有關國家官制及其職掌的規定，是吏治方面的單行行政法律。至於行使國家經濟管理職能方面的法律，內容也十分豐富，其內容涉及到農業、手工業、商業、對外貿易、財政稅收、貨幣金融等各個方面。就保障國家財政收入的法律而言，漢以後各朝，都制定了鹽法、茶法，禁止私人經營，實行國家專賣。唐代的兩稅法、均田法，明清的一條鞭法，也都是為了簡化稅制、減輕人民負擔，確保國家財政收入而制定的。至於明清兩代頒行的「里甲法」、「保甲法」，其功能是為了加強基層政權建設，及時處理民間糾紛，維護社會治安。可以說，歷朝頒行的上千種法律，每一種法律都有特定的內容和功能，這些法律共同發揮著維護統治集團的權益、維護社會秩序、實行社會經濟生活管理、協調社會各階層人們的相互關系和權益等各種功能，因而具有階級性和社會性兩種屬性。只有正確地認識和區分法律的屬性和功能，才能正確地評價不同形式、不同內容法律的歷史作用。 傳統觀點由於只肯定法律的階級性而否定法律的社會性，所導致的後果不僅是許多著述忽視了對大量的刑事以外的其他形式法律的研究，還在評價律典與其他形式法律的相互關系和歷史作用時，把兩者對立了起來。如在對宋代的編敕、元代的條格、明清的條例等論述和評價方面，多是不加分析地對後者採取貶低或否定態度。事實上，律典的刑事職能，並不能包羅萬象般地替代古代國家的行政和社會經濟生活管理的多種職能。律典頒行後，因在較長時間內保持相對穩定，歷代為了適應社會發展和時局變化的需要，有針對性地解決社會生活和司法實踐中出現的新的問題，往往是通過各種形式的立法以補充律典的不足。離開了其他形式的法律，律典在司法實踐的許多方面也很難操作。因此，我們絕不能貶低律典以外的其他立法的作用。以明清兩代為例。雖然在某一時期也曾出現過「以事制例」、「條例浩繁」的弊端，但從現知的數百種條例來看，基本上是按照「例以補律」的立法原則制定的，與律文和律義沖突的條例極其罕見，這就要求我們應當重新審視以前的研究結論是否正確。 四、科學地闡述中國法制發展的基本線索和規律 在中國古代社會里，法律作為歷朝治理國家和管理經濟、社會生活的工具，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變革和完善的。由於歷史的發展是曲折復雜的，法律在其發展的進程中因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也呈現出極其紛雜的現象。但縱觀兩千多年的中國法律發展史，從總體上說，「因時變革，不斷發展、完善」是法律制度演進的主旋律。法律條文從表面上看是靜態的，而法律的制定過程和實施歷來都是動態的。即便是在國家政局比較穩定的時期，法律也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司法活動的實踐，在逐步發展和完善，並未處於停頓狀態。因此，我們應當用發展的、動態變化的觀點去論證和闡述中國法制史。 關於中國法制史的發展進程，學界通常是按照不同的歷史分期闡述它的發展線索。然而對於中國法制史的發展階段的斷限，因對我國古代的社會性質和法律的屬性認識不同，存在著不同的意見。一種見解是從階級和社會形態分析的角度上闡述的。認為法是階級和國家出現後才產生的，但對中華法系的斷限看法不一。相當多的學者認為中華法系是指中國古代的法律，是奴隸制和封建製法律的泛稱，至20世紀初期，隨著封建社會的解體，中華法系也就壽終正寢了。也有一些學者認為，中華法系歷經封建社會、近代社會乃至社會主義社會，雖有重大變化，但作為法系的外貌和沿革關系而言，依然存在。中國自有法以來，直到新中國的社會主義法律，均屬中華法系。爭論的焦點，實際上是涉及到中華法系是死法系還是活法系、古今法系有無傳承關系的問題。對於這一爭論，包括中國有沒有經歷過奴隸社會和是否存在奴隸製法制的問題，應繼續予以探討。然而，無論按照何種標准劃分法制的發展時期，古今法制存在著傳承關系這一點卻是無疑的。 另一種是從中華文化與法律相互關系發展史的角度闡述的。認為中國古代法律起源於國家產生前的遠古時期，但對其發展階段的認識也存在差異。有的學者認為從太古終於戰國，是中國法律的創始期；秦至南北朝，可稱之發達期；隋唐至明清，可稱之確定期；清末以後，可稱之改革期。也有學者則認為，中國法律體系的形成可分為四個歷史時期，即：上古到堯、舜為黎明時期，夏、商至戰國為光輝時期，秦漢至隋、唐、五代為發達時期，宋至近代為沿襲時期。還有的學者認為先秦、秦漢為形成期，魏晉南北朝為發展期，隋唐為成熟或定型期，宋元明清為延續期。此外，也有學者認為，宋元明清是中華法系的僵化期或衰退期。對於中國歷史的分期問題，國內外學術界歷來存在爭論。對此，應依據豐富的文獻資料和地下挖掘，對中國法制發展的歷史階段和斷限繼續進行學術探討。 對中國法制史的基本線索和規律，學界也存在一些不同看法。其中需要商榷的一個重要問題是，有些著述認為唐代以後法律制度沒有大的發展。事實上，宋元至明清是中國古代法制走向更加成熟的時期，也是中華法系進一步完善的時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明代中後期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頒行了大量的經濟類法律，其涉及內容之廣泛，為前代所不及。隨著中央集權制的強化，行政方面的立法多方位完善。地方立法在明清兩代成績斐然，僅現見的這類單行法規就達上百種。在民族立法方面，清代頒行了許多重要的法律，達到了中國歷代王朝民族立法的高峰。即是刑事法律，無論從內容上還是法典編纂體例上，也都有創新和發展。這一歷史時期的西夏、遼、金、元、清諸朝的法律，因融入了契丹、女真、蒙古文化及其民族習慣，更體現出了中華各民族共創中華法系的特色。因此，不能只依據幾部律典而貶低唐以後法律制度的發展。 法律思想是中國法律史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中國法制史必須與研究中國法律思想史相結合，這樣才能深刻揭示法律形成的深層原因，揭示法律思想對立法司法的影響。中國歷朝的立法和司法活動，都是在一定的法律思想指導下制定和實施的。一些著述認為自西漢中葉「德主刑輔」成為立法、司法的指導原則之後近兩千多年中，法律思想基本處於停滯乃至僵化、衰退的狀態。這種觀點顯然是與歷史實際相悖的。在封建社會中後期法律不斷完善、歷朝頒行了上千部法律的情況下，法律思想反而一成不變，這是令人難以理解的。固然，封建社會中後期歷朝奉行的是經官方改造了的儒家法律主張，其發展變化是在儒家學說的總框架內進行的。但隨著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狀況的不斷變化和治國實踐的需要，儒家的法律思想也在調整和發生變化。比如，形成於兩宋、盛行於明清的宋明理學，就對中國法律制度產生了重大影響；行政、經濟、民事、軍事諸方面的法律思想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明刑弼教」思想經過朱熹新的闡發，強調先刑後教，成為明初重典之治的理論支柱；明清兩代的律學不斷開拓了律學研究的領域，在應用律學、比較律學、律學史、古律輯佚和考證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如明人何廣的《律解辨疑》，張楷的《律條疏議》，王肯堂的《律例箋釋》，雷夢麟的《讀律瑣言》；清人王明德的《讀律佩觿》，吳壇等的《大清律例通考》等一大批著述，都不同程度地對律學有所建樹。現存大量的判例判牘及題本奏本，也包含了極其豐富的司法思想。明清兩代在法律思想領域最重大的建樹，是確立了律例關系理論，這一理論曾長期指導了立法和司法活動。我們應當開闊視野，以發展變化的觀點研究中國法律思想與法律制度互動關系，科學地闡述中國法律史。 五、實事求是地評析中國古代司法制度 中國古代的訴訟經過漫長的歷史發展，積累了豐富的司法經驗，形成了「德主刑輔」、「明德慎刑」、便民訴訟和慎刑等司法指導原則，建立起諸如起訴與管轄制度、上訴與直訴制度、聽訴迴避制度、會審制度、錄囚制度、死刑復奏制度、審判監督制度、司法官員責任制度、民事糾紛調解制度等相當完善的司法制度，在審判中確立了區分公私罪、首犯與從犯、過失罪從輕、自首免罪或從輕、二罪俱發以重論、刑事年齡責任等一系列詳細的審判原則，這些制度和審判原則與現代司法有不可分割的傳承關系，其中許多值得我們繼承和發揚。 長期以來，司法制度研究一直是法史研究的薄弱環節。近年來，一些學者注意了這方面的研究，發表了一些有價值的著述，但與古代立法研究相比較，司法研究仍顯得滯後。加強對古代司法制度的研究，仍然是我們面臨的重要課題。 研究中國古代司法制度，同樣需要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我國古代的一些司法制度不符合現代法治的精神，但在當時的條件下卻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是若干代人的智慧的產物。我們在研究這類制度時，必須結合時代條件做出有分析的、恰當的評價。比如，人們通常把「司法與行政合一」概括為古代法制的特徵，認為這是導致司法腐敗的重要根源。誠然，在現代法制建設中，必須堅持司法獨立，反對行政干涉司法，清除歷史上「司法與行政合一」的消極影響。但在評價古代這一制度時，採取簡單否定的做法卻是不公允的。其一，這種概括並不完全符合事實，古代地方的司法與行政機構是合一的，但中央的司法機構，如唐代設有大理寺，明清兩代設有刑部、大理寺，專主司法審判和覆核，稱其為司法行政合一就欠妥當。其二，對地方官府的司法與行政合一，應就這種機制形成的原因和作用做出正確分析。就縣級機構而言。當時各縣管轄的人口有限，商品經濟很不發達，縣官的主要職責是理訟和徵收錢糧，每縣只設幾名官員和數額有限的吏員，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國家的財力還是從老百姓的承受力，都不可能設立行政與司法、立法分立的龐大機構。其三，就古代知縣的審判許可權而論，主要受理人命重事、詐偽和姦、盜等重大案件，對刑事案件只有判處笞、杖刑的權力；對於徒罪以上案件，則只能擬出審判意見，供上級官府復審。至於流罪以上案件，決定權在中央司法機構，死刑案件還需經中央司法機構復審乃至皇帝批准。因此，我們在闡述古代「司法與行政合一」這一歷史現象時，應客觀地闡述其歷史面貌，正確評價它的歷史作用及歷史局限性，只有這樣才能正確地說明這一制度的來龍去脈，以及為什麼在現代社會中不能繼續延用。 一些著述以「一任刑罰」概括古代司法審判的狀況，不加區分地把歷朝司法都描繪為君主專橫、官吏任意用法、冤獄泛濫。這種結論缺乏歷史根據。在中國歷史上，確實存在著司法腐敗的現象，也存在著某一君主在一定時期內因政治斗爭的需要濫殺官吏和臣民的問題。但縱觀一部中國司法制度史，幾乎所有的王朝都反對「一任刑罰」。從現存的歷代判例判牘看，司法審判程序是很嚴格的，絕大多數案件的審理是依法進行的。因此，對各個歷史時期的司法審判情況，應依據史料作出具體的有分析的判斷，而不能籠統地概括為「一任刑罰」，全面否定。 要科學地認識和闡述中國司法制度，必須把立法與司法結合研究，把司法制度與判例判牘結合研究，把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結合研究。民事訴訟是司法研究中最為薄弱的領域，存在的爭議也較多。現存的民事訴訟資料相對較少，且散存在歷史檔案、地方誌、古人文集、野史筆記和判例判牘中，應當加強這方面資料的搜集和整理。
7. 如何從立法上完善司法權威保障機制
法律至上是法治社會的首要原則,法律至上即法律具有最高權威。而司法權威是法律權威最重要的標志。如果司法權威不能確立起來，那麼法律權威也就根本無從談起。本文從現行憲法、法律關於司法權威的規定談起，分析了現行憲法、法律關於司法權威的規定在落實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對保障司法權威，從立法上提出了一些具體建議，並著重研究了設立藐視法庭罪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一、現行憲法、法律關於司法權威的規定 司法權威首先來自「現行法規的確認」,在我國即來自憲法和法律的規定。我國憲法和法律將司法權賦予司法機關,要求司法機關運用司法權保證法律的順利實施,在法律實施過程中,當出現違法事由時,司法機關就應當運用司法權強制違法者糾正違法行為,甚至要求違法者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司法權實質上是國家強制力的一部分。沒有國家賦予司法機關這一國家強制力,司法機關就如同一民間組織,當出現違法事由時,便不能對違法主體採取強有力的措施以維護法律的尊嚴。也就是說,沒有國家強制力作後盾,司法機關便無任何權威可言。 我國憲法第126條和人民法院組織法第4條均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從法律條文上看，我國法律規定的審判獨立與其他國家關於司法獨立的規定並無多大差異。從憲法條文上看，司法機關與行政機關的憲法地位是平等的，司法機關獨立於行政機關，行政機關不具有干涉司法的憲法依據。然而在司法的實際運行中，法院與同級行政機關在地位、作用等方面不可同日而語。由於法院院長在黨內的地位要比行政首長低許多，使行政首長與法院院長之間平等的憲法地位得以演變，成了雖無領導之名卻有領導之實的事實不平等關系。「現行體制下，法院工作很現實；……法院工作客觀上是黨委、政府的一個職能部門。」 此外，我國憲法對於人民法院獨立審判雖有規定，但沒有審判獨立的保障措施，最明顯莫過於缺乏關於司法經費保障的規定。充足的司法經費是實現法院外部獨立的物質保障。目前法院的司法經費由地方財政供給，在客觀上加劇了地方政府甚至是一些政府職能部門對法院的控制，不利於法院獨立審判。當地政府控制了法院的經費供給，基本上也就控制了法院。司法經費的短缺，迫使法院將司法的獨立性和尊言拋在一邊，處心積慮地四處「要錢」，這就為外部力量干預司法提供了可乘之機。 二、現行憲法、法律關於司法權威的規定在落實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1、司法機關在國家權力結構中處於相對弱勢地位，司法強制力不夠充分。由於歷史和傳統的原因，在我國的國家權力結構中，長期以來行政權居於主導地位。在司法實踐中，法院、檢察院依行政區劃設置，內部實行行政化管理，人力、物力、財力受制於同級地方黨委和行政機關，對行政的司法監督在立法上被限制在具體行政行為的狹小范圍內，客觀上造成司法機關在國家權力結構中處於相對弱勢地位，司法強制力易被行政強制力所淹沒，司法強制力不夠充分。 2、社會公眾對司法的公正性和有效性持懷疑態度，甚至冷漠，司法公信力受到挑戰。現實生活中老百姓打官司難，社會公眾對司法公正和效率失去信心，對司法公信力表示懷疑。「根據有關調查的推算，我國已頒布的法律和法規真正在社會發揮實效的只有近50％，公民對法律的認識程度只達到近幾年法律制定總數的5％，即使是那些廣為人知、且在社會生活中發揮實效的法律法規，其效力也大打折扣。」 在上訪案件中，「40%是反映公檢法機關問題的」。 3、法院生效判決的既判力得不到有效實現，「執行難」問題突出。當前，人民群眾對執行難的反映超過對審判不公的反映，執行難問題在全國各級法院不同程度地存在，在基層法院反映尤為突出。法院生效判決的既判力得不到實現；部分敗訴的當事人不尊重甚至不執行法院的生效判決，無理纏訟；少數行政機關對其涉及行政訴訟成為被告很不理解，有的對敗訴更是難以接受，甚至不履行法院的生效裁決；「執行難」仍是困擾法院的一大難題。 4、檢察機關作為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在司法實踐中普遍被作為公訴機關，憲法規定的法律監督權大大弱化。在司法改革實踐中，不斷有人議論檢察機關在司法改革中面臨「邊緣化」，不斷有人質疑檢察機關在司法體制中的「法律監督」職能。對檢察機關的性質和權力的理解就是，「檢察機關是國家的公訴機關，惟一的權力就是代表國家行使公訴權。」個別公安機關對於檢察機關發出的要求說明不立案的理由通知敷衍了事，有的不及時立案或辦了立案手續後卻以種種理由拖延辦案，對檢察機關發出的要求補充偵查或追捕、追訴決定不認真執行，有的補充偵查期限到了之後即將案件材料再原樣移送檢察機關。從而影響法律監督的效果，對檢察機關法律監督權威造成損害。 5、暴力抗法，打傷打殘致死政法幹警，政法幹警正當執法權益受到侵犯。對已發生法律效力的法院判決拒不執行，甚至發展到公然暴力抗法，司法權威已盪然無存。作為國家治安行政力量和刑事司法力量的公安民警因執行職務遭受侮辱、毆打、誣告等侵犯民警正當執法權益的案件也屢屢發生，這些暴力抗法，侮辱、毆打、誣告等侵犯政法幹警正當履行公務案件的發生，從表面上看是對法官和警察個人的人身侵犯，實質上是對國家權威、法律權威的公然蔑視，是司法權威遭受嚴重破壞的外在表現。 三、保證司法人員依法履行職責，不受干擾和無理追究的措施 保證司法人員依法履行職責，不受干擾和無理追究，必須建構權威的司法體制。權威的司法體制應該是能夠有效地抵禦外界的干擾，能夠自主地依法獨立地公正司法，贏得社會公眾的認同和信任的這樣一種司法體系。建構權威的司法體制必須正確處理司法與執政黨的關系、司法與國家權力機關的關系、司法與行政機關的關系、司法與社會傳媒的關系。 1、正確處理司法與黨領導方式的關系，加強和改進黨對司法工作的領導。司法與黨執政方式的矛盾主要表現在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司法權與黨對司法工作的領導方式之間的矛盾，表現為黨的領導與「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的矛盾。維護司法權威必須加強和改進黨對司法工作的領導方式，各級黨組織應當將加強和改進對司法機關的領導方式作為一個重大政治問題提上議事日程，自覺按照憲法和法律辦事，維護憲法尊嚴，推進憲政和政治體制改革健康發展，通過提升司法權威來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能力。 2、正確處理司法與國家權力機關的關系，加強和改進國家權力機關監督司法的方式。一是正確定位司法機關的性質和地位，不能把司法機關當作國家權力機關的執行機關。二是地方各級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規不能作為地方各級司法機關執行的必然依據，應當賦予地方司法機關審查地方法規的有限司法審查權，監督憲法和法律的統一完整實施。三是嚴格區分監督司法權的方式與監督行政權的方式，加強和改進國家權力機關監督司法的方式。 3、正確處理司法與行政的關系，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一要正確理解司法權的國家性，明確司法機關與行政機關各自性質的不同點。司法權主要不是地方性、地域性和行政性的，而是全國統一的整體。司法機關是「國家的」機關，司法權也非「地方的」司法權，整個司法機關體系是統一的國家機關而不是地方各級政權組成的地方機關。二要實行國家對司法的垂直領導，實現司法體制的一體化。在司法機關的設置上，建立一個司法區劃與行政區劃相分離的司法管轄區制度，司法機關的人事管理和財政保障等都應超越地方行政區劃的限制，切斷司法機關與地方政府之間非必要的聯系，在他們之間建立一個「屏障」，形成必要的距離，真正保證司法權獨立於行政權，保障司法權在全國的統一和完整。 4、正確處理司法與傳媒的關系，增強社會對司法公正的信仰。一要加強傳媒對司法的監督，以公開促公正司法。「公開審判」是憲法確立的司法原則，通過大眾傳媒客觀公正地報道司法過程，一方面能夠防止和矯正司法偏差，保證司法公正。「只有公開，才能接受群眾監督，法官的獨立才不至於變為獨斷專行。」 同時還能夠通過大眾傳媒對司法過程客觀公正地報道培養社會對法律的信仰，對司法公正的信仰。二要規范傳媒對司法的監督，維護司法權威。新聞監督司法活動應符合其內在要求和實際需要，堅持「真實、公正、合法」原則，輿論監督和批評應該是善意的和建設性的，而不是惡意的和攻擊性的。過多的不當新聞監督，不僅會破壞公眾對司法的信任，損害司法權威乃至國家形象，而且也會降低公眾對新聞媒體信任，而新聞監督與司法活動一樣都是建立在公正、真實的基礎上的，都要靠公眾的信任才有生命力。 四、保證上位法對下位法的法律效力的舉措 首先要注意從立法技術方面避免上位法和下位法的沖突。一方面，上位法的制定不宜原則性過於寬泛，彈性不宜過大，立法用語要避免曖昧模糊。另一方面，下位法的制定要以服從上位法為前提，同時要凸顯一定的地方特色和立法創新色彩，不能完全照抄照搬上位法。其次，要完善相關的備案審查制度，要在法律法規備案時審查是否存在上位法和下位法的沖突問題。筆者認為，對備案制度不宜作過於狹隘的理解，備案不僅僅是一種登記、存檔的形式上的備份，還應包括內容上的審查。因此，備案和審查應緊密聯系，要附帶審查是否存在上位法和下位法的沖突問題，否則備案制度就容易流於形式而無任何實際意義。下位法的備案其實是預防上位法和下位法沖突的一個有效機制。根據《憲法》、《立法法》和《地方組織法》的有關規定，地方性法規、自治法規必須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備案，地方政府規章必須報國務院備案。接受備案的機關在必要時可以審查下級立法主體報送的規范性法律文件，督查上位法和下位法的沖突問題。此外，要重視法院對地方性法規、規章等下位法的司法審查，充分發揮司法審查在解決上位法和下位法沖突問題方面的積極作用。司法是維護社會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同時也是維護立法正義的重要防線。司法裁決的權威性、中立性和專業性，決定了法院是審查、判斷、選擇和解決法律規范沖突的理想機構。我國最高人民法院有權力解釋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對法律的解釋效力雖然低於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法律的解釋效力，但以立法工作為主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實際上很少行使法律解釋權，因而事實上最高人民法院已經成為法律最經常、最權威的解釋機關。當下位法與上位法發生沖突時，最高人民法院有權進行合法性審查，有權通過司法解釋法律判定下位法違反上位法而使之失效。筆者認為，除了最高人民法院以外，還應賦予地方各級法院一定的下位法司法審查權，地方各級法院有權審查並裁決本級政府及其所屬職能部門發布的決定、命令等行政規范性文件是否與上位的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規章相沖突。 五、保障司法權威在立法上的具體建議 （一）確保司法獨立 應在實踐中實現司法獨立,給司法機關強有力的司法權。這就要求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擺正自己的位置,行使好自己對司法機關的監督權。要做到這一點,首先就要求在法律上明確、細致地規定人大及其常委會對司法機關監督的內容和程序,同時還要求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對法律的規定有正確的理解,不能將監督權理解為干涉權。為實現司法獨立,還要求黨的領導機關明確自己是政治上的領導而不是具體業務上的領導,黨的領導機關不能對司法機關的正常業務干預過多。實現司法獨立,最主要的還是要使司法機關擺脫地方行政機關的干涉,這就要使司法機關在人、財、物等權力上完全獨立於地方行政機關,改變當前司法機關對地方政府的依附狀況。 首先,在機構獨立方面:(1)改變目前各級地方黨組織對各級司法機關的領導體制,改由黨的中央組織對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的領導;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根據黨的中央組織上的授權代表執政黨領導全國各地的司法機關。(2)在司法人員的任免程序和方式上,結合我國的國情並結合國外的經驗,將目前地方司法機關的司法人員由地方權力機關選舉和任免的做法,改為由國家元首或由最高司法機關的司法長官根據一定的程序任命。(3)在財政體制上,將目前由地方政府負擔地方司法機關財政的做法,改為由中央政府負擔,並由最高司法機關集中統一管理全國各級司法機關的財政經費。 其次,在法官獨立方面:(1)嚴格推行對現行法官的專業知識考試,不合格的堅決另行安置,同時嚴格控制新任法官的任職資格,從而保證法官的資質;(2)在法官的經濟保障上,可提高其薪金水準,以相當於或高於公務員的標准發放;(3)在法官的裁判獨立上,改革審判委員會制度,同時改革同一法院內部以及上下法院間的「請示匯報」、「提前介入」的習慣做法,保障法官的獨立審判。最後,建立完善的監督約束機制,包括法官的外部約束——即對法官違法的懲戒制度,以及法官的內部約束——樹立對自身所處的法官職業共同體的自豪感與榮譽感。 （二） 維護司法公正 公正司法,維護公民合法權益,贏得公民對司法權的信賴。司法權的運作過程即為司法人員的辦案過程,所以司法公正,無論是實體公正還是程序公正,首先涉及的是司法人員的素質問題,它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即司法人員的法律專業素質和忠於法律、維護正義的職業道德素質。為實現公正司法,司法系統應把好司法隊伍的人員入口關,在聘用工作中通過公開考試錄取具備較高學歷的、敬業精神強的法律專業人才。另外,由於司法人員在辦案過程中接觸的人層次、類型多樣,思想上易受腐蝕,所以加強對司法隊伍的監督管理和教育整頓是非常必要的。司法公正除人的因素外,還有制度上的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程序規則,因為程序具有保證實體公正的價值。然而長期以來,我國法律理論界和實務界對訴訟程序基本上持程序工具主義立場,認為程序不是作為獨立自主的實體存在,它沒有任何從其自身品質上可找到的合理性和正當性因素,它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作為實現某一外在目的的手段和工具。這種程序工具主義立場必然導致程序設計和運作中的實用主義和程序虛無主義,在實踐中就表現為程序設計上的不合理和程序運行過程中不公正。而沒有程序的公正實體上的公正也將大受影響,所以要在制度上制約司法權,實現司法公正,就要求程序設計者和運行者樹立正確的程序價值觀,認識到程序具有其自身的獨立的內在價值,即程序本身具有符合程序要求的內在品質,設計的程序應具有參與性、中立性、對等性、合理性,並在司法過程中充分體現程序價值。 （三）提高司法效率 終局性要求司法程序的有一定的效率性,司法權威在一定的程度上取決於司法效率。歷史上有多種糾紛解決方式,某一種糾紛方式的存續,即取決於糾紛的性質也取決於解決糾紛的效率。在某種程度上,公正的司法裁判所體現出的效率性是司法權威的一個重要標志。最有效率的司法應當是及時、有效且公正地解決社會糾紛的司法。從某種意義上講,正當的司法程序可以實現正義和效率的兼容,在正義和效率這兩大理念的互動中,實現正義和效率這兩大價值的平衡。從這個意義上講,案件久拖不決、超審限結案就是有悖於程序正義理念和違反程序法的司法行為,既犧牲了司法的效率,同時也背離了司法公正原則。所以說,完整意義上的司法效率主要指,公正判決能夠及時地作出和執行;作出判決和執行判決所需的費用、時間、人力等社會成本較低,並與社會經濟條件相適應,能夠保障大多數人接近和利用法院的審判權以維護自己的合法權利;公正判決的執行率較高。 及時裁判和裁決的及時執行是樹立司法權威的必備條件。司法權威的一個重要的特點是要求社會主體對司法的信任和信賴,而這種信任感來自於法律的高效率的實施。只有通過法律的高效率的實施,才能使社會主體將訴訟作為保護自己權利,解決糾紛的正常的、正規的途徑,民眾也才能在心理上體驗到法律的重要、公正和可信賴,司法權威才可能有大幅度的提升。而法律實施的低效率、審判的不合理延遲必然導致法律規定的權利和義務關系不能在現實生活中得到全面貫徹,人們的權利不能通過司法得到有效的保護,司法沒有提供應有的救濟渠道,這種狀況也就會導致人們難以形成對法律的信任和依賴的感情,而對司法途徑持一種懷疑或漠不關心的態度,法律信仰就無從建立。重視效率已成為當代司法的一個重要觀念,司法效率體現在及時裁決糾紛上,案件久拖不決勢必會增加訴訟成本,往往會給訴訟當事人造成難以估量的損失和傷害,使訴訟當事人飽受訴訟之苦。司法效率還要求公正的裁判要能得到完全的執行,當事人的合法權利得到切實的維護。這為司法權威所必需。如果裁判得不到執行,體現法律尊嚴的判決書成了當事人權利的「白條」,人們就會對法律由困惑到失望直至蔑視,就會消極地否認法律的權威。 在保障司法權威方面，我們認為，我國司法的程序保障權力不足。在司法權威程度較高的國家，法院一般擁有藐視法庭制裁權，通過對藐視法庭行為的即時懲罰，保障對法庭應有的尊重。英國的法律就對侵犯法庭權威與尊嚴的行為，規定了一系列罪名，包括蔑視法庭罪，侵害證人罪，侮辱法官罪，違抗法庭命令罪，損害公平審判罪等。這對英國司法權威的樹立和維護，無疑發揮巨大的作用。我國目前的法律雖然規定了對擾亂法庭秩序、妨礙訴訟順利進行和拒不執行司法裁判的行為可以採取罰款、拘留等司法強制措施。但是，即使是最嚴厲的司法強制措施，也只能對藐視法庭者拘留15天，這種強制力度，顯然不足以對藐視法庭的行為造成威懾。根據新《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拒不執行人民法院判決、裁定罪由公安機關偵查，檢察機關移送起訴。這實際上是剝奪了人民法院對拒不執行司法裁判行為的即時懲罰權。而且根據現行刑訴法，追究抗判者的刑事責任，遠未達到促使有關當事人積極履行司法裁判的理想效果。而實際上，法院在執行過程中遭遇的暴力抗法行為遠不止一件，還有許多案件在移送公安機關偵查之後因種種原因，不了了之。現在之所以造成執行難的現狀，就是因為沒有對那些不執行裁判的義務人和妨礙執行的責任人罰當其罪，嚴懲不貸。這種狀況不僅使藐視法庭者增強了對法院的藐視，也使民眾對司法的權威性產生了懷疑。 我國司法的程序保障權力不足，法院缺乏藐視法庭制裁權，面對干涉獨立審判的行為顯得軟弱無力。由於法律沒有將即時懲罰權賦予司法機關，使得我們的司法機關和司法人員在面對各種各樣妨礙司法的行為時，無力捍衛自己的尊嚴，他們或忍受或迎合、或被迫屈服，其後果是妨礙司法的行為大行其逆。軟弱的司法，一個任何人都敢於挑釁的司法是得不到尊重的，也談不上被公眾信任。因為往往公眾在權利受到比他強勢的力量侵害時，才導致司法的救濟。如果司法本身軟弱無力，那有何尊嚴、權威可言？公眾又如何信任？據此，我們認為，在立法上增設藐視法庭罪已成當務之急。
8. 刑法 立法 司法的區別
刑法是各抄種部門法中的一種，是用來定罪量刑的法律規范，是所有法律中最嚴厲的。立法是有權制定法律的立法機關依據法定職權和法定程序，制定或者修改法律規范的專門活動。司法是指司法機關依據其法定職權和法定程序，進行審理各種案件的專門活動。
9. 研究司法審判和法律推理的必要性
一、法律解釋(一)法律解釋的含義與特點1．法律解釋的對象是法律規定和它的附隨情況
法律規定或法律條文是解釋所要面對的文本，法律解釋的任務是要通過研究法律文本及其附隨情況即制定時的經濟、政治、文化、技術等方面的背景情況，探求它們所表現出來的法律意旨，即法律規定的意思和宗旨。
2．法律解釋與具體案件密切相關
首先，法律解釋往往由待處理的案件所引起。
其次，法律解釋需要將條文與案件事實結合起來進行。法律解釋的主要任務，就是要確定某一法律規定對某一特定的法律事實是否有意義，也就是對一項對應於一個待裁判或處理的事實的法律規定加以解釋。
3．法律解釋具有一定的價值取向性
這是指法律解釋的過程是一個價值判斷、價值選擇的過程。人們創制並實施法律是為了實現一定的目的。而這些目的又以某些基本的價值為基礎。這些目的和價值就是法律解釋所要探求的法律意旨。在法律解釋的實踐中，這些價值一般體現為憲法原則和其他法律的基本原則。
4．法律解釋受解釋學循環的制約
解釋學循環是解釋學中的一個中心問題，它是指「整體只有通過理解它的部分才能得到理解，而對部分的理解又只能通過對整體的理解」。法律解釋是解釋的一種具體形式，也要服從解釋學的一般原理。在法律解釋中，解釋者要理解法律的每個用語、條文和規定，需要以理解該用語、條文和規定所在的制度、法律整體乃至整個法律體系為條件；而要理解某一法律制度、法律乃至整個法律體系，又需要以理解單個的用語、條文和制度為條件。
指出法律解釋存在的解釋循環，可以幫助人們防止孤立地、斷章取義地曲解法律。
(二)法律解釋的種類1．正式解釋與非正式解釋
法律解釋由於解釋主體和解釋的效力不同可以分為正式解釋與非正式解釋兩種。
所謂正式解釋，通常也叫法定解釋，是指由特定的國家機關、官員或其他有解釋權的人對法律做山的具有法律上約束力的解釋。
正式解釋有時也稱有權解釋。根據解釋的國家機關的不同，法定解釋又可以分為立法、司法和行政三種解釋。有權做出法定解釋的機關、官員和個人，在不同的國家或不同的歷史時期都有所不同，通常是由法律規定或是由歷史傳統決定的。
非正式解釋，通常也叫學理解釋，一般是指由學者或其他個人及組織對法律規定所作的不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解釋。這種解釋是學術性或常識性的，不被作為執行法律的依據。
雖然如此，非正式解釋在法律適用、法學研究、法學教育、法制宣傳以及法律發展方面還是有著很重要的意義。
是否具有法律上的約束力是區別正式解釋與非正式解釋的關鍵。對於這里的「法律上的約束力」應當作狹義的理解，即特指一種具有普遍性意義的法律約束力。在中國，普通法官或其他司法、執法官員在日常司法、執法過程中所作的法律解釋通常被認為是非正式解釋。這是指他們的解釋不具有隻有正式解釋才具有的普遍的法的效力。他們的這種法律解釋與其司法或執法行為是合為一體的，如果是依法做出的，當然具有法的效力，相對人應當服從。
2．字面解釋、限制解釋與擴充解釋
根據解釋尺度的不同，法律解釋可以分為：限制解釋、擴充解釋與字面解釋三種。
(1)限制解釋。這是指在法律條文的字面涵義顯然比立法原意為廣時，做出比字面涵義為窄的解釋。
(2)擴充解釋。這是指法律條文的字面涵義顯然比立法原意為窄時，做出比字面涵義為廣的解釋。
(3)字面解釋。這是指嚴格按照法律條文字面的通常涵義解釋法律，既不縮小，也不擴大。
10. 法學專業本科生如何對一個罪名進行司法適用研究
按現在的政策看可以，但是得畢業後考